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说明沈从文、废名田园诗的区别

　　废名的乡土小说不是着眼于揭露民间疾苦，而是以田园诗的格调来描写乡土风情；而沈从文笔下，则更多展示出乡村社会历史文化的常数与现代文化的变数交织而导致的矛盾冲突及人的生存悲剧。

　　关键词 乡土小说 差异 沈从文与废名

　　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7-0000-00

　　正如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所指出的，由于作者对题材“用客观或主观”把握的不同，“乡土文学”一开始就裂变为乡土写实与乡土抒情两大基本类型，同时预告了“乡土文学”后来发展的不同方向。这种区别也为沈从文所意识：

　　自己有时常常觉得有两种笔调写文章，其一种，写乡下，则仿佛有与废名先生相似处。由自己说来，是受了废名先生的影响。但风致稍稍不同，因为用抒情诗的笔调写创作，是只有废名先生才能那样经济的。

　　这里沈从文提到了废名的乡土小说，废名原名冯文炳，一生以教书为业，洁身自好，淡泊明志。他外受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哈代和艾略特的影响，对农村做田园诗式的描写；内承陶潜的感染，描写一些桃花源式的宗法制农村，流贯文中的是佛教的解脱和道家的恬淡所产生的一种心与物相通的隐气。所以废名的小说不是着眼于揭露民间疾苦，而是以田园诗的格调来描写乡土风情，正如沈从文所讲的，废名 “用抒情诗的笔调写创作”，沿着乡土抒情小说的发展道路，创造了独特的田园小说风格。

　　废名的田园小说，所写皆乡间景致及凡人细事。它写竹林，写河柳，写桃园，写菱荡，写浣衣母，写放牛娃，写庙里的和尚，写塾中的师生，一派静谧的田园风光。这里没有大的生活波涛，看不见时代潮流的激荡，偶或有些日常龃龉，甚至小偷小骗，但都涉笔成趣，无伤大雅。这类作品起于《竹林的故事》，小说以真挚，友好的感情，赞美一个纯洁、优雅、生气勃勃的农村劳动少女三姑娘。小说触笔之处，都是一派牧歌式的青春气象。竹林、茅舍、少女，无不写得精细，富有灵气。三姑娘与竹林融为一体，她赋予竹林以生命，竹林又蕴藏着她的性格。人情美，人性美充溢小说中，是生命的赞歌，是美和爱的赞歌。三姑娘喜忧本其性情，毫无矫饰，她与父母间有着伦理感情的优美，与蔬菜买主之间交流着人情之美，在嬉笑之间流露着坦诚自然之美。这种种美的描写，正是对宗法制农村人际间那种和谐的神往，是对传统文化复归的一种期盼。

　　《竹林》后面是《桃园》、《菱荡》和《桥》，更富古朴的乡风，浪漫的诗情，远离现实和人生。在这里，废名抹去了此前的淡淡哀愁，津津有味地描绘恬静的田园风光，谱写甜蜜的田园牧歌。

　　《桃园》中阿毛对美的向往，父亲的挚爱；《菱荡》中主仆的和谐，都写得十分感人。长篇小说《桥》是废名的刻意之作，他曾立下十年造桥之志。小说写尽了宗法制农村小康人家的谐和与美满。在这里，人们之间，不受长幼尊卑的约束，长者慈祥、温厚，少者天真纯洁，彼此心心相印，无需对家规家教顾忌，自然怡怡。既使是主仆之间，也没明显的界限，彼此知足知乐，亲如一家。无疑，废名在这里编织着美而欠真的故事，但却编进了他对古老传统文化的真诚向往。周作人说，他是坐在树荫下读废名的小说的。废名自己也说：“我所写的东西主要的是个人的主观。” 废名没有过多的写一些轰轰烈烈的，紧跟时代的所谓现实小说，而是向隐逸文学靠拢，用清新的笔调为我们创造出一个和谐宁静，恬淡安逸的桃花源式的农村田园生活。

　　在乡土小说流派中，与废名风格“最相近的一位”当数沈从文，他说“写乡下”的小说“是受废名先生的影响”，因此他在他的乡土小说中展示了一个容易被人疏忽的湘西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的生存方式，其道德形态或人格气质，诸如纯朴、善良、诚挚、热情、雄强等，几乎立即为读者所感觉，所认识。这里人的生存方式由湘西依旧得以保留的原始文化所规定，是人的生存本质与自然相契合，总有一种田园诗趣弥漫在作品的字里行间。

　　从这个意义上讲沈从文保持着与废名小说某种气质的一致性，然而，沈从文在另一场合，特意将自己创作与废名进行对比区别：在废名笔下，“这些灵魂，仍然不会骚动，一切与自然相谐合，非常宁静，缺少冲突”；而自己虽然“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的那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却又力图“使人对于那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在这一方面，“似较废名为宽而且优”。可以说废名小说是有意割断乡村历史存在与现代社会变异的联系，因而缺少冲突。而沈从文笔下，则更多展示出乡村社会历史文化的常数与现代文化的变数交织而导致的矛盾冲突及人的生存悲剧 。

　　《夫妇》、《菜园》、《新与旧》表现的，就是乡村生命的原始生存方式在社会文化现代变异的环境里的际遇。无论是《菜园》中玉氏母子间田园诗般的生活情趣与天伦之乐，《夫妇》中那对乡下青年夫妇率性而为、不避忌讳、类似野合的行为所呈现的生命自然形态，还是《新与旧》里即便官府杀人也有罪过的观念及其派生的“神人合作”杀人程序，都孕育于湘西特殊的区域文化整体结构之中。然而，人的这一文化—生存方式，却被卷入文化业已变异的现代环境中。玉氏母子一夜之间翻福为祸，人亡屋空，美遭到现代暴政的无情蹂躏；体现在那对乡下青年夫妇身上的人的自然行为，被视为“伤风败俗”而落入被示众、处罚的困境；抱有凡杀人皆有罪的观念并恪守相应程序的杨金标，竟被人视为“疯子”，差点被乱枪打死，最终也不免“白日见鬼”，在极度惊骇中死去。《萧萧》的主人公，作为一个童养媳，从嫁到婆家伊始就被置于人身依附的悲剧处境，而萧萧自己对此浑然不觉。虽然中间萧萧也曾有过反抗的想法和行动，但最终因为社会环境和自身局限性的制约，萧萧最后，她仍然同小丈夫“圆了房”，当她抱着新生的儿子在门前看新媳妇进门时，“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柏子》、《贵生》、《丈夫》等篇也是这样，不仅叙写出外部环境的文化变异——由雇工制、童养媳制、卖*制体现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及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人生观念对乡村生命的钳制与冲击，也充分地揭示出人物主体对外部变异的应对与选择方式。

