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姓那个地区的人最多？我也姓杨。谁能告诉我？

杨姓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四川、河南、云南三省，大约占杨姓总人口的30%；其次分布于山东、湖北、湖南、贵州、河北，这五省又集中了30%。四川为当代杨姓第一大省。全国形成了云贵川湘、豫冀鲁鄂两块杨姓聚集区。

在人群中，分布在云贵、四川大部、重庆南部、湖南西部、广西北部，杨姓一般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在45%以上，有的达13%，占了国土面积的136%，居住了大约23%的杨姓人口。

在晋冀豫、京津、陕宁、甘肃大部、青海东部、新疆北端、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黑吉西部、湖北大部、湖南中部和北部、安徽西北部、广西中部，杨姓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在3%-45%，其覆盖面积占了国土面积的273%，居住了大约34%的杨姓人口。

扩展资料

杨姓名人：

1，杨丞琳

杨丞琳（Rainie Yang），1984年6月4日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市，中国台湾女歌手、演员、导演、主持人，是一位多栖发展的艺人。2000年，杨丞琳加入组合“4 In Love”而出道；11月，推出首张同名专辑《Fall in love》进入音乐界。

2，杨钰莹

杨钰莹，1971年5月11日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石岗镇，中国女歌手、主持人、音乐制作人。1990年签约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1991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为爱祝福》。

-杨姓

抗倭英雄戚继光

戚继光，字元敬，原号南唐，后来又改号为孟诸。嘉靖七年（1528年）十月初一，生于山东济宁县南的鲁桥镇，他的名之所以叫继光，据说是他出生时正是夜半，晴朗的天空，繁星熠熠闪光，第二天的清晨，旭日初升，朝霞映罩着鲁桥，房前的红枫和苍松，构成一幅五彩缤纷的图画。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这时年已五十六岁，老来得子，格外高兴，便把自然界的景色和这位刚出生的男孩的前途联系起来，起名为继光，希望这个儿子长大以后对先祖业绩能继承光大。果然，戚继光不负父望，长大以后，成为一代名将，为捍卫东南沿海各省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倭寇进行了坚决斗争，成为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将领和民族英雄。

严格的家教

戚继光的祖辈都是明代将领。其六世祖戚详参加郭子兴领导的起义军，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仍在明军中服役，在攻打云南时阵亡，明王朝为追念其前功，授他的儿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今蓬莱县）指挥佥事。传到戚景通时已经是第六代，仍然袭登州卫指挥佥事。

戚景通治军严明，精通武艺，熟读兵书，有丰富的军事知识。袭职之后，他曾被提升为都指挥和大宁府都指挥使等职。但他的家景却很清贫。景通为官清廉，从不收受额外之费，更不对权贵阿谀奉承，有一次，他升任江南运粮把总，是个肥缺。他第一次运粮进太仓时，按照陈规，运粮把总都要先给仓官送礼，以免受仓官的刁难。戚景通知坚决不干，宁可受刁难也不行贿，结果把运粮把总给丢了。他回到登州卫所，过着清贫的生活，当时总督山东备倭军事的戚勋，是景通的上司，听说景通拒绝行贿而丢掉把总，对贯通的行为很敬重，就来和他认本家，想抬举他一下。但戚景通却说他的先祖姓倪不姓戚，谢绝了戚勋的好意。

当然，戚景通廉洁为官的事例还很多。表现在个人生活中的俭朴、孝顺，也是很有名的。对刚懂事的孩子戚继光，戚景通施以严格的教育。为了使儿子成材，他从小就教儿子读书、识字、习武，还经常教导儿子，长大以后为国家尽力。生活上对戚继光要求也很严格，有一次工匠来替戚家修房屋，景通交代在两楹之间装四扇雕花门户。但按规定，将门家可装十二扇雕花门户，工匠向十二岁的戚继光说了此事。戚继光就去找父亲，说可装十二个门户。戚景通狠狠地批评了戚继光，并训斥他，要他以后不要有虚荣心，更不应讲排场。又一次，戚继光穿了一双很讲究的丝履，被父亲看到，自然又是一顿训斥，说他小小年纪就穿这么好的鞋，将来还了得，并说这样下去，将来当了军官，岂不侵吞士兵粮饷。后来虽然弄清了鞋是外祖父送的，母亲王氏叫他穿的，但景通还是命令他脱了。

严格的家教，使戚继光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据说，他从小就喜欢做军事游戏，以泥土碎石为垒，以纸旗为号，指挥颇有条理，进退有方。戚继光从小喜欢读书，通经史大义。一次，有个朋友，见到戚家生活困苦，就对戚景通说：“你为官廉洁，是大家都承认的，可是你用什么东西留给子孙后代呢？”景通把继光叫到面前说：“我留给你的就是国家的土地，你应好好保卫它！”戚继光明白父亲的意思，便说：“大人所留给的，儿当誓死保卫。”

青少年时代，戚继光并非在安逸中渡过。十岁那年，母亲王氏去世了，家庭生活更加拮据。十七岁那年的夏天，年过古稀的父亲得了重病，戚景通知道自己的时日不会长了，就让儿子到北京办理袭职。临走时，他谆谆告诫，要儿子忠心为国，保卫国土。秋天，戚景通去世了，生活的重担便落在戚继光的身上，年老的嫡母和未成年的弟妹，要靠他来抚养。为了有人照顾家庭，第二年冬天戚继光便结婚了。

戚继光袭了登州指挥佥事后，便开始他的军事生涯。不过，当时山东比较平静，指挥佥事这一职务并不太忙。戚继光除了应办的公务之外，就是练兵、读书。他希望趁年青，血气方刚时，干出一番事业来。他曾经在一篇文稿中这样写道：“自觉二十岁上下，务必做好官，猛于进取，而他利害劳顿，皆不屑计也。”他在一本兵书的空白处，写了一首《韬钤深处》的诗：

小筑惭高忱，忧时旧有盟；

呼樽来揖客，挥麈座谈兵。

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这首诗表达了戚继光的抱负，说明他对倭寇侵扰的担忧。他既然祈望“海波平”，就决心要在保卫海疆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王朝为抵御蒙古鞑鞍部南袭京城，把蓟州列为边镇，由山东、河南抽调官兵戍防。那时的蓟州是指山海关到居庸关一线，戚继光每年春季要率本部人马来到这一带驻防。连续五年，戚继光每年奔走于登州和蓟州之间。这期间，戚继光曾到北京参加会试，当时正值鞑鞍俺答汗率兵攻入密云、顺义、通州，京城大震，明政府调兵遣将保卫北京。应试武举的戚继光积极参加了京城的保卫工作，并两次上书，献备敌方略。明廷中一些主持军务的官员对戚继光的胆识很是赞赏，兵部主事计士元在一封推荐书里说，戚继光“留心韬略，奋迹武闱。管屯而俗弊悉除，奉职而操持不苟。”他认为戚继光将来“可望干城之寄”。

