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湘夫人》中，浪漫主义色彩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摘来共赏： 湘夫人 屈原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 鸟萃兮苹中？ 罾何为兮木上？ 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 麋何食兮庭中？ 蛟何为兮水裔？ 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 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 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 荪壁兮紫坛，匊芳椒兮成堂。 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 罔薜荔兮为帷，薜蕙櫋兮既张。 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 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 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 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 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 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 《湘夫人》是《楚辞·九歌》组诗十一首之一。“湘君”和“湘夫人”据说是湘水的一对配偶神，湘君是男神，湘夫人则是女神。他们的形象与民问关于虞舜和他的两个纪子娥皇、女英的传说有密切关系。传说中说，大舜巡视南方，二妃末从行。舜在巡行过程中，死于苍梧之野。二纪追踪至沅、湘之间，听到大舜已死的消息，于是自投湘水而死。楚国人民本具有高度的想象力，于是二妃的形象就逐渐演变为湘水的配偶神。湘水是楚国境内所独有的最大河流。湘君、湘夫人这对神祗反映了原始初民崇拜自然神灵的一种意识形态和“神人恋爱”的构想。楚国民间文艺，有着浓厚的宗教气氛，祭坛实际上就是“剧坛”或“文坛”。以《湘君》和《湘夫人》为例：人们在祭湘君时，以女性的歌者或祭者扮演角色迎接湘君；祭湘夫人时，以男性的歌者或祭者扮演角色迎接湘夫人，各致以爱慕之深情。他们借神为对象，寄托人间纯朴真挚的爱情；同时也反映楚国人民与自然界的和谐。因为纵灌南楚的湘水与楚国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她像慈爱的母亲，哺育着楚国世世代代的人民。人们对湘水寄予深切的爱，把湘水视为爱之河，幸福之河，进而把湘水的描写人格化。神的形象也和人一样演出悲欢离合的故事，人民意念中的神，也就具体地罩上了历史传说人物的影子。湘君和湘夫人就是以舜与二妃（娥皇、女英）的传说为原型的。这样一来，神的形象不仅更为丰富生动，也更能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在情感上靠近，使人感到亲切可近，富有人情味。 诗题虽为《湘夫人》，但诗中的主人公却是湘君。这首诗的主题主要是描写相恋者生死契阔、会合无缘。作品始终以候人不来为线索，在怅惘中向对方表示深长的怨望，但彼此之间的爱情始终不渝则是一致的。 《湘夫人》是一首很有特色的爱情诗。以景现情，寓情于景，可以说是这首诗的一大特色。《湘夫人》的景物描写十分成功。它不是为写景而写景，而是与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相映衬，即情感的流动与外在形式同步。诗人将湘君与湘夫人约会的地点放在湘水一带，时间又是在秋天。整个画面是秋天水上景色。这就为诗中主人公提供了抒发相思愁苦的自然环境。在湘君的心口中，以为“帝子降兮北渚”——湘夫人曾经在约会的地点（北洲）等待过自己。然而当他到来时湘夫人已经离开了。他望穿秋水也不见对方影子，心中忧伤万分。“目眇眇兮愁予”中的“愁”顿时在此环境中触发。“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是进一步借秋景来渲染、扩散和深化这相约未见的愁情。主人公不见心爱的佳人到来，白极想会见至没有会见，中间的心理落差非常之大，有一种沉重的失落感。主人公的情绪体验染上了某种色彩，于是构成一种审美心境。