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生平大事简介：
1斥责志摩
民国十四年（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
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2天涯知己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
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4年，英文极好，因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
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席将罢，何**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
接过何**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他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书中，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知。
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梁启超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
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裏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3慷慨应问
梁启超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有一年他到广州拜见两广总督张之洞。梁启超锐意改良，对张之洞寄予极大的期望。张之洞拿着投刺（拜贴），见落款为“愚弟梁启超顿首”，大不高兴，于是出联刁难：“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
这上联高傲无礼，且拒人于千里之外。梁启超则气度不凡，坦然对出下联，请来人回送张之洞。联文是：“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对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文字高雅硬朗，气势慑人。张之洞一看，马上出衙迎接，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后来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一次梁启超到江夏拜访他。张之洞再次出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上联既包含四水（指古代江、河、淮、济四水），长江排首位，又总括四季春、夏、秋、冬，夏排第二。
接着提出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样难以回答的问题。梁启超才思敏捷，略加思索即对出下联：“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张之洞吟读再三，不禁叹息说：“此书生真乃天下奇才也！”
扩展资料：
学术贡献
1新史学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是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前期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史学进行了较为系统和猛烈的批判，并且大呼“史学革命”。
继此，他又撰写了一系列论著，构建其资产阶级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如《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集中反映了梁启超的史学观及其突出贡献，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接连发表震动一时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猛烈抨击封建史学，倡导“史学革命”，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史学功用、历史哲学、治史态度和方法等一系列资产阶级史学主张。
2目录学
梁启超一生于目录学贡献
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这个分类体系，突破了被订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我国新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该目著录西学书籍400种，西政书籍168种，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成书。其他目录学著作有《西书提要》、《东籍月旦》、《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分月课程》、《东原著书纂校书目考》、《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汉书·艺文志渚子略考释》等10余种。
-梁启超
