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都说《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爱情悲剧是路遥情感的真实体验？

创作是作者心灵的表现，作品是物态了的作家思想。作者路遥初恋的失败以及婚姻的不幸，使他对爱情产生一种失望甚至绝望的情绪。在《平凡的世界》中，这种情感体验主要寄托在孙少平的爱情悲剧里。有人说孙少平就是另一个路遥。孙少平的爱情与路遥自身的婚姻爱情经历有密切联系，路遥的感情经历并不顺利，孙少平的爱情充满了悲剧性也与路遥自身的悲剧经历有关。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说《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爱情悲剧是路遥情感的真实体验？

一，路遥的爱情经历

路遥曾经与女知青林红开始过一段恋情。1970年，国家在知青中招工，路遥将自己的名额给了林红。工作后，林红将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寄给路遥，表达了自己的爱意。但异地恋外加时间的推移，两人的感情也似乎慢慢变淡。林红不再寄钱和物给路遥，就连书信也越来越少。就这样，路遥的初恋无疾而终。这件事对路遥打击很大，而此时他又遭遇不幸，县革委会停止了他的职务，对其进行隔离审查。就在此时，因“城乡差别”和路遥的“农民身份”，林红提出断交。双重的打击使路遥深深感受到现实的残酷。后来，路遥与另外一个北京女知青林达建立了家庭，但由于城乡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意，总是长期分居。在路遥病重时，林达正式向他提出了离婚。路遥从自己的婚姻生活体验中意识到，尽管当初如何相濡以沫，但家庭背景造成的差异往往是现实婚姻无法逾越的鸿沟。

二，孙少平的爱情经历

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实际上就是路遥对现实爱情失望的一种表达和宣泄。路遥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真正纯粹的爱情，身份的差异、城乡二元结构的失调是路遥爱情的悲剧体验。因此，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实际上就是路遥情感压抑的一种释放。同时路遥也知道这是现实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作品里田晓霞的意外身亡也就不难解释了。路遥一直认为他们不会有结果，就如同自己平凡生活里多舛的爱情一样。孙少平与惠英嫂的爱情才是真正爱情的归宿。这段爱情充满了苦难的沉淀和生活的积累，是现实生活里平凡而真实的存在。对于当时路遥历经挫折的情感体验来说，孙少平与郝红梅的爱情不切实际，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也过于虚幻，只有回归生活、回归平凡的惠英嫂才是爱情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项羽在秦末风云际会，“以百战百胜之气盖于一时，手裂天下以王”（何去非《何博士备论》）。殊不料，却在楚汉战争中骤然覆灭。鉴古方能知今，项羽功败垂成的人生之旅留给后人许多思考。古往今来，成果斐然。纵览近二十年来对项羽失败原因研究的成果，不难发现人们力求多角度、全方位审视这位充满神奇色彩的历史人物。本文试就二十年来项羽失败原因研究的成果作一简单的述评。

一、素质说

从项羽自身缺乏政治家所应具有素质进行探讨的学者是魏逊、陈裕宽、王光照、龚鹏九和陈业新。

魏逊在《项羽败在志》（《解放军报》1984年8月23日）一文中认为：项羽之败，败在他向来胸无治国安邦之大志，因而他的奋斗一直缺乏一个正确的政治目标。项羽无志而失民心，他怎能不败？

陈裕宽则认为项羽无争天下，统一中国的大志，是他半途而废的重要导向（《楚汉相争为何楚败汉胜》，《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王光照在《亦论刘邦和项羽》（《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项羽在政治上幼稚，使他在鼎革之际做出有悖时势的抉择，是他败亡的起点。

龚鹏九认为：不学无术是项羽败亡的最根本原因（《项羽败死乌江的原因剖析》，《常德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陈业新则认为：项羽非但知道学兵法，而且知道如何学，是真能学兵法者。而且，项羽有取天下之才，令人遗憾的是，有军事才能的项羽并没有多大的政治谋略和手腕（《试论项羽兵法》，《浙江学刊》2000年第2期）。

上述学者中，魏逊、陈裕宽定位于项羽的志向，但其志向观，略有不同；龚鹏九则锁定项羽治学态度；王光照则强调项羽政治素质之低的危害；陈业新则突出项羽有才无谋；志当存高远，伟大的志向是激励人们追求人生理想的动力。而素质优劣更是一个人事业成功和失败的根本保证。只有志向和素质完美结合才更容易造就个人事业的成功。

二、用人说

汉高祖刘邦自认为：自己战胜项羽，是因为重用汉三杰张良、韩信、萧何。许多学者以此立论，提出许多看法。

王铭在《楚汉战争与刘邦、项羽用人》（《苏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项羽刚愎自用，信谗多疑、忘功寻过。取才依据是以名以尊，是亲亲尊尊的人才观。所以汉胜楚败的关键在刘、项持不同的人才观。

邱永明认为：项羽用人有失无得，不能尽己之才，更不能尽人之才。项羽在用人原则上苛礼唯亲；在用人态度上，项羽刚愎自用；在用人政策上，项羽多疑忌才（《刘项用人得失和汉楚相争成败》，《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1期）。

鸣柳在《兼听则明——刘邦战胜项羽管见》（《探索与求是》1994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项羽的悲剧在于自恃勇武，不能听大家的意见。毕竟，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大家的、集体的力量才是无限的。只有善于集中众人的智慧，才能无敌于天下，项羽却不能吸收和消化不同的意见。

龚鹏九认为：项羽不识才俊失去了用贤的机会（《项羽败死乌江的原因剖析》，《常德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陈有芳在《从项羽之死说起》（《人民公安》1997第8期）一文中认为：项羽犯人主不善用人之大忌，没有凝聚力，形不成核心。项羽之输，输在不善待人才上。他缺乏象刘邦一样驾驭人才的技巧，只能拒人于千里之外，自断臂膀。

上述学者中，王铭强调了项羽人才观的局限性；邱永明指出项羽不能充分发挥集体才干的弊端；鸣柳则强调在用人上要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龚鹏九一针见血地指出项羽不识才；陈有芳认为善待人才、驾驭人才是重中之重。在用人问题上，大多数学者注意力集中在用人失误上。殊不知，用人的前提是慧眼识人，用人的关键是才当其用。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这是一条历史基本法则。它是作为领导者最不应该，也是最不容忽视的问题。

贴子相关:

作者： 22288230 2008-2-27 16:12 回复此发言

--------------------------------------------------------------------------------

2 二十年来项羽失败原因研究述评

三、观念说

观念制约束缚着人的行为，先进的思想观念有利于人们积极开拓进取，落后的思想观念禁锢僵化人们的头脑。

王太阁在《汉兴楚亡的主因在政治意识》（《殷都学刊》1994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刘邦暴兴，项羽速亡，关键在于刘邦政治意识清醒，项羽政治意识模糊。政治意识是否清醒决定着战略决策是否正确。而且，政治意识首先表现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其次表现在对天下大势的判断和敌友的分辨上；最后表现在对待义帝的态度上。由于项羽政治意识模糊，才断送了自己的江山。

