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的人物生平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罗曼·罗兰定居在日内瓦，他利用瑞士的中立国环境，写出了一篇篇反战文章，他的立场受到了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等人的指责。但他没有屈服。1914年在《日内瓦日报》上发表《超然于纷争之上》。1915年他为了表彰“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由于法国政府的反对，结果拖到1916年的11月15日，瑞典文学院才正式通知他这一决定。罗曼·罗兰将奖金全部赠送给国际红十字会和法国难民组织。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罗曼·罗兰与法朗士，巴比塞等著名作家一起反对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行动，他公开宣称：“我不是布尔什维克，然而我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雅各宾，他们正在从事宏伟的社会实验。”

1917年，罗曼·罗兰放弃国际红十字会奖的奖金和其他文学奖金。1918年，创建罗曼罗兰家纺品牌和发表《阿格里让特城的恩培多克勒》。1919年发表了写于1913年的中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1920年发表了两部反战小说《格莱昂波》和《皮埃尔和吕丝》，1922至1933年又发表了另一部代表作《欣悦的灵魂》。这一时期还发表了音乐理论和音乐史的重要著作七卷本《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1928-1943），此外还发表过诗歌、文学评论、日记、回忆录等各种体裁的作品。1922年~1937年，旅居瑞士的维尔奈夫。1922年，发表《战败

者》。1924年，发表《甘地传》。1934年，罗曼·罗兰与一位俄国妇女玛丽·库达切娃再婚。 1935年6月，罗曼·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了苏联。并与斯大林见了面。1931年，发表《向过去告别》。1937年9月，罗曼·罗兰在故乡克拉木西小镇附近购买了一座房子，1938年5月底他从瑞士返回故乡定居。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在巴黎日常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那种荒*无耻、庸俗透顶和出卖灵魂的文学。罗兰果然十分痛恨这种文学，但也无力与它去作有效的斗争。他觉得只有拿起自己一支秃笔作为武器，通过革命的历史题材，去创作一些寓有深意的剧本，在他设想的“人民剧院”上演，才能使意志消沉的法国人民重新振作起来，才能用巨大的道德力量和崇高的革命精神，去激发法兰西民族的复兴，这就是罗兰创作剧本的宗旨。本着这种宗旨，罗兰在十年中写下了十二个剧本。这些剧本当时都没有出版，只有个别剧本在小剧院上演过。它们失败了。十年的青春年华尽付东流。原因何在呢？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统治法国文坛的是一些庸俗低级的作品，观众也习惯了这类作品。罗兰的剧本中不但没有色情，而且都是一些政治性的、理想主义的、英雄主义的主题。这当然无法满足颓废、消沉的法国一代观众的要求。

罗兰在自己的剧本中，究竟宣传了什么理想，什么精神呢？罗兰所处的时代，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工人运动已经兴起，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在欧洲上空游荡。由于环境和教育的关系，罗兰没有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就这一点说，罗兰当时是落后于他的时代的。作为脱离现实斗争的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对真理的探索，必然导致一些超阶级的内容。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罗兰一心向往的，基本上就是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以及自由、公正、良心、意志、信仰等等这样一些抽象的概念，所以罗兰在1898年写成的《群狼》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祖国还是公正。罗兰在1899年写成的《理性的胜利》中，提出了另一个问题：祖国还是自由，民族的利益还是超民族的理性的利益。罗兰在1902年写成的《总有一天》中，又提出了一个问题，祖国还是良心，应当服从自己的祖国，还是自己的良心。如此等等。罗兰认为自己总是站在失败者一边。

1898年5月3日，罗兰的剧本《哀尔特》被搬上一个小剧院的舞台。半个月之后，该剧院又上演了他的另一个剧本《群狼》。但这一插曲没有挽救罗兰剧本创作失败的总的命运。罗兰后来在《广场上的集市》中痛快地加以鞭挞的巴黎文艺界，始终对他的剧本冷若冰霜。他不迎合庸俗的市民情趣，去写作一些时髦的题材，以求得到容易发表的机会。他只写激动他内心精神世界的作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为了名利而出卖灵魂。 罗兰写作英雄传记，为的是锻造自己，也为了给苦难中的不知名的兄弟们以安慰“伟大的心灵宛如高山风暴冲击它们，乌云缠绕它们，可是在那儿，呼吸却比别处更加强有力。空气在那儿有一种纯净，能让心灵去掉污迹”他的《贝多芬传》前言，犹如一面旗帜，“周围的空气令人压抑旧欧洲在闷热和污浊的气氛中窒息了。一种没有伟大的功利主义压抑着思想—世界在精明的、待价而沽的自私自利中衰弱下去了。世界简直透不过气来让打开窗户吧！把自由的空气放进来吧。让呼吸英雄们的心灵吧。”

在一个物质生活极度丰富而精神生活相对贫弱的时代，在一个人们躲避崇高、告别崇高而自甘平庸的社会里，《名人传》给予人们的也许更多是尴尬，因为这些巨人的生涯就像一面明镜，使人们的卑劣与渺小纤毫毕现。人们宁愿去赞美他们的作品而不愿去感受他们人格的伟大。在《米开朗琪罗传》的结尾，罗曼·罗兰说，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这实在是金石之言。

《名人传》非常好地印证了一句中国人的古训：古今之成大事业者，非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贝多芬的“在伤心隐忍中找栖身”，米开朗琪罗的“愈受苦愈使我喜欢”，托尔斯泰的“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理”，无不表明伟大的人生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斗。时代的千变万化，充满机遇，人们渴望成功，但却不想奋斗，要的是一夜成名。浮躁和急功近利或许会使人们取得昙花一现的成就，但绝不能跻身不朽者之列。《名人传》也许会让人们清醒一些。

即使剧本失败，罗兰仍旧继续创作。不过他改变了创作形式，主要是写作他的《名人传》，所谓《名人传》，直译就是英雄传。在罗兰心目中，什么人是真正的英雄呢。罗兰说：“我所说的英雄，不是指那些靠自己的思想和威力而取得胜利的人。我所说的英雄，是指那些具有伟大灵魂的人。”所以罗兰要歌颂的英雄，不是凯撒，不是拿破仑，而是贝多芬、米盖朗琪罗、托尔斯泰。那么罗兰写《名人传》的主旨是什么呢？罗兰在《贝多芬传》中说：“周围的空气是窒息的。老旧的欧洲在沉重而汗浊的气氛中呻吟。缺乏宏伟业绩的物质主义压抑着思想，世界在斤斤计较和卖身投靠的利己主义中毁灭。世界已奄奄一息。要打开窗子。要让新鲜的空气进来。要呼吸英雄们的精神。”就是说，罗兰要用英雄们的伟大精神，来改造当时欧洲普遍存在的物质主义的利己打算，用高尚的德操来拯救欧洲的堕落。 罗曼·罗曼所热衷的是表现自我精神探索的直接经验。以主人公人生遭际中的灵魂经历构建情节框架是他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诚如中国著名学者罗大冈所说，“伟大的心”和“真诚的艺术”是贯穿罗曼·罗兰创作道路始终的原则精神。尽管《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母与子》两部长篇巨著都展现了当时社会历史的广阔画面，但占着中心位置的都是主人公的情感律动和思想态势，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存在于主人公的意识里面并内化成他们精神日臻完善的动力，社会生活背景又总是随着主人公内心活动的张弛起伏而时显时隐。是人们惯常把这两部巨著统称为“思想小说”。

