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强不阿 理性抗争——也谈《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根源
代表汉乐府民歌最高艺术成就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一座高峰,刘、焦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极具高度的典型意义,他们的死,历来受到人们的同情和赞颂。笔者试图通过故事当中的“遣归”、“求婚”、“合葬”这几个至关重要的情节的探讨,进一步深思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揭示封建社会里的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在封建家长制度下,专制家长的绝对专制使得男女青年婚姻不能自主,青年男女陷入深重的痛苦,尤其是妇女受到最为惨重的迫害,从而再现刘兰芝刚强不阿,理性抗争的正义形象。
关键词:
悲剧根源 探讨 封建礼教 殉情 理性抗争
有汉一代,辞赋盛行,诗坛一度冷落。及至“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民歌出现,使文坛为之一新,大放异彩。它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崭新的形式,为我国古代诗歌增添了光彩,并成为汉代文学的突出成就,它是汉末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面镜子。其中,《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此诗最早见于南朝诗人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后人常以诗的篇首句“孔雀东南飞”作为篇名)。这首代表汉乐府民歌艺术高峰的长篇叙事诗,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广泛传诵,交口赞颂,被誉之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叙事诗的“双璧”之一,不少学者专家的许多文章的观点,以现实性、社会性、历史性为原则,切中肯綮,为后代学习研究者所认同,皆已形成共识。每次读《孔雀东南飞》,常读常新,常新常想:刘兰芝那么知书识礼,聪明美丽,勤劳能干,温顺贤慧,简直是一个至纯至孝、十全十美的“淑女”形象,丈夫又与她情深似海,可她的婆婆为什么不喜欢这样的儿媳,为何非休她不可?既然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史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什么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同时,兰芝仲卿他们以自杀殉情的方式向封建礼教进行有力抗争以后,两家会求合葬吗?这一系列困惑,让我更为执着地深思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
对于这些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刘兰芝嫁到焦家后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绝嗣的危险。因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婚后不育,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婆家的嫌恶厌弃,因而刘兰芝终被休弃势所难免。然而,我思考再三,总感这一理由难以服众。其一,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共事二三年”),这时她的年龄充其量二十来岁,据此就武断的认为她今后不会再生育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婚后好多年才生育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应该是古人和今人都具备的生活常识。况且,新科技研究证明,生育也与男子有很大关系。其二,刘兰芝被休弃后,先后有县令、太守家走马灯似地遣人上门求婚,如果刘兰芝当时真的被断定不能再生育,像焦仲卿这样门第寻常的普通小吏家尚且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断然休弃,难道声名显赫的堂堂县令、太守家会不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郑重聘娶?这显然更是不合情理。
也有论者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有礼节”、“不专由”的例子倒比比皆是。例如,当刘兰芝看出“大人故嫌迟”,自知“徒留无所施”,顺从母意,主动向焦仲卿提出“及时相遣归”;临走前,“鸡鸣”、“起严妆”,“上堂拜阿母”,“却与小姑别”。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另外,刘兰芝被遣前夕与焦仲卿生离死别时的一段掏心剖腹的表白:“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验之于全诗对刘兰芝的描写,也始终看不出刘兰芝有什么“无礼节”“自专由”的越轨行为。我们透过诗歌的字里行间的表白,看到的只是刘兰芝知书达礼、温顺贤慧的美好品德,让人感到刘兰芝的临行表白句句是真,毫无虚言。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焦母休儿媳是由于“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被休弃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汉末建安中”),那么,我们就只能从汉代社会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由于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便被尊奉到前所未有的独尊地位。当时儒家学说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和处理日常事物的唯一准绳和依据,这就自然而然地要影响到家庭、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而当时在“休妻”这件事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在汉代,作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代表人物焦母,究竟是依据什么把刘兰芝赶回娘家的呢?现在我们来探讨刘兰芝当时横遭休弃的原因,只能从当时被奉为圭臬的“七出”中去寻找根据。
