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五大美女翻译都有谁

1裕德龄

慈禧太后翻译。裕德龄，满族，1886年出生于武昌，后在荆州、沙市度过了童年及青少年时代。上世纪初，精通八国外语、漂亮、聪慧的德龄公主，走进了神秘、诡异又异常险恶的皇宫，作为御前女官为慈禧太后做翻译工作。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位以慈禧太后“御前女官”的身份活跃于上海社交界的中年女子，受到了当时传媒的密切关注。

她在人们的簇拥下，身穿宫廷旗袍，脚蹬花盆底儿鞋，携李时敏、伍爱莲等联袂到兰心大戏院，用英语演出了一场场清宫戏。而她用英文写作的《清宫二年记》、《清末政局回忆录》等作品，在西方火了一把之后，又被顾秋心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行。

这位首次用英文写作的华人女作家，就是一向视湖北为第二故乡的正白旗人德龄，当时大家都称她为“德龄公主”。

德龄公主图册《清宫二年记》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详述了1903年至1904年清廷宫禁内苑的生活实情，其中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当时中国的最高女统治者慈禧太后的饮食起居、服饰装扮、言行举止和习性品格。

书中的许多章节，足以和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件相互印证，因而以其无以辩驳的充分可信性，显示出了其应有的历史价值。

2宋美龄

宋美龄。1927年12月与蒋介石结婚后，任蒋介石秘书及英文翻译，活跃于外交场合。她向蒋介石多方面介绍西方文化和政治，推动蒋亲美。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并主持全国战时孤儿收容会。1943年陪同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

在蒋介石同美、英等国增加各方面合作的外交活动中，她不仅是蒋的翻译和助手，还是一位有重大影响的顾问。

3吴莉莉

吴莉莉1911年生于河南，比贺子珍小2岁，原名吴宣晨，也叫吴光伟，吴莉莉是她的艺名。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学生，曾经留学美国，其父是清末和民初的盐务官员，家境优良，她的前夫是北大一位很有些名气的青年教授。

大学毕业后，吴莉莉去美国留学，认识了海伦、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七七事变”后，她回国参加抗日，就和史沫特莱一起去了延安。刚离婚的吴莉莉，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作为史沫特莱的翻译。

由于工作原因，毛泽东经常来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在这里,史沫特莱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吴莉莉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翻译。他们三个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或一整天，毛泽东有时吃饭也在这里。

他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毛泽东是个诗人、文学家、革命的浪漫主义者，而吴莉莉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爱好者，更能理解毛泽东的诗人和革命情怀。

在延安，吴莉莉也表现出了她的另一面—话剧天分，她在“鲁艺”自编。1937年吴莉莉与毛泽东、李德、朱德交谈、自导、自排、自演了高尔基的名著《母亲》，引起了轰动，更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

延安的业余生活单调，史沫特莱就建议毛泽东在延安推广一种西方娱乐——交际舞。征得毛同意后，于是，在延安城郊一所废弃的基督教堂里办起了交际舞训练班。老师就是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吴莉莉。吴莉莉很快成了交际舞明星。

那一段时期，作为翻译和舞伴，吴莉莉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年轻貌美的吴莉莉与毛泽东的交往，引起了贺子珍的误会，彼此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也在延安的干部群众中引发了一些议论。吴莉莉无法再在延安待下去，被送往西安，结束了她在延安短暂的革命生活。

4章含之

章含之：毛泽东建国后的翻译。章含之是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曾担任毛泽东的英文教师，中国著名外交家。

史家胡同51号是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先生的故居。1960年，章士钊先生搬到史家胡同51号，从此便开始了祖孙三代与这座房子的故事。

而其中，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女士在此生活的时间最长，通过《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可以看出她对这栋房子的深厚情感。章含之1935年生于上海，是章士钊的养女，1949年才来到北京定居，1960年随家人从东四八条搬进史家胡同51号院。

2008年1月26日上午8时20分在北京朝阳医院病逝，终年73岁，她的女儿洪晃陪伴她走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5唐闻生

唐闻生：毛泽东的翻译。尼克松访华期间，江青用“样板戏”招待客人，唐闻生为他们担任翻译。现50岁以上的人，大概都忘不了唐闻生。

她因一口纯正的英语，万里挑一给毛主席当英语翻译，常年伴随毛主席左右，上视率、出镜率几乎同毛主席相差无几……

江青陪同美国总统尼克松观看“革命样板戏”时。端庄恬静的唐闻生做翻译。

下文的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刘润清教授，寄语所有英语专业的朋友。静下心来，看完本文，尤其注意大学这看似漫长实则短暂的几年时光中，刘润清教授是如何提高英语水平的。诚然，刘教授当年经历的教学法、师资、学习环境已经经历了较大的变革，但不变的是学习英语的过程，若想追寻的大师的足迹，必须抛却浮躁，脚踏实地地走上这条漫长的学习道路（当然，对于广大英语爱好者来说，这篇文章也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

