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这座流动的盛宴上，那醒目的，是桌上到处流淌的饥饿。
一 、流淌的饥饿
巴黎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而我们却很年轻，这里什么都不简单，甚至贫穷、意外所得的钱财、月光、是与非，以及那在月光下睡在你身边的人的呼吸，都不简单。
这是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里写的一段话。海明威自杀之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回忆了自己年轻时带着新婚妻子刚到巴黎度过的那段时光，彼时默默无闻，生活过得清贫朴素，在咖啡馆点一杯咖啡或一小杯酒，日日伏案写作。甘苦交织，却分外铭心。
和很大一部分一腔热血壮志未酬的青年一样，海明威也常常被属于青春的两大主题所困扰：多的要溢出的荷尔蒙，和黑洞般填不满的饥饿感。
结束了一天奋笔写作后的傍晚，他常常去花园路27号的格特鲁德·斯泰因**家作客。斯泰因的公寓兼工作室是当时众多侨居巴黎的英美作家、艺术家会聚的中心。在那儿可以享受暖气、美酒、点心，欣赏一幅幅名画。“我那时必须治愈的毛病，就是青春和对妻子的爱”，在与斯泰因的交谈的过程中，海明威总结性地说。我想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三年，就离开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而与另一位女子坠入爱河。
但是这一段与贫苦相交织的爱情，也许是海明威一生中最纯洁的感情。没有足够的钱享受美食和美酒；从图书馆借书需要赊账；租的简陋房间没有淋浴室，洗澡需要去公共浴室；甚至为了省钱而略过一顿顿中饭，为了忍住饥饿而避开那些溢着食色的街道。但是，结束了疲惫的艰苦写作的一天，总有一份温暖守候在家中，“我们睡得很好而且睡在一起很温暖，相亲相爱”。如此温暖动人。
伴随于这些漫长、湿冷的日子的，是到处流淌的饥饿感。“如果你腹内空空，饿的发慌，那些名画就全都显得更加鲜明，更加清晰也更加美了。我学会更深刻地理解塞尚，真正弄明白他是怎样创作那些风景画”，“饥饿是良好的锻炼，你能从中学到东西”。而为了缓解饥饿感，写作是唯一可做的事。写短篇，钱可以赚得更快一些，但是要为自己带来名誉，则需要不带功利性地写长篇小说。在矛盾中，却常常别无选择，“你能选择的只是走哪些捷径能把你尽快地带回到你写作的地方去”。而在饥饿中，一份简单的食物也是饕餮大餐。蘸上橄榄油和芥末酱的面包一口就可以吞下，洒了黑胡椒的煎土豆吃完了一份还想再要第二份……成名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财富，但是能让海明威在三十多年之后对这些食物的记忆依然温热，正是当年身体里的这一份刻骨的渴求。
可是渐渐的，我有了疑问，到底是有多少的饥饿感，是真正的来源于对食物的渴求，是出于单纯的肚子饿？有一个细节，有一天他路过一家昂贵餐厅时，看到当时已成名的乔伊斯和他的妻子正要享受美食，那一刻，饥饿感汹涌袭来，以至于饱腹后回到家时，那种类似的感觉依然存在。而我在喝完一大杯绿茶后，也逐渐明白，其实是对于探究未知世界那部分真相的渴求，是未被满足的那部分欲望的渴求，是对才华、激情、欢乐的渴求，带来了饥饿。耕耘的还未有收获，付出还未有回报，想得的还未得，于是有了那个填补不了的黑洞。于是饥饿。
巴黎的秋冬湿冷而漫长，叶子从树上掉落，光秃的树枝迎着寒风和凛冽的冬日阳光，像一座座雕塑，“这时你身子的一部分就死去了，但是你知道春天总会来到，正如河水冰结了又会流淌一样”。
事情也常常不如想象中那么顺利。写作会遇到瓶颈而无法继续；由于妻子的失误丢失了一大叠手稿……“然而，在那些日子里，春天最后总是来临，但是使人心惊的是，它差一点不来了”。还好有这个差一点，1926年，海明威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从此成名。
二、流动的盛宴
伍迪·艾伦在对巴黎的致敬之作《午夜巴黎》的前六分钟里，用一帧帧暖**的影相带我们领略了这座光明之城和浪漫之都的万种风情，城中建筑如诗、街道如画，人们闲庭信步在风光旖旎的塞纳河畔，举目就是举世闻名的埃菲尔铁塔，不经意间一回头，又或是享誉全球的艺术宝殿卢浮宫和蓬皮杜，时尚而开阔的孚日广场上，孩子们在绿荫下嬉戏，情侣们在石子路上散步。
也许只有你亲历这里，才能体会为什么这座城，蕴育、吸引且成就了那么多文学和艺术巨匠，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海明威、毕加索、莫奈、乔伊斯、萨特和波伏娃……世界各地的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汇聚于此，感受这里浓郁的人文气息，呼吸清新的自由空气，体验浪漫的文化之旅，最后，也成就了他们的文学梦想。
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正是这股移居热潮掀起之时，一大批当时未有成名或已小有名气的青年艺术家旅居于此，斯泰因的工作室、庞德的工作室、莎士比亚书店、和塞纳河左岸的诸多咖啡馆，成为当时艺术家们高谈阔论或激烈争辩，及举行一次次文艺沙龙的地方，斯泰因随口的一句“迷惘的一代”后来成为这群人的代名词，流传至今。伍迪·艾伦甚至用一部**，表达了对巴黎这个的黄金年代的热爱之情。
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正是回忆了自己1921至1926初到巴黎侨居并艰难谋生的生活，最终亦是在巴黎，成就了自己，成为一代大文豪。除了自己简陋的工作室，他也常常在丁香园咖啡馆、圆顶咖啡馆等伏案写作。并逐渐结识了一大批作家艺术家，热情好客却专横傲慢的斯泰因，才华横溢却沉迷于享乐的菲茨杰拉德，爱才识才受人尊敬的埃兹拉·庞德……海明威用简单的语言，把这些人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难怪有人说这本书，是一场文人间的高级八卦。但也是从他们身上，海明威获得了最初的启蒙，且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赢得了荣誉。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巴黎之于海明威，如同盛宴之于饥饿的流浪汉。
巴黎，流光溢彩的不仅仅是他的建筑和街道，更是他散发出的强大的艺术魅力，让人神往。
海明威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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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纳斯特·密勒·海明威生于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一家六个孩子，他是第二个。他母亲让他练习拉大提琴；他父亲教他钓鱼和射击。童年似乎没有创伤。中学是一九一七届的，他是一个热情的、好竞争的标准美国男孩；学习成绩好，体育运动全面发展（游泳、足球、射击，还偷偷地到当地体育馆去学拳击），参加辩论团，学校乐队里拉大提琴，编辑学校报纸《吊架》，还给文学杂志《书板》投稿，写短篇小说（已经初具日后成熟的风格的苗头），写诗。他有时中途搭别人的车，出去旅行。有一次在禁猎区打鹭鸟，事后躲藏起来，免受法律制裁。某些批评家认为，海明威离家出游说明他童年过的是正常的生活；但在别外一些批评家看来，则象征他早年反判像树园的生活方式，反映他家庭生活中关系紧张。
他父亲与母亲的兴趣一定截然相反，所以引起他身上相克的反应和某种敌对性。姐姐玛茜琳尼·山福德大他两年，但同海明威一起长大，说他父母亲“互相笃爱”，但承认他们“常常相互感到厌烦”。他母亲格雷丝·霍尔·海明威是公理教会信徒，宗教观念强（她给四个女儿取了圣徒的名字），但也是一位有艺术修养的女人，她把家庭环境布置得如同教堂组织的文化沙龙。他父亲克拉伦斯·艾德家兹·海明威是一个杰出的医生，热心的、有训练的运动员，又是一个专业的研究自然界的人，他引起他儿子对于户外活动的爱好。夏天，他们居住在密执安北部近彼托斯基湖畔的房子里，海明威医生有时候带他儿子一起出诊，横过华隆湖到奥杰布华族印第安人居住地去；他们经常一起钓鱼和打猎。他们关系密切，虽然他父亲严于律己，甚至比海明威太太更严格，更具有清教精神。
他双亲各自对他的影响至少粗粗看去是清楚的。他对户外活动的爱好，作为运动员的训练和勇敢，从来没有减退过。他喜欢音乐（虽然讨厌学大提琴）和美术，也一如既往。他珍爱巴哈和莫扎尔特，说他从“研究和声学与对位法”之中学到写作方法；又说“我从画家身上学到的东西同从作家身上学到的东西一样”。从海明威在像树园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现有的材料看来，没有一点能说明他日后不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然而，我们看一看这位自传性异常突出的作家的创作，就发现那些以涅克·阿丹姆斯为主人公的、关于那一段时间的故事（《印第安帐篷》、《医生与医生妻子》、《某件事情的结束》、《三天大风》、《战斗者》与《杀人者》），写的却是暴力与恐惧、混乱与失望的主题——还有孤独；他的同学指了，孤独与多才多艺是海明威当年最突出之点。
他毕业前两个月，美国参战。卡洛斯·倍克尔写道：“他面临的几条路是上大学、打仗和工作，”海明威选择工作。他左眼有毛病，不适宜去打仗。一九一七年十月，他开始进堪萨斯市的《星报》当见习记者，这家报纸是美国当时最好的报纸之一。六个月之中，他采访医院和警察局，也从《星报》优秀的编者G·G·威灵顿那里学到了出色的业务知识。海明威在《星报》头一次知道，文体象生活一样必须经过训练。《星报》有名的风格要求单上印道：“用短句”，“头一段要短。用生动活泼的语言。下面说，不要反面说。”海明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学会把写新闻的规则化成文学的原则。
但是，战争的吸引力对海明威越来越大，他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后半月开始这场探险。头两个月，他志愿在意大利当红十字会车队的司机，在前线只呆了一个星期。在这个星期最后一在的下半夜，海明威在意大利东北部皮亚维河边的福萨尔达村，为意大利士兵分发巧克力的时候，被奥地利迫击炮弹片击中。他旁边的一个士兵打死了，就在他前面的另一个士兵受了重伤。他拖着伤兵到后面去的时候，又被机关枪打中了膝部；他们到达掩护所的时候，伤兵已经死去。海明威腿上身上中了两百多片碎弹片，他在米兰的医院里住了三个月，动了十几次手术，大多数弹片都取了出来。他受伤的时候，离他十九岁生日还差两上星期。
