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用科学事实说明非理性思维在创造发明中的作用论文``谢谢

科学理性的理性思考 --------------------------------------------------------------------------------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科学理性的理性探析，揭示科学存在的合理性及非自足性，对科学理性的困境进行反思，并由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立思考科学理性的归宿问题。 一 科学理性的历史反思及内涵规定 如果说古代理性思维孕育了科学的胚胎，近代理性化思潮则是一个塑造科学神话的过程，而现代对理性的反思却意味着推翻科学神话的开始。 科学与理性的关系是刀与刃，薪与火的关系，理性是科学的尺度和灵魂，科学是理性的文化表现形式，是理性思维的结果。 在哲学史上，西方哲人对理性的理解可谓异彩纷呈，古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规定着以后西方的思维传统，理性精神成为西方哲人踏上思想征程的起点，自从泰勒斯开启了西方哲学思考的先河，西方哲人对世界万物本原所做的天才的设想无一不闪烁着理性的智慧光芒。理性在西方哲人的本体论思考中孕育发展，并作为思维传统贯穿于西方思想史和文化史的长河。理智（Nous奴斯）作为秩序或安排秩序的原则最早存在于古希腊神话中。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都遵循的逻各斯（Logos）是理性精神的体现。柏拉图认为由推理得到的知识具有必然性，没有经过推理只能得到意见，柏拉图看到了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并把理性的认识能力区分为思想和理解。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并把理性奉为一种崇高和神圣的思辨活动，“理智的生命就是最高的幸福。”⑴在早期斯多亚学派的思想中，“普纽玛”即是理性，并作为世界的本原存在。然而，西方文明并不仅仅受惠于古希腊文明，而是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的长期交融才促进了西方文明的形成，在基督教文明笼罩之下的中世纪，信仰与理性的辩难由此形成，神学家在维护信仰至上地位的同时也为理性悬设了发展的逻辑起点，在理性与信仰的斗争中，理性逐渐走出了信仰的阴翳并走向独立。“在经院哲学表层下长出新思想的幼芽。”⑵宗教在压抑新思想的同时却促进了科学的产生。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典人文主义与神学针锋相对，强调人的价值，颂扬人性，确立人的主体地位，竭力恢复理性的尊严，他们这种对理性推崇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大进步，开启了近代理性主义的源头。西方世界自文艺复兴之后，进入一个崇尚科学的时代，人们赞美理性，相信科技能为人类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响彻欧洲。在这个时期，无论是不列颠岛上的经验主义，还是欧罗巴大陆上的唯理主义，都关注知识的有效性，经验主义者主张通过经验的方法获得真知，而理性主义者强调大胆的怀疑和理性的推论，他们对于哲学在认识论上的发展，都弘扬了理性精神，发展了科学理性。然而，人生问题和价值问题却排斥在哲学的论域之外。由于人们过于崇尚理性和对科学的迷信，科技成为一种异己的客观力量窒息着人的价值和意义，此时，浪漫主义的人文主义应运而生，它同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拼命抗争，竭力想挽救被工业文明所淹没了的人的灵性，拯救被科学理性浸渍了的属人的思维方式。人文主义哲学家帕斯卡尔深切认识到理性主义的危机，他深刻认识到理性在人类认识自然及认识自身过程中的不可靠性和局限性，他认为理性只能对科学有效，而对于认识人的本性，解决人生的终极问题却无能为力，他针对理性主义的科学的逻辑，提出了心灵的逻辑，以关注生命存在的问题。卢梭尖锐的批判了科学对人的本性的泯灭和对人性的压抑，他认为在科学理性至上的世界，“我们的风尚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都是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⑶在帕斯卡尔和卢梭之后的浪漫主义的人文主义，在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排除人生论和价值论而只注重认识论的问题的时候，都充满激情的追求浪漫诗化的世界，追求人与自然的契合交感。他们从人的本真情感出发，以人的灵性为根据感受外界，体验精神生活。浪漫主义的人文主义的这种旨趣对后来的非理性主义的人文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近代西方哲人相信人的理性能够获得确实可靠的知识，并把对人类理性的热诚化作为对科学方法（逻辑）不容置疑的追求，从而能够在人类知识的各个部分找到自明性命题。斯宾诺莎提出“理性的本质不在于认为事物是偶然的，而在于认为事物是必然的。”⑷康德把信仰逐出科学的领域，把上帝放逐到道德领域，他分析和综合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长处和短处，为经验和理性的统一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康德对科学理性的贡献在于强调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的作用，抬高了理性的地位。他指出：人类理性的立法（哲学）有两大目标，即自然和自由。“⑸他认为理性不仅是思维领域的一种工具，而且是人类所及世界范围内的立法者，所以理性不仅是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理智能力，而且是自然必然性和人的自由的原因。