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散文的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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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A、气势充沛，笔力锋芒，富有纵横家、雄辩家气概

B、叙事说理铺张渲染，纵横恣肆；人物刻画，鲜明生动

C、想象奇幻，构思奇特，行文汪洋恣肆，变化万端，极富浪漫主义色彩

D、善于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勾勒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使之栩栩如生

实在不知道，拜托了。。。

解析:

C

庄子》散文的艺术特色

 1 吸收神话创作的精神，大量采用轶事与寓言故事作为论证的根据，把抽象迷蒙的天道描绘的似乎可感可知。

2 想象奇幻，结构灵活。用丰富的想象，离奇的夸张以及大量比喻和拟人的手法写意抒怀。其行文构思，收的住放的开，转接无痕迹。

 2 气势雄伟，意境开阔，善于写惊险的场面。

 3 刻画人物能抓住特征加以夸张的表现，善于传神，

 4 行文变化多端，语言形象生动，富有节奏感。往往押韵。

庄子的文章在先秦诸子中风格独特。他讲哲学道理，很少作抽象的说教，而是借助形象的比喻、丰富的想象，运用神话和寓言故事来抒情说理，使文章充满了奇幻的浪漫主义色彩。作为其代表作品，《逍遥游》充分体现出庄子散文的特色。下面就《逍遥游》的艺术特色作简要分析。一、用寓言说理。善用寓言，这是《庄子》一书很重要的艺术特点。庄子在其《寓言》篇中自叙其著述特点时就明言“寓言十九”，司马迁在《史记 老庄申韩列传》中亦指出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可以说，庄子是第一位有意识创作寓言的作家，而《逍遥游》全篇就是运用大量的寓言来把“无所待”的思想寄托于生动的形象之中的。课文一开始，庄子以一只将“徙于南冥”的大鹏，创造出一种雄奇深邃的境界。浩渺无垠咆哮奔涌的北海之上，瞬间，“不知其几千里”的巨鲲化为“不知其几千里”的巨鹏。起飞之时，“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是何等奇雄壮阔的景象。接着，转入对九万里高空景观的描写，只见“野马”奔腾微尘浮游，茫茫苍穹难辨其色，这又是何等高远幽寂的境界。这则寓言对大鹏的描写，表现出庄子内心涵盖万物轻藐一切的气势，表现出庄子对宇宙人生的一种哲理思索。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关于蜩与学鸠、斥鴳的两则寓言。正当人们神醉于鲲鹏展翅雄奇怪诞境界时，庄子又用拟人化的手法把鹏鸟与寒蝉、灰雀、斥鴳作比，表明了庄子的“小知不如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美学价值取向，从而讽刺了那些“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的自我得意者。运用寓言故事，将枯燥的哲学思想讲得盎然多趣，这就使庄子的散文具有浓厚的文学性。二、极富想像力。先秦其他诸子的散文中也多用寓言，但他们的寓言多为扩大化的比喻，取材一般也是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和熟知的传闻。庄子寓言则善于发挥惊人的想像力，虚构出神奇莫测令人叹为观止的故事，创造出多姿多彩令人瞠目结舌的形象。在《逍遥游》中，庄子以奇崛瑰丽的想像力勾画了诗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精神的绝对自由靠物象的极度自由空间得以伸展，“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鲲，古训中或为刚孵出的小鱼，或为尚未孵化的鱼卵，本为至小之物，文中却把它想像为身长几千里的大鱼；接着，在作者的笔下，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想像力之强令人惊叹。写鹏的南徙，一“击”“三千里”，一“抟”“九万里”，此时，大鹏展翅九万里，扶摇直上苍青天，物理空间的限制被缩小甚至取消，诗人的想象力挣脱了任何空间的束缚。丰富的想像使文章汪洋恣肆，形成一种奇诡异常、变幻莫测、汪洋恣肆的独特风格，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三、善于运 用比喻。课文中的比喻，连翩不绝而又贴切有力。如作者为了说明“有所待”与“无所待”、小与大的区别，以及小与大之间思想境界和见识的悬殊，而连续运用了一系列的比喻。先以水与舟的比喻，“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此处是以水比风，以大舟比大鹏，而杯水芥舟数句则是比中之比。如批评蜩与学鸠不能理解鹏之远飞行径，以旅行备粮为喻：“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尤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接着还通过朝菌、蟪蛄与冥灵、大椿的比喻，长寿者彭祖与众人的比喻，说明了“小年不及大年”的道理。大量的比喻，寓哲理于离奇的想像和形象化的描写之中，形象逼真，引人入胜。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庄子散文的独特风格：想像丰富，奇思连翩，变幻莫测，使人感到汪洋恣肆，雄奇壮丽，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从文学成就来看，在诸子作品中《庄子》是最突出的。正因为如此，鲁迅先生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史文学纲要》）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跨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经历了从坯胎萌芽到生长成熟的漫长过程，直到周代蔚为大观。《诗经》和《楚辞》耸立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座巍峨的高峰，史传和诸子奠定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中国文学史上的历次诗文革新运动，无不以先秦诗文作为师法的楷模和品评的标准，缘于先秦文学自身的特点。　第一是创始性。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文学伴随着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祭祀、婚姻等日常生活而产生，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至周代而蔚为大观。诗歌、散文、辞赋等文学形式一应俱全，散文中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应用散文已有明确的分界。史传散文的记言记事由分离到融合，产生了文诰、编年、国别、谱牒等多种体例。诸子散文由简短的语录体发展为论辩文，进而形成专题论文，完成了论说文的体制。应用文中包括典、谟、训、诰、誓、命以及书信、盟誓、祝文、祝辞、箴、诔、铭文等各种文体。先秦诸子多元化的思想各成体系，彼此渗透，形成中国古代思想史以百家争鸣为开端的特点，并辐射其他各种文体形式之中。先秦散文的记言、叙事、写人以及议论、抒情等，由自然到自觉，手法逐渐成熟。诗歌开中国抒情诗之端，《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经学角度来说，先秦时代是出产“元典”的时代，儒、道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原始经典都出自这一时代；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文学流派的开创等各个方面来看，先秦文学都具有创始性的意义。这种创始性充分体现了先秦时代的作家所特有的开拓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注重独立思考，勇于标新立异，恰与后世辗转模拟、东施效颦的风气形成强烈的对比。　