　　在沈从文的名篇《边城》中我们不单是神往那种古朴的人际关系，乐而好施、知足长乐的湘西民风，更是关注翠翠与傩送的爱与爱难以实现之间的冲突。 “走车路”与“走马路”、“碾坊”与“渡船”的对立，正是二十世纪初叶湘西两种不同的文化—生存形态的交织冲突在小说中的被聚焦 。恰恰是这种对立，为小说中人物提供了不同的应对与选择的可能。这样的文化—生存模式，无疑寄托了沈从文的理想主义渴求：即保留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本质，抵御“现代文明”对人性的腐蚀，同时调动人的理性与意志力量，在文化变异的现代环境中，实现生命的自主自为。

　　所有这些都说明，沈从文在沿着乡土抒情小说道路，用清新的笔调为我们描绘一个优美而独特的湘西民俗风习的同时，他更注重揭示在田园牧歌背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冲突而给人们带来的“淡淡哀愁”。如果我们是在坐在树荫下读废名小说的话，那么沈从文小说是我们在树荫下读了以后，回到书房需要静静想一想的。

◎春节（正月初一）：春节和年的概念，最初的含意来自农业，古时人们把谷的生长周期称为“年”，《说文。禾部》：“年，谷熟也：。在夏商时代产生了夏历，以月亮圆缺的周期为月，一年划分为十二个月，每月以不见月亮的那天为朔，正月朔日的子时称为岁首，即一年的开始，也叫年，年的名称是从周朝开始的，至了西汉才正式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古时的正月初一被称为“元旦”，直到中国近代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为了顺应农时和便于统计，规定在民间使用夏历，在政府机关、厂矿、学校和团体中实行公历，以公历的元月一日为元旦，农历的正月初一称春节。◎路神生日（元月初五）：元月初五，“路头神”是吴地所信奉的一位财神。俗以是日为他的生日，祭晒迎接，颇为壮观。“路头”又称“五路神”。据说元末有一何五路，为抵御外寇而死，人们因此祀他为神，名“五路神”。但此“五路神”似乎与作为财神的“路头五路神”无涉。或又以“五路神”实为“五圣神”，或曰“五通神”，在康熙年间汤斌毁禁上方山五通寺以后，民间不敢祀“五通神”，故改其名为“路头”而祀之。一般以此“路头”为古五祀中的“行神”，所谓五路乃东西南北中也；财货无不凭路而行，故人们以行神为财神，谨加祭祀，冀求它引财入门，或出行获利。古人外出行旅，祭祀路神以求平安，此为“祖道”之俗；吴俗接路头，祭祀的也是路神，而这路神变成财神，是因商业的发展，财货流通的加剧。财货往来于陆水之间，人们直观地认为，路在冥冥之中主宰了财货。俗以为接路头，越早越好，最早接到的才是真神，特别灵验，因此叫“抢路头”。有的地方，真的在元日初四便“匆匆抢路头”了，且相沿成俗。既然路神已不再是行旅的保护者，人们便不再在赴旅时祭祀它了。至于人们在元月初五祭拜路头神，并以此日为其生日，乃五路神中之“五”与初五之“五”牵连之故。北方于此日祭“五穷”也是一样。在正月而非其他月，乃取新年新气象，图一年吉利，财源茂盛，东西南北中，财富五路并进。◎元宵节（正月十五）：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就有了，元宵赏灯始于东汉明帝时期，明帝提倡佛教，听说佛教有正月十五日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这一天夜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挂灯。以后这种佛教礼仪节日逐渐形成民间盛大的节日。该节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由中原到全国的发展过程。在汉文帝时，已下令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汉武帝时，“太一神”的祭祀活动定在正月十五。（太一：主宰宇宙一切之神）。司马迁创建“太初历”时，就已将元宵节确定为重大节日。另有一说是元宵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故上元节要燃灯。元宵节的节期与节俗活动，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延长、扩展的。就节期长短而言，汉代才一天，到唐代已为三天，宋代则长达五天，明代更是自初八点灯，一直到正月十七的夜里才落灯，整整十天。与春节相接，白昼为市，热闹非凡，夜间燃灯，蔚为壮观。特别是那精巧、多彩的灯火，更使其成为春节期间娱乐活动的高潮。至清代，又增加了舞龙、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等“百戏”内容，只是节期缩短为四到五天。◎填仓节（正月二十五）：正月二十五，俗称填仓节，这是汉族民间一个象征新年五谷丰登的节日。“填仓节”因“填”与“天”谐音亦称为“天仓节”，民间有老天仓与小天仓之分。农历正月二十为小天仓，正月二十五为老天仓，是民间的传统节日。有的说天仓节是祭星之日，有的说是为祭土地或祭磨神。所谓填仓，意思是填满谷仓。这一天黎明，家家户户都在自己的院子里或打谷场上，用筛过的炊灰，撤出一个个大小不等的粮囤形状，并在里面放一些五谷杂粮，象征五谷丰登。按照民间传说，正月二十五填仓，是为了纪念一位好心的无名氏仓官。◎正月晦：农历每月的最后一天称为晦日，此日无月，正月的晦日受到先民格外的重视，被当做一个节日来过，称为“晦节”或“正月晦”。唐代，正月晦日还曾与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并称“三令节”，成为一个盛大的节日。三令节时，士女泛舟游乐，在水滨举行盛大饮宴，皇帝也赏赐群臣、与百官同乐。正月晦也与“送穷”这一风俗密切相关。送穷习俗源于有关“穷神”（即穷鬼）的传说。《四时宝鉴》记载：“高阳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日巷死。世作糜，弃破衣，是日祝于巷，曰除贫也。”高阳氏，即传说中炎黄联盟的首领颛顼《文宗备问》云：“昔颛帝时，宫中生一子，性不著完衣，作新衣与之。即裂破以火烧穿著，宫中号为穷子。其后以正月晦日死，宫人葬之。相谓曰‘今日送穷子也’。”◎中和节（二月初一）：二月初一为中和节，这是有确切记载的在唐代确立的节日，后来不复存在。但民间仍以二月朔为节，那就是太阳的生日。民间认为，农历二月初一是太阳星君诞辰，太阳星君即太阳神，与月亮神太阴星君相对，亦称炎火帝君。人们出於对太阳神的崇拜和农业生产的需求，祭祀太阳星君。这种习俗源于上古，当时曾有春分祭日、秋分祭月的国家典礼。