五年的蓟门戍防，使戚继光熟悉了边疆的形势，磨练了保卫边疆的责任心。这一点，有他所作的《马上作》一诗可以说明。诗是这样写的：

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初踏抗倭征途

倭害起自元末明初，到嘉靖年间最为猖獗。十四世纪末叶，日本北朝的足利氏征服了南朝，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南朝失败后一批武士流亡海岛，他们勾结一批海人和破产农民，来到中国沿海，名义上是做生意，实则走私、骚掠，无所不为。到了十六世纪中叶，倭寇之害十分严重。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足利氏的管领细川氏以及西海路诸侯大内氏各遣贡使瑞佐、宋素卿和宗设分道来宁波，大内船先达，细川船后至，按照宁波市舶司规定，货物运岸应以人港先后为序。但是，后至的细川氏宋素卿买通市舶司太监，先办理手续。宴会时又以细川船的瑞佐居上座，大内船的宗设居次座，宗设大怒，和瑞佐发生械斗，追瑞佐到绍兴，沿途烧杀、抢掠。这就是当时震动浙中的所谓“争贡之役”。明朝政府处理善后也有不当，罢了市舶司，断绝与日本的贸易。本来应罢的应是市舶司受贿的内臣，而不是市舶司。通商的禁止，便招致日本商人大量走私，内地的奸商、流氓、海盗和倭寇互相勾结，给他们提供种种方便。于是倭寇便可出随意登陆，进行抢劫，掠夺，滥杀中国居民。

正在倭患严重的时刻，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继光被擢升为主管山东防倭军务的都指挥佥事，统辖三营二十四卫所。他的防线包括从江苏、山东交界处一直到山东半岛的北端。这样辽阔的海路线，如何设防？戚继光毕竟是将门之后，加上有防戍蓟州和登州的经验，他到任以后，先摸清倭寇的活动规律，当时海船行驶要依仗风力，船只在什么地方靠岸与风向有很大关系。一般倭寇最猖狂的时候是在三、四、五月或九、十月间。摸清了这些规律，戚继光便按时按地段设防。但当时山东防务空虚，兵不满额，纪律松弛，征战不力。戚继光便重新整顿军容，严肃纪律，对营伍、卫所进行认真整肃。有些资格老的军官，多少有点瞧不起这个年轻的将领，尤其是军中有个军官，是戚继光的舅父，恃长辈身份，不听戚继光号令。戚继光开初很头痛，对处分舅舅很感为难。但这个不听号令的舅父如果不能恰当处理，他自己就不能在军中树立威信。经过再三考虑，他以上司身份，当众严厉处分了这个舅父。事后，他又以外甥的身份，把舅父找来，向他赔礼道谦。这位老资格的长辈被戚继光光明磊落的行为所感动，当即以下级军官身份跪了下来，保证今后不再违抗命令。处分舅父，警戒了全军，一些倚老卖老的军官，也就规矩多了。于是军纪很快得到整肃，山东海防也较过去巩固了。

当时的倭患以江浙最为严重。明王朝政治腐败，明世宗朱厚 十余年不临朝，大权落在内阁首辅严嵩手中。严嵩贪污受贿，户部每年边饷就有十分之六要送给严嵩，因此边防废弛。浙江倭患严重时，明政府只好从各省抽兵来援，但因客兵不熟悉当地地形与倭寇的活动规律，很难收到效果。而积极抗倭的巡抚王 、总督张经，又遭到严嵩及其死党赵文华等人的排挤打击。因而倭患日益加剧，人民遭受的灾难日益深重。在这种情况下，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秋，明廷升戚继光为参将，由山东调到浙江，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那是倭寇活动的中心地带。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浙江总督胡宗宪命令戚继光随抗倭名将俞大猷去进攻倭寇据守的岑港（今定海西北）。因围攻日久，不能克，戚继光被撒参将职，“戴罪办贼”。第二年攻克岑港，才又恢复原职。这是他到浙江后参加的一次较大的战役。初战不利的原因，戚继光认为是：“驱福广之水兵而使之陆战，用流寄之杂卒而责其即戎，且号令未明，士心未附。”通过这个战役，戚继光认为原来的部队战斗力不强，主张训练练新兵。原先他曾两次上书胡宗宪主张训练浙兵。胡宗宪把将兵佥事曹天右所部三千人交戚继光训练，但这支部队多出身市井，军容虽然整齐，作战时却很懦怯，不能打硬战。他决心训练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抗倭劲旅，认为只有建立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才能彻底打败倭寇。

戚家军的建立

如上所述，戚继光到浙江后，曾向胡宗宪提出练兵的建议。他所陈述的理由是中肯的。他说“守不忘战，将之任也；训练有备，兵之事也。”这样才能克服当前士兵中存在的弱点，即“军书警报，将士忧惶。徒将流寄杂兵（客兵）应敌，更取福广舟师驱而陆战。兵无节制，卒鲜经练，士心不附，军令不知。”他主张自行招募，认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岂无材勇，诚得浙士三千，亲行训练，比及三年，足堪御敌。”胡宗宪对他的练兵建议并不重视。但戚继光还是决心要训练一支指挥自如能作战的部队。

嘉靖三十六年（1558年），义乌发生矿夫和乡团大规模械斗。浙江处州，是明代银矿丰富的地方，聚居大批农民出身的矿夫，义乌县南的保山富于银矿，这一年，处州的矿夫流徙到保山开矿，和义乌势家大族陈大成为首的乡团发生武装冲突。械斗进行了三次，规模越来越大，所聚人员各有数千人之多。双方伤亡的人，不计其数。戚继光从这场械斗中看到，即使乡团作战也比官军勇猛，他提出要到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夫为新兵，加以训练，让他们把自相火并的力量用到消灭倭寇的斗争中去，正在这时，义乌县令赵大河也上书要求戚继光亲自到义乌招集争斗双方的农民和矿夫参军，以抗击倭寇。这个建议正好和戚继光的想法一样。于是，戚继光决心亲自到义乌招募新兵。消息一传开，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乡团和矿夫都是“罪人”，招募“罪人”参军无异于“病狂丧心”。但是，当时抗倭名将台州知府谭纶却支持戚继光的设想。后来戚继光在一首《蓟门述》的诗里透露了这件事：“檄募婺越士，知交苦相留。当日主此盟，惟有谭郡侯。”

戚继光于第二年，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来到义乌募兵。但是，募兵也不顺利，他贴了一分布告，题为《谕以君父水土之恩》，号召农民、矿夫丢掉前隙，共同起来保卫家乡，抗御倭寇。布告贴出之后，并没有人来应募。后来了解，双方的头目和农民、矿夫都在观望。戚继光一面向他们说明在这里募兵的原委，一面晓以爱国的民族大义。其实，不论是乡团首领陈大成还是矿夫首领王如龙都不存心和戚继光为难，他们历来对这位抗倭将领，抱有敬佩之心。所以，听戚继光陈明募兵原委以后，陈大成和王如龙都各自率领乡亲和矿夫前去应募，两支相为仇敌的队伍都成为戚家军的骨干，为抗倭事业作了杰出的贡献。

戚继光从应募的人员中挑选了四千多名，带回绍兴，经过两个月的严格训练，建立了一支军纪、法度比较熟练的部队。建军成以卫民为目的，戚继光首先教育新战士，建立这支队伍是为了保卫家乡的安全。他对新战士说：“沿海卫所初建置，本以保障民生，捍卫地方。故民出膏脂以供馈饷，今积承平二百年来，一旦被有倭患，其民社供馈军饷且如旧矣，而军不惟不能保民，无益内地，且每事急，又请民兵以为伊城守，是供军者民也，杀贼者又民也，保民者民也，保军者又民也”。军队不能保民，反要民来保护军队，这种事体颠倒，说明军队的腐败。因此，新成立的戚家军，就必须是一支能杀贼保民的军队。他指出：“兵是用来杀贼的，贼是要杀老百姓的，百姓们当然希望你们勇敢杀贼。如果你们既能杀贼又守军法，不扰害百姓，百姓怎能不奉承你们呢？”