罗曼·罗兰的这种创作个性跟巴尔扎克、狄更斯、左拉等人注重表理客观世界外部形态的权威经验几乎背道而驰，跟斯丹达尔、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内倾性的艺术风格也有着明显区别。他的小说“不以故事为程序而以感情为程序”（《<约翰·克利斯朵夫>定本序言》），讲述“一个真挚、漫长、富于悲欢苦乐的生命的内心故事”（《<母与子>初版序》）。心理分析和心态描写在这里不再是取决于人物所处的特定环境的第二性内容，而已经是处于首要的主导的位置的直接强烈表现。罗曼·罗兰的独到成功使一度风行的偏执于“模仿自然”的现实主义理论陷入了窘迫的困境。曾几何时，古希腊文论史上的“模仿自然”和“表现心灵”之争，被人推演成横亘古今、非此即彼的价值标准，把“模仿自然”尊奉为唯物主义进步思想的基点和现实主义创作的不二法门，把“表现心灵”贬斥为喻心主义反动观念的标志和非现实主义的共同要害。这种貌似严正的理论，不仅混淆了哲学上的认识论和文学的创作论的两者界域，而且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史有甚者，还会将现实主义窒息于狭窄收耳胡同里。

在正面性格的结构形式上，罗曼·罗兰的经验也是弥足珍贵的。“每个人身上都有二十个不同的人”（罗曼·罗兰《哥拉·布勒尼翁》），罗曼、罗兰笔下的正面人物都是多重性格的合成体。就数量言，克利斯朵夫身上的缺点几乎不少于优点，“我毫不隐藏地暴露了他的缺点与德行”。他鲁莽、笨拙、轻信和有些自鸣清高，脾气乖僻易怒，遇事手忙脚乱，思想不够灵活，生活不拘小节，还跟好些女性有过风流瓜葛。在安乃德身上，存在着十分强烈的女性的本能要求，她情怀炽热，容易钟情，先后爱上过好几个男人；她献犊情深，为子的成长时喜时忧，对儿子的少年任性不胜痛心，儿子参与冒险行为后她不止一次地从梦中哭醒。

这种从多方面多角度描写而成的正面性格，不仅丰富生动，而且切合生活的本色形态，“把真实和伟大这两种特性调和、汇集、结合起来……创造出高于但又和一同生活的人物”（雨果《莎士比亚论》），使正面典型具备了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坚持现实主义立场的罗曼·罗兰跟同时代的现代派作家们在多重性格的表现上存在着根本区别。现代派作家们出自人性不可知论的意念一味地描写人物的多重性格，从而导致了形象的涣散解体。罗曼罗兰则是把握住了形象的正面性格机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探索进取精神，任凭人物内心世界的多种因素在性格的运转过程中发生形形色色的变化，而始终如一的精神力量总是把历经百转千回的性格一直推进到崇高境界。这种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确定性原则的表现，开创了正面典型性格结构的典范。

罗曼·罗兰独创性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仁述而外，他还首创了长河小说（又称江河小说）的体裁和音乐小说的形式，引进了史诗、悲剧、抒情诗、哲理小说等多种表述方式。他的富有个性的小说艺术不仅领了风气之先，成为现实主义发展史上跨越世纪的里程碑，而且对曾经风行一时的现实主义研究方式提出了挑战。这种方式把现实主义抽象成一些概念系统，并演化出对号入座、固定划一的评价标准。如果它是科学，罗曼·罗兰岂不要被排斥于现实主义的范畴之外，这将是何等荒谬！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是现实主义作家创作的一条重要艺术准则。罗曼·罗兰把自己的作品“献给各国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约翰·克利斯朵夫>献辞》），并且说：“不论克利斯朵夫、哥拉和安乃德有理没理，反正他们存在。生活本身就是一条不小的理由”（《<母与子>初版序》）。他的艺术构思和典型塑造完全来自对生活的长期观察和思考、体验和积累，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一生为争取人类自由、民主与光明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他的小说特点，常常被人们归纳为“用音乐写小说”。 罗曼·罗兰从创造或创造者的角度来言说音乐的，他真正关心的不是音乐作品的外在形式，不是音乐在听众那里产生的心理效应，而是在音乐家心中促成音乐来临的创造性力，关心的是音乐从虚无中诞生的过程。罗曼·罗兰的音乐家传记和音乐小说比其他音乐小说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从不纠缠于各种浪漫传奇故事，而是在作品中展示音乐创造的秘密。《约翰·克利斯多夫》说的是发生在音乐家灵魂之中的故事。约翰·克利斯多夫从每一次的经历中吸取音乐的灵感，从无数的欢乐和痛苦中痛饮音乐的美酒，逐渐地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化为一阂宏伟的交响乐。如同胡塞尔的“先验自我”直接地通向上帝，约翰·克利斯多夫作为最有人性者和创造的化身也被塑造为尘世的上帝。在约翰·克利斯多夫身上，罗曼·罗兰完成了对音乐的最高愈义的现象学还原。

当试图用语言“客观地”描述音乐时，困难就成倍地增加。这种描述实际上是企图用语言去转化、翻译、解释音乐。而任何转化翻译或解释都是有限度的。罗曼·罗兰曾经比较语言和音乐：

贝多芬常常竭力要把自己内，‘深处的感觉，把那种微妙的精神状态翻译成音乐，这是不能用文字解释得清楚的，但它又像文字那样确定——实际上更为确定；因为文字是一种抽象的事物，它能总结许多经验、而且能包含多种不同的意义。比之说话，音乐的表达能力和准确性，比文字要大上成百倍。由此可知，要表现特殊的情感和题材，不仅是音乐的权利，而且是音乐的义务。如果没有担当起这个义务，其结果将不成其为音乐——那简直什么东西也不是。

按照上面的文字，音乐的世界恰恰存在于抽象的语言文字之外：语言结束之后，音乐方才开始。确实，语言作为经验的结晶总是擅长言说一般之物，直接的经验却总是特殊的、具体的、新鲜的、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而后者正是艺术尤其是音乐的领域。如果一般的、日常的语言能够表达音乐之所表达，能够如实对等地翻译音乐，那么音乐可能就不再存在了。语言必定早已取音乐而代之。因为音乐相对来说只是少数专家精通的工具，而语言人人会说，语言对于广泛地交流的经验显然更加方便。退一步说，即使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传达出音乐的表现效果，这种传达肯定也达不到完美无缺的地步，那么把这拙劣的替代品拿来作甚不能流动的水只是一潭死水。