在康德那里，无论在科学领域，还是在道德领域，理性成为一切必然性的来源。据此，费希特提出”理性本质上是实践“的原则。黑格尔则用理性吞并了万有，他宣称”理性支配世界“⑹他认为世界是一个精神化的逻辑世界，从此黑格尔把理性搬上了神坛。以下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的这段话足以证明笔者的观点：＂理性……是无限力量也是实体，他自身是一切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无限素材与无限形式—即推动该内容的东西，理性是宇宙的实体。”⑺ 尽管对理性的规定是众说纷纭，但是作为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作为科学事业的中心法则，作为规范性的价值取向，理性具有某些共通的规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理性作为一种科学态度，以崇尚客观实在性作为内在要求，尽管在科技发展史上出现过各种大胆的猜测和假说，但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不符合客观实在性的假说最终为时代所抛弃。理性所崇尚的客观是事实的客观和超私人的客观，普遍主义和公有主义是科学所必须遵循的理性原则。理性以坚信自然界的可知为起点，探求确定可靠的知识。在这个问题上爱因斯坦曾经指出：“借助于思维，我们的全部感觉经验就能整理出秩序来，这是一个使我们叹服的事实，……可以说，世界的永久秘密就在于它的可理解性，要是没有这种可理解性，关于实在的外在世界的假设就是毫无意义的。”⑻理性坚持对自然界的无止境的认识和探索，理性不仅是科学的灵魂，而是人性的底蕴。古代先哲在人类的童年就开始对万物本原进行朴素的理性探索，即使在信仰笼罩之下的中世纪，也氤氲着理性的光芒，从文艺复兴时期，理性冲破中世纪的黑暗，到近代科学的发展，理性无时无刻不在坚持着对世界持之以恒的探索。 ②理性作为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具有澄明性和特效性。黑格尔说过：“理性出现在世界上，具有绝对信心去建立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同一，并能够提高这种确信使成为真理。”⑼理性所把握的对象具有空间中的普遍性和时间上的必然性。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研究对象的普遍必然性与规律性，科学的运作方式是将理性应用于“经验的”目的，因而科学构成了理性精神的最直接、最基本的表现形式。 ③在方法论范畴中，科学理性体现于系统的科学方法中。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理性便以归纳和演绎的基本的逻辑思维形式存在。中世纪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为经验论和唯理论作了思想的准备，培根和笛卡尔作为近代科学理性方法论的鼻祖人物，开启了两种不同特色 的方法论传统，培根系统总结了中世纪后期实验研究的历史成就，提出了实验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和经验论哲学的系统理论，而笛卡尔通过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演绎推理的丰富发展以及解析几何的创立，使它的演绎方法论声名卓著。牛顿是近代科学理性方法论体系的集大成者，他的数理研究方法体系融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于一体，成为近代科学理性的巨大魅力的源泉。在现代，爱因斯坦把科学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科学理性精神在他那里得到进一步弘扬。在方法论意义上，理性注重逻辑思维的方法，追求知识可确证性的特点和强调表达精确性的倾向，爱因斯坦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联系（在文艺复兴时期）。”⑽ ④理性作为一种智慧的品格，是超越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作为人类本性的底蕴，仅仅作为一种主体的能力，而不带有主客体关系的具体规定。理性是真理与谬误、正确与错误的一种扬弃。真正伟大的科学家都富有崇高的科学理性精神，他们对真理孜孜追求，保持着一种谦虚务实的理性精神。当爱因斯坦收到广义相对论被证实的喜讯时，他泰然处之，因为他认为，如果相对论与以后的事实不符，相对论应予以抛弃。而当前学术界热衷于学术炒作，自吹自擂或互吹互擂，是与科学理性精神相悖的，弘扬科学理性精神是刻不容缓的。 科学理性作为人类知和行的指南，在人类历史上一度显示其威力，科学的昌明使人与迷信及盲目崇拜决裂，批判和根治了愚昧，一度赶走了人类精神领域的荫翳，使人类高扬起驾驭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激情，给予人们自信、乐观、进取、向上的思想基调。由科学理性孕育和发展而成的科技文明，倡导公平与规范、宽容与批判、创新与严格、效率与协作，这使科技文化成为相对独立的亚文化体系，并成为现代化社会的文化基频。 二。关于科学理性的限度问题 科学理性伴随着科学成就的涌现而逐渐僭越与泛化，这种状况在近代开始呈现，在当代日趋尖锐化。当牛顿作为新时代的摩西出现于歌颂的诗篇时，随着这一圣灵的音符的颤动，整个西方世界发出同样的共鸣。牛顿作为科学理性的代表走向了人类智慧的圣坛，理性主义背离它解放人性、推翻神性的任务，它的发展走向了独断，成为一个重塑神话的过程。在理性主义那里，理性成为取代上帝的新权威，成为衡量一切自然社会的事务有无存在合理性的唯一准绳，成为认识事物，揭示必然性与普遍性的根本手段。 在理论层面上，理性的独断化使理性的有限视野被突破，科学理性的独断泛化为科学主义论。科学主义唯科学至上，为科学罩上一层神性的光环，在神圣的科学大厦前，非科学只有顶礼膜拜的自由。科学主义与基督教一致，都具有宗教性质，是一种以科学为上帝的“科学教”。