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怎么读

谭延闿读音:tán yán kǎi

谭延闿（1880年1月25日—1930年9月22日），字组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生于浙江杭州，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书法家、组庵湘菜创始人。

谭延闿曾经任两广督军，三次出任湖南督军、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授上将军衔，陆军大元帅。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1930年9月22日，病逝于南京。

去世后，民国政府为其举行国葬。谭延闿有“近代颜书大家”之称，著述有《组庵诗集》等，其精于美食，为组庵湘菜创始人。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谭延闿为介绍人。

谭延闿，湖南茶陵县人。清光绪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公元1880年1月25日）生。

据传延闿将生时，其父方寝，梦何文安（凌汉）衣冠来拜，突然惊醒，恰好此时延闿生，因此字为祖安，亦号无畏，后来人们尊称他“畏公”。

其父谭钟麟。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碑录索引》卷下，谭钟麟考中咸丰六年（1856年）丙辰科二甲第十名进士；另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七，谭钟麟，字云觐，号云卿，湖南茶陵人。散馆授编修。官至两广总督，谥文勤。

谭延闿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当时“湖湘三公子”，授翰林编修。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民国书法家中曾有真草篆隶四大家之谓，他们是谭延闿的真，于右任的草，吴稚晖的篆和胡汉民的隶。素有“南谭北于”之誉。这四人均为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且也都是活跃于政坛的顶尖文人。

结节性硬化造成患者神经组织细胞和髓鞘形成不良，产生结节硬化。由于人体神经组织遍布全身，导致病人在不同的器官出现瘤块。结节性硬化病人除了日常治疗手段外，在饮食方面也要格外注意，哪些不该吃的，哪些宜吃的都要上心。下面一起来了解下结节性硬化饮食注意事项。

结节性硬化病饮食宜忌

饮食适宜

豌豆：豌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原，维生素A原可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A，起到润泽皮肤的作用。每天100-200克。

大豆：大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对皮肤有好处。每天50克，煮粥食用。

胡萝卜泥：胡萝卜素有助于维持皮肤细胞组织的正常机能，所以，适合湿疹患者食用。可以蒸炒或榨汁食用。

饮食禁忌

1、避免油腻难消化食物。虾为发物，食用后容易导致湿疹复发或加重。鱼、蟹、牛肉、羊肉也不要食用。

2、避免油炸、熏制、烧烤食物。辣椒辛辣刺激，会刺激皮肤瘙痒加重，影响湿疹痊愈。大葱，大蒜也不要食用。

3、避免高盐高脂肪食物。腌制菜、生姜性热， 会加重瘙痒症状，对湿疹是一种刺激，所以，不能食用。花椒，芥末也不要食用。

结节性硬化患者饮食注意事项

1、酒精和一切辛辣及刺激性食品都是结节性肝硬化患者应该远离的"危险食品"。

2、平时的饮食安排上，结节性肝硬化患者对于一些油炸及干硬食品也是不可接触的。

3、不同的食物有不同的功用。结节性肝硬化患者应该少吃或不吃纤维较多的食品以及产气多的食品，如芹菜、韭菜、黄豆芽、红薯、干豆类、汽水、萝卜等。

4、除此之外，结节性肝硬化患者在饮食上还应该避免食用带刺带骨以及芹菜、韭菜、老白菜、黄豆芽等含粗糙纤维的食物，更不能食用硬、脆的干食品，以防止刺伤食道造成破裂出血。

宋蔼龄是宋氏家族的一代掌门人，却在民国官府里没有任何公职，一生深居简出，行踪隐秘。然而，她无形的权势显赫过人，连唯我独尊的蒋介石对她也得彬彬有礼，和颜悦色。她因推动孔、宋家族崛起，促成蒋、宋联姻，控制金融收放，而得以安富尊荣；又因投机证券股市、倒腾军用物资，涉及贪污大案，而被人发奸擿伏，声名狼藉。

下文摘自杨者圣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未加冕的女王——宋蔼龄》。

宋蔼龄一生中最大的杰作，是成功地策划并撮合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从而将蒋介石的军力与宋氏家族的财力和英美背景彻底融合起来，为创立蒋家王朝与宋氏王朝奠定了基础。

宋蔼龄认为，尽管在蒋宋联姻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两个当事人宋美龄与蒋介石，只要他们二人，一个有情，一个有意，决心下定，意志坚决，何愁这件美事不得成功。

