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

西周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是古代文学史上头一件大事。《诗经》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三百零五篇诗。它按音乐标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颂”则是宗庙祭祀时的乐舞曲。《诗经》的思想内容反映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有的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如《硕鼠》、《伐檀》；有的诗篇表达了对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诗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静女》、《蒹葭》；有的则表现了妇女婚姻的不幸，如《氓》。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在艺术上，《诗经》音调流畅，语言朴素，常用赋、比、兴的手法来表情达意。赋的手法是直陈其事，比即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先咏它物来引发情意。后世把《诗经》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在学习楚民歌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采的新体诗——楚辞。楚辞体诗句式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诗歌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洋溢着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抒情长诗《离骚》，优美动人的《九歌》十一篇，言志述怀诗《九章》九篇，以及《天问》等，共25篇楚辞作品。屈原的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颠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以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为特点的论说散文，又称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雍容和顺富有哲理性、《孟子》雄畅犀利富有鼓动性、《墨子》朴实谨严富有逻辑性、《荀子》淳厚富赡富有学术性、《韩非子》峻峭透辟富有政治性、《老子》玄妙精警富有思辨性、《庄子》汪洋谲怪富有浪漫性。在诸子散文中，文学性最强当数《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以记言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和《战国策》，或以年为序，或以国为别，多出于各国史官之手。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有很高的艺术性，如《左传》中的《鞍之战》、《郑伯克段于鄢》，或叙述激烈的战争进程，或表现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在叙事写人方面均很出色。《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更有个性光彩，描写技巧愈加高明，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

秦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除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你说的已经很全了，《吕氏春秋》也应该算吧，你没说

另外关于十子的问题

民国上海图书集成局校印<<十子全书>>十六册全，是书白纸线装,内有黑墨批校和朱笔圈点，品相如图。十六册书为老子1册庄子2册管子3册荀子2册列子1册韩非子2册淮南子3册文中子1册扬子法言与曷冠子合1册

根据这本书分析，应该指老子、庄子、管子、荀子、列子、韩非子、淮南子、文中子、扬子和曷冠子十个人。

先秦文学概说

(1)先秦即秦代以前，指公元前221年秦朝统—天下以前的历史，包括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先秦文学要讨论中国文学的起源、口头文学、早期书面文学和成熟的书面文学。文学的起源和口头文学须上溯到史前史，即没有成文历史以前的人类历史阶段。先秦文学的主体部分是成熟的周代书面文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这一时代由天下统一的分封到诸侯异政的分裂，再到中央集权的统一，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体现了华夏范围内由分裂而寻求统一的基本时代特征。

(2)“先秦”指的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历史时期。先秦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最早阶段，它包括秦代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在这一阶段里产生了很多优秀作品，有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先导的古代神话和古代歌谣，有标志着我国文学光辉起点的《诗经》，有作为后代史传体文学和小说、戏剧滥觞的历史散文，有体现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之局的诸子散文，有我国寓言文学鼻祖的先秦寓言，有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楚辞》，等等。丰富多彩，斑驳灿烂，奠定了我国两千几百年文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编辑本段]先秦文学内容

上古歌谣和神话、《诗经》、先秦散文、楚辞。

1）远古时期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在古籍中时有记载。据说是神农时代出现的《蜡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大约是一首农事祭歌。另有《吴越春秋》卷九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该诗反映的是原始人制造弹弓和狩猎的过程，语言古朴，但已经具有韵律，显然是一首十分古老的歌谣。

神话是远古时代的人民，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幻想出来的具有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述的集体口头创作。中国神话大多保存在《山海经》、《楚辞》、《庄子》、《列子》、《淮南子》等古籍中，在所有的古代文献中，以《山海经》最有神话学价值，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这些神话按题材大致可分为：创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英雄神话等，其中著名的有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黄帝擒蚩尤、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等。

2）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才脱离了传说时期。甲骨文字和部分青铜器上的铭文，是现在所知最古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产生为口耳相传的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

先秦散文分为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两个部分。历史散文是史官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渐进产生并成熟起来的。历史散文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孔子编著的《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是编年体史书之祖，其体例和“笔法”对后世散文都产生了经典式的影响。