正如欧文所讲：“把科学地位提高的结果在某些方面使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而逐渐受到崇拜。”⑾科学主义在弘扬抬高理性的同时，使科学理性走向了它的反面，科学理性作为信仰的对象存在。韦莫斯在这个方面作了明确的阐释，他指出：“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以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⑿ 在现实层面上，科学理性泛化为科学技术万能论。科学理性具有手段上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近代科学如一枚双刃剑，以科学合理性的一刃插入理性王国，以技术合理性的一刃切入现实世界。科学理性以技术为手段为人类带来极大的收益，为人类带来长足的进步，从而使人类树立起对技术的优越感。科技万能论把科技看成使人类征服改造控制自然的有力手段视为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并获得现世幸福的伟大力量，解决社会问题不并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杠杆。并由此断定，科技不仅可以促进人类财富的增加，智慧的丰富，而且促进人性的完善，推动自由的实现，总之，科技无所不能。 科学理性对理性的夸大实际上是对科学理性精神的背离，是缺乏科学理性的表现。科学主义者神化科学、科技万能的言论在本质上是极端的非理性，它虽认识到科学文化价值体系的存在意义，但将这种价值体系泛化与神化，却表现出一种非理性与宗教的狂热。恩﹒卡西尔在《人论》中宣称：“科学是人类文化的最后一步，”“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是我们全部活动的顶点和极致。”他这种对科学技术的偏爱和狂热，在本质上充满着人文主义的激情和非理性的创造精神的。 基于科学理性的片面膨胀与现实的畸形发展，人们对理性本身进行了怀疑、反思与否定。科学理性的膨胀导致了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非科学类在科学大潮面前采取了奴颜卑膝的价值取向，这导致了自身的异化，科学理性僭越到人文领域，这种奴性的价值取向招致了近现代思想家的极大反感，使他们为哲学另谋出路。叔本华在形而上学领域提出了意志第一，意志高于知识，而尼采进一步提出唯意志论。他认识到了科学自身的不足，他一针见血的指出：“科学的发展，终于感到自身的狭窄，现代人感到焦虑，一些天性广瀚伟大的人物殚精竭虑的试图运用科学自身的工具来说明认识的界限和有条件性，从而坚决否认科学普遍有效和充当普遍目的的要求。由于这一证明，那种自命凭因果律便能穷究事物至深本质的想法，第一次被视作妄想。”⒀尼采宣告了理性主义悲剧的诞生，他试图以非理性主义的酒神精神取代理性主义的科学精神。胡塞尔借助于现象学的“悬置”与“中止判断”探究了欧洲人与科学的危机，而存在主义企图以非理性的偶然性、模糊性、超越性来弥补理性的僵化性与必然性。 由于当前环境危机、生态危机、能源与资源危机以及信息爆炸、人口爆炸引起人们对理性的强烈不满，由于冷酷的理性排除人的感情意志，人们反对理性对个性的压抑，强调主体的作用，面对理性的不足，面对理性对许多问题的束手无策，人们产生了孤独感与空虚感，从而导致了非理性主义的广泛流行。 可见，科学理性具有非自足性，这就构成了理性的限度问题，理性意味着对神秘主义，对直觉、顿悟的否定，对任何主观因素的否定，理性在认识论上的这种特征，必定贬低人的主体地位，排斥了理性思考中灵感的启示作用。英国科学家丁德尔曾说：“科学本身中也常自超科学德富源中找原动力。许多科学的大发现都是受非科学的理想的刺激而来的。”理性意味着有序、一律、万事有规可循、必然，对于理性的这种本体论特征夸大的结果必然是对人的个性的压抑，排斥人在自然中的作用，否定人的本质中的社会性，导致对人的本质的解释的单一化使人的本质失去丰富多彩的内涵与必要的深度。总之，对理性的夸大，其必然结果是“以简单的因而也是虚假的抽象来代替活生生的复杂的现实。”⒁在理性的限度问题上，波谱尔明确指出：我的理性主义不是自足的，而是依赖对理性态度的非理性信仰，我认为无法超越这一点……或者一言一蔽之，我相信人。“⒂ 科学理性基点在于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尊重不同意见，不迷信权威，从而仅仅具有手段和方法的规定，而不具有价值范导作用。科学理性的任务在于对真的追求，而不在于对善的颂扬。科学理性作为对整体结构必然联系的揭示，本身不存在任何价值选择的可能性。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利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社会中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⒃理性是物的逻辑，价值是人的逻辑，人类在价值正确范导下，合理运用理性，则会达到理性与价值的和谐统一。 三。科学理性的归宿问题 科学理性作为外在他律的思维尺度，在其归宿上是单维度的，他无法预见人的目的性所在，更无法诉诸于价值的评判。现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兴起，昭示了科学理性与人文性的对立：一个重科学理性，一个重人本自然；一个重客观事实，一个重价值；一个强调规律的森严，一个强调意志的绝对自由。 科学一旦代替普罗泰戈拉的人成为万物的尺度，科学理性一旦异化，一切人文价值将被遮蔽甚至取消，人类生产生活逐渐缩减为机械的程序；科学理性的自负将抹去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使整个世界变得单调呆板，科学的的暴风雪不能填平不同文化的沟壑，剩下的是一望无际的雪原，是科学的王国。在这个问题上，马尔库塞曾说：“技术本身已成为一种系统的科学和精心安排的对人和自然的统治。”“一切自由……从属于现代工业的管理要求。”