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的爱国故事

1927—1928年，聂耳参加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所组织的外围组织“读书会”，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读物。参加由中国***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济难会”，多次给被关押的革命同志进行接济工作。

192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张贴传单以及参加示游行等活动。

1928年，瞒着家庭接受所谓新兵训练。当年底，离开新兵队，委任为特务连的上士文书。

1929年，和军官到广州，4月8日被该部队遣散，流落广州。

1929年，昆明发生大爆炸后参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青年救济团的各项针对反动派的斗争。

1930年，在上海云丰申庄从事杂役性的工作，没有工资。

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起百代国乐队。这一年是聂耳最多产的一年。

1935年初，聂耳创作了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

扩展资料：

当聂守信年轻时，他对音乐特别敏感。每个人都说，只要声音可以从耳朵里进来，他就可以从嘴里唱歌。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都称他为“耳朵”。

在一次聚会上，聂守信不仅可以表演舞蹈，模仿各种人，还可以让两只耳朵齐头并进。这对普通人来说很难做到。每个人都笑了 。总经理送给聂守信礼物，并称他为“聂耳博士”。你们硬要把一只耳朵送我，也好，四只耳朵，连成一串，不像一个炮弹吗？”从此，聂守信更名为聂耳。

当《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出现在银幕上时，不幸的是，聂耳死了，但这首歌响起了全国革命的号角，并在全世界广为人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国，美国和印度等许多国家广播电台经常播放这首歌。在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之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收集国歌时，周恩来提议使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建国仪式和一年一度的国庆节之后，聂耳的音乐以雄伟的音乐演奏，足以安慰在战争中去世的英雄们。

-聂耳

影视作品中的人物传记片更注重名人和领袖的生活经历，例如康熙、汉武帝、孙中山、周总理等伟人，当然也有一些是道德楷模普通人，如焦裕禄、钱学森、雷锋等。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部以**明星为主角的人物传记横空出世，它香港艺术片导演关锦鹏拍摄的**《阮玲玉》。

关锦鹏导演的作品偏婉约，擅长发掘女性身上的特质，他的**也大都以女性为拍摄对象，有着较强烈的女性主义特征。作为香港著名的艺术片导演，他的《胭脂扣》、《红玫瑰与白玫瑰》、《长恨歌》、《蓝玉》等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的通过阮玲玉这一特例，向我们展示了特定时代背景下女性的柔弱和悲哀，对于阮玲玉本人的性格深挖颇下功夫，为现代女性留下了强烈的警示意义。

现实与剧情交错出现，谱写时代背景下女性的柔弱与无助

在**中关锦鹏利用“片中片”“戏中戏”的方式为观众打造了三个时空：

历史：主要描述历史中的阮玲玉，通过她的影片剖析阮玲玉的从影之路和人生传奇；虚拟：通过张曼玉的演绎让我们看到阮玲玉作为艺术工作者的敬业，以及作为女性的悲哀；现实：在影片中穿插了关锦鹏与演员讨论阮玲玉、与阮玲玉的曾合作过的朋友、同事交谈，让观众可以从上帝视角更加全面、客观的了解阮玲玉的一生。

在这三个时空里现实与虚拟剧情相互叠加，不仅让观众认识、了解阮玲玉的生平，更是深刻的揭露了当时背景下女性群体的柔弱与无助。

01 阮玲玉的演艺生涯从来都是身不由己

作为艺人，阮玲玉是成功的，但是她的从影之路从来都是被动选择的过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交代了阮玲玉拍摄《故都春梦》的背景。当时导演卜万苍在澡堂中与其他**人谈到阮玲玉的戏路，他说：

“阮**演妖里妖气的女人，全国再找不出第二个了。不过我还是赞赏孙瑜的看法，……她演有高尚情操的女性，另外有一种味道……”

就这样，一群男人在澡堂子中，背着阮玲玉本人把她接下来的发展方向确定了。接着我们就看到了《故都春梦》中的阮玲玉，她一改往日风尘、妖媚的形象，演绎了娇蛮、高傲的歌女燕燕。在**中关锦鹏通过张曼玉的演绎还原了阮玲玉拍《故都春梦》的情形：在影片用阮玲玉饰演的燕燕正一边矫揉做作的欣赏女仆送来的花，一边对着镜子中的自己陶醉。而这一切都是在孙瑜、卜万苍等人的注视下完成的。

戏中类似的场景不少见，阮玲玉的所演绎的角色不是她自己渴望的，而是她背后的公司、身后的男人们希望她塑造的。 关锦鹏利用大量的中近景镜头还原阮玲玉的拍摄过程，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女性地位的地下——即便是大红大紫的阮玲玉也无法掌握自己的人生。

02 女性的生存空间狭小，未来大多依附男人

在关锦鹏的镜头下，女性的生存空间有限，未来更是依附与男人之下。 影片中阮玲玉的母亲是普通女性的代表，在影片中阮玲玉的母亲和养女小玉一直都陪着阮玲玉奔波。她们看似是在阮玲玉的庇护下生活，实则是在张达民与唐季珊以及其他男人的保护下求生存。

阮玲玉与张达民在一起时，阮母会主动给张达民炖东西吃，她小心翼翼的维护着张达民，在阮母眼中张达民是这个家里的男人，也是支柱。阮玲玉与张达民闹翻之后选择了唐季珊，阮母和小玉也随她一起搬到唐季珊的公寓，阮母又口口称赞唐先生是个好人。在阮母的世界中阮玲玉虽然可以经济独立但是无法给予她安全感，张达民、唐季珊则是她安全感的来源。