第二阶段以《左传》和《国语》为代表。《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也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最为突出的著作。《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是由各国的史料汇集而成。

第三阶段以《战国策》为代表。《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叙的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们的言行。

诸子散文是在先秦理性精神觉醒的背景下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并繁荣起来的。诸子散文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春秋战国之交：以《论语》、《墨子》、《老子》为代表。《论语》以语录体的形式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早期儒家的思想和活动。《墨子》是一部墨子及其后学的著作的汇编，反映的是墨家学派所代表的小生产者的思想。其艺术特点是文质意显，富于逻辑性。《老子》基本上是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著作，它以玄深的哲理思辩和精妙的诗一般的语言相结合，显示着独特的艺术风格。

战国中期：以《孟子》、《庄子》为代表。《孟子》孟子及其弟子的著作，反映了战国中期儒家思想的面貌。《孟子》的散文体现着语录体向专题性论文的过渡，其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高超的论辩艺术。《庄子》是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亦是道家的又一部经典。其文章以独特的艺术造诣绝响于先秦诸子之中，奇妙的构思、汪洋恣肆的语言、浪漫的风格，都体现了在诸子散文中的独特地位和辉煌的文学成就。

战国末期：以《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为代表。《荀子》一书多为荀子自作，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是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文章多为结构严谨、论说周详的专题性论文，标志着先秦说理散文进入了完全成熟的阶段。《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文章峭拔锋锐、质朴无华，体现着法家文章的基本特色。《吕氏春秋》是吕不韦集门客的集体创作，体制宏大、内容博杂、兼收并蓄是先秦学术思想的一次大规模的总结，也具有较强的文学性。

3）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楚辞”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它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南方楚国文化特殊的美学特质，以及屈原不同寻常的政治经历和卓异的个性品质，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并使屈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

第一节 先秦社会与文化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从800万年前的云南腊玛古猿化石到三百万年前的湖北古猿牙齿化石，直到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化石，都是中国土地上类人猿向人类进化的遗迹。此后一直到夏王朝建立以前，中国由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大约经历了100多万年。

旧石器时代以打制石器为标志，人类以狩猎和渔捞为生，人类遗址中大多存在用火的遗迹。在这一悠久漫长的历史时代，中国的远祖完成了直立行走和向智人过渡，逐渐形成无数的原始群落。约28万年前到5万年前的早期智人遗址有辽宁营口、陕西大荔、广东曲江、山西阳高、湖北长阳、山西襄汾等地，晚期智人的遗迹有内蒙古乌审、北京周口店、广西柳江、台湾台南、吉林榆树、江苏泗洪和四川资阳等地。古书中远古神话传说颇多，“三皇”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都是创始神话中的神人，是史前人类生活方式的象征。《韩非子•五蠹》有所谓“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的有巢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燧人氏，《易传•系辞下》有所谓“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的伏羲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的神农氏，他们大多是旧石器时代原始群落生活的影子。

新石器时代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以磨制石器、陶器和农业的出现为标志，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饲养家畜逐渐发展为畜牧业。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是母权制，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期创造了黄河流域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父系氏族社会创造了黄河流域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星罗棋布，长江流域的浙江有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与北方文化交相辉映。《诗经•大雅•生民》中说，周人的先祖是姜嫄踩踏神仙的脚印而孕育后弃，后弃教民稼穑，实际上反映了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和农业的兴起。史书追记的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时代，反映了父系氏族社会的概貌，“尧舜禅让”的传说反映了推举部落联盟酋长的情形。事实上与“五帝”并存的部落还有很多，黄帝取代神农氏，战胜炎帝和蚩尤，尧、舜、禹之世与共工、驩兜、三苗的关系等，都透露出部落之间征战频繁的状况。

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的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至今还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出土文物对夏朝的佐证也很少，关于夏朝的历史传说，概见于后世的追述。五帝时代和夏朝是史前史向史书记载历史的过渡，《史记》记载上下三千年的历史，便是以《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为开始。夏禹在帝舜时期接任其父鲧的职位，治理天下水害有功，被帝舜选拔为继承人。禹继舜而位，定国号为夏。禹死后，其子启打破尧舜禅让的制度，开创了父子相传的世袭制度，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夏朝末年，桀王不务修德而武伤百姓，百姓不堪忍受。商部落日益强大，成汤起兵灭夏。夏朝从禹至桀，共经历17王，约470多年。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属于夏朝统治的中心区，该遗址的早期文化当属于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七孔大玉刀纹饰精美，堪称绝品。酒器铜爵体型轻薄，纹饰简单，嵌绿松石的饕餮文铜牌制作精巧，别具匠心，意味着夏朝文明已经步入青铜器时代。