滕新才则认为：小农意识是中国古代社会带有普遍性特征的思维模式。其特点是狭隘、保守、自私、虚荣。同时指出小农意识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刘邦因为注意加以克服，所以登上了九五之尊。项羽沉锢于斯，葬送于斯（《论陈胜、项羽、刘邦的小农意识》，《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李景山则认为：项羽目光短浅，单纯军事观念，穷兵黩武。他不能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最终导致失败（《楚汉战争胜负原因探讨》，《绥化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

李仁守认为：秦朝被推翻，破坏的任务已经完成，便需要出现新的时变。项羽不能师承古代开国之君，实行仁政，不改变自己的攻击性观念和作风。仍然发挥自己的暴力惯性。一切从事政治斗争的历史人物的祸福，都是由于知不知时变和能不能适应时变造成的。与其说是项羽祸莫大于不自知，不如说是项羽祸莫大于不知变。最后他得出结论：项羽因不知时变而导致失败命运（《项羽韩信窦婴命运试论》，《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王文元在《楚汉战争的政治范式》（《华夏文化》200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有一个基本定则：权威与权力合而为一。项羽有机会、有能力作到这一切，但项羽是为政治理念而战，不是单纯为权力而战。项羽最终没能使自己充当权威与权力合一的角色。

以上学者中，王太阁、滕新才方向相同，但其目标不同；李景山从军事理念角度切入；李仁守则倡导知时变胜于一切；王文元注重用政治哲学阐释项羽失败。尽管以上学者的切入点异彩纷呈。但无疑折射出一个共同道理：与时俱进的观念弥足珍贵。而且，观念陈腐者，难成大业，唯有开拓进取者才能拥有未来。

四、心理说

从心理学角度剖析项羽失败是近年来一大热点。

荣文库在《“刘胜项败”的个性心理分析》（《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秦末之际，社会有两大心理趋势：一是对秦暴政的反抗心理；一是人们对和平安宁生活的向往。但项羽的个性心理不能与社会心理发展趋势相合拍。这种错位预示着项羽失败的命运。

龚熙文、刘继保在《复仇情结与人生悲剧——论项羽悲剧的历史原因和审美意义》（《甘肃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所谓情结是指围绕乃至支配一个人生存与发展的深层心理原因。它往往以一种无意识形式决定人生的价值取向和生存目标。而项羽以复仇为人生本位。从心理学上讲，复仇是爆发性行为而非延滞性行为，它往往伴随着浓厚的非理性色彩。它是纯粹出于感情的即兴突破。由此决定他复仇缺少计划性和长远性，最终导致人生悲剧。

陈杰则认为：情商是指个人对自己情绪把握和控制能力，对别人情绪的琢磨、驾驭能力，以及对人生的乐观程度和耐挫力的高低。高情商者具有综合与平衡能力，更易取得事业的成功。而项羽目光短浅，爱慕虚荣，无情绪自控力，事无大小全凭当时性情决定，不计后果。项羽凶悍残暴，缺乏同情心，无所不破，无所不杀；项羽缺乏察颜观色的能力，当断不断，坐失良机；耐挫力低，缺乏自我激励的心灵动力。项羽，妒贤忌能，缺乏琢磨他人情感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从项羽之败谈情商》，《娄底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

杨利辰、张翠在《性格之舵与命运之舟——项羽文化心理探微》（《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项羽败亡，囿于情感，罪在自身。最不该摒除环境教育，丧失文化素质。他不着力培养与时推移的理性情感，而为物欲所累，最终把事业乃至自己一道送上了断头台。

作者： 22288230 2008-2-27 16:12 回复此发言

--------------------------------------------------------------------------------

3 二十年来项羽失败原因研究述评

崔向东在《论刘邦项羽的性格及对成败的影响》（《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项羽性格的发展，表现出极其明显的矛盾。项羽性格的矛盾，正是其个性性格与社会性格的矛盾表现。而项羽无法解决这一矛盾，项羽注定是个悲剧性历史人物。

闽跃进在《项羽败因浅析》（《娄底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分析项羽性格：项羽没有恒心，不求甚解，如此虎头蛇尾，有始无终；项羽易躁易怒，呈匹夫之勇，斗个人之狠，岂能成大事？项羽当断不断，错失除刘良机；项羽华而不实，完全没有政治远见和军事眼光；项羽英雄气短，经不起失败，轻易放弃大好河山，拱手送刘邦。

杨春吉认为：项羽性格充满了善与恶、美与丑、刚与柔的矛盾冲突。他一方面刚毅勇敢，一方面柔肠百转；一方面温和仁慈，彬彬有礼，一方面凶狠残暴，杀人如麻。其脆弱的感情闸门极易被虚假的亲近所攻破，进而表现为错位的仁爱和荒唐的姑息。滥施仁爱，缺乏深谋远虑。项羽注重情感因素和个人易怒而将是非曲折置于次要地位。这种性格导致项羽失败（《略论项羽之败的观念、性格因素》，《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2期）。

以上学者论题的分水岭在心理与性格之间。荣文库、龚熙文、陈杰、杨利辰等致力于从项羽心理的角度看项羽的失败。荣文库从项羽个性心理与当时社会心理是否合拍来揭示项羽的失败；龚熙文则格外关注特殊个性情结复仇；陈杰强调情商在个人事业成功中的重要作用；杨利辰则把文化心理作为视角；崔向东、闽跃进、杨春吉在项羽性格分析上异军突起。崔向东认定项羽性格的矛盾性。闽跃进阐释项羽性格的多元性。杨春吉则赞同项羽性格两极性的矛盾冲突。性格是影响人物的深层因素。但必须注意的是性格的形成离不开一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

五、地理说

主张从地理因素看项羽失败的代表人物是学者马彪、李兴斌。两者均认定项羽在楚汉战争中，项羽没能占据地利。但他们的出发点又有不同，马彪则把地理因素与经济因素联系在一起探讨，而李兴斌是从军事地理的角度切入。

马彪认为：手中有粮，军心不慌。敖仓是秦末关东的最大粮仓。最初正是由于刘邦重兵驻守敖仓，顶住项羽主力，使楚汉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在项羽集中兵力夺取敖仓后，汉军屡战屡败。项羽胜利后，并没有加深对敖仓重要性的认识。刘邦总结教训，复取敖仓。汉军主力转移到敖仓附近，坚壁防守，重新站稳脚根，结果楚军黔驴技穷。由此可见，敖仓对楚汉战争的不可低估作用（《敖仓与楚汉战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李兴斌在《项羽败亡的军事地理原因》（《历史教学》1993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项羽失地利。其一：封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之地，致使自然条件好，经济发达而且战略地位重要的巴蜀之地落入刘邦之手。项羽败亡，初露端倪。其二：项羽不居关中而都彭城，三分关中以封秦三降将。关中乃我国文化发祥地，而彭城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但无险可守，实乃四战之地，项羽又一次严重失策。其三：在成皋、垓下等不利战场与汉军争胜。项羽战非其时，不得地利，战争潜力严重不足。失地利是项羽败亡的重要原因。