不仅是阮母，还有唐季珊的情人张织云（曾经的大红大紫的明星），她依靠着唐季珊，就算是知道他花心，被锁在家里抽大烟，也不愿意离开她，不愿独自生活。

关锦鹏通过这些女性的所作所为让我们看到了男权时代女人的不易，在纸醉金迷的影视圈看似风光的女明星其实不过是男人操控的玩偶，她们有名气、经济独立，看似前程一片坦途，实则前路早已被设计好没有半点自由，这是时代的悲哀。 但是，造成阮玲玉人生悲剧的却不是时代而是她自己。

以阴暗、狭窄为主基调，剖析阮玲玉悲剧人生的内在原因

01 甘愿被男人囚禁：从张达民到唐季珊再到蔡楚生，阮玲玉一直在寻求依靠

在**中阮玲玉出现的镜头大多是昏暗、压抑的，她住的房子也都是窗格多、空间不大，这种生活环境似乎暗示了阮玲玉的生活状况——她的男人的笼中鸟，她的一生就是从一个牢笼到另一个牢笼。

在影片中六嫂问阮玲玉她和张达民有什么打算，阮玲玉回答：

我们要好时，他曾带我去骑马，我在马上看着他就像：他这一生该是这样自由的，不可以结婚，不可以有孩子……

对阮玲玉而言，她知道张达民无法给予自己婚姻，所以收养了小玉，还将张达民的不负责任美化成向往自由。她始终惦念着年少时张达民那点微薄的真心，所以在成名之后，她仍旧养着张达民，希望用金钱、真心维系这个男人。

不仅是张达民，对于唐季珊她也是如此。阮玲玉第一次见唐季珊是在舞会上，唐季珊带着情妇张织云，周围的小舞女将唐季珊的风流、花心、不负责任尽数告知，黎莉莉听说之后大呼：“真受不了这样的人”，可是阮玲玉似乎对此习以为常。

面对唐季珊的示爱她说：“我这个人最受不了人家对我好，谁对我好，我就会千百倍的偿还他”。

从张达民到唐季珊，阮玲玉都是自愿的走向他们，明知对方是花花公子，不是良人，可是她太贪图那一丝温暖了，义无反顾的走向了这两个男人的囚牢 。如果这两个人可以归结于爱，那么到蔡楚生，阮玲玉所求的只是一个男人罢了。

她在经历张达民的勒索、唐季珊的冷落、世人的异样眼光之后把蔡楚生当做自己的救命稻草。在明知对方有妻子，有同居的舞女的情况下，还是问对方：“你能不能带我离开这里。”到这时阮玲玉已经彻底失去自我了。

阮玲玉的一生，从16岁与张达民相恋到25岁离世，她一直将男人作为自己生活的主心骨。当时，她已经是当红影星，已经有钱、有人脉、有地位，可是面对危机她未曾想到自救，面对时代给予的苦难，她将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这种骨子里的不独立造就了她的人生悲剧。

02 格局限制发展：沉浸与演艺事业和个人情感生活，对其他事情漠不关心

阮玲玉的悲剧不仅源于她的不独立，还源自她的固步自封与狭隘。 在阮玲玉的世界里只有两件事值得费心：一是她的演艺事业，二是她的感情生活。

1929年的中国正在经历变革，革命的火种在全国不断播下。在复旦的学生会代表请求联华一起参加游行抵制日货时，阮玲玉正在拍摄《桃花泣血记》，她换好服装突然出现在一群爱学生面前，对着这些学生宛然一笑然后疾步走开，对于这些人谈论的日本、救国她一点也不关心。

另外，一二八事件中阮玲玉前往香港避难，聂耳等学生代表选择留守上海。从香港回来后阮玲玉发现她的朋友、同事都在谈论国事，商讨如何对付日本人，一起合唱聂耳的《大路歌》。在演唱时用了仰拍+特写的镜头，记录了聂耳紧握的双手，黎莉莉的侧面特写，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阮玲玉的微笑，她始终不曾加入合唱，只是微笑着看着眼前的一切。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在阮玲玉的世界里，国家、战争这些都不是她关心的。阮玲玉对于这个世界是冷漠、疏离的，她一直沉浸在自己琐碎的感情生活中，不肯抬头看一看自己所在的世界。

所以说，造成阮玲玉人生悲剧主要内因是她性格中的幼稚、软弱、犹豫，还有她的自闭与狭隘。她沉浸在自己的感情世界中，把感情当作人生的全部，可是，面对感情她是糊涂的，当她在感情中受伤之后，又无法从外界获得安慰与帮助。这一切使得她在面对现实的压力时只能选择逃避、自戕。

阮玲玉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受害者

阮玲玉一生短短9年，在张达民和唐季珊两个男人之间不断挣扎，她的悲剧与他们有关，但是却也无关，“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是她爱情失败的最大原因。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我们又称为人质情节，指的是 人质会在某种程度上对劫持者产生心理依赖，如果劫持者让他们生，人质会万分感激。他们认为自己与劫持者共命运，产生一荣俱荣一辱俱辱的想法，对于解救者反而横眉冷对。

阮玲玉最初对张达民是如此，张达民曾是她母亲雇主家的少爷，在张达民面前阮玲玉始终是自卑的，她认为自己配不上对方。后来对唐季珊更是如此，在她的一书中对唐季珊满是歉疚，她认为自己和张达民的过往连累了唐季珊。这就像《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的梅湘南一样，即使丈夫对她家暴，她也从没想过报警，在她心中自己被人玷污是最大的过错。