这时，在湘君的眼中，尽是令人黯然神伤的凄凉景色：秋风瑟瑟，似乎凉意渗透心间；落叶纷纷，犹如一颗沉重的心渐渐下沉；微波荡漾，犹若“心波”起伏。湘君面对这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心事茫然，愁绪四溢。情与景，水乳交融，把读者带入一个美妙的意境。 起先湘君因为没有见到对方而心中忧伤，但他心中还是抱着希望，也许等一会儿还会来的，于是在傍晚作好迎接的准备，不断地朝远处眺望。这也是符合人物心理活动的。“登白薠”二句就是写这种心理的。他再等仍不见湘夫人到来，心绪必然越来越糟糕。这时正值傍晚，鸟儿归巢、渔人收网的景象使他想到自身的处境，更感失约后的孤独和苦恼。在对比中产生联想，在联想中把现实的景物扭曲为假想景象，原先看到的景象发生变形：“鸟何”、“麋何”、“罾何”、“蛟何”四句，就是主人公在极度懊丧的心情下出现的假象——扭曲了的景象。“荒忽兮远望”正说明他精神恍惚，因而产生与现实景物完全颠倒的幻象。这种现象的发生，既是复杂的心理现象，又是合理的心理流程。等他清醒过来时，仍不死心，又骑马渡江到西岸去耐心地等待。一旦听说湘夫人“召予”，喜不自胜，忙着做迎接湘夫人的一切准备。以下一系列环境描写，都洋溢着惊喜欢快的气氛，似乎幸福美满的生活在等待着他。主人公的心情与周围环境的描写又都转为明丽欢快，情与景协调得非常自然。忧伤痛苦转而为喜气洋洋，这正是将现实中没有实现的事寄托于幻想中，把失掉的东西幻化为美好的东西，从而在精神上得到一种满足。湘君的心灵世界就是在现实的和虚幻的境界描写中披露出来的。 层次重叠交叉，又能一以贯之。这首诗在结构上也颇具特色，它以湘君赴约不遇时的情感活动作为中心线索，把景物变化、人物活动都串连起来，既有曲折起伏，又能融会贯通。 从情感的结构角度看，这首诗是以“召唤方式”呼应“期待视野”。《湘夫人》既然是迎神曲，必然是以召唤的方式祈求神灵降临。全诗以召唤湘夫人到来作为出发点，以期待的心理贯穿其中。诗的前半段主要写湘君思念湘夫人时那种望而不见、遇而无缘的期待心情。中间经历了忧伤、懊丧、追悔、恍惚等情感波动。这些都是因期待而落空所产生的情绪波动。诗的后半段是写湘君得知湘夫人应约即将到来的消息后，喜出望外，在有缘相见而又未相见的期待心情中忙碌着新婚前的准备事宜。诗的末尾，湘夫人才出现，召唤的目的达到，使前面一系列的期待性的描写与此呼应。实际上，后半段的描写不过是湘君的幻想境界。出现这种幻象境界，也是由于期待心切的缘故。整首诗对期待过程的描写，有开端，有矛盾，有发展，有高潮，有低潮，有平息。意识线路清晰可见。 这首诗还有着明暗对应的双层结构方式。主人公情感的表现，有明有暗，明暗结合。抒情对象既可实指，又有象征性。在描写实境时，主人公的情感是表层性的，意旨明朗，指事明确，语言明快，情感色泽清晰，高低起伏，强弱大小，都呈透明状态。如诗的后半段写筑室建堂、美饰洞房、装饰门面、迎接宾客的场面，就属于表层性的，即明写。从“筑室兮水中”至“疏石兮为芳”，是从外到里、由大到小；从“芷葺兮荷屋”至“建芳馨兮庑门”，又由里到外。线路清楚，事实明白，情感的宣泄是外露的，是直露胸臆的方式，淋漓酣畅，无拘无束，少含蓄，情感的流动与外在形式同步。 从深层结构看，这首诗又有着寓情于景的表情法。景物不是原来的样子，如“鸟何”、“罾何”、“麋何”、“蛟何”等句；或是带上感情色彩的景物，如秋风、秋水、秋叶的描写。情感的流动较蕴藉、含蓄、深沉，如海底暗流，不易发觉。因此需要通过表层意象加以领会。 这种双层结构，明暗对应，相辅相成，构成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这种结构的优点是：可以增大情感的容量，使情感的表现呈立体状。 另外，全诗所描写的对象和运用的语言，都是楚化了的，具有鲜明的楚国地方特色。诸如沅水、湘水、澧水、洞庭湖、白芷、白薠、薜荔、杜蘅、辛夷、桂、蕙、荷、麋、鸟、白玉等自然界的山水、动物、植物和矿物，更有那楚地的民情风俗、神话传说、特有的浪漫色彩、宗教气氛等，无不具有楚地的鲜明特色。诗中所构想的房屋建筑、陈设布置，极富特色，都是立足于楚地的天然环境、社会风尚和文化心理结构这个土壤上的，否则是不可能作此构想的。 语言上也有楚化的特点。楚辞中使用了大量的方言俗语，《湘夫人》也不例外，如“搴”（动词）、“袂”、“褋”（名词）等。最突出的是“兮”字的大量运用——全诗每句都有一个“兮”字。这个语气词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啊”字。它的作用就在于调整音节，加大语意、语气的转折、跳跃，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湘夫人》以方言为主，兼有五七言。句式变化灵活。这种“骚体”诗，是继《诗经》后新出现的自由诗，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是一次了不起的创新。