虽然说两者有师徒的情分，但是梁启超在当时已经看不惯徐志摩的为人了，所以说才会在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上教训徐志摩和陆小曼。至于梁启超为什么看不惯徐志摩的原因有很多，下面就简单的说一些主要原因。其一就是徐志摩的个人生活的确比较混乱，而梁启超这种思想还算是比较老派的人自然是容不得徐志摩这种货色。其二就是徐志摩和梁启超的儿媳妇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只要是一个正常的公公都会讨厌对自己儿媳妇打主意的人，还有一点就是徐志摩前妻张幼仪的家族和梁启超的关系相当好，而徐志摩对张幼仪可以说是渣到不能再渣了。梁启超在当初说的话简单的翻译过来就是：我来到这里就是来砸场子的你不要觉得能从我这里听到好话，徐志摩你这个人就是性情浮躁所以才到了这么大的年龄还学无所成，可是你做不成学问现在连做人都是失败的，现在你娶陆小曼就是你做人失败的证明，梁启超转过头来又说陆小曼，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了都结过一次婚了，希望这次你能够恪守妇道。后来因为徐志摩的打断梁启超最后以一句“我希望你们两个这是最后一次结婚”作为结局。徐志摩在当时的风评的确不怎么好，主要的原因还是当时徐志摩对张幼仪实在是太过于绝情了，两个人即便是有了孩子徐志摩还想让她堕胎后来又为了林徽因和她离了婚，再然后徐志摩得林徽因不成又和有夫之妇陆小曼勾搭上了，据传金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对徐志摩这个表哥的态度一直不好，后来导致了金庸每次在写小说时总会添加一个反派角色“表哥”。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梁启超一生勤奋，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在将近三十六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他每年平均写作达三十九万字之多，这体现了多么惊人的勤奋和才华啊！
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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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
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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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新民说
饮冰室主人自说
中国文化史
梁启超赋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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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戊戌变法***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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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真诚的宽容。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真诚的有趣。黄苗子著《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
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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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 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癸酉 正月二十六日（公历二月二十三日）生于新会茶坑村。
五岁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 丁丑 由祖父和母亲教读四书五经。
十二岁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 甲申 应广州童子试 中秀才。
十六岁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 戊子 广州学海堂正班生、兼菊坡、粤秀、粤华书院外生。
十八岁 一八九0年光绪十六年 卯寅 经陈千秋介绍，就学于康有为。
十九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 辛卯 入京与李蕙仙完婚。
二十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八年 壬辰 祖父卒，回乡居年余。
二十三岁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随康有为入京会试，落第。参与组织“公车上书”。助康创建强学会。
二十四岁 一八九六年光绪廿二年 丙申 筹办《时务报》，任总编述，发表《变法通议》等文章，名声噪起。
二十五岁 一八九七年光廿三年 丁酉 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创设不缠足会和女学堂。
二十六岁 一八九八年光绪廿四年 戊戌 参与“百日维新”，光绪帝赏六品衔，奉旨办译书局。八月政变起，逃往日本，与陈少白往还，协商与兴中会合作事宜，因康有为阻挠未果。在横滨主编《清议报》。
二十七岁 一八九九年光绪廿五年 己亥 七月创粉高等大同学校于日本东京。
二十八岁 一九〇〇年光绪廿六年 庚子 与康有为、康才常等发动“勤王运动”事败。