在生活中中大部分女性往往对伤害自己最深的人念念不忘，这些男人就如张达民和唐季珊一样，他们并没有很出彩，相反在某些时候他们表现的还很渣，但是就是能让女人心甘情愿的付出。当女人面对这样的男人时，会因为他的一个拥抱，一句甜言蜜语就心生欢喜，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关锦鹏通过现实人物采访和镜头告诉观众： 过度的贬低自己，依赖他人智慧让你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奴隶。作为现代女性我们在择偶时一定要慎重，不要被“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谎言诱惑，在爱情中要学会独立，一旦发现对方不合适要有及时执止损的勇气，如此才能幸福！

写在最后

在**的开头关锦鹏告诉张曼玉阮玲玉出道前演过很多角色，但是大都是没有实质意义的花瓶，知道加入联合才真正开始拍有质量的影片，张曼玉笑着说：“那不是跟我很像。”

曾经的张曼玉被人称为“花瓶”、“票房毒药”，也和阮玲玉一样深陷舆论旋涡，与阮玲玉不同的是，张曼玉走出了低谷。

拉罗什福科曾经说过：“命运会降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切，都由我们的心情里确定价格。”

对于阮玲玉而言，她确实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公的时代，但是如果将她的人生悲剧归于时代却有失偏颇。她有能力、有机会摆脱命中的苦难，可是她选择了最轻松的做法——逃避。她缺少自我的反省，虽然悔恨自己沦为男人的争夺品，却没有意识到造成这一切的结果正是她自己。

人之一生，其路漫漫。有成功必然有失败，有幸福必然有苦难，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带伤的人，能够治愈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我们只有放眼未来开拓自己的视野，调整心情整理失败的原因，才能奋起而发直面命运的苦难。

　　韩信

　　韩信（？—前196），汉初军事家。淮阴（今属江苏）人。年少时父母双亡，家道贫寒，却刻苦读书，熟演兵法，怀安邦定国之抱负。苦于生计无着，于不得已时，在熟人家里吃口闲饭，有时也到淮水边上钓鱼换钱，屡屡遭到周围人的歧视和冷遇。一次，一群恶少当众羞辱韩信。有一个屠夫对韩信说：你虽然长得又高又大，喜欢带刀配剑，其时你胆子小得很。有本事的话，你敢用剑你的配剑来刺我吗？如果不敢，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韩信自知形只影单，硬拼肯定吃亏。于是，当着许多围观人的面，从那个屠夫的裤裆下钻了过去。史书上称“跨下之辱”。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韩信配剑从军，投身项梁的西楚军。项梁战死后，继随项羽，但未受项羽重用，只是充当一名执戟卫士。他多次向项羽献策，均不被采纳。于是他愤然逃出楚营，投奔汉王刘邦。刘邦初始也没把他当将才使用，只任命他为治粟都尉。韩信见刘邦不肯重用，决意离汉营而去。丞相萧何素知韩信之才，闻讯即刻骑马月夜苦追，将他劝回，由此留下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美谈。后来，刘邦在萧何的屡次劝说下，亲自与韩信讨论军国大事，确信韩信为稀世之才，遂举行仪式，拜为大将。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五月，韩信派人修复刘邦进入汉中时烧毁的栈道，迷惑雍王章邯，自己却率军悄悄沿南郑故道东出陈仓，大败章邯军，一举拿下了关中地区，使刘邦得以还定三秦。

　　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二月，韩信引兵出函谷关，将兵锋逼至洛阳，韩王郑昌、殷王司马邛等项羽所属的封国，先后归降。然后便与齐赵联合共谋击楚，四月，大军就已进至楚都彭城。攻势之凌厉，令人赞叹。未想刘邦进入彭城后就把防务丢在一边，遍搜宝货美人。正在与齐军鏖战的项羽听说彭城失守，急率三万精骑星夜赶回，一战将刘邦击败。韩信闻讯即刻赶来收集溃败的部队，和刘邦在洛阳地区会师，又成功地进行了阻击战，在京县、索亭之间把楚军打得大败，使项羽西进的兵锋顿挫。战线最后在荥阳稳定了下来。

　　刘邦兵败彭城，齐、赵、魏等重又倒戈向楚。八月，刘邦封韩信为左丞相，领兵攻魏。魏王豹陈重兵于黄河东岸的蒲坂，韩信针对魏军部署，将大量船只集中在蒲坂对面的临晋，佯作正面渡河之势，暗用木框架绑扎瓦罐做成临时渡河器才，从上游夏阳渡河奇袭安邑，突然出现在魏军背后，大破魏军，俘获魏王豹。

