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思想家及其主要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思想家有：

1、孔子

（1）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是人类所特有的本质特性。人先天就具有四种善的萌芽：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善端是后天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发展的基础与条件。

（2）理想人格“内圣外王”是理想人格，重视道德完善甚于治理天下国家才能。“大丈夫”应该有着崇高的志向和伟大的精神境界，有着对正义行为的高度自觉性，有着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气节。

（3）道德教育的内容：仁、义、礼、智。其基本内容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内容，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也是孟子整个教育目的所在。

2、孟子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并有所发展，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民本”、“仁政”、“王道”和“性善论”等方面。

（1）民本：他认为决定统治者统治地位的政治基础是民心的向背，民心归服是统一天下的决定性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比君主更重要。

（2）仁政：主要表现在养民、教民两个方面。养民要制民之产、使民以时、取民有制；教民要向人民施以教化。

（3）王道：是孟子提出的国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孟子所谓“王道”，即“以德行政者王”，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之治就是“保民而王”，就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4）性善：性善论是其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根基。

3、老子

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道”在老子思想体系中是自然界的最高准则，“道”的运行规则决定着人世间的一切，人只有顺其道而行之，符合自然规律才能与天地融合，达到与万物和谐相处的目的。

在“道”的基础上，老子提出了“无为”的思想，这种思想在西汉初年被统治者采用，对百姓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减轻对百姓生产生活的干涉，对恢复战国以来因战争造成破坏的经济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无为而治”的基础是小国寡民，小到“鸡犬之声相闻”。虽然小，但老子不主张百姓之间频繁的往来，甚至最好是“老死不相往来”。老子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社会矛盾，利于社会稳定，但实际上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属于比较消极的思想。

老子思想中最精华的部分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老子认为事物都是相对的，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这对于人们正确全面地认识事物具有重要的意义，集中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民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思考。

4、墨子

墨子主张“兼爱”，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从宗法制度出发的亲疏尊卑之分；提出“兼相爱，交相利”，要求“节葬”、“节用”，反对奢华的生活方式以及礼乐制度；鼓吹“尚同”、“尚贤”，反对任人唯亲。

提出“非攻”，反对各国之间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主张“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时又承认鬼神的存在。

5、韩非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

对于民众，他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恶”理论，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但是主张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

韩非子的观点是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根据当时的形势情况，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治国理念都颇受韩非子学说的影响。

--孔子

--孟子

--老子

--墨子

--韩非

西周青铜器后，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青铜器发展的又一个高潮期。可分为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以及战国中晚期3个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主要特点是：列国器物大量出现；地域风格的形成；各地区之间逐渐交流；铸造技术的长足进步，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提高。

春秋早期诸侯青铜器兴起

春秋早期青铜器形制和组合与西周晚期基本相同，纹饰也沿袭西

周的特点。春秋时期，王室、王臣的礼器几乎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列国诸

侯、卿大夫甚至卿大夫家臣铸造的器物。这和当时王室衰微而诸侯、大夫及家臣势力不断壮大的形势相吻合。这一阶段代表器物有山东黄县南埠发现的纪国媵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发现的虢国青铜器、湖北京山苏家垅发现的曾国青铜器、山东烟台上夼发现的纪国青铜器、山东历城百草沟发现的鲁国媵器及湖北随州熊家老湾发现的曾国青铜器等。

春秋时的纪国是姜姓诸侯国，铭文做“己”，其青铜器皆发现于山东，清代在寿光纪侯台下曾发现西周晚期的纪侯钟。

山东黄县东南的南埠有一座春秋早期墓葬，其中发现一批青铜器，有盘、鬲、鼎等共8件，其中前6件有铭，可知为纪国嫁女的媵器。

山东烟台南郊的上夼，也发现一座春秋早期墓葬，青铜器有鼎、壶、甬钟、戈、鱼钩等共9件，两件鼎上有铭，说明器主为纪侯之弟。

烟台远离纪国而近于莱国，墓主人可能是由纪国迁到莱国的。春秋初年纪国还曾与周王室通婚，《斋吉金录》中记载有山东的王妇纪孟姜，也是春秋早期器，可能也是嫁为王后的纪女之物。

