民国年间的军阀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吴佩孚最终都是怎样覆灭的？

冯国璋为旧直系军阀

段祺瑞为皖系军阀

曹锟为新直系军阀津保派

吴佩孚为新直系军阀洛派

旧直系军阀首领为冯国璋，副首领为曹锟；骨干为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

冯国璋在府院之争中，为皖系军阀所迫，下野。

新直系军阀首领为曹锟，副首领为吴佩孚；骨干为王承斌，冯玉祥，萧耀南等。

曹锟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为奉系军阀所败，下野。

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为奉系军阀所败，下野。再起后，又为北伐军所败，再次下野。

皖系军阀首领为段祺瑞；骨干为徐树铮，靳云鹏，卢永祥等。

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为新直系军阀所败，下野。

史家黄仁宇在论述蒋介石的志业时，格外强调蒋介石的“人身领导”。所谓“人身领导”，按黄仁宇的说明，实因当日中国尚未通过现代化的程序，社会内部，尤其下层的各种因素尚不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蒋介石只能着重人身关系，依靠所领导的一个个圈子来实现自己的统治目的，以弥补组织制度的不足，这亦是蒋介石领导风格中的一个重要特色。

这种领导特色与其说是蒋的个人特色，不如说是在当日之中国情景下颇为有效的中国特色。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关系社会，人情为重，一个人所处的圈子往往决定了这个人能有多大作为，可以说，圈子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本钱，越是对于做大事的人越是如此，尤其是对于政治人物，由于政治本身的复杂性，任何一个政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都不是一个人所能做的，必须依靠很多圈子的形成来推动。在蒋的政治生涯中，交往关联的人物层面相当复杂，有当年培植他的师长、抛弃的妻妾、三教九流各帮人物、达官显贵、同盟元老；有江浙祖籍亲信幕僚；也有全力提携的黄埔嫡系；还有党内不同派系人士，党外政治对手。蒋对这些人的交往，依政治变动发展历程，层层扩大，从小圈圈到大圈圈，从私领域到公领域，交往目的或许不同，手段也有分殊，方法更是多变。而这些圈子的建立和维系，不仅是蒋个人性格和内心世界的展现，更是治术、谋略、政治需要的反映。

蒋九岁丧父，自小由寡母含辛茹苦抚养长大，早年孤苦之经历塑造了他孤独孤僻的个性，寡母是唯一可敬可信的人，其他人都不可信赖。正因为从小缺失对人的“基本信赖”，养成蒋成年以后幽暗多疑的心理和性格，反映到他的用人观上，忠诚最为重要。而另一方面，这种孤儿寡母的成长经历，让他从小就体会到孤苦伶仃、孤立无援的滋味，用蒋的自我表述更为贴切“余自此乃知社会之黑暗与不平，而更恨世态之炎凉与人情之浇薄。”这样的经历使他从小便素有“雪耻”情结，无论国恨家仇，均不忘“雪耻”。对于别人对他的控制、驾驭的强烈抵触情绪，是他重要的一个心理。20年代他对鲍罗廷的仇恨，以及40年代与史迪威的那种关系，都有很强烈的表现。

如果说性格多少有些“先天”影响的话，那么蒋达成志业之路更多的是靠“后天”的谋略和机遇。政治上要形成一股势力，必须既要跟对人，也要有人可跟，即圈子上面有人，下面也有人才行。

从跟人方面来说，可以说蒋跟随孙中山矢志革命是跟对了人。他与孙中山关系的建立有四个关键点：一是早年在日本学习军事时结识了孙中山最为倚重的陈其美，这为他进入孙的眼界提供了绝好条件。二是在1912年刺杀一直反对孙的光复会***陶成章，用行动表明自己的忠心，蒋认为孙、陈对此事自有点滴在心头。三是在1915年，陈其美返沪遇刺，蒋挺身收尸，毕见人世冷暖，更使他下决心“愿为大哥之化身”，这是他后来始终效命孙中山的重要起点。四是1922年陈炯明叛变，蒋救孙中山于危难之际，这是蒋取得孙深度信任的开始，所以后来才有孙把建立黄埔军校的重任委托于蒋，让蒋打下了在日后的统治基础。而除了紧跟孙中山，在他早期权位未稳，还需大佬扶持的时候，蒋还对于国民党内革命元老多方尊崇，如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等。

