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音乐:特色、风格与发展

浪漫主义音乐:特色、风格与发展,第1张

浪漫主义是文艺创作的一种基本创作方式,最初出现在文学领域。从整体而言,音乐的浪漫主义时代是基于音乐风格而兴起的一个并不严格的时代划分,特指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可将1940年代视为一个参考下限)的一段时间。

浪漫主义音乐有几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关键词——个性、情感、自由、渴望、爱。人之所以独特是因具有独立的思想情感,而人们对于能够自由地表达思想和情感具有一种天生的需求。这些个人情感的表达最终指向的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渴望——对于浪漫主义而言,其中一种极为重要的渴望就是爱。

浪漫主义音乐的主题主要有怀旧和幻想两大类——他们极其热爱历史;而幻想是自由通往渴望的必然途径。这些幻想包括有英雄(理想的人)、童趣(自如纯朴)、蛮荒(无约束而孤独)、田园(和平安宁的归宿)等。

提到浪漫主义,不能不回顾古典主义的风格特色。浪漫主义紧接着古典主义而至,彼此之间有相当大的风格差异。古典主义崇尚的是结构感、平衡性和稳定(或者说永恒),以达到人对于整个过去,特别是基督教以前的希腊历史和文化的一种怀念。其主题是对古典文化与精神的崇敬、信仰和理解。因为文艺复兴的信念就是,我们的文艺理想在希腊时代。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期的新古典主义虽然核心不再是对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的再现,但依旧是立足于严峻的题材进行创作。而浪漫主义崇尚的则是个人的、自由的、未来的,希望解构和不平衡。它更是个人的——你怎么想,怎么做,如何决定你的感受。它更强调个人的精神价值和对于外部世界的独立批判和思考。这一表述非常抽象,我们可以通过两位画家——雅克·达维特和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代表作来直观体现两种创作理念的差异。

雅克·路易·达维特 (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画家、新古典主义奠基人

贺拉斯,是罗马时代的一个家族。在古罗马共和制时期,罗马人与比邻的古利茨亚人发生战争。除了战争带来的损伤,更令人两难的是——双方历来有着通婚关系。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厮杀,双方统领达成协议,各选三名勇士出来进行格斗,以其胜负来决定罗马城和阿尔贝城的最高统治权。贺拉斯兄弟被选出来与敌人进行格斗。画面描述的是老贺拉斯将武器分发给三兄弟,三兄弟伸出右手向宝剑宣誓的场景。画面构图严谨,背后的建筑渲染着古罗马式的庄严,三兄弟和老贺拉斯占据了画面的主体空间,而右下方勇士的母亲和姐妹则心如刀绞、泣不成声。这则故事和这幅画的主题思想是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

马拉是法国法革命时期雅各宾派主席。因患有严重的皮肤病,每天只有泡在洒过药水的浴缸中才能缓解痛苦。浴室也就成了他最经常呆着的办公场所。1973年7月13日被反对雅各宾党的保皇党分子刺杀。马拉的死激起了法国民众的愤怒,也震惊了达维特。他用极其写实的风格刻画马拉死亡的真相,画面氤氲着浓厚的悲剧性氛围。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 (Caspar David Friedrich 1774-1840)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画家

相较雅克·达维特的作品,弗里德里希的画作更显得个人化、无约束,找不到深刻的历史和文明的痕迹。观者的第一观感不是去仰慕,而很容易将自身代入画中人物——他在想什么?他看到了什么?他的心情如何?充满了不确定性。而其画作的指向更多是当下而非历史,而是人物此情此景所见所思所想。相较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没有太多典故、时政根源。浪漫主义更接近个人的内心,也可以从其绘画构图和形象勾勒角度来理解。相较古典主义构图严谨、形象丰富凝实的风格,弗里德里希更倾向于不那么真实的画面和孤独的形象,在风景方面少用华丽庄严的建筑和家具。仿佛在孤独和旷野之中,才能思考身边的一切——包括此刻和生命——的意义何在。这更接近我们大脑的辨识模式。大脑记住的并非严谨细致的如同照片的画面,而是模糊的色彩和轮廓,因而其更接近人的灵魂。