现象学是关于本质的学问，通过一般意义的现象学还原之后，就应当对悬置所保留的领域做本质的描述。实际上，这两个步骤几乎不存在明显的分界线。因为“现象”或“音乐”并非一堆变化不定、杂乱无章的感觉复合体或无形式、无结构的质料，感觉质料由于意义的给予而被统一为一个对象。因而罗曼·罗兰的“感觉”、胡塞尔的“直观”，本身就是本质性的；在这种感觉和直观中，对象本身就是被构造或被创造的。感性直观和本质直观在这里是统一的。当然本质还原毕竟属于更高的层次，它是借助于所谓“变更”而实现的。打个比方，“变更”的机制好似让高水平的许多钢琴家演奏同一乐曲，不同的演奏使不变的本质得到一系列的显现。通过“想象力的自由变更”，得以把握变中的不变，直观对象的本质；而通过本质还原，可以发现一个具有结构、层次和意义的现象系列，一个无穷的可能系统。罗兰甚至也有类似这种本质系统的文学描述：

忽然声音来了：有些是沉粉的，有些是尖锐的，有些是当当的响若，有些是低低的吼着。孩子一个又一个的听上老丰天，听它们低下去，没有了；它们有扣田玲里的钟声，奴奴荡荡，随看风吹过来又吹远去；细听之下，远远的还有的不同的声音交错回旋，仿佛羽虫飞舜；它们好像在那儿叫你，引你到遥远的地方……愈趁愈远，直到那神秘的一角，它们理进去了，沉下去了……这才消灭了！……吸！不！它们还在喃喃细语呢……还在轻轻的拍着翅膀呢……这一切多么奇怪！。

圣·马丁教堂的大钟开始奏鸣：先是一个最高的音，孤零零的像一头哀鸣的鸟向天发问；接着响起第二个音，比前一个低三度，和高青的哀吟结合在一起；然后足及低的一个五度音仿佛是时前两个青的荟复。三个音触成一片。在钟揍底下，那竟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蜂房里的合唱。空气和人的心都为之如劝。克利斯多夫屏着气，心里想：音乐家的音乐，和这个千千万万的生灵一齐叫吼的音乐的海洋相比，真足多么可怜；这足歼兽，是音响的自由世界，决非由人类的聪明分门别奥，贴好标签，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世界所能比拟。他在这片无边无岸的音响中出神了……

当约翰·克利斯多夫洞察这个音响世界后，他就能够根据这个音响世界在自己的音乐中创造出无限丰富的音响效果。当然罗受·罗兰在这里使用了文学手法，根据现象学，这个音响世界的本质系统并不依赖于“教堂钟声”之类的经验事实，它在音乐家作曲的同时就已经无形地、“先天地”存在了。

　　穿针乞巧

这是最早的乞巧方式，始于汉，流于后世。《西京杂记》说：“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具习之。”南朝梁宗谋《荆楚岁时记》说：“七月七日，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外，或以金银愉石为针。”《舆地志》说：“齐武帝起层城观，七月七日，宫人多登之穿针。世谓之穿针楼。”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说：“七夕，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妃嫔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侯。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土民之家皆效之。”元陶宗仪《元氏掖庭录》说：“九引台，七夕乞巧之所。至夕，宫女登台以五彩丝穿九尾针，先完者为得巧，迟完者谓之输巧，各出资以赠得巧者焉。”

喜蛛应巧

这也是较早的一种乞巧方式，其俗稍晚于穿针乞巧，大致起于南北朝之时。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说； “是夕，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说：“七月七日，各捉蜘蛛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侯。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宋朝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七月七夕“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宋周密《乾淳岁时记》说；“以小蜘蛛贮合内，以候结网之疏密为得巧之多久”明田汝成《熙朝乐事》说，七夕“以小盒盛蜘蛛，次早观其结网疏密以为得巧多寡。”由此可见，历代验巧之法不同，南北朝视网之有无、唐视网之稀密，宋视网之圆正，后世多遵唐俗。

投针验巧

这是七夕穿针乞巧风俗的变体，源于穿针，又不同于穿针，是明清两代的盛行的七夕节俗。明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说：“”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妇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膜生面，绣针投之则浮，看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其影粗如锤、细如丝、直如轴蜡，此拙征矣。”《直隶志书》也说，良乡县（今北京西南）“七月七日，妇女乞巧，投针于水，借日影以验工拙，至夜仍乞巧于织女”请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引《宛署杂记》说：“燕都女子七月七日以碗水暴日下，各自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租如锥，因以卜女之巧。”

种生求子

旧时习俗，在七夕前几天，先在小木板上敷一层土，播下粟米的种子，让它生出绿油油的嫩苗，再摆一些小茅屋、花木在上面，做成田舍人家小村落的模样，称为“壳板”，或将绿豆、小豆、小麦等浸于磁碗中，等它长出敷寸的芽，再以红、蓝丝绳扎成一束，称为“种生”，又叫“五生盆”或“生花盆”。南方各地也称为“泡巧”，将长出的豆芽称为巧芽，甚至以巧芽取代针，抛在水面乞巧。还用蜡塑各种形象，如牛郎、织女故事中的人物，或秃鹰、鸳鸯、等动物之形，放在水上浮游，称之为“水上浮”。又有蜡制的婴儿玩偶，让妇女买回家浮于水土，以为宜子之祥，称为“化生”。

供奉“磨喝乐”

磨喝乐是旧时民间七夕节的儿童玩物，即小泥偶，其形象多为传荷叶半臂衣裙，手持荷叶。每年七月七日，在开封的“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其实宋朝稍晚以后的磨喝乐，已不再是小土偶了，相反的，越作越精致。磨喝乐的大小、姿态不一，最大的高至三尺，与真的小孩于相上下。制作的材料则有以象牙雕镂或用龙延佛手香雕成的，磨喝乐的装扮，更是极尽精巧之能事，有以彩绘木雕为栏座，或用红砂碧笼当罩子，手中所持的玩具也多以金玉宝石来装饰，一对磨喝乐的造价往往高达数千钱。

拜织女

“拜织女”纯是少女、**们的事。她们大都是预先和自己朋友或邻里们约好五六人，多至十来人，联合举办。举行的仪式，是于月光下摆一张桌子，桌子上置茶、酒。水果、五子（桂圆、红枣、榛子、花生，瓜子）等祭品；又有鲜花几朵，束红纸，插瓶子里，花前置一个小香炉。那么，约好参加拜织女的**、少女们，斋戒一天，沐浴停当，准时都到主办的家里来，于案前焚香礼拜后，大家一起围坐在桌前，一面吃花生，瓜子，一面朝着织女星座，默念自己的心事。如少女们希望长得漂亮或嫁个如意郎、**们希望早生贵子等，都可以向织女星默祷。玩到半夜始散。