  《楚辞》是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及浪漫主义文学源头。"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汇编成集，计十六篇，定名为《楚辞》。是为总集之祖。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屈赋的形式，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楚辞》部分作品因效仿楚辞的体例，有时也被称为"楚辞体"或"骚体"。"骚"，因其中的作品《离骚》而得名，故"后人或谓之骚"，与因十五《国风》而称为"风"的《诗经》相对，分别为中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鼻祖。后人也常以"风骚"代指诗歌，或以"骚人"称呼诗人。

  《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

  《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 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

《楚辞》代表人物：

    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战国时楚国诗人。名平，字原;又自言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时楚国贵族。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学识渊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后遭到贵族子兰、靳尚等人的排挤而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长期流浪沅、湘流域。后因楚国政治更加腐败，首度郢也被秦兵攻破，既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遂投汨罗江而死。所作《离骚》《九章》《九歌》等。其中《离骚》等更具有宏大篇制，与《诗经》形成显著区别，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传世作品，都保留在刘向辑集的《楚辞》中。又《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篇，其书久佚，篇目与楚辞有无出入，已不可详考。

    宋玉

    战国时期辞赋家，后于屈原。东汉王逸说他是屈原弟子，未知所据。曾事顷襄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他和唐勒、景差，"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艺文志》著赋十六篇，皆多亡佚。《隋书·经籍志》著录《宋玉集》三卷，已失传。作品以《九辩》最为著名。篇中叙述他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悲伤，流露出抑郁不满的情绪。其余皆有争议。《招魂》一篇，王逸《楚辞章句》以为宋玉作，但后世有些学者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语，认为是屈原作品;其他见于《文选》的《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诸篇，也有人疑非宋玉作品。

    淮南小山

    西汉淮南王刘安一部分门客的统称。他们的作品有《招隐士》一篇，收入王逸《楚辞章句》中，王逸说是闵伤屈原而作。但《文选》则题刘安作。又乐府《淮南王辞》，晋崔豹《古今注》、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也都说是淮南小山所作。

    东方朔

    东方朔(前154年-前93年)，西汉文学家，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德州陵县东北，一说今山东惠民东)人。武帝时，为太中大夫。性诙谐滑稽。曾以辞赋谏武帝戒骄奢，又称农战强国之策，然终不为用。辞赋以《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又名。《汉书·艺文志》杂家有东方朔二十篇，今佚。《神异记》《海内十洲记》等书皆为托其名而作。

    严忌

    西汉辞赋家。本姓庄，东汉时因避明帝刘庄讳，改为严。会稽吴(今江苏苏州)人。好辞赋，为梁孝王门客。有辞赋二十四篇，仅存《哀时命》一篇，为哀伤屈原之作，见于《楚辞章句》。