虢国是我国东周时期的一个重要邦国，以虢国青铜器为代表的虢国文化，是春秋时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春秋早期的青铜器中，虢国的青铜器以造型雄奇、纹饰精美、铸造工艺精湛而著称于世。

虢国墓地中发现的青铜器有鼎、簋、鬲、壶、洗、爵、盉、戈、编钟等。

如虢国古方鼎，外观雄奇，四足稳重端庄厚实，纹饰粗犷却又不失细腻之处，作为传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并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的引申意义，此鼎虽是实用品，而以外观之伟岸敦实，可见使用者的身份和权势。

虢国铜方彝，是一种长方形盛酒器，带盖，直口，四壁做弧线状，腹鼓出，圈足，盖及器身的四角与中部各有一条凸起的扉棱相对，盖正脊中间立

一钮，呈四面坡屋顶样式，通体铭纹丰富，并以夔纹为主题纹饰，精美绝伦。

再如虢国大爵杯，前部有流，后部设尾，流处竖菌形双柱，腹部外表面装饰兽面铭纹，铸造工艺精致，造型流畅优美，爵杯既是古代饮酒的器皿，同时也作为我国最早的青铜礼器，是拥有者权利与身份的象征。

虢国古方樽，是所铸的奉养礼器，高21厘米，口径20厘米，重3560克。方体，圆口，折肩，虽形制不大，却气度不凡，深厚雄健，仿佛大器，堪称春秋早期青铜鼎盛期中的上乘之作。

古方樽的颈部饰蕉叶纹，若仔细辨识，这每一瓣蕉叶纹竟是由上下倒置、五官移位的兽面纹构成，兽面纹下面是两只一组的优美凤鸟。肩部一周饰双头龙纹，龙首回顾观望。

四角是突出的带角象鼻首，象眼圆睁，长鼻卷曲，象牙上翘，双角弯折，别有威严神秘之相。曾国的故城遗址在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关于“曾”的记载，最早见于殷墟出土的殷商甲骨卜辞《掇续》的“左比曾”的铭文。曾都区、汉水西岸的宜城、钟祥、武胜关的豫南，先后多次发现有“曾”铭文的青铜器，如“曾侯仲子父鼎”、“曾子仲鼎”、“曾侯白戈”、“曾姬无血”、“曾都尹法之行”、“曾孙法之鼎”等。

通过对这些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以及史料进行研究和考证，可以得出“曾随合一”的结论，即在2400年前，以曾都区为中心的汉东地带的“随”国即“曾”国，随州城为曾都。

山东曲阜是鲁国故城，春秋墓葬中发现有大量青铜器，如北关村曾发现簋6件、豆1件以及车軎、铃等铜器。

后来在曲阜鲁国故城遗址墓葬中又发现一批青铜器，器物主要有鼎、甗、簋、簠、壶、盘、匜、盆以及戈、车軎等兵器和车马器，器形多为当时中原地区流行式样，纹饰也是以窃曲纹、重环纹、环带纹、垂鳞纹等为主的春秋时期常见纹饰。

有些铜器还铸有铭文，其中发现的铜器的铭文多是鲁司徒仲齐为其父伯走父做器或自做用器，铜器的器主则为鲁伯等人。

除了以上代表器物，春秋早期青铜制品还有在陕西宝鸡太公庙发现的秦公钟，高048米，两铣间距027米，共5件，大小不同，角上饰4条小龙，干带上有4组变形雷纹，腹部饰兽目单连纹，鼓部饰卷龙纹。

与秦公钟配套的还有秦公镈，镈和钟为大型敲击乐器，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贵族祭祀或宴飨时与编磬等乐器配合使用。桥形口者为钟，平口者叫镈。

秦公镈造型雄伟，鼓部齐平，中起4道飞棱，侧旁的两道飞棱，形状是9条盘曲的飞龙，前后两条则是5条飞龙和1只凤鸟。舞部各有一龙一凤，背对背，向后回首，钮上有环。镈身上下各有一条带状花纹，由变形的蝉纹与窃曲纹组成。

