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婚礼随份子，有些是红包，有些是写账，这是怎么回事？

这种约定俗成的随份子习俗，让我觉得婚礼的红包就是应该这样随，直到我后来读书工作来了沈阳，参加第一场沈阳人的婚礼，在门口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管账先生”，一打听，才知道，沈阳人婚礼随份子是在门口或者餐桌上领一个红包，把自己的份子钱包进去，等新郎新娘敬酒时，把红包亲自交给两位新人。

感受这种差异的并不是我一个人，我身边的沈阳人去鞍山参加婚礼，也遇到过类似的尴尬，很多人回来都吐槽，鞍山人随礼太简单粗暴，有点适应不了。事实上，随礼写账也并非鞍山人的专利，我了解，在辽宁其他城市也有这样的风俗，但具体哪有哪没有，就不太清楚了。（欢迎其它网友补充）

一个 社会 习俗的产生背后往往有很复杂的原因，约定俗成的规则一旦形成，想改变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你很难说谁好谁坏，谁先进谁落后。婚礼毕竟是一件喜事，份子钱表达的是亲朋好友的祝福。不过有一个问题比较有意思，鞍山人写完账看完婚礼庆典，很多人有事就走了，所以等新郎新娘出来敬酒，发现很多桌子已经空了，这倒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事。但是相反，估计很多沈阳人坐在酒桌前，也应该在心里默念：“啥时候过来敬酒啊？”

其实，比起怎么随份子，我还是关心随多少才合适，毕竟我的工资就那么一丢丢，再参加几场婚礼，整个十月就只能宣誓吃素了。

一地一风俗，十风九不同。

拿我们甘肃陇南来说，多盛行于写账:

一、承袭于传统。凡参加婚礼的，不分亲疏远近，入席之前都要随份子（礼金）。过去，这随份子的情况分两种:一种是“恭喜”。早期酒炮礼对齐全，后来只注重于酒炮和份子钱。属于底亲、好友才这样，礼情较重；另一种是“行情”。普通人一般只上份子钱，不带酒炮之类。恭喜与行情，大有区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给主家“凑体面”、长精神。

二、便于“礼尚往来”。凡婚礼场所都设有专门的“礼房”，有接管物质的，有接收份子钱的，也有负责记账的，互相监督，分工明确。来客随到随接待，礼薄上的钱物记得清清楚楚，分毫不差，甚至于连一挂鞭炮也不忽略。俗话说，“先是人情后是债，提起人情把锅卖。”为什么这样，就是便于以后给人家还“情”。

红包只在近些年来才时兴，只盛行于部分婚礼场中，可以说是时代新风。

红包有红包的好处:

一、简便易行。份子钱置于红包中，来客少了入礼等候的麻烦。

二、避免了尴尬。份子钱是多是少，来客相互间都不知道，场面上好看。

把这个事儿与文化相联系有些小题大做吧？

如果非要与文化联系起来的话，倒是可以说： 中国从很久很久以前到现在，都有去别人家参加婚宴等宴席的时候“随份子”的传统。

只不过以前随物比较多。现在随着 社会 的发展，人们手中的票子不再那么紧张，随物又不知道随啥（人家什么都不缺），于是慢慢地演变为直接点钱了。中国文化有些避讳送钱，于是起个名字叫 “随份子”。