在蒋的圈子构建中，除了跟对人以外，蒋善于通过同学、同僚、同乡、师生亲缘等关系来逐步构建和扩大他的圈子。蒋早年人际网络的建立主要是军事网络，蒋有着“保定系、士官系、黄埔系”的三重身份，对于他构建自己的军事圈子，牢固掌握军权影响巨大。蒋为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后通称“保定军校”）炮科第一期学生，为保定系中资格较老的一个，于1907年冬考取官费赴日留学，蒋在后来军政方面的人事运用，有不少人是这批考取日本的同学，如黄埔军校担任筹备委员、教授部主任的王柏龄，曾任行政院院长、长期担任蒋重要幕僚的张群，曾任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等。还曾以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学生的身份，于北伐完成后，与曾任学堂督办的段祺瑞建立起师生关系，稳定北方情势，安抚北洋人士。蒋留学日本，首先进入振武学校，后因回国参加革命并未完成在士官学校的学业，属于广义上的“士官系”，但留日期间由陈其美介绍进入同盟会，结识了不少革命人士。而1924年，蒋受任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通称“黄埔军校”），为其一生事业的关键转折点，尤其在军事方面，随着该校在日后成为中国军界军官的主要培育场所，通过该校师生关系和同僚关系在军中的发展，得以扩大并强化其在军中的人际网络，成为中国军事上的最具权力的领导者。这些人包括何应钦、钱大钧、陈诚、顾祝同、蒋鼎文、刘峙、卫立煌等。蒋随着军事地位的逐步确立，再通过第一次、第二次东征以及“中山舰事件”以后，奠定了党内的基础，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势力。

同乡关系也是蒋早期圈子极为重要的媒合点。蒋自早年留学日本及混迹上海以来，其最重要的人际网络及地缘关系即是以江浙为核心。此时期蒋结识的浙江同乡陈其美、周骏彦、张静江、戴传贤等，有些对蒋有提携之功，有些成为其日后重要的事业伙伴。其后，随着蒋攀升权力高峰，国府浙籍人士也水涨船高：党政方面有邵元冲、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陈布雷等；军政方面有蒋鼎文、陈仪、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特务方面有徐恩曾、陈立夫、戴笠、毛人凤等，这些系统对蒋得以掌握国府军政大权甚有裨益。此外，还有虞洽卿、卢作孚、陈光甫等江浙财阀在财政上对蒋的支持。蒋能够攀升权力高峰，长期统治中国，当然不是只靠其浙江同乡，但此地缘关系对蒋的崛起仍居功至伟。

亲缘关系在蒋的权力网络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与宋美龄结婚不可否认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后来蒋与宋子文、孔祥熙、宋霭龄等姻亲形成的政治权势集团，经由亲缘关系网络的发散而形成更广泛意义的网络关系，以集合人才，为己所用。但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家族政治其实对于蒋后来失势于大陆是不可否认的负面原因。

对于同一时代的权力竞逐者，从北伐以后将所采取的是兼有策反与挞伐的策略，即“萝卜加大棒”的双管齐下策略。如对胡汉民给予党权“虚名”，自握军权以挟制；1927年徐州会议，逼使武汉政权败北，冯玉祥是得到好处才与会的；1928年东北易帜，对张学良的交涉、对阎锡山的笼络，1936年两广事件的平息与桂系的服从中央，抗战胜利后对龙云调虎离山、最后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事件等。