五十年代早期，海明威说过：“对于作家来说，有战争的经验是难能可贵的。但这种经验太多了，却有危害。”摧残海明威身体的那次炸裂也渗透他脑子里去了，而且影响更长、更深远。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失眠，黑夜里整夜睡不着觉。五年之后，海明威和他妻子住在巴黎，他不开灯仍然睡不着。在他的作品中，失眼的人处处出现。《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柏尼斯，《永别了，武器》中的弗瑞德里克·亨利，涅克·阿丹姆斯，《赌徒、修女和无线电》中的弗莱才先生，《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哈利和《清洁、明亮的地方》中的老年待者，都患失眠症，害怕黑夜。
那个年老的待者说：“这毕竟只是失眠。有这病的人一定不少。”失眠是那种痛苦的并发症的症状，海明威、他的主人公和（“有这病的人一定不少”）他的同胞都受到折磨。菲利普·扬对海明威的个性作了出色的、合乎情理的心理学分析，提出一个论点，说他这次创伤民引起的情绪，非他理性所能控制。海明威晚年反复地、着了魔似地搜索这类似的经验，来驱除那种精神创伤；如果办不到，他就不断地通过创作而浊思考来再现这个事件，为的是控制它所激起的忧虑。
扬明智地指出，海明威最终关心的是艺术，而不是创伤。然而，在局部范围内，扬的个性学说可以把海明威的为人与他的作品统一起来。而且，对于海明威观察战争，对于这位艺术家，这种学说赋予特殊的意义。《永别了，武器》和一些短篇小说出色地描述了战争在社会、感情和道德方面的含义，然而，使他的战争经验“难能可贵”的不止是这番描述：它在他心灵上锻铸出他对人的命运的看法，这几乎影响他所有的作品。迫击炮的碎弹片成了残酷世界破坏力量的比喻，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成了寻求生存道路、受伤的人类的象征。他已经差不多准备好，可以把那种生活感受转化为文学作品了。
他取得红色英勇勋章之后的五年内，缓慢地却是目的地为写作生涯而努力。橡树园热情欢迎它的英雄归来，但是海明威的父母亲——尤其是他的母亲——感到厌烦，因为这个年轻的除了写作别无雄心，又极为乐意接受家庭的供养。有一度他为多伦多《每日星报》和《星报周刊》写特写。他姐姐玛茜琳尼写道，他刚过完二十一岁生日，他母亲提出最后通牒：要么找一个固定的工作，要么搬出去。海明威搬了出去，到芝加哥当了一年《合作福利》的编辑，这是一份宣传合作投资的机关报。那年冬天，他认识了他在文学界头一位重要的朋友舍伍德·安徒森，并且通过安徒森，认识了“芝加哥派”的其他成员。同时他认识并爱上了哈德莱·理查孙，她是一位漂亮的红发女郎，比他大八岁。1921年九月，海明威与哈德莱结婚，在家里的乡间别墅度蜜月，接着去多伦多，当了几个月的特写记者。
但是，他真心需要的是欧洲，是有空间的时间进行写作。海明威夫妇决心接受一个驻国外兼职记者的工作。此后两年，海明威成了《星报》驻欧洲的流动记者，人住在巴黎，兼写关于日内瓦与洛桑国际会议的报道，包括希士战争的简练的戏剧性电讯。他偶尔写一点轻松的、但观察锐利的印象记，内容是瑞士滑雪、西班牙斗牛和德国战后生活。他早期新闻工作的训练，加上天生爱好简洁，已经成了一种风格，他现在写的电报——浓缩、紧凑——使这种风格更为有力。
在此同时，他写小说，写诗，想找一个出版商发表他一篇东西，但（自一九一八年以来）一直没有找到。一九二二年迅速地发生一连串事件，加速了他的希望，接着他又感到失望。他凭舍伍德·安徒森的一封介绍信，带着他的作品去见葛屈露德·斯泰因，她在弗勒吕斯路的沙龙是依兹拉·庞德、詹姆斯·乔衰斯和福德麦多克斯·福德等侨居国外的人的艺术中心。斯泰因喜欢这个年轻人，他派头简直象大陆上的人，一双眼睛“好奇得有感情”，她鼓励他当作家，不过劝他应该完全放弃新闻记者的工作，把散文修改得更加精练一些：“这里描写很多，又写得不十分好。从头来起，写得集中一些。”庞德也喜欢这位新到的作家，同他一起散步，拳击，鼓励他继续写诗。五月份和六月份，海明威头一次公开发表作品——一篇只有两页的讽剌性寓言《神妙的姿势》和一首只有四行的诗《最后》，这首诗是补白，填补威廉·福克纳六节诗留下的空白。一家新奥尔良的杂志《两面派》把这两篇作品都发表了，他这番运气，又是靠舍伍德·安徒森帮的忙。
灾难发生在一九二二年末他参加洛桑和平会议的时候。他约定叫哈德莱带一只手提箱去迎他，哈德莱几乎把他所有的手稿都装在这只箱里（少部分邮寄）。在巴黎的里昂车站，她把手提箱放在车箱里，未加提防，过了一会儿回来，发现箱子不见了。几年以后，海明威给卡洛斯·倍克尔的信中说道：这件事使他痛苦万分，他“恨不得去做外科手术，免得去想它。”海明威没有办法，只好重起炉灶，这回获得惊人的成功。一九二三年，他几篇作品被刊物采用。哈丽特·蒙罗在《诗歌》（一九二四年一月号）上发表他站首短诗；玛格瑞特·安德生和琴·希普在《小评论》（一九二三年四月）上发表了他六个短篇（共十八个短篇，原拟于次年一月发表，总题为《在我们的时代里》；一九二三年夏天，罗伯特·麦卡门发表海明威第一部作品《三篇故事和十首诗》（三篇故事是《在密执安》、《我的老头子》和《不合时宜》）。
虽然前途好象有把握，路上却有现实的障碍。哈德莱怀孕了，两夫妇几乎没有钱。他们同意回多伦多住两年，挣够了钱再到巴黎来，到那时候他可以致力于写作。他们在一九二三年八月离开巴黎。约翰·哈德莱（“勃姆比”）·海明威生在十月，但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海明威夫妇已经回到巴黎和蒙巴那斯，安居在戴尚圣母院的一套公寓房子里。海明威走向成功的步子又耽误了，因为他得拿出一部分时间来干活养家。他不去过蒙马特尔区的游堕生活，吃不饱肚子，这在《流动宴会》里都有记载，但他坚持写作。正如斯泰因所观察的，“他十分认真地写作，想当作家。”突破是在一九二五年——也许是靠两位有影响的支持者帮忙。司各特·菲兹杰拉德还没有认识海明威的时候，艾德蒙·威尔逊已经给他看过海明威的作品，菲兹杰拉德印象很深，并催促斯克利布纳公司的麦克斯威尔·珀金斯去约稿。珀金斯写了信，但因为误和邮递方面的错误晚到了十天，海明威已经接受了安徒森的出版者波尼和利夫赖特公司二百元的预支稿酬，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其中包括同名集子中发表的早期的速写，还接受出版公司对于他下两本书的权限。
从经济收入上说，《在我们的时候里》是失败的，下一本书，即讽刺模拟安徒森作品的《春潮》，也是失败的，但是海明威引起艾伦·泰特、保尔·罗孙匪尔德和路易斯·克罗纳伯格等美国重要评论家的注意，他们都认为海明威是美国文坛新出现的声音。然而，又是菲兹杰拉德对海明威的才能讲得最有说服力。菲兹杰拉德在《如何浪费材料——评我的同代人》一文中，攻击那些已取得稳固地位的作家——尤其是亨·路·门肯和安徒森——认为他们“强调发掘美国的‘意义’”，是“不真诚的，因为他们自己身上并没有这种需要。”菲兹杰拉德说，侨居国外的人倒是有这份好处，能够为自己形成一种“不会败坏的风格”，表现净化了的热烈感情。菲兹杰拉德以海明威和《在我们时代里》为主要的例子，说明这位作家“具有新的气质”，而且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特点。菲兹杰拉德的文章发表在五月，五个月以后，海明威证实了菲兹杰拉德的赞扬是很有道理的。
一九二六年十月斯克利布纳公司出版了《太阳照样升起》，不到三十岁的海明威成了有定评的文学家。作为一位作家第一部长篇小说，销路不错，也博得了好评。海明威晚年在《流动宴会》这部书回忆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间的生活情景时，追忆当时的梦想，刻苦的训练和灾难。梦想是牧歌式的：对哈德莱纯洁的爱，巴黎和伏拉尔勃等美好的去处，友人的情谊。刻苦的训练——把自己写为一个挨饿的人，渴望成功心切，无情地律己，同时也为了形成自己的文学风格。灾难是随成功接踵而至的梦魔般的现实，它粉碎了梦想，破坏了训练，只剩下了欲望，放纵和失望。海明威写这本书的时候，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病痛可能加剧老年人怀旧的甜蜜和痉。然而，在某个意义讲，也说明海明威终于明白他早年在巴黎的时代，正是他作为一个人与作为一个艺术家最为融合的年代。他发表了《在我们的时代里》、《太阳照样升起》，尤其是一九二九年发表了《永别了，武器》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足够的经历，形成他对人类命运的看法和极能表现这种看法的文体风格。虽然他艺术上的发展还没有结束，但是他后来写的东西至多是技巧更为精致，更有光彩，把他已经写过的主题加以变化罢了。
他此后二、三十年的戏所以能够唱得下去——除了一系列近乎传奇的轶事之外——在某种程度上讲，是由于海明威相当灵活地使自己在群众中的形象适应时热变化的要求。他个人在群众中有魅力，正是这个原因——不管是叫“爸爸”这个慈祥的绰号，也不管是叫“冠军”这个好斗的称呼。然而，更吸引人是内心的戏剧性变化。当他的名声由细流汇成潮流的时候，他的感觉能力好象在水槽里打滚。在早期作品中，恐惧与美感密切得难解难分：他们只能通过极为含蓄的感觉传达出来。艺术家驾驭了人的形象。在后期作品中，受压抑感情的细微之处常常写得过火，几乎成了感情的嘲弄。内心戏剧性的力量正在于此。因为，海明威仿佛要想称补艺术上的失败，在生活上作出过度的反应。他在现实世界中的行动仍然反映出他关心悲剧性的经验，迫切需要对抗含有敌意的世界，肯定他的自我形象。但是，由于英雄的气概太显眼、太坚决，人物的行动写得过分明显。因此落到滑稽、令人窘迫、甚至常常令人厌烦的地步。如果说他在二十年代是在艺术上探险，那么到了三、四十年代这个艺术家本人成了冒险家。他对人生的看法没有改变，只是艺术的工夫松驰了。
在《太阳照样升起》出版、《永别了，武器》未出版之间，海明威同洽德莱离了婚，与当过《时尚》时装式样编辑的保琳·帕发费结婚，他们回到美国，定居在基维斯岛，一九二七年海明威完成并发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一九二八年，他写《永别了，武器》初稿的时候，保琳生下他们第一个孩子（她一共生了两个儿子）；他修改初稿时，得知消息：他父亲得了糖尿病，又因经济困难自杀，用的是他自己父亲内战时用过的手枪。二十年以后，海明威在插图本《永别了，武器》的序言中回忆道：“那一年有好地时光和坏的时光，”但又说他当时“生活在书里”，“比我任何时候都愉快。”三十年代早期，他经济富裕，婚姻美满，到处冒险。这些年里，他到怀俄明和蒙大拿打野鸭，打麋子，到非洲猎大动物，登上定制的“皮拉尔”号游艇到基维斯岛和别米尼岛外捕鱼。这些年头正值大萧条时期。国家因经济危机弄得情绪低落，但海明威却更象一个狂热的童子军。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间，他给《老爷》杂志写了二十三篇生动但没有多大价值的文章，描写狩猎和捕鱼，这给大萧条期间城市中的受害者提供了一个精神避难所。他们在海明威粗狂妄的面容和强壮的身躯上看到背运时期一位英雄的面貌；他含蓄的散文、精练的对话表现了典型的“重压下的优美风度”。他这些年来发表的两部非小说的作品加强了这个形象。一部是《午后之死》（1932），称颂斗牛的仪式，一部是《非洲的青山》（1935），描写一次狩猎旅行，预演人与野兽的悲剧，但几乎声嘶力竭地歌颂人类勇气的尊严。