三十岁 一九〇二年光绪廿八年 壬寅 《清议报》停刊，创《新民丛报》、《新小说报》，倡“小说界革命”。
三十五岁 一九〇七年光绪卅三年 丁未 《新民丛报》停刊、成立政闻社。
四十岁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 壬子 由日本返国，创《庸言报》。
四十一岁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癸丑 参与共和党。熊希龄内阁成立。任司法总长。
四十三岁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乙卯 创《大中华》月刊。辞币制局总裁。四月回乡省亲。六月写《导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斥袁称帝，南下从事倒袁运动。
四十四岁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丙辰 在上海策动反袁。三月抵广西，发动广西宣布独立。在肇戾成立护国军两广者司令部任参谋。后成立军务院，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
四十五岁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丁已 七月，参与段祺瑞反对张勋复辟。任段祺瑞 内阁财政总长，十一月辞退。
四十七岁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已未 到欧洲各国考察。
五十岁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 先后到北京、济南、苏州、上海等地讲学。
五十三岁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 在清华研究院讲学，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五十七岁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 己巳 因肾病动手术失败（实际上是一起医疗事故。1926年梁启超肾病，协和专家通过对梁启超病情会诊，认定右肾上生有一个瘤子，遂决定为其实施手术，于3月16日将右肾全部切除。瘤子切除之后并没有止住便血，显然西医的诊断可能有问题，至少是不准确的。全部切除的治疗手段也过于草率，协和的专家通过病理检查，并没有在切除的右肾中发现病变。换言之，即便尿毒症的诊断不误，那么手术也是失败的，即将好肾切除了，将坏肾予以继续保留），于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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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89年（光绪十五年）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考中了举人，与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订婚，1891年（光绪十七年）梁启超十九岁时入京与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了两位丫环，其中一位即王桂荃，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病而逝，梁启超为此写下了《祭梁夫人文》。1968年在“文化革命”中，王桂荃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死在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
梁启超共有有9个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
梁思顺（令娴）（1893年－1966年），长女，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成（1901年－1972年），长子，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其妻为林徽因。
梁思永（1904年－1954年），次子，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
梁思忠（1907年－1932年），三子，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殇。
梁思庄（1908年－1986年），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达（1912年－），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梁思懿（1914年－1988年），三女，从事社会活动。
梁思宁（1916年－2001年），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
梁思礼（1924年－），五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启超故居——北沟沿胡同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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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鸿
北沟沿胡同属东城区北新桥地区，在东直门南小街迤西。胡同自北向南沟通大菊胡同和东四十四条，长300多米。明代，称“学房胡同”；清乾隆时称“官学胡同”，宣统时称“北沟沿”，因胡同临近水沟而得名；1949年称“北沟沿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红都胡同”，后复称“北沟沿胡同”。现胡同西侧与新太仓二巷相通，东侧有两条支巷通往小菊胡同。