戚继光的练兵思想，是纪律和武艺教育并重。纪律训练的目的，在于克服农民、矿夫原来的自由散漫思想，用严明的纪律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损害百姓的利益，而武艺的训练，即让士兵掌握杀敌的本领。他曾经启发部下，武艺训练，并不是“应官差的公事”，而是立功、杀贼、救命的“本身上的贴骨的勾当”。因为，你有高强的武艺，就能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呢？但是，如果你武艺不高，不如敌人，那么，贼”决杀了你”。这种浅显的说教，是很有说服力的。戚继光训练士兵的另一个思想，是军官以身作则，他认为军官凡事要身先士卒，但这不仅是指临阵作战时要身先士卒，即平时训练时也要身先士卒。只有军官带头，士兵才能奋勇作战。

戚继光除了对士兵进行纪律和武艺的训练之外。还根据和倭寇作战的特点，如作战大多在薮泽之处，不能像在北方旱地一样。所以，他对原来明代的兵制进行了改造。按明军制：每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每二十五人为甲，设甲长一人；每一百二十五人为队，设队长一人；每六百二十五人为哨，设一哨总和左右哨长。戚继光认为这种队列，不利于在江南水乡作战。他对这种阵列进行改革，创造了有利于江南水乡作战的鸳鸯阵。鸳鸯阵的基本阵法是以十二人为一队，最前面的一人是队长，次两人持牌，一持长牌，一持圆牌。长牌圆牌面积大，可防敌人的倭刀、重矢、并掩护后面的队伍继续前进。其他九人的配备是这样的：再次两人持狼筅（用竹做的一种武器），再次四人持长枪，再次二人持短兵器，最后一人为火兵即炊事兵。这个阵法在作战时“二牌并列，狼筅各跟一牌，长枪每二支，各分管一牌一筅。短兵防长枪进的老了，即便杀上。筅以救牌，长抢救筅，短兵救长枪”。这种阵法；不但行动灵活，并有较大的杀伤力。鸳鸯阵队列的根据，是按士兵的体质不同，编成一个战斗小组。如力气大有胆识的可以持牌，身体健壮的可以持狼筅，按士兵各自的特长，持不同的兵器，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士兵的战斗力。这种阵法，还可以因时变化，一队可以分成两队，叫两仪阵，人分成两队，兵器也随人各分成两队。还可以由两仪阵再变成“三才阵”，队长居中，两边配以两狼筅、两短兵，左右两冀各有一牌、二长枪。这样一个队列，就是把纵队变化成横队，十二个人同时在一条战线上展开。

鸳鸯阵后来又配上鸟铳手、弓弩手、火箭手，组成步兵大营，下分前、后、左、中、右五营，如遇敌人的大部队，前营正面出击，左右两营由两侧配合，中营居中指挥，后营是预备部队，或作伏兵，或作支援、策应。

经过上面的训练和改革，戚家军不但纪律好，责质高，而且熟悉作战阵法，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根据形势需要，戚继光除了训练陆师之外，又亲自督造战船，建立水师。到嘉靖四十年（1561年）他督造战船达到四十多艘，建成一支素质很好的水师。

平息浙江倭寇

嘉靖四十年（1561年）五月，倭寇一万余人，大举侵掠浙东沿海的台州府属的圻头、桃渚，以及温州海边等地，一面准备进攻台州，一面以主力进攻宁海。戚继光闻警即以一部分兵力镇守台州，然后亲率主力赶到宁海。戚继光的新兵很有朝气，兵行迅速。主力部队到达宁海时，正在桃渚焚掠的倭寇被扼住去路。戚军迫使敌人在龙山地方进行一场决战，把倭寇打得大败，残敌逃到雁门岭，戚继光乘胜追击。雁门岭在温州西面，地势险要。五年前倭寇曾经在这个地方击败明军，这次他们仍然抄袭旧谱，凭险而守，和戚家军对峙，希望寻机反击。戚继光的部队不但训练有素，而且土气高涨，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终于攻下了雁南岭。但是，正在这时，另一支倭寇却乘威继光主力进攻雁门岭之际，去进攻台州府城，当时台州守军不多，且城墙不固，处境危急。戚继光闻报后，立即挥军来救台州。戚家军一到台州城下，先是用火器进攻敌阵，接着以大队人马进击。戚继光亲临火线激励士卒，宣布如能杀倭巨魁者，给予重赏。矿夫出身的战士朱珏，奋勇当先，持铳直冲向前，杀死了倭首及倭寇多人。其他战士一见，也奋勇冲上。倭寇鬼计多端，就将抢劫来的金银故意散落地上，想引诱戚军前去拣抬，然后杀回马枪。但是，戚军纪律严明，任何人都不在战斗中抢掠银两，总是等战斗结束后再平分战利品，使倭寇白费了心机。戚家军愈战愈强，奋勇冲杀，倭寇溃不成军，陈大成、王如龙等乘胜追杀到瓜陵江，悉数歼灭这股倭寇。

这一战打得很漂亮，主要是戚军士气高昂，指挥机动灵活。敌兵在战败时，突然改变阵容，以左哨敌戚家军右哨，以右哨敌戚家军左哨。戚家军也旗鼓突变，伏兵配合正兵一齐杀出，敌军措手不及，遂大败。同时，戚家军兵行迅速，出击时火兵刚开始做饭，全胜收兵之后，饭才刚刚做熟。这一战，获倭寇首级三百零八级，生擒巨魁两人，其余倭寇悉数淹死江中。戚军损失很少，只有哨长陈文清和两名战士阵亡。

当时倭寇在浙江很猖獗，戚家军消灭这股倭寇之后的第四天，又一股倭寇从圻头来袭击台州，屯扎在城东的大田。戚继光认为这是消灭倭寇的好机会，立即集合部队，进行了认真部署。其时，戚家军三千余人，一半以上留在卫所，随时作为机动的只有一千五百人。戚继光率领这些部队进击大田的倭寇。但倭寇坚壁不出，又逢大雨，未能交锋。后来，倭寇看到台州有备，加上另一支倭寇刚刚在台州被歼，不敢轻举妄动再去进攻台州，便于戚军到达后的第三天，抄小路走仙居，准备进攻处州。戚继光预料倭寇一定取道上峰岭，便派一支部队在上峰岭设伏，然后派一支小部队尾随倭寇。戚继光为避免伏兵暴露，令士兵每人手执松枝一束，遮蔽身体。倭寇头目首先登上上峰岭，见四面尽是苍松，不见有兵，便下令过岭。等到倭寇队伍过去一半，炮声一响，戚军奋勇进击。戚继光令陈大成为前锋，正面进攻，王如龙、陈子銮为左右冀，拼命冲杀，铳声、喊杀声震撼山谷。倭寇措手不及，恐慌万状，死伤不计其数。有一部分倭寇见势不妙，逃上一座小山顽抗。敌人掌握了制高点，戚继光认为如果拼命冲上去，也能消灭敌人，但损失要大些。于是，他把一面白旗竖在山下，然后命令部下向山上的敌人喊话，说明凡是被胁从的中国百姓，只要空手投奔旗下，即可免杀，悉数放回家乡。话音一下，投奔到白棋下的即达数百人。剩下的倭寇见势不妙，又逃往上界岭。戚家军一鼓作气，冲了上去，倭寇抵挡不住，狼狈逃命，摔死摔伤大半。余下少数的倭寇逃到山下，藏在百姓家。当地百姓协助戚家军，群起而攻之，倾刻之间，把这些倭寇也悉数消灭了。