蒋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最具权力和影响的人，他不同时期所处的圈子对他的志业事关重要。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情势不同，不同的圈子构建和维系策略也应有所不同，尽管蒋自身也在不断调适，但最终与中共的决战中还是败下阵来，这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但此处就圈子构建和用人方面而言，仍有几点值得我等后辈思量：

一是蒋用来用去就是孔宋家族成员和黄埔出身的人员，下属多亦彷效之，以亲缘、地域、出身、人际关系为用人的标杆，自然阻挡了党内外正常的政治上升空间，有意循正道上进者难免意态消极，而那些无能低俗之辈则四处寻求关系，另一方面，已被委托重任的家族成员和黄埔嫡系具有的“天子门生”心态，使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产生了非常大的侥幸心理，总是想着即便败北，校长也不会铁面无情，也会给别的位子干，这使得黄埔将领的牺牲精神不如杂牌军，而战败后又不总结，远不如共军，这样逐渐形成了国民党用人体制的固化和僵化之局，不以功绩而以关系论升迁，非常不利于国民党与***的生死竞争。

二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素有南北之分，而蒋的地缘关系长期偏重于南方，此或受限于蒋的个人条件、国民党的体制结构及当时的历史背景，造成了国民党统治“南重北轻”的失衡现象。长年来，国民党及国府内出身北方的大员屈指可数，以致对北方情势多隔阂陌生，这是其统治中国的严重内在缺陷。中国自炎黄以来，经济是以北方较为发达，生产力发展较其它地区快，比如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都以中原地区为多，秦崛起于陕甘地区等等，直至汉末因中原连年战乱大量人口南迁才将先进生产力带到了南方，以后历经各朝代的陆续的战乱及人口南迁，北方战乱频仍，南北朝之后中国的经济重心难移，南方经济逐步超越北方，并成为支撑北方统治者的支柱。但中国的行政中心多数时间仍然在北方为主，不仅以承历史惯性，更因北方外患更多，南方农耕文明易于统治之故。而蒋的“南重北轻”统治特色深深左右了他对中国的实质统治，以及日后国民党与崛起于北方的中共决战之胜负，其影响深远。

三是蒋的“人身领导”风格虽对于地缘关系开拓，加深地方与中央的联系，激励前线将士颇有功效，但其蒋有时过于干预细节，不放权，越级指挥，事无巨细，把正式的制度、正式的机构撇在一边，然后过于重视他非正式的那一套系统，使得正式制度难以有效建立，下属独自负责事务时多受掣肘，反使统治机构整体效率堪忧。关于这点，熊式辉曾当面建议蒋“不宜日理万机，陷于事务主义之深坑……事事躬亲，终必俱误”。熊并以“一等人用组织，二等人用人，三等人用手”进谏，蒋则以“中国人才太少，委之事权，类不能达成任务”相辩。

1900年夏“庚子事变”时，陈调元目睹国是日非，乃萌弃文从武之心，另谋出路。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秋，直隶总督袁世凯在保定城里开办参谋学堂（段祺瑞任总办、靳云鹏任提调），次年陈调元前往报考，被录取。1904年陈调元期满毕业，被派在新军某镇任哨官。

1906年5月被保送进入保定军官学堂深造科（后改陆军大学第一期）学习。

1907年11月毕业，回原部队升充队官。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清政府陆军部在湖北南湖设立陆军第三中学堂，李钟岳为总办，范尚品为监督，陈调元任地理教官。当时何应钦(后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行政院长)、唐生智(后任湖南省长等职务)都是该校的学生，所以说陈调元跟段棋瑞、靳云鹏、何应钦、唐生智都有师生之谊。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时，陆军第三中学不少师生积极响应，陈调元则只身离开武昌回到北京观望，住在陆军学堂同学李炳之（时任陆军部军咨府科长）家中。11月北洋清军南下镇压起义，招揽参谋人才，陈调元自荐任北洋第二军（总统官冯国璋）参谋，南下与革命军作战。