三十年代早期，海明威小说相对地说写得比较少。二十年代，海明威发表了两部小说，三十五个短篇，一部谐模作品，一些诗，外加相当数量的通讯报道。他三十年代前半期产生的主要作品是《胜者无所得》（1933），一个短篇小说集，收入十四个短篇小说。一九三六年，他发表了他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乞力马扎罗的雪》，主人公是一个作家，因写不出“他该写”的作品而奚落自己。
从一九三七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艺术家海明威还是当他的冒险家，只是改变了装束。从《有的和没有的》（1937）中亨·利·摩根的话——“一个人不行……他好的干不出事”——开始，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牺牲了他们的私事，转向世界危机所引起的集体的责任。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大萧条与西班牙内战粉碎了海明威的信念：他长期以来认为作家的主要任务是“直接地真诚地写人”，“谁要是把政治当作出路，谁就在骗人。”左翼批评家一向嘲笑他们心目中的海明威耽乐的孤立主义，现在欢迎他的转变。其实，海明威在他的小说创作里并没有向左转，他的人物走的是老路——冒险，孤独，结果是死胡同。他们重新进入世界，因为民主可能比法西斯好些，但他们虽然同人民混在一起，但不是人民的一员。海明威也是如此。不管他参加什么战争，统统成了他的战争，他打仗一如既往，有他自己的条件，自己的理由。
一九三七初海明威去到西班牙。官方名义是北极美报业联盟记者，他却不是不篇不倚的旁观者。他借债为忠于共和政府的部队买救护军，在美国第二届全国作家会议上发言攻击法西斯主义，协助拍摄亲共和政府的影片《西班牙大地》（1938），发表了他唯一的一出长戏《第五纵队》，描写这场冲突。一九三九年他在哈瓦那郊区“了望农场”购买了一份地产，就在地产山顶的房子里，创作关于法西斯主义、民主和个人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小说出版几天后，保琳·帕发弗以“遗弃”为理由同他离婚。一个星期之内，海明威娶第三个妻子玛瑟·盖尔荷恩，她是圣路易市人，小说家、记者，他们共同生活了五年，婚后头两年，他们去中国当战地记者，海明威为现已停刊的纽约报纸《下午报》撰写报道。海明威在这些报道中认为：日本、英国与美国之间不大会爆发战争，但不是不可能发生。他有预见，指出如果日本进攻美国在太平洋或东南亚的基地，那么战争不可避免。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他被《柯里厄》杂志作为没有军籍记者派往巴顿将写的第三军为止这段时间内，海明威驾驭“皮拉尔号”——由政府出钱配上通讯与爆破设施——巡逻海上，成了一艘伪装的反潜艇的兵舰。虽然“皮拉尔号”没有遇上潜水艇（如果遇上，海明威准备命令自己在指挥塔上扔手榴弹和燃烧弹），海明威的报告可能帮助了海军侦察到一些潜水艇的方位并把它们炸沉，海明威因这些功绩得到表彰。一九四四年海明威在英国同皇家空军协作，几次坐飞机参加战斗，没有受伤，但在伦敦一次灯火管制时汽车失事，他头部与膝部受伤。几家报纸登出他的讣告，但不久，在联军登陆那一天，在诺曼底的福克斯·格林海滩上海明威观看了几分钟战斗才回到船上。
他虽然名义上属于巴顿将军的军队，却同第一军第四步兵师一起行动，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和凸地战役。他描述自己大胆勇敢未免夸大或者歪曲，但他的行动确是更象战士，不大象记者。他在巴黎效外一个哨所负责巡逻与查问很有成效，为莱克勒克将军部队的前进收集情报。德军反攻期间，他在休特曼森林地带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用短武器参加激烈的战斗。军人对他的印象比新闻界同业对他的印象更好。他的同行生气也许是因为他态度傲慢，也许是因为他过份渲染他个人如何率领一支游击队组成的小部队解放旅游者俱乐部，解放里兹饭店。一群记者控告海明威违反日内瓦会议关于战地记者不得参与战斗的规定。海明威出庭，经过短短的审问免于判罪，后来还得了铜质星章。战争结束时，海明威四十六岁，他给自己画的饱经战患而又不屈不挠的老兵形象已经不是铅笔勾勒的素描，而是油彩阴沉的全身像了。还有什么呢？海明威通过言论与行动说明自己在生活与艺术方面都要来一个新的开端。他在战争的年代里，只发表了为《下午报》写的关于中日战争的报道，还有为《柯里厄》撰写的、从欧洲战区拍回的电讯。现在他笼统声称正在写一部作品，一部关于“陆地、海洋和天空”的长篇小说。海明威仿佛要加强他的新生感觉似的，在一九四五年末同玛瑟·盖尔荷恩离婚，并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回到了“了望农场”，随同他回去的是他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玛丽·威尔什，又是一位记者，明尼苏达州人。
一九四O年以后海明威一次发表了长篇小说《过河入林》（1950），并不是读者所期望的重头作品。一年前他险些死于丹毒。实际起因是尘土进了眼睛，揉后眼睛发炎，可是海明威夸大这件小事，说他在威尼斯附近打野鸭子时子弹的一点软塞进了眼睛。他住院时决定写这部规模较小的作品。客观情况改变不了批评界的意见，这部作品受到难听的攻击。较温和的批评家说它“情绪厌倦”，相信海明威尚有潜力；绝大多数批评家粗暴地攻击它是顾影自怜的自我仿作。在理查德·康特威尔上校身上，海明威自传性质的形象很突出，唠叨他无法规避的主题——死亡、孤独、爱情和勇敢——这是他四十年代经验的具体化。此后，他不断深入到过去经验里去，仿佛怀旧能补偿艺术上的无能。他从艺术家权充探险家又一次变为追求艺术的冒险家，这个循环过程也就接近结束了。
他先是回到三十年代，打猎和捕鱼的冒险的年代。一九五三年，他与玛丽去非洲作狩猎旅行。他已是满身伤痕，这一次又遇到飞机连续出事，险些丧命。第一次失事，玛丽断了两根胁骨，海明威肝部与腰部震裂，下脊椎骨受到重伤；第二天，飞机再次失事，海明威一生受了十几次脑震荡，这是最严重的一次（机舱着火，门被夹住，海明威用头把门撞开），外加内伤。虽然他开始倒运，不过还算幸运，在内罗毕医院养伤时居然能读到关于自己的讣告。他写了一篇长篇报告，描述他在非洲的经历，但发表在《展望》杂志上的只是连续性的两段二流水平的新闻报道。
捕鱼的收获在些。十五年前他在《老爷》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一个古巴渔夫的通讯，现在根据这个素材写了《老人与海》（1952），补回他在文学上的损失。同时，他得到普立彻奖金，一九五四年他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可能也是《老人与海》帮的忙。这时，他更加使劲地排除通往过去的顽固的障碍物，走向二十年代，那时候他堂到过描写斗牛士安东尼·奥多涅斯与路易斯·多明奎之间的竞争写进另一部《午后之死》里去。成果又是两段连续性的报道，叫做《危险的夏天》，发表在《生活》杂志上（原稿其余部分从未发表过），也写得苍白无力，读来乏味。
再就是巴黎了，二十年代早期他学艺的巴黎。海明威还没有从西班牙回来的时候，就在当年写下的一大箱札记中搜索，他用回力球的术语对他妻子说，他打算“反拍写传记，回忆的传记。”海明威夫妇回到古巴后，对菲德尔·卡德特罗获得胜利后的形势把握不住，就离开“了望农场”，迁居到爱达荷州克特钦的大型别墅，海明威在那里加工修改札记。他去世后，玛丽·海明威在他房间里的一只蓝箱子里发现这份打字稿。她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里说：“他一定认为这本书已经完稿，只待编辑加工。”一九六四年，此书出版，题为《流动宴会》。
一九六O年，海明威想写作的热情一定使他极为痛苦。他在生理上大为衰弱，高大的身躯萎缩下来了，面容憔悴，忍着痛苦。他住在梅约疗养院时，诊断结果不妙：高血压，可能还有糖悄病（此病曾经折磨过他父亲），而且铁质代谢紊乱，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危及主要器官。心理上，他更糟糕，几乎说不清楚话，焦虑，抑忧症很严重——赛摩·贝茨基与莱斯里·菲德勒一九六O年十一月拜访过他，想请他到蒙大拿大学去做演讲，事后写道他象个“没有主意的小学生”。一九六一年春天，他进行了二十五次电疗来减轻抑忧症。他在梅约疗养院住了一个月，刚刚回到克特欠不久，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二日早晨，他把一支银子镶嵌的猎枪的枪口放在嘴角，两个板机一齐扣动。
在《海流中的岛屿》里，海明威的受了伤、可能要死去的主人公说：“别操心、老兄……你一辈子走的就是这条路。”当然，海明威在生活和艺术方面的探险满是死亡的诱惑。但应当记住，海明威对于生活也同样执着。他在《流动宴会》结束部分写到巴黎时打过一个比方，这个比方既适用于他自己，也适用于他书中人物的生活：“巴黎总是值得一去，你带去什么东西，总会有报偿。”
http://zhwikipediaorg/wiki/欧内斯特·海明威
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年7月21日－1961年7月2日），美国记者和作家，被认为是20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海明威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郊区的奥克帕克，晚年在爱达荷州凯彻姆的家中自杀身亡。海明威一生中的感情错综复杂，先后结过四次婚，是美国“迷失的一代”（Lost Generation）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作品中对人生、世界、社会都表现出了迷茫和彷徨。