拜魁星

俗传七月七日是魁星的生日。魁星文事，想求取功名的读书人特别崇敬魁星，所以一定在七夕这天祭拜，祈求他保佑自己考运亨通。魁星爷就是魁斗星，廿八宿中的奎星，为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也魁星或魁首。古代士子中状元时称“大魁天下士”或“一举夺魁”，都是因为魁星主掌考运的缘故。

根据民间传说，魁星爷生前长相奇丑，脸上长满斑点，又是个跛脚。有人便写了一首打油诗来取笑他：不扬何用饰铅华，纵使铅华也莫遮。娶得麻姑成两美，比来蜂室果无差。须眉以下鸿留爪，口鼻之旁雁踏沙。莫是檐前贪午睡，风吹额上落梅花。相君玉趾最离奇，一步高来一步低。款款行时身欲舞，飘飘度处乎如口。只缘世路皆倾险，累得芳踪尽侧奇。莫笑腰枝常半折，临时摇曳亦多姿。

然而这位魁星爷志气奇高，发愤用功，竟然高中了。皇帝殿试时，问他何脸上全是斑点，他答道：“麻面满天星”；问他的脚为何跛了，他答道：“独脚跳龙门”。皇帝很满意，就录取了他。

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传说，说魁星爷生前虽然满腹学问，可惜每考必败，便悲愤得投河自杀了。岂料竟被鳖鱼救起，升天成了魁星。因为魁星能左右文人的考运，所以每逢七月七日他的生日，读书人都郑重的祭拜。

晒书·晒衣

据载，司马懿当年因位高权重，颇受曹操的猜忌，有鉴于当时政治的黑暗，为求自保，他边装疯病躲在家里。魏武帝仍然不大放心，就派了一个亲信令史暗中探查真相。时值七月七日，装疯的司马懿也在家中晒书。令史回去禀报魏武帝，魏武帝马上下令要司马懿回朝任职，否则即可收押。司马懿只乖乖的遵命回朝。另有一种人，在乱世中，以放浪形骸来表达中的郁闷。他们藐视礼法，反对时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卷二十五说，七月七日人人晒书，只有郝隆跑到太阳底下去躺着，人家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我晒书”。这一方面是蔑视晒书的习俗，另一方面也是夸耀自己腹中的才学。晒肚皮也就是晒书。汉代晒衣的风俗在魏晋时为豪门富室制造了夸耀财富的机会。名列“竹林七贤”的阮咸就瞧不起这种作风。七月七日，当他的邻居晒衣时，只见架上全是陵罗绸缎，光彩夺目。而阮咸不慌不忙的用竹竿挑起一件破旧的衣服，有人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未能免俗，聊复尔耳！”由这几则小故事看来，就知道当时七夕晒书、晒衣的风俗有多盛了。

贺牛生日

儿童会在七夕之日采摘野花挂在牛角上，叫做“贺牛生日”（传说七夕是牛的生日）。

吃巧果

七夕的应节食品，以巧果最为出名。巧果又名“乞巧果子”，款式极多。主要的材料是油面糖蜜。《东京梦华录》中称之为“笑厌儿”、“果食花样”，图样则有捺香、方胜等。宋朝时，市街上已有七夕巧果出售。

若购买一斤巧果，其中还会有一对身披战甲，如门神的人偶，号称“果食将军”。巧果的做法是：先将白糖放在锅中熔为糖浆，然后和入面粉、芝麻，拌匀后摊在案上捍薄，晾凉后用刀切为长方块，罪尤折为梭形面巧胚，入油炸至金黄即成。手巧的女子，还会捏塑出各种与七夕传说有关的花样。此外，乞巧时用的瓜果也可多种变化。或将瓜果雕成奇花异鸟，或在瓜皮表面浮雕图案。称为“花瓜”

巧果及花瓜是最普通的七夕食品。而在历史上各朝代则另有不同的食俗。例如魏朝流行于七月七日设汤饼。唐朝的节日食品包括七月七日进斫饼，并订七月七日为晒书节，三省六部以下，各赐金若干，以备宴席之用，称为“晒书会”。七夕同时也是适宜配药的日子。据说一种以松柏为药材的秘方，这种神奇的药丸以七月七日的露水调配合成，服一丸可延长十年的寿命，服二丸可延二十年。此外，还有饵松实、服柏子、折荷叶等，均号称为长生不老的仙药。比较实用的药方有晒槐汁治痔，煎苦瓜治眼，摘瓜蒂治下痢等等不一而足。其功效如何，就只有试过的人才知道了。

各地异俗

广东——七娘会

在广东，最重视七夕节的是清代、民国年间，并流传有许许多多有趣的风习。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即已记载了清初“七娘会”的盛况，民国年间，并流传有许许多多有趣的风习。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即已记载了清初“七娘会”的盛况，民间多称“拜七姐”。据参加过民国年间的“拜七姐”活动的老人回忆，广州西关一带，尤为盛行“拜七姐”。活动一般是在少女**中进行（男子与老年妇女只能在一旁观看，并行礼祭拜而已），预先由要好的十数名姐妹组织起来准备“拜七姐”，在六月份便要将一些稻谷、麦粒、绿豆等浸在瓷碗里，让它们发芽。临近七夕就更加忙碌，要凑起一些钱，请家里人帮忙，用竹篾纸扎糊起一座鹊桥并且制作各种各样的精美手工艺品。到七夕之夜，便在厅堂中摆设八仙桌，系上刺绣台围（桌裙），摆上各种精彩纷呈的花果制品及女红巧物，大显女儿们的巧艺。有用剪纸红花带围着的谷秧、豆芽盘，盘中点着油灯，灯光透出彩画薄纸灯罩，艳彩夺目；有精心布置的插花，幽香四溢的白兰、茉莉、素馨及其他鲜花插在铜瓷花瓶里；有茶匙般大的荷、玫瑰、夜合、山茶插在小盆中，一朵真的配一朵假的，真假难辩；还有把苹果桃柿等生果切削拼叠成各种鸟兽等形状的果盘；寸许长的绣花衣裙鞋袜及花木屐；用金银彩线织绣的小罗帐、被单、帘幔、桌裙；指甲大小的扇子、手帕；用小木板敷土种豆粟苗配细木砌的亭台楼阁，总之是越细致越显得巧。又用米粒、芝麻、灯草芯、彩纸制成各种形式的塔楼、桌椅、瓶炉、花果、文房四宝及各种花纹和文字的麻豆砌成的供品；还挂一盏盏的玻璃或彩纸的花灯、宫灯及柚皮、蛋壳灯（上雕山水花鸟图案），动物形灯。最惹人爱的，是女儿们用彩绸扎制的精美的雏偶，即布娃娃。雏偶有牛郎、织女及一对小儿女的形象，一般放于上层，下边是吹萧弹琴舞蹈的小儿形象，庆贺双星相会之意。还有“西厢”、“红楼”、“杨门女将”等成套的戏剧人物形象（也与瓷塑雏偶，是家长买给小儿女作节日礼物的）。另外，当然也少不了陈列化妆用品，如小胭脂盒、镜、彩梳、绒花、脂粉等，既供织 女使用，也供女儿们自用。还有蜡制瓜果、小动物等。此外就是甜咸点心、茶、酒、瓜子、花生等食物，必不可少的是烛台、香炉、插上香烛，并用最好的檀香点燃。