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1960年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俄语系。但报到时却得知我被分到了英语系。我的同班同学都学过英语，至少知道800个英语单词，发音也没有太大问题。惟独我这个农村孩子一个英语单词也不知道，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更可笑的是，别人说yes时，我会不自觉地说出俄语“是”的音/da/；别人说 no 时，我会说/niet/。发英语的几个元音时，我也遇到很多困难，经常在班上引起哄堂大笑。好在我在班上年纪最大，脸皮也厚，又是团干部，因此无论别人怎么笑，我也没太在乎。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夏祖煃老师，不仅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有真诚、热情的工作态度；他经常鼓励我这个最落后的学生。老师和同学的帮助，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因此我从来没有被困难吓倒过。我把周末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对着镜子练发音，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嗓子都练哑了。当时全班只有一个大型录音机，要听大家都听，不听谁也别听，录音机死沉死沉的，也不可能搬到宿舍去。录音里只有精读课文和生词，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听力材料了。我还经常在黑板上练拼写，写满一黑板，就擦掉又写。单单这发音和拼法，就不知道花去了我多少时间。我的语法还算好，当时没有什么专门的语法课，精读课文中出现什么语法现象，老师就顺便讲一下。但总的来说，在第一学年，我一直是班上的最后一名。到一年级结束的时候，我才算入了门。

二年级仍以精读课为主，它既是英语输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口语、笔语练习的主要场所。同时，还开了泛读课，让我们读最简单的英语小故事。从二年级起，老师还要求我们用英英词典。我记得第一次拿到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时，查了一两个词，心里就十分激动：我可以用英文解释英文了！初用英英词典时，当然也遇到不少困难。为了查一个词，不知道要查多少其他词。有时查来查去，就忘了最初是要查哪一个词了。但是，英英词典使我们看到了英汉词典中解释的局限性和误导性。从根本上说，查完英汉词典和汉英词典，并不能够真正学会使用一个词。只有查一部好的英英词典，才能真正搞清一个词的确切含义和用法。随着词汇量的扩大，使用英语词典的兴致也越来越高。有时，查上瘾来，会查上个把小时，忘记了正在读的文章。那时，我们都把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上标的25个句型背得滚瓜烂熟。总之，查英英词典本身就是在学地道的英文。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精读课的作用是最大的，一切基础知识都来自于精读课。此外，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那些简易读物。这些小书深深地吸引了我，并让我眼界大开，因为里面有一种全新的文化。与此同时，我还惊叹于其中简单、地道的英文所包含的极强的表达力。那时，我的词汇量极其有限，但这些小书带我进入了一个又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一年之内，我读了近百本简易读物。是这些书使我感受到英语的语言之美，让我体验到地道英语的味道，并逐渐培养了我对英语的一种“直感”（to cultivate a feel for the language）。这时候，我对英语的成语、习惯用法、动词搭配、漂亮的语句等，已变得十分敏感。遇到这些内容，注意力会突然集中，并将它们立刻背下来或抄在笔记本上。对于好的句子或段落，我会反复读，强行记，甚至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在课堂上或作文中用上几个背过的句子或短语，在同学面前“显摆”两句，都感觉非常享受。因为看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到二年级时，我已经丢掉了“落后”的帽子，开始名列前茅了。

三年级的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首先，精读课文的人文味越来越浓了。这些课文不仅是语言的示范，同时也是很好的文学熏陶和人文教育的材料。哲理越来越多，语言越来越美，有讲头，有读头。其次，这时我开始读原版英文小说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读原著才是英语教育的开始。原著中的语言不再是为照顾学习者的水平和语法的需要而改编，而是作者深刻、细腻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而且，大部分原著都出于语言大师之手。更重要的是，原著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西方社会背景、风俗习惯、法律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人情事理、自强精神，以及如何开玩笑、如何带来幽默效果等。原著把读者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当时，老师告诉我们，不读上几十本原著，英文是学不到家的。原著既保留了语言的原貌，又保留了文化的原形。再有，就是三年级开设了正式的写作课。在此之前，我以为说英语最难，因为没有足够的思考时间。后来，我又感到，听英语最难（如听英语广播），因为你不能控制对方的讲话速度。等到开始学习写作，我才意识到，一个人英语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书面英语的水平如何。最初，我以为把重要的话写下来就是作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错误的理解。书面英语是最讲究、最严谨，需要经过反复推敲的语言。语言之美，多体现在书面语上。讲话不能像背书；同样，写作也不能像讲话。记得有一次我写到：“Now Im going to say something about…”，老师上来就是一个大红道：“Too chatty! This is not writing!”。当我连续使用同一个结构时，老师又批上“Vary your structure please”。如果一个词在相邻的句子中同时出现，老师会划出该词，并批上“Bad style!”的字样。老师改过几次作文之后，我悟出了一些写作之道。可以说，我现在对书面英语的认识，以及我现在的英文写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都受益于三年级的写作课，是写作课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四年级时，学校开设了一个高级翻译班，俗称尖子班，入选的有吴一安、秦秀白、王英凡、唐闻生和我等9个人（但不知为什么，这个班办了不到一年就解散了）。办这个班的初衷是要把这些人培养成高级外交翻译。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两件事：一是伊莎白把我们的语音语调重新纠正了一遍。她先让我们听一家英国出版公司出版的录音带，有诗歌、剧本，也有小说，都是百分之百的RP，典型的英国上层社会的发音，漂亮极了。然后，她让我们模仿一些段落。最后，她还让我们设想是在人民大会堂宣读一个***的发言。她说我们底气不足、声音不稳，一拉长声就走调。她要求我们两个人相隔50米对着讲，每天早晨至少练半个小时。虽然没有当上大翻译，我的朗读水平却大大提高了，能把一个故事读出感情、读出抑扬顿挫、轻重缓急，这些都是那一年长的出息。二是学了不少外交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翻译。我们当时把Beijing Review（那时叫Peking Review）看了个遍，把当时的重要文件、社论、评论员文章（国际的）都拿来进行英汉对照阅读，学了很多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固定译法，包括“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以粮为纲”等。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读惯了英文小说原著的人刚接触Beijing Review可真是不舒服，总感到有一种语言与文化的不相匹配：英语不是为这种中国式的表达而造的。后来就慢慢习惯了，而且也认识到，要想向世界介绍中国，这种英语是我们的惟一选择。尽管有人常批评China Daily和Beijing Review的英文有很浓的中文味，但是这种英文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为接受。而且，像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英语一样，已经成为英语的一种变体。语言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百分之百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但总可以找到解释原文的方法。有点中国味的英文保留了一些乡土气息，这也是好事。像“三自一包”、“三反五反”、“五讲四美”、“三个代表”等短语，只能先直译过去，再加个长长的脚注。但是，应该说明的是，刚开始学英文时，不要拿Beijing Review做课文，而一定要拿本族人写的地道的英文做课文。把英文底子打好之后，再读Beijing Review，就不会影响你对英语的直感了。