　　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年九月，韩信又引兵东向阏与，活捉代相夏说，收复了代郡。这时，刘邦却命韩信急调其力主至荥阳加强该地守备，故韩信只带了万余部队东下井陉攻赵。赵王歇和赵军统帅成安君陈余集中二十万兵力于太行山区的井陉口，占据有利地形，准备与韩信决战。韩信先以两千轻骑，乘夜迂回到赵军大营的侧后方埋伏。天明后亲率主力前出到河边背水列阵，诱使赵军出营攻击。汉军背河而战，无路可退，人人拼死作战。预先伏下的两千轻骑乘机攻入赵军空营，遍插汉军红旗，赵军见状，军心大乱。韩信挥军趁势反击，大破二十万赵军，斩杀赵军统帅陈余，生擒赵王歇。接着，韩信用“上兵伐谋”办法降服了燕。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十一月，韩信又用重兵急袭的办法攻破了齐都临淄。楚将龙且急领二十万人马来援，与败退的齐军会师于高密，然后与汉军隔淮水对峙。韩信秘密派人用一万多个沙袋，乘暗夜在上游把淮水堵住。天明后派部分军队渡过淮水，在侧后攻击楚军，继而佯装溃败。龙且误以为汉军胆怯，率主力渡淮水追击。韩信命部属掘开上游堤坝，将楚军冲成两段，汉军运用半渡而击的办法，把已渡水的楚军全歼，龙且被杀。未渡水的齐楚联军不战自溃。韩信趁势挥军追歼逃敌，俘虏齐王田广，全部平定了齐地。

　　韩信攻占齐地后，项羽恐慌万分，连忙派人去游说韩信，以三分天下为条件，希望韩信反汉联楚，被韩信所拒绝。韩信的谋士蒯通劝他：“将军难道没有听说过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的道理吗？……将军如今既有震主的威名，又挟难赏的大功，归楚，楚不信；归汉，汉王震恐。若不自立为王，何处是你的归宿呢？”韩信听了连连摆手道：“请不要再说了，汉王待我十分厚恩，把他的车给我乘，把他的衣给我穿，把他的饭给我吃。古人说过：乘人家的车，要替人分担忧患；穿人家的衣，也应替人分担忧患；吃人家的饭，就应该为人家卖命。我怎么能见利忘义呢？”于是，谢绝了蒯通的建议。可是齐地初定，需立王掌政以安民心。所以韩信已遣使修书请求刘邦立他为假齐王（代理齐王）。当时，刘邦正被项羽困在荥阳，自顾不暇，看罢来书后勃然大怒，本不想应允。后来，听取了张良和陈平的意见后，又说：“大丈夫平定了诸侯就是真王，当假王干什么！”于是，立韩信为齐王，并征调他的部队攻楚。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二月，楚汉两军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南）展开决战。刘邦以韩信为主将，统一指挥各路大军。项羽指挥十万楚军，从正面向汉军阵地猛攻。韩信采用典型的侧翼攻击战法，令汉军中军稍稍后退，避开楚军锐气，而将两翼展开，实行侧击，然后再令中军推进，一下子完成了合围。入夜，韩信令汉军四面唱起楚歌，终使楚军丧失斗志，被汉军一举聚歼于亥下。项羽眼见大势已去，慷慨自刎于乌江边。历时五年的楚汉战争以汉王刘邦夺得天下而告终。

　　韩信以项羽帐下执戟卫士的低微身份，几年内登坛拜将，屡建奇勋，终至成为左右楚汉战争的一方诸候。蒯通以“略不世出”来赞誉这位叱咤风云的军事人物。其用兵之道，为后世兵家所推崇。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他曾著有《韩信兵法》三章，可惜已经失传。韩信的军事才能令刘邦极度不安，故在项羽败亡后，即夺其兵权，徙为楚王，继又黜为淮阴侯，软禁于刘邦身边。一天，刘邦问韩信：“你看我能带多少兵？”韩信答“陛下不过能带十万之军。”刘邦又问：“那末你呢？”韩信怔了一下，突然狂傲的大笑：“我是多多益善啊！” 韩信的绝世军功和才华终于招来了杀身之祸，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吕后和萧何诱韩信至长乐宫的钟室，以谋反罪名杀之。一代名将，死非其所，实堪哀伤。

　　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是明朝开国皇帝，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史称明太祖。

　　朱元璋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他在很小的时候，以给大户人家放猪放牛为生，吃尽了苦头。1344年，淮北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虫灾，疾病到处流行。在这场劫难中，朱元璋的父母和长兄都先后病死，饿死。16岁的朱元璋靠乡邻的帮助，草草埋葬了亲人之后，孤苦无依的他只好到附近的皇觉寺当了小和尚。不久，灾情越来越重，寺庙中的和尚也不得不外出讨吃就食。朱元璋入寺后不到几个月，就被打发出去，做了游方们。他云游四方，到处乞讨，山栖野处受尽了风霜之苦；但同时也使他了解到民间疾苦，增长了社会见识。

　　元朝末年，政治越发黑暗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广大人民不堪忍受剥削、压迫和歧视，纷纷拿起武器起来斗争。终于在1351年，爆发了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元末农民大起义。1352年朱元璋云游回到家乡，接到濠州起义军中同乡汤和的相邀信，就投奔于濠州红巾军郭子兴的队伍。由于他勇武过人，很快就被提拔为亲兵九夫长。不久，又成为郭子兴的亲信，并娶了郭子兴的养女马氏为妻。此后，刘福通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称小明王，建立“大宋”政权，年号龙凤。朱元璋以战功先任镇抚，后升总管之职，成为濠州红巾军中统兵一方的大将。