于是，宋蔼龄充当“红娘”的第一步，就是力劝小妹宋美龄如何接受蒋介石的问题。首先，蔼龄告诉美龄，蒋介石不但是一位名扬海内外的革命将领，而且是当今中国最有实力、最有前途的国民党领袖人物，说他是一位东方的拿破仑式人物，是一点也不夸张的。能够成为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的妻子，不但是小妹之幸，亦是大姐之幸，宋氏家族之幸。所谓英雄美人，自古皆然。其次，蔼龄为美龄分析当今中国政坛的形势，认为蒋介石毫无疑问将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嫁给蒋介石，即成为中国的第一夫人。这样，美龄就可以利用自己的学识和才华，帮助蒋介石治理中国。所谓江山美人，更为可贵。再次，蔼龄告诉美龄，我们姊妹三人，大姐二姐都已完婚，夫婿一为孔祥熙，一为孙中山，都是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就剩小妹一人，至今形单影孤，只身一人。论才学，小妹绝不在你大姐二姐之下；论家庭地位，宋氏家族更胜从前。如果小妹放着英雄伟人不嫁，错过第一夫人不当，岂不可惜了小妹当年的一番理想与抱负，也有负宋氏家族的高贵门第。第四，至于蒋介石已是有妇之夫，且有三房妻室，蔼龄认为这不应成为蒋宋联姻的障碍，婚约是人订的，人亦可以解除它。系铃解铃，本不是难事，况且蒋介石已有的三房妻妾都是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地位的平民村妇，想来要蒋介石休掉她们，不会多么为难。至于说到蒋介石的宗教信仰问题，想来他也是个聪明人，他不会在江山美人与宗教信仰之间舍本逐未的。对于传言中有关蒋介石的种种风流韵事，宋蔼龄亦有精辟的见解，她解释说：彼一时，此一时也！当蒋介石流落上海滩上，对革命悲观失望，自然难免产生一些自暴自弃的行为。蒋一旦成为革命领袖和伟人，他自然要处处小心谨慎，自尊自爱，为人师表，何况有小妹这样的美貌、能干而又高贵的夫人在一旁襄助与管束，不怕他不收缰勒马，重塑形象。第五，蔼龄极力鼓励美龄，一旦蒋宋联姻成功，这就将成为20世纪中国最具轰动效应的世纪性婚姻之一，蒋宋两个显赫家族的结合，将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它对宋氏家族的影响，更是无法测度。蔼龄反复鼓励美龄，一旦与蒋结合，登上第一夫人的宝座，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非凡魅力，去克服蒋介石身上的某些消极因素，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勇敢地负起第一夫人的重任。

无疑，蔼龄不但是一位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宋氏家族掌门人，而且还是一位出色的宣传鼓动家。她抓住宋美龄希望出人头地的虚荣心，以及少女时期的种种梦想，极力进行渲染，终于使宋美龄就范，意识到唯有蒋介石，才是自己婚姻的最好选择。

在说服了美龄之后，宋蔼龄的第二步计划是向蒋介石进攻。当然，蒋介石垂涎美龄已久，对于他是无须说服的。问题的关键是让他如何接受自己条件。这就是，他如果想与宋氏家族联姻，第一必须休掉原先的三位妻妾；第二必须是一位基督徒；第三必须保证使孔样熙及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能够在未来的政府中占有关键性重要岗位。要让蒋介石能完全接受这样的价码，似乎也不是易事。所幸的是，正当宋蔼龄在绞尽脑汁设计定策的时候，宁汉对立发生，宋氏家族成为宁汉双方争夺的重要目标，一时身价奇高。此时，蒋介石抢先与宋氏家族的掌门人、大师姐宋蔼龄接上了关系。他们始有九江会晤，继而蒋又无条件地接受宋开出的全部价码，这样蒋宋联姻就大局始定了。

自此以后，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鸿雁传书，信使往返，俨然一对难舍难分的恋人。宋美龄称蒋介石为“亲爱的哥哥”。蒋介石写信给宋蔼龄则称：“亲爱的大姐”，写信给宋美龄则称，“亲爱的美龄”，信中卿卿我我，一如凡夫俗子。