秦公镈上有铭文，记载了秦早期的世系，对研究秦代先祖的历史极为重要，也有助于了解春秋早期秦地的青铜铸冶技术，以及音乐文化。另外还有“青铜器珍宝”之称的龙耳虎足方壶，发现于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其通高087米，宽047米，重41千克。

龙耳虎足方壶有盖，盖似华冠。直口厚唇，束颈修长似扁方筒，鼓腹，圆形底。颈饰蕉叶纹，这件方壶的雕饰最具特色的是一个龙和虎的配合，颈两侧附一对壮硕的龙形耳，龙为高冠，回首卷尾呈蹲立状，双龙耳上铸有细缕孔，整体给人一种凌驾于云气，沐于深泉的雄伟气魄。

腹饰界栏状凸棱，上区饰蟠虺纹，下区光素无纹。圈足饰蟠虺纹和云纹，足下卧两虎，虎身下伏，口微张，外吐长舌。

此壶造型优雅，纹饰繁缛精美，龙虎上下呼应，栩栩如生。龙代表神武、力量、权势，具有王者风范，而且极为善变，能驱邪避灾。此器青龙蜿蜒，白虎驯服，寓意美好、吉祥。

通体蟠虺纹，两侧双龙回首，尽展显赫地位，昭示尊贵身份，龙之腾飞，寓意步步高升。

春秋战国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空前活跃，人们个性张扬，崇尚浪漫情怀。春秋青铜器作为当时风貌的物化反映，器形由厚重变得轻灵，造型由威严变得奇巧，手法由浓厚的神秘色彩而趋向写实，装饰纹样也变得易于理解和更接近于生活。

莲鹤方壶的出现，是春秋时期时代精神的象征。反映了一种新的生活观念与艺术观念，是活跃升腾的精神力量的形象体现。

壶是古代青铜酒具的一种，也是青铜礼器的重要种类之一，自商代就已有之，主要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

《诗经》中曾有“清酒百壶”的记载，所指的便是这类器物。其造型多种多样，有方壶、扁壶、圆壶、瓠形壶等，造型奇特华美，为春秋青铜器中的精品。

郑国莲鹤方壶主体部分为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造型，造型宏伟气派，装饰典雅华美。顶盖做镂空花瓣形，中立一鹤，昂首舒翅。双耳为镂雕的顾首伏龙，颈面及腹周皆为伏兽代替扉棱。

方壶通体四面自颈至腹饰以相缠绕的龙，不分主次，上下穿插，四面延展，似乎努力追求一种总体上的动态平衡。圈足饰似虎的兽，足下承以吐舌双兽，兽首有两角，似乎在倾其

全力承托重器。构思新颖，设计巧妙。

壶上物像众多，杂而不乱。神龙怪虎，神态各具。当然，方壶装饰最为精彩的部分是盖顶仰起的双层莲瓣和伫立于莲芯之上展翅欲飞的立鹤。

仙鹤亭亭玉立，双翼舒展，引颈欲鸣，它们所展示出的这种清新自由、生动活泼的意境，形神俱佳，栩栩如生，一扫前代装饰工艺肃穆刻板的风格，标志着我国古代装饰工艺的新开端。

莲鹤方壶硕大的器形、优雅的曲线、纯青的工艺、精美的纹饰，清新隽永，令世人叹为观止，因此莲鹤方壶被誉为“青铜时代的绝唱”，它说明郑国的工业科技水平特别是青铜器铸造工艺，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

莲鹤方壶构图极为复杂，造型设计非常奇妙，铸造技艺卓越精湛，堪称春秋时期青铜艺术的典范之作。莲鹤方壶需要几十个奴隶同时浇铸才能完成，是多范畴合铸工艺的代表。

莲鹤方壶遍饰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异常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了青铜器艺术在春秋时期审美观念的重要变化。