　　1355年郭子兴病死，朱元璋以左副元帅职，成为这支起义军的实际领袖。他率军南下，攻破集庆（今南京），招降康茂才等军民50余万，改集庆为庆天府。龙凤政权任命朱元璋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这时的朱元璋，局面小，兵力弱，四面受敌，形势不利。他利用元朝军队主力和小明王作战的机会，向南面和东南的元军主力进攻，取得胜利。在他率军打下徽州时，朱元璋采纳了老儒朱升的献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命令军队自己动手生产，兴修水利，减轻农民负担，因而兵强粮足。于是朱元璋又把军事进攻的矛头指向土地肥沃，盛产粮食丝绸的浙江一带，先后占领诸暨、处州。孤立的元军据点，次第被消灭。随后，他又适应新的军事形势，对东南采取守势，东北和西面取攻势的战略，在军事上取得了有利的局面；然后又战鄱阳，取东吴，南征北伐，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1368年，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明王朝建立之后，朱元璋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问题。战火摧残的社会经济急待恢复，农民起义和斗争仍在继续，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待缓和，退居塞北的残元势力仍然企图卷土重来；明政权中由于胜利臣骄将悍，争权夺利，这些都是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障碍。为了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朱元璋在明王朝建立后，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许多方面做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制度。

　　1376年，朱元璋废除了元代行省制度，在全国设置了13个承宣布政使司，设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审使司分管行政、军事和司法。这三个部门合称“三司”，统属中央省辖。

　　1380年，朱元璋又借胡惟庸谋反案，对中央机构进一步改革，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一职，由六部分理政务，听命于皇帝，在政治上增强中央集权。军事上，朱元璋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在全国设立卫所制度，将军权也集中于上。在司法上，设立大理寺，都审院，刑部合称三法司主管刑狱之事。通过这些改革，朱元璋集大权于一身，有利于明初政治的统一和政权的巩固。在经济上，朱元璋鉴于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教训，制定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积极推行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有利措施。他多次减免各地的赋税，大力推行垦荒、屯田的政策，并规定3年免征赋税。这些都大大推进了经济恢复的步伐。据统计，明初的15年中，新垦田数共达18亿多万亩，占当时全国可耕地的一半。此外，朱元璋还十分注重水利工程的整治和兴修。明初共修陂渠，堤岸5000多处；疏浚河道4100多条；开掘堰塘409万多处。在朱元璋统治时期，明政权吏治也较为清明，这与朱元璋大力打击贪官污吏、土谊劣绅是分不开的。朱元璋对于胆敢贪污的官吏，经常剥皮示众，并制成人皮囊悬于官府，惩戒官吏，一时间政清人和，据洪武二十六年的统计数字，明初全国户数增长近10倍，耕地面积扩大4倍，农业、工业、手工业都有较快发展。

　　朱元璋一生勤于政事，事必躬亲，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不多见的杰出君主。他建立了明王朝，为我国民族统一大家庭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他这个地方阶级政治家同历史上的许多皇帝一样，为了巩固其统治，滥杀无辜，屡兴大狱，先后诛杀数万人。许多功臣勋将，文人墨客都惨死在他的屠刀下，又体现了他作为封建帝王的残暴。

　　特别要指出的是，朱元璋首倡以领先股文取士，使明代无数知识分子摇头摆尾，死攻八股，至死不悟，范进中举就是最鲜明的写照。以八股取士的制度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头脑，扼杀了无数人的才华。这一制度后被清朝统治者继承下来，成为束缚人民思想的桎梏。

　　贝多芬

　　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是德国伟大的作曲家，他不但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也是19世纪浪漫乐派的开山之父。1770年12月16日他出生于德国的波恩（bonn），父亲是波恩科隆选侯宫廷的歌手，他为了使贝多芬成为莫扎特似的神童，从4岁起就严格地训练小提琴和钢琴。12岁的贝多芬就以极精悍的技艺作为宫廷剧场首席小提琴师而出现，同时并担任教堂助理风琴师。贝多芬的童年时期的启蒙老师除了父亲，应首推聂耶菲，聂耶菲精通作曲，富有很深的音乐造旨。为贝多芬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基础。1787年贝多芬在聂耶菲的帮助下到维也纳从师莫扎特。从此贝多芬交结了许多音乐名家，艺术上产生了很大的飞跃。 贝多芬早年曾受到“启蒙运动”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他向往“自由、平等、博爱”，憎恨封建压迫，这些思想都倾注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同时也奠定了他在音乐历史上的大师地位。这期间贝多芬完成了著名的“悲怆”奏鸣曲，“月光”奏鸣曲，“第二钢琴协奏曲”，“A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从1803年至1812年这11年中，是贝多芬创作的全盛时期，这一阶段的作品量大，而且构思更广阔，思想更深邃，在形式方面也更加宏大，如最著名的“英雄交响曲”（第三交响曲），“命运交响曲”（第五交响曲），“田园交响曲”（第六交响曲），歌剧“菲德里奥”，序曲“爱格蒙特”，“f小调热情奏鸣曲”等都产生于这一时期。 1815年，梅特涅的反动统治更加黑暗，使贝多芬对前途产生了动摇，这时期贝多芬失去了兄弟和自己的听觉，他由此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经常独自遨游在乡村的大自然中。1819年他又重新燃起了创作的欲望，写下了”合唱交响曲“（第九交响曲）”，“庄严的弥撒”等大作。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与世长辞。 贝多芬使资产阶级兴盛时期的作曲家。他继承了德国古典音乐的优秀传统，以其充满了热情和英雄气概的创作，代表了当时进步阶层的反抗精神和变革的的愿望。贝多芬对同时代及以后的欧洲艺术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对贝多芬的评价很高，曾写到“这个最屈辱的仰仗外人鼻息的时期，正好是文学和哲学的光辉灿烂的发展时期，是以贝多芬为代表的音乐的繁荣的时期。”

