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容德宏大酒店位置在哪

华容德宏大酒店华容大道(中心汽车站斜对面)

华容德宏大酒店位于华容大道，中心汽车站斜对面，近迎宾北路，周边餐饮小吃店林立，地理位置优越。华容德宏大酒店的客房简约舒适，房内24小时热水、独立淋浴间、空调等设施都有配备，布置温馨有爱。快捷、便利的入住方式，细致、周到、人性化的服务，让紧张忙碌的宾客得以充分的放松，为宾客打造完善商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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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道是古老的中国民间益智游戏，以其变化多端、百玩不厌的特点与魔方、独立钻石棋一起被国外智力专家并称为"智力游戏界的三个不可思议"。它与七巧板、九连环等中国传统益智玩具还有个代名词叫作"中国的难题"。据《资治通鉴》注释中说"从此道可至华容也"。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我国古代史上最长的一部叙事诗，是我国古代民间文学中的光辉诗篇之一。《孔雀东南飞》与北朝的《木兰诗》并称“乐府双璧”。后又把《孔雀东南飞》、《木兰诗》与唐代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治舒县，汉末迁皖县，均在今安徽境内）的一桩婚姻悲剧。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南朝陈国徐陵（507-583）编《玉台新咏》卷一，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乐府诗集》载入“杂曲歌辞”，原题为《焦仲卿妻》。现今一般取此诗的首句作为篇名。《孔雀东南飞》原为建安时期的民间创作，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后人的修饰。

　　《孔雀东南飞》故事的两个主人翁以其对爱情的坚贞不渝而赢得千古文人墨客的赞叹，主人翁的墓地在安徽省怀宁县小市镇粮站前方，经后人的修缮，现已经成为一处免费供游人凭吊的风景地。为了拍摄相关电视，在小市镇建成了“孔雀东南飞影视基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开始名扬海外。

　　其动人的魅力主要表现在：

　　一、情节波澜曲折，跌宕起伏。作者在故事的开头设置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聪明能干、心灵手巧的刘兰芝和焦仲卿两人感情深厚，但为婆婆不容，一定要赶其回家。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仲卿希望能够缓解矛盾，于是百般求告，但矛盾不仅未得到丝毫缓解，反遭母亲捶床痛骂。仲卿迫于无奈，只得让兰芝暂回家门。话别之时，两人相约誓不相负。兰芝回家后，母亲见到不请自归的女儿，十分震惊，后经兰芝解释，这才谅解。但不久，县令、太守相继为儿子求婚，兰芝不为所动，一一回绝。但其兄为了攀结权贵，步步相逼，这样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兰芝被迫之下选择允婚，其实已作了以死抗争的打算。仲卿闻讯，责问兰芝，兰芝道出真情，许下诺言，并约定黄泉相见。结婚当晚兰芝投河自尽，仲卿听后也吊死树下。他们以死抗争的方式将矛盾推向了最高峰。最后两家求得合葬，葬后两人双双化鸟，告诫世人。

　　二、叙事双线交替，缜密紧凑。采用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第一条线索围绕刘焦两家的家庭矛盾冲突展开。仲卿求母，是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的第一次冲突；兰芝辞婆，是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的第二次冲突；兰芝拒婚，是兰芝的忠贞与其兄的虚荣的第三次冲突；仲卿别母，是焦母的顽固与仲卿守约的第四次冲突。这四次冲突，实际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且演绎得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第二条线索是围绕兰芝与仲卿矢志不渝的爱情铺展的。这条线索建立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第一次是仲卿求母失败后，与兰芝的临别，反映了两人浓厚深切的恋情；第二次是兰芝辞婆后，与仲卿的话别，抒写了他们真挚坚定的感情；第三次是兰芝拒婚后，与仲卿的诀别，刻画了他们生死相依的爱情。这两条线索，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及人物命运的交代。另外，结构上呼应映衬。如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又如兰芝分别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在诗中也暗伏、照应，显示了结构的缜密。