⒄ 反思二十世纪，科学理性得到极大的弘扬，知识与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进步，然而，在科学理性失去价值范导的情况下，人类却蒙受极大的灾难，世界大战、法西斯残暴、灭绝人性的种族屠杀、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环境灾难、资源枯竭，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止一次的遭遇挥霍理性带来的厄运，这造成了科技对自然的践踏，导致人与自然的疏远，以及普遍的生态危机。值得注意的是，克隆技术的应用带给人们从未遇到的生命伦理学困惑，这些由科学理性自负带来的后果，值得我们对科学性进行理性反思。在信息社会；科学理性帮助人类铸造新思想、新文化，确立新的思维方式，充分发挥自主性、能动性，扩大自由的限度，享有高度的选择性和平等性，但信息化、网络化的技术现实在创生“批判的武器”的同时，也播种了“武器的批判”种子。科学理性在信息社会的泛化对人类文化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①电脑的人化直接导致了人的异化，人的精神世界遭到极大的摧残，在电脑全方位的周到服务下，电脑文化不可阻挡的进入我们的精神，潜移默化的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乃至情感方式，产生“人的物化”、“人的单一化”、“人的表浅化”、“意义的丧失”“深度的丧失”、“道德感的丧失”、“历史感的丧失”、“审美创造能力的丧失”、“爱的能力的丧失”，这导致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人类生存危机，即“精神文化空间的危机”。发达的科学理性、先进的信息技术无法挽救生命价值的流失、生活理想的衰竭。“现代人征服了空间，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疾病，征服了愚昧，但是所有这些伟大的胜利都只不过在精神的熔炉里化为一滴水。”⒅②信息污染造成人的心灵的腐化，价值体系的捣毁。在信息社会人类对科学理性的挥霍尤其表现在对信息技术的滥用上，从而引发了电脑黄毒泛滥，电脑经济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会从根本上导致人性的泯灭，价值的沦陷，本真的褪化。由此可见，无论在科技发达的二十世纪，还是在走向数字化生存的信息社会，科学理性只是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和手段，不是唯一，不是全部。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不仅要运用科学理性创造新知识与新技术，更为重要的是，要对科学理性合理定位，对其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掌握引导知识技术的人类智慧。 在人类文化史上，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曾出现过暂时的和谐，这种和谐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在这个时期科学理性与人文价值处于完美的统一状态，这促进了文化与思想的创新，近代科学的兴起。在这个时期，伟大的科学家崇尚科学理性，同时抬高人性；在捍卫科学真理的同时，弘扬了人文价值，表现出伟大的人格力量。布鲁诺为真理而烧死于熊熊烈火，而这烈火却点燃了科学的火山，迸发出炽热的岩浆。在这个时期，科学与文艺联姻，这突出表现在达芬奇那里。在他那里，“科学与艺术结成美满的姻缘，哲学在完美的和谐上压印了一个亲吻。”⒆然而，科学革命的发展背离了文艺复兴的初衷，蒙娜丽莎变成了机器。在现实社会中，又如何实现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和谐，科学理性与人文价值的统一，解决理性的合理性归宿问题呢？ ①走向新的天人合一。科学理性只是为人性的完善与超越，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可能的前提 ，其本身不能达到这样的宏伟目标。只有社会科学和社会革命才能担此重任，在社会科学的价值引导下，人类才能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和彻底的解放，才能与自然融为一体。 ②用人文精神充实科技文化。实现两类文化的融合，必须实现人文文化的科学化和科学文化的人文化，改变任何一种文化的主导地位，这必须改变教育方式。从根本上要加强素质教育，实行综合教育，放弃文理分科教育和过分专业化教育。 ③充分发挥哲学的反思功能。科学理性在于消解神秘，说明事实；哲学则昭示意义，表达应然。人类未知领域总是大可知领域，科学理性无法穷尽世界的所有奥秘，而它本身总有一种追根究底，对世界一劳永逸的终极解释的冲动。科学理性能满足人的理智需要，但很难以情动人，以善感人，以圣洁人，而哲学对科学知识进行反思，从具体的、实证的、有限的知识中超越出来，悲天悯人，民胞物与，确立起人与宇宙的终极关系，由于科学理性的限度问题，我们不能“偏食”科学，必须发挥哲学的反思功能，才能为科学理性找到合理性归宿。 ④重新审视人的生存。我们必须深谙人的强大，人凭借其科学理性精神和人类智慧，逐步从愚昧走向文明，从原始走向现代；我们又必须承认人的脆弱，人类经不起自然的报复和文明的负效应，更不可丧失“精神的家园”。在人类威震宇宙的今天，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可夸大人类的能力，也不可放纵人类的欲望，又不能亵渎人类的灵性，抹杀人类的功绩，而应在探讨人与其他对象的关系时，在寻找人的世界坐标的过程中，认识自己，回到自己，重塑人之为人的尊严，总之，我们必须对人重新定位，从中完成对理性的扬弃。 ⑤走向大科学时代的科技文化。大科学是科学整体的代名词，在这里，自然科学与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大科学时代，科技文化繁荣昌盛，人文文化兴旺发达，并且科技文化与经济、政治、教育、协调发展。 结语 科学理性在人类文化史上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在弘扬科学理性精神的同时，也反思了理性的非自足性，寻找理性的合理归宿，只有实现科学与价值的统一，才能为科学理性找到合理的归宿。 山东大学法学院·王彬