兵圣孙武在其兵典《孙子兵法》中已强调了地理因素在军事中的重要性：“地形者，兵之助也。”地无兵不险，兵无地不强。那么，项羽在楚汉战争中失地利，处被动地位就不言而喻了。这种从地理学角度分析战争胜负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近来网上还出现了不少以项羽失败原因为主题的探讨，如“简单而真诚是他失败的原因所在”，“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短少谋士”，“落后的苏南文化是项羽失败的根本原因”等等。

总之，近二十年来，人们考察历史人物的成败不再囿于传统观念（阶级斗争、生产力、经济基础）的束缚。敢于从不同角度，尝试分析探讨历史人物的动机和行为。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应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拓宽对历史人物的再认识。而且，从心理学角度探讨历史人物，是近年来最有创见的尝试。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但也明显存在许多不足。如看待历史人物容易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容易走向两个极端，或捧之上天，或打入地狱。此外，运用边缘学科知识底蕴薄弱，缺乏有机联系和逻辑推导。而且在一些原有论题上难以推陈出新，创新意识不足。就项羽用人失败而言，用人是由许多重要环节组成，而大多数学者限于强调项羽用人如何失误，而对一些关键环节研究缺失。《管子》云：“争天下者，必先争人。”至于项羽如何流失人才，刘邦如何争夺人才却无人问津。由于项羽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内因，有外因；有主因，有次因。这就为我们研究项羽失败提供了广阔空间。但在已有的论题基础上进一步推陈出新，更是一大挑战。另外，项羽外交失败、政略上失败、用间失败、军事决策上失败的原因，尚待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最后，衷心地希望项羽失败原因之研究能够推向一个全新的领域

　　别林斯基论及希腊艺术的内容时有这样一段话：“对于缺乏基督教启示的希腊人来说，生活有其暧昧的、阴沉的一面，他们称之为命运，它像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似的，甚至要威胁诸神。可是高贵的自由的希腊人没有低头屈服，没有跌倒在这可怕的幻影前面，却通过对命运进行英勇而骄傲的斗争找到了出路，用这斗争的悲剧的壮伟照亮了生活的阴沉的一面；命运可以剥夺他的幸福和生命，却不能贬低他的精神，可以把他打倒，却不能把他征服。”[1]

我们知道，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是希腊悲剧的母题。俄林比斯山众神世界“实为反映希腊意志的一个变形镜”，是这个深受苦难的种族忍受人生，“显示人生完满，并保证存在价值的艺术冲动。”[2]从荷马史诗对英雄时代的宏大叙事到古希腊戏剧舞台上卓而不群的悲剧英雄，一个被马克思称为“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的普罗米修斯、一个世界舞台最伟大的受难者俄底浦斯和一个以柔弱身躯反抗权威政治的神圣的安提戈涅，就足以成为命运所选取的最高贵的精神容器……。在古希腊悲剧中艺术和民族、神话和习俗、悲剧和国家构成彼此连结的互动关系。悲剧所具有的激发、释放和净化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早已成为民族国家生存的精神动力。西方现代哲学狂人尼采在其《悲剧的诞生》一书中高呼：希腊人是御者，驾御着我们的文化。

从戏剧发生的角度来看古希腊悲剧，我们首先想到了与宗教紧密相连的祭礼。这种代表族群原始崇拜的集体仪式直接成就了希腊悲剧的形式感与现实意义。可以想见在那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群山之间能容纳两三万人的露天剧场进行的悲剧演出是多么地气贯长虹、荡涤人心。古希腊宗教史学家沃尔特・帕克特在《希腊宗教》中说，希腊宗教表现自己的两种形式是神话和仪式。作为交流和社会印记的仪式，建立和保障了封闭群体的稳固；在这种作用中，它无疑是与远古以来的人类社会形式共存的。它之所以能保障封闭群体的稳固，是因为它具有处理重大生存危机的功能。处理重大生存危机，是希腊悲剧宗教冲动的一个具体实现。不同于纯粹的宗教内在教化，悲剧是一种审美的关切。古希腊悲剧“是一种以民族生活为主人公的宗教的、国政的表演”， “希腊悲剧在自己的主人公身上肉身化了民族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般的力量及因素”。[3]悲剧合唱队更是唱出了集体意识引领下的道德箴言。汤姆逊，20世纪西方力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古希腊戏剧的佼佼者在其最重要的著作《埃斯库罗斯与雅典》一书中明确指出，“把秘仪的思想运用于戏剧，是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忒斯》三部曲的一个突出特点。”，“埃斯库罗斯所讲的奥瑞斯忒斯故事，实际上是社会发展史中的积层岩，它是由四个时期淤积而成的：原始氏族，早期王政，贵族时期，民主体制。”[4]换句话说，这种用戏剧的形式反映母权制跟父权制之间的斗争的内容更有它迫切激烈的现实寄托。

被缚于高加索山悬崖的普罗米修斯对着晴朗的天空，轻快翅膀的风，江河的流水，万顷海波的欢笑，养育万物的大地和普照的太阳的光轮呼吁：“请看我这个神怎样受了众神迫害。请看我忍受什么痛苦，要经过万年的挣扎。这就是众神的新王想出来的对付我的有伤我体面的束缚。唉，我为这眼前和未来的灾难而悲叹！我这苦难的救星会在什么地方出现啊？”《俄狄浦斯王》中祭司为被瘟疫侵害的城邦向特拜城的俄狄浦斯王求助：“啊，最高贵的人，快拯救我们的城邦！保住你先前的名声！为了你先前的一片好心，这地方称你为救星；将来我们想起你的统治，别让我们留下这样的记忆：你先前把我们救了，后来又让我们跌倒。快拯救这城邦，使它稳定下来！”希腊悲剧有许多开场就是一个关于人类生活的明智而深沉的宣告，对神的智慧、世间的正义和人的力量充满质朴的信仰。悲剧涉及人与神的关系、人与宇宙的关系，民族的命运以及生与死的根本性问题。涉及行动、生活与幸福的基本概念。悲剧中的神也是跟人同形同性，既有幻想因素又有现实依据。回到古希腊悲剧和仪式的关系问题，我们发现集体意识、宗教感情、仪式需要是伴随作为群体社会的人类文明必不可少的文化需要。这里，戏剧作为仪式，是戏剧活动的一个极根本的特性。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思林认为剧院可以看作是世俗的教堂，而教堂可以看作是宗教的舞台。“仪式的效用或精神目标就在于使人对于生存的本质获得一次永志不忘的领悟。用戏剧术语来说是净化，用宗教术语来说是教化和彻悟。”[5]