经过这几次战斗，倭寇在浙的主力基本上就歼，被杀死及摔死、溺水而死的达五、六千人之多，其余倭寇闻风丧胆，纷纷逃散。戚家军胜利返回台州，台州人民出城欢迎，人群长达二十多里，欢声雷动，共颂戚家军卫国保民，功绩无边。

台州战役之后，浙东倭患大大减轻。是年九月，一股倭寇进犯温州，被总兵卢镗击败。第二年五月，又有一股倭寇进犯台州、温州，也被戚继光部消灭。至此，浙东倭患即告平息。

台州战役之后，戚继光以军功晋升为都指挥使。根据海防需要，他又在义乌招募二千人，把戚家军扩大到六千人左右。在这前后，即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至四十年（1561年）之间，他完成了重要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这是他统军以来，尤其是和倭寇斗争以来的经验总结，对练兵的一套方法及阵列都作了详细记述。他对那些不重视学习古代兵法，或者不重视对具体条件进行具体分析和部署的人很瞧不起。他对《孙子》兵法非常重视，在《纪效新书》的“自序”里写道：“数年间，予承乏浙东，乃知孙吴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矣，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犹禅家所谓上乘之教也，下学者何由以措？于是集所练士卒条目，自选畎敏民丁，以至号令、战法、行营、武艺、守哨，水战，一一择其实用有效者分别教练，先后次第，各为一卷，以诲之三军，俾习焉。”可知他写《纪效新书》是受《孙子》兵法的影响，吸收其中有益的精华部分，同时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兵器的变化，而有所创造发展。这本军事著作之所以取名《纪效新书》，作者在“自序”作了这样交代：“夫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效新书》共十八卷，其中四卷是台州战役后，根据实战经验补进去的。还有一篇《纪效或问》和两篇文章《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新任台金严请任事公移》，放在卷首。《纪效新书》是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对后人颇有影响。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攻取杭州后，桌上就放着《纪效新书》。

两度入闽剿倭

戚继光在浙江大败倭寇时，一部分倭寇为避戚家军兵锋逃往福建，加上浙江总督胡宗宪急于平息浙东倭患，不让戚家军追击逃亡的倭寇。于是，浙东倭患平息之后，福建倭患又猖獗起来，嘉靖三十六年（1558年）倭寇攻陷福清，第二年又陷福安、福宁。嘉靖四十年（1561年）又攻陷永宁。在宁德县城外的海中有个横屿岛，倭寇在此扎营，作为大本营。福建沿海，“自福宁至漳泉，千里尽贼窟”。福建的明军，惧怕倭寇，不敢进剿。倭寇越宋越多，兴化城外也扎有倭寇，四处抢掠，为害极大。福建巡抚只好向明廷告急，明廷令浙江派兵援闽，胡宗宪即调戚继光到福建剿倭。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七月，戚继光率所部六千人由温州起航到平阳，又从平阳间道入闽，戚继光到福建后，对倭寇在福建的分布，以及大本营所在地横屿进行了解，分析，迅速制定了剿倭战略：先破横屿，乘胜破福清的牛田，最后再歼灭兴化的倭寇。横屿四面是海，离岸十多里，和大陆之间隔者浅滩，潮来成海，潮退成泥。水师进击怕搁浅，陆师进剿难行泥路。戚继光首先进攻横屿对面的张湾，对敌人进行分化瓦解。许多胁从的倭寇，听说戚家军要来进剿，几天之内就有一千多人投诚。戚继光攻下张湾之后，就挥师进击横屿岛。八月初八这一天，潮水早落午涨。戚继光大清早就命令士兵，每人带好草束，在海滩行军时将草束铺在泥滩上，匍匐前进。尽管倭寇在这个岛上已盘踞三年，营垒坚固，戒备又极森严。但是，倭寇还是对戚家军的骁勇善战估计不足，他们以为戚军进剿只能在水涨时用水师来攻，没有想到戚继光却用陆师来攻岛。一见戚家军抢渡滩涂，他们连忙摆开阵势，企图顽抗。但戚家军一登陆，戚继光即命令士卒进击敌营，以部将吴惟忠攻打木城，陈大成包抄敌营背后。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之际，王如龙又从对岸来援，于是戚军声势大振。王惟忠一马当先攻克木城，顿时火光四起，硝烟猕漫。戚军各队见吴惟忠攻破木城，对各个据点发动总攻，战斗进行了三个小时，共斩敌人首级三百余级，残冠向海上逃命，落水淹死者六百余人，戚军解救被掳男妇八百余人。戚家军入闽首战告捷。第二天，戚继光率领部将凯旋回宁德休整。几天之后已是中秋佳节，戚继光和他的部下共度中秋节。他写了一首祝捷歌让战士们咏吟，歌词是这样写的：

万众一心兮，泰山可撼；

唯忠与义兮，气冲斗牛！

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

干犯军法令，身不自由，

号令明兮，赏罚信，

赴水火兮，敢迟留？

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

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

中秋节的第二天，戚家军便向南开拔。十天之后，大军到达福清。当时福清城外的杞店、上 、西林、木岭、新塘等地，以牛田为中心，倭营星罗棋布，连营三十余里。其中尤以牛田倭寇最多，此地离县城三十里，离海很近，便于进守。戚继光为打好这一战，他把原来驻扎在福清的明军将领邀集在一起，要他们共同歃血为誓，誓词是“凡不同心戮力，恃势争级取财与观望妒忌者，有如此血”。接着，戚继光进行军事部署，决定在第二天晚上采取军事行动，进剿牛田倭寇大营。戚继光知道有不少倭寇奸细在探听戚军虚实，就故意声言：“我兵远来，须养锐待时而动，非朝暮可计也”。倭寇信以为真，没有防备。当天晚上，戚家军从锦屏山出发，直奔杞店，杀死哨兵之后，把总王如龙奉命组织勇士朱珏等人越墙而入，打开寨门，然后四周放火，士兵奋力冲击。杞店倭寇没有准备，倾刻瓦解，除一小部分逃跑之外，其余全部就歼，偷袭成功。之后，戚继光把队伍撤回锦屏山休息，这时有探子来报，说发现一队倭寇朝锦屏山开来。戚继光认为这是倭寇前来偷营，便将计就计，不动声色地把部队撤出营地，在空营周围埋伏弓箭手、鸟铳手。五更时刻，七百多倭寇果然前来偷营，他们看到戚营毫无动静，以为得手，迅步进入伏击圈。于是，号声一响，弓箭、鸟铳齐发。一阵射击之后，伏兵奋起冲击。当倭寇知道中了埋伏时，已被戚军掩杀过来，七百多倭寇死的死，降的降，全部被消灭。

戚家军乘胜直捣牛田，把总王如龙居中猛攻，接连打破牛田、上 、闻读等地。这时戴冲霄带领的由仓下进剿的一路明军也赶到了，两军夹攻，倭寇一败而不可收，戚军一直追到新塘。由于另一路扼守田原岭的明军防备不周，西林、木岭的一部分倭寇乘势窜逃到兴化。不过，这一战胜利是巨大的，几千名胁从分子（大多是沿海的中国海盗）投诚，六百多名倭寇被杀，救回被掳男妇近一千人。经过这次战斗，福清境内的倭