　　三、主题钩深致远，蕴藉宽广。从兰芝和仲卿两人的角度看，这是性格的悲剧。兰芝不仅美丽善良，而且外柔内刚，所以当她面对独断专行的婆婆，性行暴戾的哥哥也决不屈服。仲卿官宦世家，从小生活在母亲的*威之中，养成了懦弱无能的性格，所以当他面对母亲的威逼，就决定了他不可能主动争取婚姻的幸福。从焦母和刘兄两人的角度看，这是社会的悲剧。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东汉，儒家经义中的“孝”充当着捍卫封建礼教，维护封建家长权威的坚实堤坝。所以焦母能用高压政策对待儿媳，刘兄能用威逼手段胁迫兰芝，将他们双双推向了婚姻的坟墓。从这个角度看，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实质充当了杀害他们的刽子手，它们不仅摧残了美满幸福的婚姻，更是扼杀了善良纯朴的天性。从兰芝和仲卿死后双双化鸟的这一角度看，故事带有神话色彩，它寄托了人民群众追求恋爱自由、生活幸福美好的强烈愿望。

　　（作者单位：湖南华容五中 414211）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焦母刘兄是要在自己与焦仲卿、刘兰芝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共处。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

　　刘焦之死在当时有必然性。因为他们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造反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焦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刘兰芝回娘家后，也遭到家长制的威压。那么刘兰芝、焦仲卿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没有。刘、焦两人所反复辩解的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封建规范。他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刘兰芝、焦母刘兄则以为坚守这些封建教条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显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焦母、刘兄是强者，而刘兰芝、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的弱者。他们并不是处于打倒孔字店的五四时期，而是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刘兰芝、焦仲卿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他们的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他们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思想上的局限，并不能转移或否定实践意义上的客观作用。刘兰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他们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他俩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他们屈从了，那么虽然他俩的肉体还活着，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他俩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他俩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所以，刘、焦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划，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划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划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一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孔雀东南飞》结构完整、紧凑、细密。其情节的组织，采取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其中，一条线索由刘兰芝、焦夫 焦母刘兄之间展开。这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宝贵不能*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特别是主角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是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展开的。第一段兰芝的诉苦，表现了她对仲卿的信赖，也交代了矛盾冲突的背景。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的话别，反映了仲卿的不舍、兰芝的温情。第二次冲突兰芝辞婆后，仲卿的送别，充分抒写了他们夫妇之间的真挚感情。第三次冲突兰芝拒婚一段，仲卿的怨怼，兰芝的表白，他们之间的诀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由此可见，上述两条线索，有主有从，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人物命运的交代。

　　此诗在结构上的细密还表现在呼应映衬上。《采菽堂古诗选》曾指出：“凡长篇不可不频频照应，不则散漫。篇中如十三织素云云、吾今且赴府云云、磐石蒲苇云云及鸡鸣之于牛马嘶，前后两默无声，皆是照应法。然用之浑然，初无形迹故佳。乃神化于法度者。”诗中在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的确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也加强了阅读这篇作品时浑然一体的感觉。此外，兰芝别仲卿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也在诗中有暗伏、有照应，显示了结构上的精细和诗思的缜密。

　　《孔雀东南飞》细针密线的结构特色，得力于繁简得当的剪裁。刘兰芝、焦仲卿的故事，头绪纷繁，若不加剪裁，使之集中，就会散漫无所所归统。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道：“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势，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采菽堂古诗选》看法更深入：“两家闻二人之死，仓皇悲恸、各怀悔恨，必有一番情事。然再写则沓拖，故直言求合葬，文势紧峭，乃知通篇之缕缕无一闲语也。前此不写两家家势，不重其家势也。后此不写两家仓皇、不重其仓皇也。最无谓语而可以写神者，谓之不闲；若不可少，而不关篇中意者，谓之闲。于此可悟裁剪法也。”裁剪中最易引人误入迷途的就是这些所谓若不可少却不关篇意的材料。其实，一些表面看来必不可少的材料，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材料和最需花费笔墨的材料。有些只需略作交待就行了，如诗中两家家势、死后家人悲恸后悔等等。这里，关键是抓住“篇中意”对诗材加以选择，组织，突出主要线索、主要情意。

　　诗中对详写部份的处理是极为出色的。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话别，兰芝辞婆和太守迎亲等，都是浓笔重彩的段落。这些段落在整个长诗中都是直接关系到刘焦爱情悲剧的关键内容，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宣泄，对题意的显示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更妙的是，这样的浓笔重彩，在全诗自然、朴实、流畅的基本风格中，起到了丰富色彩的作用，使整个描述的节奏疏密有致，快慢有度。沈德潜的这段评语具有真知灼见：“长篇诗若平平叙去，恐无色泽。中间须点染华缛，五色陆离，使读者心目俱炫。如篇中新妇出门时‘妾有绣罗襦’一段，太守择日后，‘青雀白鹄舫’一段是也。”