祭祀太阳星君一般用太阳糕，也叫“太阳鸡糕”，因为俗传太阳中有雄鸡（或说乌鸦）。清代祭太阳习俗特别盛行，太阳糕也成为一种节物。◎春社日：春季祭祀土地神的日子。古无定日，先秦、汉、魏、晋各代择日不同。自宋代起,以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为社日。春社日时在农历二月初一，祭祀土神，祈求丰收，有饮中和酒、宜春酒的习俗，说是可以医治耳疾,因而人们又称之为“治聋酒”。宋代李在诗中写道：“社翁今日没心情,为乏治聋酒一瓶。恼乱玉堂将欲通，依稀巡到等三厅”。◎春龙节（二月初二）：民间传说，每逢农历二月初二，是天上主管云雨的龙王抬头的日子。从此以后，雨水会逐渐增多起来。因此，这天就叫“春龙节”。我国北方广泛的流传着“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的民谚。◎花朝节：花朝节又称“挑菜节”。汉族传统节日。流行于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农历二月初二举行，也有十月十二、十月十五元宵节的。节日期间，人们结伴到郊外游览赏花，称为“踏青”，姑娘们剪五色彩纸粘在花枝上，称为“赏红”。各地还有“装狮花”、“放花神灯”等风俗。◎寒食节：冬至后一百零五日，清明节的前一、二天。传说，这个节日，是纪念春秋的介之推的。◎清明：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后来，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上巳节（三月初三）：上巳节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节日，俗称三月三，该节日在汉代以前定为三月上旬的巳日，后来固定在夏历三月初三。“上巳”最早出现在汉初的文献。《周礼》郑玄注：“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据记载，春秋时期上巳节已在流行。上巳节是古代举行“祓除畔浴”活动中最重要的节日。《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七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就是写的当时的情形。古代上巳节活动：祓除畔浴，修禊之事。流觞曲水，是文人临水宴饮、吟诗做赋的节日，最著名的是王羲之兰亭之会。祭祀管理婚姻和生育之神——高禖。春游踏青，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大好时机，此时野合，有所不禁。近世仍未绝迹，《善化县治》中就有记载。宋代以后，上巳节风俗渐渐衰微。◎立夏节：立夏节在立夏日。古代有“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的仪式。近代民间，有尝新和秤人之习，此日人们把将熟之小麦、大麦穗在火上烤熟吃，以享新麦之鲜；或用秤秤人之轻重以祈福。立夏节民间严禁家人坐在门槛上。许多人还习以立夏日的阴睛测一年的丰歉，认为立夏时下场雨最好，不然便会“立夏不下，旱到麦罢”、“立夏不下雨，犁耙高挂起”。◎端午（五月初五）：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它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也称端五，端阳。此外，端午节还有许多别称，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龙日等等。虽然名称不同，但总体上说，各地人民过节的习俗还是同多于异的。过端午节，是中国人二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由于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加上许多故事传说，于是不仅产生了众多相异的节名，而且各地也有着不尽相同的习俗。其内容主要有：女儿回娘家，挂钟馗像，迎鬼船、躲午，帖午叶符，悬挂菖蒲、艾草，游百病，佩香囊，备牲醴,赛龙舟，比武，击球，荡秋千，给小孩涂雄黄，饮用雄黄酒、菖蒲酒，吃五毒饼、咸蛋、粽子和时令鲜果等，除了有迷信色彩的活动渐已消失外，其余至今流传中国各地及邻近诸国。有些活动，如赛龙舟等，已得到新的发展，突破了时间、地域界线，成为了国际性的体育赛事。◎夏至节：在农历芒种后十五天为夏至，该日日照最长至终极，北半球白昼从此渐短。农历夏至是白天最长的一天。夏至时河南民间多以食凉面条为庆，俗称“冬至饺子，夏至面”。夏至节在汉代已有，宋代官员还放假三天。◎雨节（五月十三）：五月十三日为雨节，又称下雨节、竹醉日，传说是黄帝诞辰。山东民间又传说是关老爷磨刀的日子。鄄城传说，这天还是关公单刀赴会之日，赴会之前要磨刀。梁山传说此日“关公磨刀斩小妖”。临沂传说，这一天一般都有雷声，乃是关老爷的霍霍磨刀声。淄川传说，“五月十三，关老爷磨刀杀许三。”磨刀要用水，所以要下雨。这天往往下雨，所以民谣唱道：“大旱不过五月十三。”民间以为，如果五月十三这天不下雨，而且骄阳似火，说明这一年一定是大旱之年。旧时，一些地区往往举行祈雨仪式，以郓城最为隆重。郓城上至知县，下至百姓，都要参加祈雨仪式。县志记载，从明代以来，有几十个知县祈过雨。民间祈雨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是请大王、佛爷和关老爷显灵。民间把宋代因不满贾似道当政投水而死的谢绪尊为大王。据说，他生时关心人民疾苦，死后，百姓有求必应。请大王显灵的仪式十分别致，人们把一条小蛇放在铺着黄表纸的盘子里，供在神棚里，然后焚香烧纸，叩头祈祷。请关老爷显灵的仪式比较复杂，也比较常见，把关帝塑像搬到烈日下曝晒一段时间，然后用水浇湿塑像。如果塑像太大，不易搬动，就代之以“扫佛”等活动。◎分龙节（五月二十）：夏历五月二十是分龙节。现在通常的看法都认为这是毛南族和畲族的节日，其实华夏民族的分龙日才是正源。据考证，分龙节最早来源于远古的祈雨方式--雩舞。《周礼•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论语•先进》：“风乎舞雩”。古人认为，翡翠鸟能预知雨水。头戴翡翠鸟羽毛做成的羽冠，即是用一种巫术的方式，呼由东方七宿组成的龙唤雷雨的到来。《左传》云：“龙见而雨”。这里的“龙”，即东方七宿组成的“龙”。《左传》：“建巳之月，苍龙宿之体，昏见东方，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远为百谷祈膏雨。”