但需要注意,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非截然不同,只是反映人们对于艺术和文化方面的观察角度和思考面的不同。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更迭。

音乐是纯声音的艺术,人类对自然声音的遴选。只可体会和感悟,难以言说道白。所以音乐与情感,尤其是内心生活高度联系的。

浪漫主义所标榜的正好是个人的,并且在这样的一种氛围里头所进行的独立思考和构建,并形成一个广大的充满幻想的视界——在浪漫主义者看来,音乐恰恰是这样一种艺术理想的巅峰。黑格尔曾在其著作《美学》中提到:音乐是高度形而上的,是只属于精神层面的,是无私而无限的。音乐和人心的这种无限接近,使得音乐成为整个浪漫主义时期趋之若鹜的艺术理想。这一时期音乐发展极其快,也正是借此音乐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

实际上浪漫主义标榜的还有“精英式的”,浪漫主义时期真正占据主流的并非我们熟知的那些伟大作曲家的作品,而是流传大街小巷的轻音乐,而轻音乐在彼时也被许多主流作曲家所批判。所以官方的浪漫主义标榜的并非大众的。

第十八章

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西方术语的引入

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常用概念,一般用来概括文学思潮、划分文学史或文化史的发展阶段

人类的认识活动必须借助概念去把握认识对象。概念是相对稳定的,而对象却复杂多变。在概念和对象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缝,人们不断地调整概念的内涵以适应多样多变的对象。因此、给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概念定义,常被视为理论的冒险。这种冒险已经产生了许多牺牲者。就连极其讲求缜密运思与实证分析的韦勒克,在界定浪漫主义上的“统一性热情”,也遭到了批评。利里安·弗斯特指责他忽略了浪漫主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歪曲了欧洲浪漫主义有着不同侧面的真相。”①对浪漫主义等概念既有的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诸种界定,都难以令人完全信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无法使用确定的概念阐释对象,而只是提醒人们不要僵硬地限定并使用这些概念。古典主义等概念框住的是多样对象的某种家族相似性,从中寻绎出一些“主导性规范”。如果人们不把概念本质化,而是认识到以概念来把握对象的限度,认识到多样对象的一些异质性是概念的同一性所无法捕捉的,那么,文学理论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另一方面,概念的运思又具

有实践的功能。某些关键性概念的介入有可能改写过去的文学史,或者塑造文学的未来。文学史上这样的事件并不罕见。事实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些概念是在文学史事变中产生的;这些概念在得到确认之后又进一步介入文学史的发展,它们所引发的大规模论争同时也规约了新的文学史阶段,限制了文学的未来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概念显示了强大的理论动力。

伴随着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的转换,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术语也取代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常用术词,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这些术语的大规模引入和使用,最初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早在1908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就深入阐释了摩罗派与恶魔派的涵义;1918年,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从希腊神话一直谈到18世纪的欧洲文学。在“结论”里,周作人引入了古典主义、传奇主义和写实主义等术语。他把文艺复兴和十七八世纪文学合称为古典主义,而“文艺复兴时期,以古典文学为师法,而重在情思,故又可称之日第一传奇主义(Bomanticism)时代。十七八世纪,偏主理性,则为第一古典主义( Classicism)时代。及反动起,19世纪初,乃有传奇主义之复兴。不数十年,情思亦复衰歇,继起者曰写实主义( Realism)。”①茅盾发表于1919年的《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更为集中地介绍了欧洲18至19世纪的文学思潮,清晰地表述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概念。很相似的一点是,他们都用新传奇主义或新浪漫主义概念指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使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演化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关键词。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现实主义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的强势概念。到了1950年代,茅盾的《夜读偶记》甚至把一部文学史化约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而一切反现实主义的文学都是唯心的、反动的,唯有现实主义是唯物的、进步的。1980年代的现代主义论争和199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引入,这种独尊现实主义的状况才被彻底改变。