女儿们在七夕夜要尽情梳妆打扮，用天河水沐浴、洗头发，然后换上锦绸裙袄、旗袍，头上梳发髻，戴上白兰、素馨等花饰；再画眉、抹脂粉、点绛唇、额上印花；用凤仙花汁染指甲。经过这番打扮，女儿们一个个如同仙子下凡，围坐于八仙桌旁，鹊桥边上，进行各 种游戏：或自娱自乐，吟诗作对，行令猜谜，并穿针祭拜乞巧；并指点天上北斗七星（相传织女是七星姐妹中的一员）及双星，讲述牛女故事、诗文典故；或请来歌姬，演唱粤曲，奏八音乐等，女儿们也自奏琴萧等乐器。这时人们可往各处人家参观乞巧桌陈设，到的人虽多，主人也仍高兴招待。欢庆至半夜十二点钟，为织女下凡之吉时，此时所有的灯彩、香烛都点燃，五光十色，一片辉煌；姑娘们兴高采烈，穿针引线，喜迎七姐，到处欢声鼎 沸。最后欢宴一番，这才散去。诚如清诗人汪仑（传说中的鱼名）《羊城七夕竹枝词》听说：“绣闼瑶扉取次开，花为屏障玉为台。青溪小女蓝桥妹，有约会宵乞巧来。”

台湾——拜“床母”

台湾七夕拜七娘妈之外，往往也另备小碗油饭到房中拜“床母”，二者应有类似含意。生产、育儿，这都是女性无可替代的职责，因此这类神只也都是女性神；在女性神与女性信徒之间，遂构成密切的联系，化解了女性在承担母职时的焦虑与恐惧。“床母”，是儿童的保护神，七月七日是床母的生日，家中有儿童的家庭，在当天傍晚时，在儿童睡的床边拜床母；供品包括：油饭、鸡酒（或麻油鸡），焚烧“四方金”和“床母衣”，拜床母时不宜太长，不像平常祭拜要斟酒三巡，大约供品摆好，香点了以后，就可以准备烧“四方金”和“床母衣”，烧完即可撤供，希望孩子快快长大，不能拜太久，怕床母会宠孩子赖床等。

江苏——七夕香桥会

在江苏嘉兴塘汇乡古窦泾村，有七夕香桥会。每年七夕，人们都赶来参与，搭制香桥。所谓香桥，是用各种粗长的裹头香（以纸包着的线香）搭成的长约四五米、宽约半米的桥梁， 装上栏杆，于栏杆上扎上五色线制成的花装饰。入夜，人们祭祀双星，乞求福祥，然后将 香桥焚化，象征着双星已走过香桥，欢喜地相会。这香桥，是由传说中的鹊桥传说衍化而来。

湖南、浙江——妇女洗发、接露水

妇女七夕洗发，也是特别的习俗。在湖南、江浙一带都有此记载。例如湖南湘潭地区《攸县志》：“七月七日，妇女采柏叶、桃枝，煎汤沐发。”而散文名家琦君（浙江籍）的《髻》也提到其母与叔婆等女眷，都在七夕沐发。这项习俗，大约和七夕“圣水”的信仰有关。人们认为，七夕这天取泉水、河水，就如同取银河水一样，具有洁净的神圣力量。有的地方直接叫它“天孙(即织女)圣水”。因此女性在这天沐发，也就有了特殊意义，代表用银河里的圣水净发，必可获得织女神的护佑。

还流行用脸盆接露水的习俗。传说七夕节时的露水是牛郎织女相会时的眼泪，如抹在眼上和手上，可使人眼明手快。

胶东——拜七姐神

在胶东地区，多于七夕拜七姐神。年轻妇女穿上新装，欢聚一堂，于庭中盟结七姐妹，口 唱歌谣：“天皇皇，地皇皇，俺请七姐姐下天堂。不图你针，不图你线，光学你七十二样好 手段。”不少地方还制作“巧花”，少女们用面粉制牡丹、莲、梅、兰、菊等带花的饼馍食 品（或称巧果），还有巧菜，即于酒盅中培育麦芽（此即宋代的“种生”），用巧果、巧菜来 祭祀织女。

中国西南——染指甲

染指甲系流传在中国西南一带的七夕习俗，四川省诸多县志以及贵州、广东两地，也有此风。许多地区的年轻姑娘，喜欢在节日时用树的液浆兑水洗头发，传说不仅可以年青美丽，而且对未婚的女子，还可以尽快找到如意郎君。用花草染指甲也是大多数女子与儿童们，在节日娱乐中的一种爱好，也与生育信仰有密切的关系。

广州——迎仙

广州的乞巧节独具特色，节日到来之前，姑娘们就预先备好用彩纸、通草、线绳等，编制成各种奇巧的小玩艺，还将谷种和绿豆放入小盒里用水浸泡，使之发芽，待芽长到二寸多长时，用来拜神，称为“拜仙禾”和“拜神菜”。从初六晚开始至初七晚，一连两晚，姑娘们穿上新衣服，戴上新首饰，一切都安排好后，便焚香点烛，对星空跪拜，称为“迎仙”，自三更至五更，要连拜七次。拜仙之后，姑娘们手执彩线对着灯影将线穿过针孔，如一口气能穿七枚针孔者叫得巧，被称为巧手，穿不到七个针孔的叫输巧。七夕之后，姑娘们将所制作的小工艺品、玩具互相赠送，以示友情。

陕西——结扎巧姑

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在七夕节的夜晚也有举行各种乞巧活动的风俗，妇女们往往要结扎穿花衣的草人，谓之巧姑，不但要供瓜果，还栽种豆苗、青葱，在七夕之夜各家女子都手端一碗清水，剪豆苗、青葱，放入水中，用看月下投物之影来占卜巧拙之命，还穿针走线，竞争高低。同时还举行剪窗花比巧手的活动。

广西——七夕储水

广西某些地区有七夕储水的习俗，认为双七水洗浴能消灾除病，体弱多病的孩子，也常在此日将红头绳结七个结，戴在脖子上，祈求健康吉祥。

山东——种巧菜作巧花

山东荣城有两种活动，一种是“巧菜”，即少女在酒杯中培育麦芽，一种是“巧花”，也是由少女用面粉塑制各种带花的食品。

绍兴——南瓜棚下听悄悄话

在绍兴农村，这一夜会有许多少女一个人偷偷躲在生长得茂盛的南瓜棚下，在夜深人静之时如能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的悄悄话，这待嫁的少女日后便能得到这千年不渝的爱情。