我小时候，上世纪八十年代，赴宴还是随身背几斤麦子了事。

就像问题中提到的，“随份子”也有不同的形式。

比较好看的，当然是红包了。

在中国文化中，红色自古就代表着喜庆。红红火火，红彤彤……，这些词一出来就会让人感到开心。

红包也不例外。

亲戚朋友结婚是一件大喜事，自己有幸被邀请是一种情面，见面寒暄之余，红包奉上，自然皆大欢喜。

简单直接的，直接点钱也行。

虽然不多见，但也还是有的：发展到今天，直接点钱显得麻烦多余，现场摆上刷卡机，多方便！

猜想不定哪一天就会看到这样的新闻： 婚礼现场贴着大大的二维码，扫码支付。

点钱有一个小小的不足：刷刷刷，钱全部进入了一个账户。那么，到底谁点了多少钱？谁点的多，谁点的少？不好区别。

有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 记账。

其实红包也是记账的。

尽管红包表面不会写上金额，但是没有一个送红包的人会连自己的名字也省掉，要不然就回家等着耳朵发热吧。

东家背后会画个圈圈诅咒你的。

既然红包上肯定有名字，红包又是封着口的，那新郎新娘在洞房花烛春宵一刻之余，肯定会一个红包一个红包的拆开记账的。

尽管不同于现场记账，但背后记账这一步必不可少。

道理很简单——

中国文化中关于人际交往有一条经久不衰的习俗： 来而不往非礼也。 今天我结婚我收了人家的红包，明天人家家里办喜事必须酌情还回去。

有来有往，是为人之常情。

不要以为某些时候送钱的没打算被回礼、收钱的也没打算回礼是破坏了这习俗，那只不过是送钱的盯着更大的回礼而已。

您说呢？

在沈北新区，同样是婚礼随份子，有些是红包，有些是写帐，这是因为红包与写帐的用意不同，不是一回事，这也是我最近才知道的内情:

通常的写礼帐是记录随份的凭证，礼上往来，礼帐是基础，是有些东家下帖依据，是双方的往来礼钱参照物。

而红包的私密性，有的能回避亲朋好友的攀比尴尬。另外还有一项是在写礼帐基础上多加的备份，以示关系的递进，大多是直系亲属和闺蜜的厚爱，第二次表示特殊关照。就是说给东家人两份钱，一份公开随众记帐的，一份是私密的包红包。

其中有些包红包的也有一次性随礼的，是为省去麻烦更方便与东家交流勾通。( 一般大众随平常份子都是记帐的，也有些特殊的情况下包红包)

随礼风俗各地不同，我现在沈北新区，蒲河乡村随礼风俗是这样的。

亲，您所在地的随礼又是什么样的？如有不同，请您留言评论区。

我遇上过这样的事，有时候随礼是直接奔账桌，有的是发个红包，需要自己写上名字和金额，主事家人直接收红包，然后回家再立账。

我经历的是这样的，普通老百姓家都是立账桌，红白喜事，有写账的，收款的，事罢，记账的和收款的核对无误后交给事主人。

那红包又是什么情况呢？最早，发红包收礼金是受限办宴的，比如官职人员，国家政策不允许大办宴席的那一类人，有纪检委监督，随时查账桌或没收礼金的情况。

多年前，我第一次看见没有账桌的宴请，是一个公职人员的儿子办升学宴，发红包自己写名字，写礼金数，交给指定收红包的人，随时可以躲过稽查，不会手忙脚乱，不会把礼金被没收。

那一天的宴席都是委托别人坐镇，当事人家主没到场,参加的人都心照不宣，都理解。

再后来，陆陆续续的随礼发红包收礼金的情况就多了，现场根本看不见账桌，可能就不违规了，抓不到现型收礼。

这些是政策和对策的产物。我所在地方，老百姓家办宴，没有发红包写礼金的，穷百姓接不多少礼金，也没有实力超过限制范围，不怕查。

再后来，有实力的办宴分拨办，今天是同学，10桌;三天后是亲戚、朋友，20桌;五天后是同僚，15桌。

就是有100桌，该办也一个都不能少，没有账桌，分批招待，红包礼金，这是普遍现象，既顾及国法，又不失个人利益，中国人的睿智周旋从来都是滴水不漏的。

可能现在大城市追求 时尚 ，玩高雅红包普遍了。

这只是一种习惯而已，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基本还是喜欢包红包了。但是很多地方还是还存在交钱写张的，毕竟随份子钱就是一个相互交换的过程，我所知道的就是你家随多少礼，以后我家也就回多少礼，自己家富裕一点的就添一点随礼。所以交钱写帐更直观一点，包红包晚上主人家也一样要拆了记账的。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

不管是写账，还是送红包，最终主人家都会写账的。

其实大多数地方都是写账，但仍有部分地方或人用红包的方式。

为什么用红包呢？一：节约挂礼时间，斌客快速入席，不需要等待；二：红包看不见多少钱，给客人留有面子，不会攀比；三：部分公职人员，用红包更加私密；四节约写礼的成本啊，且不会算错。

红包这么方便，那为何还要坚持写账呢？

一：显得正式，自古都有写礼的传统，古代一般还当场念礼单；

二：写礼的时间，便于主人家知道谁来了，谁没来，也便于和亲戚朋友打招呼啊

三：写礼有效防止礼金写丢啊（当然，红包让心腹收也没问题）

不一样的方式，一样的祝福，大家就不要计较了。

地区文化不一

沈阳城区近些年是这样，有的礼账和红包都会准备，敬酒时给红包都会写上自己的名字，要不然就白随了，农村还有写礼帐的习俗。看电视剧里面，比如说民国时候办事情，送东西送钱都会有人喊出来，某某送什么什么，也算是财力的较量。无论怎样，最后谁随了多少钱也都会做个统计的。另一个原因，以前婚事都是父母操办，随礼也是给父母的，但现在同学同事多了，很多是直接对应结婚的人，要是还写礼账会让同学同事弄不清到底给谁，但红包好处理，直接给新郎新娘或者给父母。