对五年级的印象不太深了，但也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只是时间的先后顺序记不太清了。一是我们学了翻译，特别是汉译英。教我们的是薄冰和钟述孔两位老师，他们都很有水平，上课也非常有趣。这门课使我认识到，英文不学到家，翻译是谈不上的。与此同时，我还意识到，汉语文字看似已懂，实则不然。例如，汉语的小句，在英语中要降格为从句，才能真正体现原文中两句话之间的关系，并保证译文准确、可读。翻译远不是词与词、结构与结构的一一对应；要比这复杂得多。没有对汉语的透彻理解，没有足够的英语造诣，是做不了翻译的。比如遇到“摇羽毛扇的人”（指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若直译为“the person who waves a goose-feather fan”，那就是败笔，因为外国人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但如果加上“mastermind”，就清楚多了（见《汉英词典》第1183页，外研社）。但有时这个典故也用作贬义，指在幕后操纵或出坏点子的人，这时，可译为“a person who pulls the strings―the string-puller”。不过，上述例子仍属于翻译中浅层的、局部的问题。更深层的问题是，除了具有高超的驾驭两种语言的能力之外，译者的阅历和文化底蕴与作者不能相去太远。要想翻译《红楼梦》，如果不了解曹雪芹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矛盾，不洞悉其中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译文最多也只能是貌合神离。

第二个印象是我们在五年级学了不少《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文章。那是在1965年，全国正在酝酿“文化大革命”。教学上开始强调“政治挂帅”，《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版进入了课堂。客观地说，《毛泽东选集》英译本是我国几十位翻译家花了多年的时间，经过反复推敲而打造出来的一部精品。裘克安、庄绎传老师都参加过此书的翻译，并给我们讲过翻译过程中的酸甜苦辣。现在，没有人再拿英译《毛泽东选集》当课本了，或者有人始终看不起这样的翻译。但是，我要说，我们从英译《毛泽东选集》中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它帮助我们体验翻译过程，认识翻译技巧，感受文化异同。举几个有趣的例子吧。当时我们每天背颂的一句毛主席语录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乍一看，这句话简直没办法译成英文。等我读了英译文才知道，原来自己根本就没读懂原文。“阶级斗争”一词，我一直把它当作名词词组来看待，所以无法翻译。而英译文为：“Classes struggle, some classes triumph, others are eliminated Such is history, such is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译得妙极了。有些中国俗语译成英文也相当困难，要想译得准确、地道，必须要下一番工夫。有一条毛主席语录说，“凡事应该动脑筋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英译文为：“We should always use our brains and think everything over carefully A common saying goes:‘Knit your brows and you will hit upon a stratagem’ In other words, much thinking yields wisdom ”注意，第一句加了主语“We”，“hit upon a stratagem”译得好，还有“yield”也用得恰到好处。这些用词，只有英语语言造诣极深的人才想得出来。另一条毛主席语录是“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仅要看部分，而且要看全体。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英译文为：“In approaching a problem a Marxist should see the whole as well as the parts A frog in a well says, ‘The sky is no bigger than the mouth of the well’ That is untrue, for the sky is not just the size of the mouth of the well”注意，这里的“no bigger than”用得好，“the mouth”加得准确，将“坐”字漏掉，处理得好，“the size”又巧妙地避免了重复。