龙星从出现至消失，至少经历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正是播种前后地里急需雨水的季节，分龙节很可能与古代“龙”星出现前后的“舞雩”习俗有关。民间认为，在这一天，原来生活在一起的五条龙都要分开，各主一方晴雨。如果这一天还不下雨，人们就会考虑是否需要祈雨。宋代已有此节，民间认为分龙日次日如雨，则多大水。民谚云，二十分龙廿一雨，石头缝里都是米。江南地区有以此日演习救火之俗。分龙节复兴，最有意义的是雩舞等巫仪民俗舞蹈的整理和保存。“冠者五六人，童者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中的这段记述展示了往日华夏巫仪民俗的兴盛和丰富多彩，建议政府积极为民众发掘、整理雩舞、商羊舞等经典的华夏傩舞，作为分龙节的民俗展示活动。◎天贶节（六月初六）：天贶节起源于宋真宗赵恒。某年的六月六日，他声称上天赐给他天书，遂定是天为天贶节，还在泰山脚下的岱庙建造一座宏大的天贶殿。天贶节的民俗活动，虽然已渐渐被人们遗忘，但有些地方还有残余。江苏东台县人，在这一天早晨全家老少都要互道恭喜，并吃一种用面粉搀和糖油制成的糕屑，有“六月六，吃了糕屑长了肉”的说法。还有“六月六，家家晒红绿”的俗谚。“红绿”指五颜六色的各样衣服。此谚的后一句，又作“家家晒龙袍”，在扬州有个解释，说乾隆皇帝在扬州巡游的路上恰遭大雨，淋湿了外衣，又不好借百姓的衣服替换，只好等待雨过天晴，将湿衣晒干再穿，这一天正好是六月六，因而有“晒龙袍”之说。江南地区，经过了黄梅天，藏在箱底的衣物容易上霉，取出来晒一晒，可免霉烂。此外还有给猫狗洗澡的趣事，叫做“六月六，猫儿狗儿同洗浴”。六月六也是佛寺的一个节日，叫做“翻经节”。传说唐僧到西天取经回来，不慎将所有经书丢落到海中，捞起来晒干了，方才保存下来。因此寺院藏经也在这一天翻检曝晒。“六月六，请姑姑”。过去，每逢农历六月初六，农村的风俗都要请回已出嫁的老少姑娘，好好招待一番再送回去，所以这一天也是“姑姑节”。◎观莲节（六月二十四）：夏历每年六月二十四是观莲节（20060719），民间以此日为荷诞，即荷花生日。水乡泽国的江南一带，此日是举家赏荷观莲的盛大民俗节日，泛舟赏荷，笙歌如沸，流传数代，遍染荷香，成为汉民族最优美浪漫的节日之一。◎七夕（七月初七）：七夕乞巧，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的记载，这便是我们于古代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乞巧的记载。后来的唐宋诗词中，妇女乞巧也被屡屡提及，唐朝王建有诗说“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据《开元天宝遗事》载：唐太宗与妃子每逢七夕在清宫夜宴，宫女们各自乞巧，这一习俗在民间也经久不衰，代代延续。宋元之际，七夕乞巧相当隆重，京城中还设有专卖乞巧物品的市场，世人称为乞巧市。宋罗烨、金盈之辑《醉翁谈录》说：“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在这里，从乞巧市购买乞巧物的盛况，就可以推知当时七夕乞巧节的热闹景象。人们从七月初一就开始置乞巧物品，乞巧市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到了临近七夕的时日、乞巧市上简直成了人的海洋，车马难行，观其风情，似乎不亚于最盛大的节日――春节，说明乞巧节是古人最为喜欢的节日之一。◎中元节（七月十五）：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有些地方俗称“鬼节”、“施孤”。“鬼节”，俗称“七月半”（有些地区为十三或十四）。俗传去世的祖先七月初被阎王释放半月，故有七月初接祖，七月半送祖习俗。送祖时，纸钱冥财烧得很多，以便“祖先享用”。同时，在写有享用人姓名的纸封中装入钱纸，祭祀时焚烧，称“烧包”。年内过世者烧新包，多大操大，过世一年以上者烧老包。◎地藏节（七月三十）：农历七月三十是一个宗教节日，名为“地藏节”。地藏是在释迦既灭以后，弥勒佛未生以前，世间众生赖以救苦的一尊菩萨，地藏王曾经发誓要在普渡众生以后始愿成佛，因此常常现身于人、天、地狱之中，救助苦难。有的佛书上说地藏王就是阎罗王的化身，是以慈祥面目出现的阴司主宰。在过去，各地均有供奉地藏王的庙宇，每年七月三十，善男信女必往敬拜。特别是南京的清凉山相传为地藏菩萨修炼之所，从月初起烧香膜拜者就络绎不绝，到二十五日以后尤为兴旺，清凉山上下游人很多，到处设有茶棚。茶棚的布置，各种各样，一直到月底过了，方才停止香火，叫做“盖山门”。◎天医节（八月初一）：八月初一，宋代以为天医节，祭黄帝、岐伯。传说黄帝咨于岐伯，人间始有医书，后因以为神。早在南北朝时期，民间即有收集露水做眼明囊和天炙的风俗，天医节当因此而来。这一天山东民间也有天炙的习俗，早期用露水和朱砂，后来用露水研墨，点儿童的额头或胸腹，多行于鲁北和胶东地区。有些老太太在黎明前到田野里采取草尖上的露水，中午时分用上好墨研磨成汁，然后使筷子沾墨点儿童的心窝及四周，谓之“点百病”。临朐一带，八月朔采豆棵上的露水储存起来，据说这是龙的汗水，用来做饭可以医治百病。当地还有用这露水和老桃叶作桃叶膏的习俗，凌晨(日出前)，用一块洁净的布，到豆地里采露水，把露水和老桃叶一起放到锅里，以破布鞋底为燃料，将桃叶熬成汁，捞出渣子，再将桃叶熬成稠糊，这就是桃叶膏。桃叶膏治疗腹中郁积病，十分有效。沂南有采马齿苋的习俗，据说这天采的马齿苋，可以治痢疾。济南地区农村在这天吃黍米，叫作“来丰糕糜”，鲁西北地区叫“来丰糕”，阳信一带还献糕祭场，以祈丰年。天医节忌雨喜晴，农谚说：“八月初一下一阵，旱到来年五月尽。”意思是此日下雨，来年必定春旱。◎中秋（八月十五）：中秋节有悠久的历史，和其它传统节日一样，也是慢慢发展形成的，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早在《周礼》一书中，已有“中秋”一词的记载。后来贵族和文人学士也仿效起来，在中秋时节，对着天上又亮又圆一轮皓月，观赏祭拜，寄托情怀，这种习俗就这样传到民间，形成一个传统的活动，一直到了唐代，这种祭月的风俗更为人们重视，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个节日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中秋节的传说是非常丰富的，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之类的神话故事流传甚广。