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忧郁感伤几乎贯穿在他的整个小说创作过程中,他那根纤弱的神经上鸣奏出的压抑的调子,无论在他前期或后期的作品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回响。
1921年5月,郁达夫以他惊世骇俗的《沉沦》为标志,走上了艰难曲折的创作道路。小说塑造了一个处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的留日青年。“他”在“五四”狂飙和西方新思潮的感召下业已觉醒,热切地渴望恢复刚刚意识到失去的自身价值,向往异化于己的真正的性爱。然而,在这文明的现代社会,尤其是他这样一个身处异邦的弱国子民,他的所有追求都“已成为一种观念”,成了他的理想。他内心的情火正在燃烧,但黑暗社会给他的却是残酷的压抑。他热爱祖国,却眼看着祖国日益“陆沉”;他才华横溢,却反受社会歧视;他渴求爱情,却终于找不到安慰体谅他的心。他在孤独与忧郁中挣扎,以至于进妓院麻醉自己苦寂的精神。他的清醒终究成为他愈加苦恼、愈加悔恨的深渊。终于,伴着个人理想的彻底幻灭,他走向投海自尽的绝路。
小说中这拼命挣扎的生灵被黑暗势力张开的魔网所吞噬。然而,他的精神又是耗尽于无尽的忧郁和感伤之中。在那社会为他张开的吃人的魔网里,他也用自己的忧郁感伤束缚了自己的意志,在无法摆脱的苦闷中了结了年轻的生命。
且不谈这样的作品对社会揭露的深刻性和积极性的一面,我们直接触及的就是作品中的忧郁感伤的基调。它同主人公的呼吸一样,都好象充满了凝重的血泪。这种“灰暗”的阴影,形成了笼罩他的全部小说作品的风格特征。他四十余部小说展示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精神世界。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对爱情的追求,还是为生活而奔波,总是负荷着悲哀和痛苦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的“零余者”。
因此,有人说“作者心灵深处对爱情的呼唤,使他听不到革命的金戈铁马声。面对黑暗社会,只能发牢骚、泄私愤,通篇弥漫着因国辱权丧引起的哀愁……”(《试论郁达夫创作中的消极思想》宋聚轩)然而,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层面上去认识郁达夫呢?
二
郁达夫小说作品中忧郁感伤基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我们必须先看看他生活的那个时代。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帝国主义依靠其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力量,操纵了中国军政大权和经济命脉,使中国丧失了经济独立和国家主权的自卫能力,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腐败的满清统治,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新政权很快又落入反动派袁世凯手中,进一步形成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局面。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虽然曾以战胜国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向和会提出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应予取消的条件,要求废除卖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收回大战期间被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均遭到拒绝。这充分暴露出帝国主义争夺和牺牲中国利益的本质。这一民族的耻辱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也激起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深刻不满。当时的国家是:丧失了自立能力的政体,完全腐朽的经济支柱,但两千年来沉积的封建传统礼教却如同顽石一样坚固。正如毛泽东所说:“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罕见的”(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郁达夫正是成长在这苦难动乱的时代,他所走过的,也正是这样一条困苦和屈辱的生活道路。
郁达夫1896年出生在浙江富阳县城内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悲剧的出生”(郁达夫《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的时候,正是中国被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战败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的,是恐怖狂,是神经质的”(郁达夫《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郁达夫的“书香人家”也就此破落。他出生的第三年,父亲去世,卖光了田地,祖孙六人全靠母亲缝补洗衣,节俭度日。才九岁的姐姐,也被迫当童养媳。“只有孤儿寡妇的人家,受邻居亲戚的共欺凌,是免不了的” (郁达夫《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社会的腐败和时代的黑暗所造成的具体的痛苦和辛酸,自然给郁达夫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忧郁、苦闷的伤痕。