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变革，促成了思想的空前活跃和文学艺术的繁荣。

文字

春秋时代开始，各地诸侯相争，而原本周文化独尊的局面逐渐破坏，各地区文化开始有“本地化”的改变趋势。

到了战国时代以后，这种情况更明显，在文字使用方面可以粗略依照地域分为五大系统：东方齐系、东北燕系、南方楚系、北方晋系和西方秦系文字，各系统的文字大体上相近，只有小部份文字有所差异，因此彼此文书往来并没有太大问题。

文学

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中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

屈原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因当年为屈原逝世2230周年，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位文化名人之一。

吕不韦任秦国丞相时期，组织门客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其门客有三千人。即《吕览》。也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思想

春秋战国之交，掀起了一场社会大变革的风暴。在这场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大变革中，旧的奴隶主阶级没落了，新的地主阶级兴起了。

旧的制度和道德伦理观念，被新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取代了；一部分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尖锐激烈，兼并战争连年不断，整个社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大动荡大改组局面。

书法

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青铜铭文（金文）及石鼓文代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其风格或苍劲古朴，或清秀典雅，具有特殊的美感，为后世所珍重。

盟书、简册，无论是丹书或朱书，其字体又别具风韵。如侯马盟书，刀锋笔痕明显，转折顿挫有力，线条粗细略有变化，入笔出笔形成蚕头，有人称之为蝌蚪书，形成一种特殊的美感。玺印文字为后来的印章篆刻艺术提供了最早的典范。

扩展资料：

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地位虽然较低，但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的杰出人才。

其代表人物如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以及商鞅、申不害、许行、陈相、苏秦、张仪等，都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或科学家。至于一般的出谋划策、谈天雕龙之流，以及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更是人数众多。

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许多学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儒、墨、道、法四家，而《论语》《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则是这四家的代表著作。

其中，《论语》《孟子》和《庄子》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参考资料：

-春秋战国

主要介绍八大好玩项目：

1、淹城传奇：除了惊险刺激的户外游乐项目，春秋主题体验区里还设有高科技的“4D动感影院”。

2、铁血春秋：是集动感过山车、灾难仿真、特技表演等国际主流娱乐技术于一身的大型动感特技4D室内过山车体验项目。

3、淹城传奇：除了惊险刺激的户外游乐项目，春秋主题体验区里还设有高科技的“4D动感影院”。

4、梦回春秋：中国原创、国内首家以春秋文化为主题的“空中飞行影院”，可容纳100名游客的座位悬浮在28米的高空，使游客如身临其境。

5、九龙问鼎：是48米的高空飞翔项目，充满惊险感受，其高度与动感飞翔弧度堪称亚洲第一。

6、孙武点将台：取材于战国时期孙武点将的故事。

7、吴楚决战：则是高空波浪翻滚项目，配以烽火台、擂鼓、战车、攻城器，再现群雄争霸的战争场面，更能挑战游客的神经极限。

8、伍子胥过昭关：是以春秋时期大将伍子胥过昭关的故事为蓝本，经过加工演变而成的大型亲水类漂流项目。效果堪称国内第一漂，游客在山洞峡谷中激流勇进，体验别样的艰险与刺激。

常州淹城春秋乐园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是中国最为古老也最为完整的地面城池遗址。

有人会问，中国古代很多包办婚姻，以“父母之言命，媒妁之言”为桎梏，有自由恋爱吗？其实，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在《诗经》当中，就出现了很多自由恋爱的故事，且浪漫的爱情也很多。尤其是西周时期，四海升平，诸侯相戚，没有战乱的年代自由恋爱屡见不鲜。既然《诗经》当中这么多浪漫的爱情故事，在此后的时代，自由恋爱的爱情是如何消失的呢？

古风美女

西周一个充满自由恋爱的国度！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开篇《关雎》中就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此浪漫的诗歌。从该情诗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在那个时代，很多男女都在追求自由恋爱。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