这个问题有时候是地域风俗不同，有时候是为了个人方便。

传统里的婚礼，一般都是写礼账居多，但是近年来给红包的也不少。因为给红包的隐私性比较强，一般参加婚礼的亲戚朋友关系有不少差不多的，为了避免明面上的尴尬，有时候就用红包代替了。红包大的是怕别人尴尬，红包小的是担心自己尴尬。

主人都要等宴会结束了才会看礼账和红包，包红包的个人都会在红包上写自己的名字，不影响主人把数额记载在账簿上。

比如欠了主人人情，想通过礼钱还回来，又和亲友一同去的，就包红包比较合适：尊重别人。不显得突兀。

兄弟姐妹间，也有亲有疏，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包红包的情况就比较多了。包红包的情况在我国沈阳比较盛行，被当做一种时髦趋势。其实我比较看好包红包随份子，随心所欲，谁都不影响，把 装在红包里写好名字，随时可以塞给主人，不用特意去找记礼账的人，大庭广众之下数钱，再报名字记数额，有时候还要详细问名字到底怎么写，因为婚礼人多，有些人的名字比较相近，记礼账的人都是主人比较信任的人，他们也怕弄错了。

我比较看好送红包，方便省事，利人利己。

礼县的彩礼一般要3万。但是也不一定，这要看女方的父母的态度了，如果人开明些，家境好点，人家父母也看的上你，也许可以商量的。

关于规矩，这个东西是活的，有时候也不好说。据我所知，越是愚昧，风俗也越多。一般情况下，需要有个介绍人，这个人必须是男女双方都认可的人，意思就是媒人，彩礼的多少，还有女方的要求，都是要经过这个媒人来进行说和的。一般事情成了，要给媒人买双鞋子的。还有订婚，要给在座的女方亲戚带来的小孩子钱，一般都是双数，必须要给。给女方父母的要有一身衣服，彩礼也是这个时候当着对方亲戚的面给。还有“三金”等等。

结婚的时候要给女方送四色礼，意思就是四种礼物，一般就是烟酒，糖茶，四种了。

风俗习惯可以让媒人去问，像你这种情况，也许女方会给你推荐一位媒人的。女方的要求，你直接去和媒人谈就可以了。

希望我的回答可以给你带来帮助！！

陇南是甘肃的南大门，有陇上江南之美誉， 不穷，跟四川广元市，绵阳市、九寨沟临近，特别是文县、康县跟四川隔江相望，方言，生活习惯都跟四川相近，距离甘肃省会兰州近700公里，但距离四川省会成都市只有400多公里，

在西部婚俗中，有男嫁女娶的入赘婚。一些男子家穷，缺乏彩礼，便入赘到女家，以女父母为父母，所生子女从母姓，为女家传宗接代，西北地区称这入赘男子为“上门女婿”。这是一个古老的婚俗，倘若探幽索远，它几乎与人类经历一样久远。也因其久远，才显得扑朔迷离。为了探索它的发展轨迹，弄清它的真实面貌，我们不得不循着它的足迹，打开尘封已久的历史，小心翼翼地洗净蒙在它脸上尘埃。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看，人类婚姻的起源和发展变化，与社会生产力与生活观念至为密切。入赘婚应是母系氏族社会对偶婚从妻居婚俗衍化而成的婚姻形态，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相适应。发迹于今日关中的周人，其始祖弃，母为姜姓，父为姬姓，他从母居，在邰（今武功、扶风县境内）长大，向姬姓部落传授播种百谷，被尊为农神，称“后稷”。在姜姓这个古老的部族中，还出现了一个见诸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上门女婿，他就是明人章回小说《封神演义》中被尊称为无所不能神仙——姜子牙。据《战国策·秦策五》和汉刘向《说苑·尊贤》载：“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太公望，即姜子牙。名吕尚，是周灭商的第一功臣，又是周武王的岳父，成王的外祖，齐国的始祖，他不可能从今日关中跑到遥远的齐地去做上门女婿。他以其不凡的经历和灭商的辉煌功业，成为国人心中的传奇英雄，广为传颂。