1912年1月陈调元随冯国璋北返，在清禁卫军（统领冯国璋）中任职，3月北洋政府成立后任陆军军事学堂的队长。

1913年4月18日授为陆军步兵上校。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陈调元任北洋第二军（军长冯国璋）高级参谋，南下镇压“二次革命”。9月14日授陆军少将，任第二军宪兵营长，负责维持南京治安及军纪，却难以制止张勋部官兵肆意烧杀，建议冯国璋收编了张宗昌所部，陈、张结为金兰。12月，改任江苏宪兵司令，江苏都督冯国璋颇喜陈调元才具，故常以他为代表赴南昌、武昌与李纯、王占元二督商洽公事，被称为军人政客，由于面相憨厚，又有“陈傻子”之称。

1916年11月14日加陆军中将衔。

1917年12月27日，陈调元被江苏督军李纯任命为江苏第七十四混成旅（原江苏第三师改编）旅长。

1918年4月，山东鲁南土匪流窜到江苏，李纯令陈调元负责清剿宿迁、邳县、雎宁三县土匪，8月淮、海、宿各区土匪次第肃清，陈调元改任江苏陆军第五旅旅长。

1920年9月25日署徐海镇守使，驻扎徐州重地，由于他对长江各省的人事熟悉，仍有时充任江苏代表，往返于赣、鄂诸省间。10月12日江苏督军李纯自杀身亡，陈调元为维持江苏将领利益，与北京政府接洽，按李纯遗嘱推齐燮元继任督军，齐燮元对陈调元更为倚重。 1926年1月5日，陈调元派兵驱逐占据亳州之豫匪孙殿英，枪毙勾通孙匪的军官。1月8日，孙传芳和陈调元联名发电，责问执政府公布一年来一万三千余万收入账目，长江各省都随声附和，使段祺瑞非常难堪。7月9日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陈调元积极制定对北伐军的作战方略，但孙传芳并不支持，陈调元很不满。8月30日北伐军在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9月1日矛头指向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孙传芳急忙准备迎战，将十万人编为五个方面军。9月6日李宗仁的第七军自武昌调赴鄂东，迎击陈调元部。9月8日陈调元任第五方面军（皖军）总指挥，辖三个师三万四千人，进驻武穴，全力阻击北伐军，26日第五方面军陈调元、王普部由武穴向黄州前进，驻阳新之第七军李宗仁部不加抵抗，避开兵锋折往赣北。10月1日孙传芳调鄂东陈调元、王普、马登瀛部向赣北出动，拟截断革命军后路，5日派刘凤图、毕化东两旅在瑞昌迫李宗仁第七军，致使第七军退出，8日第七军再次进攻，在王家铺与陈调元部刘凤图、毕化东两旅激战。10月9日陈调元被北洋政府晋授陆军上将。10月9日，周荫人、卢香亭、陈调元、郑俊彦、陈仪、周凤岐复汪荣宝等十三公使电，赞成停止战争，召集国民会议。10月12日陈调元部刘凤图、毕化东两旅在王家铺被第七军歼灭。10月13日蒋介石攻南昌不克退走，时盛传蒋介石重伤毙命，孙传芳亦赴武穴查防，并促陈调元、王普向武汉进攻，陈调元在陆军学堂之旧相识唐生智已是北伐军军长，通过唐的撮合，陈调元已与蒋介石达成默契，陈调元乃旁视蒋军直攻南昌、修水一线，卢香亭、郑俊彦等部基本被全歼。11月2日北伐军向江西发动第三次进攻，五省联军呈崩溃之势，8日被法军攻占南昌，武穴一带之皖军因孙传芳战败，向安徽撤退，陈调元、王普均先后回安庆。11月15日孙传芳失守九江，奔回南京，陈调元仍以安然无事的态度回到南京，孙传芳对之慰勉，并给军费二十万元，使之安心整理部队，准备反攻。11月19日卢香亭、陈调元、陈仪、白宝山等在南京会议，不赞成直鲁军南下。11月30日列名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电文。12月21日孙传芳和张宗昌商定防务，决定陈调元和张宗昌共防安徽。