在分别做好了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工作以后，宋蔼龄开始实施她的第三步计划，这就是把母亲宋老太太送到日本旅游。宋蔼龄懂得，在宋氏家族中真正能够决定蒋宋婚姻成功与否的人，无疑是老夫人。但如果父母远行，这问题又当别论了。不但大姐说话的份量有所不同，而且可以更加方便地居于幕后设计策划，促成事态向预期的方向发展。等到事情已成定局，生米已做成熟饭，即使母亲反对，也难以改变了，于是，宋蔼龄以局势混乱为由，力劝母亲暂避日本，结果，宋老太太离开上海仅半年时间，蒋宋联姻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宋蔼龄懂得，男女情爱之事，政治权势和经济利益固然重要，但男女感情也是必不可少的，当务之急，须安排一次蒋宋秘密旅游的机会，以增进小妹与介石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经过宋蔼龄的周密安排，蒋介石与宋美龄到镇江作10日游。每日里双飞又憩，形影不离，相互间情投意合，尽诉衷肠。美龄回到上海，见到大姐蔼龄时的第一句话，便是“此生非蒋氏不嫁”。宋蔼龄听了嫣然一笑，心中却是暗暗称赞蒋介石果然好手段，仅仅10日，便把一个原本十分高傲的小妹弄得神魂颠倒，死心塌地了。

宋老太太出走异国他乡，小妹本芳心已许，来氏家族内部反对蒋宋联姻的呼声只剩下床庆龄、宋子文姐弟二人，正是大势已去，不足为虑了。对于宋庆龄，她早想好妙计，成功只在早晚之间耳。

当时，因武汉政府垮台，宋庆龄迫不得己撤离武汉，回到上海法租界寓所。因其坚贞不渝的反蒋立场，使蒋介石内心早已恨之入骨，暗中派人对她进行跟踪监视，威胁利诱。宋庆龄的处境十分危险。这时，唯一能迫使蒋介石收敛迫害活动，帮助庆龄改变处境的只有宋蔼龄一人。可是，宋蔼龄对此不但不加阻止，反而处处予以默许。她在宋庆龄面前又用假作关心爱护的态度施加压力，劝说她退出政治斗争，尤其不要用激烈的措词刺激蒋介石等等，以免逼迫他做出一些非常之举。蔼龄故意告诉庆龄，最好能暂时脱离上海险境，作一段时间的出国旅游。在如此内外压力之下庆龄不得不秘密离开上海，出访苏联。

庆龄既走，剩下一个宋子文在孤军奋斗。宋蔼龄为此也早已准备了一张王牌，这便是请国民党元老谭延闿出面调解。谭在国民党内以八面玲拢、处事圆滑著称，被政坛称为“药中甘草”和“伴食宰相”，在国民党左右两派中都深得人缘。宋子文因才识过人，锋芒外露，在早期初登广东政坛时，不免遭国民党元老派所忌，不为时人所重，宋子文怀才不遇，颇感苦闷。独谭延闿慧眼识俊才，力排众议，并从多方面加以提携照拂，宋子文在广东的境遇从此开始好转。有此一段恩缘，宋子文视谭延闿为恩师，并相互引为知已。宋有所求，谭无不照准；谭有所言，宋无不听从。因蒋宋婚姻搁浅，谭受蔼龄、美龄姊妹所托，与宋子文单独面谈。经再三譬解，宋子文一改初衷，不但同意蒋宋联姻，而且应允去日本，帮助蔼龄说服宋母。

就在宋蔼龄一个个地排除宋氏家族内部阻力的期间，蒋介石亦应宋蔼龄的要求，5万美元送三夫人陈洁如赴美读书；一幢洋房将二夫人姚怡诚安置到苏州居住。剩下一个大夫人毛福梅，蒋介石请出娘舅向毛氏摊牌，毛福梅仍然可以作蒋氏祖宅丰镐房的女主人，条件是必须在形式上与蒋介石办理一纸离婚证明。毛氏一弱女子，如何是蒋介石的对手，至此不应也只得应了。蒋介石三拳两脚，三个夫人出国的出国，躲避的躲避，离婚的离婚，终于又是光棍一条，并以“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的身份给宋美龄寄去一封“情书”，正式向宋美龄求婚。宋美龄以女姓对落难英雄的同情心理和侠客心肠，正式接受了蒋介石的求婚。至此，蒋宋联姻距离事实只差一步之遥了。

9月16日，宋蔼龄以大姐和“红娘”的双重身份，在上海的家中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宣布：“蒋总司令即将与我的三妹结婚。”