　　《婚姻登记条例》

　　第十条 内地居民自愿离婚的，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

　　第十一条 办理离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

　　(一)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

　　(二)本人的结婚证；

　　(三)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办理离婚登记的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华侨、外国人除应当出具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证件、证明材料外，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还应当出具本人的有效通行证、身份证，华侨、外国人还应当出具本人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国际旅行证件。离婚协议书应当载明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

饶宗颐

（1917年8月9日——2018年2月6日）

集“国学大师”、“汉学泰斗”、“亚洲文化的骄傲”三顶桂冠于一身， 哈佛/牛津/耶鲁/东京大学等世界著名学者推崇备至的文史哲艺全才学者。

饶宗颐出生书香门第，幼承家学，治学方法既传承其家学渊源，又继承王国维、陈寅恪二大师的风格。少年己成诗赋神童，青年更潜心乡邦史文化，首倡潮学。迁居香港后，于日本、印度、新加坡、法国、美国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学贯东西，著作等身，在文史哲艺诸多领域皆有高深造诣，他是东学西渐的****和欧洲汉学界的老师，被誉为“东方文化坐标”。

花城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饶宗颐——东方文化坐标》（陈韩曦著）是饶宗颐生前唯一一部由其亲自审定的传记。今日精选部分章节，怀念饶老。

1

幼承家学

1917年8月9日（农历丁巳年六月二十二日），饶宗颐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城（今潮州市湘桥区）。这一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夜，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发起护法战争，这是中国动荡不安的一年，而这一年的潮州，依然与世无争。

饶宗颐的祖父名兴桐，字子梧，生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曾任潮州商会会长。1902年，饶兴桐创办了潮州第一所慈善机构“集安善堂”，广布德泽，颇有声名。该善堂至今在潮汕地区公益事业中仍发挥极大的作用。饶兴桐有四个儿子，饶宗颐的父亲饶锷（1891—1932）排行第三。饶锷是饶兴桐最赏识的孩子，饶锷自己打理钱庄生意，凭借丰富的理财经验，积累了殷实的家产。他既是钱庄财主，又是当地著名的大学者，还是进步团体南社的成员。他创立诗社，并担任《粤南报》主笔。年轻时就读于上海法政学院，学成后同窗学友极力挽留他，劝其留于上海一同创业。而他是个孝子，知道自己在饶家的位置，便义无反顾放弃在上海生活创业，回到了潮州。

△1926年饶氏家族合影。第二排右起第三人为饶锷，第八人系饶宗颐。

饶锷在19岁时与府城清末户部主事蔡学渊的次女结婚。出身名门之家的饶夫人，文静贤淑，知书达理，虽嫁入富裕人家，不愁吃穿，但每天仍做着手工活。饶宗颐的祖母郑氏十分疼爱这个媳妇，有什么内心话，也愿意告诉她，婆媳相相敬敬，亲如母女。婚后第七年，饶夫人生下饶宗颐。

饶锷为儿子取乳名“福森”，后正式定名为“宗颐”。饶锷之所以没有以饶氏十九世“旭”字辈来为儿子命名饶宗颐简介，是希望儿子将来能够成为像北宋理学派的开山鼻祖周敦颐那样的大学者，又因周敦颐号“濂溪”而命宗颐的字为伯濂。饶宗颐还有个大家少知的别号——伯子，伯是大的意思，饶宗颐是长子，所以叫伯子，他作画时曾题饶伯子。饶宗颐二弟宗栻，也因宋朝有位理学家张栻，父亲希望次子能师其见识高、践履实。随着时间推移和年龄增长，饶宗颐越来越觉得自己和“宗颐”这个名字很有因缘。在冥冥之中，他因自小与佛结缘而出现许多不可思议的契合，他认为这是佛缘所带来的神奇事情。饶宗颐在《宗颐名说》中提到：

自童稚之年攻治经史，独好释氏书，四十年来几无日不与三藏结缘，插架有日本《大正藏》、《续藏》，及泰京馈赠之《巴利文藏》，日译《南传大藏经》。

2

豁达的心态让他长寿

△2000年，饶宗颐在法国巴黎罗浮宫前。

晚年的饶宗颐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他有时一天能写万字文章，诗能创作几十首。

如他用南山韵写给张大千的祝寿诗，只用了半天时间便创作出来。友人问饶宗颐：您已100岁，握您的手仍感到很有力，这个年纪精力仍如此充沛，有什么养生之术？他说：“也许是有一颗‘童心’吧，加上喜欢写书法，这对养生都很有益。”饶教授对书法情有独钟，他躺在床上能写“空中书法”，用其运气养生，这是他日常健身的一种方法。他曾对记者说：“他现在就像坐在葫芦里。”记者有些不解，他指出：“这是元代诗人的一句话：‘一壶天地小于瓜。’清静达观，身心愉悦，自然长寿。”他的长寿还得益于他的助人为乐和成人之美之心。

当有后学晚辈向他请教学问时，他都表现得兴致勃勃，思维反应十分敏捷，他常说：“这是我不服老的表现。”言语中充满自信。他用一生经历道出佛学的精髓：“放下，看破。一切随缘，得大自在。”“无我”和“无常”的佛教生死态度使饶宗颐确立独特的生死观。他所写的《金字塔外：死与蜜糖》一文中，大胆地道出Al-Hutuy'a把死看做蜜糖饶宗颐简介，他凭此话题发出对人的生死问题的深层次思考。他认为 《死书》原是一本天书，一部不易读懂的书。随后，他指出埃及人对于死后事情的关怀和研究，为人类文化掀开一新页。死，无疑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课题。死是无可避免的，亦不是渺茫的！一般认为死有如毒药，但闪族人却视死如蜜糖。死的智识的开垦与追求，曾经消耗过去无数诗人和宗教家的精力和脑汁。波斯诗人写下看待死亡的名句：“那是新鲜、愉快。死呢？它亦是一种兴奋剂，或者是糖吗？”

饶宗颐从埃书《死书》、波斯诗人对死的看法，联想到中国人的生死观。他说：“在中国，儒家撇开死而不谈，偷懒地说：‘未知生，焉知死。’死给完全抹煞了！庄子的生死观是一种等生死的生死观，认为生与死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他把死看成‘生的一条尾巴’而已。死在中国人心里没有重要的地位，造成过于看重现实、只顾眼前的极端可怕的流弊。南方人最忌讳‘死’与‘四’的谐音，不敢面对死的挑战。人类之中，中国是最不懂什么是‘死’的民族，连研究死的问题的勇气都没有，可见人的灵性差别之大！”

饶宗颐这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新的反思和诠释，是他感受各种文化差异之后，在中外文化相比照的语境中做出的。这在国学研究上是一种全新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拓展人们对已有传统的新认知，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延伸民族的文化思维。他对生命的态度除吸收道家、释家和儒家思想这种中华文化的精华，亦吸纳了海巴夏、但丁、歌德、济慈、尼采、巴斯加等巨人的思想养分。

有人把饶宗颐与王国维、陈寅恪等作比较，认为饶宗颐的学艺成就和思想水平更接近于宋代的苏轼。苏东坡不仅在文、史、诗、词都能“新天下之目”，而且在书法上成为宋四大家之首，绘画更是开文人画的先气。而饶宗颐的画为其书法之名声所掩，他的书法为其学术之光芒所掩。且苏轼是一个“恨事不恨人”的人，饶宗颐亦是如此，能在逆境中坦然处之，有着“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豁达心境。