◎重阳（九月初九）：九九重阳，早在春秋战国时的《楚词》中已提到了。屈原的《远游》里写道：“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这里的“重阳”是指天，还不是指节日。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则已明确写出重阳的饮宴了：“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晋代文人陶渊明在《九日闲居》诗序文中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这里同时提到菊花和酒。大概在魏晋时期，重阳日已有了饮酒、赏菊的做法。到了唐代重阳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到明代，九月重阳，皇宫上下要一起吃花糕以庆贺，皇帝要亲自到万岁山登高，以畅秋志，此风俗一直流传到清代。◎祭祖节（十月初一）：十月初一，谓之“十月朝”，又称“祭祖节”。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新收时祭祀祖宗的习俗，以示孝敬、不忘本。故人们也在十月初一用黍矐祭祀祖先。十月初一祭祀祖先，有家祭，也有墓祭，南北方都是如此。今天江南的许多地区，还有十月初一祭新坟的习俗。十月初一，也是冬天的第一天，此后气候渐渐寒冷。人们怕在冥间的祖先灵魂缺衣少穿，因此，祭祀时除了食物、香烛、纸钱等一般供物外，还有一种不可缺少的供物——冥衣。在祭祀时，人们把冥衣焚化给祖先，叫做“送寒衣”。因此，十月初一，又称为“烧衣节”。后来有的地方，“烧寒衣”的习俗就有了一些变迁，不再烧寒衣，而是“烧包袱”。人们把许多冥纸封在一个纸袋之中，写上收者和送者的名字以及相应称呼，这就叫“包袱”。有寒衣之名，而无寒衣之实。人们认为冥间和阳间一样，有钱就可以买到许多东西。◎下元节（十月十五）：农历十月十五，为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下元节，亦称“下元日”、“下元”。下元节的来历与道教有关。道家有三官，天官、地官、水官、谓天官赐福，地管赦罪，水官解厄。三官的诞生日分别为农历的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这三天被称为“上元节”“中元节”“下元节”。下元节，就是水官解厄旸谷帝君解厄之辰，俗谓是日，水官根据考察，录奏天廷，为人解厄。《中华风俗志》也有记载：“十月望为下元节，俗传水宫解厄之辰，亦有持斋诵经者。”这一天，道观做道场，民间则祭祀亡灵，并祈求下元水官排忧解难。古代又有朝廷是日禁屠及延缓死刑执行日期的规定。宋吴自牧《梦粱录》：“（十月）十五日，水官解厄之日，宫观士庶，设斋建醮，或解厄，或荐亡。”又河北《宣化县新志》：“俗传水官解厄之辰，人亦有持斋者。”此外，在民间，下元节这一日，还有民间工匠祭炉神的习俗，炉神就是太上老君，大概源于道教用炉炼丹。◎腊八节（腊月初八）：腊月最重大的节日，是十二月初八，古代称为“腊日”，俗称“腊八节”。从先秦起，腊八节都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据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成道之日也在十二月初八，因此腊八也是佛教徒的节日，称为“佛成道节”。腊八这一天有吃腊八粥的习俗，腊八粥也叫“七宝五味粥”。我国喝腊八粥的的历史，已有一千多年。最早开始于宋代。每逢腊八这一天，不论是朝廷、官府、寺院还是黎民百姓家都要做腊八粥。到了清朝，喝腊八粥的风俗更是盛行。在宫廷，皇帝、皇后、皇子等都要向文武大臣、侍从宫女赐腊八粥，并向各个寺院发放米、果等供僧侣食用。在民间，家家户户也要做腊八粥，祭祀祖先；同时，合家团聚在一起食用，馈赠亲朋好友。冬至：冬至过节源于汉代，盛于唐宋，相沿至今。《清嘉录》甚至有“冬至大如年”之说。这表明古人对冬至十分重视。人们认为冬至是阴阳二气的自然转化，是上天赐予的福气，。汉朝以冬至为“冬节”，官府要举行祝贺仪式称为“贺冬”，例行放假。《后汉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所以这天朝庭上下要放假休息，军队待命，边塞闭关，商旅停业，亲朋各以美食相赠，相互拜访，欢乐地过一个“安身静体”的节日。唐、宋时期，冬至是祭天祭祀祖的日子，皇帝在这天要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百姓在这一天要向父母尊长祭拜，现在仍有一些地方在冬至这天过节庆贺。◎尾牙节（腊月十六）：每年月的初一、十五或者初二、十六，是东南沿海一些地区商人祭拜土地公神的日子，称为“做牙”。二月二日为最初的做牙，叫做“头牙”；腊月十六日的做牙是最后一个做牙，所以叫“尾牙”。尾牙是商家一年活动的“尾声”，也是普通百姓春节活动的“先声”。这一天，百姓家要烧土地公金以祭福德正神，还要在门前设长凳，供上五味碗，烧经衣、银纸，以祭拜地基主（对房屋地基的崇拜）。各商家行号也要宴请员工，以犒赏过去一年的辛劳。以前，如果老板在来年不准备续聘的员工，便在筵席中以鸡头对准他，暗示解聘之意。不过，这种风俗已渐绝迹。除了近年来日益盛行的尾牙聚餐外，按传统习俗，全家人都围聚在一起“食尾牙”。主要的食物是润饼和刈包。润饼系以润饼皮卷包豆芽菜、笋丝、豆于、蒜头、蛋燥、虎苔、花生粉、香茄酱等多种食料。刈包里包的食物则是三层肉、咸菜、笋干、香菜、花生粉等，都是美味可口的乡土食品。◎祭灶节（腊月二十三）：腊月二十三，又称“小年”，是民间祭灶的日子。据说，每年腊月二十三，灶王爷都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这家人的善恶，让玉皇大帝赏罚。因此送灶时，人们在灶王像前的桌案上供放糖果、清水、料豆、秣草，其中后三样是为灶王升天的坐骑备料。祭灶时，还要把关东糖用火融化，涂在在灶王爷的嘴上。这样，他就不能在玉帝那里讲坏话了。民间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习俗，因此祭灶王爷，只限于男子。另外，大年三十的晚上，灶王还要与诸神来人间过年，那天还得有“接灶”、“接神”的仪式。等到家家户户烧轿马、洒酒三杯、送走灶神以后，便轮到祭拜祖宗。◎除夕（腊月三十）：农历年最后一天的晚上，即春节前一天晚，因常在夏历腊月三十，故又称该日为年三十。除是除旧布新。一年的最后一天叫“岁除”，那天晚上叫“除夕”。除夕人们往往通宵不眠，叫守岁。苏轼有《守岁》：“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

