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诗仙”的李白，他究竟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不与权贵同流合污具独立格自尊意识精神；胸怀社稷、关民赤精神；热祖河山、珍友谊精神；重金钱、喜杯物、醉则啸豪迈气概浪漫精神

李白精神是什么，要说开去，这是一门“学问”，但在今天这个既混沌又千篇一律的世界里，李白的“自由人格”是应该专门拿出来讲一讲的。

在传统文化里，在“理”与“性”的斗争中，始终是“理”占上风，但偏偏李白是张扬个的，是讲“自由”的。把“自由”精神放到生命本体中，并以此为生命的全部，在传统文人中除了李白，无有其二。

从李白诗里读到了李白对自由的向往，但并没有找到李白真正的“自由”，李白无酒不诗，无酒不成诗，李白成为“诗仙”，首先因为他是“酒仙”，李白为什么要喝酒，是“与尔同销万古愁”，是摆脱困惑，自我拯救的一种努力，自由人格对李白同样是理想，他也在自我人格理想与社会价值实现的矛盾里斗争。

人总是受制于两种基本的冲动，一种是风风火火的物质性渴望，一种是清清爽爽走向内心的精神追求。李白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摆脱所谓物的“理性”的束缚，张扬生命的本能，李白所要张扬就是要那种来自本能的激情，以摆脱现实生活中所谓的理性和由此造成的对生命压抑，这就李白的人格力量，这就是李白区别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伟大之处。

李长之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中说“疯子和狂人的要求乃是人人所有的要求，不过不肯说出来，不敢说出来，天天压抑着，委屈着罢了”，所以李白的“疯”“癫”“狂”就是在指引人的“解放”，“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就李白的精神品质，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当下知识界最缺自由人格精神。

没有人格的解放，又怎可能有思想的解放，要理解知识分子“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就应先从李白处汲取营养，这是“硬道理”“好方法”。

所以说，我们要学习李白的自由人格精神。

最有英雄气概的就是关羽和曹操，关羽那自不用说，水淹七军，擒庞德、于禁，千里走单骑、华容道释曹操。 曹操虽然形象在许多书里面都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物，能用人、看人，这也是他的最大的优点，还有就是他做人不矫饰，是个小人就是个小人，是个能人就是个能人，作为一个乱世英雄就已经足够了，例子的话，就有《观沧海》这首诗作证，东林碣石，以观沧海多么豪迈的英雄气概！

要是谈浪漫情怀的话，就数曹植和曹操了，曹植写的那篇古文中还写道二乔（其实是二桥，诸葛亮故意以此来激周瑜）里面也有写

亚侠，卢隐一九二五年的短篇小说《或人的悲哀》中的主要人物。

小说是书信体，这样，小说中的人物只能透过书信和日记中那些飘忽、模糊乃至矛盾的心绪和感想，透过这种不稳定的、某种意义上相当抽象的精神现象世界，来加以呈现和谈论。

这是一个“五四”知识女性群中的成员。她聪慧热情，正直敏感，不甘平庸，不满现状，但又抑郁伤感、苦闷彷徨，并且异常纤弱，行动力与想象力相比，十分悬殊。

对阅读者来说，最先，也是最后，从亚侠身上获得的感性印象，就是她的忧郁和感伤。悲叹人生的不幸和邪恶，倾诉内心的失意，这种浓重的忧郁情愫和感伤色调，构成了亚侠精神生活的基本内容。对亚侠说来，悲观是她忧郁情愫的哲学基础，而感伤色调则是她苦闷心理的主观外射。

从大的范围说，亚侠多愁善感的精神特性，可以由她所置身的那个时代的特殊性状提供详尽的注脚。问题还不在于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中谋求自己生路的努力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问题在于一次次的与初衷相背的努力所造成的中国社会普遍的悲观心理，在亚侠的心灵上投下了一片忧郁的阴影。不过，这些还仅仅是背景性的因素，对亚侠说来，促成她精神世界感伤忧郁的现实原因，则是“五四”和“五四”的退潮，五四运动曾举起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有力棒槌，猛烈地叩响过中国这口古老滞重的铜钟，震醒过不少有灵性的中国人，但覆盖在中国古老上空的云层毕竟太沉厚了，一时的强光暂时撕开的裂口，旋即便弥合起来。随“五四”退潮，带走了“海滨故人” (庐隐小说《海滨故人》中知识女性)心目中那些瑰丽奇伟的海市蜃楼。梦醒了，却无路可走。在这种处境面前，就是鲁迅这样发出过第一声“呐喊”的人，内心也会产生“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悲哀，就是郭沫若这样曾以英雄和浪漫气概灌注《女神》的人，也只能在此期留下可以用“苦闷的象征”来解释的《星空》和《瓶》，更不用说精神素质显然要比他们羸弱得多的小说中的亚侠了。