　　神秘人物王海容

　　说起她，如今50岁左右的人也许都不会感到陌生。谁也不会忘记，在那“轰轰烈烈”的年代里，人们几乎每天都可以从报纸的头版上和电视的黄金时段见到毛主席身边的她。一头齐耳短发，乌黑发亮，一副学生时代戴惯了的白边眼镜，别致地装饰在小巧玲珑的鼻梁上；白净娟秀的脸颊，生动红润的双唇，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她的年轻与风度，她的显赫的身份，她的神秘，使她一时名扬海内，成为举世瞩目的“新闻人物”。她就是王海容。

　　“正门”进，“后门”出

　　王海容出身于一个知书识礼的书香门第。她的祖父王季范，是一个比较有名望的无党派知识分子，50年代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参事，后来又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他对王海容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由于王季范与毛泽东的亲缘关系，使王海容得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并得以“飞黄腾达”。王海容的母亲，叫肖凤林，也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王海容对母亲很孝敬，后来一直跟母亲生活在一起。

　　王海容小时候曾有过其他的名字，“海容”这个名字，有说是她祖父给她起的，也有说是毛泽东为她改的。问她究竟如何，她笑笑说：“是的，是我爷爷给起的。”海容二字乃是取自古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由此可见，王家希望这个女儿，要胸怀四海，博学广闻。

　　王海容于1960年秋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王海容读的专业是俄语系，按学校的教学方向，她将来毕业后是要去当中学俄语老师的。但是，王海容毕业后，却没有当过一天老师。她入学时没有走“后门”，毕业分配时却走了个大“后门”。

　　王海容考入北京师范学院后，一开始就另有一番抱负。她并不满足于老师在课堂上所讲授的这些知识。她涉猎很广，除了她的专业外，她对哲学、文学、数学，甚至军事，都有浓厚的兴趣。即使是语言，除了俄语外，她对英语、法语、德语，也都拼命地学习。这为她后来“跳龙门”进入外交部工作，打下了较好的语言基础。

　　毕业以后，绝大多数的同学分配到中小学当老师去了，王海容则青云直上，这就使得她的同龄人更没有勇气敢于攀附她这个高枝了。这也许是造成王海容至今仍是单身的原因之一。

　　外交部之“王”

　　1965年11月，王海容进修学习结束后，由周恩来总理指示，安排在外交部办公厅工作。开始，她的工作主要是负责部长与总理的文电收发，以及其他的一些文秘工作。

　　从职务上看，她因为刚从学校毕业，刚刚参加工作，充其量也只能是个级别最低的秘书而已。然而，由于她的特殊身份，由于她的特殊背景，还有德高望重的周恩来总理的特殊关照，她在外交部上上下下都有着特殊的“份量”。

　　王海容到外交部之后，的确春风得意。从她履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她接连荣升了好几级。那时候，有“坐直升飞机上来”之说，她虽然不是直上青云，但却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蹦跳而上的。

　　请看：1965年11月，她作为外语学院的毕业生，跻身外交部办公厅工作，按一般的情况，那顶多也只是个科级秘书而已。其后，是“文化大革命”开始，“轰轰烈烈”搞了三四年。这期间，她出入中南海，活跃于毛主席身边，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名位，但其“活动的权力”则等同于高级干部一般。到了1970年夏天，由周恩来直接提名，说是因为工作需要，委任王海容担任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负责人”不是什么职衔，虽然权力在握，毕竟比较虚浮。时过半年，到了1971年7月，王海容被正式任命为礼宾司的副司长。第二年，1972年，接着又一道任命下来，王海容被提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再过一年多一点，王海容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了。此后，她在这个岗位上一干便是4年多，直到她失势倒运。

　　销声匿迹的六年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了！这一天，王海容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工作人员一样，伏倒在毛泽东的遗体前痛哭不已。一个时代结束了，王海容的“黄金时代”也结束了。

　　同年10月，“四人帮”倒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中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被宣布隔离审查。王海容也由于她的特殊关系，被宣布停职，并在外交部接受审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交代，她说清楚了自己的问题。1978年12月底起，她的工作关系从外交部撤销了，移交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等待重新分配工作。为了适应新的工作，中央又决定，让王海容到中央党校进修学习，按照中央党校的教程安排，每期学员的进修学习时间为半年或1年。但是，王海容却在中央党校整整呆了3年。这3年学习结束后，她又回到中组部等待分配，一挂又是3年。

　　1984年，王海容终于结束了漂泊无涯的“等待分配”，被重新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的副主任。参事室是国务院的一直属局，从职务上看，当然要比她原来的外交部副部长低些，但级别上仍保留她的副部长级待遇。

　　自从她来到参事室工作之后，由于单位不大，人不多，她不但和室的几位领导朝夕相处，平时跟一般的工作人员也经常在一起交谈说笑。这样一来，原来围绕在她身上的那神秘的光环消失了，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

　　普通“高干”

　　王海容曾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对周总理每事躬亲的工作风范耳濡目染，深受熏陶。到参事室工作后，她把周总理的工作作风也带了过来。她的职务是参事室副主任，但级别还是她原来的副部长级，可谓“高干”了。但她对分管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爱亲自过问，还爱亲自动手，因此，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半开玩笑地说：海容跟一个行政处处长差不多。