根据汉朝《诗经》研究专家毛亨与侄子毛苌二人的考据，《诗经•关雎》讲述的是周文王姬昌追求太姒的故事。

有莘氏部落有一位美女叫太姒，无论长相和地位，在当时绝对是数一数二的白富美，很多男人都想追求她。有一次太姒乘坐小舟在渭河边采集水草，祭祀宗庙。而姬昌外出的时候，正好遇见了美丽贤淑的太姒。由于姬昌很喜欢太姒，忍不住去搭讪。

由于古代男女授受不亲，不方便靠近对方。姬昌在搭讪太姒时，遭到太姒身边丫鬟的责备，说姬昌不懂礼节。姬昌被丫鬟责备以后，作了自我介绍，两人算是搭上话了。由于，姬昌仪表不凡，也算是位帅哥，太姒也没有排斥他。

从那以后，姬昌被太姒的美貌迷得神魂颠倒，朝思暮想。当太姒再次在河边采集水草的时候，姬昌终于忍不住，向太姒表达了爱意。由于，女孩子比较矜持。姬昌第一次表白，并没有成功。被太姒拒绝以后，姬昌没有放弃，反而日夜思念，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为了能追到心爱的人，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制造浪漫。姬昌背着琴瑟，自编了一首歌，并请来了一支钟鼓乐队。在太姒采集水草的时候，就在河边弹奏琴瑟，用钟鼓之声，博取太姒的欢心。

歌词内容就是《关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当时的气氛：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从《关雎》的内容来看，姬昌为了追到心爱的人，真的是下了血本的。他请了一支乐队，用钟鼓之声，表达对太姒的爱慕之情。面对对如此浪漫的追求，即便是现在，很多美女也会被感动，别说3000多年前的太姒了。所以，太姒被浪漫的姬昌感动了，接受了对方的爱意。

姬昌与太姒确定恋人关系以后，姬昌向有莘氏部落下了聘书，决定迎娶太姒。在迎娶太姒的时候，姬昌又做了一件，让太姒方感动的事情。根据刘向《列女传》的说法，姬昌在迎娶太姒时“亲迎于渭，造舟为梁。”

由于太姒在渭河的对岸，双方隔着一条河。姬昌为了迎娶太姒，将婚礼办得隆重一些。他造了很多小舟，并舟舟相连，在渭河排成一排，如平地一般，隆重的迎娶了太姒为妻。

从《诗经•关雎》表达的爱情故事来看，在西周时期，自由恋爱还是很普遍的，且这种浪漫情节，连现代人都汗颜。

《诗经》记录的是西周至春秋中叶的故事，除了《关雎》在《诗经》当中还有很多爱情名句，比如：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在西周以及春秋中期，父母没有过多的干预男女之间的爱情，他们可以自由恋爱。但是到了春秋时期，这种自由恋爱的影子逐渐消失了。

古风女子

春秋时期的“野合”，有那么一点，自由恋爱的影子！

《史记•孔子世家》云：“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叔梁纥是孔子的父亲，颜氏是孔子的母亲名叫颜征，叔梁纥与颜征野合而生孔子。

什么是“野合”呢？其实指，男女不合礼教的结合，私自苟合在一起。古代婚礼，都很隆重，必须举行婚礼。即便是纳妾，也要进行婚礼。而叔梁纥与颜征结合，遭到了很多人反对。但是他们不顾反对，“野合”在了一起。叔梁纥与颜征的“野合”，我们也可以看作春秋时期，有那么一点“恋爱自由”的影子。

据说，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在晚年时，大老婆施氏给他生了九个女儿。有一个妾，好不容易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结果有足疾。当时鲁国颜氏家有三个女儿，叔梁纥就向颜氏提亲。由于，叔梁纥属于鲁国士族，又商王朝的后裔，颜氏家族愿意将女儿嫁给叔梁纥。

不过，叔梁纥当时已经70岁了，已经到了暮年。颜氏三个女儿，只有小女儿颜征愿意嫁给叔梁纥。颜征虽然愿意嫁给叔梁纥，但是，叔梁纥的家人很反对这件事。由于家人的反对，叔梁纥不敢明目张胆的将颜征娶回家。所以，在迎娶颜征的时候，没有经过正常的聘礼程序。叔梁纥与颜征在尼山就同居了，后来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孔子。