“七出”在儒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索。查阅《仪礼·丧服》,里面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二、*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
对照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刘兰芝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呢?如前所述,第一条“无子”显然不能成立。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循规蹈矩,无可挑剔。第二条“*逸”,第五条“盗窃”恐怕也不能成立。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岁嫁到焦家后,又“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门辛”,甚至在因失爱于婆婆,蒙屈受怨,无端遭遣时,临行还再三叮咛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这说明她是一个知书达礼,勤劳能干的善良女性,第四条“口舌”,第六条“妒忌”恐怕也不能成立。至于第七条“恶疾”,卒读全诗,始终看不出她患有什么“恶疾”的蛛丝马迹,这就更不能成立了。“七出”之中,“六出”已被排除,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第三条)的大过。
也许会有人说,至纯至孝的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呢?我们认为,探讨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绳墨的。《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
纵览全诗,我们不难看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十分恩爱的美满夫妻。他们已经:“共事二三年”,但两人犹觉得“始尔未为久”。一个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一个说“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即或是遭受焦母无端迫害,行将分手之时,他们还是那么情真意切,信誓旦旦——“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可见,他们爱得是多么深沉,多么纯真,多么痴迷,多么坚贞!甚至最后为了忠贞不二的爱情而“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无论是富贵不*的刘兰芝还是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他们感情的天平都十分明显地倾斜于自己所钟爱的恋人,而不是自己的母亲。他们谁都不能割舍自己对恋人的那种特殊的痴爱而移情于母亲。作为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儿媳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家长支配。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爱更多地献给自己的妻子,心中当然不是滋味,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殷勤承欢和狐媚吸引,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生生抢走了。于是自然而然会迁恨于儿媳妇,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这,就是刚强不阿的刘兰芝失宠于婆婆横遭休弃的真正原因。经过深思熟虑的刘兰芝感到被遣的命运势所难免,尽管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逃“被遣”的厄运。也只能“自遣”了。
在礼教重于“人情”的封建时代,因年轻夫妻过分恩爱而使父母不悦造成的婚姻悲剧又何止刘兰芝、焦仲卿两人?宋朝大诗人陆游也是深受其害者之一。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行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陆游与其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跟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何其相似?儿子“甚宜其妻”,夫妻俩人“伉俪相得”竟成为沉浸于爱情幸福中的青年男女的莫大罪名,以致横遭迫害,劳燕分飞,生离死别,各分东西,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在现在看来是何等的荒谬和不可思议,而在那个时代又是何等的平常和合乎礼义!
刘兰芝被遣回娘家后,求婚者接踵而来,足见兰芝的品貌不同寻常。但如前所述,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吏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何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呢?在刘兰芝和焦仲卿生活的年代里,择偶配婚已十分讲究门第、容貌、才华、年龄和婚史等。县令家的三郎和太守家的五郎自身条件这么好,为何不向“窈窕艳城郭”的贤女秦罗敷求婚,而偏偏看上被休的刘兰芝?如果说县令和太守是仰慕刘兰芝的聪明美丽、多才多艺和很有教养,那么他们对刘兰芝嫁给府吏,“共事二三年”后被遣该不会一无所知吧!如果我们从反常的心理解释反常的行动,一切就显得万分合乎情理:县令和太守替儿子求婚是假,为己纳妾是真!在封建时代,对于一个被休待嫁的刘家女来说,等待她的将是一条布满陷阱、洒满血泪的路。