北沟沿胡同23号，旧时的门牌是北沟沿13号，在胡同南段西侧，占地面积3752平方米，街门朝东。街门是被称作“西洋门”①的屋宇式街门，街门内外各有一座“一字影壁”，显示出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虽然从建筑学角度讲，大门外对面的“影壁”，亦称“照壁”，既有遮挡大门对面零乱的墙面檐口的作用，也有作为宅门对景的作用。但是，在胡同的另一侧建影壁，或是依托别人的宅基，或是占用胡同的公共用地，岂能想建就建！所以，现在在北京城里所能见到的门外建有“一字影壁”的宅院，当年或是王府、或是衙署、或是官邸，总而言之，是“官”姓人家，不是平民住宅。汉字是表义的，“框中有人”念“囚”；“吾居行(hang，道路)中”便是“衙”。既然，门外的影壁是宅门的对景；那么，门前的这段道路自然与宅院产生了领属关系。门外的影壁分明地在警示行人:在此门前不许停留，更不许喧哗。梁启超任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其政府大员的身份与这座宅院的规格是相称的。
据1951年房屋调查登记显示:该院主体建筑集中在南半部，是东、西并列的两个三进院落，东部为住宅，西部是花厅；北半部约占整个院落的五分之二，是花园式的后院，院内树木繁盛，有假山，有凉亭；后院开有朝东的穿墙门，是整个院落的后门。该院共有房屋和亭、轩等建筑129间，建筑面积为1535平方米，其中包括带抄手廊的瓦房47间、敞轩3间、游廊21间、地窨子4间、防空洞1个、凉亭1座。该院的具体格局是:宅门北侧是一拉溜儿东房，共11间，应是回事房(传达室)、车库和警卫、杂役用房，从南往北的第三间东房的后墙开有临街券门，是“车库门”。
该院的具体格局是:进入宅门，迎面是一座“一字影壁”，往北经过坐西朝东的“垂花门”②便进入了东院的一进院；一进院有带抄手廊的南房、北房各5间，北房为腰厅，即:中间一间为连接前、后院的通道；东院的二进院均为带抄手廊的瓦房，有正房3间、耳房两间，东、西厢房各3间；东院的三进院只有7间后罩房。与东院并列的西院是休闲区，习惯称为“西花厅”，亦是三进院落；从南往北依次是:由假山叠石与3间敞轩构成的一进院，由3间敞轩和3间正房构成，并有转圈游廊连接的二进院和由两间东、西厢房与平顶外廊构成的三进院。
北沟沿胡同23号现在是单位宿舍，当年院内的主要建筑尚存，只是残破不堪而已；由于为解决职工住房而进行的改、扩建工程和住户见缝插针的自建房屋，致使该院已难寻昔日风采。
1986年1月21日，东城区人民政府将北沟沿胡同23号作为“梁启超故居”，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注： ①西洋门，是清代中期以后，西方建筑文化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在北京四合院采用的也很普遍。 ②垂花门，在府邸、宅院建筑群中常作二门，起着联系分隔内宅和外宅的作用。
参考资料：
梁启超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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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向往大时代和大成就的年轻人都喜欢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为转折年代，他们都喜欢引用查尔斯·狄更斯描写大革命之后法国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他们都喜欢用混乱来形容自己的年代，他们都渴望为这“混乱年代”理出脉络或者记录这“混乱年代”。
而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真正经历混乱年代并且因为自己在混乱年代中的作为而被写入历史的年轻人却实在不多，更令人感慨的是，这个名单因为一些原因还会在某些时候遗漏掉一些人。在我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一位具备了众多伟大人物的素质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时代忽略了的人。
最早激发起我对梁启超的好奇心的，是在对《剑桥中国晚清史》和一些记载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命运的书籍的阅读过程中。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我才惊异地发现，以前我们仅仅用“改良派”三个字来描述的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名字出现的频率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权臣要高。
梁启超所处的年代是真正的混乱年代。在由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所著的《梁启超传》中，梁这位早逝的学生用一章来写梁启超诞生之前的中国：这是一个为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似乎人人都甘心做一个老朽帝国的奴隶，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呈现给后人的则是贪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带来短暂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财富，而洋务运动的重地总理衙门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混蛋加三级”。