第二是综合性。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离，诗乐舞相融合。文学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一切学术。《论语先进》说孔门弟子子游和子夏长于文学，“文学”便是泛指古代文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其中文学之士著书立说，游说之士摇唇鼓舌。先秦文献中，史传散文记史解经，却不乏哲理思辨，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诸子散文传经布道，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议论说理多具象化，采用寓言、比喻、白描、夸张、铺排等多种文学手法；《诗经》和《楚辞》本是文学创作，却具有一定程度的史料价值和思辨色彩。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先秦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文学等都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先秦时代的诗歌、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从原始歌谣到《诗经》、《楚辞》都是如此。《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的“葛天氏之乐”，有舞蹈道具和动作的描述，乐章的章名概括了诗歌的内容，显然是诗乐舞的综合表演。《诗经》作品大多重章叠句，原本是适应音乐和舞蹈反复表演的需要。《墨子公孟》中也说：“儒者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弦《诗三百》，诵《诗三百》”，可以歌唱、舞蹈、弦奏、吟诵，正说明《诗经》具有综合艺术的特征。《楚辞离骚》的末节、《九章》中《涉江》、《哀郢》、《抽思》、《怀沙》等篇以及《招魂》的末节都有“乱曰”，“乱”既是内容的总结，也是标识音乐的末章。《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祭神巫歌基础上的创作，祭神巫歌是表演巫舞所唱的歌，其中每篇并无“乱曰”，但末篇《礼魂》就是《九歌》前十篇通用的乱辞。由此可见，楚辞也具有诗乐舞相融合的特点。明确综合性的特点，研读文学便要紧密结合时代文化背景，力避盲人摸象。　第三是实用性。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的形势，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或为具体社会问题而发，如《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如史传散文的定是非，决嫌疑；或旨在揭示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如诸子百家为拯救社会而各陈己见；或自怨而生，抨击现实政治，如屈原之作《离骚》。　第四是随意性。随意性指作家不受局限，放言无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文字产生以前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自然是尽人脑所能想，尽人口所能言。产生文字的殷商时代也无所束缚，尽管对天神无限崇拜，还是有武乙之辈敢于射天。周代崇尚礼制，思想有所束缚，然而《诗经》中的民歌用朴实的语言抒发真实的情感，饥者歌食，劳者歌事，对大人君子作无情的嘲讽，对男女爱情作坦率的表白。经过筛选润色的《诗经》尚有真实感，可以想见未能入选的诗歌更是实话实说。先秦无人模拟《诗经》，蕴酿二、三百年之后，楚辞以全新的面貌登上诗坛。后人每以《诗经》为比照评论《离骚》，或认为《离骚》兼具国风、小雅之长，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不同于《诗经》；或认为屈原独依诗人之义，依托五经以立义；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分剖四事同于风雅，四事异乎经典，算是一种折衷的总结。以同于《诗经》为褒，以异于《诗经》作贬，是囿于汉代作家尊经学重模拟的怪圈，而忽视了先秦作家的随意性。屈原是最有个性的诗人，《离骚》是最有个性的诗篇，宣泄自己的满腔愤懑，一吐为快，他完全没有也不必“徵圣宗经”。东周时代，天子的权威日益下降，逐渐名存实亡，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分裂的政治局面为思想的活跃和言论的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儒家有传播仁义道德的自由，道家就有蔑弃仁义道德的自由，纵横家也有以利害关系取代仁义道德的自由。面对旧制度的日益式微，旧秩序的日益破坏，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诸子百家的治世良方形成各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人们竞相探寻最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最为美妙的语言技巧，从而形成各自特有的审美情趣。　任务占坑　先秦诸子散文诸子百家是先秦至汉初各个学派的总称，诸子即指各家的代表人物，亦指他们的代表作；百家即指各学派。《汉书·艺文志》作者根据刘歆的《七略》一书，把儒家经典列入〈六艺略〉中，在〈诸子略〉中，又把先秦至汉初各学派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同时，还著录各家著作，「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小说家 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杂家 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着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农家 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纵横家 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名家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阴阳家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法家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墨家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道家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儒家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同时，儒家强 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诸子散文包括： 1、士的兴起与诸子百家。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与士这一阶层的兴起有密切关系，由社会各个阶层转化而来的士，成为此期活跃于政坛及思想界、教育界的风云人物，其中“九流十家”，有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诸子百家的代表。 2、兵家与早期道家的格言体散文。《孙子兵法》谋篇布局的特点；《孙子兵法》的语言特色；《老子》的思想；《老子》的格言式散文。 3、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孔子的思想；《论语》精粹的语言艺术；《论语》对人物性格及语态的描写。 4、对话式论辩体散文《孟子》和《庄子》。《孟子》的思想；《孟子》的论辩特点；《孟子》的语言艺术；《孟子》的寓言艺术；《庄子》的思想；《庄子》散文的浪漫主义特点；《庄子》的寓言艺术。 5、论说体散文《荀子》与《韩非子》。《荀子》说理文的艺术；《韩非子》的寓言艺术。