在治学上，饶宗颐主张用“忍”的功夫，没有安忍，便不能精进。饶宗颐的精进是不刻意，不勉强。逆境时，他积极面对，以勤奋用功的精进态度去克服种种磨难。当面对荣誉时，他以平常心去对待。豁达的心态让他长寿，保持充沛精力。饶宗颐不仅轻松地度过了100岁大寿，而且还满怀信心地迎接“茶寿”，就是108岁。

3

“文章千古事，风雨百年心”

是他治学态度的写照。

△2000年与季羡林教授于北京大学校园

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汪洋无涯涘之感，这在并世学人中并无第二人；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他。——国学大师季羡林

饶宗颐认为，进行学术研究，必须搜集资料，但搜集资料也要因人而异，并没有一定之理。最重要是要有吃苦精神，不怕孤独，用自己独特的触角，将大量与学术研究内容相关的资料详加收集，博采略取，对收集的资料再进行精细加工。

饶宗颐平时搜集到的材料都认真细心加以保存，并分门别类装入纸夹或放入纸袋。他对资料收集存放了若指掌，当使用资料时，他可信手拈来。另外，他把有关资料用眉批的办法，有空便写上一点，积久之后，把眉批移到纸上，加以整理综合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

饶宗颐搜集资料真正做到巨细无遗，甚至有竭泽而渔的精神。他从中发现问题，将问题加以分析，这是他与众不同的一点——他要选择最“精”部分。如果是处在急躁的状态之下，结论之不可靠将会显而易见。他常常提到，清代儒家对考据学的治学根本方法是实事求是，无证不信。这种方法直到现在，对他影响十分巨大。他还是觉得清代朴学“证据周遍”的路数很有道理，这是铁杵磨针的工夫，在掌握这样的文献资料基础上得到的学问才是扎实可靠的。

搜集资料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因饶宗颐一向具备耐心和爱心，故他从来不曾感到吃力，资料倒像是自己跃入饶宗颐的眼中。比方说，他写《近东开辟史诗》，写《汉字树》，写《画——国画史论集》，还有《老子想尔注校笺》等，都要翻阅有关资料，查考出处，经常是超越了一目十行的极限。没有这样的方法，单是查找资料将会花去很多时间和精力。他曾经就同一问题收集各种材料，这些材料分别收藏于大英博物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瑞士巴塞尔人种学博物馆，他都亲自去读一手材料，亲自校勘，相互比对。这种扎实的做学问方法，至今仍为学界所称颂。

饶宗颐认为进行学术研究，须讲究做学问的方法。他说，人家做学问，很多从点做起，他是从上下左右来找连带关系。用丰富的想象力，在别人看着没关系的地方探究出其中的关系。而要拥有丰富想象力，就必须要有实力，而要拥有实力，必须读书。他一本书往往要重复看上很多遍，每遍都会有新的体会和发现。发现问题后，他用大张的纸，把材料写上。有时候，随便拿一本书看，忽然发现有用的材料，他就顺手记下来，用开会通知、信封、宣纸之类，拿到什么，便用什么记下来，记下来就是很好的资料。饶宗颐这种方法，国内学人也有这样做的，如季羡林先生，有时就把材料写在请柬或者是信封上面。

4

治学特色：渊博、求精、新奇

△20世纪80年代饶宗颐于家中书房。

饶宗颐从17岁走上学术道路，80多年治学生涯，可分为四个阶段。早年主治地方史，中年主治交通及出土文献，壮年治学的重点由中国史扩大到印度、西亚以至人类文明史的研究，晚年则致力于中国精神史的探求。

其治学有三大特色：第一是渊博。季羡林将饶宗颐的学术著作归纳为八大方面，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与金石学、书画。从台湾新文丰出版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可以看出，饶宗颐的学术著作已经超出上述8个方面，应包括：史溯、甲骨学、简帛学、研究饶学系列丛书经术礼学、宗教学、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学、目录学、文学、诗词学、书画艺术、文录、诗词共14个方面，比季羡林概括的“八大类”超出不少，这可以看出后来饶学的新发展。

在语言天赋方面，饶宗颐除精通汉语之外，还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日语，以及梵文、希伯来文（也就是钉头字）。他是第一个把印度河谷的图形文字介绍到中国的人。我国少数民族的古文字，如西夏文、女真文、蒙古语，他也熟悉。

△20世纪60年代与戴密微在瑞士

在最富人情之文明社会中，乃一最堪作楷模之人物。——法国著名汉学家、敦煌学著名学者Paul Demiéville （保罗•戴密微）

在传统文献方面，曾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嘉璐在饶宗颐90寿宴上讲到，饶先生是唯一一位能够精通三藏（儒藏、道藏、佛藏）的大学者。通一藏已经了不起，能够通三藏就更加了不起了。

饶宗颐治学的第二个特点是求精。他做学问的特点是动与静结合、文与物互证、史与神交融。饶宗颐小时候，父亲饶锷做《汉儒学案》，他也学着做《清儒学案》。由于接触原始材料，真切感受清人的治学特点与思想脉动。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清朝“开国儒师”顾炎武，其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治经重考证深深地烙印在少年饶宗颐的脑海。顾炎武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使他深受启发。后来，饶宗颐经常到外面去游学，把读过的东西拿到实践里去验证、去拓展。“求精”是清人的治学精神，清代朴学“证据周遍”，是饶宗颐年轻时治“清学”学到的读书治学方法。清代朴学“积微”的传统，正是“精”的表现。另外日本学界重视抓“小题目”的学风对他的影响很大，这也是“求精”的做法。从饶宗颐于1977年完成的《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中，可以看到饶宗颐科学地总结中国史学之精义，使中国传统史学在新时代重放异彩。该书网罗从春秋到明清各朝代有关正统的材料，对中国历史上正统观念的产生、变化，各种正统观点之是非高下，用“求精”的做法，揭示了史学正统精义的重要价值。

饶宗颐治学的第三个特点是新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饶宗颐自始至终置身于20世纪学术潮流的前列。学术界归纳20世纪学术潮流经历了“信古——疑古——证古”三个阶段。少年时期的饶宗颐正是在“信古”的大环境中打下治学的根基的。但他并不一味信古，青年时期的饶宗颐即开始接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在顾颉刚的带动下，从事辨明古史与古书的时代和真伪的工作。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内地相继出土了数以百计的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古书，他不失时机地提出重建古史的工作，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沿。其次是学术的创新，他的特点是从多个老学科的边缘处切入，开辟出一个新的支撑点，产生一个新的学科。例如“潮学”、“比较史前文字学”及“悉昙学”等，就是这样形成的。在国际上称为三大显学的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之领域内，饶宗颐都是学术的开拓者和重要推手。

本文摘选自花城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饶宗颐——东方文化坐标》（陈韩曦著），是饶宗颐生前唯一一部由其亲自审定的传记。为适应

饶宗颐系列丛书

“选堂诗词评注”系列

——前接千载后启宇宙的真人之诗

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汪洋无涯涘之感，这在并世学人中并无第二人；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他。

——国学大师季羡林

在最富人情之文明社会中，乃一最堪作楷模之人物。

——法国著名汉学家、敦煌学著名学者Paul Demiéville

饶宗颐教授无异正是博学之士。赏其书法，阅其诗作，可知饶教授乃文艺之士。读其有关古籍经典﹑文﹑史﹑哲之研究，可见饶教授学识渊博。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中国历史研究学者Peter KBol