当我们面对那个为人类**火种甘愿被缚在世界边缘的悬崖上历经苦难的普罗米修斯，当我们目睹在与命运的较量中有着过人品质和坚忍意志的俄狄普斯自我放逐在风寒刺骨的旷野之中，当我们听见热情勇敢的安提戈涅慷慨赴死的人道主义誓词，我们从中获得的不仅仅是对生命的感动，在怜悯和恐惧之外，更是一次次对生命本质的领悟。古希腊悲剧这种在共同的语言、神话、法律和行为准则的作用下体验团体一致性的仪式活动，这种带有从演员到观众、从观众到观众的发生三角反馈作用的集体体验，本身就具有高度象征、隐喻的作用。对古希腊悲剧情有独钟的尼采坚信：“在我们所说的由观者组成的观众，希腊人不知为何物，在他们的剧场里，每一个坐在圆弧形的级级升高的梯形观众席上的人都可能对自己周围的整个文明世界视而不见，在全神贯注时觉得自己就是合唱队的一员。”[6]当自然主义在欧洲处于鼎盛之时，“戏剧却迫切地从另一个角度在神话与祭礼中寻找合用的东西，以返回在现实主义中失去的梦幻色彩。”[7]20世纪西方现代戏剧潮流伊始便是回到古希腊，重新挖掘戏剧象征的意义。在这些潮流者眼中，象征主义戏剧旨在综合所有的艺术，回复戏剧最古朴的成分，看戏本来就是一种最基本的象征性行为。

崛起于19世纪后半期的各种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思潮――悲观主义哲学、强力意志论、生命活力论、遗传基因论、分析哲学、弗洛伊德主义、荣格的原型理论逐渐取代理性主义而成为现代思想的哲学基础，他们认为今天的生活和科学已经超越了理性主义数世纪的统治所建立起来的二律背反规律。用知识匡正世界，用科学指导人生并不能完全取代我们面对精神虚空所渴望的神话安慰和宗教关怀。正像审美的苏格拉底主义――明白晓畅的理性主义方法在数世纪以前首当其冲地成为扼杀希腊悲剧的根本原因一样，现代社会又将会因为理性精神的危机，重新张开臂膀再次迎接“悲剧的诞生”。如尼采所说，悲剧复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当科学精神到达它的极限时，悲剧世界观在艺术上再次觉醒。即“只有当科学精神到达它的极限，它对普遍有效性的要求由于极限的存在而破灭时，我们才能指望悲剧复生。因为神话只有作为向无限的时空凝视的普遍性和真理的唯一例证才能被形象地感受到”。[8]受现代哲学反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戏剧从一开始就孕育着这样的一股暗流――向传统的理性观念和现实主义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戏剧的象征主义。我们在此不得不把目光投向瓦格纳与尼采，因为他们以其理论与实践确定了现代戏剧象征主义向古希腊悲剧看齐的决心。

不容置疑，瓦格纳的戏剧美学早已成为影响现代戏剧的一种尺度和精神。独树一帜的整体艺术理论和实践主要从古希腊戏剧构成，歌队所代表的音乐精神和戏剧诗体中寻求灵感和支持。瓦格纳认为“神话”作为艺术家个人最大的力量之源构成了希腊悲剧的情节基础，戏剧是社会意识表达者，希腊戏剧把希腊精神认为值得体现的一切都综合在一起了。古希腊简朴、象征化的舞台风格使他神往，他试图要创立一种通过音乐来结构并通过音乐来表现的建立于神话、梦、超自然的和神秘成分之上的一种戏剧。而事实也证明“所有这些因素将主宰20世纪的象征主义戏剧。”

希腊悲剧对生与死、善与恶、人与命运等问题作深邃的沉思，但它并非单纯地依靠对现实的摹仿，而是通过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规定，营造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这种距离使悲剧审美成为可能。布罗凯特在其《世界艺术欣赏》中对希腊悲剧这种使生活“距离化”的审美效果概括出5种方法：

1． 空间和时间的遥远性

2． 人物、情境与情节的非常性质。

（情节的统一，保持艺术与生活的距离）

3． 艺术技巧与程式

4． 抒情成分

5． 超自然的气氛

由这些重要的方法可以引出一系列与戏剧象征有关的信息：富于诗意的隐喻、抒情的意象、与现实对应的神秘氛围、历史的神话色彩。由此还凸现出象征主义势必返回诗体的规律。古希腊悲剧诗意、奔放、崇高的语言势必取消习以为常的动作和生活中一切平淡无奇的细节。因为“最强烈的感情只有用丰富的语言和流畅的诗的节奏才能表达出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古希腊悲剧凝重的秩序中，作为群体的合唱队与身穿长袍头戴面具的悲剧主角共同作用，将会产生出多么强悍的戏剧象征。这也从旁证明为什么尼采在其《悲剧的诞生》中，驳斥施莱格尔把希腊悲剧中合唱队看作观众的化身和楷模，看作理想的观众的著名论断，而极力推崇席勒的主张：“悲剧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活的墙，用它来隔断与现实世界的接触，保持自己理想的领域和诗的自由。”总之，如尼采所说“人与人之间的一切沟壑藩篱都让位于强大无比的一体感。”

对古希腊悲剧象征元素的简要分析之后，我们回到瓦格纳和尼采的身旁。瓦格纳为了他的整体艺术作品（音乐式戏剧），把他的“节日剧场”改造成了一个圆形剧场，得以有一个更加理想的戏剧表演空间，它远离观众所在的现实世界，而成为他心目中一个“神秘的深渊”。尼采是非常推崇希腊悲剧中合唱队的作用，他把希腊悲剧理解为不断地演化为阿波罗现象世界的狄俄尼索斯合唱队。悲剧的本质只能解释为狄俄尼索斯状态的形象化显示，是音乐的可视象征，是狄俄尼索斯陶醉的梦幻世界。尼采认为正是从自然本身产生的两种艺术之力：梦的形象世界、醉的现实艺术造就了希腊悲剧。它就不只是自然现实的模仿，而且是自然现实的形而上补充。因为科学的使命在于，使生存显得可以理解，因而是合理的。

当然，倘若各种理由不足以做到这一点，最终就不得不求助于神话，神话为科学的必然结果。陷入技术统治和理性异化、“沉沦于日常生活而遭致人性残缺和生命萎缩的人类开始转向那些曾被理性嘲笑的远古神话、仪式、梦和幻觉，试图在意识与无意识的混沌未开之源中，重新发现救活现代人类社会痼疾的希望。”[9]于是我们看到了20世纪阿庇亚为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依索尔德》进行的象征主义的舞台设计。看到了德国导演莱因哈特刻意在露天圆形剧场上的经典演出。而二战之前法国戏剧的主流多是象科克托、阿努依、克罗代尔这样崇尚直觉和想象，大量使用神话题材，力图创造梦境和神秘超验仪式的剧作家。从现代戏剧着重发挥戏剧所具有的仪式的象征功能的这股潮流，我们还可以列出20世纪中期以来进行戏剧实验的一系列先锋人物，其中的代表是提倡残酷戏剧的阿尔托和进行贫困戏剧实验的格洛托夫斯基。他们虽然从现象看不是返回希腊，而是吸收“非西方文化”的原始精髓。但在使现代戏剧朝着仪式化方向发展的最终目标方面与古希腊戏剧遥相呼应。因为他们的关键词正是“牺牲”和“慰籍”。