　　有一次，参事室要安排几位参事与一位来华访问的美籍华人女士座谈。事前，她组织工作人员将会议室、休息室等一应场所打扫干净，布置齐备。有关同志受命后立即行动，将有关场所里里外外清扫了一遍。王海容还不放心，她亲自来到会议室、休息室各处作了检查，桌椅沙发摆设得还算可以。末了，她又走进了洗手间，检查里面的卫生。她发现抽水马桶还有点点黄斑，嫌没有擦干净，就随手拿起抹布亲自动手擦洗起来。她干得一丝不苟，毫不以为丢面子，倒是让跟着进来的工作人员脸红了。

　　王海容性格坦率，心直口快，还带点儿湖南妹子的“辣味儿”。如今，她虽然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但本性难改，她性子急，办事情总爱雷厉风行，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要求工作人员也做到办事迅速、准确。你要在她手下工作，总会有被动受催的感觉。在工作中，倘有谁误了事情，或出了差错，又不幸碰上她心绪不佳或正在着急上火的时候，那你可得小心点，准备着“挨”训斥吧，并且最好不要争辩，否则将是火上加油，要是没摸透她的脾气，受她训斥可真是不太好受的。当然，这种“雷鸣电闪”的时候并不多见，而且往往是“闪电”刚过，很快也就“多云转晴”了。诚然，一般的情况下，她还是比较宽松的。看到你捅了“漏子”，或是出了毛病，她总是眨着眼镜片后的那双颇为严厉的眼睛，望定了你，连珠炮似的扫你一通：“你是怎么搞的？你的脑瓜子又犯糊涂了？”但说完之后，嘴巴却是微笑的。

　　随身的财富

　　王海容跟周围的工作人员，相处得比较融洽，平时，大家在一起，开开玩笑，聊聊天，她也有一份。有时，大家对时下的物价上涨问题议论颇多，她也同样会发几句牢骚。说到兴头上，她还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哎，你们给我参谋参谋，看我怎样才能发点小财，脱贫致富啊？”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半开玩笑地“怂恿”她，说：“嗨！你呀，想发财还不容易？你认识那么多人，凭过去的老关系，弄个批文什么的，还能不富？”王海容立即沉下脸来，说：“不义之财，我饿死也不要！”旁边的人又立即“开导”她说：“要不，你就写回忆录，你如今具有大大的新闻价值，就凭你的那些经历写个几十万字，最好拿到国外去发表，起码也能挣它个几千几万的稿费花花。”王海容听罢，故作姿态地说：“那倒也是啊！要得，要得！”

　　然而，这毕竟是玩笑话，王海容一直没有被这“几千几万的稿费”动过心。据说，迄今为止，已有数十家报刊找她约稿，海外有些出版社还许以高稿酬，请她写回忆录，她都婉拒了。

　　然而，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王海容对于她所拥有的这笔“财富”，一直深藏不露，从来不肯向外界披露。她把这些默默地锁闭在她的心里，凝结在她的记忆之中，至今还没有读到过她写的有关往事的片言只字。和她经历过相同或相似命运的人，都纷纷在写在发表，如章含之写了，发表了，唐闻生也写了，发表了，连毛泽东的生活秘书，那个当年曾是列车乘务员的张玉凤也写了，发表了，但是她却硬是不写。是回忆的链条断裂了没有接通？还是思考的果实还没成熟？是不愿将心中的隐忍披露于世？还是觉得为时尚早，时机未到？所有这些，我们外人都不得而知。

　　依然独身

　　王海容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了，但她至今没有结婚。对此，许多人都大惑不解，见了她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免不了好奇地问：“她为什么不结婚？”“她还想结婚吗？”“恐怕过得很凄凉吧……”

　　据细心的同事观察和分析，她之所以没有结婚，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大学期间，她年龄尚小，虽然也是谈情说爱的时期了，但她的身世，她那时的心境，她能看得上谁呢？自从“白马王子”求爱受挫之后，几乎所有的男生对她更是敬而远之，不敢生发“恋爱”二字；在她风华正茂之时，她正春风得意，处于同龄人难以达到的事业高峰，尽管她并非就是那种“眼睛长到脑门上”的人，但也确实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而后来，她颓然从高位上跌落下来，此后便是数年之久的门庭冷落，那时她既无心思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恐怕也不敢面向她求爱的勇士；待她重新走进社会生活以后，白发已经悄然爬上了她的头，再说她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也决不愿意轻易委曲求全。

　　即使如此，人们发现，每天投寄给她的信件还是相当多的。这些书信中，除了工作的联系之外，也少不了异性的求爱求婚信，有热情奔放的，也有含情脉脉的。这些迟到的情书，一封接一封，从四面八方飞来。可是，王海容竟默默地将它们锁在抽屉里，将它们锁在心底里，从未与人谈起过。

　　找上门来的“丈夫”

　　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有一天，传达室又给她送来几封莫名其妙的来信。她身边一位多嘴的工作人员禁不住问：“海容，是不是又有向你求爱求婚的信呀？”

　　听到这位冒失鬼唐突的问话，周围的同事都暗暗吃了一惊，不知王海容将会如何发火生气。谁知王海容一点也没恼怒，她笑了笑说：“这一点也不奇怪，不新鲜。有一次，大门口还找上来一位自称是我的丈夫的男人哩！”