1927年1月3日，芜湖陈调元军大肆抢掠，人民死伤十余人，任孙传芳部第一方面军总司令，自皖西向江西出动，内部不断出现动乱。2月19日，安庆陈调元等密谋与革命军合作，暗中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的任命。3月1日，张宗昌、孙传芳因陈调元态度不明，将陈部在蚌埠、浦口部队缴械，陈部旅长孙东云逃往徐州。3月4日，陈调元自安庆到芜湖，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辖岳盛宣、丁瀚东、安树珊三个师，另一个教导旅）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致使孙传芳部队最后分崩离析，北伐军第七军等顺利占领安徽。 1927年3月11日被选为武汉国民政府委员。3月20日蒋介石自九江前往安庆，陈调元亲乘兵舰前往迎接，并赠送十二门野炮和十六门山炮，3月底被蒋介石任命为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主席，招降纳叛，继续为北伐军立功。

1927年5月1日，陈调元部归第二路军（代理总指挥白崇禧）指挥，并任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沿运河两岸继续北伐，12日陈调元部自东梁山渡江，攻占和县，败直鲁军第十军杜凤举部，13日克含山，17日攻占全椒。6月12日第二路（叶开鑫、陈调元军）连日攻山东郯城，为孙传芳、李宝璋所拒退；6月23日蒋介石下进攻鲁南作战令，命第二路军第一军之邓振铨、顾祝同师、第三十七军陈调元、第四十四军叶开鑫攻临沂，25日陈调元攻占费县。7月3日蒋介石因武汉军东迫而下令北伐军大部撤退，令第三十七军暂守郯城，5日陈调元攻占蒙阴，6日陈调元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7月25日任安徽省政府委员。7月31日蒋介石指挥陈调元、王天培等军反攻徐州，8月3日反攻失败，各军撤退。8月5日武汉军事委员会加委陈调元为军长。8月上旬蒋介石因唐生智东征，抽调兵力回救南京，孙传芳张宗昌乘机夺取徐州，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遭到猛攻，损失惨重。8月13日蒋介石下野，陈调元断定蒋势必再起，写信向蒋表示“忠心”。8月24日，谭延闿、孙科等偕李宗仁自九江乘军舰到南京，过和县大胜关时，适孙传芳军郑俊彦部偷渡，李宗仁下令军舰开炮，陈调元正乘轮自南京回芜湖，即令船上军队参加作战，将郑俊彦军击退。9月6日武汉唐生智部江右军刘兴率第三十六军入芜湖，陈调元部第三十七军东退。9月17日再次推为军事委员会委员。10月15日国民政府决定西征（讨唐生智）、北伐并进，由李宗仁统率第七军夏威、第十九军胡宗铎、第三十七军陈调元，出皖北，攻唐生智之江左军何键部，19日西征军第三十七军陈调元及海军占领芜湖，21日国民政府任命安徽省政府委员，以陈调元为主席。11月11日唐生智抵挡不住西征君下野逃走，15日第三十七军陈调元部回皖参加北伐。12月20日任第二路军（总指挥白崇禧）前敌总指挥。