秦汉时代，招赘婚十分流行。当时人们称这一婚姻形态为“入赘”，称入赘的男子为“赘婿”。“赘”是抵押、典质。那时，无论是权倾朝野的政坛显贵，还是一贫如洗的庶民百姓，都在入赘婚史上留下印痕。汉武帝的姑母馆陶大公主，寡居到50余岁，寂寞难耐，见卖珠小儿董偃人品风流，日夕厮伴，少夫老妻，同坠爱河。武帝闻讯，兴高采烈，赐给衣冠。从此董偃贵宠当朝，名闻天下。两人白头偕老，同葬霸陵，为父母文帝、窦后陪葬。但大多数入赘者，历尽人世沧桑，潦倒落魄，不堪回首。《汉书·贾谊传》云：“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这些入赘者，地位低下，如同奴婢。他们寄人篱下，岌岌可危的命运之舟载着他们孤独的身影，挣扎在入赘婚的围城中，任人摆布，没有亲情，没有温暖，伤痕累累。尤其是社会歧视，列入“七科谪”之一。所谓七科谪，即罪犯、商人（汉代重农抑商、商人地位低）、商人的子孙和赘婿等七种人，经常被政府征派到边疆去服役。

汉代之后入赘婚依然流行。唐代未婚子女娶夫仍称“赘婿”，寡妇招夫称为“接脚婿”或“接脚夫”，寡妇仍住前夫家，招夫后承当前夫门户，从前夫姓。宋代改“赘婿”为“舍居婿”或“入舍女婿”。到了元明清时代，随着妇女地位的日益低下，赘婿更是受人歧视，元代男子入赘后顶门当差，行赡养女方父母之责，称其为“养老婿”；一些地方男子入赘后服役有年限，或妻子亡故后，可以返回父母家，称其为“出舍婿”。元末明初诗人王逢《浦东女诗》描绘道：

丁男殉俗各出赘，

红女不暇亲桑麻。

可见，入赘男子仍要赡养女方老人。在一些地方女子可以招夫，不准寡妇再嫁，更不允其招赘，也不准“招夫养夫”。但在明人小说、戏曲中描述入赘婚之事，举不胜举。如黄元吉《流星马》第一折、沈德符《顾典杂言》、冯梦龙的《三言》中，均有入赘男子生活的写真。

入赘婚俗在些山区至今依然流行。如甘肃陇南康县山区就是如此。这里男尊女卑的观念比较淡薄，男女婚嫁没有勾画出明显的界限，一些有女无儿的农家，乏人照料或女儿不忍离开父母，便招婿上门，入门女婿也不受歧视，家庭和睦，生活温馨。

值得称道的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都流行“入赘婚”风俗。如居信在风景秀丽的西双版纳的布朗族有“偷女婿”的习俗，这是母系氏族社会“夫从妻居”的残留。在这里，结婚自由，离婚亦自由。夫从妻居三年后，亦可转为“从夫居”。他们之间，没有上下之分，感情真挚，爱意绵绵，如诗如画。

从入赘婚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封建社会盛行不衰，与重男轻女的伦理观念密切相关，那时女子失去独立人格、缺乏自主权。顶门立户、继承遗产、传宗接代是男子的专利，但男子入赘人性扭曲，被人歧视。只有在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婚俗才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使男女青年成为倾心相爱、比翼双飞的情侣。

200元

甘肃两当随礼最少200元 一般本村民最少随礼200元,其余根据人情关系500元-1000元不等。

两当县隶属于甘肃省陇南市，位于甘肃省东南部、陇南市东北部。两当古称故道、固道，秦惠文王年间置故道县，北魏始置固道郡两当县，因境内有两当河而得名，1985年后划归陇南地区、陇南市管辖。

习俗

1节日

羌族重视春节。春节又称“过大年”，是羌族人家团年的重要日子。从农历腊月二十三起，家家户户就要扫尘、敬灶，备好丰盛的年货。除夕之夜，要烧猪头肉敬献祖先和神灵。全家人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团年饭，再围坐在火塘四周守岁。一般初一不劳动，不走人户。初二以后开始亲戚朋友之间的走访。正月十五闹元宵，正月三十要送年。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举办各种娱乐活动。

此外，羌族还要过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节日，但最有特色的，当数羌历年、祭山会和领歌节。