　　爱 迪生

　　(Tomas lvaEdison，1847—1931年)

　　爱迪生是美国发明家、企业家。1847年2月11日生于俄亥俄州的密兰。爱迪生八岁进学校念书，只学习了三个月，因老师骂他“糊涂蛋”，母亲就领他回家。这位当过教师的母亲亲自挑起教育儿子的责任。爱迪生对物理、化学特别喜爱，他在家中地窖里还建起一座化学实验室。

　　1868年爱迪生的第一个发明问世，这就是电动选举记录器，由于没有实用价值，搞出来以后就被搁在一旁。1873年他设计制造了二重发报机。那种机器能在一条线路上同时发两个消息。经过改进，在1874年制造出四重发报机，能同时发送四个消息。

　　1876年爱迪生在新泽西门罗公园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工厂”，即现代研究所的前身。他说，发明工厂每十天要有一项较小的发明，每六个月要有一个大的发明。那里确实出过许多新产品。第一个重要产品是在1877—1878年间发明的炭质电话发话机。过去的电话一般只能传送2~3英里，炭质电话发话机连接了纽约和费城，送话距离达107英里。其他重要的发明有留声机、白炽电灯等。

　　1883年3月爱迪生在做电灯实验时，发现了热电子发射现象，即所谓“爱迪生效应”。限于当时的理论水平，没有对这效应引起重视。

　　1887年爱迪生在西奥伦治办起更大的实验室。1888年他发明了**摄影机，大大改观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爱迪生一生中取得了一千多项专利，1928年为了表彰他对国家的贡献，授予他国会金质特别奖章。

　　爱因斯坦

　　(Aert instein，1879—1955年)

　　二十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于1879年3月14日出生在一个德国犹太人家庭中。他的父亲经营一家小厂，但遭到失败，全家就搬到意大利。后来，爱因斯坦又到瑞士，进苏黎世工业学院师范系，攻读理论物理学。

　　相对论——伟大的发现

　　爱因斯坦在物理学的许多部门中都有重要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建立了狭义相对论，并在此基础上推广为广义相对论。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在物理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的原理。在同一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中，他又提出了著名的质能关系式E=mc2。在1907年发表的《关于相对论原理和由此得出的结论》一文中，爱因斯坦提出，有必要把相对性原理从等速运动推广到加速运动，其基础就是惯性质量同引力质量相当。从此，他开始探索广义相对论。1916年，《广义相对论的基础》一文发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揭示了空间—时间的辩证关系，加深了人们对物质和运动的认识。相对论的观念和方法，对二十世纪理论物理学的发展，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光量子(光子)假说

　　在1905年发表的《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启发性观点》一文中，爱因斯坦坚持并推广了普朗克在1900年提出的能量子假设。运用光子假说，爱因斯坦成功地解释了光电效应，并因此而获得192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1917年发表的《关于辐射的量子理论》一文中，爱因斯坦又提出了受激辐射理论，后来它成了激光科学技术的理论基础。

聂耳生平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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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530208

沈雁

聂耳（

1912

－

1935

）

，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

，汉族，云南玉溪人。中国音乐

家。

他从小家境贫寒，

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

他在有限的生命中创作了数十首革命歌曲，

他的一系列作品，

正是***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

聂耳开辟了中国新音乐的道路，

是中

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聂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另外由

赵丹主演的影片《聂耳》在

1959

年上映后也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这部**是新中国第一

部音乐传记片。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

72

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

1912

年

2

月

15

日，聂耳

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

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

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

。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

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

从照片中看，

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

令人

佩服的是，

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

但跟着丈夫，

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

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

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

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

蔡锷功成名就之时，

聂耳还是黄口小儿，

但他从

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

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习武

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

十六岁那年，

聂耳终于憋不住了，

背着家人偷偷参军，

被编

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

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

又被军队遣散，

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

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

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

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

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

聂耳又写了篇

《我之人生观》

，

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

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

稽查员的工作。

谁知

“申庄”

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

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

聂耳失业了。

还好，

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

《申报》

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

耳的注意。

每月能挣十元津贴，

还管吃住，

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

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

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

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

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

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

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

练琴时得站在墙角，

但聂耳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

初到不久，

他帮助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

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

聂耳的心狂跳起来。

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

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

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

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

于是，

人们常常

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

“错了”

，

“又错了”

，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

“小

老师”与聂耳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耳，刚刚摸琴，连乐谱

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

“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耳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

了好老师。

“一定能学会，

”他对自己说。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

，到“大世

界”

看杂耍，

聂耳却一声不吭，

躲进房间练琴。

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

一天至少

“恶补”

七个小时的琴。

“拼命三郎”聂耳很快出名了。其时，**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起。一套演员班底，一

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

客观上却锻炼了演职员。

比如王人美在**《风云儿女》

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

歌。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

或者涂一身黑墨，扮

成黑人矿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

1959

年，赵丹在**《聂耳》里出演

聂耳时，还不止一次地谈及当时的往事。

出入

“明月”

的都是上海滩演艺界的知名人物，

蔡楚生、

孙瑜、

卜万苍、

金焰、

郑千里、

王人美、

黎莉莉、

白丽珠、

赵丹、

周璇、

阮玲玉，

等等。

近观名人，

聂耳才体会到什么是

“风

头正健”

。星光照耀之下，起初投身于此只为谋生的聂耳，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

“耳朵先生”和“田老大”