刘兰芝和焦仲卿反抗封建家长制度的压迫,殉情以后,会“两家求合葬”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其一,焦母和阿兄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礼教的代表。在他们看来,刘兰芝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兄长之命,新婚之夜“举身赴清池”,让太守一家枉花无数钱财,空欢喜一场,可谓叛经背道,罪不可赦;而焦仲卿饱读诗书,任职台阁,得知刘兰芝自杀,也竟然丢官抛母,“自挂东南枝”,实属不忠不孝,当惩不贷。从焦母和阿兄的思想立场来看,“两家求合葬”是不可能的。其二,阿兄暴戾自私,冷酷无情,而焦母蛮横顽固,独断专行。当初,太守派媒人来求婚,刘兰芝不忘“府吏见丁宁”,一心只盼破镜能重圆,可阿兄对妹妹的事情却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粗暴训斥兰芝“后嫁得郎君”,“足以荣汝身”,“作计何不量”!而焦母一手毁了儿子的幸福,面对儿子殉情的拜别,仍是一副铁石心肠,丝毫不肯回心转意,收回成命。从焦母和阿兄的性格特征来看,“两家求合葬”也是不可能的。其三,富贵不*的刘兰芝一“举身”,不仅毁了阿兄的高攀梦,还丢尽了阿兄的脸面;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一“自挂”,不仅使焦母日后无靠,还使焦家香火断绝。巨大的打击无疑会激起焦母和阿兄心中的波澜,然而,除了绝望、痛苦、恼怒和怨恨以外,还会有些什么?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从焦母和阿兄的内心感情来看,“两家求合葬”就越加不可能了。笔者认为,刘兰芝夫妇死后的情况,完全出于诗人的想象与幻想。“两家求合葬”和“魂化双飞鸟”都是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诗人借此表达了人们对刘兰芝夫妇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抗议和嘲弄。机械地把“两家求合葬”理解成为写实的手法来看待“合葬”,不仅有悖于焦母和阿兄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将大大削弱全诗“揭露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主题。
人非木石,熟能无情,刘兰芝、焦仲卿执着纯真的爱情虽为封建礼教所不容,却为世俗人情所赞赏。千百年来,人们同情、赞美这对青年恋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更欣赏钦佩他们为追求爱情和自由而进行的不屈的理性反抗精神,虽是悲剧,却极富正义色彩。这一爱情悲剧,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和写照,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控诉。学习欣赏这首凄美的爱情诗,我们认识到了古代社会的罪恶,看到了中国妇女为了争取自由幸福的理性反抗精神,刘焦的自尽,是失败,也是胜利。这种方式的抗争,虽说消极,但毕竟是黑暗当中的一线光明,给后人以积极的启迪,更应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权利和地位。
参考文献:
1余冠英选注 1953 《乐府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李因笃、陈祚明等 19876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孔雀东南飞》
3 孙志凌 20017 《孔雀东南飞》中的三个问题 河北《语文教学之友》
4游国恩等 19895 《中国文学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
5金伟源 19895 生不偕老·死求同穴——《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讲析》 华东师大出版社
教育案例是一个教育情境的故事。
教育案例与教育反思的区别表现在:本质不同、内容不同。
1、本质不同
教育案例就是包含有疑难问题的实际情境的描述,是一个教育实践过程中的故事,其叙述的是教育教学过程中“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再简明概括地讲,教育案例就是叙述一个教育故事,它是教师的教育行为和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
教育反思是教师自觉地以自己的教育实践为思考对象,对自己所做出的行动、决策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进行审视、分析和总结。
2、内容不同
教学反思一般是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行为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改进意见或自己的困难,目的是为了引起自己对问题的思考和教学行为的改进。
教学案例的指向可以大到分析几节课,也可以小到分析一堂课或一节课中的一次活动;可以详细叙述事件发展的长期过程,也可以着重说明某个情境片段。
反思的方法
1、反思日记
在一天的教学工作结束后,要求教师写下自己的经验,并与其指导教师共同分析。
2、详细描述
教师相互观摩彼此的教学,详细描述他们所看到的情景,对此进行讨论分析。
3、实际讨论
来自不同学校的教师聚集在一起,首先提出课堂上发生的问题,然后共同讨论解决的办法,最后得到的方案为所有教师及其他学校所共享。
4、行动研究
为弄明白课堂上遇到的问题的实质,探索用以改进教学的行动方案,教师以及研究者合作进行调查和实验研究。它不同于研究者由于外部进行的旨在探索普遍法则的研究,而是直接着眼于教学实践的改进。
5、学生反馈
课后深入到学生当中去,通过特定的问题和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找出一些实际存在的问题,把握学生的学习程度,了解学生的知识结构,制定出相应的教学预案。
乐府双壁指的是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和北朝民歌《木兰诗》。