9月28日，蒋介石东渡日本，正式向宋老大太提出与美龄成婚的要求。蒋在作出将尽力研究圣经，以便皈依基督教的承诺后，宋母终于在蔼龄造成的既成事实下，慨然应允蒋宋联姻。

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西摩路宋氏寓所及大华饭店两处分别举行了宗教婚礼与世俗婚礼。宋美龄正式当上中国的“第一夫人”。宋蔼龄撮成了蒋宋联姻，为蒋介石建立蒋氏王朝立下了殊功。从此以后，她挟蒋介石与宋美龄之威，以她那双神秘的巨手，不断左右中国政坛的形势，成为中国政坛上权势显赫的女人

辛亥革命期间回国，担任海军陆战队秘书长。后回长沙，在《长沙日报》社担任撰述。回湘路过武昌时，黄兴以战时财政困难向他求教，杨建议募捐和征收战时特别税，以渡难关。

1912年暮春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申讨“袁贼”(袁世凯)、“赵犯”(赵秉钧)文章累月。黎元洪派人于法租界将杨与其同事周鲠生、皮宗石、李剑农等4人逮捕，拘禁于法租界巡捕房。经汉口法国领事会审判决无罪，杨被护送至上海释放。得黄兴资助，同年初到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1920年回国后即在吴淞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在商务印书馆担任会计主任，对商务的会计制度进行了改革，并迅速实现扭亏转盈。郭沫若曾称赞他“在商务管着银柜子”，中国会计界称他为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同年夏，杨到长沙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4团体陪同到中国讲学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和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巡回演讲。他自己也对长沙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同业组织问题”和“介绍罗 素其人——与罗素一夕谈”3个专题。毛泽东当时是新民学会负责人兼任长沙《大公报》的 特约记者，特把杨的演讲记录下来，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 日长沙《大公报》的第十版上。1926年杨任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所研 究员。在此期间，他着重研究中国对外贸易，与侯厚培等根据1864～1928年间的海关清册著 成《六十五年来中国贸易统计》，绘有图表40余幅，成为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

1930年后一直受聘于国立武汉大学，曾任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1938年，武汉大学由武昌迁往四川乐山，杨任迁校委员长。曾兼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军事委员会审计厅上将厅长，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新中国建立后，任武汉大学教授，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1956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66年9月30日，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去世，未留下骨灰，终年年81岁。

杨发表有关中国金融、币制和税制改革等各类文章160多篇，主要有《中国币制改革论》、《关税问题概论》、《财政上的防腐方法》等。在武大期间，讲授货币与银行、会计学、企业管理学等课，编有《货币与银行》、《工商组织与管理》、《现代会计学》等。武汉解放后，开始从事清代货币金融史的研究，50年代末期完成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深受国内外同行学者的好评，香港广角镜出版社于1977年重印此书。晚年编纂《中国近百年金融史》，

杨端六生于1885年6月18日，恰为当年端午节后一日，其母便给他取了个小名“端六”。年长后，为了怀念母爱，竟以此作为他的大名。他生于长沙县东乡，原籍苏州，1900年祖父、父亲相继去世，家无恒产，考入由著名经学家皮锡瑞主持的善化学堂，次年转入完全免费的师范馆(后称中路师范学堂)，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1903年毕业当小学教员，在长沙和浏阳乡下任教，恰逢两湖有官费留日名额，可是农村消息闭塞，误了考期。亲友见他一心向学，便资助他于1906年自费赴日。他先到宏文书院学习中学现代课程和外语，1908年得以补为官费生，便考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这时，他与同学皮宗石(1887年-1954年，30年代末期为国立湖南大学首任校长)等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他和同盟会留日学生赶回上海，成立“海军陆战队”，任秘书长。不久清帝退位，这支部队解散，他便回家省母。

辛亥革命后的长沙，先是焦达蜂、陈作新以同盟会员为骨干的军政府，后来是立宪党人谭延闿的新政府，从日本回来的学生，特别是有同盟会员身份的人，此时做官的机会多极了。比他早两年回国的表弟俞笏山，这时也参加了谭政府的工作，任外交司次长。另一方面，这时各种法政学校风起云涌，除公立、官，绅法政外，还有一些私立的法政经济专科学校。杨端六既不做官，也不去这些法政学校教书，而是选择了待遇菲薄的新闻工作，在一家叫《长沙时报》的报社担任撰述。

