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的三大思潮

马克思主义、西化派自由主义、与现代新儒学

下面是思潮详解

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回应。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和后发性，中国文学思潮从西方引进，二者之间存在时间差；中国文学受到多种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不那么单纯了，具有复合性。在接受过程中出现了对外来文学思潮的误读，主要是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误读。由于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也导致文学思潮演变的倒序和反复，如五四启蒙主义被新古典主义取代以及新时期启蒙主义的复兴；也导致中国反现代性文学思潮的薄弱、滞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主

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回应。现代性造成了传统社会的剧烈变革，文学也必然回应这种变革，或者表示赞成，或者表示反对，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思潮。这就意味着每个民族的文学思潮的特性是由它的现代性特性决定的。因此，考察中国文学思潮的特性，必须考察中国现代性的特性。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首先是它的外发性。所谓外发性是指现代性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国的现代性不是来自本土文化，而是来自西方。现代性的核心是启蒙理性，包括工具理性（科学精神）和价值理性（人文精神）。这种理性精神有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渊源，而发生于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本土文化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或者佛家（本土化了的禅宗），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因此都没有成为现代性的土壤。这就注定中国社会的现代变革必须从外部引进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具有外发性。中国的现代性是从西方引进的，确切地说，部分是西方列强强迫我们接受的，部分是我们自觉地引进的。在鸦片战争之后，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中国经历了从抵制和被迫地接受到自觉地接受、学习和引进现代性的运动。这种现代性的外发性，必然与中国文化传统冲突，也必然缺乏本土文化传统的支援意识，从而造成中国现代性的脆弱性和艰难性，它的历程必然是曲折迂回甚至是有反复的。

中国现代性的另一个特性是它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欧洲的历史表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是一致的，现代性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动力，而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政治载体。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情况有所不同。中国是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半殖民地社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这意味着批判西方现代文明；而现代性又必须从西方引进，这意味着以现代西方现代文明为楷模、向西方学习。这样，中国的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就发生了冲突，二者不能同步进行，必须取舍其一。由于民族危亡的紧迫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建设现代性的任务。于是，五四以后，以牺牲现代性为代价，甚至以反现代性的方式，走上了争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任务的革命道路。这就造成了中国反现代性思潮的强固影响以及现代性的滞后性。

20世纪是中国现代性发生以及与现代民族国家冲突的历史，也是现代性失落与回归的历史。20世纪的中国历史大致上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洋务运动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是现代性被引进和发生的时期。第二阶段，五四以后至建国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压倒实现现代性任务，启蒙转化为革命的时期；而建国以后至“文革“是初步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但反现代性的思潮（表现为极“左”思潮）仍然主导的时期。第三阶段，新时期以来（包括80年代的新时期和90年代的“后新时期”）则是现代性回归和建设的时期。

在交织着现代性启蒙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主题的20世纪，文学思潮也出现了复杂的情况。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作为现代性的反应的文学思潮也具有了外发性。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外发性体现为它不是本土文学的内在发展的产物，不是自发地生成的，而是受外来思潮的影响，从国外引进的。由于传统社会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没有产生现代性，因此，中国文学只是与前现代性发生关联，没有发生现代文学思潮的历史条件。中国古代文学虽然有不同的风格、流派，但一直没有摆脱古典文学的传统，基本上没有超出传统理性的制约。因此，中国虽然有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但是并没有发生现代意义的文学思潮。只是在现代性进入中国之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中国的现代文学思潮才真正地产生了。在五四启蒙运动中，从西方引进了科学、民主，这是现代性的中国称谓，这意味着现代性产生。现代性引发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剧烈变革，面对着这种变革，文学必须有所回应，于是就有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既有现代性发生的历史条件，又有国外文学思潮的思想资源。中国的文学思潮接受了欧洲文学思潮的影响，并且直接引进了欧洲现代文学思潮。五四以前，中国文学界就已经知道欧洲文学有理想与写实之分，以后又知道有写实与浪漫之分。五四以前中国文学界以西方文学为榜样，发生了“三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的革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生的前奏。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界自觉地学习和引进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对西方文学思潮的了解就更详细、真确了，不仅知道了诸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主张，而且也大量翻译、介绍了这些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品，使这些文学思潮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同时，中国文学又对欧洲现代文学思潮进行了选择性的接受，从而产生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文学思潮——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又从苏俄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新古典主义；同时也产生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其他非主流文学思潮。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就发生了。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外发性，使中国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相沟通，并具有了基本内涵的一致性，从此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行列。在传统社会，中国文学是封闭自足的，它没有汇入世界文学潮流之中。只是在引进了现代文学思潮之后，中国文学才向世界文学开放，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家们意识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要性，茅盾说：“民族文艺的新生，常常是靠一种外来的文艺思潮的提倡，由纷乱如丝的局面暂时地趋向于一条路，然后再各自发展。”[1]他们意识到中国文学现代化之路是引进西方文学思潮。胡适主张“全盘西化”，他说：“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2傅斯年主张：“我们希望将来的文学，是‘人化’的文学，须得先使它成欧化的文学。就现在的情形而论，‘人化’即欧化，欧化即‘人化’。”3这意味着中国文学思潮必然大体上遵循世界文学思潮的发展路线，包括它的内涵和命名都与世界文学思潮基本上保持一致。这就触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要遵循西方文学思潮的路线，并且要冠以西方文学思潮的名称（如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而不能有其他的路线和命名呢？根本原因是，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回应，而现代性是人类共同的选择。尽管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文学传统不同，但社会发展一定要走现代性之路，文学也一定要回应现代性，因此，就必然形成相应的文学思潮。从欧洲文学史上看，新古典主义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的肯定性回应；启蒙主义是对启蒙现代性的肯定性回应；浪漫主义是对现代城市文明和工具理性否定性回应；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否定性回应；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生存危机的否定性回应。这些文学思潮虽然是首先在西方发生的，但由于有相似的历史进程以及文学思潮的传播，也将在中国发生，尽管中国的现代文学思潮会有某些不同的特性，但在基本内涵上应该有一致性。