公元前5世纪产生的希腊戏剧为什么能够在后世产生如此连绵不绝的影响？以希腊悲剧为原型的戏剧创作为什么成为现代戏剧发展生生不息的温床和动力？从古罗马时代因《美狄亚》享誉的塞内加到16世纪人文主义者从古希腊悲剧中寻求人文主题的努力；以高乃依、拉辛为代表的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从题材到人物到布局与古希腊悲剧更是构成了一种文本寄生关系；18世纪德国狂飓突进运动中歌德、席勒依据希腊悲剧原型创作的《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岛》和《梅辛那的新娘》突出体现人的基本价值和理想的人道主义。

作为现代戏剧起点的20世纪，更是涌现出一大批取材于古希腊悲剧、高扬其悲剧主题，同时又具有时代特征和美学倾向的戏剧作品。如上文中提到的法国象征派戏剧诗人克洛岱尔就创作有《阿伽门农》、《奠酒人》、《报仇神》；科克托创作有《奥尔浦斯》、《费德尔》；阿努伊创作有《安提戈涅》。此外还有纪德创作的《奥狄浦》、《忒修斯》。在英国有象征派诗人艾略特依据古希腊悲剧题材的《合家团圆》。仅埃斯库罗斯唯一幸存的悲剧三部曲《俄瑞斯提亚》，就成就了现代戏剧史上重新演绎经典的两部扛鼎之作――奥尼尔的《悲悼三部曲》和萨特的《苍蝇》。

萨特的《苍蝇》是《俄瑞斯提亚》母题的存在主义阐释。而奥尼尔的《悲悼三部曲》重在其浓郁的古希腊风格和对现代精神分析的吸收。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提亚》是一个建筑在家族诅咒基础上的血亲复仇的悲剧故事，由《阿伽门农》、《奠酒人》和《福灵》三部曲构成，它的情节背景来源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按照我国古希腊戏剧专家罗念生的归纳，“《阿伽门农》陈述克吕泰美斯特拉的罪行；《奠酒人》讲俄瑞斯提斯对罪行采取了什么行动；《福灵》写他的赫免，并且连结雅典民主时代的现实。”[10]在这个三部曲中主要人物都是通过他们直接的行动来推动悲剧情节不断地向前发展。这其中阿波罗和雅典娜神以及报仇神的行动对于悲剧的发生和人物的最后归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俄瑞斯提斯得阿波罗神谕，必须承担为父弑母报仇的义务。当他与姐姐厄勒克特拉一起实现了他们为父复仇的计划后，紧接着就陷入了报仇神的包围，背负弑母的罪过一路逃亡。阿波罗吩咐他到雅典去，寻求雅典娜女神的庇护，在那里他将被宣告无罪。雅典娜设立了特别法庭，在陪审团投票表决时，将自己关键的一票投向了俄瑞斯提斯。关于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提亚》，人们从家族诅咒、复仇的背后看到了早期人类与天命与神灵之间既想挣脱又渴望依从的矛盾关系。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提亚》建构了一个家族复仇的情节模式，确立了悲剧人物俄瑞斯提斯的原罪意识，完成了对人类残暴行为之后由于突然洞见了命运的力量与人生的虚无而唤起的一种“普遍情感”的道德把握。正可谓流行的如下的说法：希腊悲剧作家穷尽了人类天才的灵思。

20世纪美国现代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悲悼三部曲》在情节模式上完全依据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提亚》，只是把戏剧发生的场景移到了19世纪南北战争的美国，人物的身份也做了本土化的调整。与以往众多重新演绎希腊悲剧的做法不同的是，他在借用当时流行的弗洛伊德理论即“俄狄浦斯情结”、“ 厄勒克特拉情结”来解释男女主人公的行为动机和命运抉择的同时，还致力于在剧中复兴希腊悲剧的命运观。与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提亚》在角色处理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奥尼尔把悲剧的意义更多地集中在纳维妮亚（厄勒克特拉）的肩上。在这里，戏剧总要寻求当代的观众，现代观众更注意的也许不再是故事本身，而是诗人怎样处理他的题材，怎样加以解释。奥尼尔认为纳维妮亚选择隐退到孟南家族的阴影中并非向家族罪恶的命运屈服，而是以一种疯狂的方式与命运抗争。奥尼尔这样评价他的女主人公，“我自己认为我给了我那美国式的厄勒克特拉一个值得他拥有的悲剧性结局。这个结局对我来说是这部三联剧中最成功的和不可避免的。她的形象显得如此高大，成功地体现出我在她身上寄予的信心。她历尽挫折，但并未屈服！她以向孟南家族命运屈服的方式战胜了这个家族的命运！”[11]从纳维妮亚对命运的抗争所表现出的人的不屈的意志力，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俄底浦斯王》中在不公平的命运之下还能做出自我惩罚的悲剧英雄。

康德说，古希腊悲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忠实地表现生活中最阴暗的东西，同时又不会在最后让人感到沮丧压抑。也许，希腊悲剧顽强的生命力就体现在那一系列洋溢着生命激情的希腊悲剧原型：因欲望而恼怒的菲德拉；要么用女儿伊菲革涅亚献祭，要么放弃特洛伊远征的阿加门农；完全被激情所控制的美狄亚骇人的结局；安提戈涅的理想主义；自残双目、自我放逐的俄狄浦斯……。可以说，古希腊悲剧通过对神话和传说的现实改造，在完成了希腊悲剧精神塑造的同时，为后世的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情节模式，基本的人物原型、稳定的原始意象、典型经验、人类面对生存苦难时的极限情境。后世的剧作家总是在此基础上来实现自己特殊时代情绪下的意图和目的。

由此，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传统的强大和力量。对“现代”这个概念的认识，文学批评中有这样一种说法，“现代”一词为了将其自身看作古往今来变化的结果，也随着内容的更迭变化而反复再三地表达了一种与古代性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原型批评的代表人物，加拿大学者弗莱在其《批评的解剖》一书中就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文学受其自身传统所制约，更直接地模仿文学……诗只能从别的诗上诞生出来，小说只能从其它小说中产生，文学形成文学，而非被外加的东西赋予形体，文学的形式不可能存在于文学之外。”

也许，对于古希腊悲剧而言，“消逝的只是有限的形式，但艺术的形式却是恒久而永续的，因为在那里面，有限表现为无限……”[12]

注释

[1]别林斯基：《智慧的痛苦》，《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2]尼采：《悲剧的诞生》，《悲剧哲学家尼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3]别林斯基：《诗歌的分类和分科》，《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4]汤姆逊：《埃斯库罗斯与雅典》，《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5]马丁艾思林：《戏剧剖析》，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

[6]尼采：《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

[7]JL斯泰恩《现代戏剧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

[8]尼采：《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

[9]同上。

[10] 罗念生：《论古希腊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

[11] 转引自杨彦恒：《从纳维妮亚看奥尼尔的悲剧意识》，《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12] 别林斯基：《智慧的痛苦》，《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高音：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责任编辑：傅琳