古代女子平常不可以外出，但有某些传统节日，女子有的以女装外出有的扮男装外出，她们会进行上街看花灯，清明节踏青放风筝等活动。《出其东门》中的“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讲的就是郑国人喜欢春游，出了城东门后，放眼望去之下全部都是春游的女孩子，是郑国小伙偶遇爱情的好机遇。很多男生和女生在春游时情投意合，定下终身。

谈恋爱的浪漫元素，慢慢转变成这些阶段春游的一个特性。为了更加方便大伙儿找女朋友，那时候甚至还设置了大型春游相亲约会节日——“上巳节”。上巳节,因选择夏历3月的首个“巳日”而出名，有着中国古代“中国情人节”之称。

魏晋阶段，三月初三被明确地固定为上巳节。不过魏晋人不像先秦人民那样，痴迷于边春游边恋爱的浪漫，而是追求“玄游”。文人们把出游视为陶冶情操的一种方法。他们寄情于山水之间，返乎自然，在山河间品茶，饮酒，作诗。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日，也就是上巳节这天，王羲之与友人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共游会稽山，写下了著名游记，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

到了唐代，春游才成了一项全民活动。《唐诗纪事》记载，每一年春天里，皇上一定会带着后妃、朝臣游梨园，到渭水边游玩祭拜。把出游形成制度，正是综合国力丰厚的主要表现。另一方面，老百姓都积极响应，迅速形成了全民性“春游热”。

在那时候的京城长安，有一种专供女性的春游方法：女士们联手出游踏青，路遇好花，就在花前“铺席藉草，围坐一圈”，说说笑笑，还解下身上的红裙子递相垂挂。这些赏花方法，在日本至今依然时髦。

朱自清（18981122~1948812）生于光绪年间，原名朱自华，字佩弦，号春华秋实。生于江苏连云港，江苏扬州人，原籍浙江绍兴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到清华大学任教。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因三代人定居扬州，自己又毕业于当时设在扬州的江苏第八中学高中，且在扬州做过教师，故自称“扬州人”。

朱自清祖父朱则余，号菊坡，本姓余，因承继朱氏，遂改姓。为人谨慎，清光绪年间在江苏东海县任承审官10多年。

父亲名鸿钧，字小坡，娶妻周氏，是个读书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朱鸿钧由东海赴扬州府属邵伯镇上任。两年后，全家迁移扬州城，从此定居扬州。朱自清1912年入高等小学，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2月出版他的处女诗集《睡罢，小小的人》。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

1931年留学英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了《欧游杂记》。并参加了拒绝接受美国救济粮的运动，本来就是身患肺病的他更是虚弱不堪，终于在贫病之中逝世，年仅50岁。 朱自清的作品可分为3种：1、写社会生活抨击黑暗现实为主题的。2、主要描写个人和家庭生活，表现父子、夫妻、朋友间的人伦之情。3、以写自然景物为主的一组借景抒情的作品。

他在这朱自清和陈竹隐。生活了13年，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期和少年时期。对古城这段生活，他的感受是微妙、复杂的。大概是生活过于单调，所以他后来曾说，儿时的记忆只剩下“薄薄的影子”，“像被大水洗了一般，寂寞到可惊程度!”但是，在漫长曲折的人生旅途上，儿时毕竟是首发的“驿站”。

朱自清有著作27种，共约190万字，包括诗歌、散文、文艺批评、学术研究等。大多收入1953年开明书店出版的4卷《朱自清文集》。1988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对朱自清著作又一次全面的搜集、整理、出版了6册《朱自清全集》。朱自清虽在“五四”运动后开始新诗创作，但是，1923年发表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却显示出他的散文创作方面的才能。从此以后他致力于散文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1928年出版的纪实性散文《背影》，使朱自清成为当时负有盛名的散文作家。他著名的诗集有《踪迹》，散文集有《背影》《你我》。

[编辑本段]名家论佩弦

毛泽东评价他为：“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北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物价飞涨，北大的教授们没法生活下去。国民党就向人们发美军的救济粮。可是，以朱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教授们宁可饿死也不去领救济粮。当时朱自清已经因为饥饿全身浮肿，很虚弱了，可是躺在床上还对家人说“不要去”。于是，朱先生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也和往常一样，决定每人负责联系若干人，年纪大一点的教授多半是归我跑腿的。我拿着稿子去找朱自清先生。当时，他的胃病已很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吃一点就要吐，且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他有许多孩子，日子过得比谁都困难。但他一看完稿子，便立刻毫不迟疑地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了他的名字。于此，也应该交代一笔，1946年从昆明回到清华园以后，他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不再沉默了。他反对内战，讨厌国民党。对***的看法也开始改变了，他曾在公开集会上朗诵解放区的诗歌，有时候还和学生们一起化装扭秧歌，弄得满头是汗。在反对美国反对国民党的一些宣言、通电、声明等等的斗争中，我总是找他。他一看见我，也就明白来意，“是签名的吧？”看了稿子，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就我记忆所及，大概十次中有八九次他是签名的。也有不签的时候，原因是文字的火气大了一些。这次，我也曾找了另外一些教授，都是平时比较熟的，或是住在附近的，大多数签了名，但也碰过钉子。有个教授只有三个孩子，但他的答复很干脆：“不！我还要活！”朱自清的胃病是饿出来的，家里人口多，要他养活。在昆明的后期，有人算过帐，我们这类人的薪水折合战前的银元仅约十几元钱。 朱自清对政治是关心的，但不大发表意见，可说是温文尔雅，没有火气。抗战时期，消息被国民党封锁了，对于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消极抗战，对***却积极摩擦，掀起几次反共高潮的真实情况，大后方的人们是不清楚的。他认为只要抵抗，生活过得苦一些也应该，少发牢骚。昆明的许多政治活动，他虽然同情，但很少参加。到了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闻一多，他感到极大愤慨。复员回到北平以后，又看到美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发动内战，大打特打，他的态度变了，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除了很少几次的例外，他参加到我们的行列里来了。有几件事值得提出，一件是他对编纂《闻一多全集》的努力，我在全集的跋文中曾指出：