我们应该充分注意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特性，这种特性来源于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包含着后发性，即它是在西方已经实现了现代性之后才开始引进现代性的。这就造成中国文学思潮的后发性，即它不是与世界文学思潮同步的，而是滞后的。20世纪初期，西方列强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而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五四文学时期，西方文学思潮已经是现代主义（当时称新浪漫主义），而中国文学面对的是欧洲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全部文学思潮，诸如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都作为思想资源而被引入。五四以后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中国文学对这种多元的文学思潮必须有所选择，而不能一股脑儿地接受。选择的根据就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历史需要。20世纪的西方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而中国还是前现代社会，因此，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也必然不同，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之间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体现在各个阶段中，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时期，以及新时期、后新时期，都是如此。

20世纪中国现代性与世界现代性之间的时间差，使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受到了历史上形成的诸多外来思潮的影响。中国文学根据自己的需求对诸多外来文学思潮进行了选择，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潮。因此，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是直线的传播，而是多元选择的结果。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受到诸多的外部文学思潮的同时性影响，包括17世纪新古典主义、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前半叶的浪漫主义、19世纪后半叶的现实主义、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主义和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等，这些思想资源都可能被中国接受，从而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但是，中国文学思潮形成和对外来文学思潮的选择也是是以中国现代性的发展状况为根据的。在20世纪，中国从诸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外部文学思潮中，选择了特定的思想资源，从而形成了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潮主潮。

五四时期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代性没有确立，当时的历史任务就是引进和争取现代性。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科学、民主的旗帜，呼吁和争取现代性。五四文学也呼吁和争取现代性，而这正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历史任务。因此，五四文学思潮的主流就是启蒙主义。它的批判对象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而是封建主义的前现代性。五四文学的基本主张是启蒙主义的，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表明了这一点：“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其中强调了新文学的写实性（描写现实）、社会性（启蒙功能）和平民性（平民主义）。这都是启蒙主义文学的特性。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艺术”，主张“表现人生，指导人生”，蕴涵着鲜明的启蒙理性。这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主张，而是启蒙主义的主张。 创造社虽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启蒙的使命。创造社的理论家成仿吾提出文学的三种使命：“（一）对于时代的使命，（二）对于国语的使命，（三）文学本身的使命。”2这种社会使命就是启蒙的使命。这种主张也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启蒙主义的。五四时期的西方已经进入现代社会，而且现代性已经确立并且显露出负面性。于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发生，开展了对现代性的历史批判。这样，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与世界文学的现代主义之间就存在着一个时间差。由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性还没有确立，而是刚刚发生，文学的历史任务只能是争取现代性，而不是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因此，五四文学不可能接受现代主义，而对世界文学的现代主义采取了置而不论的态度，并没有加以引进。五四启蒙思想家的想法是，按照进化的顺序，先引进和发展写实主义，以后再引进和发展现代主义（当时称新浪漫主义）。例如陈独秀说：“ 我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1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世界文学已经走出现实主义而进入现代主义，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仍然认为要引进写实主义（实际为启蒙主义）。文学研究会指出：写实主义在世界文坛已经有衰竭之象，但国内还有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已为进一层之预备。”1五四以后开始了革命运动，这是为了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需要文学的支持，相应的文学思潮就是新古典主义。五四以后引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新古典主义。它的政治理性原则以及诸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形式规范是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和形式规范的变体。因此，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时期以及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文学时期（包括“文革”文学）的主导思潮就是新古典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它的极端形式“两结合”。而此时，西方世界现代性已经高度发展，其弊端充分显露，文学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全面批判和反抗，世界文学已经处于现代主义的发展高潮期。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时期也没有选择现代主义，这是由于，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引进和发展新古典主义，这就意味着强调文学的政治理性主义和形式规范，而不能接受非理性和破除形式规范的现代主义，更何况现代主义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如果说五四时期是搁置了现代主义的话，那么五四以后的主流文学思想几乎无一例外地抵制、批判现代主义，如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认为：“譬如未来派意象派表派等等……这些新派根本上只是传统社会将衰落时所发生的一种病象，不配视作健全的结晶，因而亦不能作为无产阶级艺术上的遗产。”1对现代主义的抵制和批判一直延续到“文革”。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重新引进和争取现代性，因此文学思潮的主流是恢复五四启蒙主义传统。新时期文学主潮反思和批判反现代性的极左思潮，争取人的价值，这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历史任务。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都发挥着文学的启蒙功能，启蒙理性特别是人道主义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指导思想。新时期后期开始出现批判现代性的文学倾向，非理性主义抬头，各种先锋派出现，但没有形成现代主义思潮。同时，新时期文学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没有注意，更没有加意引进。90年代以来，进入后新时期，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基础，现代性开始确立。虽然中国现代性刚刚发展，但在争取现代性的同时，也开始了反思和批判现代性，虽然解构现代性还没有成为现实的历史选择。此时西方世界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世界文学思潮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后新时期文学开始接受现代主义，但对后现代主义仍然难以消化。后新时期文学思潮多元化，理性主义消退，非理性主义高涨。与此相应，启蒙主义消退，而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崛起，开始对现代性进行批判。这个时期的文学趋势是向现代主义过渡。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之间的非同步性，也造成对外来文学思潮的选择、接受的“误读”。由于对外来文学思潮的接受受到国内现代性发展状况的制约，因此对外来文学思潮的理解往往被当前的需要所左右，这就造成了对外来文学思潮的误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显著也是最为影响深远的“误读”是五四文学以及革命文学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误读”。