西方汉学家若品阅饶宗颐教授大作，势必如河伯见东海，为其浩瀚所震慑。

——英国牛津大学著名汉学家、红学家David Hawke

二十世纪前半之代表汉学者可屈指王观堂先生，而后半者应当举饶选堂先生。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池田温

《饶宗颐——东方文化坐标》

陈韩曦 著

饶老生前唯一一部亲自审定的传记

饶宗颐出身香门第，幼承家学，治学方法既传承其家学渊源，又继承王国维、陈寅恪二大师的风格，少年己成诗赋神童，青年更潜心乡邦史文化，首倡潮学。迁居香港后，于日本、印度、新加坡、法国、美国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学贯东西，著作等身，在文史哲艺诸多领域皆有高深造诣，他是东学西渐的****和欧洲汉学界的老师，被誉为东方文化坐标。

本书记述了饶宗颐的人生历程，系统地介绍了饶宗颐从韩江走向世界的整个过程，除阐释其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的方法和特点之外，还介绍了其养生秘诀，以及这位世界级大师背后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饶宗颐的学术文化》

郭伟川 著

作者郭伟川为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弟子，从师问学二十八载，对饶公的学术思想及众多文化领域上所取得的成就和贡献有较深的领悟，对中国二十世纪有代表性的名家大师也有较全面的了解。故作者在研究饶宗颐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文化时，将其置于近代中国学术史的历史论述之中，与诸家进行客观的相关比较，以彰显时代学术的不断进步。

另外，本书追本溯源，探索饶宗颐先生八十多年来治学、治艺的艰辛历程，以及其所以成为学、艺两域大师的历史原因，其中除个人的天分学力外，早年的家学渊源和人事机缘都是不可忽视的助力。本书同时还论述饶宗颐先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贡献和有趣的故事。书中不少成果为作者经过多年探研后的首次披露，有助于读者对饶学作进一步的深入了解。

《饶宗颐著述录：书中书》

陈韩曦 编

本书以图文相配的形式，对自20世纪30年代起有关饶宗颐的所有书籍作品进行了梳理与展示。其中包括饶宗颐本人所著的学术论著、编选文集、诗词文集、书画图册等；以及历年其他学者所著的饶学论著、饶宗颐传记等著作。

本书中汇总了两百多本著作，每本皆附书影，分列书名、出版者、出版时间和内容简介，力求做成独一无二的研究饶宗颐的索引类专著。

《饶宗颐学艺记》

陈韩曦 著

本书是国学大师饶宗颐自1922起至今求学立著历程的全面综述，详细记录了饶老各个时期的人生经历和作品。全书资料详实，考据严谨，既是一部饶宗颐学艺传记，也是研究饶宗颐学术成果的重要参考资料。修订本在2011年版的基础上，对原来的一些史料错误进行了勘误，补充了饶宗颐近两年的学术活动情况，使全书更为严谨和详实。

《潮州先贤像传》

饶宗颐 著

国学大师饶宗颐以年代先后为次序编排，自唐大颠禅师至清曾右丞刚甫，举潮州先贤凡三十人，为其作小传，辅以肖像图，并缀各传援据书目于卷末以备参稽。全书以人为本，以潮州历代名贤为轴，展示了潮州地区人杰地灵、人文昌盛、人才辈出的历史文化长廊，使读者对潮州历史文化获得比较系统的了解。

《饶宗颐书画题跋集》

饶宗颐 著 陈韩曦 编

题跋是书写于书籍、碑帖、书画作品的品评、追述故事、考证版本及渊源等方面的文字，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种特殊的文体，因其精当而最能体现作者的学问性灵。本书收入国学大师饶宗颐自20世纪50年代初至2013年间创作的题跋约700首，创作时间横跨60年，涵盖绘画、书法及铭刻文玩作品，是国内首部全数辑录饶宗颐题跋的汇集。书中配以40多幅全彩印刷的饶宗颐书画作品，制作精美，图文共赏。

饶宗颐的题跋，体裁包涵了散文、诗、词等，广涉天文、地理、风俗、景观、历史、哲理等各种内容，既题出书画中之意也题出书画外之意，题画寄兴，极尽精诣，是艺术与文学的完美结合。

《选堂访古留影与饶学管窥》

曾宪通 著

1980年，饶宗颐（选堂）在成都参加完第三届古文字学术研讨会后，即到全国各地进行学术考察，历时近三个月，一共走访了十一个省市，参观了三十三个博物馆，接触到大量新出土的文物考古资料。这次访古考察，是饶宗颐第一次在国内进行的广泛和深入的调查，是其学术和艺术领域的一次实践与升华。作者曾宪通随同饶宗颐，详实记下此旅点滴，并配有近六十张珍贵的记录照片，极具历史纪念价值。

法律主观：

民政局办理 婚姻登记 的时间为周一至周五的工作日。 民政局上班时间：一般为周一至周六9:00-11:30,13:30-17:00( 法定节假日 期间除外)。 如果是特殊的节假日，大家要注意尽早去排队，以免延误了 结婚 的时间而发生不愉快噢。

　　内容提要：农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当晚称元宵，故也称为“元宵节”，俗称“十五夜”。潮汕的元宵节期间，城乡各地都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各位听众，农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当晚称元宵，故也称为“元宵节”，俗称“十五夜”。元宵节刚刚过去，但节日的欢快气氛还萦绕在我们的周围。今天的《工夫茶座》节目里，继续给大家介绍潮汕地区元宵节的民俗活动。

　　听众朋友，在潮汕地区的不少地方，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礼俗，结婚不久的新娘在丈夫家过第一个元宵节时，不论是否怀孕，都要按结婚当天的衣饰打扮如初，请宾客再上门看一回“新娘”。于是有好事的小伙子常常在深更半夜结伴上门来“搞乱”，即便这样，新郎新娘也笑脸相迎，热情接待，乐此不厌。这是一种婚礼的追忆仪式，好让夫妻重温新婚甜蜜日子，珍惜幸福美满的新生活，携手结伴走完人生历程。有些乡村，所有新娘则要在元宵夜由亲友相陪到祠堂祭拜神明，以祈求今年能生男孩。祭拜之后要绕堂一周观看祠堂里的灯笼，之后走出祠堂观看堂前的“皮影戏”。于是人们常借此机会，观看人家的新娘，暗自品头论足。因此，新娘出门前必打扮得漂漂亮亮，同时十分注重自身仪态，以望能给乡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元宵节这一天，乡村的祠堂大埕、街头巷尾的开阔处，都会搭起一个彩棚，里面摆上一尊巨大弥勒佛泥朔像。弥勒佛袒胸露乳、笑容可掬十分可爱。他的光头、肩、肚脐、大腿等部位都摆上男女“泥喜童”。人们站在一丈多远的竹栏杆外，用铜钱投掷弥勒佛身上的泥喜童。投中者喜童即归其所有，而在一些较难命中的部位，如头顶、耳朵等，命中者则一赠二三不等；不中者铜钱即归摆弥勒佛的棚主所有。这是一项老少都喜爱的活动。据说命中“男喜童”者，今后就生男孩。因此，那些结婚不久的年轻夫妻，或是刚娶儿媳妇又急于抱孙子的公公们、奶奶们也积极参与此项活动。投中后，棚主和周围的人就会向他们道贺。他自已更是喜滋滋甜蜜蜜地把“男喜童”抱回家中，认为中了头彩，有好兆头，今年定能早生贵子早发财。如今，这种掷喜童风俗已较为少见了。