说得更具体些，亚侠的苦闷和抑郁，则直接导源于她身上无法协调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以及在亚侠心目中，感情和理智各自本身所包含的困难。正像亚侠写给友人KY的信中所谈到的： “最不幸的，是接二连三，把我陷入感情的漩涡，使我欲拔不能!这时一方，又被知识苦缠着，要探求人生的究竟，花费了不知多少心血，也求不到答案!这时的心，彷徨到极点了!不免想到世界既是找不出究竟来，人间又有什么真的价值呢努力奋斗，又有什么结果呢”

表面看来，亚侠总是在悲叹人生毫无价值，颇有点百无聊赖和厌世的味道。但其中却隐潜着一个在“五四”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极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人生的意义和人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即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这种严肃的理性关注，注定了她时时试图对人生采取简单的、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的态度，只能是一种欲求不得后的郁闷心理的极端性表露。作为“五四”的弃儿，觉醒了的一代女性，她不可能也无意于超然世外。亚侠东渡日本修养身心期间，对于侈谈东亚和平，意欲独霸亚洲的日本人的魑魅怪状的痛心疾首，以及对于无私献身社会、谋求多数人平等、幸福的日本社会主义者近于崇拜的敬重，都使人不难从她那沉痛的悲音哀调中，触摸到一颗因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而颤抖的心。只是置身在一个令人窒息的社会，目睹着民族的深重灾难，报国无门，理想与现实之间横阻着无法弥合的间距，失望吞噬着她奋斗的热情，悲哀咬噬着她正直的心灵，除了愤世疾俗，长吁短叹，她还能拥有什么呢思索人生的意义，探寻人生的道路，然而现实污浊而又虚伪得可怕，社会与人生的矛盾，压抑得她那本来就纤弱敏感的心几乎透不过气来。

亚侠的悲哀，不仅仅在于国衰民羸，经受欺凌，不仅在于“眼睛所视，免不了要看世界上的种种罪恶”，而且还在于她为自身青春年华而感到的“生的苦闷”或者说“爱的苦闷”。正像前面所引的致友人的信中说到的，她“接二连三，陷入感情的漩涡”中“欲拔不能”，然而抢着“钓”她的“渔夫”们，却没有一个是她心目中认为是志同道合的。表面看来热情洒脱乐善好施的青年男性，顷刻之间就会暴露出独占的私欲和贪心。她不甘被人玩弄，用“游戏人间”的玩世不恭与人周旋，内心却不得不承受着良心的压力而痛苦异常。

人生的究竟“求不得答案”，“想放纵 ”又不甘堕落，理想与现实、人生与社会无法弥合的巨大裂缝，强烈地 着她那过于敏感的神经，加重了她落落寡合的抑郁气质，使亚侠时常涌出怨艾、愤懑的泪水，最后怀着悲凄之感，愤而跳湖。

对人生执迷到痛苦不堪的探求，对社会现状怨恨到悲哀的失望，体现在亚侠身上的这种奇特的交织，带有鲜明的“五四”叛逆精神品格。因为无论叹息社会黑暗，命运多舛，还是倾诉内心苦闷，人事沉浮，实质上，都恰恰是对一种亘古如斯、天经地义的制度、纲常、秩序和人伦道德，以及由这一切造成的人生格局的大胆怀疑和断然否定。

“五四”退潮的时候，正是一切受到“五四”冲击的陈腐力量重新弥合起来的时候，这种力量对于觉醒的一代新女性说来尤其冷酷无情。在这种严酷的景况下，是像子君(鲁迅《伤逝》中的女主角)那样回到封建家长那里，在白眼和冷嘲中默默死去，还是毫不妥协地“游戏人间”一番之后“抑郁地死吧”亚侠选择的是后者。这种选择体现的是一种自觉的叛逆精神。

不管自怜自嘲，还是自虐甚至自杀，即使看破红尘，厌世避世，也不愿重返丧失自我意识、精神个性和抉择力的“贤妻良母”时代，这无疑是一代觉醒了而又无路可走的知识女性的人生态度。这是中国知识女性迈出的异常艰难的第一步。惟其是第一步，不免偏激，不免矫枉过正，也不免纤弱，但也惟其是第一步，才尤其显得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