五四文学是启蒙主义文学，它接受的思想影响也应该是欧洲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但欧洲的其他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也成为五四文学的思想资源。在接受这些思想资源的时候，就发生了误读。五四以前，文学界对西方文学思潮了解不多，仅仅知道有“写实”与“理想”之分，并不知道更具体的文学思潮的划分。它们认为“写实”派除了运用写实手法以外，还用文学干预现实，它的内涵不仅包括了现实主义，而且也包括了启蒙主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了新古典主义。它们还认为，“理想”派超脱现实，有审美主义倾向，它的内涵实际上包括了浪漫主义以及唯美主义等现代主义（因此现代主义被称为新浪漫主义）。这就意味着五四以前，并没有把握这些文学思潮的实质，不能准确地区分各种文学思潮，从而为五四文学对外来思潮的误读设下了伏笔。五四文学认为自己是以写实干预现实，因此就沿用了写实主义的名称，这个名称范围不仅仅限于现实主义，还涵盖了启蒙主义等，但现实主义较之启蒙主义时间上更接近五四，而且也影响更大一些。后来受苏俄文学理论的影响，写实主义很自然地就改称现实主义，启蒙主义的内涵就完全被排除了。五四文学把现实主义当作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接受，吸收了它的写实手法和批判精神，但却进行了实质性改造，即把现实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转换为对封建主义（前现代性）的批判。五四时期的茅盾提倡“自然主义”（当时对现实主义的称呼），但他强调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1这里明显地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写实的技巧接受，而舍弃了其批判现代性的精神实质。而且，五四接受的外来现实主义思潮，有的就是对启蒙主义的误读。这里主要指的是对俄国启蒙主义的误读。俄国19世纪文学交织着启蒙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思潮，因为当时俄国面临着批判封建主义与批判资本主义的双重任务。而五四文学把19世纪俄国文学包括普希金、果戈里、契可夫等启蒙主义一股脑地当作现实主义接受了。郑伯奇指出：“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始终接近着俄国的人生派而没有发展到自然主义。”2这就造成了以现实主义之名，行启蒙主义之实的状况。新时期文学延续了对现实主义的误读，它恢复了五四启蒙主义，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对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批判，就是启蒙主义对现代性的回应。但新时期文学却自以为恢复了五四现实主义，把启蒙主义对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批判当作了现实主义的任务。新时期文学的强烈的启蒙理性使它区别于现实主义，从而成为现实主义旗号下的启蒙主义。

五四以后，接受了苏联传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新古典主义，是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服务的，而不是批判现代性的现实主义。但是，它却被当作现实主义的发展，这里面仍然有误读的成分。由于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写实的手法或超历史的“创作方法”，因此就可以不顾其历史性和前现代性的本质，赋予其完全不同的思想倾向，即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写实手法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所谓新的、更高形态的“现实主义”。

对浪漫主义的接受也是一场误读。由于浪漫主义在五四以前就被当作理想主义，因此虽然五四时期创造社作为启蒙主义中的一个流派并没有自称为浪漫主义，但在30年代，在苏联文学理论的影下就进行了浪漫主义的命名。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抽离了浪漫主义的历史性和反现代性内涵之后，在接受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程中，就认为“革命现实主义”包含着浪漫主义。到了50年代后期，更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即所谓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结合。而实际上，现实主义不等于写实性、，而浪漫主义也不等于理想性，它们都是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特殊方面的批判。因此，它们之间不可能互相包容，也不可能互相结合。总之，无论是五四时期的创造社和建国以后的“两结合”都不具有浪漫主义的品格，前者是启蒙主义的一个流派，后者是新古典主义。

与欧洲文学思潮演进的有序性相比，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演进具有某种非有序性。欧洲文学思潮与现代性的发展相适应，而欧洲现代性的发展是正常的，它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具有同一性。因此，欧洲文学思潮就按照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顺序发展。而在中国，由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现代性发展受挫，文学思潮的发展顺序被打乱。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演进顺序是：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五四以后的新古典主义、新时期的启蒙主义和后新时期的多元发展并向现代主义过渡。这个历史进程有颠倒，如欧洲新古典主义之后是启蒙主义，而中国则是启蒙主义之后是新古典主义。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实现现代性任务，走上了以反现代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这就造成了启蒙主义的夭折和向新古典主义的后退。同样原因，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演进也有反复，如五四启蒙主义夭折之后，时经半个多世纪，在新时期又继承了五四传统，开始了启蒙主义。而且，在五四以后发生的非主流文学思潮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在抗战和建国以后中断了，而在后新时期得到恢复、发展，从而表现为一种历史的重复。

——“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对话

摘 要：如何反思并重建中国启蒙，当下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与思路，即“新启蒙”立场与“后启蒙”立场。其争论的焦点问题有：其一，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新启蒙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并试图挖掘和再现这一体系；后启蒙者则否定这一体系的存在，着力批判其理性缺陷。其二是关于当前启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前启蒙者主张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剥离”，并强调对前者内在逻辑的“整合”；后启蒙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三是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启蒙，新启蒙者认为必须在继承现代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后启蒙者强调要通过反思现代启蒙传统的理性阙失，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二者的争论有望使论题走向深入。

关键词：中国启蒙；新启蒙；后启蒙；方法论

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

张光芒：当下中国思想界正盛行“后启蒙主义”思潮，它挟后现代主义之威，以多元主义与解构主义为法宝，向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发起了非难、重估与批判。在关于中国启蒙的批判性反思中，您的《自由神话的终结》既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也体现出极其鲜明的特色。我惊讶地发现，与几年前的《启蒙与革命》不同，这次您对中国近现代启蒙运动几乎是进行了一次更为彻底的解构，不无“后启蒙”的气势。我并不是不同意这种理性的但又充满激情的批判姿态，问题是反思并不等于将其鞭挞得一无是处，乃至全盘否定而后快。