辛亥革命的失败,给所有爱国知识分子增添了新的忧郁和苦闷。这时期的郁达夫正求学于嘉兴、杭州。少年离乡,一方面得不到母爱的温暖,另一方面还受到“锦衣肉食的乡宦人家子弟”的歧视,使他处在极度的忧郁苦闷之中,成为一个“孤独者”(郁达夫《孤独者-自传之六》)。郁达夫忧郁感伤的个人气质在这时候已经形成。
三
下面,就郁达夫的小说作品作一些分析,来看看郁达夫创作中的独特性。记得鲁迅说过:“即使所讲的,只是个人的事,有些固然只看见个人,有些却也看见背景和环境”。生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进步作家郁达夫,时代的闪光也必然在其作品中得到折射和体现。众所周知,“五四”精神就是反帝反封建。而这一特点,在郁达夫小说中有着独特的、强烈的表现。
小说《沉沦》是郁达夫前期创作的代表作。它是把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要求摆脱封建束缚的精神积于一个深受着时代压迫,染着当时忧郁伤感的“时代病”的留日中国学生身上。小说深刻地剖析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他酷爱自由,热望着真正的生活,却受着社会的严重压抑;他希望祖国的强盛,而看到的却是祖国的日渐“陆沉”。他那多愁善感的性格使他终日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他把自己的精神寄予虚幻之中。他那孤冷的性格,忍受着残酷的现实。他将自己所有的精神寄托都倾注在爱情的追求上: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够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作品中是以强烈的激情要求这种爱,而他这精神上的饥渴,实际是要求对自己这颗被侮辱的心给予抚慰和同情:“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心肠里产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然而,一个贫弱国家的留学生,他那卑贱的地位,在军国主义日渐高涨的日本是求不到的。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他只有绝望:“槁木的二十一岁!死灰的二十一岁!唉,这干燥的生涯,这干燥的生涯,世上的人又都在那里仇视我,欺侮我……”
如果我们仅仅以郁达夫的文艺主张,凭着对作品直觉的认识,只停留在作品表面的忧郁感伤、自轻自贱,以至自戕的灰暗色彩上,那么《沉沦》的价值也将同作品中“我”的死亡而一同消失。问题在于,作品中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变态的性格,《沉沦》的出现,为什么在当时社会会引起巨大的反响。
首先,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内容,并且包含着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小说以悲惨的结局,控诉了青年一代的不幸遭遇。由于祖国的贫弱,他们处处被人歧视;揭示了民族的灾难给青年们的心灵上负荷了沉重的屈辱感,当人们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时,他总觉得象站在“断头台”上一样难受。“原来日本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使他那一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心挣扎在忧郁和苦难的深渊。他恨日本,“他们都是我的仇敌”,表现了郁达夫对帝国主义军阀专权的憎恶。郁达夫是以沉重的心情,通过“我”的自白,剖析了悲剧的原因:“我何以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沉沦》就是以切肤之痛喊出了青年的苦闷,并把这沉重的苦闷与祖国、民族的灾难联系起来。无可否认,这是使这篇小说在当时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的重要因素。难怪与郁达夫同时代的黎锦明谈到《沉沦》时说:“今日青年在革命上所生的巨大的反抗性,可以说是从《沉沦》中那苦闷到了极端的反应所生的。虽然一部《沉沦》并不是记述关于性的问题、革命心理的文字,然而那真情实感的启示,比《呐喊》那较鲜明的激动,尤其来的深远”(黎锦明《郁达夫的三时期》)。
在这一时期,郁达夫以其忧郁感伤的的笔调,塑造了患有“时代病”的青年形象,表现了他们青春期性的苦闷,大胆暴露社会的丑恶,剖白“自我”对祖国深沉的爱的作品还有《南迁》、《银灰色的死》、《风铃》、《胃病》、《中途》和《怀乡病者》等。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不能忽视通过恋爱和性的苦闷而表现出来的感伤。如《银灰色的死》,它的感伤和悲惨可以说是《沉沦》的进一步发展。作品描写留日学生Y君,在国内原有一位爱妻,他们曾以牛郎织女相比。当他出国不久,传来了爱妻吐血病亡的噩耗,他精神上受到极大地创伤。他常常躲进酒馆妓院,发泄自己心中压抑和苦闷,麻醉自己的精神。在酒馆里,心理变态的Y君曾遇到同情者静儿,在他苦涩的眼里,常把静儿与亡妻的容貌混到一块。可是不久,他知道静儿“要嫁人去了”,这消息把他幻觉中的偶象打得粉碎,深重地陷入孤独失望的境地。他无休止地酗酒,惨死在阴冷的月光下。