活泼，

天真，

十九岁的聂耳是个孩子王，

身边总围着歌剧社的小演员们。

做游戏，

输了，

孩子们起哄，聂耳乐颠颠地耸动着两只耳朵。大家不满足，

“耳朵先生，再来一个嘛！

”聂耳

又“秀”了一下。

聂耳最爱看**，

而且每遇动情之处必哭，

这在朋友中出了名。

他的这个习惯常被朋友

们当做笑料，他自己却觉得再自然不过。至情至性，有何不好？

那时，聂耳与他的同乡、

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很频繁，

此人即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

聂耳因此对哲学

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

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

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

后来

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

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

地表示一下。勤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逢“田”何故谨慎规避？令人不得而知。当然，在田

汉的眼里，

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

两人阅历、

资历以及

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

年至

1935

年两年间，

田汉作词，

聂耳作曲，

一同创作了

《开矿歌》

、

《大路歌》

、

《毕

业歌》

、

《码头工人》

、

《苦力歌》

、

《打砖歌》

、

《打桩歌》

、

《告别南洋》

、

《春回来了》

、

《慰劳歌》

、

《梅娘曲》

、

《打长江》

、

《采菱歌》

、

《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

的一半。

聂耳的处女作

《开矿歌》

是两人合作的开端。

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

《义

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

“

《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

“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

”自信与笃定溢

于言表。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

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

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

完成的。

1935

年

7

月

17

日，聂耳在日本东京附近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死，年仅

23

岁。

当时，由诗人郭沫若在日本写了一首诗，以志纪念；

1954

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郭沫若又

撰写碑文；

同年，日本藤泽市修建聂耳纪念碑，碑铭也由郭沫若题写。

聂耳生前与郭沫若是

否有交往，

我们并不清楚，但作为田汉的密友，因为田汉的缘故，

郭沫若关注聂耳是十分自

然的。只是，为什么不是田汉呢？由此推想，尽管聂耳和田汉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在“朋

友”和“搭档”之间，笔者更倾向于从后者的角度考量两人的关系。聂耳提起田汉，总是恭

恭敬敬地称一声“田老大”

。

1934

年

4

月

1

日，聂耳加盟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公司当时在上海

十分出名。

初进

“百代”

，

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他就被任命为音

乐部副主任，这是因其一目了然的才秉。

“百代”老板大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你做

什么，只要你能做成，有影响，有效益，你就尽管去做。

聂耳“拼命三郎”的劲头又上来了，抄谱，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都不消停。他

是如此兴奋而忙碌，以至连写日记的时间都没了，整整七个月的“百代时期”

，临到末了他

才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文字。在这篇注明“四月四日”的日记里，亢奋中的聂耳一再使

用

“一致地赞许”

、

“批评甚佳”

等火爆字眼，

形容自己为**

《渔光曲》

、

《桃李劫》

、

《大路》

创作的音乐作品。

忙碌中聂耳最用心力的是国乐队，业余演出时这个乐队也称“音乐社”

。乐队很小，只

有几个基本席位，成员都是往来较密切的同行，每礼拜开两次夜工，因为是同人性质，

大家

的兴致很高。

乐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实验。

聂耳根据云南等地

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

、

《昭君和番》等四首民乐作品，都是交由音乐社首演的，现

场与报章的反响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

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

《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

“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

。

“百代”就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

人生的价值往往成就于一个瞬间，一个阶段。

1935

年聂耳为**《风云儿女》创作的

《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聂耳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

在

1934

年就已大略成型了。他自己说过：

“

1934

年是我的音乐年。

”

那一年，碰见熟稔的朋友，聂耳总会半真半假地发几句牢骚：忙！真忙！谈恋爱的时间

都没有。话刚说完，

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从乐队转到合唱队，从合唱队转到摄影棚—

—因为他正在筹划歌剧《扬子江暴风雨》

。若干年后，夏衍回忆当年情景时，曾长叹再没有

能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了。

1934

年，聂耳真的特别快乐，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完

全变了。在名人如毛的上海文艺圈，聂耳曾一度很沮丧；但这一年，他恢复了惯有的自信。

六十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新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的维也纳

“

金色大厅

”

演出。

当地许多社会名流盛装莅临。

音乐厅的气氛出乎意料地好，

每一曲终了总有热烈的掌

声。聂耳在

“

百代时期

”

编创的《金蛇狂舞》起奏。大厅里静极了，丰沛的个性化的旋律流淌

在多瑙河畔。突然，震耳的掌声提前响起。一时间，作为听众的笔者百感交集，想到很多，

包括聂耳。

这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聂耳在

“

百代

”

期间主持改编的另一首新民乐

《翠湖春晓》

，

同样以那充满民族个性色彩的优美打动了异域的听众。今天，

《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

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

聂耳，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

“文以载

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

。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

族危亡时代所造就。

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

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

日本侵华和国内

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

1932

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

2

月

7

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

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

。聂

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

《义

勇军进行曲》

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

不幸正逢聂耳去世，

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

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

战争结束前夕，

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

中。

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

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

1949

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

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陈钢 （1935－） 上海市人。与何占豪合作写了蜚声国内外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后又编写了《苗岭的早晨》、《我爱祖国的台湾》、《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清水江恋歌》等小提琴作品以及其他器乐作品。陈钢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协理事、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他曾出访美国、加拿大、法国、新加坡、香港、日本、台湾等并被载入“世界名人录”、“世界音乐名人录”等十八项世界名人录，并获“国际文化荣誉证书”。另著有散文集《黑色浪漫曲》，《三只耳朵听音乐》等。