　　[编辑本段]文学鉴赏

　　《孔雀东南飞》通过刘兰芝与焦仲卿这对恩爱夫妇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封建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自主的合理愿望。女主人公刘兰芝对爱情忠贞不二，她对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所作的不妥协的斗争，使她成为文学史上富有叛逆色彩的妇女形象，为后来的青年男女所传颂。

　　这首叙事诗共350多句，1700多字，故事完整，语言朴素，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结构紧凑完整，结尾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是汉乐府民歌的杰作。“五四”以来，被改编成各种剧本，搬上舞台。

　　现在这首诗已经刻在“孔雀东南飞遗址”——安徽怀宁县小市镇焦仲卿刘兰芝墓地的长廊石壁橱窗上。

　　《孔雀冢》 秋风听雨

　　此情此景如斯，磐石盟约蒲苇，一园草木参差，我驻亭边水尾。千古孔雀之心，不忍焦畈南飞，萋萋柳岸青草，岂知汉府别离！默吟长廊乐府，后人何以为继？两厢痴情，两地相思！仰饮杜康，试作柳词，两行热泪润脸颊，两阙艳词问先师。

　　[编辑本段]思想价值

　　《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作为古代民间文学伟大的诗篇之一，《孔雀东南飞》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记录了一千七百年前人民的真实的感情。它是艺苑的奇葩，也是历史的镜子。

　　从《孔雀东南飞》看所谓封建礼教戕害爱情婚姻之荒谬

　　《孔雀东南飞》被称作“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的反封建礼教的优秀诗篇。然而，仔细推敲，却发现此说有误，造成这次爱情悲剧的，不是封建礼教，而是家族利益，是家族政治利益碾碎了他们的爱情婚姻。

　　一、刘兰芝、焦仲卿的家庭背景：

　　焦仲卿是庐江府小吏，年纪轻轻就是地级官府的公务员，因此他的家庭背景是士大夫，刘兰芝也一样，“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之后更是“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来求婚的地位一个比一个高。因此刘兰芝也是士族家庭无疑。既是士族家庭，那么家庭政治利益第一其他必须服务于家庭政治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婚姻存续的时间：

　　诗中有“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之句。那么，二三年是现在的二三年吗？古人的二三泛指很多，孔子常说的二三子就是很多学生，而不是二三个学生。再看后面 “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从“小姑始扶床”到“小姑如我长”是多长时间，没有十年也有七八年。小姑始扶床并不是“刚能扶着床学走路”，而是绕者床来回跑，宋朝诗人贺铸《生楂子》中有“何物系君心，三岁扶床女”之句，床是一种可座可卧的家具，也不是现在的床。可见“小姑始扶床”的小姑应该是一个三岁左右正磨人的小孩子。而“小姑如我长”时至小也应该十岁以上了吧。那么，这中间的许多年为什么婆媳相安无事，而突然有一天一定要把刘兰芝赶走？而且几乎是毫无理由的赶走？关于小姑的描述,应该是运用的夸张手法,如果兰芝被修时已经二十好几了,那么也不会有这么多高官来求亲了

　　六、从母女对话看古代婚姻礼制的合理性：

　　刘母对于求婚者的处理方式居然是告诉女儿：“汝可去应之”， 当得知女儿的态度后刘母婉言谢绝了媒人。是啊，这才是古代婚姻礼制的实质，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前提必须是当事人同意，不然父母不能命，媒妁也不能言。古代交通闭塞，官方出于便民或是自己懒，总之没规定婚姻登记制度，那么如何证明婚姻的真实有效呢？于是，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规定，父母媒妁只不过是证婚人。古代又没有DNA技术，如果某人抛妻弃子那怎么办呢？婚书就是凭证。即使现在，如果得不到父母的祝福和支持，你的婚姻也很难存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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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本段]名家点评

　　——《孔雀东南飞》的现实主义(唐弢)