1939年至1960年间，海明威在古巴定居，并称自己为“普通的古巴人”。在这段期间海明威写下了闻名于世的代表作《老人与海》。古巴革命成功以后，海明威曾与古巴革命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会面。2002年11月11日，卡斯特罗更亲自出席了海明威故居博物馆的落成仪式。
在海明威一生之中曾荣获不少奖项。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授予银制勇敢勋章；1952年，他以《老人与海》一书获得普利策奖；1954年，《老人与海》又为海明威夺得诺贝尔文学奖。2001年，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与《永别了，武器》两部作品被美国现代图书馆列入“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中。
海明威的写作风格以简洁著称，对美国文学及20世纪文学的发展有极深远的影响；他的很多作品至今仍极具权威。
家族
海明威的父亲名为克莱伦斯·爱德蒙兹·海明威（Clarence Edmonds Hemingway），曾毕业于奥柏林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内科医生。克莱伦斯的父亲是曾参与美国内战的老兵安森·海明威，安森后来一直在芝加哥经营房地产生意，非常兴隆。克莱伦斯是一个狂热的硬币收集家与集邮家，亦有收集坡塔瓦图密印第安人箭头的习惯。同时，他也是一个业余标本家，会剥制小动物和鸟类，同时也收集蛇类，放在密封的玻璃罐子中，用酒精保存作标本。
克莱伦斯与海明威的母亲葛瑞丝·霍尔·海明威（Grace Hall Hemingway）在高中时代初次相遇。她是个声线美妙的女低音，她的母亲与老师们都曾鼓励她从事正统歌剧事业。她高中毕业之后，有5年的时间从事音乐教学、语言与声音训练的工作。由于她在7岁时曾害过一场猩红热病，因此她患有眼疾。她的眼睛一直对强光非常敏感，因此头部常有神经痛。在她23岁那年的冬天，她在纽约市的麦迪逊广场初次登台表演歌剧，但是她的眼睛抵受不住台上灯光的照射，遂于同年夏天与父亲出国。1896年10月1日，葛瑞丝与年轻的克莱伦斯·海明威医生结婚，此时她已回国。
早年[编辑]
儿时的照片，摄于1900年
海明威于奥克帕克的出生地
1899年7月21日上午8时，海明威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奥克帕克。他生下来时体重即达9磅半，高23英寸，是新教徒克莱伦斯·爱德蒙兹·海明威和葛瑞丝·霍尔·海明威的第二个孩子，亦是第一个儿子。他有一位姊姊，名叫玛西琳（Marceline）；大妹叫玛德琳（Madelaine）；二妹叫珊妮（Sunny）；三妹叫娥苏拉（Ursula）；四妹叫卡洛儿（Carol）；年纪最小的是莱彻斯特·克莱伦斯（Leicester Clarence），是海明威唯一的弟弟。在海明威7个月大时，他一家到了密歇根瓦隆湖，在那里建了一所农舍，并把其命名为温德米尔（Windemere）——此名乃取自葛瑞丝的英国故居温德米尔湖之名——往后常常在夏天时到那里度假。在到了瓦隆湖之后，海明威才受了洗。10月1日是葛瑞丝结婚的三周年纪念日，在当天午前不久，海明威便在第一公理会教堂以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之名受洗。他的名字乃袭自母系家族——欧内斯特是他外祖父的名字，而米勒则是外叔祖－－一个寝具制造商－－的名字。海明威一家住在其外祖父欧内斯特·霍尔（Ernest Hall）所建的一所房子中，这房子共有六个卧室，是维多利亚式的房子。
海明威的童年时光大多在温德米尔－－瓦隆湖的农舍－－中度过，他在那里吃、睡、游玩，尽吸山林之气。他小时候最喜欢读的是图画书和动物漫画，平日也喜欢听各类型的故事。小时候的海明威很喜欢模仿不同的人物，每当他听到故事时，总会不断模仿故事中他喜欢的人物角色。海明威对缝纫等家事亦很感兴趣，她母亲说：“他喜欢缝制东西，他常想为他爸爸缝件穿的衣物。他喜欢缝爸爸的裤子，有一条裤子是妈妈给他补著玩的。”他喜欢各种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他会对他的玩具说话，把它们拟人化。他一直很渴望有一个小弟弟，在1902年4月妹妹娥苏拉出生时，他的眼睛充满了泪水说：“我想，也许耶稣明天会送个小弟弟给我。”
童年时的照片，摄于1905年
海明威的母亲一直希望诞下一对双生胎，但却事与愿违，她这个愿望一直都未能成真。为了安抚自己，她让小海明威穿上粉红色的方格花布衣，并戴上一顶饰有花朵的宽边帽，还给他换了他姊姊玛西琳的发型，把小海明威装扮得跟玛西琳的衣着一样，为他们拍了一张合照，称他们为“双生儿”。
海明威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在音乐上有所发展，但海明威却承袭了父亲的兴趣，如打猎、钓鱼、在森林和湖泊中露营等。由于海明威从小多在瓦隆湖的农舍中度过，因此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令他一直都很热爱大自然，到了晚年，他更为了与大自然接触而时常到杳无人烟的地方旅行。
海明威在1913年9月到1917年6月间在奥克帕克及河畔森林高中接受教育。他在学业和体育上皆很优越；他会拳击、足球，在班中，他在英语方面的过人天赋尤其突出。在初中时，他曾为两个文学报社撰写文章，这是他首次的写作经验。升上高中后，他更成为了学报的编辑。有时他会使用“Ring Lardner Jr”这笔名写作，以纪念他心目中的文学英雄拉德纳（Ring Lardner）。[1]
高中毕业之后，他面临大学、战争和工作的挑战。虽然他的父亲要他与玛西琳一起上奥柏林大学，而他本人也可能曾希望与同学和好友一起上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然而他却拒绝了入读大学，以18岁之龄到了在美国举足轻重的《堪城星报》（Kansas City Star）当记者，正式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虽然他在《堪城星报》仅仅工作了6个月（1917年10月17日－1918年4月30日），但由于这家报社在当时的地位很重要，雇用了很多才华洋溢的记者，而每个记者几乎都有同一个梦想－－写小说。在这种氛围下，海明威渐生写小说的念头。由于海明威在半年中深深受到了星报的写作风格影响，即“用简洁的句子。用短的段落作文章开首。用强有力的的英语。思想正面。”[2] 因此海明威的写作风格一直以简洁著称。在海明威出生的一百周年纪念时，《堪城星报》为表示对他的敬意，称其为100年来该报历任记者中的第一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辑]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海明威
后来，海明威不顾父亲的反对，辞掉了记者一职，尝试加入美国军事以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斗情况。“当我参加上一次的大战时，我是一个可怕的笨蛋，”海明威于1942年说，“我记得我只是认为我们是主队，而奥国是客队。”海明威是条典型的美国硬汉，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奋德教授曾说：“他身材结实、宽肩膀、头形端正、有深棕色的头发和小胡子。”本来，海明威的身材这么好，应能入伍，但却由于他的视力有缺陷而导致身体检查不及格，后来只被调到红十字会救伤队。前往意大利前线途中，他在德国炮火轰炸之下的巴黎逗留。他并没有在安全的旅馆停留下来，反而尽量接近战场。海明威很兴奋，形容自己当时“好像是被派赴一个特别的任务来写这一年最伟大的故事”。他与朋友泰德·布鲁姆贝克租了一辆出租车，希望能看到一两个新弹坑。泰德写道：“我们一听到炮弹爆炸，我们的车子就尽快驱往爆炸声的地方去……但是我们一离开那儿又听到市内远处另一声爆炸。”
到达意大利前线之后，海明威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在他到达那里的第一天，米兰附近的一座弹药库爆炸。海明威给星报写道：“这一座弹药库的爆炸是我生平第一次接受火的洗礼。我们把伤患带进来，跟在堪萨斯综合医院的情形一样。”海明威受命搜索附近田野里因爆炸而抛落下来的尸体，带到一个临时停尸场，他发现他们找到的女尸多于男尸。那一次看到的情况令海明威极为震惊。
在治疗期间的海明威（1918年，米兰）
之后他遇到的士兵并没有减轻他的惊恐。在一次关于战场上死亡情形的讨论，埃里克·道尔曼-史密斯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那是海明威从未听过的。他很喜欢这句名言，于是要求埃里克把那句话写在一张纸条上，后来他又把它背诵下来。那句话是出自“亨利四世”一剧的第二部分：“真的，我并不在意死亡；人只能死一次；我们都欠上帝一次死亡……随便怎么个死法，今年死明年死都一样。”[3][4][5] 他这种对死亡的看法从他写给他父母的一封信中可见。“死亡是件非常简单的事，”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1918年7月8日，海明威在输送补给品时受伤，结束了他的救护车司机的工作。他当时在奥地利的堑壕被迫击炮弹击中，在他的腿遗下了弹片，再被扫射中的机关枪射中。尽管自身负伤，他仍把一名意大利伤兵拖到安全地带，后来意大利政府授予他银制勇敢勋章（medaglia d'argento）。
海明威在米兰一个美国红十字会的医院工作。由于没有什么娱乐，他常常以读报和喝酒消磨时间。在这里，他结识了来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修女安格妮·库洛斯基（Agnes von Kurowsky），她比海明威足足大了6岁。海明威爱上了她，但海明威后来返回美国，他们的关系就这样终止了；安格妮并没有跟海明威返美，而是与一名意大利军官缠绵。这件事的记忆在海明威的心中一直挥之不去，并成为了他早期小说《永别了，武器》的创作灵感。后来，海明威更把自己当作小说中的主人公，缪称自己取得意大利军队的中尉军衔，并且参加过三次战斗。
处女作与其他早期作品[编辑]
战争结束之后，海明威回到奥克帕克。由于禁酒令的关系，1920年，他迁往安大略省多伦多的巴瑟斯特街（Bathurst Street）1599号的一所公寓居住。在那里居住期间，他在《多伦多星报》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在那里是一名自由作家、记者和海外特派员。海明威在那里结识了星报记者莫利·卡拉汉（Morley Callaghan），两人成为好朋友。卡拉汉在那里刚开始写短篇故事；他把这些短篇故事给海明威看，而海明威对这些作品赞不绝口。后来他们在巴黎得以再度重聚。