华盛顿·欧文和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都是美国浪漫主义早期的代表作家，他们都为美国文学的本土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两位作家也有一些显著的区别。

首先，欧文是第一个获得国际声誉的美国作家，有“美国文学之父”的称号。他的早期重要作品是《纽约外史》，而代表作则是《见闻札记》。欧文晚期的作品包括三部传记：《哥尔德斯密传》、《穆罕默德及其继承者》以及逝世前完成的多卷《华盛顿传》。

相比之下，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的作品更侧重于自然主义描写和边疆题材。他的代表作品包括《皮袜子故事集》和《拓荒者》等。

总体来说，华盛顿·欧文和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都是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的作品对美国文学的发展和本土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浪漫主义时期是美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时间从18世纪末延续到美国内战爆发。从华盛顿欧文的《随笔》的发表为开端，以惠特曼的《草叶集》结束，作为美国文学的一个伟大兴盛时期，它又被称为“美国的文艺复兴”。

作为一种文化遗传的美国清教对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的影响是惹人注目的。其中一种现象就是美国的浪漫派作家跟他们的英国同行比起来更容易在道德上说教。

浪漫主义文学的一条重要线索是新英格兰先验论。基本地讲，先验论在哲学上被定义为：“对人们直觉认识真理能力的认识，或对人们超越感官达到而得到知识的能力的认识”。爱默生在一次演说中讲到：“最终神圣的只有你思想的完整。”伴随先验论的其他概念包括自然崇高的思想和个人神圣因而自立更生的思想。

而加尔文派原罪观点和邪恶神秘的先导等则成了霍桑，麦尔维尔等浪漫派作家作品中的标志。

浪漫派作家在对人的天性上的理解也大相径庭。对爱默生这样的先验论者来说，人在自然中是神圣的，因此永远是可完善的，但对霍桑和麦尔维尔来说，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罪人，因此道德的鼓励对人类天性的提高是必不可少的，正如霍桑在《红字》中所表现的一样。