　　因为是叙事诗，不但有人物，作者还以白描的手法极其生动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从现在的内容看来，这首长诗在它出世以后似乎经过一个时期的传唱，人物的性格正是在传唱过程中逐渐地丰富起来的，因而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渗透着劳动人民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表现为爱憎分明，而且显示了铢两悉称。作者否定了一切应该否定的东西，也肯定了一切应该肯定的东西，然而无论是否定或者肯定，都不是遵循一个简单的公式，而是通过复杂的和具体的描写，暗示人物的社会地位和个性特点，给予他们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从作者所把握的生活深度而论，不能不说，这是现实主义艺术创造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一个杰出的范例。

　　试以焦仲卿、刘兰芝两人为例。仲卿出身于官宦人家，自己又在太守府里作吏，虽然职阶卑微，但在严格的门阀社会里已经具有被“品”的资格，所以他母亲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将来还要凭借靠山飞黄腾达。很显然，他是笼子里长大的金丝鸟，养成了拘谨懦弱的个性，一个比较善良的白面书生。作者基本上肯定他的斗争，但描写时却又紧紧地扣住了他的特点——人物经历和性格上的特点。仲卿是深爱妻子的，当他知道母亲要驱逐兰芝的时候，先是婉“启”，继是“跪告”，等到母亲“槌床便大怒”，他就“默无声”的退了出来，回到自己房里，对着兰芝“哽咽不能语”，说什么“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一面劝兰芝低声下气，暂回娘家，约定将来再去接她，但他其实只有一点幻想的期待，并无什么实际办法。兰芝被逼将嫁，他声言要独个儿自杀，甚至还把这个计划去告诉自己的母亲；兰芝死后，以他爱兰芝之深，终于以身殉情，作者写他在“庭树下”“徘徊”了一阵，然后上吊，活活地画出了这个怯弱的书生的性格和面貌。

　　兰芝便和他不同。尽管诗篇以古典作品特别是民间文学里惯用的夸张的笔法，描写了她的知书达理，描写了她的妆奁和打扮，但在门阀社会里，“生小出野里”就说明她的家世还不入“九品中正”之眼。她是一个在小康人家生长起来的有主见的女子，美丽、聪敏、能干，虽然作者也极力写她的善良和温顺，但在善良和温顺中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具有反抗意味的刚性——人民想像中的被压迫者自觉意识的一种原始形态。这种刚性不一定要从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上去理解，而是更广泛地散布在兰芝的全部行动细节里。当她明白了焦母的意图以后，不等对方开口，便自请：“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仲卿对着她哭不成声，一筹莫展，她便说：“勿复重纷纭。”他劝她暂回娘家，再图后会，她便说：“何言复来还!”她看清问题，明白自己所处的环境，表现了一个普通人的人格的尊严。不过作者也不是简单地片面地处理这一点。兰芝了解仲卿的性格，然而她爱仲卿，也知道仲卿爱她。儿女深情使她对冷酷的现实仍然不得不抱着一点幻想，仲卿和她告别，她这样叮咛：“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这是在具体条件下必然会产生的她的惟一的希望。县令差人做媒，她这样婉拒：“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最后她哥哥说出了“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刚性又立刻占据了兰芝的灵魂，处于弱者和被压迫者地位的那种凛不可犯的尊严感在她心底升华，她决定以生命来表示最后的抗议，所以“仰头”回答，很快应允了。

　　离开焦家的时候，拜母别姑，她的态度是十分从容的；再嫁期定的时候，裁衣作裳，她的态度是十分从容的；乃至最后“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也不表示一点迟疑和犹豫。她从来没有向环境低头。很难考查有多少人在传唱过程中丰富了刘兰芝的性格，然而这的确是一个弱者和被压迫者光辉人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美的表现。环境的残酷和转变提高了人物的精神。作者以朴素的描写，将细节一丝一缕地扣入行动，使作品在真实的基础上产生了追魂摄魄的感染力——诗的感染力。

　　[编辑本段]相关剧目

　　——评剧《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由李瑞环同志改编，中国评剧院白派掌门人王冠丽领衔主演，八十高龄的花砚茹应邀助阵。此剧在结构上并没有沿用老版的评剧剧本，而更多借鉴了京剧元素，使整体戏剧架构十分清晰，唱词工整典雅，唱腔设计靠近“老腔老调”，听起来韵味醇厚。该剧是王冠丽调入中国评剧院后排演的第一出新编戏。她在整体风格上着力突出了一个“雅”字，气质淡雅，表演文雅，演唱清雅，全面体现白派的魅力。