我们的历史课本在描述这段屈辱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会吝惜笔墨，这会使我任何进一步的讲述都显得多余。而吴其昌先生给予自己老师的高度评价，我想可能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所看不到的，他把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同孙中山相提并论，“他（梁启超）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而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要高出万倍”。
梁启超是一个完全符合我们对天才的定义的人物：六岁学完五经，九岁能够写千字文章，在古老中国，我相信这两件事情的难度同今天的小孩子学习9岁就精通外语的难度相差不大。而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的壮举同我们今天惊为天人的中国哈佛少年相比似乎难度更大。中举时的主考官以为梁启超“国士无双”，竟然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做妻子，这是古老中国表示对一个人的欣赏的最高礼遇。
戊戌变法令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名扬天下。在当时的外国人眼中“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是热心策划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当时在中国逗留的伊藤博文对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说：“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此后这个年轻人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往往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上的领袖来接待。当时梁启超26岁。
而梁启超在政治上的辉煌并不像教科书上记载的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终结，或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成为明日黄花的人物。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和同样在日本流亡的孙中山交往频繁，据说，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启超介绍给孙中山的，可以想见，以孙中山当时的声望，自然无法同梁启超相比。而此时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分歧越来越大。尽管如此，梁启超顾及到康有为，没有给革命党人过多的支持。
梁启超的另外一次辉煌来自于他的一篇文章。袁世凯宣布称帝，此时的梁启超却已不是昔日的改良派，在欧美的游历和对西方各国历史的学习给他一种印象，称帝者必亡。于是长于雄文的梁启超写出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 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梁启超在另外一次反帝运动，即反对张勋复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次也意味着他同改良派的彻底决裂。周善培规劝梁启超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而康有为则正站在复辟的一方。梁启超和康有为从此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启超“梁贼启超”，并且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兽来称呼梁启超。
至于梁启超在中国新闻事业上的地位，早有新闻学者将他同沃尔特·李普曼相比较。才气纵横自然不说，梁对中国文体的改革被认为是他的最伟大贡献之一，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这称为表达方式的革命？周善培认为梁启超文气太盛反而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写习惯了报纸文章，结果文章只追求打动人，“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但是却没有其他精力写出真正大师级别的著作。
长久以来一直被我们认为属于保守派的梁启超的死，更是嘲笑我们对历史局限的判断能力。梁启超晚年进入协和医院看病，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一个肾溃烂，必须割掉。不幸的是现代医学可能发生的错误发生了，手术医生将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反而留下溃烂的一个。于是“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而梁启超因为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新的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竟然在病床上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和医师辩护。最后，梁启超允诺在自己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医院。