羌历年，羌语称“日美吉”，即“吉祥欢乐的日子”。又称”过小年”。原是在秋天收获粮食后，祭祀神灵和祖先，向神还愿的重大节日。每年农历十月初一举行，各地欢庆的时间不一，一般为三到五天，有的村寨要过到初十。主要的活动是还愿敬神和吃宴席。羌历年在20世纪80年代曾一度停止。1988年恢复，成为羌族人民共同的节日。在羌区各地，每年都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祭山会是羌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又称转山会、塔子会、祭天会、山王会、山神会或者碉碉会。是羌族对代表着天神、山神等诸多神灵的白石神进行祭祀的活动，也是人们祈求保佑来年人畜兴旺、五谷丰登、地方太平、森林茂盛的大典。因各地气候差异，举行的时间、次数并不统一，有正月、四月、五月之分，亦有每年举行一次或二、三次。

领歌节，羌语称“瓦尔俄足”。主要流行于茂县曲谷一带。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举行（如该寨有13岁至50岁妇女死亡，则当年不举行）。是为了纪念天上的歌舞女神莎朗姐。整个节日活动持续3天时间。妇女们尽显其能，忘情欢跳莎朗，农事和家务事皆由男人操持 。

2婚嫁

新中国成立前，羌族男女婚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存在“指腹婚”、“怀抱婚”、“童子婚”、“买卖婚”等婚姻形式。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有转房、入赘、抢婚的习俗。新中国成立后，自主婚姻逐渐居多。但传统的礼仪程序一直保留至今。随着羌寨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得到改善，昔日的婚姻仪式更增添了新的内容。传统和现代相结合，将羌族的传统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更增添了喜庆气氛。

婚嫁仪式主要有订婚和结婚。在羌寨，媒人被称为“红爷”。如果男子对女子有意，男方家就会备礼，请红爷到女方家提亲。女方家要征得母舅同意才可允婚。之后，红爷会带上猪膘、酒等礼物，去女方家吃“许口酒”。数月或数年后，男方家又请红爷携礼到女方家，以“小订酒”招待近亲，并请释比测算双方生辰八字，定下结婚吉日。随即，男方家要备重礼前往女家报期，并在女家办酒席，即“大订酒”，作为正式订婚礼，欢宴女方整个家族。

此后，两家开始婚礼筹备，期待着“女方家花夜、男方家正宴”好日子的到来。“花夜” 意即为新人举办的喜庆晚会，是结婚最为隆重的一道程序。一般在娶嫁的前一天晚上举行，男方办的叫“男花夜”，女方办的叫“女花夜”，男的庆祝娶妻，女的欢送出嫁。这一天，女方家高朋满座，桌上放着咂酒和12盘“干盘子”（即花生、核桃、红枣、柿子、苹果、桔子、糖果等，饱含圆满、吉祥、喜庆之意）。

男方家派出的能说会道的迎亲队伍会受到热情的款待。双方要按照习俗进行盘歌比赛。盘歌即以歌盘问之意，方式为一问一答，所唱内容广泛，形式随意而风趣。次日清晨，舅舅给身穿嫁衣的新娘披上红绸，新娘哭嫁，拜别父母、兄长和族人。到男方家门口，释比要做祭祀神灵的仪式，驱赶附在新娘身上的“煞气”后，再向新人祝福。众人为新人举行“挂红”仪式。新人在神龛前行礼，一拜祖宗创业恩，二拜父母养育恩，三拜夫妻偕白头，四拜子孙个个强，再拜亲人和宾客，最后夫妻对拜。

拜堂后新娘就正式成为男家的人了。随后，众人欢宴。当晚，男家父母点香敬神，对新人祝福。所有来宾在院坝围着熊熊篝火跳起欢快的莎朗舞。次日即谢客日，主人再备两桌宴席“谢客”。新人要带一个猪头、一根猪尾巴感谢红爷，表示有头有尾，圆圆满满。婚后第三天，新婚夫妇要“回门”。由新郎及弟兄背着酒肉送新娘回家。新郎仅在女方家小住几日，而新娘可以住数日、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才由丈夫接回，开始家庭生活 。

3丧葬

羌族的葬式有火葬、土葬、岩葬。

火葬的历史最为悠久，《吕氏春秋·义赏》载：“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太平御览》引《庄子》佚文：“羌人死，焚而扬其灰。”直至清朝中期，火葬仍在茂县沙坝、赤不苏、较场等地保留下来。每个家族有自己的火坟场。