1912年的暮春，他在日本的同学、同盟会员宋教仁出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宋为了在民间开展反袁活动，委托一批留日的同学办一张反袁报纸，即《民国日报》。参加报纸工作的有曾毅和皮宗石、周鲠生、李剑农等人，杨端六任经理。在报社里，杨端六最负责任，汉口的夏天热极了，杨端六整日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办公，常忘记休息。当时，设在汉口法租界的《民国日报》，既是一个反袁的言论基地，又是一个秘密的联络机关。在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以后，《民国日报》攻击袁氏不遗余力。袁世凯的亲信通过湖北当局，贿买汉口法国巡捕房，逮捕了曾、杨、皮、周、李等主要骨干，并要求引渡，准备引渡后“以军法从事”。由于这些被捕者都是懂得国际公法的，法国又是一个标榜自由、民主和维护国际法的国家，因此，法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干涉，抵制了袁政府的请求，连夜把他们送到一艘英国轮船上开往上海。杨端六和周鲠生、皮宗石等人在上海得到黄兴的帮助，取得了湖南的一项公费，于1913年初到了英国。杨端六进入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

杨端六一去七年，主要在伦敦，也到过德国和法国寻师访友。那几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留学生在欧洲也和当地人一样，生活很清苦。1918年大战结束，不久举行的巴黎和会因在中国问题上偏袒日本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五四运动就是以此为近因发生的。远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亦群情激愤。当时在英国的杨端六渡海与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王世杰、周鲠生、皮宗石等汇合，一道去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向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请愿。

杨端六到英国时已是28岁，这个年纪的男子未结婚，在当时的中国简直是一个奇迹了。他到英国后便认识了袁昌英。袁昌英比他小10岁，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她的父亲袁家谱(号雪庵，醴陵人)是湖南的名士，也是理财专家，杨端六在国内即受到他的赏识。他和袁昌英异国相逢，两人所学专业虽然不同，但志趣相似，由恋爱而订婚，直到回国后完婚。结婚时，杨端六36岁，袁昌英26岁，是前一代学人中晚婚的典范。

女儿杨静远是英语翻译家。

杨端六是1920年由英国回国的，还在英国时，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就聘他担任撰述，回国后即在商务工作，并在吴淞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这年夏天，他回长沙，把他的母亲和一个在湖南稻田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并留在母校任教的小妹杨润余接到上海，在闸北虬江路四达里定居。他这次回来，并不是专门为了接家眷，而是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四团体陪同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和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到中国来演讲。他们于1921年l0月25日到达长沙，杨端六担任了罗素在长沙的第一回演讲的翻译，讲题是《德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世界政治》。杨端六自己也对长沙的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同业组织问题》和《介绍罗素其人——与罗素一夕谈》三个专题。由于他的满妹润余是新民学会的成员，而这个学会的***毛泽东当时又兼任了长沙《大公报》的特约记者，因而与之相识，毛泽东还把端六伯的一次讲话记录了下来，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日长沙《大公报》的第十版上。尽管杨端六在一段时间中，对中国***并不了解，但在全国解放以后，他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是与20年代起他同毛泽东的结识有一定的联系。

1926年，杨端六由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出任这个新成立的研究院所属的经济研究所所长。那时该院仅有地质、历史、经济三个研究所，其他二位所长分别为李四光(仲揆)和傅斯年。杨端六由他的同学、研究院主任秘书杨杏佛(铨)的介绍，参加了国民党。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时间并不长。因为李四光授命筹备扩大武汉大学，他就和李一道离开中央研究院了。在中央研究院期间，他着重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与侯厚培等根据1864年至1928年间的海关清册，著成《六十五年来中国贸易统计》一书，绘有图表四十余幅，成为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至今仍受到重视。

1930年，新的武汉大学(即由李四光任扩建委员长的武大)筹备基本就绪。作为这个大学的筹备人之一的杨端六全家迁到武昌，住在武昌昙华林街。1932年，罗家山(后来由闻一多先生易名为珞珈山)校舍初步建成，就搬进山前区宿舍，抗战前，他们在这里住了八年。杨端六先后担任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法商学院院长和教务长等职务。他始终上课，教授“货币与银行”，他的著作《货币与银行》于1930年在商务出版后，一直作为教科书，以后每年修订，列为商务的“大学丛书”再版多次，40年代大多数大学经济系都用它作为教材。