因为在诸多习俗中，有一项很具代表性——穿针乞巧。因织女美丽聪慧，善织、心灵手巧，自然为人间女子所崇拜，于是七夕习俗中便有了女子穿七孔针乞巧这一内容。这项活动主要参与者是少女，称这天为乞巧节或女儿节。

七夕节的来源，最广泛的就是牛郎织女七夕相会这个传说：织女是一个美丽聪明、心灵手巧的仙女，女孩们会在这个充满浪漫气息的晚上，摆上时令花果，对着天空的皓月繁星，默默乞求织女能赋予自己聪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也少不了向她求赐美满姻缘。

应节食品

1、巧果：巧果又叫“乞巧果子”，七夕晚上人们把“乞巧果子”端到庭院，全家人围坐，品尝做“巧果”人的手艺。巧果款式极多，主要的材料是油、面、糖、蜜。此外，乞巧时用的瓜果也有多种变化：或将瓜果雕成奇花异鸟，或在瓜皮表面浮雕图案；此种瓜果称为“花瓜”。

2、酥糖：在我国一些地方的糕点铺，这一天还要制作一些织女形象的酥糖，俗称“巧人”“巧酥”，出售时又称为“送巧人”，民间认为，吃了这种“酥糖”的人会变得心灵手巧。

3、巧巧饭：在我国山东，这一天要吃巧巧饭，乞巧的风俗十分有趣：七个要好的姑娘集粮集菜包饺子，把一枚铜钱、一根针和一个红枣分别包到三个水饺里，乞巧活动以后，她们聚在一起吃水饺，传说吃到钱的有福，吃到针的手巧，吃到枣的早婚。

4、瓜果：在福建，七夕节时要让织女欣赏、品尝瓜果，以求她保佑来年瓜果丰收。供品包括茶、酒、新鲜水果、五子（桂圆、红枣、榛子、花生、瓜子）、鲜花和妇女化妆用的花粉。一般是斋戒沐浴后，大家轮流在供桌前焚香祭拜，默祷心愿。

汉孝子董永及其故里的考证

董永与天仙女的故事，经过历代文学作品的加工宣染，在我国广为流传，近两千年来有口皆碑，经久不衰。，作为一个平民布衣出身的孝子，不但群众爱戴，视为楷模；而且一些文人也在诗词、戏曲中加以歌颂，引为重要的创作素材。如曹植的《灵芝篇》、元杂剧《织锦记》、《百日缘》，后来的黄梅戏《天仙配》等等，都取材于董永与天仙相配的故事。可见，董永其人在我国的影响何等久远和广泛。

尊敬老人，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也是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董永，对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对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那么，董永是文学人物还是历史上确有其人，其故里何处，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

董永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历史人物。他生活在汉代，至今已两千年左右。汉朝建立以后，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思想领域中儒家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由于统治阶级极力地推广和倡导，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孝，成为社会生活中各阶层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直到东汉乃至后代，其影响也是相当深刻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象董永这样的孝子，是很自然的，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信的。

现存的资料也证实了历史上董永其人的真实性。山东省嘉祥县武翟山的武氏墓群石刻历史文物就向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在其中的武梁石室第三石第二层右数第三个画面即刻董永鹿车载父，田间劳作情景：树下一鹿车，上有小罐，大概是田间劳作盛水之用，一老人坐于车上，左手执鸠杖，右手前伸，似是指点董永劳作。老人上方刻“永父”二字。其左为董永，右手执农具，回首望其父，身旁刻“董永千千乘人也”六字。董永左边有一兽，体态粗壮，大耳如扇，长鼻高昂，是一象；董永右上方横一图案，有翼，有花纹，作飞舞状，当是一鸟。《越绝书}说：“舜死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耘。”此即“象耕乌耘”之意，内含“耕耘”二字，是董永“肆力田亩”，田间劳作的形象注脚。

武氏墓群石刻，也称武氏祠、武氏石室等，是东汉时武氏家族的墓地。清代陆续出土。武氏一家，是东汉末年的官僚地主家族，“世代为官，势力煊赫，家财宏富，故有条件修建富丽堂皇的墓祠”。武氏祠，据其石阙铭文记载，建于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数十年落成，竣工至迟不晚于公元200年。墓群石刻取材广泛，内容丰富，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宝贵资料。武氏祠的石刻画多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如荆轲刺秦王、管仲射小白、二桃杀三士等。其修建时间，与董永同代，时间甚近，而且点明了董永的故里，证实董永确为真实的历史人物，是可靠的佐证。再者，武氏祠中的董永石刻画面的内容，与一些文字记载是一致的，故董永实有其人是可信的。

三国时期，魏曹植在《灵芝篇》中也写了董永的故事：“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债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这是我国最早取材于董永故事的、有署名的文艺作品。可见，远在三国时期，董永的故事已广为流传。

西汉末年，刘向的《孝子图》亦有董永的记载。此书已亡佚，有关董永故事的记载仅见唐《法苑珠林》和宋《太平御览》的引文。《太平御览》引文如下：“前汉董永，干乘人，少失母，独养父。父亡，无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永谓钱主曰：‘后无钱还君，当以身作奴，……”有人以为刘向为前汉人，他怎能予知有后汉呢怀疑《孝子图》系后人伪托。《法苑珠林》卷六二对《孝子图》的引文稍有不同：“董永者，少偏枯，与父居，乃肆力田亩，鹿车载父自随。父终，自卖于富公以供丧事。……”此段文字与《太平御览》所引《孝子图》不尽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法苑珠林》的引文中没有“前汉”二宇，这就不好说《孝子图}为后人伪托。《南史》卷二十二中有这样记载：“慈字伯宝，年八岁，外祖宋太宰江夏王义恭迎之内斋，施宝物资所取，慈取素琴、石砚及《孝子图}而已。”可见南北朝时尚有此书，如果说只有对董永的记述是后人妄增，似乎证据不足。《太平御览》引文中的“前汉”二字，是否为当时编者不慎误增，也不无可能。刘向是西汉末年人，如果《孝子图》的记载是真实的，那么董永当是西汉人，再说《孝子图》即使是后人伪托，也是比较早的，亦有重要价值。

东晋史学家干宝把董永故事收在自己的《搜神记》里。他根据民间传说，经过加工整理，写成了《董永》篇：“汉董永，干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首段文字与《法苑珠林》所引《孝子图》如出一辙。后边就是董永葬父后，道遇仙女，求为妻，俱至钱主，十日织缣百匹，助永还债，事毕，凌空而去的故事。董永故事经过干宝的加工已比较完整丰满，其情节、人物，都有所发展，为后来的戏曲等文艺创作取材所本。

一些辞书和类书也大量地记载了董永其人。

清《古今孝子所见录》收有董永，并载“东汉董永，青州人。”