人们曾经用这些概念重新诠释中国古代文学史。不少理论家认为《诗经》代表的现实主义和楚辞开创的浪漫主义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传统。然而,正如钱锺书所言:“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儿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色不着得那么浓。在中国诗里算是浪漫的,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仍然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①因此,即便人们不再简单地把中国古代文学概括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史,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些概念的适用范围也仍然十分有限二广义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我们将从文学史意义和话语成规意义上来论述这些概念。在文学史意义上,它们用以指称某一历史阶段的主流思潮;在话语成规意义上,它们用以概括某种美学倾向和艺术规范。

从歌德、布吕纳介、海涅、谢林、斯丹达尔、卢卡斯、圣茨伯里等的定义看,人们通常在二者相对之中论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涵义:古典主义是健康的、优美适度的、只描述有限的事物的、向过去学习的、过去时代的、直接陈述思想的,浪漫主义则恰恰相反。浪漫主义是病态的、破除规则的、暗示无限事物的、轻视过去的、当时的、暗示和象征地传达思想的。尽管他们对于二者的评价存在差异甚至截然相反,但是,这些认识表明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是两个用来对比的术语。这种二分化,“同普遍存在于18世纪其他一些对比物有着明显的类似,如:古人与今人、人工造作的诗与民间流行的诗、莎士比亚不受法制限制的自然的诗与法国古典主义的悲剧等等”2。广义地看,文学史普遍存在这种美学争执:一方持古典主义理念,百科全书一般如此概括这种美学倾向:“它以适度的观念、均衡和稳定的章法、寻求形式的协调和叙述的含蓄为特征;它主张摹仿古代作家,弃绝对罕见事物的表现,控制情感和想象,遵守各种写作体裁所特有的规则。”③另一方则持浪漫主义倾向,把创造性想象放在首位,偏向情感麦理天才想象、个人的独创性以及对自然的主观感受和对奇呈及神秘事物的渴望的遂恨向这两种倾向体现出人类美学趣味的两种相反走向:一极趋向于稳定、和谐和理性,趋向于从古代经验史总结出恒久可靠的艺术法则;另一极趋向于自我的创造性、实验性,用强力突破历史成规,从自身创立艺术规范。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应该具备古典主义的适度、均衡、含蓄的特质,而有节制地使用自己的情感和想象能量。然而,如果占典主义规范强大到有如一套权威性法典,约束并监核每个个体的文学写作,那么,从古典传统中总结出来的规范、就蜕变为不可逾越的教条。这些教条甚至享有对文学体裁、叙述方式、意指方式和审美趣味的是非裁决权。生存在古典典律巨大身影下的文学必定是平庸、僵化甚至保守的,它仅可能是某一历史阶段既定秩序的意识形态构成部分。古典主义的永久性立法封闭了文学朝向未来的发展空间它也不能表现和诠释人们当下的存在经验,因此导致求新求变的人类审美心理的厌倦与反抗。正如司汤达所说:“古典主义提供的文学是给他们的祖先以最大的愉快的……主张今天仍然模仿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并且认为这种模仿不会使19世纪的法国人打呵欠,这就是古典主义。”①规范过度的古典主义必然遇到浪漫主义强有力的挑战,因而浪漫主义运动具有美学革命的意义。反规范乃至解规范是作家个人创造力与规范约束力之间的对抗和较量。叛逆古典主义规范的角色,是由布鲁姆所说的撒旦式强力诗人扮演的。文学史热情地铭记这样一些人物:他们因为成功地反叛规范而引人注目;他们从强大的古典规范中突围而出,标新立异,自创典律。这些作家创作的作品未必都是深刻伟大的,但往往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文学史需要这些有冲创力的、拒绝墨守古典成规的作家,尤其是在旧成规、旧秩序过于强大的历史阶段。