贺绿汀 （1903－1997） 湖南邵阳县人。我国著名的作曲家、音乐家。在近80年的音乐生涯中，他把自己的音乐活动与人民的革命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创作了很多不朽的音乐作品，在我国产生重大影响。他的创作，构思严谨周密，结构完整紧凑，手法简洁洗练，感情真挚自然，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尤其是歌曲创作，其亲切上口的旋律与鲜明的时代感使他成为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位优秀的人民音乐家。他给中国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作品将永远传唱在中华大地。 他共创作了3部大合唱，24首合唱曲， 200多首歌曲，6首钢琴曲，7首管弦乐曲，25部**音乐及140余篇论文、译作等，还出版有《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等 。 主要作品：《暴动歌》、《牧童短笛》、摇篮曲》、《春天里》、《天涯歌女》、《游击队歌》、《垦春泥》、《嘉陵江上》、合唱《新世界的前奏》，秧歌剧《刘德顺归队》，管弦乐小品《森吉德玛》、《晚会》。

华彦钧 （1893－1950）小名阿炳，人称“瞎子阿炳”，江苏无锡东亭人。华彦钧的民族器乐演奏植根于深切的生活体验和丰富的民族底蕴，它能够根据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从民间艺术遗产中超凡脱俗，创作、改编、演奏出与时代息息相关的作品。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街头编唱过《汉奸的下场》等小调；他著名的二胡曲《听松》以南宋名将岳飞抗金的史实寄托了对民族解放的期望。在抗战胜利以后，他又编唱了《前走狼，后走虎》等在街头演唱，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这种新闻活报式的艺术创作和表演，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民主意识。华彦钧在二胡、琵琶等艺术作品中体现了相当高的艺术造诣，但他留下的只有创作的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和亲传的琵琶曲《大浪淘沙》、《昭君出塞》、《龙船》，被收入了1956年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阿炳曲集》，成为中国近现代民间音乐研究的宝贵遗产。

雷振邦 (1916--1997）北京人。满族。从1955年到1980年，他谱写的**歌曲多达一百余首，包括《刘三姐》、《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芦笙恋歌》、《景颇姑娘》、《达吉和她的父亲》和《金玉姬》、《董存瑞》、《马兰花开》、《花好月圆》、《吉鸿昌》、《小字辈》、《赤橙黄绿青蓝紫》等40余部影片音乐作品。其中涉及白族、壮族、彝族、拉祜族、塔吉克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的风格，由此而诞生了大量形象鲜明，优美抒情，具有强烈的民族地方色彩和散发着扑鼻的生活芬芳、地域风情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脍炙人口，深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雷振邦出生优越、富裕，却始终坚信，音乐来源于生活，娓娓动听的民歌，使其音乐充满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李焕之 （1919－） ）著名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原籍福建晋江，生于香港。抗战胜利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主任。新中国后，历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团团长、中央歌舞团艺术指导、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创作的《春节组曲》已成为我国春晚必演曲目；《社会主义好》高度颂扬了***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新中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繁荣景象，唱出全国人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教育和影响了新中国几代人的思想和成长。四十余年来，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除了传唱一时的《民主建国进行曲》、《新中国青年进行曲》、《社会主义好》等歌曲外，主要有管弦乐《春节组曲》、《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古琴弦歌合唱《苏武》，古筝协奏曲《汨罗江幻想曲》，独幕歌剧《异国之秋》等。

刘天华 （1895－1932）江苏省江阴县人。国乐一代宗师，“中西刘天华大师

兼擅，理艺并长、而又会通其间”的中国优秀的民族乐器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 创作了二胡独奏曲《病中吟》、《月夜》、《苦闷之讴》、《悲歌》、《良宵》、《亲居吟》、《空山鸟语》、《光明行》、《独弦操》、《烛影摇红》，琵琶独奏曲《歌舞引》、《改进操》、《虚籁》和器乐合奏曲《变体新水令》。

马可（1918-1976） 江苏徐州人。1937年后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39年抵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工作团工作、学习，得到冼星海、吕骥等人的指导，记录、整理过大量民族资料。后在东北解放区从事音乐活动，解放后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一生写了二百多首（部）音乐作品，其中以歌曲《南泥湾》（1943年）、《我们是民主青年》、《咱们工人有力量》、《吕梁山大合唱》，秧歌剧《夫妻识字》歌剧《周子山》（与张鲁、刘炽合作）、《白毛女》（与瞿维、张鲁、向隅等合作）、《小二黑结婚》，管弦乐《陕北组曲》等流传最为广泛。以他为首集体创作的《哀乐》是现在国内最正式的傧仪用曲。

聂耳（1912-1935） 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一作紫艺。笔名曾用过黑天使、噪森、浣玉、王达平等。,云南玉溪人。中国音乐家。他从小家境贫寒，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他在有限的生命中创作了数十首革命歌曲，他的一系列作品，正是***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聂耳开辟了中国新音乐的道路，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聂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创作了《开矿歌》、《卖报歌》、使人耳目一新。1934年是他的“音乐年”，《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新女性》、《码头工人歌》、《前进歌》、《打长江》等歌曲以及《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民族器乐曲，都是这一年完成的。1935年，写下了《梅娘曲》、《慰劳歌》、《塞外村女》、《自卫歌》、《铁蹄下的歌女》以及建国后定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