欧内斯特与哈德莉（1922年）
1920至1921年的短短一年间，海明威在芝加哥北部附近居住，并为一所小报社工作。1921年，海明威娶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理察逊（Hadley Richardson）。在同年的9月，他迁到了芝加哥北部的迪尔伯恩北街1239号的一所狭窄的三层公寓居住。那建筑物现在仍在原处，而在这公寓前面则是一个有“海明威之家”（the Hemingway Apartment）字样的匾子。哈德莉认为这公寓太昏暗和过于消沈，在1921年12月，海明威一家迁出了国外，再没有再回到那里居住。
“丁香园”（La Closerie des Lilas）咖啡馆（1909年），海明威在此地完成《太阳照样升起》的大部分章节
他们听了舍伍德·安德森的劝告，在巴黎安顿了下来，在这里，海明威给星报进行关于希土战争（1919年－1922年）的采访。在海明威回到巴黎之后，安德森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格楚特斯坦。她成了海明威的良师益友，引导了海明威参与“巴黎现代主义运动”（Parisian Modern Movement），然后到蒙巴拿斯区（Montparnasse Quarter）；这成为了美国移民“迷失的一代”之始，由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和《流动的飨宴》的题词带动。另一个对海明威影响深远的人是意象派的创立者艾兹拉·庞德。
海明威的处女作《三个故事和十首诗》（1923年），由罗伯特·麦卡蒙（Robert McAlmon）在巴黎出版。同年，他们一家回到多伦多短暂逗留，就在那时，海明威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取名约翰，并请格楚特斯坦当约翰的教母。由于要支持整个家庭的开支，海明威逐渐变得忙碌，并开始对多伦多星报的工作感到沉闷，遂于1924年1月1日辞去了这份工作。海明威为星报撰写的作品大多后来大多出版于1985年的《Dateline: Toronto》。
海明威在其短篇故事系列《在我们的时代里》（1925年）出版时才初登美国文坛。对于海明威来说，这部作品极为重要，它一再显示简洁的写作风格亦可为文坛所接受。
1925年4月，在《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两星期后，海明威在丁哥酒吧（Dingo Bar）遇见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佛兰西斯·史考特·基·费兹杰罗。相识之初，两人是很要好的朋友，常常对说共饮，彼此分享写作心得、交换手稿，费兹杰罗也表示希望海明威能在文坛上有更大的成就，但后来他们的关系逐渐冷却，更开始明争暗斗。费兹杰罗的妻子洁儿达（Zelda Fitzgerald）打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海明威。她更曾公开形容海明威为“假货”和“骗子”，并声称他看来很有大男子气概，其实也只是外表而已。她开始无理地指海明威为同性恋者，并谴责她丈夫与海明威一起参与社交活动。
海明威－费孚之家，建于1927年
海明威第一部成功的小说是《太阳照样升起》（1926年），是他在最喜爱的咖啡馆“丁香园”用6个星期完成的，是部半自传体的小说。这小说十分成功，广受好评，其创作灵感是在读过费兹杰罗《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手稿之后萌生的。
欧内斯特与宝琳（1927年，巴黎）
1927年，海明威与哈德莉·理察逊离婚，并另娶宝琳·费孚（Pauline Pfeiffer）为第二任妻子。她来自阿肯色州Piggott，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此外，她也是一名临时的时装记者，为《名利场》（Vanity Fair）和《时尚》（Vogue）这类的时尚杂志工作。[6] 这时，海明威开始转而皈依天主教。那一年，海明威的《没有女人的男人》出版，书中有很多短篇小说作品，而其中的《杀人者》（The Killers）是海明威最为知名的短篇小说之一。1928年，海明威与费孚迁居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开始了两人的新生活。可是，他们的新生活不久后就被一件悲惨的事情的发生中断。
1928年，海明威的父亲克莱伦斯因受不住糖尿病和财困的折腾，以内战时期用的手枪自杀。这件事对海明威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在获悉父亲自杀一事之后，他立即回到奥克帕克为父亲安排后事，此时他想起在天主教中自杀要下地狱的。同在这段期间，黑太阳出版社（Black Sun Press）创立者哈里·克罗斯比－－也是海明威在巴黎认识的朋友－－亦自杀身亡。同年，海明威的次子派翠克（Patrick）出生于堪萨斯城，而他的第三个儿子格利高里·海明威（Gregory Hemingway）在数年以后才出生。母亲多番阵痛后，几经辛苦，医生终于成功剖宫取出婴儿，有记指出《永别了，武器》中载有此情景。
《永别了，武器》记的是一个名为弗雷德里克·亨利（Frederick Henry）的美国士兵与英国护士凯瑟琳·巴克利（Catherine Barkley）之间的浪漫故事。这小说是以自传的文体写成的：书中的故事情节灵感明显是来自海明威在米兰与库洛斯基护士的关系；而小说中的凯瑟琳在产前阵痛的创作灵感却是来自海明威的次任妻子宝琳生次子派翠克前的痛楚。
在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其他书籍都开始成名后，《永别了，武器》这才出版。《永别了，武器》的出版大获成功，很受欢迎，它亦为海明威解决了当前的财务困难。
基韦斯特与西班牙内战[编辑]
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基韦斯特的家，现为博物馆
海明威后来终于听取了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的劝告，于1931年迁往基韦斯特（他在那里住的房子现为博物馆）。在那里，海明威常与好友沃尔多·皮耳士（Waldo Peirce）到海龟（Dry Tortugas）附近钓鱼、到著名的“邋遢乔酒吧”（Sloppy Joe），偶尔会到西班牙旅行，为《午后之死》和《胜者一无所获》收集资料。1940年，即九年之后，海明威与费孚的这段婚姻结束，到1950年代，他进入了一生的另一个阶段，他在这阶段写的作品数量达一生所有作品的百分之七十。
1932年，《午后之死》这部关于斗牛的书籍正式出版。对于《午后之死》的评语各有不同，有些人认为这本书较像一本斗牛士和斗牛技巧手册，甚至可说是对死亡、艺术和高贵之间关系的思考。在《午后之死》这本书中，海明威大谈关于斗牛的事，而他所论述有关的斗牛仪式差不多都是一些宗教的习俗。海明威与西班牙有关的著作均深受巴罗哈的影响（海明威获诺贝尔奖之后，去了见巴罗哈，并表示他认为巴罗哈更有资格获诺贝尔奖）。海明威在1925年在潘普洛纳看过奔牛节之后深深着迷，后来更把其写成《太阳照样升起》一书，描述奔牛节的盛况。
海明威与家庭（1935年、巴哈马）
1933年秋天，海明威随一队狩猎的旅行队到过肯尼亚的蒙巴萨、奈洛比及马查科斯，再到达坦桑尼亚，并在赛伦盖提（Serengeti）、曼雅拉湖（Lake Manyara）四周和现在塔兰吉雷国家公园（Tarangire National Park）所在地的西及南部打猎，猎物大多为象、狮子、老虎等陆栖的大型动物。1935年出版的《非洲的青山》就记载了他那次到非洲的旅行，而《乞力马扎罗的雪》和《法兰西斯马康伯快乐而短暂的一生》（The Short Happy Life of Francis Macomber）则是把他在非洲的经历辑成的小说。
1937年，海明威受命到了西班牙，为《北美报业联盟》（The North American Newspaper Alliance）报道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战况。在那时，由于海明威不顾警告，不断报道法西斯主义者的丑事，甚至是左派共和军的丑事亦逃不出其笔锋，终于导致与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友情断裂。[7][8] 此后，海明威与另一位记者马修斯（Herbert Matthews）成为了朋友。同时，海明威亦开始怀疑他信仰的天主教，最后更离开了天主教教会。那场战争亦令海明威的婚姻决裂。宝琳·费孚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天主教是支持法西斯主义的，而海明威却并不喜欢法西斯主义，而是偏向支持共和军政府。在这时，海明威写了一篇知名度不高的散文：《告发》（The Denunciation），到1969年才得以附《第五纵队与西班牙内战的四个故事》出版。这故事是以类似自传的文体写成的，记述海明威当战时共和军情报员和教员的事。[8]
在这段期间，身体健康问题接踵而至，对海明威造成很大困扰：他染上了炭疽病、眼球被割伤、额头弄下一道很深的伤口、患上流行性感冒、患牙痛、生痔疮、患上肾病、鼠蹊肌肉被拉伤、手指被意外割伤（其伤口深至骨头）、在车祸时把手折断等，还曾在骑马穿过怀俄明州的森林深处时失手，伤及脸部和脚。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编辑]
1939年的海明威
美国在1941年12月8日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明威要求加入海战。他将他的渔船比拉号（Pilar）改装为侦察船，在古巴近海进行搜索德军潜艇的工作。当联邦调查局接管对加勒比的反侦察工作时——约翰·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本来就很怀疑海明威，后来更甚之——海明威以《科里尔》杂志（Collier's Weekly）的战争通讯记者之身份到欧洲去。海明威在那里监视著车辆人员登陆艇的登陆D日，但是其实他并不能上岸去。他后来很愤怒，因为他的妻子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在6月7日穿着护士服装，乘坐一艘装满炸药的船横渡大西洋离开了。后来，他声称自己在Villedieu-les-Poêles把3个手榴弹投入一个有党卫队军官隐藏的地窖。海明威在云布尔烈城堡（Château de Rambouillet）是名非正式的联络官员，后来更自行成立自己的党派。