张宝明：如果从人类自由思想史的视角透析中国近现代的启蒙，我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为什么声嘶力竭鼓吹了一个多世纪的启蒙居然在历史的顿挫中表现出更多的无奈和尴尬？中国近代百年一瘸一拐的步伐在“五四”那里找到了严酷的证词。这也是我一直没有放弃对近代启蒙进行解构、批判并不断深化的原因。我之所以将启蒙的阙失归结为“自由神话的终结”，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我们无法避开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乃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种种拷问：理想与现实、手段与目的、“个人自由”与“群体合力”的吊诡足以让启蒙的神话破灭。与此不同，您的《启蒙论》不承认这个神话的破灭，对其有着强烈的价值迷恋，并表现出惊人的“自圆其说”的建构性。“新启蒙”的意味十足。不过我仍然怀疑这种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深刻体系的历史本真性；尤其您对中国传统启蒙思想资源的强调，视角确是非常新颖，但若从启蒙的终极关怀意义上说，仿佛是一种刻意异化的论调。

张光芒：我提出中国近现代启蒙运动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绝不仅仅是为了与“后启蒙”者相对抗或标新立异，而是对一种历史的逻辑的深度存在的揭示，同时也出于对当下研究中既无视“中国化”启蒙思想资源的“远传统”，亦忽视五四以来的“近传统”的做法的失望，对此你也可以说是一种“重构”。而之所以强调“叛逆的传统”是一种“前启蒙”[1]，构成了现代启蒙的内在思想资源，既是对那种将中国启蒙视为“舶来品”的流行观点的反拨，也是基于对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尊重，而且我认为只有建基于这种“内在理路”（inner logic），才有思想体系可言。不同的思想理路使我们在情感与理性、文化与政治、大我与小我等一系列有关启蒙的关系范畴上，表现出十分尖锐的分歧。比如你认为五四先驱的“人”的理想一直在“大我”与“小我”之间摇摆，并最终使“大我”吞噬了“小我”，难以把握“人”之趋向；而我恰恰以为五四启蒙的底蕴正在于它在“大我”与“小我”之间取得了某种逻辑上的和谐。

张宝明：不能不补充一下，要是“大我”与“小我”取得了逻辑上的和谐，就不会有“主义”上的饮鸩止渴、“秩序”上的懵懂错乱了。我们知道。就“大我”而言，它带有极强的“泛化”色彩，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膨胀为一种“推广”的集体理路；就“小我”而言，它会在自由理念的诉求中走向“个人”的独立、自主与完善。我在揭示近现代思想史上的“摇摆”现象时，既注意到了“大我”与“小我”的在短暂时间的一度平衡，也就是你所说的“某种逻辑上的和谐”。但纵观思想先驱在每一个历史时段的表现，这种“和谐”毕竟是“某种逻辑上的”，最终还是会在一种或几种思潮的诱惑下走向偏执。鲁迅先生不就这样述说过历史的痼疾与沉重吗？他说：“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2]为此，他曾经与五四同仁们一起为“个人的自大”，为“小我”与“大我”的平衡作殊死的拼杀。但是无论是鲁迅、陈独秀，还是戊戌变法时期就声名大震的梁启超以及五四时期暴得大名的胡适，他们在“大我”与“小我”的关系处理上总有点“虎头蛇尾”、“始乱终弃”的味道。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人”声鼎沸，一时间，“个性”、“灵明”、“精神”纷纷攘攘。而随着1919年春天“巴黎和会”不祥之声的传出，再度民族主义情结的高昂，而且它压倒了一切自由精神价值的“生产”。加之本来我们的启蒙者就对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缺乏脉络清晰的“公”、“私”之辨，于是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价值观念和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价值观念在无限的困惑中的厮杀。由此，“人”的不确定性在执意启蒙的思想家那里也呈现出极其严重的困惑。难怪胡适即使到了晚年还总是唠叨个不停：“五四运动是对中国文艺复兴的一次不幸的政治干扰。”[3]应该说，胡适的这句话还是颇有深意的。

张光芒：恰如您的书名所暗示的，“自由神话的终结”其实也就是中国启蒙的终结，乃至“历史的终结”，这是目前学术界一个颇时髦的术语。但时髦不等于有效，对中国问题而言，这些西方“后主义”时代的思想逻辑尤其缺乏诊断问题的能力。我承认您对五四一代先驱者的“摇摆”和“倾斜”有着敏锐与深刻的一面，但这种反思是否就意味着中国近现代启蒙完全缺乏体系性、建构性与内在的深度模式呢？绝不是这么简单，我认为这种“终结论”有一个“价值判断的移位”问题，即在材料论证与思想结论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漏洞。因此，我们不能不对当下思想界研究启蒙问题的方法论作一番清理。

当前启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张宝明：所谓“终结”，既是说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其实，我的话语已经暗示了启蒙潜流的波涛汹涌，只是换了一种面貌而已。值得指出的是，我的“解构”更多是建立在统一、综合的方法论上。即是将论述设置在一个“完整”的运动“场”上，譬如政治启蒙与伦理启蒙、思想家与革命家等等。而我看到您的“建构”启蒙论——如果没有读错的话——则是意在“剥离”，即将思想主体的革命家身份与启蒙家身份、政治启蒙与思想启蒙等加以分离。

张光芒：的确，我们在观点上的分歧，恐怕在根本上与所持理论资源及方法论有关。您说的“剥离”也的确是我有意识追求的方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启蒙是应社会问题的需要而诞生的思想运动，但不应就此认定它只是成为中国现代“救亡”思潮的一个“副部主题”，或被救亡所压倒，它实际上是作为与“救亡”主题相并列的另一个主题而存在的，对“救亡”、“革命”既起着思想上的补充作用，同时更重要的是不断对革命或救亡的结果、功效进行检验，起着反思与矫正的思想功能。作为一种方法论意向，我认为启蒙主义、启蒙运动与政治革命、救亡运动在逻辑上完全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二者即使不可避免地合而为一，也往往是不合逻辑的混杂。对研究者来说，思想的方法应是剥离现象并整合实质，即借用“分析重建”的启蒙思维加以重构。假如说中国启蒙家有时“不幸”地将启蒙家与革命家集于一身，那也无妨，同样需要将其两种身份的实质进行剥离。剥离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针对共时性的思想混杂进行逻辑的剥离，二是针对历时性的思想转折进行历史的剥离。比如李大钊、陈独秀都有过由坚信伦理之觉悟系“最后觉悟之觉悟”，到自觉地服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这一真理的变化。无论这两种思想交织在一起时，还是从思想实践上完成这一转变时，都应避免用其本人表面上的两种思路相互阐释，否则就会陷入逻辑上的恶性循环，走不出悖论的怪圈。作为针对中国启蒙的思想方法，“启蒙家”不是固定不变的思想单元，不具备独立的思想价值，在言说中只有启蒙思想质素才具有独立的意义。