钱昌照向蒋介石建议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聘请一些在野名流担任委员，共同讨论巩固国防，抵御外侮。后来这个委员会并未成立，而是由钱向蒋介绍胡适、钱端升、杨端六等23人分批地为蒋讲课，杨端六从这时起认识了蒋介石。后来，蒋介石在他的军事委员会里成立一个审计厅，通过王世杰的关系，要他去当厅长。他对此事感到十分苦闷。这个厅长的职务应由军人担任，他以不是军人推辞。蒋介石为了装饰门面，一定要他出山，他又提出：不离开学校，不离开讲台和不穿军装，仅利用假期去南京兼职。不料这些条件仍没有推掉蒋的请求，除全部同意外，并授与上将军衔。从1934年到1937年，杨端六在每年暑假中去南京任职二三个月。他去南京，仍旧长袍马褂，从未穿过军服。1938年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个闲衙门“审计厅”也就裁撤了。

抗战爆发后，杨端六夫妇和他的同事们积极地参加爱国捐献，还由袁昌英署名撰文表示毁家抒难的热忱。1937年冬，武汉大学由武昌迁到四川乐山，是由杨端六踏访地址、主持迁移的。乐山是个没有军事设施的小城，但日军并不放过，在一场狂轰滥炸中，杨端六的家被炸毁，加上货币不断贬值，这位理财专家却一点不会理自家的财，不做生意也不会囤积生活资料，工资还是存入银行，结果生活十分拮据。

解放后，杨端六的儿子也考进了武大。虽然他是院长，但从未过问儿女、侄子、侄女考学校的事。1944年6月，经济系的同学为他做六十大寿，那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同学们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些彩色纸，做了一个大寿字，寿字下有祝寿者的签名，请他坐在茶话会的中间，合影留念。在武大，这样的尊师盛会是少见的。1948年冬，杨端六接受他的同学陈剑修的一再邀请到桂林去讲学。杨端六是带着他的研究课题“中国货币史”去的，因为太平天国最初起义于广西，太平天国钱币在别处罕见，而桂林甚多。他们一家住在桂林南郊将军桥的一个教授宿舍里，夫妇俩都没有开课，杨端六应同学请求，作过几次“中国货币史”的演讲。解放后，他们一家搬回珞珈山，杨端六仍任经济系教授。那时，他已有60多岁了，平素就有腰痛的毛病，有一次去上课，跌了一跤，以后，学校就照顾他不上课了，在家里做研究工作。

杨端六对自己，诚诚恳恳地接受思想改造；对国家，努力地从事著作，在50年代的末期，完成了《清代货币史稿》，后来由三联书店出版。50年代的初期，伯伯曾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委员。1956年参加了“民革”组织。1957年，杨端六和袁昌英被错划为“右派”，杨端六深知妻子在解放后努力思想改造，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因而精神受到刺激。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家又受到冲击，在身边的独生子杨弘远教授也被迫与他分居，远在北京的女儿杨静远下放到“五七”干校，自顾不暇，这时他已身患重病，独自住在医院。1966年9月30日，享年81岁的杨端六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去世。

中国旧时商业记帐是流水簿，这种方法只能简单地表述资金收付情况。随着商事日繁，不能不谋求改革了。1917年，有一个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留学生，在国内发行的《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商业与会计》，第一次把现代会计原理和商业活动有必要采用的现代会计方法介绍给中国商界。这篇论文的作者，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名人的杨端六教授。

1921年9月，商务印书馆实行大改组，王云五出任商务编译所所长，他感到商务的财务制度是非改不可了，于是与深通现代会计的专家杨端六签订了全面改革商务财务工作的合同，着手改革。不久，立见成效，不仅商务满意，而且使中国旧商界耳目一新。后来杨端六正式出任商务的会计科长。被人称为商务的“金柜子”。中国的商业会计工作者们称他为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

货币学与银行学研究

自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鸦片和其他工业品的输入，一方面是白银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外国的钱币如鹰洋等也在市面流通，中国一直为货币问题所困扰。20世纪开始，首先从日本引进一些现代货币学知识，当时进行币制改革，使得理论研究更加有的放矢。20年代末，国民党政府从垄断金融入手，为对付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又一次白银外流，取消金银本位制,发行不兑换的法币，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战时物价波动以至爆涨，都使经济学家关心货币问题的讨论，这是杨端六所遇到的时代热点之一。