1、《孔雀东南飞》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今安徽怀宁、潜山一带)的一桩婚姻悲剧。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因诗的首句为“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故又有此名。
全诗350余句,1700余字。主要讲述了焦仲卿、刘兰芝夫妇被迫分离并双双自杀的故事,控诉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歌颂了焦刘夫妇的真挚感情和反抗精神。
2、《木兰诗》是一首北朝民歌。这是一首长篇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叫木兰的女孩,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在战场上建立功勋,回朝后不愿作官,只求回家团聚的故事,热情赞扬了这位女子勇敢善良的品质、保家卫国的热情和英勇无畏的精神。
扩展资料乐府双璧的意义
《孔雀东南飞》通过刘兰芝与焦仲卿这对恩爱夫妇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封建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自主的合理愿望。
女主人公刘兰芝对爱情忠贞不二,她对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所作的不妥协的斗争,使她成为文学史上富有叛逆色彩的妇女形象,为后来的青年男女所传颂。
《木兰诗》繁简安排极具匠心,虽然写的是战争题材,但着墨较多的却是生活场景和儿女情态,富有生活气息。诗中以人物问答来刻画人物心理,生动细致;以众多的铺陈排比来描述行为情态,神气跃然;以风趣的比喻来收束全诗,令人回味。这就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木兰诗 (北朝民歌)
—孔雀东南飞 (汉乐府诗)
—乐府双璧
中国古代诗歌塑造了许多形象各异的女性形象,在初中语文教材中,《木兰诗》和《石壕吏》两首诗塑造的女性形象更加鲜明突出。这两首同为古代叙事诗中的名篇,都以战争为题材,但对惨烈的战争场面却“惜墨如金”,对生动具体的生活场景却“泼墨似水”。《木兰诗》中对木兰征战十年出生入死保家卫国的战斗生活,仅用六句三十六字概括叙述,而着力描绘木兰出征前、征途中和回家后的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石壕吏》一诗中也没有直接描绘战争的场面。而是以小见大,把大战乱浓缩到普通的百姓家中,以写实的笔触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家庭的悲惨遭遇。
《木兰诗》与《石壕吏》二者在题材上相似,但给人的感受却不同。前者“事奇诗奇人亦奇”,富有喜剧色彩;后者“事惨诗实人更哀”,充满悲剧气氛。
就叙事而言,《木兰诗》叙述了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故事的传奇色彩非常浓烈,而叙事细节却生动逼真。南北朝时期,北朝虽然尚武,但女子是不能上战场的,木兰年轻貌美,勤劳纯朴,为了尽孝道,脱下红装,穿上戎装,奔走战场,巾帼不让须眉,戎马十余载,凯旋而归,辞官拒爵,回家与亲人团聚,重着女装引得战友惊奇不已。木兰以其传奇的经历,而又不失女子本色的英雄形象,在古代诗歌画廊中熠熠生辉。《石壕吏》记叙了安史之乱中,作者投宿一村人家,亲眼目睹暴吏夜色捉人,老翁跳墙逃走,老妪被捉走的悲惨事实。诗歌以安史之乱为背景,真实地记录了战争中一个家庭的悲剧:儿子战死,孙子尚在襁褓中,为保全丈夫和儿媳,老妪不顾年迈体衰,被迫挺身而出,替夫行役。诗人隐身在幕后,从旁观者的角度,照相似的笔触,客观真实地叙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唯其真实,才令人感到战争的残酷和百姓遭遇的不幸。“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凄凄惨惨戚戚,怎一个“惨”字了得。
就艺术风格上而言,《木兰诗》“诗奇”(沈德潜《古诗源》),昂扬乐观、明朗活泼、富于传奇,堪称北方民歌的典范;《石壕吏》“诗实”,阴郁深沉、含蓄悲怆、极力写实,应属现实主义力作。
首先,《木兰诗》着笔浪漫,诗的叙事背景十分广阔。时间跨度大,“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历时十多年之久;从空间上来说,从集市到征途到战场到朝廷再回到故乡,空间背景十分广阔。征途中,那奔腾千里的黄河,绵延起伏的燕山创造了一幅宏远辽阔的场面。气势豪放、宏大,令人感到舒畅、昂扬,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特别是对木兰征前和归后的铺排描写,节奏急促、明快,从而制造出一种热闹欢快的气氛。而《石壕吏》注重写实,诗歌所描绘的画面更为具体集中。时间跨度小,故事的发生从诗人“暮投”开始到“天明”结束,令人压抑;从空间上来说,《石壕吏》的故事背景浓缩在石壕村的百姓家中,可谓“山村寥落暮烟微”,老妪的家庭凄惨冷清,只剩下老人和乳下孙,诗人把大战乱造成的沉重灾难通过一个家庭的遭遇折射出来,风格沉郁顿挫,令人倍感沉重和悲哀。
其次,《木兰诗》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方式,诗中的客观叙事,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诗歌把叙述与描写巧妙结合起来,极力在描写中抒情,全诗充满浓郁的抒情氛围。诗歌的情感倾向也非常明显和强烈,字里行间皆流露出对木兰的赞美之情。尤其是结尾四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情调坦率爽朗,充分显示了北朝民歌的特色。《石壕吏》则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记叙了诗人投宿一户人家时的所见所闻。但是诗人在叙述时隐藏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上的矛盾。在这首诗中诗人的思想情感是矛盾的,不似他的其他诗作那般鲜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忧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激昂。从这一点来说,《石壕吏》的风格是含蓄蕴藉的。