三文学史中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然而,如此宽泛地谈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有可能遭人质疑。浪漫主义之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不都是通过反前者之规范而标识了文学的新趋向吗是否一切具有独创力量的伟大作家都是浪漫主义者司汤达曾经如此断言:“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2;弗斯特以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为例,证实浪漫与现之间的某种相通性①;人们还把现代主义视为浪漫主义在20世纪的变,或找到后现代与浪漫派的一致之处:两者都激越地批判现代性。同样,(们也能找到古典主义无时不在的一些事实。当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幽灵到处得徊时,它们的实体面目可能已渐渐模糊难以分辨,只有回到文学史才能找到它们寄身的确切位置。

多米尼克·塞克里坦曾言:“古典主义代表了某种具有周期性的企图它旨在使人的情感生活井井有条。”②他细致梳理了古典主义的发展历史意大利文艺复兴、王政复辟前的英国、文艺复兴的法国法国古典主义、奥古斯都的古典主义与德国古典主义等阶段。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它简化为四个时期:(一)希腊罗马时期:亚里上多德的模仿论、中庸论、净化说以及对悲剧形式的具体限定,是古典主义理论的溢。贺拉斯的《诗艺》确立了套以“适当和教于的古式

16世纪欧洲

兴起文

运动,复兴的就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文艺、藉此破中世纪捆。应该分辨的是,文艺复兴对古典文化的推崇与一般古主义不同,返古的目的是创新而非模仿。文艺创作的感性色彩、创新品格和对新事物的兴趣,与希腊前期的艺术精神相通,而与古典主义遵循规范的理念相背。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理论却与古典主义关系密切,大多著述是对亚里土多(诗学》的注释和发挥而且对17世纪的古典主义产明显的影响。明屠尔诺的《论诗人)、《诗的艺术》,把壁仿说和情节的整性当做诗艺的恒定真理;卡斯特尔维屈罗翻译并注释了《诗学)其注释将亚氏的时间、地

昆杂糅合,达到使观众既不落入悲剧那种过分的忧伤,也不落入喜剧那种过分的放肆的效果等。这些论述构成了对古典主义原理的阐发。(三)17至18世纪,是古典主义从高潮到衰退的时期。17世纪60至80年代,法国古典主义兴盛,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拉封丹为古典主义提供了一批经典文本,而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第一次系统深入典

范在品和理论的大规模发展成一场古典主

的理论的传播扩展到18世纪的英国和德国。英国的德莱顿、蒲柏、约翰逊是最重要的奥古斯都古典作家,他们追寻法国古典主义的某些范例,如严谨、均衡、协调、完整与中庸。德国人则在厌倦17世纪后半期巴洛克风的感伤主义之后,转从古代典范以及法英的古典主义实践中汲取营养。高特舍特从人性历史恒定性假设出发,认为文学应模仿古典作家所创造的范例速辛推广了温克尔曼对希腊艺术精神的总结崇高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太:而后期的歌德则以“健康的古典主义”对抗“病态的浪漫主义”。他们的探索使古典主义更加完善。(四)现代古典主义,以艾略特、奥登、叶芝等人为代表,他们反对浪漫主义的情感渲泄,主张古典主义的严峻、准确、凝练的美学。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是现代古典主义的经典文论,处理的仍是古典主义始祖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学养与天才的关系命题。浪漫主义是与古典主义相对的概念,它的诞生是近代以来的事件0语义史看,这个术语最初源于中世纪的骑土传奇。在古主义主导的时代浪漫派的”通棠是一个贬义词用以批评那种无节制的,荒谬的、与古典范相的另类文学浪漫主义”这一术语的语义从贬义到义的转换,是在浪漫主义运动从酝酸到兴盛的过程中发生的。利里安·弗斯特说:“浪漫主义运动的根基存在于18世纪一系列影响渐大、互相联系的潮流之中新古典主义体系的衰落引起了启蒙运动的探询,反过来,这又必然导致18世纪后半叶新思潮的出现。”①18世纪前半叶,法国古典主义向英、德等其他扩散。但是,在启蒙运动的怀疑精神的有力冲击下,其影响力逐渐衰早在1739年,休谟的《人性论》就声称理性是感性的奴隶,直接挑战古典主义的理性主义原则。1744年T华顿在《英国诗史》的“引论”中,为骑士传奇和塔索等人迥异于古典主义的“哥特式”文学辩护一1747年理查逊出版了《克拉丽莎》,这部通俗化的情感作品迅速地风靡全欧洲,这一现象表明人们厌了理丝中转最的古典主义后斯泰恩《感伤的旅行梭《新爱