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的殷商王朝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重要阶段。商原本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历史悠久的部族，夏朝末年发展到黄河中游，征服许多部落之后，灭夏而建立商朝。从成汤建国到纣王灭国，共历经17代30王，约有600年的历史。商人“不常厥邑”，从成汤到盘庚，曾五次迁都。盘庚迁都于殷，即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因而商朝亦称为殷或殷商。殷商时代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相当发达，大量制作和使用青铜器，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青铜技术和青铜文化，《尚书•多士》中说：“唯殷先人，有典有册”，典册用于教育，出现面向贵族子弟传授祭典、礼乐、军事和伦理等内容的教育机制。殷人特别崇敬鬼神，重视占卜，将占卜的结果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上，便是甲骨卜辞。清末民初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为研究殷商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字的出现为书面文学的产生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甲骨卜辞就是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

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的西周以封建宗法制度的巩固为主要特色，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东周以封建宗法制度的逐渐破坏为主要特色。西周定都于镐京，在今陕西西安附近；东周迁都于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地理方位相对而为西东。周代保留下来的文献和地下出土的文物比殷商时代更多，社会状况也更为清楚。公元前841年，西周厉王暴虐无道，被流放于彘，史称“共和行政”，是中国历史确切纪年的开始。西周实行分封制，天子为大宗主，所封的诸侯为小宗主；诸侯国内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诸侯国君与卿大夫相对而为大小宗主。大小宗主层层区别，形成树形结构。诸侯的领地称为“国”，大夫的领地称为“家”。天下耕地实行井田制以量功计禄，不得随意开垦荒地以增加耕地。西周用礼乐制维系统治秩序，严格规定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上下尊卑关系，“礼”用以区别不同的等级，“乐”用以调节和谐的情感，这就是《礼记•乐记》中所说的“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从周武王到周幽王，西周共经历12王（厉王后共和行政14年），将近300年的历史。

周平王东迁洛邑后的东周被史家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广泛使用铁器和牛耕，井田制之外的私田大量出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周王室日趋衰微，霸主叠起，诸侯兼并，战争频繁，社会动荡。春秋早期南方的楚国率先僭号称王，后来吴国和越国也先后称王。周定王十三年（前594年），鲁国实行按耕地的数量征税的“初税亩”，以取代实行力役之征的井田制，表明私田得到官方的认可，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重要标志。孔子首开私学之风，平民子弟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和参与政治的机会，强烈地冲击了世袭制度。旧制度逐渐破坏，新制度逐渐产生。战国时期周王室名存实亡，终至于赧王五十九年（前256年）为秦昭襄王所灭。诸侯各国先后实行政治改革或发生政变，如鲁国三桓分公室，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齐国田氏代姜，晋国三家分晋等。据《战国策》所记载，当时的强国纷纷称王，有“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右，历经250多年的纵横捭阖，东西征战，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天下，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结束了春秋战国500多年的分裂局面。

夏、商、周三代的开国盛世常为后人所称道，其中不免多有理想的成分，但三代的统治各有特点，体现了文明进化的规律。《史记•高祖本纪》的论赞中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撇开其历史循环论，“忠、敬、文”的政治正体现了由野蛮到敬祀鬼神，再到礼乐之治的发展规律。