庄周是战国时宋之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与孟轲同时或稍晚，才极高，学极博。然他又极端蔑视功名利禄，不求闻达，要求“适己任性”以自快，不愿受世俗的种种束缚。他之所以甘受贫穷，隐居遗世，主要因为他不满当时封建宗法制度的社会现实，厌恶虚伪的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说教，主张一切顺应自然，反对人为。其文笔汪洋恣肆、恢诡谲奇，最具特色。关于庄周文章的特色，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说：“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庄周的《庄子》一书从体裁看，属散文。其在文学方面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大量运用了含义深微的寓言。如《庄子列御寇》载有这样一段故事：“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悦之，益车数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轭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

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其治其痔耶？何得车多也？子行矣！’”这两小段对话没有一句描写，却取得了传声绘神的效果。曹商得意地向庄子夸耀自己本领的神色，庄周对曹商的蔑视，对社会恶劣风气的针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寓言，生动灵活地运用了诙谐、谑弄、嘲讽的语言，使读者从中获得鲜明、深刻的印象。

《庄子》散文的第二个特点是：重视客观事物的细致描绘，善于运用比喻。如：“今世俗之君子，多为身弃生以殉物……今有人于此，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让王》）

高中课本中所选《逍遥游》的第一节，更是使用了大大小小的比喻。全文先以大鹏的高飞远举，引出一种惊世骇俗的逍遥境界，再用“蜩与学鸠”的迷惑和嘲笑，带出“小大之辩”的话题，最后将所喻示的道理用于辨析人的德行上，表现了对功名利禄和权势的蔑视，对摆脱世俗尘事羁绊的理想人生的渴望：“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庄子》散文的第三个特点在于他笔端流露出特有的至情至性，使他的散文浮想联翩，优美动人。《庄子外物》记的是庄子借小米的故事：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

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吾且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这个故事充分表达了庄周要保持个人精神上的自由与人格尊严及远祸全生的`人生态度。