四
郁达夫的作品有一定的消极性,他作品中的忧郁感伤基调也有着一定的消极性。
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既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那么这个时代的特点就不能不影响着他。首先,在郁达夫作品中表现出了那一时代所特有的矛盾:“追求幸福”与享乐主义,“性的解放”与纵欲放诞。象郁达夫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中,曾以“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为武器猛攻旧道德、旧传统,并热烈地幻想拯救民族,复兴祖国。可是当“五四”退潮之后,封建社会的旧道德、旧思想变本加厉地窒息着中国大地,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勾结在一起,使中国社会进一步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而这些业已觉醒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是由于他们清醒了,正是他们曾有过好梦,所以就更加痛苦。正如鲁迅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所以走。”然而,郁达夫过分的忧郁感伤,过分的性的描写,都是具有消极作用的,可以说是糟粕。
其次,是他的个人因素。我们知道,忧郁气质的郁达夫十分推崇清代诗人黄仲则,他的格律诗也师承黄仲则。正因为郁达夫“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鲁迅《写在坟后面》),因而他那忧郁感伤的基调有时显得太沉郁、太自卑,这些都是郁达夫作品严重的缺陷。
然而郁达夫对现代文学史的独特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始终忠实于“五四”,没有背叛过“五四”,尽管他的作品是忧郁感伤的,但他那大胆破坏的精神却是主旋律,尽管他从“自我”来触及那个时代,但他却体验着那个时代里受苦受难者的疾苦,尽管他的作品有着一些缺陷,但他始终是前进着的。他是具有“特异的人格”的人。同时,郁达夫创作还给我们一个启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坚持和群众结合在一起而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他将永远苦恼、永远忧郁,因为他无法踏上真正解放的道路。
闻一多和徐志摩是新月派(诗歌)
解释: 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
戴望舒是现代诗派(诗歌)
解释:在《现代》上发表诗歌的人很多,一批诗人从思想到艺术有许多共同倾向,称之为"现代诗派"。现代诗派的诗作表现了幻灭中的追寻、对现实的理性批判意识和孤独寂寞的心态,追求语言的自然质朴、形式的自由舒展,以新异的手法提升了诗歌的表现力。这股现代派诗潮,因后期新月诗派向现代派转化,而汇成一股不小的潮流。被人称之为新诗的黄金时代和成熟期。
郁达夫是心理分析派:(小说)
解释:心理分析派其特点是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深入细致地严肃地描写人物的性心理、性压抑、性转移、性变态等等。
郁达夫,生于1896年,卒于1945年,现代作家。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创造社创始人之一。早年就读于嘉兴府中学、杭州府中学、杭州育英书院。
郁达夫是创造社成员中小说散文方面创作数量最多、成就最大的作家,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从小受过中国古典诗文熏陶,也喜读小说戏曲作品。1913年他随长兄去日本,经过几年的中学(日本称为“高等学校”)学习,1918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攻读经济学,但他的兴趣却在文学方面。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广泛涉猎了西洋文学,特别是近代欧洲文学和日本文学,从中接受影响。
将近十年的异国生活,郁达夫同那时许多留学或侨居国外的中国人一样,受过种种歧视、冷遇以至屈辱,从而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增强了他的愤世嫉俗、忧郁感伤的思想性格。这些生活经历和思想状态,后来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1921年,他同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田汉、张资平等人共同筹组创造社,并开始写作小说。1922年,郁达夫回国后积极参与了创造社的文学活动,编辑创造社的刊物,后来又先后到安徽、北京、武昌、广州等地大学任教,但主要精力仍然用于文学创作。