先秦文学概说

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历史文化大致同步，音乐、舞蹈、绘画和造型艺术等彼此关联，互相影响。中国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在岩石上雕刻或绘制的岩画，分布于包括今香港、台湾在内的20多个省区的100多个县、市、旗，最著名的有内蒙古的阴山岩画、云南的沧源岩画、广西的花山岩画、连云港的将军崖岩画、新疆的呼图壁岩画、青海的刚察岩画、嘉峪关附近的黑山岩画等。岩画内容反映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原始的狩猎、农耕、舞蹈等，形体简化而带有符号性的岩画可能是古文字的前身。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有十几件骨笛，大多为七孔，能奏出七声音阶，有的还有调音小孔。山西万荣县荆村和陕西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埙不按绝对音高制作，一个埙孔能发四个音。新石器时代陶器工艺相当精美，陶器上大多绘有绳纹、篮纹、弦纹、方格纹或动植物形的花纹，造型美观，做工讲究，生活用品已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还有许多纯艺术品的石器和玉器，如磁山文化中遗址中的石雕人头，良渚文化遗址中的兽面纹玉环、山形玉饰、玉琮、龙山文化中的龙凤形玉佩、勾云形玉佩和玉猪龙等，显示出造型艺术的成就和审美意识的发展。原始社会绘画、音乐和造型艺术如此发达，文学的产生亦在情理之中，由于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文字和书写工具尚未产生，没有留下原始的记录。

第二节 先秦文学概况

原始社会至夏代的歌谣和神话传说都是口耳相传，属于口头文学，被保存在后世的著述之中。虽然在流传的过程中多有篡改，或加上了流传时代的烙印，但就其内容的本质而言，与原始社会的其他文化艺术有惊人的相似相通之处，是中国文学的萌芽。正如许多动物的坯胎和植物的萌芽从外表上难以分辨种类一样，文学的坯胎和萌芽也还没有独立成形。

一百余年前殷墟甲骨卜辞的出土，揭示了中国最早的文字之谜。数以万计刻有成形汉字的龟甲兽骨片为研究殷商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确凿的文献资料，其中不乏文学的坯胎萌芽，有些卜辞文学特征相当明显。甲骨卜辞是商王盘庚迁都至殷到商纣王覆亡共273年之间的遗物，甲骨文字已有成熟的系统，说明盘庚迁殷之前已有文字，中国古代的书面文学肇始于殷商时代。

稍晚于甲骨卜辞的文字是钟鼎铭文。钟鼎铭文发现很早，西汉就有出土，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中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宋代记载古器物刻辞的著述中已有不少“三代古器”。殷商时代的钟鼎铭文字数极少，西周的钟鼎铭文字数渐多，最长的接近500字，并形成一定的结构模式，形成了名符其实的“文章”。

西周至春秋文献增多，最重要的是儒家的原始经典“六艺”。《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这些著述被视为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治国方略。其中《礼经》除《仪礼》外还包括《周礼》和《礼记》，实际成书于战国以后。《乐经》不传，一般认为它就是《诗经》的曲谱。产生最早的当推《尚书》和《周易》。《周易》托古的说法是伏羲画卦，文王作辞，《易经》的萌芽期可能在殷、周之际，《易传》旧传为孔子所作，近人认为系战国秦汉儒者所托。《周易》卦爻辞或韵或散，保存有不少古代的原始歌谣、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在原始文学中据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尚书》是一部跨时代的档案文件汇编，撇开今古文辨伪不论，仅从文字产生的时代来看，其中虞书、夏书显然出于后世的补作，而商书和周书才有可信的起码条件。《尚书》虽然号称难读，却开辟了散文创作的先河，讲究章法结构，条理清晰，并出现不少成熟的辞格，为历代散文家所重视。《春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简史，相传是孔子根据春秋鲁国的史料记载编撰而成，文字简练似流水账簿，未能构成散文篇章，但其微言大义，暗寓褒贬，直接导致了《左传》的产生。

先秦文学主要是周代文学，尤其是东周即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诗经》、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楚辞是周代文学的主体。

《诗经》产生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诗经》以外的古逸诗散见于后世的著述，真伪难辨，因而《诗经》也是西周至春秋时代唯一的诗歌总集。西周以前的歌谣都非常简短，只是具备诗歌的雏形。到了周代，诗歌在原有的基础上繁荣起来，这些诗歌许多被收入《诗经》。《诗经》属于集体创作，有庙堂乐歌、民族史诗和政治讽刺诗，也有大量的民歌。《诗经》民歌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开创了中国诗歌现实主义的源头，在中国文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先秦时代的散文主要有史传和诸子两大类别。史传散文也就是历史散文，先秦两汉时代史书的概念还不够明确，《汉书•艺文志》中尚未设立“史部”，史书只是作为儒家经典或经典的附庸而存在。《春秋》本来是一部编年体简史，但人们并未将它看作史书，而是确定为儒家经典。《左传》与《春秋》有经传关系，用史实解释经文，解经的文字就是传，故称为史传散文。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中所列举的书例除《左传》之外，都与“经”没有必然的联系。