战争结束后，海明威开始写他的《伊甸园》，而他一直都没能完成该作品，并在他逝世后的1986年其删节本才得以出版。他的很多时间都是在一个名为“Acciaroli”的意大利小镇（大概位于那不勒斯南部136公里），在那里，人们常看到他手拿瓶子四处走。
4年后，海明威与玛莎离婚，并另娶1944年开始在海外认识的战时通讯记者玛丽·维尔许·海明威（Mary Welsh Hemingway），在不久后再度回到古巴。
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之后的作品是《渡河入林》（1950年），以二战后的威尼斯为背景。由于海明威当时迷恋着一个年轻的意大利女孩，因此他写的《渡河入林》是记述一个战时的陆军上校与一个年轻女孩的浪漫故事。这本小说引来很多负面的批评，他们多批评海明威庸俗、文体不适当或多愁善感，甚至被讥是江郎才尽；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批评海明威，马奎兹就曾表示：“没有《渡河入林》，就没有《老人与海》。”
晚年[编辑]
在比拉号中的海明威，摄于1950年代中
1952年，《老人与海》出版，海明威对这中篇小说的成功极为满意，他据此获得1953年度普利策奖及195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两项殊荣。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却表现得异常谦逊，并提及丹麦作家凯伦·白烈森，说“若把这奖项颁给美丽的作家伊莎·丹尼荪，他会更高兴”。[9] 这些奖项令他在国际上重拾声望。
此后，他再临噩运：在一次狩猎中，他先后遭遇两次飞机失事，因而受重伤；他扭伤了右肩、手臂和左腿，严重受到脑震荡，他的左眼暂时失明，左耳也暂时失聪，括约肌瘫痪，脊椎骨严重受伤，肝脏、脾脏和肾脏破裂，脸部、手臂和腿被严重烧伤。一些美国报纸误发了海明威的讣告，以为他当时已伤重不治。[10]
海明威与鸽子（1954年、威尼斯）
此外，在一个月以后，他更在一次森林大火意外中受重伤，双腿、前躯干、双唇、双手前臂严重烧伤。这些痛楚一直维持了很久，令他无法到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
后来他偶尔找到了一些1928年写的手稿，重新整理为现在的《流动的飨宴》，重现一点点希望。虽然他的能量好像是恢复了，但酗酒问题还是困扰着他。他的血压和胆固醇极高，他患的主动脉炎及其意志消沉的情况因酗酒而恶化。
1959年，古巴革命推翻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政权后，外国人拥有的资产全被没收，因而迫使很多美国人返回美国。海明威选择再停留多一段时间。人们普遍认为海明威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保持良好的关系，并曾声明自己支持该次革命。
1960年2月26日，欧内斯特·海明威向出版社要求出版斗牛故事《危险夏日》未果。于是他和妻子玛丽向朋友、《生活杂志》主席威尔·朗（Will Lang Jr）要求离开巴黎并回到西班牙。海明威说服朗出版他的手稿，并顺带加上插图设计。虽然这建议没有文字记录，仍被采纳了。1960年9月5日，这故事的第一部分出现在《生活杂志》中。
海明威后来在爱达荷州克川市（Ketchum）接受了高血压及肝脏问题的治疗——并因为患忧郁症和偏执狂而也得接受电痉挛疗法，但是后来认为可能就因为海明威接受了电痉挛疗法而加快了他的自杀行为发生，因为据称在他接受此一治疗后严重失去记忆。他的重量亦流失了很多，他高约183厘米，这时却只重约170磅（即只有约77公斤）。
自杀
海明威曾于1961年的春天试图自杀，于是再次要接受电痉挛疗法。在他的62岁生日前3个星期，1961年7月2日在爱达荷州克川市（Ketchum）海明威的家，他用从地下室贮藏库找来的双管猎枪自杀了，妻子听到枪声，立即下楼察看，当时已面目全毁，只剩下嘴巴与下巴，法医最后认定为擦枪走火。法庭裁定他最后的行为任何人都不需负上责任，并以天主教的仪式把他埋葬。据称在他接受了电痉挛疗法的治疗后严重破坏了他的记忆；医学和学术界亦极为留意此一说法。除了以上的一种说法外，亦有人认为海明威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在写作上对自己要求很高，后来发现自己的作品无法再达到《老人与海》那样的水平后，就陷入了绝望，虽曾试图靠深海捕鱼、打猎、饮酒等来分心，但是还是徒劳，最后才要自杀。
海明威的其他家庭成员亦也都是自杀身亡的，如他父亲、兄弟姊妹及后来的孙女玛歌·海明威（Margaux Hemingway）。一些人认为海明威患有躁郁症。在他一生，他都常常喝得重醉，因在晚年过度酗酒而导致他患上此病症。
File:Hemingwayejpg
海明威墓地
海明威被葬于爱达荷州北部的克川公墓（Ketchum Cemetery ）。上面刻着：Ernest Miller Hemingway, July 21, 1899—July 2, 1961 并无其他内容，妻子玛丽的墓在其旁边。
库尔特·辛格说："这个世上有了海明威和没有海明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他用自己的勇气在充满暴力的现实世界追逐自由，不甘屈服的灵魂闪烁着光芒。
走上"硬汉"道路的海明威
印象中的海明威是一个极具冒险精神的"硬汉"。
但你无法想象就是这样一个"硬汉"在小时候穿上似洋娃娃的衣服，剪着波浪头，不停地做女红。有没有体会到一种强烈的反差萌呢？
海明威在家中备受疼爱，但方式有点特别。母亲将他当做了"双胞胎"来抚养，经常让海明威扮成女孩的模样，假装自己有双生子。
长时间的cosplay 使海明威的性格错位，甚至假装成妈妈，抱着洋娃娃不肯放手，开启碎碎念的模式。
童年的性格反差并不是一件好事，这也是他婚姻不幸的原因之一。
海明威是什么时候踏上了硬汉的道路呢？或许是父亲看不过去过于"女性化"的海明威，就带着他领略大自然的力量，冒险、打猎、露营唤起了他体内的荷尔蒙。
海明威拿的起笔杆子，对于枪杆子也毫不含糊。创作的灵感与生活息息相关，战争、婚姻、童年的性格错位和作品深深交织在一起，逃不开，躲不掉。
如果说打猎是他男性荷尔蒙苏醒的开端，那么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明威，见识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残酷之后，足以让他成长为硬汉，并蜕变成为魁梧英俊、才华横溢的型男。
富裕的家庭、帅气的脸庞、良好的文学修养、又带着霸气的气场，足以让无数女人趋之若鹜。
他风流的一生拉开了帷幕。
四段婚姻
哈德莉陪海明威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那时候他还不是大文豪，名声没有十分的响亮，日子过得穷困潦倒。
生活不是空中阁楼，大多数是一地鸡毛。
经济上的贫困也带出了一系列问题。后来哈德莉弄丢了手稿，婚姻就开始有了崩塌的迹象。
海明威喜爱创作，经历又丰富，名声渐渐变大，身边围绕的女人越来越多，几乎没有哪个男人能拒绝送到眼跟前的"肉"。
多年后，在《流动的盛宴》中表明了他的私情。哈德莉正是知道了这件事，提出了离婚。
海明威的第一段婚姻到此终结。
女记者波琳是海明威的第二任妻子，二人过得非常舒心惬意。
可惜在1930年海明威出了车祸，住在医院长达一年的时间，都是波琳在一直照料着他。
好景不长，在西班牙内战爆发期间，海明威不顾反对去前线当了战地记者。他确实生性风流，对于独立自主的，又不那么宠着海明威的玛莎，很快动了心。
他开始和波琳分居，1940年离婚，同年11月，与第三任妻子玛莎结婚。
在这时，海明威的文坛地位已经如日中天。玛莎野心勃勃，在文坛也有着不小的地位。
两个人谁也不服谁。几年的时间，爱情的甜蜜过后是彼此的怨恨。
海明威的最后一次婚姻的女主玛丽是周刊的一名记者。这段婚姻维持到了他逝世。
海明威的四段婚姻很是动荡，有人会好奇他一生最爱的是谁？
霍契勒的新书《两个女人之间》表达出了这样的意思:在巴黎穷困潦倒的日子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他和波琳的关系简直是一场灾难 。
海明威晚年的著作《流动的盛宴》写到:"我爱她（哈德莉），我并不爱任何女人。"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个说法。在最后的几年海明威深陷绝望和崩溃之中，很难想象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偏执，抑郁的影响。
美国文学教授提到或许在《流动的盛宴》中有杜撰的成分。
这段浪漫的青春记忆注定与他晚年的凄惨磨合在一起。婚姻的感情动荡也成就了海明威的文学著作。
《太阳的升起》、《战地春梦》、《战地钟声》、《老人与海》。每一段婚姻都会有新的著作诞生。
最著名的《老人与海》，里面却隐藏着海明威与海岛的缘分。
海明威的骨子里是自由的，是爱冒险的。他参加过很多的战争，在体内留下了237块弹片，受过很多的伤，甚至一次事故中，他只能站着写作。
去非洲狩猎，在阿尔卑斯山滑雪，海明威体内住着的是自由不羁的灵魂。这样的他既与大海有着非凡的默契，自身也在大海的包容下，可以更加深刻的思考，写出深邃的文字。
海明威与"海"缘分
有两座岛屿与海明威的缘分很深。基韦斯特岛，又叫"落日的故乡"，是作家的伊甸园。
从小父亲就叫他钓鱼，打鱼和写作就是他在这座岛上的日常生活。
海明威在瑰丽的晚霞中不断地反思所经历的战争。在基韦斯特岛他创作了许多的著名的。
另一个就是哈瓦那，海明威经常在两岛之间畅行。
哈瓦那激情的生活瞬间吸引了他。西班牙情调的街道，热情的混血女郎，疲惫时还有朗姆酒、雪茄。
在有了第三任妻子之后，加上对古巴这个国家的喜爱，便定居在了哈瓦那。
与新城区有所不同的老城区，弥漫着沧桑的味道，又带着些许的忧伤。那民居与工事为一体的建筑风格，这座古巴古老的城堡是最能"明白"他的。
就是在这里海明威写下了《老人与海》，书中很多地方都能体现哈瓦那的痕迹。
写作不是他的全部，海明威曾说："写作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在岛上养猫、喝酒、拳击、骑马……生活丰富。
他对于猫非常的痴迷，一生中都有猫的影子，也可以说猫伴随着他的一生。
海明威是名副其实的"文坛硬汉"，他总是离开岛屿见证战争，用非凡的勇气揭露愚蠢和暴行，现实世界中内心的火焰熊熊燃烧。