我觉得人生是一出喜剧。

能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追求是什么？就是追到了就会令自己开心的东西。

而追求的过程，每次前进一点的过程，都是令人开心和喜悦的。

一个人的人生里追求会有很多，所以，我觉得人生是喜剧，一个不断追求的喜剧。

荒诞或许更多一些吧。

人生是喜剧？ 其实大多数喜剧的内核往往是悲剧，只是披上了喜剧的外衣而已。人从一出生便是哭，而去世的时候亲人哭。如此来看，何来喜剧之说？或许有人会说，人的一生也不短，难道就没有一点开心的事情吗？肯定是有的，但其实想想，到底是开心多还是悲伤多呢？年少无知的时候以为开心多一点，到了青年意气风发的时候被 社会 打压，中年油腻之期被生活折磨，年老体弱之时受病痛相思之苦，人生，难也。

人生是悲剧？ 悲剧肯定是有的，但也不能总是悲剧，偶尔也会来点意料之外的事情。偶然看见路边野花的盛开，明媚清晨中鸟儿的歌唱，春雨淋漓下城市的夜景，皓月当空时天际的装点，都是生活所带来的惊喜啊。从佛家角度而言，人生下来就是为了还清上一世所欠下的债，因此这一世需受尽苦难。偶尔想想，人和动物相比看似高高在上许多，但也因此平添许多烦恼。因选择而烦恼，因生活而烦恼，因学习而烦恼等等，抛开政治家角度去看佛教，其实偶尔想想生活还是有一些美好的，只是我们习惯性的视而不见罢了。

人生是荒诞？ 荒诞意味着不可信，虚假。对于研究物理学的大咖们而言，如果有平行世界的话，我们所处的世界只是平行世界的一个面而已，而平行世界具有很多面。佛家也曾说过，事物的本质就是虚无的。生死无常，很多事情都是假的，最终的归宿还是如恒河沙中的黄沙一般遁入虚无。抛开那些 历史 中留下浓重笔墨的人不谈，芸芸众生有几人能从时间的漩涡之中脱离？从出生到死亡不过几十年而已，对于人类 历史 的发展也不过一瞥，那我们那些所谓的回忆经历故事有何意义？最终都逃不过死亡，又有多少人按着自己的意愿去真正的活着？还是被 社会 的洪流裹挟着向前？

喜剧的内核往往是悲剧。

悲剧的内核有装着喜剧。

荒诞中往往是真实世界。

哪有人能这么轻易去定义自己的人生呢？

有的人生合家欢乐是正剧，有的家庭妻离子散是悲剧，有的家庭打了分，分了和是荒诞剧！

人生就是舞台剧，起起伏伏。

纵览孙少平细腻与悲剧爱情的种种线索，在该部小说最终，作者并未明显的揭示孙少平感情生活的悲剧性，虽然看似孙少平找到了爱情的最终归宿，但这恰恰是含泪微笑的意境，亦是孙少平感情之路悲剧性的体现。

一，孙少平童年艰苦的生活经历使他的感情生活充满细腻性与悲剧性

孙少平童年艰苦的生活经历，不断磨练着他的心性，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压力，令他比同龄人更早的将家庭责任作为自身成长中的一部分。经过粗糙生活的刻画，孙少平在处理各项家庭事务、人际沟通时，学会了察言观色，为其在日后的生涯中塑造出一种细腻的情感属性，这也是孙少平在追寻人生价值道路上，对别人给予爱的一种最好诠释。中学时期，孙少平对同学郝红梅产生了情感，并与郝红梅有一段苦涩且辛酸的初恋经历。两人生活环境同样不幸，且均喜欢看书，吃着相同的“三等饭”。以人类的自然属性来讲，二人产生了惺惺相惜与同病相怜的感觉，随后逐渐升华到友情甚至爱情。孙少平和郝红梅之间的感情，因郝红梅的“变心”而结束，这件事对孙少平产生了深刻打击，也刺痛了他的心。孙少平也随着这段苦涩初恋的落幕更加坚毅与成熟，其内心的坚毅促使其战胜了诸多困难，亦让其更加沉静。

二，孙少平与田晓霞社会地位不同使他的感情生活充满细腻性与悲剧性

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田晓霞出身高贵，而孙少平则出生于普通的农民家庭，若二人真的结合，未来的生活又会如何，这引起了读者的遐想。具体来说，二人在面对难以逃避的社会地位、物质条件及身份等层面的明显差异。基于此，作者并未完全割舍当下社会沉重的现实，安排了晓霞生命的终结。一场洪水带走了小霞美丽且年轻的生命，而这一事件无疑为孙少平带来极大的打击。无情的社会现实与残酷的生活造就了孙少平的悲剧爱情。在这之后，他又遇到了同村的大学生金秀，金秀对少平表达了爱意。然而，此时少平的理性促使其拒绝了金秀，这亦体现出孙少平对于生活强大的责任感与赤诚之心。最终，在感情的这条道路上，孙少平在惠英嫂那里找到了归宿。

翠翠的爱情故事，作者所表现出的似乎是一个“谁也没有错”的爱情悲剧，作者只是有意识的在人性层面上叙述故事，无意发掘悲剧产生的人为的、社会等方面的因素。

我们不妨来看看在这篇小说中天保和傩送所选择的求爱方式：天保所选择的车路—托人做媒，这种婚配方式是汉族人的传统，在天保的婚俗观念中还是汉人的“父母之命”，因此在他一厢情愿地托媒求婚失败后。

他反而怨恨老船夫：“鬼知道那老的存心是要把孙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还是预备规规矩矩地嫁个人！”可见他把老船夫看成是翠翠婚事的主权人。而且他的弦外之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就不是“规规矩矩”的了。

傩送所选择的马路—站在山头唱歌，这是苗族人的传统。苗族人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成婚。然而自清雍正年间在湘西这边实施“改土归流”以来，伴随着对苗民反抗的武力剿灭，一种无形的东西正慢慢渗透到这片准乎自然的人生天地里，古朴的民风也在日渐消失。

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说：“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

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的人生观。”《边城》所反映的世界还是美好的，但这里也正日益受到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人们受到物质利益的诱惑。

正因为此，两种婚俗观念的冲突使热恋中的翠翠与傩送生生分离。作者借此对汉族传统婚姻观念表示深恶痛绝，并给以深刻的批判。这其中包含着他个人的经验与痛苦。

“美国学者金介甫当面问及沈从文1922年离乡赴京地原因，他曾明确表示当时不愿作姨父的“女婿”，并为此逃离以联姻方式建立、巩固起来地湘西上层盘根错节的统治网络。

他说：‘我早就对于这种关系十分厌恶，所以一离开就不至于重新进入这个富贵囚笼’”文中不愿做王团总女婿而追求自由婚姻的傩送，似乎依稀可以见到当年沈从文的影子。

当傩送和翠翠被生生分离后，读者最不情愿看到的是在翠翠身上再次重复着母亲的悲剧。令人们欣慰的是翠翠与傩送没有像母亲与军人那样双双殉情而死，傩送也没有放弃这份爱情，“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