再次,《木兰诗》是一首民歌,开篇采用一问一答的民歌形式,语言质朴而生动,浅白而节奏明快。诗中使用了大量音节响亮的叠音拟声词,如“唧唧”、“溅溅”、“啾啾”、“霍霍”等等,造成了活泼明朗的气氛。此外,诗中新奇幽默的比喻,精妙绝伦的夸张,和谐生动的排比,比比皆是,使诗歌具有鲜明的喜剧情调和传奇色彩,富有浪漫主义的民歌风味。《石壕吏》是文人创作,语言深沉、凝重、写实。诗中使用“苦”、“哀”、“泣”、“咽”等音节低沉的伤感语,给人一种低沉叹息、悲哀凄凉的感受。在修辞上《石壕吏》没有丝毫的夸饰,完全写实,朴实真挚,沉郁顿挫,因其真实,才更显其悲哀,是一曲现实主义的悲歌。
就人物形象而言,《木兰诗》中的木兰是个喜剧性的传奇人物。她被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人。她不仅勤劳善良,美丽活泼、富有生活情趣,而且机敏勇敢、骁勇善战、深明大义、富有牺牲精神。她刚柔相济,既有男子刚毅的一面,又不失女子的本色,既爱国又爱家。木兰代父从军是主动选择的,既保家卫国,又忠孝两全。她是一个奇女子,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在她身上集中了中华民族的种种美德,同时寄托了普通百姓的美好愿望和审美情趣。读之,令人昂扬激奋,顿生仰慕之心。《石壕吏》中的老妪则是一个真实的悲剧性人物。在她身上同样体现了中国妇女的美德:敢于承担苦难、富有牺牲精神。战乱已经让她失去了两个儿子,另一个还生死难料,为了保全丈夫和儿媳,在危急之中,她被逼无奈,挺身而出,主动从军,勇于牺牲,敢于担当。差吏深夜捉人,老翁跳墙而逃,老妪只好出来周旋,在暴吏的威吓下,申诉哀情,想以此博得一丝同情,但她的机智勇敢在暴吏面前丝毫无用,最终她还是被带走了。老妪替夫行役是被逼无奈的选择,是两难的选择,其结局是悲剧性的,令人同情和叹息。年迈体弱的她这一去也是生死难料,家里的老翁逃过了这一次,能否躲得了下一回?老妪为了保全家人而“从军”,但家在乱世中真能保住吗?真是不忍卒读。在老妪身上浓缩了战乱的残酷和百姓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寄托了诗人深切的同情。这是一个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悲剧形象,时过境迁,今人读之,依然让人潸然泪下,为之心酸。
对于这两首同为战争题材的叙事诗,呈现出了喜与悲,浪漫与现实、传奇与真实不同的艺术风格。让人仿佛从缥缈的云端突然跌至烟尘弥漫的尘埃,浓烈的传奇色彩消退了,真实的历史裹挟着苦难汹涌而至。■
参考文献: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上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2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3霍松林霍有明唐诗精品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木兰诗
“乐府双璧” 即《木兰诗》和《孔雀东南飞》的喻称。《木兰诗》又名《木兰辞》,是北朝民歌;《孔雀东南飞》又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古乐府民歌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
《木兰诗》,北朝民歌,也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不可多得的优秀叙事长诗之一,选自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长达三百余字。内容写少女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奔赴疆场、屡立战功而又不失劳动人民本色的女英雄形象。这种艺术形象,打破了“女不如男”的封建传统观念。它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篇。诗的语言丰富多采,有朴素自然的口语,有精妙工整的律句。句型或整或散、长短错落,排句的反复咏叹,譬喻的新颖出奇,都加强了诗的音乐性和表现力。
《孔雀东南飞》,汉乐府诗篇名,因其首句为“孔雀东南飞”,故名。最早见陈代徐陵《玉台新咏》,题名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全诗一千七百多字,是保存下来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它通过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同时热烈歌颂了兰芝夫妇为了忠于爱情宁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孔雀东南飞》艺术成就较高,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些来表现反封建礼教的主题思想。全诗语言朴素通畅,叙事中兼有浓厚抒情,描写上铺张排比,是当时五言叙事诗的代表作品。
《孔雀东南飞》。《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作,后人盛称它与北朝的《木兰诗》为“乐府双璧”。
《木兰诗》又名《木兰辞》,是北朝民歌;《孔雀东南飞》又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汉代古乐 府民歌杰作之一,也是现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今属安徽省)的一桩婚姻悲剧。
这两首诗歌都是叙事长诗,以其深刻的社会思想意义和极高的艺术成就,为历代文人所推崇。
扩展资料:
《孔雀东南飞》通过刘兰芝与焦仲卿这对恩爱夫妇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封建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自主的合理愿望。女主人公刘兰芝对爱情忠贞不二,她对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所作的不妥协的斗争,使她成为文学史上富有叛逆色彩的妇女形象,为后来的青年男女所传颂。
《木兰诗》繁简安排极具匠心,虽然写的是战争题材,但着墨较多的却是生活场景和儿女情态,富有生活气息。诗中以人物问答来刻画人物心理,生动细致;以众多的铺陈排比来描述行为情态,神气跃然;以风趣的比喻来收束全诗,令人回味。这就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乐府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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