宿命的魔咒
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晚年凄惨，难逃宿命的魔咒呢？
其中之一，就是他的胜负心太强，无法对自己满足。过度的追求完美只会让人陷入焦虑之中，难以挣脱。
在他写作的时候，十分的严肃，甚至单脚站立的创作。写完后的第二天再通读一遍，写到哪改到哪。全部写完后又改一遍。
他的一篇长篇小说一页改了39次才满意。《丧钟为谁而鸣》在清样出来后连续修改了96个小时。
海明威精益求精的精神让人敬佩，创作中抱着这样态度是非常好的。
但是在生活中有利有弊，性格影响着方方面面。一旦人生中出现自己不如意的事情就会陷入焦虑的困境。他的婚姻就是写照。
婚姻的不幸成就了他的创作，同时在一次次打击中又继续追寻，没有停歇，又不满意，形成了恶性循环。
他自己也说："人生最大的满足不是对自己的地位、收入、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满足，而是对自己的满足。"
抑郁也是导致晚年凄惨的一大因素。他的父亲就是抑郁而死的。
海明威热爱古巴这个国家。二战爆发后，德国间谍不断刺探涉美情报。一直爱冒险的他联系了大使馆，要建立私人间谍网。
一个由渔民、赌徒等的组织建立了。这个"民间"间谍网对于追踪干扰纳粹的活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却引来了埃德加·胡佛的不满。
胡佛执掌着最大的"官办情报机构之一"，在一次海明威向布雷登发回的线报被获悉，胡佛派人去查，不久，传来消息称海明威的情报"系编造"。
与此同时，胡佛不断的施压，"犯人工厂"被迫解散。
之后，他受到更加严密的监视，这种束缚的感觉对于崇尚自由与冒险的海明威来说是"致命"的。
长此以往，海明威总怀疑自己被盯梢，甚至有时饭没有吃上几口，脸庞就涌现着惊慌之色"吧台那边有两个特工。"
好友霍奇纳在和他闲谈的时候，都会触及到已经神经敏感的海明威。
他咆哮，将霍奇纳当做了随时出卖他的人。海明威自杀前几个月就抑郁了。
他逝世后，其妹妹，弟弟相继离开。仿佛这就是个魔咒。
海明威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他既是自由不羁的冒险家，又是惊才艳艳的作家。一个自由，向往大海的灵魂是无法被束缚的。
故事还是先从海明威说起吧，这是一个鼎鼎大名的作家，拿过诺贝尔文学奖，是一把写小说的好手。他简练的文字风格被称为“电报体”，绝不是水字数为生的2K党，起点写手们应该好好向他学习的。任何一个牛X到爆炸的成功人士，都会有点傻X到不忍直视的黑历史，海明威也不能免俗。
海明威的黑历史发生在中二晚期的18岁左右，他强烈的觉得战场才是男人的浪漫，于是辞掉记者工作去参军。但无论陆军、海军还是海军陆战队都不要他，不是他体格屁，这货的体格相当凶残，是因为视力问题，热武器时代瞄准都做不到的人没资格参军。贼心不死的海明威去了堪萨斯红十字救伤队，成为一个救护车司机去了意大利，他的主要工作是去战场收集被炸碎的尸体零件，还有给战壕里的士兵送巧克力之类的物资。
男人浪漫得到一定程度满足的海明威开始嘚瑟，包括没事朗诵莎士比亚“我们都欠上帝一次死亡”之类的名句，还有给父母写信称“死翘时间很简单的事情”，把老爹的小心脏吓得快偷停的他以此为乐。大概上帝都看不过去海明威的熊孩子行径，某次他去战壕送物资，一发迫击炮弹准确的落在那里，这时一个意大利士兵挡在他前面，炮弹经过人体的缓冲没有要了海明威的命，然后他又被机枪扫了几发子弹，彻底受了重伤。
在受伤的情况下，他拖走了一名意大利士兵，得承认这是条汉子。而历史的谜团在于那个给他档炮弹而死的意大利士兵到底是谁？这件事的官方说法是无名意大利士兵，爱谁谁，反正死了。但这世界上总有闲的蛋疼之人，比如一个叫James McGrath Morris（詹姆斯·麦克拉斯·莫里斯）的传记作家，他给海明威写传记时候，伤心病狂的查阅了海明威受伤当天意大利的军事记录，把十八个受炮击身亡士兵的名字列了出来，并挑战意大利同行，看谁能把那人的名字找出来。
意大利人打仗确实逗逼，但这么好玩的事儿怎么能错过？一个叫Marino Perissinotto（马里诺·佩里西诺托）的业余历史学家（实际就是爱好者）根据他的名单把这名士兵的名字通过排除法锁定为Fedele Temperini（费德勒·坦佩里尼），这名士兵牺牲时年仅26岁。那么不靠谱的私人探访结果就是，一战中舍命救了海明威的人叫坦佩里尼。
明白战场不是男人浪漫的海明威被送进医院休养，在那段时间他遇到了安格妮·库洛斯基，这姑娘是个护士，比他大六岁。本着少年爱熟女的原则，海明威当了舔狗，少年英俊的好处也被激发出来，两人坠入爱河。到了1919年1月海明威结束结束休养回美国时，两个人约定未来几个月结婚。然而三月海明威就收到恋人来信，她和一个意大利军官订婚了，不和海明威玩了。海明威兄弟就这么被戴上了原谅帽，或者在此之前作为备用轮胎出现。
或许永远无法痊愈的腿伤加上失恋的痛苦让海明威兄弟选择了和普通人一样的排解方式——出去旅行，他和高中的好友去了密歇根钓鱼和露营，在旅途中他写下了第一部短篇小说《Big Two-Hearted River》，从此一个诺贝尔级的作家诞生。
海明威，1899年7月21日生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附近的奥克帕克村。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有名的医生，医术高明，喜欢打猎、钓鱼、射击、采集标本等活动。他的母亲是一个具有一定艺术修养和宗教观念的妇女，喜爱音乐和绘画，从小就让海明威学大提琴。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的熏染下，海明威从童年时代就培养起了对文学、艺术及体育运动的热爱。1917年中学毕业前夕，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因患眼病未能入伍。同年10月，他进堪萨斯市《星报》担任见习记者，报社提出“用短句”、“用生动活泼的语言”等要求，使他受到初步的文字训练，对日后形成他简练的文体产生了影响。
1918年5月，海明威参加志愿救护队，担任红十字会车队的司机，在意大利前线身受重伤。1919年初回到家乡，练习写作。1921年去多伦多，担任特写记者。数月后他作为《多伦多星报》驻外记者赴欧洲担任记者，撰写关于日内瓦与洛桑国际会议的报道以及希土战争的电讯。1924至1927年担任赫斯特报社的驻欧记者。
海明威驻欧期间，一直坚持写作。他通过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介绍结识了侨居巴黎的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和诗人埃兹拉·庞德。斯泰因鼓励他写作，并开导他如何写得精练和集中。1922年，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包括寓言、诗歌和短篇小说。1923年出版第一个集子《三个短篇和十首诗》。1924年在巴黎出版另一个集子《在我们的时代里》，包括18个短篇，发行量甚少，影响不大。次年同名的集子于美国出版，包括13篇短篇小说和夹在各篇故事之间的16篇插章。这部小说集和模仿安德森的作品写成的长篇小说《春潮》（1926），虽然销路不大，却以其独特的风格引起批评界的重视。当时已经成名的小说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尔德称海明威“具有新的气质”，形成了一种“不会败坏的风格”。
《在我们的时代里》的一些小说描写涅克·阿丹姆斯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例如《印第安帐篷》写涅克跟随父亲出诊，见到一个印第安人自杀的情景；《某件事的终结》写涅克初恋的终结；《大二心河》中，涅克已从欧战复员回家，整天钓鱼，以摆脱噩梦般的战争在他心灵上留下的创伤。这些作品表现了暴力世界中孤独的个人，在艺术上已经形成含蓄简约的风格。他不直接吐露人物的思想情绪，而是通过细致的动作描写透露人物的心情。
1926年，海明威发表了他头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英国版题名《节日》，1927），小说描写战后一批青年流落欧洲的生活情景。女主人公勃瑞特·艾希利是英国人，战争中失去了亲人；男主人公杰克·巴恩斯是美国记者，战争中因下部受伤而失去性爱能力。杰克与勃瑞特相爱，但无法结合，战争给他们带来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创伤，他们对生活感到迷惘、厌倦和颓丧。小说还描写了一个美国作家罗伯特·柯恩，他自以为富有英雄气概，对生活抱有浪漫的幻想；他追求勃瑞特，但勃瑞特和她的朋友都不喜欢他，觉得他的生活观是陈旧的，虚妄的。这部作品表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青年一代的幻灭感，斯泰因曾经对海明威等人说过：“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把这句话当作小说的一句题辞。由于小说写出这一代人的失望情绪，《太阳照样升起》成了“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
1927年，海明威回到美国，并发表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其中著名的有《打不败的人》、《五万大洋》和《杀人者》。《打不败的人》描写西班牙一个体力已弱的斗牛士为了维护昔日的荣誉，在斗牛中竭尽全力坚持到底；《五万大洋》写一个拳击手宁可失败也要保持职业的体面；《杀人者》的主人公涅克·阿丹姆斯面临一桩凶杀案件感到恐惧。海明威在这些小说里创造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硬汉性格”，这类人物形象对后来美国通俗文学产生了影响。