德《少年维特之烦恼

情感伤小说

情感模式已具锥形。18世纪末,“浪漫主义”一词所指的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广:不仅指中世纪文学阿里奥斯托和塔索,而且包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加尔德隆等,那些不同于古典主义所遵循的古代传统规范的文学都置身其中9世纪初,受席勒的素扑与感伤文学类型划分的启发,施莱格尔兄弟从理论上阐释了与古典主义相对的浪漫主义的类型学概念。之后,经诺瓦、带克、海涅、斯达尔夫人、司汤达、华弦华斯、柯勒律治等一大批浪漫主者的理论阐释和创作实践,浪漫主义新范式彻底取代了点典主义文学成星R市勒克认为,这场席卷全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存在“一个理论、哲学和风格

浪漫主义文学是西方近代文学两大主流体系之一,对整个西方文学产生的影响是勿庸置疑的。纵向上看,浪漫主义强调创作的绝对自由,彻底摧毁了统治欧洲文坛几千年的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是西方文学在近代历史上的又一次“文艺复兴”。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诸流派,都可以看作是浪漫主义文学蜕变、演进的结果。很多现代主义者自称“新浪漫派”,可见浪漫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密切的联系。 在宏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看,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文学思潮和风云变幻的社会变革如此密切的结合。浪漫主义文学是近代历史上人们对科学理性、物质主义带来的异化现象的一次彻底的检视和清算。浪漫主义颠覆了西方资本主义旧的价值理性,以强烈的反叛精神构建了一个新的文化模式。 此外,许多浪漫主义者重视对民歌、童话等民间文学的整理和搜集,在很大程度上保存并发扬了西方文学的民间传统。在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就是从搜集民间文学开始的。浪漫派广泛从民间传说、神话、童话中撷取题材,极大的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法,为现代主义文学题材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鼎盛期大约始于18世纪70年代终于19世纪20年代,社会和政治背景:

当时英国是第一个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在国内它的政府用 严刑峻法对付群众运动,而人民的斗争则更趋高涨,终于导致后来的宪章运动和议会改革。从布莱克起始,直到济慈,浪漫诗人们都对这样的环境有深刻感受,形之 于诗,作品表现出空前的尖锐性。

涌现的著名诗人主要包括彭斯、布莱克、华兹华斯、克勒律治、拜伦、雪莱、济慈

拜伦和雪莱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拜伦最重要的作品《唐璜》是一部诗体长篇小说,通过游记方式记述贵族青年唐璜在希腊、俄国和英国等地游历的冒险及爱情遭遇,广泛地反映了欧洲的社会生活,抨击了封建势力,讽刺了资产阶级的虚伪狡诈,热情地呼唤人民起来革命。他的诗歌洋溢着追求民主和民族解放的精神,饱含高昂的战斗激情。雪莱在政治上支持爱尔兰民族独立,赞赏法国大革命。他的诗歌音调优美,节奏明快,想象丰富。《西风颂》和《致云雀》等举世闻名。其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以希腊罗马神话为题材,描绘了为人类“盗火”的英雄普罗米修斯坚强不屈、最后依靠自然的力量获得解放的故事,寄托了诗人对一个充满爱的光辉的理想社会的向往,表现了诗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简言之,浪漫主义分两类;就中国传统文学而言,浪漫主义多半完美化,例如典型的乐府双臂和神话传说等等,都在悲喜中体现美好的愿望;而西方浪漫主义多半偏忧郁色彩,较为典型的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而日本文学中则倾向于平凡生活中隐匿的淡淡的哀伤,如川端康成的雪国