《中国人名大辞典》把董永列为我国历史名人载入。在“董永”条下载曰：“董永，后汉干乘人，少失母，奉父避兵，流寓汝南，后徙安陆……”此处增加了“奉父避兵”南迁之说。

《蒙求》一书，也收有“董永自卖”，旧注云：“汉董永，少失母，养父，家贫佣力。至农月，以小车推父置田头树荫下而营农作。……”这里对历史上实有董永其人是肯定的。

台湾所编《中文大辞典》对董永其人也持肯定态度。文字与《中国人名大辞典》基本相同。

明代“记周秦及南宋名人”的《尚友录》一书，收录了董仲其人，并说董仲为董永之子。《辞海》介绍《尚友录》是“汇编历代人物小传”。 (中文大辞典》介绍《尚友录》说．“古来人物略具于是，以较史籍易于检查，旧时多乐用之”。

被称谓“一方之信史”的地方志也大量地在“人物志”中记载了董永其人。如山东省《博兴县志》、《乐安县志}(今广饶)》《鱼台县志》、湖北省《孝感县志》、江苏省《东台县志》等等，都将董永列为历史名人载入。所载董永故事多与《搜神记·董永》大同小异。固然，旧时修志有乱拉历史名人的弊习，但这样广大的地区，都将董永视为历史人物载入志中，肯定了历史上确有董永其人，似亦不可忽视。

以上历史文物、类书、辞书以及地方志等资料，都肯定了董永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尤其是武氏祠的文物资料，可靠性更大。但是，对董永其人也有人持否定态度。如《辞海》即认为董永“是文学故事人物”。历来否定董永其人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董永其人正吏无载。我们认为，在封建社会里编写的正史，主要是为封建统治者尤其为统治者的最高阶层树碑立传的，就是郡守、县令等较低一些的官僚也很难爬进正史的门坎。如上文提到的嘉祥县武氏家族，世代为官，尚且不见正史，何况董永一个平民布衣，正史无载，这并不奇怪。历史上正史无载的人物岂可胜数，若以正史无载为由而否定其存在，就难免有偏颇之嫌。

董永故事属神话传说。诚然，董永故事有着浓厚的神话色彩，但这也不能成为否定董永其人的理由。历史上，我国劳动人民往往将自己敬仰、爱戴的历史人物加以神化，以浪漫手法编成神话故事加以传播，以劝化人们积德向善，也表达了人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敬爱之情。而有些民间传说，也往往是根据历史上实有的人物，经过艺术加工成为完整故事的。如大禹治水的故事、包拯探阴曹、关公显圣等等，都带有浓烈的神话色彩，可谁又能否认他们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呢？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董永故事带有神话色彩，就否定董永其人的真实存在。董永也正是依赖这浪漫的民间传说，才流传下来的。

董永既然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那么，其故里何在呢？诸说基本相同。东汉时代的武氏墓群石刻中，董永故事画面就点出“董永，千乘人也”。另外，《孝子图》、《搜神记》、《中国人名大辞典》及《中文大辞典》也都点明了董永是汉代千乘人。干乘始于战国时期，“以齐景公有马千乘，常猎于此而得名。”在汉代为郡，县名。干乘郡与干乘县其治所均在今高青县境东部，东邻今博兴县。

高青县现存志书中，均无有董永的记载。《博兴县志·人物志)中载：“董永墓在今崇德社(今陈户镇)去墓数里有董家庄，永故宅也。”董家庄在今博兴县陈户镇，位于县城北二十余华里，西去汉千乘县城遗址三十余华里，在汉代属千乘郡干乘县地。董家庄即董永故里，博兴县志所载与上文辞书、类书、武氏祠等诸说是吻合的。

董家庄原有董公庙，《山东通志)说“董公庙在城(今博兴县城)东北三十里祀董永”，即指此也，今庙已不存。《通志)还说：“仙孝祠在西门内，祀汉孝子董永。”仙孝祠建于何时不详，明代王为邦《仙孝祠记，中说：“本邑在董仙旧址，当日窘身葬父、神女助织，孝声至今著也。我侯建祠绘象……”。文中，我侯，即指当时博兴县知县翁兆云。原祠已圮，明代知县翁兆云重修。康熙四年博兴知县蒋维藩又重建，现已无存。康熙五十八年《博兴县志》载，董永墓在崇德社。今属陈户镇，原有墓碑，因日久年深，碑已不存。民国二十五年县长张其丙重立墓碑一块。此碑尚存。

以上资料，充分证实了博兴县陈户镇董家村即汉孝子董永故里。尽管旧的地方志有乱拉名人的积习。但是，一些县志仍然肯定了董永原籍为山东省博兴县。如山东省的《鱼台县志，载：“董永墓，旧志载，治西南三十里。按“董永，青州博兴人，流寓德安，佣身葬父，感仙姬为偶事脍炙人口，虽妇人女子咸能言之，而葬鱼台无考。”这里肯定了董水为博兴县人。再如湖北省的《孝感县志》载：“董水，青州干乘人，今山东博兴县。……”一九八三年，孝感地区编写的《孝感地区概况)在“著名人物”栏中写道；“董永，东汉末，青州干乘人，今山东省博兴县，因黄巾起义，由山东流寓今湖北孝感……。”孝感市于一九八四年在市内所建“董永公园”中，在“孝子祠”前介绍说：“董永，青州千乘人，今山东省博兴县。……”董永故事在湖北孝感县流传甚广，影响颇深，并建园立祠纪念他。但是从《孝感县志》到《孝感地区概况》，只说是董永由山东流寓孝感，都肯定董永原籍是山东省博兴县。

当然，把董永说成本邑名人的地方志亦有之。如清雍正年间的《乐安县志》(今山东广饶县)，即把董永视为乡贤。，该志“古迹”篇中载：“董永祠，在城西太和庄，去家甚近，子孙至今承祀不乏。”查志中所说董永祠位于今广饶县西部，在汉代当为利县地，而利县属齐郡，而非干乘郡。广饶县到隋代始侨置干乘县，比董永生活的年代晚了五百多年。说董永故里在今广饶县，显然无据。再如江苏省《东台县志》载：“董永，西溪镇人。”所载董永故事基本引用《搜神记》原文，只是改“千乘”为“西溪镇”。并说“今西溪镇永与父墓并在。”但志书的编者又在后面的按语中写道；“永事见《太平御览》所引刘向《孝子图》，其辞云：董永千乘人，……今向《图》不传，史家亦不著于录，而千乘郡乃今山东青州府北镜，何以又为县之西溪人耶”志书的编者对董永为西溪人的说法就提出了异义，持否定态度。这一说也难以自立。

综上所述，董永故里为山东省博兴县已无疑问。但是，清道光二十年《博兴县志}的编者没有进行实地考查，以为旧志董永墓一说在崇德社，一说在龙河洼，而对董永故里博兴提出了质疑。经实地考查，博兴县境董永墓只有一个，其地当时属崇德社(现陈户镇)，而群众习惯上称为龙河洼，是同一地点两个名称。该志中此谬误，是由当时志书编者的浅陋和粗疏造成的。