浪漫主义思潮是法国大革命和欧洲民主、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的产物

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

首先，强调主观情感，注重抒发自我。这是浪漫主义文学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

其次，推崇想象力

再次，热爱大自然，赞美大自然

第四，重视中世纪的民间文学，提出“回到中世纪”的口号

第五，夸张的手法，强烈的对比，离奇的情节。这是浪漫主义文学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最鲜明的特点



欧美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

德国文学

德国是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论策源地，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个中心：

A、耶拿派，主要人物是施莱格尔兄弟，代表诗人有诺瓦利斯和蒂克，他们要求创作自由、重视情感、寻求神秘感

B、海德堡派，该派的贡献在于收集和整理德国民间文学；中心人物有阿尔尼姆和布伦塔诺，两人合作出版了民歌集《儿童的奇异号角》；雅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在收集童话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两兄弟编成了《儿童与家庭童话集》

C、柏林派，中心人物是霍夫曼和沙米索

海涅是德国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后来转向现实主义文学。

他的名作《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之歌》被恩格斯称为“宣传社会主义”的政治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是他的代表作，长诗对德国的检查制度，封建制度，教会等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对社会革命做出预言。作品具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风格，运用了夸张、讽刺、想象、比喻的手法，结合民间文学的传统，进行叙事和抒情



英国文学

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有两组代表人物

A、“湖畔派”三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他们厌恶资本主义文明和冷酷的金钱关系，远离都市，隐居在英国西北部的昆布兰湖区，写了很多缅怀中世纪和赞美宗法制农村生活、赞美湖区风光的诗作，有诗作《抒情歌谣集》

华兹华斯是“湖畔派”诗人中成就最高的，被授予“桂冠诗人”的称号。他认为“诗是强烈情感的流露”，题材上选取日常生活的事件和情节，特别“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语言上，要采用“微贱的田园生活”的人的日常用语；诗人要突出想象力。他的主张有力的推动了英国诗歌创作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

B、“撒旦派”或“恶魔派”，代表人物是拜伦、济慈和雪莱

雪莱被称为“天才的预言家”，作品有《西风颂》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均表现出诗人的乐观主义精神

济慈作品有《伊莎贝拉》和《夜莺颂》等，表现诗人热爱自由，对大自然和美好事物的追求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除了诗歌外，还有历史小说，代表人物是瓦尔特·司各特，作品《艾凡赫》



法国文学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旗手人物是雨果

夏多布里昂，作品《勒内》中的主人公勒内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忧郁的“世纪病”形象

斯达尔夫人，作品有《论文学》和《德意志论》，代表作是《戴尔菲娜》和《柯丽娜》

乔治·桑，女作家，小说分爱情婚姻小说、社会小说和田园小说三大类

缪塞，被称为法国的“莎士比亚”，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塑造了一个“世纪病患者”形象—阿克达夫

大仲马，以戏剧和通俗历史小说著称。作品有《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



俄国和东欧文学

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抒情诗人是茹科夫斯基，其他人物有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刻画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二个贵族“多余人”毕巧林的形象

裴多菲是匈牙利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代表作是《自由与爱情》



美国文学

欧文，被称为“美国文学之父”

库珀，有“美国司各特”之称，开拓了历史题材

爱伦·坡，是具有唯美倾向的诗人和小说家，是侦探小说，恐怖小说，象征主义的先驱，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远祖

霍桑，代表作《红字》

梅尔维尔，作品《白鲸》

惠特曼，是19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民主诗人。他的《草叶集》是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高峰。

草叶是民主的象征，也是自由、生命力、发展的象征；《草叶集》贯穿全诗集的主题是歌唱自我、民主、自由；诗作应用了自由体诗的新形式，对后来“垮掉的一代”很有影响

华盛顿·欧文向往田园生活和古代遗风，最爱写随笔和短篇小说，其主要作品的大部分题材都是欧洲的，极少描写美国的生活，作者尤其关注奇闻轶事和穷乡僻壤的风俗习惯。他的作品大部分以英国为背景，有充满浪漫色彩的传说，也有对英国风俗习惯的描写及旅行随笔。