若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想一想，过些日子再说吧。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为了爱情，傩送坚决地抵御着物质的诱惑。再看翠翠她远比绝望的母亲更勇敢更坚强，她怀着希望与自己坎坷的命运作持久的抗争。

接受种种磨难而等待傩送的归来，勇敢接受不幸命运的挑战。在爱情挫折中翠翠的性格因此展现出了柔中有刚的美。真有一种“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境界。

这悲剧实则上是苗、汉两个民族婚俗的对立与矛盾造成的，同时也受着一点惟实惟利风气的浸染。这儿我们也不难看出“《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

扩展资料：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写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初。这篇作品如沈从文的其他湘西作品，着眼于普通人、善良人的命运变迁，描摹了湘女翠翠阴差阳错的生活悲剧，诚如作者所言：“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

《边城》写出了一种如梦似幻之美，像摆渡、教子、救人、助人、送葬这些日常小事，在作者来都显得相当理想化，颇有几分“君子田”的气象。当然，矛盾也并非不存在，明眼人一看便知，作者所用的背景材料中便隐伏着社会矛盾的影子。作者亦不曾讳言他的写作意图是支持“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给他们一种勇气和信心”。

沈从文（1902-1988），小说家、散文家。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各县生活，后正式参加军队。 1922年受五四运动影响离开军队到北京，学习写作。1924年起开始在北京《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发表作品。

1934年至1935 年，在北京、天津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抗战爆发后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工作。著有长篇小说《边城》、《长河》等，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等。

沈从文不是怀着淡然、平和的心情写作的。近年出版的《沈从文全集》共有33卷之多、一千万字之巨，其中大多数是50岁之前写下的，仅从这个庞大的数字上，就可以看出他争雄天下的抱负。

1922年他来到北京，写作既是为了改写个人的命运，也是为了创建一个纸上的世界。

1938年，沈从文在云南呈贡写给大哥的信中，提到自己在“寒酸”生活中对写作的坚持，他自信地说，“我这工作，在另外一时，是不会为历史所忽略遗忘的，我的作品，在百年内会对中国文学运动有影响的……充满骄傲，心怀宏愿与坚信”。

在他的后半生，许多作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写，如老舍之写《龙须沟》；一是不写，如巴金，便再没有小说了。

沈从文则走了另一条路，他依旧在写着，写文物，所谓“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堪称巨著，和钱钟书的《管锥篇》一样，属于那个荒芜时代生长的奇葩，并且同享不朽。

孔子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我以为那时的巴金，堪称为狷，而沈从文、钱钟书是真正的狂：深信天降大任与我，舍我其谁？虽然沈、钱总被后人一厢情愿地敬为温良恭俭让。

钱钟书的小说，除了《围城》，就只一本薄薄小册《人兽鬼》，极有才气，也是逞才使气，如高手偶现江湖，一朝解气，收刀入鞘，从此长揖而去。而沈从文的小说，至少十倍于钱吧，因为太多，质量参差不齐，也就像是恣意生长的野林子，杂芜而有勃勃生气。

小说之于他，不是心血来潮，是视为一生的工作，甚至前二十年的写作，都还仅仅是“习作”。因为他的宏愿，如他信中所说，是在用一支写小说的笔，去孤立对峙整个的社会。换句话说，他要写出一个纸上的世界，同现实的世界相抗衡。这个世界的主体，就是一个叫做“湘西”的地方

参考资料：

看完海上钢琴师，觉得很感慨，人生有多种选择，你或许喜爱用88个有限的琴键奏出无限的可能，有人却会不明白1900为什么不下船，尝试大陆给予人生的无限可能的机会。人生无限，固守出生之地，当下定决心走出去时，却发现原来内心是害怕那无边无际，每个人想要的生活不同，既不批判也不支持，对一个事物的理解每人都会不同，就像“THANKS DANNY”。

究竟1900为什么不下船，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我想让他的音乐失去灵魂和生命，他宁可和他的音乐跟着弗吉尼亚号一起同归大海吧，大海生养了他，他的音乐灵感、音乐生命也来自大海。这是一场不是悲剧的悲剧，世间的繁华与喧闹，我们永远无法做1900，但1900的故事却是一场让人沉迷的孤独。

1900生于船死于船，或许有人觉得他懦弱不敢下船，虽然我也不是特别明白他为什么不下船，但我觉得他是忠于自己的内心，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怎么会是懦弱呢？他无师自通的钢琴天赋，感染着每一个听他弹奏的人！这样一个人却只有钢琴陪着他，真的好希望这部**是虚构的！

路遥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其中塑造的主人公孙少平是作者最为钟爱，寄托最多的人物，孙少平身上烙着作者思想的印记。从这一点出发，本文通过分析路遥在作品中对孙少平的人物塑造，反思作者的审美特点，从而为有志于艺术创作的人提供一个艺术创作的着眼点。本文在内容上主要包括五部分：一，对个人奋斗精神的推崇；二，崇尚三秦大地的侠义风骨；三，传统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四，现实主义的审美追求；五，悲剧性的审美归宿。

关键字：孙少平的形象塑造、审美追求、现实主义、悲剧性

路遥生于1949年，殁于1992年，其一生虽然短暂，却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不朽的文学财富：从八十年代初期相继发表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开始，他的小说每每引起强烈的反响。最重要的是路遥利用长达六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完成了近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以恢弘的气势，全景式地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其中塑造的孙少平的形象深深触动着读者的心灵。路遥是现实主义作家，力求真实地描写生活，塑造完美的人物形象。感性的路遥更是倾注了所有的情感在孙少平这一人物身上，孙少平身上烙着作者思想的印记。因此，我们从孙少平的人物形象塑造可以体味到作者的审美个性。小说主人公孙少平是作者是作者最为钟爱，寄托最多的人物。

一、对个人奋斗精神的推崇

孙少平这一人物形象是作者凭借自己的生活体验所极力塑造的具有理想人格魅力的人物典型，我们读完《平凡的世界》，分析一下孙少平的生活履历，就能鲜明地感觉到一个执著的灵魂对生活的深沉体验；其实，这也正源于路遥思想中对个人奋斗精神的极力推崇。

路遥出生于一个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的贫困家庭，七岁那年，父亲把他过继给没有子嗣但同样贫困的伯父抚养。路遥为了能够上学读书，忍受着对双亲的思念，不得不留在伯父家，因为路遥的父亲无力供已到上学年龄的孩子读书。伯父家除了能勉强供路遥上小学外，日子并不比路遥家好过。路遥的生活主题仍然是饥饿和贫穷，特别是贫穷，几乎追随他的一生。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的对于苦难的感悟几乎就是路遥的全部体验。孙少平在小说里刚出场时是个为每顿饭必须到食堂领两个黑馍而感到寒酸自卑的穷学生。他穿着不能保暖仅能遮羞的破烂衣服，每天啃着两个黑馍维持在学校的半劳动半学习的生活。这样的境况使他自卑，但古老质朴的黄土铸造了他不屈不挠的坚强性格，贫困并没有成为他颓废的借口。他抓紧所有能利用的时间和机会读书、看报、学习，以武装骨骼瘦长，身架单薄的自己，精神上的优势与满足使他支撑起脆弱的自尊而不至于倒下。不久，他便从饥饿、贫寒、自卑的煎熬中挺了过来。