徐志摩是民国时期有名的大诗人，他才华洋溢写出了许多好诗，对他的才华，人们一般都是认同的，可是对于他的感情生活，人们多半是否定的。他在父母的包办下和张幼仪结婚，在张幼仪没任何过错的情况下毅然和她离婚。后来，他又通过第三者的身份插足陆小曼的婚姻，即使他得以和陆小曼结婚，当时的人们还是不看好这段婚姻。作为征婚人的梁启超在婚礼当日还公然说他们把婚姻当儿戏，为他们觉得耻辱。梁启超之所以这么说，还是他看不惯徐志摩抛妻弃子的行为，不赞成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
在梁启超的婚姻观里，男人要忠贞不二。梁启超非常有家庭观念，他自己也做好了丈夫、父亲的责任，家庭美满。徐志摩和张幼仪结婚后，他就一个人去外国留学，让张幼仪一个人在家照顾自己的父母亲。张幼仪在家里兢兢业业，将家打理得非常好。可是，远在英国留学的徐志摩遇到了林徽因，他一下子就沦陷了，不顾一切去追求林徽因。为了和林徽因在一起，徐志摩逼迫张幼仪打掉自己的孩子，还要与其离婚。这种完全没有道德的行为受到了很多人的唾弃，梁启超更是不能忍受徐志摩的行为。
梁启超深受文人思想影响，看重人的品行。梁启超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他比较重视人的品德。徐志摩自私地休掉张幼仪，是无德的表现。后来，他追求林徽因不成，又和有妇之夫陆小曼厮混在一起，这也是品性不端的表现。徐志摩这种朝三暮四，为了爱情丝毫不讲道德的行为，令梁启超不齿。
总之，由于梁启超不认可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结合，也由于自身的正义感，才说出了那样的话。
梁启超是徐志摩的老师，徐志摩结婚的对象是一个离婚的女人陆小曼，等于说，徐志摩在这段婚姻相当于第三者，这对于梁启超肯定是不齿的，他在婚礼上批评他们是正确的，这在当时是伤风败俗的，但是陆小曼和徐志摩确实是真心相爱的，陆小曼不爱他的原配
，那只是父母安排的婚姻，没有感情，纯粹父母安排的婚姻，这样的婚姻终究没有结果。
梁启超在婚礼上说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这确实让他们颜面无存在婚礼上，但是这也确实说的是实话，徐志摩当时天性分流，他不是为兄弟两肋插刀的那种人，为了女人他可以插兄弟两刀，所以在这场感情中，她抢走了兄弟的女人陆小曼，陆小曼生性爱玩，这场婚姻也是悲剧，陆小曼每天打牌，吸毒无所事事。
这也最终导致了徐志摩的死亡，最终陆小曼幡然醒悟，而这一切已经晚了，对于梁启超来说自己的学生落得这个下场，确实让人唏嘘，这场婚姻他不看好的，但是徐志摩太爱陆小曼了，他甘愿为她做一切事。陆小曼花钱大手大脚，为了赚钱他去北大当代课老师，坐飞机做最便宜的，也导致了他自己的死亡，这也是为什么世人都说是陆小曼害死了徐志摩，这一对才子的晚年都是让人唏嘘的，所以，梁启超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都没有再婚了，但是这段感情一直伴随着陆小曼的一生。
出生在清朝的末期，年纪小的时候一直在学旧的一派，在学堂里跟着先生学习。他当时可是有名的小神童，在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认字了，随后就开始作诗，在十七岁的时候还中了举人。在小的时候他就经常听到长辈讲一些英雄人物的事迹，这些故事造就了他后来的性格，他未来也是想成就一番事业。众说都知，清末时期的科举制度非常古板，学习一些没有思想没有意义的八股文，这让梁启超觉得特别无趣，他便去找了康有为，向他学习的很多的新思想，这些思想慢慢改变着他，看着自己国家腐败的样子，师徒二人为了改变现有国家的样子，便开始发布公车上书，使维新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小编也读过很多梁启超的文章。从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他的写作文笔特别厉害，最喜欢用一些简单的事物叙述一些大道理，无论从宣扬民心思想上来看，还是从踏实做事来看，他都能独当一面，因此就逐渐成了维新变法的领头者，当时因为还是慈禧太后当政，他们的活动很快就被推翻了，接下来的日子，他受到了多方势力的迫害，最后不得已逃到了日本。在日本的他依旧没放弃自己的志向，一直想尽办法与革命党联系，想去重新建立起自己革命的门派，为了安全着想，康有为极力制止了他，但是他依旧写文章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后来他回到了中国，与袁世凯有了合作，还因此当了官，但是他却骄傲了，觉得自己影响了政治舞台，当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他才深刻意识到自己是错误的，自己拥护的这个人不是自己内心所想。他便站到了袁世凯的对立面，开始了新的历程，却不曾想又一次站错了队伍，在这些利益熏心的人中，他一次次的失望。年老之时，他终于放弃了，辞职后便开始写书，用更多的教育知识来完成自己内心的思想。他从小到大直到死亡，都没放弃自己的革命事业，一生追随。但是对于自己的孩子，他要求非诚严格，在历史上，他被称为中国教育第一人，他的儿女也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非常有出息。他的孩子在外地上学时，他经常写书信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关心他们的观念、思想。梁启超一生从清朝末代到民国时期，从年轻无知到后来的兢兢业业，再到最后的辛辛苦苦，他看清了世态炎凉，从而专心从事文学领域，他成功获得了名望，也得到了善终
梁启超