　　原来不久前，有个对王海容仰慕已久的退役飞行员，先后给她寄了好几封热情洋溢的求爱信，无奈都被王海容藏之屉底，不回一言。这位飞行员按捺不住心中的思慕之情，决意要作一次爱情的“冒险飞行”。他不知道王海容家居何处，但她的工作单位办公的地方还是知道的。于是，他径直找上单位的门来，想直接找海容“当面谈谈”。像所有国家机关一样，参事室的大门也设有传达室，外人不经允许是进不了门的。这位勇敢的飞行员在院门口也不例外地被传达室的门卫挡住了。

　　“喂，同志你找谁？”

　　“我，我找王海容同志。”

　　“公事，还是私事？”

　　“公事，不，私事。”

　　“你是她的什么人？”

　　“一般的人。”

　　“什么一般的人？那你等下班后到她家去找她吧。”

　　“不不，我是她的丈夫！”

　　这位飞行员一急，居然把幻想说成了现实。传达室的门卫一听是王海容的“丈夫”，一时也慌了手脚。他们原来虽然听说过王海容迟迟没有成家，但谁能保证她一直不成家呢？说不定他们就在上一个星期天结婚了呢！

　　赶紧通报。门卫立即陪上笑脸，说：“你等等，我马上给她打电话。”

　　电话拨通了，门卫对着话筒说：“海容同志吗？你丈夫在门口找您来了……”话还没说完，门卫突然变哑巴了，脸变得死灰一般。原来，耳机里传来了王海容的大声斥责：“什么？你说什么？！我至今还是光棍女司令一个，哪来什么‘丈夫’？你给我把他轰出去！轰出去！讨厌！”

　　这位勇敢的飞行员最后会领教到些什么，可想而知。那位门卫因轻信来人之言受到斥责，心中羞愧难当，对这事也一直不好意思对外人说起。直到王海容将此事抖落出来，大家才知道还有这么一段有趣的奇闻。

　　今天的生活

　　今日的王海容虽然没有结婚，但她并不孤独。她有着一个幸福的热闹的家庭。和她居住在一起的有她的5个亲人：母亲肖凤林，弟弟王起华，弟媳裴震坤，侄儿王宇清，侄女王宇丹。她们的家就在中南海的旁边，住房原是过去的某外国使馆的一部分。一条僻静的小巷，隔开了繁华的闹市，一座欧洲风格的雅致小楼，显得格外清静，幽雅。

　　王海容的母亲，年老多病。再加上历经沧桑，饱受挫折磨难，老人身心受损，脑子已不太正常，受不得一点儿的刺激。家里请了个保姆，但王海容下班之后，也少不了买菜下厨房。

应该是“王海容”，去世时间是2017年9月9日。

1王海容（1938年9月25日-2017年9月9日），女，湖南长沙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1965年11月入外交部。1971年7月至1972年5月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参与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1972年5月至1974年7月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主管礼宾事务。1974年7月至1979年2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84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

2人物逝世：2017年9月9日13时，著名外交家王海容同志在北京医院因病去世，享年79岁。

3个人生活：王海容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不寻常的教育世家，乃祖王季范先生是湖南颇有名望的教育家。王海容的父亲王德恒是王季范的独子，抗战初期投奔延安。母亲肖凤林靠着当教员的微薄薪金，含辛茹苦，抚育王海容、王起华姐弟，备尝艰辛。彼时，王海容一家就和王季范生活在一起。

4少小出入中南海：王海容入京后。先后在京城名牌中学师大女附中、北京女五中就读。在如花的季节里，王海容勤奋刻苦，手不释卷。在人生的航道上，她也是一帆风顺。

1971年正值寒冬，美国纽约的肯迪亚机场却聚集了一大群人，并且多数都是华人面孔。在寒风之中，他们有的高举着五星红旗，有的拉起了醒目的欢迎横幅

横幅用的是和国旗一样的红布，上面画着五角星，还有用**布条拼接出的英文欢迎语。

原来，这一天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首次派出代表团，去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日子。当地的华侨华人听闻之后，都兴奋地准备迎接来自祖国的代表团。

不少人早早地就来了，足足等了几个小时，都冷得发抖。但当载着中国代表团的飞机降落的时候，他们立刻喜悦地欢呼起来。

代表团的人下了飞机，纷纷向他们友好地致意。其中，一个梳着齐耳短发，戴着眼镜，穿着笔挺西服的女青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这个女青年，正是这次中国代表团里的英文翻译唐闻生。虽然她还很年轻，但是早已陪同毛主席和周总理这样的人物出席过许多重要场合，气度不凡。

当时会议票数一通过，周总理就召开了会议，让外交部详细地汇报了具体情况。

等外交部的资料整合完毕，送至毛主席的手里时，毛主席就立刻将代表团里的人叫了过去，向他们表示了自己的喜悦与期待。

权利变大了，舞台也会更加广阔，唐闻生看着毛主席鼓励的笑容，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会在媒体面前好好表现。