由于颜征没有经过正式的聘礼与叔梁纥结婚，在古代是不符合封建礼教的。所以，在叔梁纥去世以后，颜征被施氏赶出了家门。要知道颜征嫁给叔梁纥时才十六七岁，还是一个花季少女。按理说，颜征很吃亏，也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嫁给了叔梁纥。但是，嫁给叔梁纥时对方没有走正常的婚礼程序。在叔梁纥死后，颜征被赶出家门，觉得非常可耻。所以，在孔子成年后，颜征很少向孔子提起叔梁纥。当颜征死后，孔子想将母亲与父亲合葬在一起，孔子却不知道自己父亲的坟墓在何处。

好在同乡一个妇女与孔子的母亲很要好，知道孔子的父亲埋葬地，孔子才将他的母亲和父亲埋葬在一起。从孔子和颜征的婚姻结合来看，叔梁纥不顾家人反对而迎娶颜征。而颜征也不在乎叔梁纥的年龄，说明两人都是自愿结合的。

在春秋时期，这种“野合”的结合方式很多。都是为了打破常规而结合的婚姻，所以说，这种“野合”的方式，有一点自由恋爱的影子在里面。当然，比起西周时期和我们现在的“自由恋爱”是完全不可能的。颜征嫁给叔梁纥，应该是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牺牲了自己的青春，苟且偷生将孔子养大。所以，孔子的母亲在那个年代，真的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单亲妈妈。后来，儒家提出 “三从四德”多半受颜征这种单亲妈妈的影响，而提出来的。

古代婚姻

春秋中后期以后，为何很难出现自由恋爱？

《诗经》产生的年代，是西周到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该诗集当中记载了很多自由恋爱的故事。然而，春秋中后期以后，这种自由恋爱为何就绝迹了呢？

根据《孟子•滕文公下》的记载:“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他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在战国时期，男女恋爱已经受到父母的干预。战国时期，为何会形成这种婚姻观呢？其实，主要受封建礼教以及政治因素的影响，才出现这种婚姻观念。

西周灭亡以后，周天子失去了权威，无法管理诸侯国。在这种局势失控的时代，各诸侯国之间不断的发生兼并战争。大国吞并小国，国与国之间，为了自保或者友好相处，常常将女儿作为联姻工具，结为“秦晋之好”。所以，在春秋中后期，女子已经成为政治联姻工具。女性是为政治服务的，男女要想自由恋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春秋中后期，封建社会为了约束妇女，儒家又提出了“三从四德”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三从”指妇女未嫁时从父、出嫁时从夫、夫死时从子。孔子的母亲颜征，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小时候呆在家里，出嫁以后跟随丈夫，丈夫死后也没有改嫁，独自养育儿子。所以，孔子的思想，有可能受到了其母亲的影响，所以在礼节这一块，对女性的规定非常严格。

抛开孔子母亲而言，就“三从”来说，已经约束了女性在未出嫁时的行动自由。古代女性在没有出嫁前，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为了保持贞操，呆在家里，少出去走动。所以，“闺女”就是这么来的，没有出嫁呆在闺房里面，少出去活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能出现自由恋爱，那就奇怪了！

也许有人会说，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是自由恋爱。其实，他们算不上自由恋爱。因为，卓文君在父母的安排下，16岁就嫁人了。然而，出嫁没有几年，丈夫就去世了。按照古代的“三从”卓文君是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丈夫去世后，她没有子女，所以回到了娘家。年纪轻轻的就做了寡妇，对于卓文君这个富家女子来说，肯定是受不了。所以，遇到帅气的司马相如以后，卓文君动心了，两人相约私奔。正好印证了孟子那句：“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父母国人皆贱之。”面对对这种情况，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是很没有面值的。

虽然，卓文君跟司马相如约定私奔，已经让卓王孙难堪了。但是，女儿过着贫苦的生活，卓王孙实在看不下去，无奈之下送了一套豪宅、田产和众多的奴婢给卓文君。两人有了房子和银子，不再为柴米油盐酱醋茶而烦恼。所以，很多人认为两人私奔属于自由恋爱，这是一种非常的浪漫的一件事。