大部分地区由于受汉族影响，加上得到封建王朝的提倡，将土葬作为主要葬式，并一直保留至今。各村寨都有遇丧不请自到、协助料理丧事的习俗。丧家需及时通报亲属，向母舅家禀告逝者去世前后的情况，请释比杀羊祭祀、测算下葬时日。一般三天之后，众人在风水宝地下葬逝者。其家人要在新坟前点篝火，烧柏枝，敬香蜡、烟酒、肉类，以示祭奠。葬后三日，再备祭品，并修整墓地。到此时，丧葬礼仪才告结束。

崖葬主要存在于北川一些地方。如果儿童不到三岁就夭折，用蜂桶或简易木箱装殓，置于山岩洞穴中 。

扩展资料：

历史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陆续在岷江上游和杂谷脑河沿岸的汶川县威州姜维城、理县箭山寨、茂县营盘山等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还发现了较多的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石棺葬墓群，如茂县撮箕山石棺葬墓群、牟托石棺葬及陪葬坑、理县佳山石棺葬墓群。

出土的器物有陶器、石器、木器、青铜器等。这些考古发现，不仅说明了今天羌族分布的地区，很早就有人类栖息繁衍，而且为探讨岷江上游古文化的渊源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

羌族源于古羌。古羌人以牧羊著称于世，不仅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羌”，原是古代人们对居住在祖国西部游牧部落的一个泛称。今甘肃、青海的黄河、湟水、洮河、大通河和四川岷江上游一带是古羌人的活动中心。史书记载，殷商时期，羌为其“方国”之一，有首领担任朝中官职。他们有的过着居无定处的游牧生活，有的从事农业生产。

《诗经·商颂》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反映了古羌与殷商密切的关系。甲骨文卜辞中有关“羌”的诸多记载，表明羌人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十分活跃。

周时，羌之别种“姜”与周的关系密切，大量的羌人融入华夏。春秋战国时期，羌人所建的义渠国，领域包括今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宁夏及河套以南地区，是中原诸国合纵连横的重要力量，与秦国进行了170多年的战争。以羌人为主要成分的诸戎逐渐为秦国所融合。

而居住在甘肃、青海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的羌人仍处于“少五谷，多禽畜，以射猎为事”的状态。在《后汉书·西羌传》中，有秦厉公时羌人无弋爰剑被俘，逃回家乡后教羌民“田畜”，自此羌族开始有了原始农业生产，使其人口增加，经济发展的记述。

此后，羌人进一步发展和分化。《后汉书·西羌传》载：“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旄牛种，越_羌是也；或曰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这一时期，西北的羌人迫于秦国的压力，进行了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

汉代羌人分布很广，部落繁多。为隔绝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汉王朝在河西走廊设有敦煌、酒泉、张掖和武威四郡，建立了地方行政系统，设护羌校尉等重要官职以管理羌人事务。同时，归附的羌人大量内迁，从地域上分为东羌和西羌。

进入中原的东羌附居于塞内而与汉族杂居、通婚、融合，从事农业生产，私有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逐步进入封建社会。未进入中原的西羌大部分散布在西北、西南地区，有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的_羌、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发羌、唐牦、西南地区的牦牛羌、白马羌、青衣羌、参狼羌和冉_羌诸多羌人部落。其中，牦牛羌，初分布在沈黎郡（郡治在今四川汉源县九襄镇），后继续南下至越_郡（今四川安宁河流域及雅砻江下游）。

白马羌，主要分布在今四川绵阳市西北部和甘肃武都市南部。青衣羌，居住在今四川西部的雅安市一带。参狼羌，主要在今甘肃武都市，特别是白龙江一带。冉_羌则分布在岷江上游和四川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冉_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说明羌人在其中占有较大比例，各部的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大部分尚处在氏族部落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氐人符坚建立前秦政权，南安羌人姚氏建后秦政权。后秦政权势力处在北魏之南，东晋之北，统治羌人及中原各族达33年。之后，还有几个羌人部落相继兴起。即陇南的宕昌羌，川、甘边境和岷江上游的邓至羌，二者存在了140多年。从东汉到西晋末年，北方的大部分羌人已基本融入汉族之中。

隋唐时期，活动在甘青和青藏高原东南部的羌人部落有党项、东女、白兰、西山八国、白狗、附国等，其中，西山八国系成都平原以西、岷江上游诸山各部的统称。他们处在中原王朝和吐蕃势力之间。有的同化于藏族，有的内附中原王朝，或同化于汉族，或在夹缝中生存，在唐蕃长期和战不定的局势下，得以单独保存和发展。