归结起来,浪漫一派认为是完美主义的纯理想式文学,另一派则倾向于伤离色彩的淡淡的耐人寻味的心酸;

聊斋志异曾被认为是文言小说之集大成者。单从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和某些表现手法来看,这个评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纵横面来看,这个评价就不够全面了。因此还需要作进一步的伸说。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发展系统。一个系统属文言,起自六朝的志怪而盛于唐的传奇;一个系统属白话,起于由唐宋时的说话而形成的话本,进而发展到大部头的长篇章回小说。文是文,白是白,界限分明。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以文言写章回小说者。但是,这两个系统之间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互相影响,互相竞赛,甚至有斗争。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聊斋志异的出现,就不单纯的是文言小说自然地顺利地直线地发展的结果。

鲁迅曾经说过,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细按原意,当是指用传奇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也就是接受了它之前的这种文言小说的优点,所以鲁迅把它列入了“拟晋唐小说”,正确地指出了它的渊源。蒲松龄自己也承认是“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是自觉地有意识地来继承这一小说传统的,是踏着前人开辟的创作道路前进的。然而,从当时的情况讲,这条路已经是歧路了。他以自己毕生的主要精力,又把歧路引直成宽平的大道,树下了历史的纪念碑。

聊斋志异是清初十七世纪的作品,上距干宝的搜神记已千年以上,距唐传奇的兴盛也近千年。对于文言小说的发展来说,聊斋志异的出现,实在是“文起千年之衰”,其功不在“文起八代之衰”以下。

按照鲁迅的说法,中国古代严格意义的小说从唐代才开始出现,“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以前的志怪书不仅是“粗陈梗概”,“非有意为小说”,而且“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更无诚妄之别矣”。以志怪书的代表作搜神记为例,作者干宝就表明其创作动机是“发明神道之不诬”。蒲松龄自谦非干宝之才而“雅爱搜神”,正是从“才”的方面来看待六朝志怪书的,权其设幻的种种大胆想象,造异立奇,并非追随其明神道,有取有弃,所以能摆脱单纯模仿之恶道。六朝文人的设奇造幻,不同于单纯的宣扬迷信,为了动人,就要造得让你感到象真的一样,在这样的一个写作实践过程中,无疑的是锻炼和发展了文学的想象力,发展了后世所谓的浪漫主义表现方法的因素。蒲松龄从志怪书中所受到的启发,正是这种积极的文学因素。

唐传奇的确堪称有唐一代之奇,产生了大量的作品,著名的如枕中记、长恨歌传、李娃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等,作者又多是著名的诗人、文学家,立意在写人,又重情节,尚文词,故能通过委婉曲折的故事给人留下生动的人物形象,使传奇蔚为奇观,也使后来的刻意模仿者望尘莫及。这个成就与当时文人思想上的较少束缚,社会风尚的较为开放大有关系,正因为如此,传奇才只盛于唐,至宋则日趋衰落,一蹶不振,走向了下坡路,再也没有产生过象唐代那样的名作,作为文言小说代表的志怪传奇的全盛时代过去了。文言小说的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唐传奇的出现,虽然标志着“始有意为小说”,小说正式登上了文坛,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已争得了应有的文学地位。“传奇”一词就含有贬意,它与声势浩大的唐诗和散文是不能并驾齐驱的。宋以后的文言小说,用鲁迅的话说,“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

言。”这时,另一种起于民间的新的小说形式即评话出现了。评话是白话小说,它的产生与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且主要的是为他们服务的,得到他们的喜爱。从评话到章回,历经几代数百年,越来越旺盛强大,同另一种起于民间的戏剧文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后期主要成就的重要标志,诗文的地位反而越来越显得居于次要了。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文言小说,走着与白话小说并不相同的道路,远离了现实生活,远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变成了文人的趣味之作,犹如明末之文人小品,落后于时代的潮流,走向了末路,既缺乏白话小说的生命力,同唐传奇相比,相差也不可以道里计。