《左传》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叙事文学名著，一般认为是左丘明为解释《春秋》而作。其体例编次与《春秋》相同，用具体的历史事实解释《春秋》经文，内容自成系统，思想也与《春秋》有所区别，可以脱离《春秋》而独立。《左传》全面反映了春秋时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历史进程，并通过时人的讲述，记载了西周以前的古史和传说。《左传》长于叙事，尤其善于描写战争；语言凝炼传神，温文尔雅，含蓄委婉，幽默生动；作品通过叙事、描写战争和记录人物语言，客观上刻画出大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是中国叙事写人文学的良好开端。

《国语》被认为是左丘明的另一部著作，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与《春秋》没有必然的联系，由于全书的主要史实与《春秋》、《左传》相合，所以又被称为《春秋外传》。其中极少数篇章的记事起于西周穆王时期，比《左传》早二百多年，绝大多数篇章与《左传》相表里。《国语》长于记言，朴实平易，含义深永。或幽默生动，情景毕现；或寓庄于谐，妙趣横生；或纯朴自然，富于哲理；更有不少长篇宏论说古道今，具备论说文的基本格局。

《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书，成书于西汉晚期。其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秦、齐、楚、赵、魏、韩、燕七雄并立，东周、西周、宋、卫、中山仅可立国。秦国与崤山以东某强国联合起来对付其他国家称为“连横”；崤山以东诸侯各国联合抗秦则称为“合纵”，从事连横或合纵的政治家就是纵横家。《战国策》是一部纵横家书，反映战国时代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战国策》的语言铺张扬厉，夸饰渲染，富于雄辩的气概。描写人物注重外貌肖像和行动细节的刻画，采用欲扬先抑等多种手法，人物刻画成为作者的主观写作动机。

战国时代人才辈出，各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统称为诸子。诸子为谋求解决社会矛盾，提出种种治国方略，游说辩论，著书立说，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百家并非实数，只是极言学术流派之多。《汉书•艺文志》载九流十家，依次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师承嬗传，各成流派，故又称九流。小说家出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不成流派而充为十家，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是儒、墨、道、法四家。

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促使诸子散文蓬勃兴盛，主要有战国初期的《论语》和《墨子》，战国中期的《孟子》和《庄子》，战国末期的《荀子》和《韩非子》等。就学术派别而言，《论语》、《孟子》、《荀子》属于儒家，《墨子》属于墨家，《庄子》属于道家，《韩非子》属于法家。就文章体例而言，《论语》是典型的语录体。《孟子》和《庄子》属于论辩文，但《孟子》尚未脱尽语录体，《庄子》已接近专题论文。《墨子》、《荀子》和《韩非子》都是以题概篇的专题论文。

先秦诸子散文都是政治或哲理内容，属于论说文的范畴。然而这些著述的议论说理都注重具象化、形象化，不同程度地采用寓言、比喻、夸张、拟人等文学手法，大多重文采，激越酣畅，宏丽恣肆，想象奇特，辞采华茂，甚至还刻画出生动的人物形象，因而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寓言尤为特色，先秦诸子既大量运用民间寓言，也自行创作寓言，内容丰富，故事生动，手法多种多样，充满智慧和风趣，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战国时代的文学成就首推楚辞，楚辞是战国晚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在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和民间文艺的基础上创造的一种有别于《诗经》的新诗体。《诗经》之后约300年左右的时间，散文勃兴而诗坛消沉。屈原和楚辞的出现打破诗坛的消沉，突破《诗经》的格局，为诗歌创作开辟了新的领域，将诗歌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峰。屈原既是中国诗歌由集体创作走向个人创作的第一人，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同时又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诗人雄伟的诗篇，两千多年来一直放射着无穷的光辉，“沾溉后人，非一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