宋代以后，南迁的羌人和西山诸羌，一部分发展为藏缅语族的各民族，一部分发展为现在的羌族。羌族民间广为流传的叙事诗《羌戈大战》中记述：远古时候，羌人曾生活在西北大草原，因战争和自然灾害被迫西迁和南迁，南迁的一支羌人遇到身强力壮的“戈基人”，

双方作战，羌人屡战屡败，正准备弃地远迁，却在梦中得到神的启示，他们在脖子上系羊毛线作为标志，用坚硬的白云石和木棍作武器，打败了“戈基人”，终于得以安居乐业，并分成九支散居各地。这段传说，反映了羌人迁徙的一段历史，与史书文献及考古资料结合，印证了羌族的来源。

明末清初时，一部分羌族由四川迁往贵州铜仁地区，至此，羌族的分布格局基本形成。

1840年之后，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和全国其他民族一样，羌族也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为此，羌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人民一道，曾经向帝国主义、反动官府和封建统治阶级进行过英勇不屈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841年，鸦片战争期间，羌族人民和藏、彝等族人民，组成2000人的军队，开赴浙江前线，在宁波镇海战役中，重创英国侵略军。1894年，羌族地区一个坤姓土司的残余势力，依仗封建特权，盘剥所属人民，激起黑虎寨等地170多户羌族人民的强烈反对。

他们一致向清朝官府列举了坤土司23条罪状，与封建土司的余孽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终于迫使清朝将坤土司“摘去顶戴，交州查看”。1905年，清朝在茂州设立“官盐店”，对食盐实行垄断专卖，从中渔利，激起羌族人民的武装反抗，迫使清政府宣布取消“官盐店”，允许食盐自由买卖。

1921年，中国***诞生后，羌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理县通化乡佳山寨等地的羌族群众，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群起杀死了作恶多端的团总。1924至1926年，理县藏、羌等族人民反抗封建军阀苛捐杂税的压榨，2000多人攻陷理县县城，还攻打到汶川、茂县、松潘等地，斗争坚持了3年之久，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羌族地区，在党的领导下，羌族人民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他们热爱人民的军队，积极参军支前。仅茂县一县就有1000多人参加红军北上抗日，还有上万名民工为红军提供后勤保障。红军北上抗日后，国民党卷土重来，在羌族地区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经过革命锻炼的羌族人民，继续不断地向反动派展开英勇不屈的斗争。

1942年，茂县爆发了“茂北事变”。茂县专区的专员和县长以“铲烟”为名，派兵洗劫了茂县北路蚕陵乡的一些村寨，引起当地羌、汉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他们消灭了前往搜刮的保安中队，并顺势直攻茂县县城，打垮了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将县城团团围住。这次斗争虽然由于国民党的收买分化最后遭到失败，但斗争的声势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显示了羌族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

1947年，茂县龙坪、三齐等乡的羌族人民又掀起了一次被称为“龙坪事件”的武装起义。事件起因于国民党政府和部分羌族上层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后来发展成为羌族人民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武装起义。这次斗争最后也因羌族统治阶级的背叛而失败，但再一次显示了人民的巨大力量。

参考资料：

羌族_

甘肃两当县的民俗:两当号子：“两当号子”是两当民歌中的一个独特种类，自古拥有“陇南乐府”的称号。主要流行于嘉陵江以南深山林区的站儿巷镇、云屏乡、泰山乡、广金等乡镇，是人们传递情感抒发胸臆的一种方式。“两当号子”曲调优美高亢，音域宽广，节奏明快，粗犷而极富变化，有原始遗风。从古到今一直是当地群众喜闻乐见、自娱自乐的艺术表现形式，两当号子的曲调主要有羽、徵、商三种调式，不同的曲调表达不同的情感。曲体结构流行的有一段体、两段体和三段体，其旋律幅度跳跃较大，演唱时的表现力丰富而又强烈。有《大唢呐号子》、《画眉鸟儿跳架上》、《大鸡公号子》、《生鸡公号子》、《箱夫子歌》等曲目。其他民俗：社火、道情、狩五耗等。

居住在两当县南部深山林区，即秦岭南麓、嘉陵江上游一带的农民们，历史上称为“棚民”。所谓“棚民”，其祖上大多是从山外移居的客家人，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丰富多彩、妙趣横生的棚民文化。棚民文化是两当独有的一大地域文化品牌，更是影响陇南历史的十大特色地域文化之一。棚民文化有以下主要鲜明特点：