据说，司马相如发迹以后，想纳妾。卓文君很生气，写一首《白头吟》表达不满。那一句“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也成为千古佳句。虽然说我们不知道卓文君与司马相的最终结局如何，从《白头吟》当中来看，司马相如辜负了卓文君的一片真心。所以，封建礼教下的女子，为追求恋爱自由，而冲破封建礼教的限制，其结局并非那么美好。

古代婚姻

古代为何那么多悲情故事，其实，就是封建礼教在害人！

由于女子，受到封建礼教的约束，女子在未婚之前，接触不到除亲戚以外的男性。要么近亲结婚，要么通过媒人介绍。所以，就出现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后来的变种就是古代的“包办婚姻”。

什么是“包办婚姻”呢？通俗一点来说，由父母作主的婚姻，都叫“包办婚姻”。在子女还没有到结婚年龄，或者要嫁给谁，父母先作主。无论你愿不愿意，对方长相如何，只要父母同意了，女子都得嫁过去。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句话是古代“包办婚姻”最好的诠释。

所以，“包办婚姻”就是在封建礼教对女子的约束下，逐渐产生的。由于，古代士族注重门第高低和，讲究门当户对。士大夫族阶级在走亲访友的时候，看见对方有个女儿，或者有个儿子，就事先预定了。所以，在古代士大夫阶级“包办婚姻”最为流行。

梁山伯与祝英台

比如，我国悲情传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其实都有包办婚姻的影子在里面。故事，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西晋时期，女扮男装的祝英台与梁山伯，在杭州红罗山书院学习。两人相处三年，感情很好，并结拜为兄弟。祝英台在相处的这几年，一直喜欢梁山伯，只是梁山伯不知道祝英台的身份。三年后，祝英台的家人催促其回家，在离开的时候，祝英台送了一个定情信物给梁山伯，以此来暗示对方。由于梁山伯太老实，不知道其中的含义。祝英台又暗示梁山伯家中有九个妹妹，愿意将九妹介绍给家境贫寒的梁山伯。其实祝英台在家中排行第九，九妹就是祝英台的小名。后来，梁山伯从师娘口中才得知这件事，当他去祝英台家提亲的时候。祝英台的父母已经将其许配给了他人，梁山伯遭到对方反对以后，回到家里抑郁寡欢，最后生了病，很快就去世了。

其实，祝英台的父亲将其许配给马家的时候，祝英台不愿意，表明自己喜欢梁山伯，并想让师娘说媒。然而，祝英台的父亲很反对，并说：“儿女的婚姻从来都是由父母做主的，女孩子自己在外面找男人，像什么话？”由于古代的“包办婚姻”祝英台是身不由己。无论祝英台愿不愿意，父母答应将其许配给马家，做女儿的必须同意。

有人说，如果祝英台早点表白岂不是避免了悲剧。别说在古代，即便是现在很多女性，主动表白也要鼓起很大的勇气。即便是当时的祝英台主动表白，由于封建礼教的约束，如果门不当户不对，即便是自由恋爱，很可能被拆散。说白了，比起女儿的幸福，古人更看重名誉和地位。如果，梁山伯是士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结局估计要改写。

如果是现在，不喜欢对方，其实可以解除婚姻。但是，在古代，由于封建礼教的约束，同意了的事情，就不能反悔。尤其是婚姻缔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答应的婚事又不能随便改变。所以，造成两队恩爱的鸳鸯，被这么拆散了。只能说，古代封建礼教真的很害人。

从古代的“包办婚姻”造成的悲剧来看，如果现代子女结婚，父母不能过多的干预对方的婚姻，让他们自由选择恋爱的对象。我觉得，在封建礼教没有约束妇女之前，中国古代的婚姻，其实蛮浪漫的。在《诗经》当中就能体现出来，甚至现在很多人都达不到那种高度。为了求婚，带上琴瑟，唱着情歌向对方求婚，得现代男人真的是落后了。尤其是西周以后，这种现象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