——？ 七夕节是中国的情人节，就在牛郎织女相会的那天，1926年北京北海公园进行了一场人们议论了很久的婚事。新郎徐志摩，新娘陆小曼早已成了舆论的中心，婚礼上，徐志摩老师梁启超的祝词使得在场的所有人，除了他自己之外，都感到难堪。他不仅没有讲吉祥话，反而对新郎、新娘痛斥，切责他们不该把婚姻当成儿戏，最后说道：“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事后梁启超写信给他的女儿梁令娴，说道：“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的事，就是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赓的夫人。与志摩爱上才和王赓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志摩找到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将来痛苦会接踵而来。所以不惜声色俱厉地予以当头棒喝，盼能有所觉悟，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我在结婚礼堂上大大地予以教训，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此恐为中外古今未闻之婚礼也。” 陆小曼是北京城里有名的交际花，她的父亲陆定原是财政部的赋税司司长，后来弃政从商，出任震华银行总经理，算得上是一位财神爷型的人物。陆家有的是钱，舍不得让宝贝女儿进学堂，便把需要的老师都请到家里，所以陆小曼虽然没有上过学，除中国文字颇具造诣外，英文、法文的口语笔译都流畅自然。在艺术方面，除写得一手绢秀的毛笔字外，国画、京戏、舞蹈样样都行。再加上她从小口齿伶俐，长得象个小仙女似的，便赢得了“绝代佳人”的美誉。 陆小曼的第一个丈夫就是梁启超信中提到的王赓，曾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西点军校。与陆小曼结婚的时候，正任教北京大学。婚后不久，两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便产生了差异。王赓办事认真负责，为准备授课经常埋头研究。陆小曼生性风流，三天两头到外头游乐。于是王赓认为陆小曼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也没有守住妇道人家的本份；陆小曼则认为王赓不够体贴，喝过洋墨水的的人还如此古板。这时王赓留学美国时的好友，北京大学的同事徐志摩悄悄地介入进来。 陆小曼是江苏武进人，徐志摩是浙江硖石人，比王赓小一岁，比陆小曼大六岁。曾入北京大学、美国克拉克大学、英国剑桥大学读书，生来绝顶聪明，后来拜在梁启超的门下。他的散文、新诗把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揉合在一起，深入浅出、华而不腻、媚而不俗。“五四”运动前夕，他提任《北京晨报》的副主编，后来又成立“新月书店”，发行《新月杂志》。在新文化运动中推波助澜，他成了追求时髦的人崇拜的偶像。徐志摩卓尔不群、兴趣广泛、风流潇洒。他早就有了结发妻子张嘉玲，但在欧洲留学期间拼命追求林徽音。这样的人自然是陆小曼喜爱的。 徐志摩是王赓的好朋友，渐渐地和陆小曼也就熟悉了。王赓一旦遇到事情多分不开身或是懒得出去的时候，便叫徐志摩陪着陆小曼外出游山玩水或钻进灯红酒绿的场合消遣。那时，徐志摩正处在失恋阶段，他拚命追求的林徽音瞧不起他，和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结婚了。于是便把满腹的柔情转移到陆小曼身上。恰好王赓受聘赴哈尔滨提任警察局长，陆小曼空闺独守、芳心寂寞。陆、徐二人就象Ａ、Ｂ胶一样，越粘越紧。 从传统道德讲，徐志摩追求陆小曼，算是对结发妻子张嘉玲不忠，对朋友王赓不义。然而徐志摩向来是随兴而为、不拘绳墨，一旦“邂逅赏心，相倾怀抱”，就顾不了身外之事了。陆家和徐家都认为他们是不孝子女，是丑闻，极力阻止。徐志摩、陆小曼认为：“真爱不是罪恶，在必需时未尝不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争取，与烈士殉国、教徒殉道，同是一理。”徐志摩向世人宣示：“我之甘冒世之不韪，乃求良心之安顿，人格之独立。在茫茫人海中，访我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两人在风气初开的潮流中，受到青年男女的怂恿、喝采，豪气干云地踏上“不思旧姻求新婚”的道路。像郁达夫就说：“志摩热情如火，小曼温柔如棉，两人碰在一起，自然会烧成一团，那里还顾得了伦教纲常，更无视于宗法家风。” 这时王赓受了孙传芳的邀请到了南京，在五省联军总司令部内提任总参谋长的职务，位高权重。风闻妻子行为有异，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写了一封快信给陆小曼声言：“如念夫妻之情，立刻南下团聚，倘若另有所属，决不加以拦阻。”几经周折，徐志摩与张嘉玲离了婚，王赓与陆小曼也办了分离的手续。王赓对陆小曼酸溜溜地说：“合得来是夫妻，合不来就分开，我自愿退让来成全你们，希望你能过得幸福。” 在胡适、郁达夫等一批朋友的帮助下，徐志摩积极筹备婚礼。徐家和陆家的长辈对徐志摩、陆小曼的事情十分痛恨，是坚决不参加婚礼的。于是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尽管也反对他们两人的结合，是一定要请到的。 在胡适等人一再相劝，好说歹说的情况下，梁启超终于答应参加婚礼。婚礼如期举行，梁启超说了前面提到的那段惊世骇俗的话，想不到竟灵验如神。婚后不久，陆小曼就提出要移居上海，说是要借十里洋场的五光十色，冲淡在北京积累下来的一身晦气。 他们在福熙路四明村里筑起爱的窝巢，有一段时间两人过得十分甜蜜。第二年春天，暖风醉人、百花怒放。陆小曼终于按捺不住蠢蠢欲动的荡漾春心，开始故态复萌。才刚刚投身社交圈里，便立刻造成极大的轰动。上海是藏龙卧虎之地，多的是满清遗老、王孙贵胄、富商巨贾，以及有钱又有闲的世家子弟。于是有人请她吃饭；有人邀她跳舞；更有人出来怂恿她票戏义演。风头算是出足了，时间、精神与金钱都一齐赔了进去，陆小曼认为十分值得，徐志摩却暗暗叫苦不已。 有一个叫翁端午的苏州人，家财丰厚、赋性风流、吃喝玩乐、不务正业、出手阔绰、挥霍无度，是雅歌集票房的台柱，更有一手推拿的医道本领。通过票戏与陆小曼相识，于是在陆小曼面前大献殷勤，两人常常搭挡演出获得满堂喝彩。