郁达夫第一部小说集《沉沦》,是作者留日时期生活和思想的写照。这部小说集同郭沫若的《女神》一起列入最早的“创造社丛书”。小说集包括《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三个短篇,其中《沉沦》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描绘了一个有忧郁症的中国留日学生,渴望得到纯真的友谊和温柔的爱情,但在异国遇到的只是屈辱和冷遇,终于绝望而走向沉沦。作品中主人公的难以排除的忧郁苦闷,反映了“五四”时期那些在重重压迫下,有所觉醒而又不知如何变革现状的青年共同的心理状态,具有时代特征。小说的主人公沉痛地呼唤:“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罢。”“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小说发表后在当时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也遭到封建守旧派人士的非难。正如郭沫若在谈到郁达夫早期创作时所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郁达夫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就以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见之于文坛。他赞同“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主张。但与鲁迅在小说中以“我”为主人公深入其境描述人物和事件的现实主义手法不同,郁达夫在小说中往往以“我”为主人公,运用浓郁的抒情笔调,进行大胆的自我暴露和率直的自我表白,“在重压下的呻吟之中寄寓着反抗”。《沉沦》中的小说《风铃》、《怀乡病者》、《茑萝行》以及《还乡记》、《还乡后记》、《离散之前》等篇,都带有“自叙传”性质。有些不以“我”为主人公而“我”在其中。写于1923年的《茑萝行》,是作者返国初期生活的记录。小说运用给妻子书信的形式,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一个穷苦知识分子艰难的生活处境和痛苦迷惘的思想情绪,感情浓郁,文词凄切,表达了喘息在重重经济压迫下人们的共同心声。为回答胡适等人的无理攻击而写的历史小说《采石矾》,借清代诗人黄仲则的形象寄托作者对邪恶势力的愤懑和抗议。同郭沫若的诗歌中那种明朗、激昂、乐观的调子不同,郁达夫的小说往往谱出一曲曲灰暗、沉重、凄凉的哀歌。这种基调之所以形成,除了作者的生活境遇和思想性格外,也由于他接受了中外富有感伤色彩的文学的影响,特别是清朝诗人黄仲则和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以及某些“世纪末”文学思潮的影响。
尽管郁达夫作品的主要基调是感伤色彩浓重的浪漫主义,但随着作者对现实的观察体验日益深入,作品中现实主义因素不断增强。《寒灰集》中的一些短篇就是这样。《春风沉醉的晚上》通过穷愁潦倒、卖稿度日而灵魂空虚卑琐的“我”,同在苦难中顽强挣扎的心地纯洁、性格坚强的烟厂女工陈二妹的形象相对照,歌颂了女工美好的心灵,朴素的反抗精神,暴露了现实环境的丑恶,也嘲讽了“可怜的无名文士”的软弱无能。《薄奠》是一曲人力车夫的挽歌。这个善良本分的劳动者终日辛勤劳动,幻想能买上一部车,但买车的愿望终成泡影,人也在重压下死去。对车夫满怀同情而又无能为力的“我”,只能以纸糊的洋车表示“薄奠”。《微雪的早晨》写了一个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的悲惨故事。这些小说描绘了被压迫被损害的人物形象,对罪恶的旧社会进行了控诉,作者自己认为“多少也带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小说不仅表明作品现实主义因素的增长,而且标志作者写作技巧的日益成熟。写于《微雪的早晨》之前的《过去》,虽然从艺术技巧上看确是圆熟之作,人物的描写基本上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但慨叹青春和爱情的逝去,思想格调远不如这3篇。30年代初写的《迟桂花》、《瓢儿和尚》、《迟暮》等篇,文笔舒徐清澈,形象新鲜亲切,但赞美隐逸生活、表现迟暮心境,同那时风波浩荡的社会现实的距离就远了起来。
郁达夫在小说中往往赤裸裸地描写“性变态心理”,把性爱放到很重要的地位,使他作品中的浪漫主义除了感伤之外又带上某些颓废色彩。从短篇小说《茫茫夜》到中篇小说《迷羊》都描写青年青春期性的苦闷以及狎妓生活。即使以描写女工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中篇《她是一个弱女子》,也不乏变态性心理的描写。这些描写固然同作品中主人公愤世嫉俗、追求个性解放有联系,但用自然主义手法描写性爱、肉欲,势必削弱以至损害作品积极的思想内容,如中篇小说《迷羊》,从作品情节看,作者原意在写一个青年女伶在悲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倔强性格,但小说却以主要笔墨描写那个“迷羊”似的青年获得性爱的欢乐和失去性爱的悲伤,这样便削弱了小说的积极的社会意义。