张宝明：这样一来，我发现你关于“五四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化运动”等的用法，与人们习以为常的通用概念有所区别，我很担心这种“重新建构”会造成更大的混乱。

张光芒：的确，不少研究者习惯于将“启蒙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等量齐观，互换使用，比如在许多人那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启蒙运动是同一个现象、同一个概念。但我认为二者虽然有着密切的关联，也有许多重合的方面，但绝不能将其视为同一个运动。首先，中国的启蒙是一场复杂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过程及理论建构与实践过程二者之间的复杂的互动过程；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较之启蒙运动却更为复杂，甚至极其杂乱。由于新文化的建设运动包含着诸种非启蒙性运动，如政治性运动、农民运动、民族战争等等，这就使它不可能与启蒙运动完全同一步调。这与西方18世纪的启蒙运动差别极大。后者既集中了各个领域许许多多的精英知识分子，又扩展至广泛的社会阶层，使艺术、道德、政治、法律、公共生活较为一致地配合起来，从而成为该世纪西方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而中国的启蒙显然没有在文化运动中取得这样突出的位置。其次，在中国，二者的逻辑中心与思想侧重点也不一样，启蒙侧重于文化心理、思维方式的革命；文化运动则侧重于文化建设与思想的实践。因此，近现代的启蒙运动在文学、艺术、美学诸领域较之在政治、法律、社会制度等方面表现得更为集中一些。另外，“启蒙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思潮”当然不是一回事；同样，“五四启蒙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也有较大的差异。后者的范畴远远地大于前者，是一个含混的“家族概念”。

指出研究界熟视无睹的这一现象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将启蒙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同起来的做法，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理论缺陷。其一，它很容易将研究对象简单化、绝对化，比如既可以将新文化运动具体实践的失误归罪于启蒙运动本身，也可以用前者的成绩以证明后者的伟大。反之亦然。其二，这也自然会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混乱局面，不同研究者之间无法建立起一个公共的对话平台。其三，概念与方法的混乱使人们面对的总是一团无法理清的矛盾，使人们的研究总是从分析矛盾始，到揭示出矛盾终。等我们厘清这些逻辑上混乱，就会发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失误固然有来自于启蒙运动自身的理性缺失的原因；但另一个根源尤其不能忽视，那就是前者没有和后者很好地结合起来，造成了更大的理性缺陷。

张宝明：用“剥离”的方法研究近现代启蒙思潮，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之一，也是能够取得效果的方法。而且也是对“一概而论”之历史研究的一个否定或说补充。从而把某一个案的问题剥离得“淋漓尽致”。这对学术研究的深入、对空疏学术规范的防范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思潮、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以及一定历史时期的问题时，有时候，这种方法会有“见树不见林”的尴尬。我一直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多重因素的组合、交织和变幻搭配而成的。面对由历史链条衔接的因果关系，我们硬要在有机的历史组合中剥离出来“意义”，自然会对我们的研究对象造成被动。譬如说，在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其革命家身份与启蒙家身份、政治启蒙与思想启蒙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剥离？那种胶着状态又怎能剥离呢？就我个人采用的综合方法而论，无疑是在有意无意中受到了我导师强调的法国年鉴派“长时段”理论的影响。谈到这里，我有一个惊异的发现，那就是：你的“剥离”是为了更好地“综合”，而我“综合”则是为了更好地“剥离”。或许，剥离与综合能否互补则是下一步我们应该考虑的。

张光芒：正如你所言，我强调的另一个方法是“整合”，即从纷繁的近现代启蒙思想潮流中整合出一个体系。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表面上纷纭复杂的矛盾中梳理出思想走向与社会走向、潜在力量与显在力量的区别，以避免逻辑上的混乱。比如你一方面认为五四启蒙太政治化了，应该将重心放在“伦理觉悟”之上；另一方面又认为五四的道德追求缺乏“政治的配合”，不能从抽象的形而上层面真正“外化”，[4]这样未免自相矛盾。

当我们从建构论的角度挖掘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的原创理论体系与文学精神，完全可以侧重于探讨其深度模式及逻辑同一性的一面，这时，非启蒙、伪启蒙或反启蒙的文化、文学思潮就有必要涉及较少或有意避开。同时，启蒙思潮范畴内也存在大量的自相矛盾的现象，比如在同一个启蒙思想家或作家的思想探讨中，既有发展变化的时候，也可能有自我否定的时候。对此现象，不妨采取“共时性”和“归约化”的原则，即强调并不是一个启蒙家的所有思想都属启蒙主义范畴，当他的思想与同时代原创启蒙精神在深层次上相通时，即将其纳于启蒙主义的视野；而将那些思想归诸深层次的原创启蒙体系，就需要看它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大多数启蒙思想家的精神意向。这就意味着，探讨原创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在强调“关系思维”的基础上求整合，而不是面面俱到。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中指出：“启蒙思想的真正性质，从它的最纯粹、最鲜明的形式上是看不清楚的”，“只有着眼于它的发展过程，着眼于它的怀疑和追求、破坏和建设，才能搞清它的真正性质。”“通常被认为是由千差万别的思想成分凑成的大杂烩的启蒙哲学，实际上是由一些表述得极其严谨、条理分明的伟大的基本观点统领的。”[5]因此，我们需要注意，由于中国的启蒙主义框架是由许多思想家、美学家、文学家的不同阶段不同层面的言论与其内涵相互作用而显示出来的总体性的逻辑整合趋向，因而切忌对不同论者不同观点孤立看待，否则就会只看到矛盾、悖论，而无法加以梳理。譬如陈独秀有时倡扬“以科学代宗教”，有时又主张以基督教补儒学；有时倡导情感，有时又推崇知识，表面上的冲突性很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冲突产生了逻辑张力，构成了启蒙的真义，否则就谈不上启蒙主义的“中国化”。