从性情看，庄周怪诞而实严肃，旷达而实平易，无情而时时流露至情。他的怪诞、旷达，是对当时社会制度和世俗的仁义道德规范的消极反抗。他严肃、平易、细密而有至情。他的现实处境和性格，使他时时在探索人生价值、观察自然现象。他痛恨当时社会上的险恶、龌龊、狭隘、虚伪，渴盼得到精神上的自由与解放。常人认为最值得追求的，他不认为是实有。他追求的一种思想境界是：在处世上，也要求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内心世界的自由。而现实生活却与他理想的社会生活相去太远。因之，他的思想感情上存在着种种矛盾。这些矛盾与幻想，构成他写作的动力，形成文学上的浪漫主义精神。“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始终者为友”（《庄子天下》）。这种超越世俗的生活态度，使他能够摆脱世俗礼教、习惯的束缚，展开想象的翅膀在宇宙间飞翔。感情奔放、观察深邃，感受愈充分，其艺术概括也就愈深刻。庄周在想象中为自己展开独往独来的广阔天地，这是形成其独特艺术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了解这些情况，对我们以后准确掌握庄周作品内容及从事教学，都是大有裨益的。

他把“贵生”、“为我”引向“达生”、“忘我”，归结为天然的“道”、“我”合一。他以其代表作《庄子》(又被称为《南华经》)阐发了道家思想的精髓，发展了道家学说，使之成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哲学流派。

　　哲学思想

　　庄子哲学好似一幅恢宏浩渺的画卷，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在无限的宇宙自然界自由翱翔，以“万物齐一”的眼光俯视大地，以此解除人类的“桎梏”、“倒悬”，以此实现心灵的超越。

　　据《史记》记载庄周“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万余言，大抵率寓言也”。庄周喜托寓言以广其意，“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等著名寓言就出自他的著作。他在哲学思想上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使道家真正成为一个学派，他也成为了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他继承和发展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是无限的、“自本子根”、“无所不在”的，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否认有神的主宰。他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辨证法因素。他认为“道”是“先天生地”的，从“道未始有封”(即“道”是无界限差别的)。他看到一切事物都处在“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中，却忽视了事物质的稳定性和差别性，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

　　他认为，天人之间、物我之间、生死之间以至万物，只存在着无条件的同一，即绝对的“齐”；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生死、齐贵贱，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而学“道”的最后归宿，也唯有泯除一切差异，从“有待”进入“无待”。在思辩方法上，把相对主义绝对化，转向神密的诡辩主义。

庄子为先秦时期文学家，其文学成就尤居先秦诸子之冠，堪称浪漫文学之父，东方文艺之神。著书十余万言，《庄子》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庄周还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他善于行文措辞，描摹事物的情态，语言汪洋恣肆，随心而发，他的文章想象奇幻，富于浪漫，文辞富丽，气势磅礴，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在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庄子散文在先秦诸子中具有独特风格。他吸收了神话创作的精神，大量采用并虚构寓言故事，极富浪漫色彩。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都是通过这样的故事来表现的。他的故事形象生动，几乎一切生物非生物都会说话，会辩论，使逻辑思维的理论文章更加形象化。

　　庄子散文不但譬喻特多，而且运用灵活。古人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深于取象者也”，这对庄子来说，尤其恰当。《庄子》一书，“寓言十九”。这些寓言本来是用做譬喻的，但不管庄子或其后学主观上企图用来说明什么观点，寓言本身的文学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庄子文章汪洋恣肆，机趣横生，具有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在古典散文中罕有伦比，对后代文学家影响深远。韩愈曾把《庄子》和《离骚》并称；苏轼的文章，最得力于《庄子》，他的《赤壁赋》从思想到语言都脱胎于庄子，所谓行云流水，“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与庄子的风格极为相近。