欧文的短篇小说，因为它们充满了奇幻色彩，大部分都取材于欧洲地区的古老传说，显得极其神秘离奇。他的《鬼门关》，那是一个关于鬼魂、冒险、寻宝的故事，虽然情节没有那么的错综复杂，却也扣人心弦，引人入胜。欧文叙述事情的口吻就像是一位慈祥的老者坐在篝火旁略带睡意地讲故事一样，有一种非同一般的魔力－读者在看《睡谷的传说》时仿佛也受到那个被施咒语的小镇的影响，变得头脑昏沉，相信起灵魂和索命的怪物来。但读者看这些故事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害怕，只是感到十分好奇，想尽快往下读好一探究竟。每一个结局都是很富有神秘主义色彩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如《鬼新郎》中的有情人终成眷属，黄金梦里家境衰败的主人公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最终变得富有等等。欧文的短篇无疑也反映了人们善良美好的愿望，因此更显得真实动人。

20世纪初期，在西方文化经过卢梭等倡导的打破束缚、放任自我、弃绝典章制度、复归自然的“一种”浪漫主义冲击之后，白璧德逆这股潮头而动，先后出版了《文学与美国大学》（1908）、《新拉奥孔》（1910）、《现代法国文学批评大师》（1912）、《卢梭与浪漫主义》等著作，抨击了泛情人道主义和科学人道主义，批评了想象的过度放纵和道德上的不负责任，呼吁节制情感，恢复人文秩序。这就是广为中国人所知的“西方”新人文主义的基本倾向。白璧德对东方哲学，从佛教到孔、孟、老、庄等都深有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人物梁实秋、梅光迪、吴宓等都曾受教其门下，深受其影响。这使得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也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留下了抹之不去的印痕，梁实秋与学衡派的文学主张中，都能让人窥到来自北美新大陆的胎记。然而这些都与我们所说的中国现代新人文主义思潮，没有更多联系。在指涉的内容上，二者不一样，影响的范围也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中国现代新人文主义思潮，是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化发展情形考察后得出的一个概念，是对影响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精神取向的当下认识结果。

新人文主义的核心是尊重人性，理论基础是人性论。关注的是人的潜能，感官和感情的欢乐和痛苦，最重要是人的思想境界的不断提升。在此不会只去颂扬人性的高贵与完美，也不会说什么：”人是万物的尺度”之类的夸大言语。但会称赞人的价值与尊严，也会以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来对待财富和享乐。坚决反对犬儒学派，怀疑论学派，苦行主义，禁欲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主张的”无意识”行动艺术。

在意念理性上展开思想

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美国文学评论家，新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他认为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过于强调“物的原则”而损害了人文艺术“人的原则”，主张应回到人的本源立场上来，崇尚人的道德想象和人文理性，反对功利主义的审美观。白璧德曾教授过梅光迪、汤用彤、吴宓、梁实秋等中国学生，他的思想通过《学衡》传入中国。

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强调人的道德完成，强调教育和文化的人文关怀，反对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甚至反对20世纪初渐行渐快的现代化进程。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想理念，在其最初引人注目时即一直被指责为不合时宜，包括对此种理念持同情态度的学者亦这么认为。

白璧德本人同样深知其理念的不合时宜，但以某种类似于中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著，依然故我地论证并健全新人文主义理论，不谋求在现实中付诸落实或产生影响，甚至不希冀以此进行号召，而只是完善理论本身，即便使之常处于“意念状态”也在所不惜——这便是走向意念理性的精神现象。

意念理性：作为价值理性的前摄形态

自法兰克福学派将人的思想范畴从功能意义上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后，人文社会科学的理念表达似乎又一次得到了有效的激励与解放；在文化学、文学研究这种从来都向前沿理论倾斜的学术领域，马克斯·韦伯等倡导的价值理性概念及相应表述大行其道。遗憾的是，倡导者是在解剖社会、经济问题时提出了这一命题，用以表述文学或文化的观念形态，则未免显得过于粗略。如果说工具理性立意于社会操作和经济运作，价值理性立意于理论倡导和思想号召，那么，在价值理性形成之前，应存在尚处于其积累、探讨和锤炼过程之中的意念理性形态。

作为价值理性的前摄形态，意念理性类似于古典哲学中的理念命题，实际上是价值理性尚未形成普适性价值或在未定型时的意念基础，其直接结果体现为观念形态。在“对一个特定的目标形成抵达的意愿与意志”之前，应有某种不可回避的意念的准备，这便是被忽略了的意念理性。意念或理念形成本身需要一定的价值作为基础，不过，在此的价值基础往往表现出个人的或流派性相当强的特征。当一种价值观念未拥有足够的力道成为一种社会理性之前，便尽可能以意念的形态引起世人关注，寻求作为一种理性精神而被承认，这便是意念理性或者理念。只有当这种意念或理念定型并形成某种倾向性、意志力之后，才凝结成为一种试图诉诸社会影响的价值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若意念理性是观念形态，则价值理性便是“观念之力”，而工具理性则是“观念之力”发挥作用的方法与途径，其结果或可表述为目的理性。