杨端六在1917年就翻译了卫士林的《支那货币论》，同年只有李翰章等合译了日文的《货币学》，以后要到20年代才有其他译作问世。1923年1月，他出版《货币浅说》，介绍了货币的起源、种类和作用，批判了当时有人主张废除货币的论点。这虽然是一本小册子，却是国人自撰的最早的货币学著作，以后要到1930年才有叶作舟的《货币新论》等大批著作陆续出版。1923年1月，他出版了《银行要义》小册子，分概论、银行之种类、商业银行之业务、银行之协同与垄断几章。关于银行学，此前已有七八种著作面世，不算领先之作，但是他的《信托公司概论》(1922年1月初版)，对于信托公司这样的金融机构，却是最早的介绍性著作之一。

谭延闿读音：tányánkǎi。

谭延闿简介：

谭延闿（1880年1月25日—1930年9月22日），字组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生于浙江杭州，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书法家、组庵湘菜创始人。

谭延闿是谭钟麟的第三个儿子。谭钟麟很重视几个儿子的教育，到处请名师。在长沙请了王闿运（1832年-1916年，湘潭人，曾任国史馆长，后辞职归乡）。

谭延闿曾经任两广督军，三次出任湖南督军、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授上将军衔，陆军大元帅。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1930年9月22日，病逝于南京。

他去世后，民国政府为其举行国葬。谭延闿有“近代颜书大家”之称，著述有《组庵诗集》等，其精于美食，为组庵湘菜创始人。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谭延闿为介绍人。

谭延闿，湖南茶陵县人。清光绪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公元1880年1月25日）生。

据传延闿将生时，其父方寝，梦何文安（凌汉）衣冠来拜，突然惊醒，恰好此时延闿生，因此字为祖安，亦号无畏，后来人们尊称他“畏公”。

其父谭钟麟。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碑录索引》卷下，谭钟麟考中咸丰六年（1856年）丙辰科二甲第十名进士；另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七，谭钟麟，字云觐，号云卿，湖南茶陵人。散馆授编修。官至两广总督，谥文勤。

谭延闿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当时“湖湘三公子”，授翰林编修。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民国书法家中曾有真草篆隶四大家之谓，他们是谭延闿的真，于右任的草，吴稚晖的篆和胡汉民的隶。

素有“南谭北于”之誉。这四人均为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且也都是活跃于政坛的顶尖文人。

蒋介石和宋美龄能够结婚，谭延闿是主要功臣。谭延闿的母亲是丫环纳妾，每当吃饭时都是侍立桌旁，为全家人添菜添饭，而不能同桌。1916年，谭延闿的生母李太夫人在上海病故。此时，他第二次督湘，政局动荡。此时离湘，湘督“宝座”有得而复失的可能，但他闻讯后，当即赶往上海寓所奔丧。第二年，谭延闿扶灵迎葬长沙，暂停柩荷花池。谭宅位于谭姓族祠的后进，灵柩出殡必须经过族祠出门。按照族规，妾死后不能从族祠大门出殡。因此，族人力劝谭延闿不要坏了族规，从族祠侧门抬出，有的还挡在大门口，谭延闿目见此状，怒不可遏，一气之下仰卧棺盖上，命扛夫起灵。灵柩抬到族祠大门口时，他大喝：“我谭延闿已死，抬我出殡！”族人见状，顿时面面相觑，鸦雀无声，只好让路，让扛夫抬棺从族祠大门出殡。由于母亲的遭遇，谭对封建习俗颇不满，誓不纳妾。谭妻生了一子三女，很早便去世了，临终前嘱咐谭延闿，望他不再婚娶，将几个子女带好，谭对夫人的遗嘱颇能信守。

谭延闿在孙中山落难之际全力扶救，使孙大为感激，孙谭关系，也更加密切。此时宋美龄从美国留学归国，孙中山有意将宋美龄介绍给谭延闿，并让谭延闿认宋的母亲为干妈。谭以“我不能背了亡妻，讨第二个夫人”为由拒绝了。

孙中山去世后，谭延闿和蒋介石的关系日渐密切，1927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谭延闿为介绍人。蒋介石第一次下野重新上台后，蒋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任行政院长，两人在工作上和私下里经常有交往，他的小女儿谭祥有时便随谭延闿会蒋家。谭祥字曼怡，上海女子学校毕业，是宋美龄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当过南京陆军子弟学校教员。谭品貌端庄、聪颖出众，又辈份小嘴甜，所以甚得蒋介石夫妇喜爱，谭延闿“经常到蒋官邸漫谈，每来必须携曼怡同行”。