张宝明：有意思的是，我十分注重的另一个方法，即求“统一”与你的“整合”论也不无对立之处。这个统一是在“对立”前提下的“统一”。就像你在指出我的“未免自相矛盾”之处一样，当我在“解构”世纪启蒙思潮的时候，如同你有一个基本预设一样，我也是有一个基本框架的：那就是，“戊戌”与“五四”先驱都没有能够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他们的惊人相似之处在于，一方面谋求独立自主、个性自由；另一方面又在不自觉地因袭“负担”。一方面是个人觉醒的意识，另一方面则是集体无意识作祟。所谓的先驱大多是“穿新鞋走老路”的先驱，所谓的“新民”、“新人”、“新青年”，都是在“新”与“旧”之间摆不平的生命个体。就你所指出的矛盾之处来看，我的“五四启蒙太政治化”本意是指，其“工具理性”意识太浓，而“价值理性”太弱。而“应该将重心放在‘伦理觉悟’之上”也并不是我的观点，则是陈独秀的断言。根据我本人的阅读和理解，现在看来陈独秀的所谓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观点中“伦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伦理”觉悟。由于五四时期的急躁、浮躁并由此带来了学理论述的疏忽、仓促，我以为这个伦理很可能是“价值理性”意义上的个性自由、民主独立。从他立意要抛弃的“旧道德”、“旧伦理”以及着力提倡的“新道德”、“新伦理”来看，与我们的推断并不矛盾。在文中我所认定的“五四的道德追求缺乏‘政治的配合’”其实也是对五四启蒙的一个批评：一个单纯追求“伦理觉悟”的思想启蒙如何承担启蒙之“重”！

归根结底，这还是对启蒙观念、启蒙内核、启蒙理念的诉求。换句话说，是对启蒙应该是什么的追问。在笔者看来，启蒙既不是单纯的政治——这样启蒙和革命就成了必然的因果关系；也不是单纯的伦理、道德、文化的“建构”。正是在这一点上，笔者的“统一”方法论才有了“用武之地”。也许，这也是光芒先生一个理论“整合”论者已经感觉着并深刻理解着的。我采取这样的叙述范式是从人物个体的心路历程中挖潜启蒙内在的矛盾、悖论及其死结，从而让当下启蒙者“当心思想史上的事故多发阶段”，这样的矛盾难道不也正是你所说的历史的“深度存在”吗？其实，就您所强调的“新启蒙”思维和我个人所认定的所谓“后启蒙”思路而言，两者在立场上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比如您另一本书《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不也专用一编的篇幅对中国启蒙进行反思吗？

张光芒：我在该书中之所以对中国的启蒙进行反思，实际上并不与我强调的方法论相矛盾。揭示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原创性体系与精神，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矛盾和悖论；相反，正是在多元文化冲突中才凸现出启蒙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也不是说它在理性与情感等问题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没有缺陷，而只是强调其特征之所在和其逻辑同一性的思想范式。比如启蒙主义的理论探讨与启蒙文学创作之间，理性建构、理性理想与理性实践之间就常常存在着较大的反差。因此“反思”与“评判”的工作应该意味着，一方面要进一步考察中国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在其自身构建中有着怎样的内在矛盾和怎样的缺陷；另一方面，它又是怎样在与启蒙相关的或各种非启蒙、反启蒙的思想因素的冲突中发生变异的，以及这种变异怎样影响了文化与文学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否则，若以“未完成的启蒙”来贬低那场启蒙，就会犯“以成败论英雄”的低级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说，未完成不正证明了启蒙的深刻与超前吗？这正如阿伦·布洛克所说，“人类的思想要想得到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6]

未来中国还需不需要启蒙？需要怎样的启蒙？

张光芒：尽管在方法论问题上我们彼此有着很大的分歧，而且看来一时也难以达成共识。但我发现我们有一个极其一致的方面，那就是都认为中国的启蒙远未完成，重提启蒙问题，重建启蒙体系，重整启蒙运动势在必行。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基本出发点的一致性，才使我们有了一个对话的平台，也使这种讨论越发显得尖锐。

张宝明：其实，我们也许都是目前中国另类启蒙的代言人。有意思的是，我们不是“超越启蒙”、“回归五四”的简单认同者，对“超越启蒙”的“超越”、对“回归五四”的“回归”表明我们已经走出曾一度让我们痴迷的历史乌托邦。既然我们都认定了启蒙的必要性，那么你我的“面对面”在本质上还是“启蒙如何一路走好”的问题。

张光芒：首先，我认为21世纪的中国是个迫切需要启蒙的世纪，甚至较之20世纪这个文化课题更为突出。经济学界现在有一个说法，认为中国还需要20年才能完成工业化，然后再需要30至40年实现现代化。也许有人认为这个估计有些保守了，但我觉得这个估计其实是“冒进”了。因为它主要是建立在经济指标、社会结构等因素上面的；并没有将国民性问题、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整体提高等这些“现代化”的“内在”指标充分估算在内。

张宝明：如果我们承认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这个理论前提，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再也没有比启蒙显得更为迫切了。这样说并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故意显示我们立意命题的重要。如光芒先生所说，毕竟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这样的“内在”指标不好用经济数字或其他数据来换算。不过，同时也应该看到，启蒙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非要是轰轰烈烈的一场运动才算是启蒙。客观地说启蒙的潜流一直是在进行的，而且采取的形式也是较为稳健的。20世纪激进浪潮曾经一度一浪高过一浪。今天，我们不需要热火朝天的景象了；需要的是能够冷静地梳理启蒙阙失、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立意寻找良知外化的意义守成者并不断使之一天天多起来。