小说之外,郁达夫还写了很多散文,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他的不少小说,笔调俊逸,近似散文。他的散文,文笔优美,感情真挚,“充分的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的社会里的苦闷心怀”。《寒灰集》中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悲愤激越,呼唤青年对恶势力进行叛逆和反抗。《断残集》中“琐言猥说”编中20多篇短文,议论时事,讽喻政治,条理清楚,别有情致。但他的游记散文却更有特色。《屐痕处处》中的文字,以清婉的笔墨,描绘平林沃野,水光山色,寄托作者情怀,间有弦外之音。偶尔插入旧诗,意境更见深远。例如《钓台的春昼》是一篇美丽的游记,夜探桐君,朝发富春,沿途景色,写来十分动人。文中插入旧体诗,使感慨愈益深切:把写景状物同寄托忧国忧民的情怀结合起来,是郁达夫游记散文的一个重要特色,也给游记文学这一传之已久的文学形式添上了时代的色彩。
在创造社作家中,郁达夫经历的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最为曲折。他随着“五四”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步伐,政治上思想上不断地前进,但时有曲折和反复。他不满新旧军阀的统治,撰文痛斥过蒋介石的叛变,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民权保障同盟,但在激烈的斗争中时时回顾,过了几年隐逸生活。1935年写作的最后一篇小说《出奔》(中篇),直接表现了农村阶级斗争的主题。尽管郁达夫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存在种种曲折和矛盾,但“他永远忠实于‘五四’,没有背叛过‘五四’”,始终保持了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高尚而忠贞的品德。1938年,他应郭沫若邀请赴武汉参加抗日工作,随后辗转到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地,积极投入当时华侨抗日进步活动,主编进步报刊。1945年9月在苏门答腊的武吉宜丁被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秘密杀害。从《沉沦》中发出“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的热烈呼喊到在南洋被害,郁达夫的一生谱写了一曲令人悲愤、促人奋起的爱国主义的诗篇。
文学创作阶段特色
早期:1920—1933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郁达夫一共写了《沉沦》《银灰色的死》等二十六篇抒情性散文和六十——七十篇议论杂文,表现了他从日本回国时满怀希望的心情和见到满目疮咦的祖国后无限失望的感叹,既有他对革命的前途感伤悲观的思想,又有对革命慷慨激昂,疾声呐喊的激进的理论。
中期:1933—1938年。这个时期,是郁达夫思想的一个低潮期,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使他走上了消极避世的道路,追求一种落后的“名士”风度,留连往返于山林江湖。这就充分暴露出他作为从封建旧营垒中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软弱性和妥协性。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他憎恶现实,不愿同流合污,才逃遁的这一面。
晚期:1938—1945年。1938年春,郁达夫参加了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他用笔参加战斗,写下了许多政论文章,用自己热情的声音来鼓舞人们战斗。
文学创作中的“自叙传”色彩
郁达夫的散文无一例外是“自我的表现”,而且是“自叙传”式的自我表现,是最为坦诚、露骨的自我表现。在郁达夫看来,小说带有作家的自叙传,“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其作品《还乡记》《还乡后记》和小说《迟桂花》,都运用大量内心独白式的抒情、描写、记叙,错落有致,感情真挚,打上有很深的个人印记。他自己的散文就是循着这一原则构造的。他不加掩饰的表露他的身世、思想、感情、癖好,将自己的信仰、习惯、性格甚至病态也大白于天下,以一己的身世、感受,集中表现了在旧社会的压迫、窒息下青年一代的精神苦闷,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文学特色。这种特色就是感伤的弱者的情调,浪漫的青年觉醒者的理想,反压迫的民主主义者的倾向。
首先,郁达夫强烈地表现出作家个性,这是郁达夫散文创作的理论认识,也是他“散文的心”。他在文中无所顾忌地对自己的思想、生活细节进行详细的描写,非常强效地表现了他“自叙传”的独特风格。第二,忧郁感伤的情凋。郁达夫的散文,与小说一样与众不伺,忧郁感伤的情调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创作中。第三,恣肆坦诚、热情呼号的自剖式的文字。第四,回肠荡气的诗的调子。另外,郁达夫散文中那种不拘形式纵情宜泄的抒情方式,郁达夫的散文发出的是带有强烈个性的自己的声音,篇篇洋溢着回肠荡气的诗的情调,热情坦白,毫无遮掩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心情,展现出一幅幅感伤,忧郁而又秀丽、隽永的情景交融的画面。
文学创作中的伤感情绪的表现形式及其意义
在郁达夫作品中,其强烈的伤感情绪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颓废,一是憎恨。既然生活是无味的,自然是死板的,自我也是废物——既不能事业有成,又不能摆脱苦闷,郁达夫就干脆自我放纵。其作品中的《感伤的行旅》《归航》可以看出其拼命地发泄一个人的本能,竭力要在病态中满足自我。这种情感和行为显然具有消极性,这是郁达夫文学作品中不健康的内容,但却绝不是反动的内容,绝不是与时代思潮格格不入的情调。郁达夫主要是以这种病态来发泄一个从封建礼教羁绊中觉醒了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的苦闷。这种不健康的色彩下面仍有着五四“人的发现”所寄寓的积极的意味。