发现并始终注重价值理性阐述的马克斯·韦伯，虽未明确提出价值理性之前的意念理性这一前摄形态，但对此也并非全无觉察。在提出“理想类型”概念的同时，他还在相对意义上提出自然理性的命题。自然理性虽不能等同于意念理性，但在理论层次上同样是作为价值理性的前摄形态或基础而存在，可见，韦伯并未排除价值理性在作为“理性类型”形成之前的前摄形态和意念基础存在的可能性。

在意念理性上展开思想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与传统人文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意念理性意义大于价值理性特性。人文主义一向体现为价值理性的观念特性，它或以人本倾向作为社会运作和文化建设之尺度，或以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作为个人权利与尊严之标杆，在社会文明的批判与设计中表达着强烈的价值主张。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当然也有所主张，但更多倾向于在意念意义上批判、建构与调适，并不奢望这种意念在社会实际领域产生影响。因此，新人文主义虽然积极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却始终立足于文学批评的价值立场，相当程度上，体现的仍是文学批评流派特征。

白璧德认为，“文学批评家应特别乐于与哲学家相遭遇”，“哲学家已经走出了冷冰冰的抽象观念的阴影，他们已经变得文人化了。实际上，他们的文学化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好像到了文学家们反过来赞美伟大的哲学家、要成为最好的文学家就要先成为好的哲学家的时代。”白璧德在此想表述的是，哲学家已呈现疏离价值理性趋势，而以文学化的姿态涉足于意念理性的营构，这样的理性离文学越近，便离社会实践越远。几乎所有新人文主义者，包括白璧德的中国传人（如学衡派文人等），都常常围绕着文学问题展开其批评理论乃至文化或社会思想。文人视角和文学情怀使他们往往仅擅长于内宇宙的审视与意念理性的营构，而不擅长于把这意念打造成“观念之力”，提升为价值理性。

白璧德阐述其人文主义思想时，也侧重强调该思想的意念理性品质与形态。他认为“人文主义者（正如我们从历史中所了解到的）在极度的同情与极度的纪律和选择之间游移，并根据他调节这两个极端的情况而相应地变得更加人文”。立足于人文的意念境界而不是人文的社会实际内容：“人通过这种融合自身相反品质的能力来显示其人性以及高于其他动物的优越本质。”“人是一种注定片面的造物，然而人之成为人文的，就在于他能够战胜自身本性中的这个命定之事；他所能达到的人文程度，完全取决于他调和自身相反德行的程度。”需要什么样的德行呢？在这个意念问题上，白璧德与中国的儒学传统命题有着很高的理论契合度：“一个人文主义者在警惕着过度同情的同时，也在防范着过度的选择；他警惕过度的自由，也防范过度的限制；他会采取一种有限制的自由以及有同情的选择。”在意念理性上展开思想，立意于儒家克己修身式的内在道德，正心、诚意、内在修身的意念理性，正是儒家文化与新人文主义相吻合的精神内涵。

儒学所代表的“中国人文主义”

事实上，中国儒学中本就有意念理性的精神现象。像一个异教徒对上帝的一切隔膜莫名，韦伯把儒学所代表的“中国人文主义”理解为“仪式主义”。当然，中国传统伦理包括儒学思潮中存在许多富于礼仪内涵的思想理念，然而，且不说中国传统文化将礼仪与忠信、孝义、廉耻相提并论，赋予“礼仪”的是意念与价值的意义，而不是所谓“仪式主义”的形态；即便是在遥远的往古，中国儒学“礼”的中心概念也更多地强调价值理性层面甚至更沉潜的意念理性层面：“与古伊斯兰的封建武士所具有的热情与炫耀相反，我们在中国发现的是警觉的自制、内省与谨慎，尤其是对任何形式的热情（包括欣喜在内）的抑制，因为热情会扰乱心灵的平静与和谐，而后者正是一切善的根源。”

中国传统儒学内涵相当丰富，远非白璧德从新人文主义意念理性角度所认同并张扬的那些关键性命题所能概括。儒学传统包含着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意念理性等多个层次的精神素质，而传承给现代新儒学家的，则主要侧重于意念理性的观念层次，正是在这一方面，新儒学显示着人文主义的思想特质，且与新人文主义有着诸多契合与兼容。由此，我们可以认清新儒学人文主义与新人文主义的共同点，从而从一个有效的观察点区分传统儒学与新儒学的思想差异以及新人文主义与旧人文主义的原则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