文言小说的衰落,到明朝已达极点,故鲁迅在讲“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时,一笔带过,批评多于肯定。“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而能够予以肯定者,实在寥寥。至于清末的文言小说,虽“亦记异事,貌如志怪者流,而盛陈祸福,专主惩劝,已不足以称小说。”文言小说发展到如此境地,真是名符其实的“呜呼哀哉”了。

在文言小说的衰败之风“弥漫天下”的境况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却突然异军崛起,独树一帜,连当时鼎鼎大名的文人王渔洋,也不敢写这位三家村的教书先生,究竟是为了什么?

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动机和目的,不是一般的传奇志怪,而是以传统的传奇志怪的形式和手法,来表现他长期郁积于心底的“孤愤”之情,是对当时社会的抗争,也是为重振文言小说所作的抗争。蒲松龄生活在一个激烈动荡的大变化的时代。他经历了明朝的灭亡,经历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经历了清朝入关前后的虏掠和镇压,经历了清初民族的和农民的反清抗争。在清朝相对稳定的统一和巩固以后,他又幻想着通过科举制度的途径出仕,然而初显才华以后,紧接着而来的却是屡遭挫折,最后也只得到了一个“岁贡”的虚名。他除了短期到江苏给人做幕僚外,终生在山东农村生活。他始终没有放弃高升的幻想,然而随着幻想的破灭,他这个处于下层的小知识分子,直接地广泛地观察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种观察里自发地产生了“孤愤”之情,并且把这种“孤愤”之情自觉地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上溯千余年以来的文言小说的发展,有哪一位作家象他这样?唐传奇的作者大都是有较高地位的知名文人,而且传奇的产生还与投献干谒有关,说得不客气点,还是一种求名的工具。蒲松龄写了聊斋志异,还抵不上科场中三篇八股文,而他自己却认为是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何所为也?他虽写传奇志怪之文,心中未必完全以前辈作者为同道的。他心目中追随的是“二十四史”的开山祖司马迁。聊斋志异中很多篇末缀以“异史氏曰”,议论横生,表面看是仿“太史公曰”的写作方法,究其底里,恐怕还是把自己的小说当“史”来看待,这是高出了以前任何一位文言小说家的。当然,他还不懂形象的历史之类的说法,可他反映的是历史的真实面貌,提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

概括说来,聊斋志异突出地提出了几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蒲松龄的笔下,当时的政治是非常黑暗残暴的,转别是中下层的封建官吏以及与之相勾结而受到庇护的豪绅恶霸,他们象一群恶狼一样吞噬着弱者的生命,用蒲松龄的话说,就是“花面逢迎,世人如鬼”,“官虎而吏狼者,比比皆是也。”席方平一篇就集中而典型地揭露了那种吃人的社会关系和官吏制度。蒲松龄幼而聪颖,却屡试不第,他虽然长期没有破除幻想,醒悟过来,但是从他亲身的经历和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广泛观察中,看穿了科举制度是一种坑害知识分子的制度,这种制度不仅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反而培养出了各种各样庸碌无能的废物。在蒲松龄看来,封建社会提倡的所谓“学而优则仕”根本就实现不了,因为考场已经成了腐败的交易所,瞎眼衡文,无才得中而有才被黜,这也实际上回答了蒲松龄为什么没有通过考试关的原因。在蒲松龄的笔下,还多方面地反映了妇女问题,如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的不合理,由于妻妾制而造成的家庭不和,嫡庶之争。更可贵的是他创造出了众多的朦胧的渴望着自由的青年妇女的形象,如婴宁、青凤等,她们已经在幻想的形式中初步冲破了封建礼教的牢笼和束缚,向着另一个新世界探索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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