　　听众朋友，荡秋千是我国一项传统的民间游戏。关于秋千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起源于汉武帝时，是宫女为皇上祝祷千秋之寿而发明的游戏。当时千秋，取千秋万寿之义，后世语讹为秋千；还有一种说法，秋千本是古代山戎人用于练习身手轻捷的军训项目。春秋时齐恒公兵伐山戎，看到秋千便把这种游戏带回来，自此这种游戏就在中原地区流传开来。汕头的孔先生向我们介绍说：

　　“中原地区荡秋千活动多在清明节，而潮汕荡秋千活动则常在元宵节。这是因为潮地春来早，故荡秋千这种郊外活动的时间也提前了。”

　　潮州人荡秋千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相传，宋末陆秀夫谪居今澄海辟望港口时，见乡人在荡秋千，十分高兴，称赞说：“此举可强力也！”并吩咐其子弟与乡民一块荡秋千。如果这种说法属实的话，那么，潮汕早在宋代前便有荡秋千的活动。在文献记载中，较早出自明代万历年间的《普宁县志》。县志上说：“正月……男子小儿或妇人，竞打秋千，至十五夜止。”明代嘉靖年间的剧本《荔镜记》中也有关于打秋千的描写，由此可知，最迟在明代，潮汕地区便有荡秋千的习俗。此后，历代方志都有记载潮汕地区元宵节荡秋千活动。清代顺治年间的《潮州府志》记载：“（上元）儿童以秋千为戏，斗畲歌焉，善者为胜”；乾隆年间的《揭阳县志》记载：“（上元）乡村架秋千为戏，斗畲歌，善者胜”；光绪年间的《海阳县志》记载：“（上元）秋千之戏，鱼龙曼衍之观无不具”。

　　潮汕荡秋千活动，以汕头市澄海区澄城港口乡、揭阳市炮台镇桃山乡、潮安县庵埠镇仙溪乡、亭厦乡等地较为有名，涌现了不少荡秋千能手，如李烈、朱福全、卢锡等。他们都是艺高胆大之人，能在高达10米的秋千架上穿木屐、皮鞋表演离手倒吊、空中转身等高难度的技法，动作纯熟，姿态优美，常常博得周围观看者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潮汕有些乡村在元宵节荡秋千时出现了一些奇特的风俗。例如揭阳市炮台镇桃山乡正月几乎天天男女老幼都可荡秋千，但是元宵节那天，男人不能登上秋千棚，整个秋千活动只能由女人参与，男人们只好站在一旁观看。潮州市有些乡村，元宵夜年轻夫妻要跑到村里老榕树下荡秋千，任村人往身上泼粪，说是被人泼得越多，越能在今年生男孩，令人不可思议。

　　“斗畲歌也是潮汕元宵节一种特有的传统娱乐活动。畲歌原是畲族的歌谣，后被潮州民众吸收而流行于潮州民间的歌谣。”

　　孔先生介绍说，潮州人斗畲歌历史悠久。《荔镜记》中第七出《灯下搭歌》里就载有元宵节潮州人斗畲歌的风俗，由此推知，至迟在明代便有斗畲歌活动。

　　《荔镜记》中黄五娘和李婆、益春元宵夜上街赏灯，碰见林大鼻和卓二，男女双方就开始斗畲歌。对唱歌词俚俗粗野，原剧本里注明是“答歌”，而不标曲牌，应是用潮州民间畲歌小调演唱。

　　清代，潮汕元宵斗畲歌仍很盛，这在方志中也有所记载。清代顺治年间的《潮州府志》上记载：“（上元）儿童以秋千为戏，斗畲歌焉，善者为胜”。乾隆年间的《揭阳县志》记载：“（上元）乡村架秋千为戏，斗畲歌，善者胜”。如今，斗畲歌的形式只反映于传统戏中，现实中已较难见到，虽然现在潮人仍把两人互相辩论称为“斗畲歌”，但这与传统的斗畲歌形式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听众朋友，潮汕地区的灯谜产生于宋朝末年。明代的许多民间传说里记载了文人作谜的轶闻轶事，其中最为大众熟悉的就是枫溪乡秀才吴殿邦作谜讽刺不安分守己的和尚一事。清代，《芸香诗社》、《古松社》等谜坛谜社如雨后春笋，竞相出现。20世纪30年代，许多谜人还出版了不少谜刊、专著，如《影语月刊》、《怀蝶室谜话》等。

　　过去，潮汕地区猜谜都在元宵夜。花灯上贴上书写的谜面，任猜射人围猜。清代咸丰、顺治年间到潮州为官的陈坤曾在他的《岭南杂事诗抄》中写到：“上元灯火六街红，人影衣香处处同。一笑相逢无别讯，谁家灯虎制来工。”描写的就是当日灯谜盛况。随着猜谜活动的日趋普及，除了元宵节外也渐渐增至每个节日，不过仍以元宵最为隆重、热闹。原悬挂谜灯，也改为张贴谜笺。汕头的孔先生说：

　　“潮州灯谜的体裁除了文字谜、画谜、印章谜外，还有实物谜。实物谜是最受猜谜者感兴趣的一种体裁。例如：台上悬空挂着一只活螃蟹，或是桌子上摆着全猪，令围猜者竞猜，十分有趣。”

　　近些年来，潮汕各地，如澄海、潮州、汕头、潮安、普宁、南澳元宵灯谜很盛，其中澄海还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灯谜）之乡”荣誉称号。

　　潮汕元宵节除上述主要习俗活动外，有些地方如澄海、饶平还要采榕树枝、竹叶回家插在门楣、灶台、禽舍，以祈求人口平安、六畜兴旺；如澄海、揭阳等的的农户还要到屋外或田地里抱回灰砖或土块，放在猪栏内，称“十五夜抱大猪”，以祈饲养大猪发大财；如澄海等地的少女要偷偷到菜园里坐一下芥菜，说是“坐大菜，将来嫁个好夫婿”；而少男则偷偷推倒厕所墙，说是将来可以娶到“雅妻”；普宁的客家人聚居区，新嫁娘为了祈求生子，要结伴到村边竹林下摇竹子，边摇边念：“摇竹头，不用愁；摇竹尾，年底养个大乌龟。”不定期要采竹叶插到头上；澄海、汕头一些地方则举行赛大猪、赛大鸭、赛大鹅等赛会活动及夜间抬神出游的游神活动；有些地方还有登山习俗。

　　以前，元宵夜游神结束后，潮汕不少乡村有抢神物的习俗，在揭阳南陇村，“抢鸡肉”的活动也是十分有趣的。元宵夜，人们在路边田洋上临时搭起一个高台，主祭人站在高台上把一只熟鸡抛向台前拥挤的人群中。台前的人们，尤其是年满18岁以上未婚或已婚未生子的青年，便一齐上前哄抢，以求得妻、生子。抢到鸡肉者应立即撕下一小片肉后把余下的再向空中抛去，让别人去抢，千万不可拿着走或多占，否则人们会冲你而来，把你推在地上踩上一脚，还传说贪心者当年会大不吉利。这样便形成了抛鸡———接鸡———撕鸡———再抛鸡的热闹场面。不过如今这种活动已经很少见到了。

　　现在潮汕地区元宵节中一些迷信、过时的活动已被历史潮流所淘汰，一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如猜谜、赏灯等则继续保留和发展，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