你要看是在华容县的什么地方了，不过新事新办，好多繁文缛节都免了，如果你是男性就要和自己的女朋友商量。如果你是第一次登女方家的门，看她的爸妈有什么喜好，你就投其所好，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进入了谈婚论嫁，你最好找一个和你女朋友家熟或者在你们单位上有威望的人跟你做媒人，向你女朋友家大人求婚。如果女方同意了你们的婚事，最好是让双方的大人都见一个面，规划一下你们的未来。因为结婚不止是你们两人的结合，而且是两个家族的结合。如果双方大人都满意，哪就可以筹划你们两的婚事了。

情节:曹操败走华容,诸葛亮派关羽守,但关羽念在收留及赠赤兔之恩,未拿曹操

曹瞒兵败走华容指曹操:

一、猜忌。曹操的猜忌性格反映在他的名言：“宁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二、奸诈。奸诈当中有真诚，恰恰是曹操性格的一个特征。曹操这个人是奸诈的，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他也有坦诚的一面，甚至有可爱的一面。先说曹操的奸诈。

三、温情。曹操也是一个温情的人。

四、狠毒。但是你要认为曹操多么温柔，那就错了。曹操是很狠毒的，可以说是翻脸就不认识人。

五、宽容。曹操杀了于他有恩的许攸，却放了很多对不起他的人。

六、报复心强。但是曹操又是一个报复心极强的人，但凡是得罪了曹操的人，几乎没有不报复的。

七、性格矛盾，海纳百川。

正与关公狭路逢:遇见了关羽

他集忠于君，善与友，正义，武力，智慧，勇气，毅力，大志于一身。他集骄傲，狂妄，轻敌，自大于一身

关羽，河东解良人。在与刘备结拜之前一直亡命江湖，属于亡命之徒，亡命奔涿郡。勇冠三军、万人敌……这些都说明亡命之徒的特点，比如许楮、臧霸等人都属于此类。但是关羽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亡命之徒，最重要区别于张飞等人的是他还治《春秋》。所以不管当时的人还是后世的人，都认为他是比张飞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匹夫之勇高出一个档次的。所以刘备可以把荆州交给他打理。建安十七年，诸葛亮带张飞、赵云进川，很不放心的把荆州交给关羽。在刘备看来，关羽是隆中战略计划中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最佳人选。诸葛亮当时似乎也找不到更适合的人选。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在赤壁之战前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关羽精甲水军万人，刘崎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这支原本刘表手下精锐的荆州水军正是关羽镇守荆州的主力军。关于荆州的战事先不表。

除了“亡命”这一性格特点，关羽的另一特点是量小，不能容物。最早是刘备得孔明之后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君勿复言』羽、飞乃止。如果说当时关羽瞧不起刚刚二十出头刚出茅庐的小子还是正常的话，那么后来要于马孟起单挑就太不识大体、自负、不能容物了。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从这里，可以看出关羽完全是一个争勇斗狠的一介武夫，不识大体，诸葛亮的一封信还要遍示宾客孔明深知吾心也——虚荣！诸葛亮的这封信虽然缓解了暂时的矛盾，但是助长了云长的骄、傲之气。建安二十四年，是岁，先主为汉中王，欲用忠为后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先主曰『吾自当解之』。果然、刘备将黄忠列为无虎上将引起了云长的愤怒大丈夫誓不与老卒为伍不肯受拜。此时关羽针对的并非是黄忠，矛头指向的已经是刘备了。此次幸亏费诗的善言，不然刘备真不知道如何下台阶了。此时云长已经如此难控制，刘禅代位之后又如何驾御世之虎臣？按照中国历史上来看，此时刘备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

量浅，胸无城府也是他的一大致命伤。比起司马懿坦然受妇人服，关羽的心理素质极差。孙权给儿子求婚，婚姻自由，不嫁也就算了，竟然还说出吾虎女安肯嫁汝犬子乎这样伤人的话。后关羽围樊城，让孙权出兵相助，孙权却使敕使莫速进。关羽极其愤怒下说出洛（反犬旁——字打不出）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这样的话，“洛子”是对江东人极大的侮辱，还露骨的表示樊城拔将移师东吴。看看当年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心中虽痛骂韩信，但是嘴上还说“大丈夫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此外看关羽北伐，糜芳、傅士仁供应军粮，有时不能及时到达，关羽宣称还，当治之；再看看刘邦，在外面辛苦作战，还不停的给后方的萧何封官，两下比较，治《春秋》的关羽比起市井无赖刘邦来实在太逊。陆逊的一封信竟然让关羽心花怒放，撤去后防重兵。这充分说明了他只是一个浅碟子，实在浅的很。