1928年初，蒋介石进行第二次北伐。他将北伐的军队分为4个集团军，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分别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担任。第一集团军又分为4个军团，陈调元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军团总指挥，下辖十七、二十六、三十七3个军，担任津浦铁路正面攻击的任务。　　第一集团军各军团于1928年4月10日开始向北进攻，进展都很顺利，4月30日夜间已到达济南近郊，5月1日晨进入济南，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等狼狈渡过黄河北逃。陈调元部本已在4月30日夜进入济南地区，因 5月3日发生了五三惨案，陈调元奉令率部退出济南市，移驻济南东郊之大辛庄。蒋介石为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决定避开济南绕道北伐。陈调元部于5月8日奉令渡河，经泺口黄河铁桥北进。这时日军铁甲车已先由济南开至胶济铁路线上，当陈调元三十七军军部行近铁路线时，铁甲车上的日军即向陈部开火，陈部死伤30余人。陈调元不得已西行，改经齐河渡河北伐。　　1928年6月初北伐军攻占北京(自此北京改称北平)、天津，孙传芳、张宗昌部均垮散。陈调元即派参谋多人分赴孙、张各垮散队伍所在地宣称：陈调元是北伐军总司令之一，大家如归陈带领，保证有饷有械。结果大部分孙传芳部队被陈调元收编，张宗昌的部队也有一些散兵被陈调元收编。自此，陈调元兵多将广，声威大振。蒋介石为了让陈调元居间联系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各军，以谋缓冲，乃任命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　　山东省是在1928年5月北伐军赶走张宗昌后才设立主席的。第一任省主席是冯玉祥系统的将领孙良诚，但因当时济南被日军占领，所以在孙良诚1928年5月至1929年5月这一年的任期内，山东省政府始终设立在泰安，名义上省主席是孙良诚，实际上由石敬亭代理。1929年5月3日当陈调元接任山东省主席的时候，济南日军尚未全部撤出。陈调元来山东时的名义是国民政府接受青岛、济南特派员兼代理山东省政府主席，日军于 1929年5月20日全部撤离济南后山东省政府才由泰安迁到济南来。陈调元虽然在山东当了一年多的省主席，但他的政令却不能在全省贯彻，当时山东半岛十几县为“胶东王”刘珍年所盘踞，青岛又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所以陈调元的政令所及只在山东的中部以西。　　在陈调元任山东省主席期间，发生了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河南和山东是主要战场，陈调元被蒋介石任命为总预备军团司令，与马鸿逵部防守济宁、曹州地区。当冯玉祥发动8月攻势时，蒋军不利，欲缩短战线，陈调元自告奋勇，从右翼对冯军反攻，为蒋军稳住了阵角，从而转危为安。蒋军又全力向冯、阎军作最后攻击，陈调元奉蒋命携款100万元给上官云相军，督促该部向冯、阎军猛攻，阎、冯终于失败。在这次战争中，陈调元又为蒋出了大力。至此，陈调元虽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却得到了蒋的信任，在蒋介石阵营中扎下了根。

1930年9月，蒋、冯、阎战争接近尾声，为酬劳韩复榘叛冯投蒋，任韩为山东省政府主席。

9月5日国务会议决定改组安徽省政府，陈调元为主席，并兼安徽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指挥部队与红军作战。12月18日，陈调元部第四十六师范熙绩在皖西六安苏家埠为红军第一军许继慎所败，损失二千余人，红军进围六安，21日退走，30日陈调元部第四十六师一团在皖西六安附近为红军第一军许继慎所败，伤亡殆尽。