张光芒：我十分赞同“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这一富有远见的提法。这一点既涉及到启蒙思想资源问题，又离不开启蒙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是重新梳理建构我们的启蒙资源。一方面是对于西方启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存在着有误解。比如有人一直认为启蒙主义就等于理性主义，这就很成问题。如果将伏尔泰的理性主义和卢梭的浪漫主义作为西方启蒙内在张力的表现，就会有助于我们找到“历史现场”的感觉。另一方面，我们还要重新理解中国的启蒙资源。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认为，我们的启蒙只要回到五四就行了，就解决问题了；另一种则认为五四启蒙失败了，现在它更是过时了。这两种倾向都不具备可行性。我们必须对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重新理解，尤其要重新发现被遮蔽的东西。在此基础上继承现代启蒙传统，同时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打造底盘”还意味着必须以“扎硬寨”的精神，敢于面对“什么是启蒙”这样的纯粹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在康德的时代，康德做出了回答；在福柯的时代，福柯做出了回答；在中国的今天，我们也要做出回答。这个问题不首先做出回答，争论就不会消失，思想就不会深入下去。这也是21世纪真正的启蒙能够到来的希望之所在。

张宝明：说到希望，我以一位后启蒙主义者的立场解构20世纪的思想文化启蒙史并不是本意。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要为20世纪的坎坷、沧桑提供一个历史的注脚。作为一位人文知识分子，在很多情况下，世纪先驱走过的百年心路也不断地辐射到我身上，因此我的写作过程也是和世纪先驱心灵互动的过程。这也是我说过的“我批评的就是我自己”的原因。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苛求先哲，但至少我们可以避免再走那条弯曲的路。他们很多有益的思想遗产将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精神财富，“解构”不是“破坏”，“批评”不是“指责”，在先驱建造的历史绿洲中再添加营养、滋润雨露，也许会将我们的启蒙之路走得更好！如同我曾经指出你的“建构”是“虚拟的历史”一样，先生所立意“建构”并希望“一以贯之”的启蒙架构，也正是我所提倡并举双手称赞的启蒙路径之一。

最后，愿我们在启蒙求索的道路上为民族强盛、国民福祉的到来祈祷！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浪漫主义服装艺术风格

　　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风潮的历史背景是风云动荡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时期的浪漫主义解放个性和心灵，浪漫主义者不仅反对一切与封建政权有关的事物，而且也希望摆脱学院派的古典艺术的刻板僵化和过分简朴理性。浪漫主义重视色彩和情感，也重视他们身体走动时的氛围和美感，这一切都在服装上强烈反映出来。

　　一、浪漫主义风格及服装特征

　　浪漫主义服装带来的全新浪漫、妩媚、性感、柔软以厦奢华气息，可以说是最原始最纯粹浪漫要素回归。不同于古典主义的服装设计（古典主义的具体表现是反对繁杂、繁缛，美学思想较为严谨，崇尚质朴的、纯洁的、华丽的美感。在服装上所展示的是突出人体的美好。服装风格的形式法则表现为追求造型平衡、对称。具有合理、简洁、结构明确的基本规律。面料质朴，色彩图案单纯。），它更强调打破僵硬的教条，追求幻想异想乃至戏剧化效果。常用复古、怀旧、民族、异城等主题，造型追求夸张独特。线条或柔美或奔放，非对称和不平衡设计结构，成为与古典主义最为明显不同的地方。在色彩上也丰富多变，图案缤纷斑斓，面料追求自然和质感。装饰手段多用：毛边、流苏、刺绣、花边，抽褶、蝴蝶结、花饰等，也即是说只要能想到的新鲜华丽的元素都可以采用。

　　20世纪初，西方开始关注东方并将东方的审美情趣融入到时装中。东西方服装开始碰撞出了独特谤人的火花，也使设计师在神秘中更增添了舒适灵活的宽松表现，羽毛、纱饰、披风、蕾丝被大量运用。20年代夏奈尔推出了上表下裙套装，在解放女性身体的同时，又带来了简单优雅的气息，当然这期间也偶有一些反叛意识的款式出现；30年代女性的线条被过分夸张，服装多为驶折垂挂式，被称为罗马柱式，低腰线时装也极度流行。到了60和70年代，少数民族风貌中有部分具有较强的浪漫主义因素出现，而70年代出现的花布与碎裮营造出的烂漫气氛，也对后来有所影响。

　　服装的潮流一般表现为，或是在高科技的支持下，创造崭新的浪漫化面料外观；或是研究历史中的浪漫装饰，对其中的要素予以系统分析，抽取精华，来滋养今天，使简单的成衣具有浪漫而丰富外观。当代的服饰研究，已呈现出多屡面、多角度的倾向，服装设计也从功能性、艺术性、审美性等多方面体现出人类杰出的视觉创造能力，以及各个时期不同地域人们的文化观念、审美观念和生活观念，显示了人类视觉艺术思维和审美活动的不断升华。

　　二、欧洲浪漫主义风格对现代服饰的影响

　　服装的艺术化是我们对时代审美差异的一种及时反馈，它不仅反映出人与自然以及社会的关系，而且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氛围和人们对审美及时代变迁所映现出来的精神面貌。

　　首先，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已超越了其原有服装的传统格式，走进了全球化的现代服装模式，即工业化社会特有的批量生产的、追求低成本高效率的，简洁、实用、舒适、便捷的服装风格。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里，文化的独特性成为市场竞争的关键，为此，历史中曾经辉煌过的种种服装风格，作为调节、丰富当代服装图版的基本手段，在服装设计师的手中得到不断的挖掘、应用和再现。在千篇一律的现代服装背景下。返回古典主义、浪漫主义风格丰富的装饰语汇，与新材料、新技术、新观念相组合，为流行注入了新的含义，它唤起了人们对装饰的向往，引发着人们对丰富的视觉效果和自由的追求。