    景差

    战国时期楚辞赋家。后于屈原，与宋玉同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艺文志》未录景差赋。《楚辞》所收《大招》，王逸注称"或曰景差"作。

    贾谊

    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人(今属河南)，时称贾生。少有博学能文之誉，文帝初召为博士。不久迁太中大夫，好议国家大事，为大臣周勃、灌婴等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后为梁怀王太傅。曾多次上疏，批评时政。建议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主张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并力主抗击匈奴的攻略。在贬为长沙王太傅渡湘水时，作《吊屈原赋》，"亦已自谕"。在长沙三年，又作《鵩鸟赋》，自伤不遇。所著政论有《陈政事疏》《过秦论》等，为西汉鸿文。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贾长沙集》。

    王褒

    西汉辞赋家。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宣帝(注: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为谏议大夫。以辞赋著称，其《洞箫赋》为最早的专门描写乐器与音乐之作，较有名。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王谏议集》。

《九歌》的浪漫主义风格特点与《离骚》不同，《离骚》多借助宇宙间的景象抒发他的悲愤，写自己上天入地，苦苦求索；《九歌》写的是山川之神，并给神安排了情节，伴随着这些情节的描写，他幻想出了幽眇凄迷的境界，这些情节和境界，构成了《九歌》奇丽的浪漫主义风格。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二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楚辞的创作手法是浪漫主义的，它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严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在汉代，楚辞也被称为辞或辞赋。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楚辞遂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故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

楚辞体的特点是结构宏伟、想象丰富、句式灵活,以屈原、宋玉等为代表作家,代表作品包括屈原《离骚》、《九歌》、《九章》等

首先,从楚辞体的艺术形式特色来看,它与楚地的原始神话和巫觋,工祝的有关宗教活动就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从屈原的作品《九歌》、《招魂》、《天问》等来看,无不在这方面有着鲜明的烙印

　　其次,楚辞的产生与楚地的乐曲和民歌也有着密切关系,在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音乐和民歌被称为“南音”或“南风”

《楚辞》作为一种具有深厚地方色彩的新型诗体，与《诗经》相比，在内容、形式上都有许多独具有特征。从内容上看，楚辞作品中贯穿着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主要着力于表现作者的主体感受和他们在社会以及自然现象激发下喷涌出来的情感，他们不再专注于真实细致地描绘现实世界，而是利用天才的想象力去创造五彩斑斓的幻想世界，让不屈的灵魂在狂热的斗争中寻找出路，奔向光明。楚辞作品中弥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诗经》中固然有许多哀怨的诗，可都有一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意味。楚辞则继承楚歌中那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情调，以粗重的笔墨渲染出一种悲怆激昂的画面。宗教巫术作为楚辞的主要题材，作品中容纳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巫术礼仪，并通过对他们的描绘抒发作者内心感情。从艺术表现形式上看，楚辞篇幅扩大，具有更大的容量，更强的表现力。《诗经》中的诗歌大多为短章小品，以凝练精粹见长，恢宏广大不足，楚辞则渐多宏篇巨制，呈现出崭新气象，楚辞继承了《诗经》的传统的比兴手法并予以极大的发展，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意象。《诗经》中比喻一般是单列的，而楚辞中的比喻则丰富多彩，复杂多变。就句式而言，楚辞打破了《诗经》四言体的樊笼，代之以参差错落，灵活自由的句式，形成自由、奔放的诗歌语言。楚辞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首先在文体上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一定的影响，这表现在大量的模拟之作的出现和对其它文体尤其是汉赋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更主要表现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方面。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积极进取，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热爱祖国、忠于理想的伟大人格，同情人民、憎恨奸徒的鲜明态度，一直影响、激励着各个时代的进步文人。楚辞中体现着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与《诗经》代表的我国古代诗歌中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并立共存，对后代抒情诗人影响很大。而楚辞丰富的的表现手法、章法结构以及华美繁丽的辞藻对后代文学也有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