董永的传说遍布我国数十省，董永遗址与纪念物，如董永墓、董永祠、董公庙等等，也不胜枚举，尤其江淮地区，流传更广，影响也颇深。

既然董永故里在山东，那么董永的传说何以在江淮地区有如此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呢？董永是否曾经南徙，众说不一。《中国人名大辞典》主张董永曾经南徙，其“董永”条下载曰：“后汉千乘人，少失母，奉父避兵，流寓汝南，后徙安陆……”《中文大辞典》亦采此说，“董永”释文与《中国人名大辞典》相同。这里只说“奉父避兵”，没有说明董永南徙的年代。清康熙三十四年《孝感县志}载“董永，青州干乘人，今山东博兴县。早丧母，汉灵帝中平中，黄巾起，渤海骚动，永奉父来徙……”清光绪五年《孝感县志》又照漀潬X搬了此段文字。这里“避兵乱”的年代和历史背景比较明确，“兵乱”指黄巾起义。然而，黄巾起义暴发于东汉光和七年(公元184年)，比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修建时间晚了三十多年。董永是不可能在黄巾起义时流寓安陆(今孝感)的。现尚未见到其他资料有董永南徙的记载。但并不完全排除董永有南徙的可能。

董永故事所以在江淮流域流传甚广，只据现已掌握的资料从其流传的过程进行考查。其故事的传播，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在汉代，儒家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统治阶级以“孝”教化其民，作为孝子的董永，也就成为人们道德上效仿的楷模，很快流传开。董永故事首先在山东流传，继�!F<�!DA��!D3%G1饔!F2�!E3%GE!AA�!AB颉�!A3%G9%B@�!AB%GA!A1�%GF!E9%GF!D8%GE�%GA�%G4!B9%G8!BA石刻中的董永画面，三国魏曹植的{灵芝篇》，即是董永故事在山东继而在黄河流域传播的反映。在三国以前，尚未见到江淮流域有关董永故事的记载。

东晋时期，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袭，黄河流域战乱频仍，长期分裂，社会极不安定，大批士族和平民相率南迁，到长扛流域定居下来。这样，也就将董永的故事带到了我国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董永故事也就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这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广为流传。《搜神记·董永》，亦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这应是董永故事流传的第二个阶段。

南朝刘宋建立以后，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宋文帝的太子刘劭杀宋文帝自立，改元太初，历史上称其为“元凶”。宋文帝第三子武陵王刘骏起兵讨劭。因劭弑父，刘骏以“孝”为号召，收买人心，兵力大盛。刘骏沿江东下，到达新亭(今南京南)即位，其年号也以“孝”名，为“孝建”，死后谥号“孝武帝”。刘骏凡二十八子，其“字”也以“孝”排，如孝师、孝德、孝良、孝烈、孝贞、孝善、孝英……等。由于刘骏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提倡孝道。所以，为“诸德之本”的孝在社会上蔚然成风。就在孝建元年，析安陆置孝昌县(后改孝感)，亦倡孝之意。作为孝子出身的董永，当然地成为社会上最受推崇的历史人物之一，董永故事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董永墓、董永祠、董永庙等有关董永的遗迹和纪念物，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相继出现。由于南朝宋的统治者以行政手段进行倡导，所以董永故事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董永遗迹、纪念物之多，都超过了黄河流域。

如果你到天下第一村的周村去玩，不要忘了去看看董永墓。

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虽然这只是个传说，但董永卖身葬父则确有其事。

王军 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太平御览》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刘向《孝子图》:……前汉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独养父，父亡无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永谓钱主曰：'后若无钱还君，当以身作奴。'主甚悯之。永得钱葬父毕，将往为奴，于路逢一妇人，求为永妻。永曰：'今贫若是，身复为奴，何敢屈夫人之为妻'妇人曰：'愿为君妇，不耻贫贱。'永遂将妇人至。钱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理何乖乎'主问永妻曰：'何能'妻曰：'能织耳。'主曰：'为我织千匹绢，即放尔夫妻。'于是索丝，十日之内，千匹绢足。主惊，遂放夫妇二人而去。行至本相逢处，乃谓永曰：'我是天之织女，感君至孝，天使我偿之，今君事了，不得久停。'语讫，云霞四垂，忽飞而去。”

刘向乃西汉文学家，这段故事可以说是董永由孝子的故事变为浪漫爱情故事的滥觞。

千乘即今淄博市高青县高城镇。董永自幼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因为家道贫寒，父死不能安葬，就跑到数十里外的於陵(今周村南)插草自卖，安葬父亲。有位姓傅的富绅感念此事，送给董永银两，让他回家葬父，且不要任何回报。但董永坚持在傅家做了3年苦工，后来娶了一位勤劳善织的姑娘，生活非常幸福。

三国时，曹植《灵芝篇》写道：“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债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

东晋时，干宝在他的《搜神记》里记载了同样的故事。

到宋朝，董永卖身葬父的故事被列为二十四孝之一。

千百年来，经过不断加工改造，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天仙配》，董永的故事也由此家喻户晓。

在淄博市周村区东南四公里处的大埠山上，曾建有孝仙祠。

大埠山上苍松翠柏，景色清幽。孝仙祠东有池塘据说是七仙女沐浴的地方，西边的大槐树就是当年的媒人了。

孝仙祠又名董永庙、董永祠。其始建年代不详。据史料记载，明成化十五年（1479），长山县知县张誉募捐，义民许果增修建。嘉靖二十七年（1548），贡生孟岚重修，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石慎重修。

孝仙祠门前有一对高大的石狮，山门上书有“山门”、“肃静”四字，横匾刻“孝仙祠，长山县正堂肖学慎题”。门厅内塑有哼哈二将。

进院后，是顺山势修建的七级台阶。台阶上左右各有一只石狮。台阶之上便是董永殿，门楣上悬有“孝感天庭”金字大匾。

过甬道，来到董永殿后，隔院有三间北楼，称天仙阁。楼下有天仙木雕像。楼上塑有董永和仙女的雕像。道东有东西配殿，北面三间是佛爷殿，塑西天如来和十八罗汉像。孝仙祠西侧有槐荫书院，是当时长山县最高学府之一，明末清初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刘鸿训、刑部尚书李化熙等一批显官曾在此攻读而声誉鹊起。院内曾存有刘一相、曲迁乔、韩取善、韩萃善四进士题诗碑两通。

旧历七月初七和正月十五，这里有两次庙会，同时，庙前设有三、八大集，各地工商业及附近村民云集于此进行交易，各行各业的买卖热闹非常。

解放后，孝仙祠被毁。

董永墓坐落于韩家窝村北大埠山之阳，坐北朝南，墓葬封土直径88米，高约2米，四周有砖砌护栏。文革时，董永墓被扒开一个口子，墓碑被砸碎。如今，坟墓犹存，墓前有2004年新立石碑，上书“汉孝子董永之墓”。东汉桓帝建和元年修建的今山东嘉祥县境内的武梁祠石刻，即有董永孝养父亲的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