1930年9月，谭延闿患脑溢血，病中嘱托蒋氏夫妇在青年军官中为谭祥择夫，并嘱蒋在他死后替他照看第二军将士。同年去世，国民政府下令国葬，其墓就建在孙中山先生陵墓的东面数公里处。 谭延闿混了一生，不仅落下“药中甘草”的别号，还落下“混世魔王”与“水晶球”的诨号，甘草并不名贵，但素有“百药之王”之誉，有调和百药的功能。也有人把他处世总结为一个“混”字，他对此也公开承认，并声称“混之用大矣哉”。

谭死后，其生前老友胡汉民为之神伤，撰挽联云：“景星明月归天上，和气春风生眼中。”以此称赞谭延闿的中和之道。

上海某小报刊登“解组”对联，一为解析谭组庵，一为暗示谭已死去之双重意思，准确勾画其一生之特点：

“混之为用大矣哉！大吃大喝，大摇大摆，命大福大，大到院长；

球的本能滚而已！滚来滚去，滚入滚出，东滚西滚，滚进棺材。”

将“混世魔王”和“水晶球”嵌入联中堪称妙绝。 谭延闿因其颇“好吃”，亦精擅食法，其享有盛名的“湖南谭家菜--组庵菜”为湘菜和官府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好美食，一生颇多佚闻。

其中一则轶闻：民国政府前行政院院长谭延闿氏好食鱼翅，每餐必进，非鱼翅不饱，几至成癖。有一次赴某君招宴，席间主人大谈鱼翅之不足食，喻为味同嚼蜡，谭氏唯唯。酒至半酣，鱼翅未见上席，而主人遍请宾客随意点菜，询及谭氏时，谭莞尔以答曰：“如蒙不弃，请赐嚼蜡如何？”

下面哪几位不是当时的湖南军阀。

A张作霖B冯国璋C段祺瑞D谭延闿

答案解析A,B,C。

谭延闿（1880年1月25日—1930年9月22日）

字组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生于浙江杭州，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书法家、组庵湘菜创始人。

谭延闿曾经任两广督军，三次出任湖南督军、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授上将军衔，陆军大元帅。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1930年9月22日，病逝于南京。

去世后，民国政府为其举行国葬。谭延闿有“近代颜书大家”之称，著述有《组庵诗集》等，其精于美食，为组庵湘菜创始人 。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谭延闿为介绍人。

谭延闿，字组庵，谭延闿是茶陵高陇人，是谭钟麟（1822年-1905年，咸丰六年进士）的儿子。他没生在茶陵，他出生的时候，谭钟麟是浙江巡抚，因此出生在杭州。他妈妈李氏本来是个丫鬟，生了谭延闿后，谭钟麟就收她做小老婆。

谭钟麟是在茶陵生的。谭延闿的爷爷谭之恒是国子监生，在湘潭一带教私塾，他这个人喜欢结交朋友，有几个钱都散了。谭钟麟30几岁考上进士，一开始是在翰林院。40多岁才到外面做官。他官运好，基本上是平步青云。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时候，他是陕甘总督，给左宗棠搞后勤，供应粮草。收复新疆，他也有份功劳。新疆收复后，设立巡抚，谭钟麟每年把甘肃粮饷的三分之二给了新疆。

陕甘总督后，谭钟麟又当了吏部尚书，闽浙总督，两广总督。从两广总督这个位置退下来后，他们一家住在长沙，谭钟麟早就在长沙买了房。

谭延闿是谭钟麟的第三个儿子。谭钟麟很重视几个儿子的教育，到处请名师。在长沙请了王闿运（1832年-1916年，湘潭人，曾入曾国藩幕府。辛亥革命后，任国史馆长，后辞职归乡）。

谭延闿从小就很聪明，也很努力，他是个孝子，从他懂事起他就晓得要提高他母亲在谭家的地位，自己就必须要有出息。

1904年，谭延闿24岁的时候，破了湖南200年的一个记录。200年里，湖南出过状元、榜眼、探花，就是没出过会元（会试第一名），谭延闿填补了这个空白。会试后殿试，他是二甲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