1931年1月1日国民政府授陈调元宝鼎勋章。3月2日，怀远码头被米捐局扣留的船只达一千多艘，武装稽查将请愿船民团团包围，开枪平射，打死打伤船民多人，制造了震惊江淮的米船惨案，3日蚌埠工商各界和船民千余人上街游行，4日愤怒的民众手执彩旗标语，高呼“打倒陈调元”。3月7日，安徽省公民救省请愿团赴南党中央监察院，3月22日，皖旅沪同乡团在沪召开联合大会，决议呈请国民党中央，要求撤惩纵兵抢劫及惨杀怀远船民的陈调元，并明令皖省政府从速取消盐米附捐，退还非法征收的盐米捐款，3月27日陈调元召开安徽省政务委员会议，决议撤销轮船、帆船米照稽查总、分各处。4月25日中央监察院监委根据陈调元擅用兵力、无视国法、强行勒征米照捐、打死船民、公开贩卖鸦片等事实，决定弹劾陈调元，陈调元亲赴南京向蒋介石申辩其被弹劾各节并非事实，27日中央国民政府监察院正式公布弹劾陈调元案公文，指责他“苛征捐税、枪杀人命、擅开烟禁、勒索自肥、纵兵祸皖”等。5月上旬陈调元作为军队特别党部代表赴南京出席国民会议时提出辞职，被蒋介石慰留，13日陈调元及所属军师长范熙绩、岳盛宣等通电拥护和平统一。6月15日被国民党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选为国民政府委员。 1932年5月，陈调元所部第一路军第四十六师和第五十五师在苏家埠被红四方面军击溃，7月3日陈调元部移江北，提出辞职被批准，仅保留“国民政府委员”空衔，从此失去军权。

1933年1月，由陈调元联络，蒋介石迎接段祺瑞到上海居住，一直到段祺瑞逝世，其用费全由皖系旧部供给，陈调元也每月供两千元。

1934年1月28日蒋介石任陈调元为“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预备军”总司令，3月23日国府特派陈调元为“湘鄂赣粤闽五省剿匪军预备军总司令”，4月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率部堵截红军入皖。11月15日（农历十月初九日）是陈调元的老太太八旬晋五的寿辰，蒋介石亲临寿堂拜寿，连段祺瑞也亲来拜见陈调元之母，真可谓盛极一时。12月5日，中央政治会议特任陈调元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并为军事委员会当然委员。

1935年春任华北宣抚使，在表面上是代表蒋介石授予国民军各团团旗，实际上是向宋哲元传达蒋对日本应付的策略。4月3日，国民政府令陈调元任为陆军上将，叙第二级。11月22日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36年6月6日，军事参议院长陈调元到北平，代表军事委员会向各军授旗，26日陈调元电劝发动“两广事变”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退兵。7月13日任国防会议委员。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准备在西安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部署西“剿共”，10日陈调元也到西安，12日“西安事变”爆发，陈调元被张学良、杨虎城扣于西安，被扣押期间，他居然还意图调戏第二十五军军长万耀煌的姨娘，张学良曾在被审判时斥责他“老而好*”。 1937年7月抗战爆发，陈调元一直担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负责伤员归队工作。

1938年1月17日，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军事参议院由直隶于国民政府改为隶于军事委员会，为军事研究及建议机关，院长陈调元为军事委员会当然委员。8月在军事委员会下设抚恤委员会，陈调元任主任委员。9月点验委员会成立，隶属军事委员会，掌理各部队点验事宜，陈调元兼任主任委员，负责各战区点验兵员。11月26日，军委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在军事会议上发言，指责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的部队在武汉会战中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五战区战局，接着又指责川军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的部队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九战区作战。 1943年夏，陈调元赴西北巡视，在兰州突患喉癌，回重庆医治。12月18日，陈调元因喉癌医治无效，在重庆病逝，终年五十八岁。

1944年2月2日，国民政府追晋陈调元为陆军一级上将。

保定军校，全名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谈到中国的近代军事，那就不得不说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这两所官办的军事院校。

黄埔军校与黄埔师生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显然不言而喻，从北伐到抗战，黄埔师生前仆后继地奔赴战场、战死沙场，为国家和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绩，而保定军校在某种程度上则可以说是黄埔军校的“母校”。

晚清为了提高军队的军事素养，培养军事人才，在各地开办了很多陆军学堂，比如蔡锷在1905年受命到我们桂林创办了广西陆军小学堂，又比如在保定创办了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这所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也被视为保定军校的前身。

如果照此来看的话，保定军校当是清政府筹办的。

可是，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是否真是保定军校的前身？

所谓“前身”应该是保定军校是由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改名，或者是在陆军武备速成学堂的基础上扩建而成，但是陆军武备速成学堂和保定军校之间是否存在这样的关系？