　　其一：独一无二的“湖广广腔”语言。由于当时棚民大都来自两湖、两广、三江及川黔等地的移民，不同省份和地区的语言在长期共处中互相取舍，彼此融合，从而形成了与陕甘两省截然不同的两当方言语种。其发音既像湖广，又有云南、贵州、四川、湖北人的语言特点，纯属川楚方言变调形成的特殊语音，被当地人称为“湖广广腔”。如今在两当南部山区的泰山、站儿巷、广金、云屏等乡镇，仍保持着这种“湖广广腔”特殊语言和生活风俗。

　　其二：高亢粗犷的号子。流传于两当南部山区的两当号子，是两当民间文化的“土特产”，具有浓郁的地域风味。两当号子从演唱形式上主要分为“花号子”和“排号子”两种。“花号子”曲调高亢，无唱词，但容量大，演唱者主要通过模仿动物或大自然的某种音符，表达一种狂野悠远的意境。“排号子”曲调较低，有唱词，每句唱词一般由7个字组成，前四个字为一个音节，后三个字为一个音节；演唱形式生动朴实，习惯上由4至6人组成，演唱时特别注重接气，也就是说第一组人即将唱完一句接气时，第二组人即从上句末尾拖腔中接唱，达到一气呵成的最佳效果。

　　其三：风格奇异的服饰。棚民在服饰方面，具有鲜明的苗族人的特点。男人包头帕，颜色仅限黑白两种，但长度必须够一丈长；上衣穿大襟衣服，没有领口，裤子为大腰裤，裤腿下宽，长度只到膝盖以下。无论男女都统统打绑脚，也就是用布条或布带缠小腿。男女四季都穿用榆树皮或麻柳树皮编制的草鞋。但妇女在走亲戚或赶庙会时穿自家做的花布鞋。草鞋在60至70年代仍有流行。妇女的服饰与男人有所不同，上衣较长，后襟必须拖到大腿上，裤腿盖过膝盖以下；年轻姑娘、媳妇喜欢穿颜色素雅的衣服，而上了年纪的妇女则喜欢穿大红大绿服饰。

　　其四：淳朴自然的风俗民情。当时棚民的主食是包谷，即用手磨或腰磨将包谷颗粒磨碎，按磨碎的颗粒大小又分为“大珍子”“末珍子”两种。手磨和腰磨是当时加工食物的主要工具，动力主要是依靠人的力量推动石磨，一般是现吃现加工。逢年过节棚民户户都要杀一头猪，并且酿造包谷酒，即今天的“明溜子酒”。杀年猪的同时还要“吃胞汤”，即杀完年猪的人家，要把全村的男女老幼请到自家屋里，围坐在一起吃肉喝酒，猜拳行令，打广子（拉家常），彼此交流加深感情。“吃胞汤”的习俗至今仍在两当南部深山林区广大农村延续、流行。

　　其五：欢快的农作场面。当时的棚民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他们主要靠大面积广种薄收来获得全家一年的口粮。由于种植面积大，一家一户的劳动力无法完成，必须请“蹚将”班子打“锣鼓草”（即互相协作锄草）。打“锣鼓草”的日子一般选择在雨后晴天的早上开始，按请的“蹚将”（帮工）的多少每人手拿一把月牙形的锄头在包谷地里一字排开，同时选出五六个声音洪亮粗犷的“蹚将”站在包谷地的另一边，另有两名打鼓和五名敲锣的青壮年“蹚将”。随着锣鼓声同时有节奏的响起，一名“蹚将”高声唱起了山歌。与此同时，锄草的“蹚将”班子挥动锄头，踩着鼓点和歌声，飞快地向前锄地。一曲结束，锣鼓声暂停，“蹚将”班子才能稍稍休息。一个10至15人的“蹚将”班一天可锄草数十亩。

　　其六：奇妙有趣的婚嫁习俗。在当时条件下，棚民的先祖们没有“指腹为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约束。青年男女唱着山歌，吹着自制的竹笙自由恋爱。无论男娶女、女嫁男都一视同仁。

　　其七：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经过几百年的传承和发展，棚民的住房也有了很大的改观，逐步由落地草棚变为土木结构的草房和瓦房。建筑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即：修房必须先立房架子作为骨架，房架子有三柱落脚、五柱落脚、七柱落脚等；一般五柱落脚以上的房屋都建有廊檐，檐宽2至3米，主要用于吃饭歇凉或堆放农具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