郁达夫自然地慨叹自己生不逢时,郁达夫将他的所有不幸,所有烦恼,所有悲苦,一齐倾向这个黑暗的军阀混战时代,向一个不人道的制度发出了一个哀鸣着的青年的控诉,表现了显而易见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虽不能说很深刻,但鲜明的态度、强烈的情绪却也给这种倾向涂上了积极战斗的色彩。
文学创作中感伤情调的时代意义
郁达夫虽然在文学作品中伤感得无以复加,但他也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无论是伤感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还是几乎坠入颓唐境地的时光,他的心中总有一个诱惑着他的理想。这个理想谈不上崇高,也不具备多么深刻的内涵,但对郁达夫来说,却具有巨大的人生魅力,是推动他奋斗,创造的动力,这就是女人的爱。1927年,郁达夫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若能得到王女士(即王映霞—引者注)的爱,那么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 郁达夫对女性的这神圣、痴想的情感,一方面当然是“自我”理想的表现,另一方面有分明映射着五四人的发现的光芒。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曾说过,女人和儿童的发现,是欧洲近代文明的产物。而对五四时期的中国来说,对女性的赞美和痴爱,那就不仅仅是一种现代意识的表现,也是对封建礼教最直接的批判。所以,郁达夫将女性作为自己的理想来追求,这种行为和艺术倾向,虽然在力度,深度上都不具备“崇高”的属性,但反封建的民主意识却是鲜明可见的。
郁达夫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因此,他常常把个人的生活经历作为小说和散文的创作的素材,在作品中毫不掩饰地勾勒出自己的思想感情、个性和人生际遇,郁达夫的自传体小说代表作品是《沉沦》,郁达夫在《沉沦》中大胆地描写了男女性爱、性心理,同时也发出了“祖国呀祖国!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吧!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的悲号。
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因为对传统道德观念提出了挑战,并且首创了自传体小说这种抒情浪漫的形式,对当时一批青年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一股浪漫派的壮观潮流。郁达夫还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位在世时就已出版日记的作家。
从他的小说中找到了与自己心灵相撞的东西,那些不敢与封建道德决裂的文人,也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郁达夫郁达夫在自传体小说中,除了反映下层知识分子失意、苦闷外,还有一些作品通过知识分子的视角反映处于社会底层民众的疾苦,表现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关怀,如《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
才子,渣男,情痴,真的郁达夫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郁达夫这个人不能用单一的词语来形容他,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这个人既充满了积极的一面,但是又是经常释放负能量的人。他有的时候非常的热情,对待朋友非常的热心。但是有的时候又对人极其冷漠,性格多变让人捉摸不透。他非常的有才华,但是有非常的冲动。
他有责任感,但是在家庭里经常因为自己容易冲动发脾气,而使得家里的氛围非常的紧张和不快乐。他这个人肯定是称得上才子的,也算是为情所困的一个人。他生而敏感,有着与神俱来的颓废感,而且愤世嫉俗,不受世俗的管制,有什么说什么,经常因此得罪人。
他就是这样激烈的一个人,就算毁掉了自己也在所不惜。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因为毁掉了自己的学业,自己的事业,甚至别人的人生。有的时候人们总会劝导他要学会控制自己,但是似乎他生来就是这样浪荡不羁的人,所以也才成就了独一无二的郁达夫。
郁达夫这一生都在努力的折腾,折腾自己,也在折腾别人。他算不上是痴情的人,但是也算不上是渣男,只不过他多情罢了。他痛恨资本主义的压迫,但是也无力反抗。他看不惯很多事情,但是也无力改变,所以他活得非常的矛盾。总是在这种矛盾中自我怀疑,自我救赎。
郁达夫对于家人而言是可怕的,就像是渣男的形象,总是那个喝醉酒在家里大发脾气的一个人。但是在社会上他又是在日本帮助同胞的那个,所以根本无法单一的评价他,他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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