从前的沉淀，唐闻生的心中的一丝紧张也催生为了动力。

她非常自如地登上演讲台，在众多麦克风的簇拥里，用英文流利地翻译了中国代表团的讲话，牢牢地把握住了中国的话语权，向全世界传达了中国的声音。

她端庄温雅的举止，标准的美式英语发音，还有演讲时自信青春的神态，让在场的人过去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唐闻生这个名字，也就又一次在国际中发光发亮。

1943年的一个春日，一个女婴在美国纽约一家产科医院里呱呱坠地。刚好，这个时候她的父亲刚从印度赶回来，来到了产房外面，一家人喜悦地迎接这个小天使的降临。

闻父归即生，女婴就被起名唐闻生。彼时谁还不知道，眼前这个懵懂可爱的小女婴以后会开拓出怎样一番属于自己的天地。

唐闻生的父亲是清华大学的学子，新中国首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母亲张希先也是世家才女，参与过燕京大学“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是里面的先锋人物。

出生后，唐闻生跟随家人住在曼哈顿岛的格林威治村里，度过了一段美好安宁的童年时光。

虽然住的是普通的房子，但房子周围却聚集着许多科学家，作家还有艺术家，唐闻生的父母就常和他们在一起聚餐，谈论时事，品评作品。

而唐闻生就趴在一边儿，用好奇的眼睛看着周围来往的人，他们也对这个刚出生的小宝贝颇多关心，期待着她以后将会成长为怎样一个人。

1950年，唐明照受周总理的指示回国。两年后，唐闻生也随母亲张希先回到了祖国的首都北京。父亲母亲都很注重对于唐闻生的教育，力所能及地让她上最好的学校。

当时唐明照一家住的地方，楼上就是阅览室，唐闻生常常跑去读图画书。

而唐明照为了让女儿的眼界学识能够更广博，每次出差回来都会给她带一些书，其中就有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的名著，而且还是英文版本。

这样的家庭里，唐闻生也就耳濡目染，不像一般小孩子那么羞怯腼腆，而是自小就聪明好读，在人前也是落落大方，并不怯于表现自己。

回到国内之后，唐闻生从一年级念起，年纪显得大了一些，但是很快她就因为自学而提前掌握高年级的知识，跳了两级。

因为父母的教诲，唐闻生的中文没有落下，而且因为在美国度过童年，唐闻生的英语水平在国内同龄人里可以说是一骑绝尘，各种校园活动都是惊艳全场。

长大以后，唐闻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且顺利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英语系， 三年轻松读完北外五年的课程， 这就为唐闻生以后的事业发展奠定了最初的一步。

唐闻生也就因此有了渐渐走到了周总理、毛主席身后做翻译的机会。

当时业界闻名的大翻译冀朝铸，还曾经与唐明照一家比邻而居，有一段渊源。

据冀朝铸的夫人回忆，当时他们来到唐明照的家里做客，小小的唐闻生有时还会奉母亲之命招待他们，往杯子里倒热水给他们喝，礼貌而又好奇地悄悄打量他们。

六十年代的时候，冀朝铸受周总理嘱咐物色优秀的翻译人才。冀朝铸就进入北京有名的学院里，发掘根苗，注意到了从小女孩摇身一变，已经风采卓然的青年唐闻生，对她寄予了厚望。

虽然冀朝铸希望唐闻生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但路还是要一步步走，走到哪里就看唐闻生自身的本事了。

毕业以后，唐闻生就被分配到国家的外交部工作，也并没有一步登天，而是一直在默默锻炼自己。

不久之后，在芬兰驻华大使馆里，她作为同声翻译，随同一位政要人物出席活动，第一次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

此前，她也曾作为优秀人才被介绍给周总理，但是见面还是第一次。

周总理的记性很好，带着微笑，鼓励了这个面生的小姑娘，并且指了指自己身边跟随多年的翻译冀朝铸，“努努力，早日超过你的前辈。”

唐闻生自然又兴奋又说不出话，紧张得连连点头。虽然受到鼓励，心里抱有期待，但她知道，自己要想成为领袖人物身边的翻译，还早着呢。

令她没想到的是，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悄无声息地来了。

那是1966年，毛主席南下武汉，接见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各国人员，但是平时常用的大翻译都不在身边，外交部里的小翻译唐闻生就因为以前的表现优秀，而被临时抽调为主席的同声传译。

事发突然，唐闻生接到消息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简直都有些惊恐了。

饶是她自小就具备远超同龄人的心理素质，当时也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忽然面对那样大的人物，怎么能丝毫不乱呢？

但是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唐闻生还是硬着头皮去了，结果毛主席快要出现时，她就紧张得无法自控， 晕了过去，大家急切地呼喊，她才勉强睁开了双眼。

令当时的唐闻生万分庆幸的是，她惴惴不安等待的时候，毛主席忽然取消了正式讲话，否则真不知道会如何表现。

不过这样的机会失去了，唐闻生的心里还是有些怅然若失。

机会向来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她忽然意识到自己虽然具备了一定的能力，从小到大也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人外有人，她并没有自己所期望的那样足够优秀。