有一次陆小曼演出大轴，唱做累人，曾经一度晕厥。翁端午施展他的推拿绝技，为陆小曼捏捏揉揉，居然解除了陆小曼的疲劳。于是陆小曼便常常要翁端午为她推拿，感到通体舒服，两人的关系渐入佳境。翁端午又教会陆小曼吃鸦片。这样翁端午在陆小曼身上一会儿上下其手，抚摸揉搓；一会儿又和陆小曼倚枕横陈，对灯吞云吐雾，连旁人都看不过去。然而徐志摩仍以赤子之心为娇妻辩护，他解释说：“夫妇的关系是爱，朋友的关系是情，罗襦半解、妙手摩挲，这是医病；芙蓉对枕，吐雾吞云，最多只能谈情，不能做爱。” 于是陆小曼得寸进尺，完全不把徐志摩放在眼里，当着徐志摩的面与翁端午出双人对，甚至做出亲妮的举动来。当年徐志摩所做的，如今翁端午做得似乎更彻底；当年王庚所难堪的情事，此时徐志摩也尝到了个中苦涩的滋味。真是报应，徐志摩现在是血淋淋地跌在人生现实的荆棘丛中。 夫妻的感情出现了裂痕，陆小曼仍毫不在乎，昏天黑地地玩着。徐志摩为了供应妻子无底的挥霍，除了在上海教书写作赚钱以外，还风尘仆仆地远赴北京开源。时而上海、时而北京，两头奔忙。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徐志摩从北京回到上海，晚上和几个朋友在家中聊天。陆小曼依然是很晚才回家，而且喝得醉眼朦胧。朋友们先后了，徐志摩窝了一肚子的火。 第二天，徐志摩耐心开导劝说陆小曼，陆小曼根本就听不进去，两人于是大吵一场。陆小曼正在烟榻上过鸦片烟瘾，突然发起**脾气，抓起烟灯就往徐志摩身上砸。虽然没有砸中徐志摩的脑袋，却贴着额角飞过，打掉了徐志摩的眼镜。 徐志摩彻底地绝望，悄然离家到了南京，十九日搭乘中国航空公司京平线的济南号飞机，飞往北平。飞到济南附近的党家庄，遇到漫天大雾，飞机误触开山山头，机毁人亡，徐志摩手脚烧成焦炭，死状极惨。 徐志摩的死引起极大的震撼，朋友们纷纷从各地赶来，为他操持丧事，郁达夫撰写的挽联高挂灵堂： 两卷新诗，廿年旧友，相逢同是天涯，只为佳人难再得； 一声河满，几点齐烟，化鹤重归华表，应愁高处不胜寒。 而灵堂中最显眼、最感人的挽联还是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嘉玲和宣布脱离父子关系的徐志摩父亲徐申甫的挽联。徐申甫深为儿子的死所不值，他哭道： 考史诗所载，沉湘捉月，文人横死，各有伤心，儿本超然，岂期邂逅罡风亦遭惨劫； 自襁褓以来，求学从师，夫妇保持，最怜独子，母今逝矣，忍使凄凉老父重赋招魂。张嘉玲本因为陆小曼的缘故，徐志摩已与她离婚。可她深爱着徐志摩，徐志摩的父亲徐申甫也觉得张嘉玲是难得的好儿媳妇，所以张嘉玲一直仍住在徐家。她是这样哭徐志摩的： 万里快飞鹏，独撼翳云遂失路； 一朝惊鹤化，我怜弱惜去招魂。 灵堂上，徐申甫不愿见陆小曼，张嘉玲却不避嫌忌，走去安慰陆小曼。陆小曼良心发现，愧悔交加，两人遥遥相对，哭倒灵堂。灵堂中，徐志摩脚下的长明灯忽暗忽明，闪烁不定。 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五年，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老师梁启超的顾虑成了无法挽留的事实。徐志摩死时三十六岁，正当有为之年。陆小曼此时刚刚三十岁，正是女人最绚烂的年华。然而顶着徐志摩未亡人的头衔，自然不得不在社交场所有所收敛，社会上对她也颇不谅解。一般人尽量避免与她发生牵扯，她今天向贺天健学画、明天向汪星伯学诗，打发凄清的岁月。她干脆与翁端午同居，最后为生活所迫，连徐志摩《爱眉小扎》和《志摩日记》的版权也卖给了晨光出版公司。 “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 陆小曼终日疏懒困倦，打不起精神，很快地便憔悴了。她是在一九六五年文化大革命即将来临的时候，死在上海。
导语：
新会会馆与梁启超结缘不浅，这里既是他结婚大喜之地，又是发动改良主义运动的发源地。1916年，梁启超在新会会馆起草了著名的《保国会章程》，策动蔡锷将军起兵反对袁世凯，为中国人民争人格。
文采斐然，喜结良缘
梁启超十七岁那年在广东乡试成为举人，第二年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参加会试，就住在新会会馆。
典试广东的内阁大学士李端棻(音同“分”)看中梁启超的文章，认为文章立意新颖，读之酣畅淋漓，所以对才貌双全的梁启超十分赏识，就把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梁启超为妻。
与妻子幸福生活
李蕙仙比梁启超大4岁，结婚那年李蕙仙23岁，梁启超19岁，婚礼由李端棻亲手操办，在北京的广东新会会馆举办。
李惠仙家境富裕，算得上是千金**，而梁启超生在贫苦家庭，是个靠着半耕半读过日子的穷书生。
他们结婚后，日子过得很清贫，但门第的悬殊并没有影响二人的感情发展，他们之间相敬如宾、恩爱有加一度在学界传为佳话。
幸得良内助
李蕙仙自幼出身名门，熟读诗书，婚后一直跟随梁启超努力学习，并且尽力辅佐梁启超，算得上是不可多得的“闺中良友”。
并且她还在上海创办了女子学堂，担任校长一职，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学校长。另外，李蕙仙还是妇女运动的发起人，刊物《妇女报》的主编之一。
李蕙仙不仅帮梁启超抄录文章，做他的忠实读者，而且还教他学国语，可以说，梁启超能在政治和学术上有今天的成就，和他这位德才兼备的夫人是分不开的。
怀念妻子
后来，李蕙仙因不治之症逝世。梁启超在痛苦之中写下了对夫人的怀念：“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单从这首诗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琴瑟和鸣，新会会馆留下了许多梁启超和李蕙仙的踪迹，成为了他们的爱情见证。
写在最后
梁启超在我国近代史上留下浓重淡漠的一笔，和他娶得一个良内助有很大关系。对于梁启超而言，幸得一佳人，成就半生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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