1929年，海明威发表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旧译《战地春梦》），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主人公亨利是美国志愿军，在意大利前线负伤，住院期间受到英国护士凯瑟琳的细心看护，两人产生了爱情。他返回部队后，在一次撤退的途中被意军误认为德军的奸细而逮捕。他在等待处决时伺机逃脱，与凯瑟琳一起流亡到瑞士，过了一段愉快的生活，不幸凯瑟琳和婴儿死于难产，亨利悲痛欲绝。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把个人在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看作人类的灾难。在他看来，人好比“着了火的木头上的蚂蚁”：有的“烧得焦头烂额，不知往哪儿逃”；而“多数都往火里跑”，“到来了还是烧死在火里”。作者也没有把希望放在战后的和平生活上，他认为人在这个暴力世界中是无能为力的：“世界杀死最善良的人，最和气的人，最有勇气的人。……如果你不是这几种人，迟早也得一死，不过它不急于要你的命罢了。”海明威之所以坠入悲观失望虽然是由于他未能全面认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但他对于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是极为厌恶的，他通过亨利的内心独白讽刺道，“我一听到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儿就觉得害臊”，在这场“拯救世界民主”的战争中，“我可是没有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光荣的事物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好比芝加哥的屠宰场似的，不同的是肉拿来埋掉罢了”。海明威从批判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出发，进而否定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精神价值，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失去任何信仰，甚至丧失了思想的能力：“脑袋是我的，但不能用，不能思想，只能回想，而且不能想得太多。”
《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的代表作，充分显示出海明威艺术上的成熟。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纯粹用动作和形象表现情绪，电文式的对话，简短而真切的内心独白，托讽于有意无意之间，简约洗练的文体以及经过锤炼的日常用语等等，构成他独特的创作风格。
海明威1927年离开欧洲后，先居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岛，后迁至古巴。他常去各处狩猎，还曾登上他的“皮拉尔号”游艇出海捕鱼。30年代上半期他发表的作品有写西班牙斗牛的专著《死在午后》（1932），短篇小说集《胜者无所得》（1933），关于在非洲狩猎的札记《非洲的青山》（1935）。在《死在午后》中他总结了他的创作经验，提出冰山的比喻：“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说明作家有了深厚的感情基础，才能含蓄简约；在这种情况下，读者自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象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1936年，海明威发表他有名的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以现实与幻想交织的意识流手法描写一个作家临死之前的反省。
1937年，海明威的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的》出版。主人公哈利·摩根是佛罗里达一个难民，在经济大萧条年代靠海上捕鱼根本无法维持生活，于是不得已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他偷运酒类、军火甚至奴隶，结果被打坏一只臂膀。作为一个贫穷的无产者，哈利在临死前终于从自己痛苦、多难的一生中悟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孤孤单单一个人”的奋斗是“不成的”。这是海明威明确地接触到劳苦群众团结战斗的社会主题。
1937年，海明威以北美匠业联盟记者的身份去西班牙报道战中。他积极支持年轻的共和政府，为影片《西班牙大地》写解说词，在美国第二届作家会议上发言斥责法西斯主义。1938年发表剧本《第五纵队》。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回到古巴，在哈瓦那郊区创作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旧译《战地钟声》），于1940年发表。这部小说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叙述美国人乔顿奉命在一支山区游击队的配合下炸桥的故事，集中描写乔顿炸桥前3个昼夜的活动，包括游击队内部的分歧，胆小的游击队长与他勇敢的妻子之间的矛盾，淳朴、勇敢的游击队员的反法西斯情绪，乔顿和一个西班牙姑娘的恋爱，另一支游击队的英勇奋战和牺牲，乔顿因情况有变而与上级联系的过程，国际纵队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混乱以及他们面临的困难等等。小说也以厌恶的情绪描写农民对一些法西斯分子进行肉体上的惩罚。最后，乔顿在未能与上级取得联系的情况下执行炸桥任务，身负重伤，独自在山顶上阻击敌人。《丧钟为谁而鸣》从民主主义立场反对法西斯主义，主人公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乔顿临死之前回顾了一生，肯定自己为反法西斯而牺牲是光荣而崇高的。
40年代初，海明威来中国报道抗日战争。1942至1944年间，他驾驶“皮拉尔号”游艇巡逻海上，因而得到表彰。他曾率领一支游击队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因此被控为违反日内瓦会议关于记者不得参与战斗的规定。海明威出庭受审，结果宣告无罪，后来还获得铜质奖章。
50年代，海明威发表长篇小说《过河入林》（1950）和中篇小说《老人与海》（1952）。《过河入林》写康特威尔上校凭吊过去的战场，顾影自怜，悲观懊丧，重复孤独、爱情、死亡的主题，艺术上也缺乏光彩。批评界对此书评价不高。《老人与海》的主题思想是人要勇敢地面对失败。小说中的渔夫桑提亚哥在同象征着厄运的鲨鱼的斗争中虽然失败，但他坚忍不拔，在对待失败的风度上取得了胜利。小说中有一句名言：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桑提亚哥这个孤军奋战的形象是海明威20、30年代创造的“硬汉性格”的继续与发展。它的艺术概括程度更高，达到寓言和象征的高度。《老人与海》获得1952年度普利策奖。
195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海明威以诺贝尔文学奖金，以表彰他“精通现代叙事艺术”。他在授奖仪式上的书面发言中指出：
“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起点。他应该永远尝试去做那些从来没有人做过或者没有做成的事情。”
古巴革命后，海明威夫妇迁居美国爱达荷州。晚年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铁质代谢紊乱等病，精神抑郁症十分严重，多次医疗无效。1961年7月2日的早晨，海明威用猎枪自杀。
海明威去世后，他的妻子玛丽发表了他的两部遗作；《不散的筵席》（1964）和《海流中的岛屿》（1970）。前者是一部回忆录，追忆20年代他在巴黎的写作生活以及他与一些作家的交往。长篇小说《海流中的岛屿》约写于创作《老人与海》的同时，写画家赫德森生活中的3个片断：《别米尼》写画家与他3个儿子在岛上度假的情景；《古巴》写画家与他离了婚的第一个妻子和好又复分手的故事；《在海上》写画家在海上执行巡逻任务，追踪一群纳粹分子。其中以《别米尼》写得较好，有《老人与海》的遗风。
海明威的文字节奏鲜明，流畅自然，字斟句酌，极其具体精确；人物对话、口语化、性格化，三言两语就使人物跃然纸上。同时，海明威经常使用象征手法，给抽象的思想感情赋予具体的形象。如《永别了，武器》以雨象征不幸和死亡，运用得非常成功，常为评论家所称道。
海明威的散文风格朴实无华，简明清新，1954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时，就特别强调他独创一格的现代散文的叙事能力
原歌词是：“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
<老人与海>
作词:朱其民 作曲:海鸣威
演唱:海鸣威
威:秋天的夜凋零在漫天落叶里面
泛黄世界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
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
消失不见 爱的碎片
Rap:
翻开尘封的相片
想起和你看过 的那些老旧默片
老人与海的情节
画面中你却依稀 在浮现
然而地球另一边
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 呵
一个人的海边
海潮循环仍不变
空荡的世界
我 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
老人默默抽 着烟
和我一起 失眠
直觉呈现
等待也是种信念
女:海的爱太深 时间太浅
爱你的心 怎能搁浅
老人的线紧牵 爱的信念
岁月的帆 渐行渐远
威:秋天的夜凋零在漫天落叶里面
泛黄世界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
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
消失不见 爱的碎片
Rap:
铺满灰尘的乐章第二页
放在那里好久都没练
静静写下诗篇
等待从大海的另一边
却被季风变线 you know
爱所维系的生命线
在风浪中摇曳
我依然坚守这一切
老人他默默牵 着线
和我一起 哽咽
也许明天
也许很远很远
女:海的爱太深 时间太浅
爱你的心 怎能搁浅
老人的线紧牵 爱的信念
岁月的帆 渐行渐远
威:冬季终结纯白最后消失的那天
爱的诺言一点一点却走向长眠
宁静前夜老人守候着他的心愿
海的对面 你我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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