北洋陆军武备速成学堂创办于1903年，办了3期以后，清政府突然发现这个学堂培养的人“喂肥”了袁世凯，所以在1906年下令停办了。

这就是说北洋陆军武备速成学堂到这已经寿终正寝了，后来也没再打过重建的旗号，所以说保定军校从根本上说不是从北洋陆军武备速成学堂改名或者扩建而来，那么北洋陆军武备速成学堂便也算不上是保定军校的前身。

后来，又在北洋陆军武备速成学堂的校址上开办过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

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更常见的叫法是通国陆军速成学堂，蒋介石读的便是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当时这所学堂的督办是段祺瑞，这也是后来蒋介石自称是段祺瑞的学生的原因。

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只办了2期，1909年停办后又在原址开办了陆军军官学堂，但是这个陆军军官学堂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保定军校，后来陆军军官学堂改名为陆军预备大学堂，1912年的时候陆军大学迁到了北京。

袁世凯创办保定军校。

1912年10月，在保定原陆军大学堂的旧址上开办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这时候开办的这所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才是名声赫赫的保定军校！

保定军校与北洋陆军武备速成学堂、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的联系便在于他们的校址是在同一个地方，但是保定军校却不是由他们改名或者扩建而来，严格来说他们自然便不是保定军校的前身。

所以严格说起来的话，蒋介石并不是保定军校出身，只是我们习惯性地保定军校和北洋陆军武备速成学堂、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看成是一个体系罢了。

但是，一个不变的事实是，从北洋陆军武备速成学堂开始就是袁世凯向清政府申请开办的，到后来陆军大学迁到北京后，袁世凯又在保定的校址上开办了保定军校。

所以，保定军校的筹办者、创办者便是袁世凯，这个开创了一个时代的男人！

保定军校的学生后来有很多纷纷加入了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的教官，教授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黄埔学生，他们或战死沙场，或成为了将军，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段宏章是北洋遗老，是电视剧《黑狐》剧情需要的虚构人物，俞梅之父，曾在报上发表声明拒绝日本诱降。

剧情简介：民国初期，富商顾汉森收养了两个义子，廖思成和方天翼，两人与他的亲女儿顾婷青梅竹马长大，三人情同手足。长大后，廖思成以优异的成绩从黄埔军校毕业，留学日本。表面上他是国民党军官，实际身份是中共潜伏在国军中的卧底。回国后，加入军统，顾婷和方天翼也一同追随。

在俞梅牺牲的第二天，方天翼单枪匹马闯进南京城，以搏命的方式杀了松下健，报了杀妻之仇，并与顾婷加入***。随后，几人转战上海，廖思成为救大岛由美不幸身亡，方天翼和顾婷加入新四军。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方天翼也踏上了新的征途。

扩展资料

《黑狐》中段宏章的饰演者是申军谊， 1957年3月9日生于广西，中国内地男演员，1975年毕业于北京西城花园村中学。1984年从影，在《通缉令》中扮演刑警。1986年参演《乌龙山剿匪记》，并凭借此片获得第六届金鹰奖最佳男配角奖。2011年又参演新版《乌龙山剿匪记》。2014年参演《勇敢的心》。

申军谊，原籍河北曲周。1957年3月19日生于广西一个军队干部家庭，父亲是南下的军人，母亲是当地的壮族，后来父亲转到工程兵部队。 1962年全家迁到北京。1975年毕业于北京海淀花园村中学，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做一名体育兵。

1978年从部队复员后到北京地铁当了一名信号工。1984年一个偶然机会，被广西**制片厂挑中，开始从影。在广西**制片厂拍摄的影片《通缉令》中扮演刑警苏晨。魁梧刚劲的形象、质朴自然的表演，使他步入专业演员行列。

--申军谊

--黑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