　　用艺术形象来阐明哲学道理，用寓言故事和形象作为依托，是《庄子》的一大特色。除了超常的想象，大胆的夸张艺术是庄子寓言创作的手法，奇特的变形手法亦是庄子寓言中常用的艺术技巧。　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名周，生卒年失考，与孟子同时。战国时代宋国蒙邑（今安徽蒙城人，另说今山东东明县人），曾任漆园吏。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也被称为蒙吏、蒙庄和蒙叟。据传，又尝隐居南华山，故唐玄宗天宝初，诏封庄周为南华真人，称其著书《庄子》为南华经。　《庄子》是道家学派的言论著作总汇。司马迁认为庄子思想“其要归本于老子”。庄子的文章，想像力很强，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并采用寓言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对后世文学语言有很大影响。“意出尘外，怪生笔端。”　用艺术形象来阐明哲学道理，用寓言故事和形象作为依托，是《庄子》的一大特色。庄子曾说：“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1]”从理论意识来说，庄子这一派本有“言不尽意”的看法，即逻辑的语言并不能充分地表达思想。与此相关，在表现手法上，许多篇章，如《逍遥游》、《人间世》，几乎都是用一连串的寓言、神话、虚构的人物故事联缀而成，把作者的思想融化在这些故事和其中人物、动物的对话中，这就超出了以故事为例证的意义。　　《庄子》寓言的独特性还在于它的“多义性”。庄子在创造了如此大量、丰富多彩、变化多姿的艺术形式枣寓言之时，其寓意却是比较隐蔽、模糊的。他极少使用正面的说理文字来直接表现自己的思想，而是在一种扑朔迷离的状态下让人去领悟他的心绪。“寓实于玄，寓真于诞[2]”是庄子散文的具体体现。在混沌朦胧，能柔能刚，不主故常的“通天下之一气耳”的状态中，庄子自我陶醉在他所描绘的幻想的意境之中，那潇洒飘逸与神奇怪谲的文风同时也在浪漫的美的意境中徜徉。庄子不以推理手法，而是通过象征、寓言和气氛，以情感想象来表达内容，这种主观性色彩，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庄子在讲故事时，并没有明白、精确地点明他要说明的道理，而是靠那卓异的形象思维，通过故事自然流露出来。这样，其寓言的寓意就变得多面、模糊，具有“形象大于思想”的特点。《庄子》中的故事极其繁多。往往在一篇之中，运用好些故事，又层层相套，大故事套入若干小故事，形成天方夜谭式层层迭迭的故事群簇，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说明事理。这么多“寓言”镶嵌在文中，使庄子文章显出扑朔迷离的面貌。一个寓言，需要读者再三体味，才能领悟其深层含义；或者同一寓言，不同的人读之会有不同的理解。　　这种含蓄的“暗示”手法的运用，正与庄子“道”之玄虚空灵的精神实质相吻合。这种寓言的背后，包藏的是无穷的万象，不尽的意蕴，让人能够捕捉一二却也难以全部领悟，因而也是增加它内涵的丰富和模糊的美。　　除了超常的想象，大胆的夸张艺术是庄子寓言创作的手法，奇特的变形手法亦是庄子寓言中常用的艺术技巧。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怪诞奇幻，不同凡响。“大而无当”的话绝不怕说过了头。正如司马迁所说：“皆空语无事实。”其想象无边无垠，无羁无束，甚而荒唐不经。敢于不拘一格，这恰恰是庄子散文获得显著成就的关键。有些故事的夸张和荒诞到达无法想象却仍能使人受骗的地步。　　《庄子》的寓言不是一般的“意在此，而寄言于彼”的单纯象征，作者总是比较巧妙地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寄寓在虚妄荒诞的故事中，在变化无穷的情景中含蕴精妙深奥的意旨，于奇幻中寓真谛，于怪诞中寓真实。另外，庄子在虚构寓言故事的同时，将这些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形象也进行再加工，使他们不以原本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而是根据作者的意图不停地转换形象。庄子除却虚化历史人物外，还充分利用了现实生活的真实，将其穿插在虚幻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反而更为人所信服。　　《庄子》中的寓言大多是庄子精神的自由想象和对摆脱人生困境的途径方法的种种暗示。从广阔宇宙的长空游尘到无形内心的幽思隐情，从丰富奇特的自然景观到形形色色的人生画面，这种变形手法无处不有，庄子运用这种手法把自我感受和体验假托于对象之中，并借助感性直觉到理性直觉的飞跃，使特定的审美体验上升到以形象来表述的哲理高度，从而使某种抽象的本质化的观念获得感性生命的同时，也使无意蕴的感性事物获得理性生命。　　庄子寓言创作思想被后人继承和借鉴。他的浪漫主义的寓言创作方法，对唐代的柳宗元有着深刻的影响。施长州《庄子寓言对柳宗元寓言创作的影响》[3]从创作方法、题材、文风、修辞等方面分析了庄子寓言对柳宗元寓言创作的影响。李务云、张秉政、赵家新等人也撰文讨论此类问题。我们现在寓言上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直接溯源于庄子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