当时周总理和毛主席身边最有名的大翻译，就是曾经向周总理介绍过自己的冀朝铸。要想与这样的人物比肩，必须要加倍努力才行。

目标虽然宏大，但唐闻生并不是好高骛远的人，她说到做到，比以往更加努力，很快就崭露头角，脱去了小姑娘的稚气。

因为童年的生长环境的限制，在中国 历史 文化底蕴方面唐闻生稍显不足，她也努力学习弥补，工作越久越是时刻记得提升自己。

1970年，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访华，唐闻生就可以与冀朝铸一起担任毛主席和周总理身边的主席，游刃有余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进步不可谓不大。

也是从那以后，中美进入解冻时期，进行了数次书面上的往来，也是唐闻生与冀朝铸进行翻译工作。

可以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都开始出现了唐闻生的身影。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中国代表进行接见。基辛格是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是尼克松派往中国的秘密特使。

当时，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掩护之下，基辛格假装身体抱恙需要休息，悄悄乘机来到了中国北京。而负责秘密接应他的人里，就有唐闻生。

这次行动属于绝密，就连基辛格的保镖和助理都不清楚他的行程。在接见基辛格等人的时候，唐闻生已经是个优雅从容的女青年了。

因为基辛格只能停留四十八个小时，时间宝贵，所以唐闻生也就全程陪同翻译，这样几次见面之后，因为交谈密切，唐闻生与基辛格渐渐熟悉起来，还发生了几件趣事。

比如基辛格曾经为这次访华准备了干净的新衬衫，并且要助理事先藏好。

但也正是因为藏得太好，基辛格悄悄来华的时候根本没来得及带衬衫，结果只能向比他高大的人借衬衫来穿。

唐闻生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穿着不合身的衬衫，像是一只“滑稽的企鹅”，令唐闻生都差点忍俊不禁。

唐闻生因为事先准备万全，一直表现得谈吐不凡，尽职尽责。这样的外交魅力也折服了幽默干练的基辛格，有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基辛格就笑称：南希·唐可以竞选美国总统。这是极大的褒扬和肯定。

但是唐闻生却看穿了他的把戏，因为基辛格后来补充说唐闻生可以，自己则不行，因为唐闻生在美国出生，自己却不是。

基辛格是在夸自己，说自己的能力很强，只是因为没有在美国本土出生，所以竞选不了总统，才拿她来开玩笑。

不过当时唐闻生的出色表现以及建立的友好关系，可见一斑。

许多年以后，基辛格还在回忆录《白宫岁月》里回忆起唐闻生，说她十分聪明活泼，并且具有自己的信仰和坚持，并不只限制在自己的翻译工作里面，有好几次针对国事与周总理进行讨论。

事实上，唐闻生确实不是固步自封的人，除了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因为面对大人物而表现得有些紧张，在后来的工作里她一直表现出自己热情真诚的一面。

周总理年长以后，因为身体原因被嘱咐不能饮酒，但是一次接见外国宾客的时候，因为现场气氛融洽，大家都互相敬酒，周总理也就多喝了几杯。

久不沾酒，反而贪杯，周总理喝到尽兴的时候，全然没有看到唐闻生担心的神色。

这样赤诚的表现，哪里像是一个成熟端庄，工作多年的外交名人呢？自然是出于对总理的真心担忧和敬爱了。

周总理虽然因为外宾敬酒不便推辞而干了这杯，但转头就对有些焦急的唐闻生微微一笑，没再继续喝下去了。这样亲切的关系，自然是出于彼此的信任和关怀才有的了。

后来的日子里，唐闻生凭借优秀的表现成为了一名党员，并且在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74年，唐闻生从事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的职务。许多留存下来的关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老照片上，两位伟人与各国政要交流来访时，身边几乎都有她青春朝气的身影。

虽然担任着重要的工作，也常常在重要场合保持严肃认真的态度，但是唐闻生的活泼俏丽还是为当时的外交环境吹来了一阵清爽的风。

许多与我国的领袖人物进行访谈的外国人士，都对唐闻生有深刻的印象，描述她的时候也往往充斥着热情可爱这样的词汇。

毛主席也在一次演讲时开过她的玩笑。当时，毛主席正在阐发关于生死的问题和道理，气氛比较严肃，底下的人都很安静。

这个小小的插曲，顿时令在场的气氛轻松起来。

时隔多年，仍然有人回忆起当年事的时候，想起这个青春活力的翻译，也会忍不住露出轻松的笑容。到毛主席去世，唐闻生陪伴主席10年整。但是世事变迁，有如潮起潮落，终不可定。

后来唐闻生曾经沉寂了一段时间，但是光芒却没有就此黯淡。

1984年的时候，成为中国唯一一家英文大报《中国日报》的副总编辑，开启了自己人生的又一段崭新路程。

1986年，43岁的唐闻生前往中国铁道部，任外事局局长，工作了十三年之后，调任中国侨联副主席。

许是一生的经历太过于深刻多姿，见到的风云人物无数，直到自己也跻身于其中，唐闻生一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自己的终生大事。

和毛主席周总理身边另一位女翻译王海容一样，唐闻生始终没有组建自己的家庭，而是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事业之上，用一生都在奋着。

但是唐闻生并不会因此而有什么缺憾，直到现在，在平时的生活中，唐闻生还是与父母亲人生活在一起，感受属于她的充实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