佩弦先生是一多十几年来的老友和同事，为了这部书，他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搜集遗文，编缀校正。拟定了目录……一句话，没有佩弦先生的努力，这集子是不可能编辑的。

在当时，编印闻一多全集这一举动，就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和谴责。相反，和有些人相比，这些人曾经是一多的同班或者旧时同学，有二三十年的交谊，但在一多死后，却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件事，也没有写一篇纪念的文字。另一件是他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举一个例子，有一回他系里的两个学生打架，一个是民主青年同盟的，一个是国民党三青团的。打架的原因当然是政治性的，两人都到老师面前告状。自清先生怕民青这位同学吃亏，背地里劝他让一点。我在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便写一封信提出意见，请他要考虑政治上谁对谁不对，大概措辞的口气尖锐了一些。第二天他就到我家里来了，非常认真严肃地说明他的用意，春秋责备贤者，他说了进步的学生几句，目的是为了保护他，免遭三青团的报复，同时，他也同意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事后我把这情况告诉了民青的同学，这个同学也很感动。他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反对，虽然没有大声疾呼，却也可以从我亲身接触的一件事看出来。这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濒于死亡的命运，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特务控制。为了抗议，我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明初的学校》，说的是明初，骂的是国民党反动派，送给学校刊物《清华学报》发表。学报的编辑有些是国民党员，他们当然不肯发表，认为这不算学术性文章。我和自清先生谈起，他也是学报的编辑委员，写信给主编，极力主张发表，终于发表了这篇文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感情的变化。

由于他被胃病长期折磨，身体过度衰弱，但他也明白天快亮了，乌云就要过去了，好日子要来到了。他感到欣慰，在自己的书桌上玻璃板下，写了两句诗：“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是从唐人李商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套来翻案的。这两句诗十分贴切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

7月23日，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举行“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的座谈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活动。我亲自到他家请他，和他一起漫步从北院走到工字厅。他走一会儿，停一会儿，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你们是对的，道路走对了。不过，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大习惯，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这样就跟上你们了。”开会时他也发了言，主要一段话也还是这个意思，他说：“知识分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帮凶帮闲，向上爬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这种人。一条是向下的。知识分子是可上可下的，所以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要许多知识分子都丢开既得利益，是不容易的事。现在我们过群众生

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愿意接受，理性是知道应该接受的，是习惯上变不过来。”

朱自清先生在理性上知道要丢开既得利益，要过群众生活，他又进了一步了，这是大踏步前进的一步。他拒绝购买美援面粉，在签了名以后，这天的日记记了这件事：6月18日，此事每月须损失600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决心。

不止如此，在逝世前一天，他还告诉他夫人：“有一件事得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自清先生是旧时代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人物，他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他不大喜欢参加政治活动，特别是比较激烈、斗争性较强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具有正义感，随着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奴役、压迫的加强，和向中国人民的武装挑衅、屠杀、镇压，他毕竟忍受不住了。他说话了，行动了，通过文化生活、朗诵诗歌和扭秧歌，表明了他的态度。

另一方面，他坚决不走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当时有人要他参加国民党办的中间路线刊物《新路》，他坚决地拒绝了。但是他却带病参加了我们的座谈会。

他明辨是非，爱憎分明，在衰病的晚年，终于有了明确的立场，抬起头来，挺起脊梁，宁肯饿死，坚决拒绝敌人的“救济”，这种品德，这种气节，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1499页）毛泽东同志赞扬了闻一多、朱自清的骨气，说“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这是我们未死者，特别是一多先生和自清先生生前战友的责任。这种表现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的颂歌，还有待于未来。这一篇文字，只能算是重读《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所引起的一些回忆罢了。

[编辑本段]著作概论

朱自清的散文主要是叙事性和抒情性的小品文。其作品的题材可分为三个系列：一是以写社会生活抨击黑暗现实为主要内容的一组散文，代表作品有《生命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和《执政府大屠杀记》。二是以《背影》、《儿女》、《悼亡妇》为代表的一组散文，主要描写个人和家庭生活，表现父子、夫妻、朋友间的人伦之情，具有浓厚的人情味。第三，以写自然景物为主的一组借景抒情的小品《绿》、《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和《春》等，是其代表佳作，伴随一代又一代人喜怒哀乐。后两类散文，是朱自清写得最出色的，其中《背影》、《荷塘月色》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散文素朴缜密、清隽沉郁，以语言洗炼，文笔清丽著称，极富有真情实感。

朱自清散文感情的真挚更是有口[1]皆碑。他的《背影》、《悼亡妇》等，被称为“天地间第一等至情文学”。在淡淡的笔墨中，流露出一股深情，没有半点矫柔造作，而有动人心弦的力量，尤其是在《背影》中，朱自清对父亲朱鸿钧的感情之深让读者感到了一丝丝的怀念和感动。他在《论逼真和如画》、《论标语口号》、《钟明<呕心苦唇录>序》等文章里，强调“真”“就是自然”，强调“修辞立其诚”，强调“宣传与写作都不能缺少……至诚的态度”。正是这种“至诚的态度”，使他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都倾注在字里行间。而这种从心灵深处流露出来的喜怒哀乐之情，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朱自清走上文学道路，最初以诗出名，发表过长诗《毁灭》和一些短诗，收入《雪朝》和《踪迹》。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致力于散文创作，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你我》、《伦敦杂记》和杂文集《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等。他的散文，有写景文、旅行记、抒情文和杂文随笔诸类。先以缜密流丽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写景美文，显示了白话文学的实绩；继以《背影》、《儿女》、《悼亡妇》等至情之作，树立了文质并茂、自然亲切的“谈话风”散文的一种典范；最后以谈言微中、理趣盎然的杂感文，实现了诗人、学者、斗士的统一。他对建设平易、抒情、本色的现代语体散文作出了贡献。

作为学者，他在诗歌理论、古典文学、新文学史和语文教育诸方面研究上都有实绩。论著有《新诗杂话》、《诗言志辨》、《经典常谈》、《国文教学》（与叶圣陶合著）和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等。著述收入《朱自清全集》