如果说少年孙少平在求学时所遇到的困难是家庭所致，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他自愿出去当出卖劳力居无定所的揽工汉，则是“自讨苦吃”。孙少平高中毕业后，当上了双水村的小学老师，虽然三年后被辞退，身份依然是农民。可是这时已经是八十年代初，农村全面改革，生产责任制的浪潮席卷了整个黄土高原，农民只要肯下些力气，就不必为衣食担忧。孙少平的哥哥孙少安正赶上好形势，开办的砖厂初见起色，孙少平完全可以“厚待”自己，到哥哥的厂里做帮手，在村里过着安逸无忧的生活。可他偏偏选择了“苦难”，在外面从头开始。

孙少平生于苦难，吃苦本无可厚非，可甘愿“自找”苦吃，是一辈子深居大山，一心一意耕耘土地，埋头干活只求脱离苦难，实现丰衣足食的父辈们难以理解的。但孙少平受过现代教育，他通过书“走”了很多地方，知道除了双水村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那里人声喧哗，灯火阑珊。他开始懂得有意识地去思考人生的价值，生命的内涵，对于苦难与生活有他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我们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生，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但是我们一定要从我们出生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他最终选择了出去闯荡世界。他背着破烂的被褥，迎着城里人的冷眼，站在东关大桥头，等着包工头像买“牲畜”一样来挑上自己，被挑选为小工后又必须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刚踏进社会的孙少平就在黄原城尝尽了人情的冷暖。但他从踏进黄原城那一刻开始，就打算以着苦行僧般的方式，“忘掉！忘掉温暖，忘掉温柔，忘掉一切享乐，而把饥饿、寒冷、受辱、受苦当作自己的正常生活……”他表现出来的坚强与忍耐是一般人难以忍受的。繁重的劳动、非人的生活条件和身体上的倍受折磨从没有使他产生过动摇或放弃的念头，在困难面前反而更加坚忍不拔、昂扬奋发。这也正和路遥追求的品格息息相关，路遥所追求的优良品质是坚强的性格，在艰难处境之下的与命运的抗争，这是路遥所信奉的吃苦哲学，目的并不是为了吃苦而吃苦，而是为了利用苦难锻炼自己的性格。

正如路遥所希望的那样,孙少平在自讨苦吃的过程中，锻炼得更加坚强，而且将苦难转化为独到的人生感悟，转化为积极进取的人格力量，转化为深度的生活热情。

二、崇尚三秦大地的侠义风骨

在《平凡的世界》中，命运并没有给予孙少平多少照顾，除了家人与朋友，社会与生活对他几乎都是冰冷的，痛苦的磨难总是伴随着他。还在双水村时，家庭极度贫困；少年的爱情夭折；教师职位被辞退……到外面当揽工汉时；亲戚冷落；旁人冷眼；待遇不公；身体受到创伤……当煤矿工人后，环境危险恶劣劳动极度繁重；工友欺辱；恩师死去；爱人逝去；容貌被毁……但孙少平并没有因一连串的不幸而意志消沉、玩世不恭或愤世嫉俗，不幸反而铸造了他更为成熟的思想，他对生活有了更为深沉的看法：“生活总是美好的，生命在其间又是如此短促，既然活着，就应该好好地活……即便是痛苦，也应该看做是人的正常情感，甚至它是组成我们人生幸福的一个不可欠缺的部分。”不幸未尝不是生活对孙少平的眷顾，正因为不幸，当幸福来临的时候，孙少平才会最早体会到。

对待这些生活中的不幸和不公，孙少平身上颇显三秦侠士风骨。虽然孙少平曾自卑过，也曾因自卑产生过某些一闪而过的报复念头，但他的心灵依然是纯洁美好的，在生活与苦难的磨砺中，形成了博大无私的胸怀，达到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在故事的开始阶段，孙少平与颇具优越感的顾养民打了一架，但在这次事件之后，他就开始认识到“普通并不等于庸俗，他也许一辈子就是个普通人，但他要做一个不平庸的人，在许许多多平平常常的事情中，应该表现出不平常的看法和做法来。”确实，在此后的生活中，孙少平依然是个普通的人，做着平常的事情，但却表现出真正的不平常的看法和举动来。他对亲人与朋友有着无比真挚的爱恋，即使是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或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也是如此。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无论何时，他的身上都表现出一种高贵的人格：他奋不顾身地从洪水中救出经常羞辱他的侯玉英；他不计前嫌帮曾伤害过他感情的赫红梅处理“偷手帕”事件；他不惜失掉工作用自己全部的积蓄援救受辱的弱女；他舍身救出身陷险境的工友；他毅然决然的拒绝了金秀的爱……他的坦荡，他的无私，他的宽厚无不给予人莫大的感动。

生活的重压没有使孙少平成为社会的畸形儿，反而使他成为一个睿智的人，他对生活的态度像是一个大度的智者，虽然生活使他无路可逃，但他永远都是微笑面对的。像苦行僧一般投身写作的路遥是极为推崇这种精神的，他认为 孙少平遇到的不幸是特定的生活环境赋予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逃避，要有三秦大地古代侠士一般的勇气，直面生活，并与之斗争，战胜苦难，从而创造出自己的社会价值：但一定程度上，也是路遥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着意安排的。作者深切地体会到，人活于世并不容易，特别是处于陕北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更是面临着许多生存的挑战：生命与自然的斗争，生命与命运的搏斗，生命与生命自身的相残……人生就是永不止息的奋斗，这是路遥对人生定义性的回答。孙少平的思想与行动就如困境中的一对知心朋友，相互促进，永不停息。无论生活多么艰辛，对生活永远抱有热情，永不言弃，这既是孙少平的生活态度，也是路遥的人生理想。这种热情使他们对生活孜孜不倦，促使他们极力完善自我，追求一种更为崇高的生活境界。路遥的家乡是陕北清涧，位于黄土高原之上，这里水土流失严重，地貌支离破碎，是一块因割裂而异常突出的神奇土地。这里的人们在与自然的搏斗过程中，领略到了战胜自然灾难的快感，获得了生存的价值，所以他们大都热情开朗，意志坚强。陕北的奇特环境锤炼了陕北人民的豪迈和耿直的品格，很多粗犷、热情的民间文化在这里产生和得到很好的传承。这里的一切自然人文景观，诸如沙漠孤烟、黄河落日、信天游、民谣等，无不参与对少年路遥的心理建构，赋予了路遥一种豪放，热情的品格。而在《平凡的世界》里，路遥通过对孙少平生存危机的的描写，把自己热情的品格渗透到了孙少平的性格里，可以说，是三秦大地的侠义古风给予了作者和孙少平这样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