　　其次，浪漫主义是历史上第一个涉及广泛的、较为完整的、样式丰富的装饰体系。它超越了思想的母题，将愉悦的视觉效果凸显出来，使文艺复兴时期的以思想为核心的形象，成为装饰形式十分鲜明的、较为纯净的审美对象。它使形式的细节从此丰富起来，可供视觉欣赏的内容也更加丰富了。由此铺垫出通往人性化的装饰之路。可以说，浪漫主义风格为人类建立了视觉审美的新格式、新需求，也奠定了西方近、现代装饰艺术的风格基础。

　　第三，由于浪漫主义风格涉及广泛，使得设计作品都体现出特有的形式感。从各种的曲线结构、丰富的光影效果、材料的自由组合、大量使用的褶裥、花边、刺绣和蝴蝶结等装饰品上，可以看到这种装饰的普遍性。浪漫主义风格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手工艺劳作的结果，在当今被机器打造的物质环境里，浪漫主义艺术闪烁着细腻精致、淳朴浪漫的人性的光辉。它补偿了当代视觉的缺憾。正是这一点，才会引来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和喜爱，成为当今服装流行的艺术调味剂。现代的浪漫主义风格服饰的时蓑不是简单地对西方17或18世纪浪漫主义服饰的翻版，而是既保留了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同时还借鉴了现代服装设计的先进理念，追求少即是多的现代时装设计原则，在贯通古今的现代时尚设计和审美表现中适应着人们不断提高的内在需求。

　　现代时装借鉴了浪漫主艾风格重新回归优雅华丽的感觉，并把浪漫主义所有的形式美观念与装饰手法运用在服饰设计中，充满了娇柔的女性化味道。趋于自然的色彩运用，细腻的工艺，丰富多变的曲线，不对称、富有雕塑感的服饰结构。所有这些元素都诠释着现代服装设计者对欧洲古典华美的向往，给人以充满强烈动感和视觉冲击力的及奢华印象。21世纪的新浪漫主义，在禀承传统浪漫主义的同时，还有着更新的演绎。新浪漫主义保留了传统浪漫主义的基本元素，如服装的流动和韵律，又适当加入后现代的速幻，以及嬉皮的颓废与都市实用，再加上艺术夸张和变异，使得服装展现出既简洁、美观又出人意料的面貌。

　　三、结束语

　　在21世纪的今天，形与神的结合，个性与风格的展示，已经更少了约束和限制。随着时光飞快轮回，流行也像不停转动的时针，作为个性视野的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在向保持大自然原味的思想倾向发展着（新的式样、新的面料、更新的角度）。怀旧即是在设计中引入历史的、地域的、民族的旧有元素与形式，也是从过去中揭示未来，从传统中寻觅现代。人们往往可以从最时髦的物品中看到传统的影子，这是人们审美意识中喜新怀旧、喜新寻旧的心理反映，它也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审美感性兴趣。德国历史学家伯伦哈姆曾在对遗物与传统的区别中，指出传统不同于遗物，它是至今仍具有生命力的东西。有的设计学者也清楚地表明对传统的看法：继承发展一切优秀的传统。不是溶于古物之中，而是在继承保全传统精神的同时进行再创造。怀旧的形式通过精心构思，巧妙借鉴，用现代材料、加工手法对其进行提炼、简化、改造和创新，已经是一种新的创造性呈现。而作为艺术袁现形态之一的浪漫主义再创造，也必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呈现出往昔所未曾有过的耀人眩目与美丽华彩。

　　参考文献：

　　[1]卞向阳服装艺术判断[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6

　　[2]叶立诚中西服装史[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

这个问题需要分几个方面回答。个人看法：

一、首先，我们从小学开始学习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等，到了高中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了大学我们学习老子的《道德经》、《诗经》、《论语》等，还有外国文学。说中国人歧视本土哲学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小学到大学，无论是语文还是政治，都有中华文化的元素，说这话的人绝不是有见地的人。

二、当今的人不了解中国哲学的博大内涵，有所误解。1、翻开中国的历史，许多封建朝代的帝王都喜欢“长生不老”、“仙丹”等，妄想自己的王朝不朽。“长生不老”源起道教（不代表道家哲学），人们对那些一心求“长生不老”的昏君恨之入骨，恨屋及乌，鄙视道教文化，无辜的道家哲学受到了牵连；2、在反封建的革命时期，封建体制崇尚儒家文化，独尊儒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把儒家文化甚至孔子本人推到风口浪尖上，为了解放人民思想，摆脱封建的束缚，甚至故意曲解《论语》的话语，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那些歧视、不了解中国哲学的人，有部分是因为历史的因素。

三、鸦片战争、八国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等，为中国带来外来文明，同时我们也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主席为首的班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走向革命的胜利。那个时候的民众自然崇拜西方文化、西方哲学。后来改革开放，学的也是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哲学文化。所以有部分人迷信西方哲学，有很深的历史客观因素。

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都是人类的文明，都不能丢弃，二者可以兼有。西方哲学比较崇尚浪漫主义，侧重人的想象力，完善自我，天马行空，灿烂辉煌；东方哲学比较侧重现实主义，改造世界，造福他人，博大精深，济世救人。我们经常说中国人现实、务实，老外浪漫、潇洒，这就是文化的不同造成的民族性格。

最后告诉楼主，中国哲学是一个超级海绵，永远都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养分，因此而长久不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就是很好的证明。新事物的诞生，总是先模仿，然后领悟内涵，接着扬弃它，最后诞生。伟大的四大发明都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就证明这片国土很非凡、很有魅力！

表达方式。文化差异。

1、表达方式。中国文明形式是内敛型文明形态，西方文明形式是扩张型文明形态。

2、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也不同，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而西方也就几百年的历史。文化形式的不同是由地理环境和文化历史导致的。中西方的文明形式的不同会给美术的影响：

1、呈现内容。中国文化呈现的美术内容大气磅礴，西方文化呈现的美术内容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2、表达情感。中国文化在美术上表达的多数于民族大义、思乡、思念朋友亲人有关。西方的文化在美术表达的多数是爱情和自己本身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