《匆匆》被选为人教版小学六年级下学期第2课，《春》被选入人教版初一上学期第9课和苏教版初1上学期第14课，《背影》被选为初二第11课。

[编辑本段]作品集

《雪朝》(诗集)1922年出版 商务

《背影》(散文集)1928年出版 开明

《踪迹》（诗与散文集）1929年出版 亚东图书馆

《欧游杂记》(散文集)1934年出版 开明

《你我》(散文集)1936年出版，商务

《伦敦杂记》(散文集)1943年出版，开明

《国文教学》(论文集)1945年出版，开明

《经典常谈》(论文集)1946年出版，文光

《诗言志辨》(诗论) 1947年出版，开明

《新诗杂话》(诗论)1947年出版，作家书屋

《标准与尺度》(杂文集)1948年出版，文光

《语文拾零》(论文集)1948年出版，名山书屋

《论雅俗共赏》(杂文集)1948年出版，观察社

《朱自清文集》(1—4卷)1953年出版，开明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下册)1981年出版，古籍

《朱自清序跋书评集》(论文集)1983年出版，三联

《朱自清散文选集》1996年出版，百花

《朱自清全集》1990年出版，江苏教育

19余本书

《荷塘月色》是一篇耳熟能详的佳作，对此，近有吉林师范大学杨朴先生的一种最新的阐释。这即载于近期《文学评论》上的《<荷塘月色>的精神分析》。

《荷塘月色》是朱自清的代表作，作者认为人们过去对它的解读是〃牵强附会〃。文章认为〃此文是作者把潜意识的美人原形和爱欲投射在了荷花的意象上〃，并说〃这就是使此文车成为朱自清潜意识愿望的象征〃。文章由此提出了自己的新的文学阐释：美人幻梦的置换变形。

作者认为《荷塘月色》表现的纯粹是个人的情感，并铺排而列：〃这种个人的情感与那个时代的政治背景根本无关；与另外文学作品的表现的革命主体根本无关；与以莲花的出淤泥而不染的意象表现坚贞的情操根本无关。〃并强调：〃这种个人情感完全是属于朱自清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内心体验。〃且概括而言之〃《荷塘月色》是朱自清的一种潜意识的愿望表现。〃是幻梦的描述与阐释中，作者把幻梦与现实作了如此的统一。一，通过月色与人的沟通而淡化了梦境与现实的距离。作者把〃妻〃与〃儿〃的的睡熟的幻梦与〃我〃通过对暗夜里月色的氛围营造而形成梦境与现实的整一。二，通过对曲径小道的描述而达到梦境与现实的整合，实现他们之间的情感性联系。作者以小径作为了融合现实与梦境的象征性通道。并言〃是梦境通往现实的必由之路。〃三，这种梦境与现实的错位式描写，实质是为了宣泄一种被压抑了的愿望，是一种潜在的意识。作者把这种潜在的意识愿望脱离了政治性因素的包围。用以弗洛伊德的梦论分析为〃深处感情〃的因素。

其二，作者把这种恬淡月色中梦境的游离作为一种现实压抑中的突暴式愿望。并认为〃夜游荷塘〃只是一种情感心绪的抒情化表达。从而由这种内心的隐意识引延出〃美人象征〃这一说法。作者这样列举：写荷叶，〃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象亭亭舞女的裙〃。

荷花是，〃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些白花。有袅娜开着的，有羞涩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犹如刚出浴的美人。〃荷花的清香是，〃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荷花的颤动是，叶子与花被微风吹过，〃象闪电般，霎时穿过荷塘的那边去了。〃荷叶的风致是，〃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但流水的流动却使叶子〃更见风致〃了。

作者把这种形式的表现认定是情感的形式化表现。并以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的（艺术形式）是由情感转化成的可听的形式’’来作据。并以次推定荷叶象征着美人的新鲜论断。认为朱自清是以一种朦胧的象征来宣泄对美的独善情怀。解释为，梦的意识是显示压抑后的〃爱欲〃的崩发。〃荷花是朱自清的潜意识的伪装〃。

以〃爱欲〃替代了〃政治性的压抑〃是杨朴先生在《荷塘月色》流传近八十年来的对其思想解释的一大突破。政治性的退化，情感性的浓饰，使这种对《荷塘月色》的阐释赋予新的内涵。从而把梦者的〃月下情怀〃演绎为一种潜意识的象征，以满足情感的欠缺。

这种〃爱欲〃的象征性原因，关键在于〃爱欲〃的内存性原因。关于这个，作者解释为〃爱欲〃的移置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作者先是把荷叶的意象置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作结。即以传统的荷叶形象来阐释朱自清外露的原形意义。〃采莲实质是一种文化仪式，一种野合风俗，一种浪漫游戏。〃它是从生殖仪式发展而来〃。并强调，〃说到底，采莲是为了爱情，为了性爱〃。对此，作者搬了南朝民歌《西洲曲》，汉乐府民歌《江南》，以及《采莲赋》中的意蕴来作底论。从而把一种近乎原始的性与爱欲与梦境实现了完美的整合。在爱欲的移置问题上，杨朴先生着力阐释了《荷塘月色》对这种古代文化的延留。〃以性换情，从而使性掩藏到象征的背后〃，这是一种对美人意象的幻梦位移。

作者从朱自清的一系列散文作品中归结其中所孕籍的美人，爱欲与幻梦的延留问题。情感解释对《荷塘月色》的阐释不啻为一个全新的突破，尤其其中以弗洛伊德的梦境与性心理来分析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的写作心迹。这与当时社会的压抑性气氛是相通相适的一种心境写照。但朱自清作为一个革命作家，把《荷塘月色》的写作动因全部归结为一个情感与爱欲下的沉闷呻吟，是有失偏颇的。

我以为，假如说这是一种由政治性的意识到情感性压抑的潜意识移置，或许本文会有更大的包容量，想当时的政治性苦闷与情感性的即时苦闷，形成他写《荷塘月色》这一艺术与思想的动因。假若说是单纯的情感萌饰，于情可释，于理却不畅达。

另外，作者认为朱自清的性与爱欲的压抑是受着〃道德律〃的约束，并把游河（指《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看作他的一次不成功的情感释放过程。

最后，作者总结〃我们所感受到的主题思想，仍是愿望没能满足的深深遗憾，〃这既是对《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一个总结，也是对《荷塘月色》思想的一个概述。

这种以情感来定位的方法是必要的，但全部性的爱欲肯定与现实性的政治氛围的影响否决，是欠妥的。正如杨朴先生在文中所言，〃对一代代中学生〃〃形成了一种严重的错误诱导〃，这也不能不说是此文中的一个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