在用人方面，关羽竟然把江陵、南郡、公安这些后方重镇以及供应军需的重任交给素来有隙的糜芳和傅士仁，又不知安人心——失败！大军解围撤退，反击江陵之日，情势和当初彭城落入刘邦之手，项羽敌前撤退反击彭城一样，项羽一举击溃刘邦的部队，关羽复仇之师却边走边散，这是怎么样的统帅？当年孙权给吴下阿蒙开出的看书单子中也有《春秋》，治《春秋》著称的关羽应该感到脸红（有可能是脸红了）。

关羽的自负，不仅断送了自己，还断送了诸葛亮的整个战略计划。由于他个人的冲动无谋，使全盘战略计划成为虚话。

关羽性格的最大悲剧是自恋，而这种自恋，较之吕布又有不同。吕布的自恋来自于自负，来自于对自身鬼神般武勇天下无敌的信念。而关羽的自恋则是一种强烈得近乎变态的自恋，这种自恋的来源不是自信，却是自卑，或者说由于到达了自恋的顶峰，所以反而走向另一面，即所谓“刚极易折，物极必反”。

关羽的性格其实有很多，譬如义薄云天，譬如有情有义，譬如好大喜功，譬如刚愎自用，譬如……陈寿《三国志》对关羽有一个相当精辟的评价：“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言虽一句，却大有深意，充分体现了关羽的这种自卑的自恋。“善待卒伍”，是因为从行伍兵卒到三军统领，地位差距足以道计，绝对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加以善待，于己无损，反可博“体恤士卒”美名。而“骄于士大夫”，则是因为面对真正的士大夫，极易勾起自身作为一介武夫的自卑。因为终关羽一生，都希望附庸风雅，所以他留长胡子；所以他处处要显示与众不同；所以他无时无刻不手捧一本《春秋》，虽然从未见他从《春秋》之中悟出什么；所以当诸葛亮夸他“髯之绝伦逸群”时会“省书大悦”甚至“以示宾客”，惟恐天下不知。这种需要依靠他人评价来找到信心的心态，充分反映了关羽“附庸风雅”的严重底气不足。

西方文学家说过：“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的时间。”或许事实上不用三代，但是与本人从小的家庭教养和环境却是密不可分的，关羽在《演义》中卖枣，在《志》中“亡命奔涿郡”，实在不具备成为士大夫的条件，也绝对不可能具有真正士大夫的内涵，所以当真正面对士大夫的风流雅致时，关羽的这种附庸风雅就很容易看破。欲为士大夫而不得，在自卑情绪的支配下，最直接的反应就是逆反，以骄相待，处处显示我比你强，我不耻你。而关羽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将自卑隐藏得极好而自恋发挥到了极至，因而给人留下的是一个威武英明，宛若天神下凡的光辉形象。但是最终，关羽还是因为这种“自恋而又自卑”性格下“骄于士大夫”的表现而导致最终身亡。

首先，他拒绝了与孙权的联姻。与孙权联姻本事上上之策，关羽亦非愚人，不会不知，但是他做不到，因为关羽平生最恨，或者说最嫉妒的就是孙权。孙权本亦应是一介武夫，却仰仗父兄基业，竟成一方霸主，且俨然以风流雅士自居，这对关羽内心的刺激是非同小可的，在这种心理的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做出这种决定是肯定的。

其次，他率先动兵攻曹。因为自恋到自卑，关羽一心想要做出一番大事业，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威武英明。这种事业不是上阵打打杀杀的砍几个敌将，而应当是“威震华夏”，于是他意气风发的去打曹操了，前期倒也打出了威名，可是之前被“骄待”的士大夫却众心不从，于是关羽就走了麦城，然后死掉。

关羽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而这悲剧一生的根源，还是来自于内心深处的自恋和自卑，惟使后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