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的介绍和茶道~

茶文化：

茶作为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饮茶嗜好遍及全球。在英国，茶被视为美容、养颜的饮料，形成了喝早茶、午后茶的时尚习俗，称茶为：“健康之液，灵魂之饮。”在法国人眼里，茶是“最温柔、最浪漫、最富有诗意的饮品。”在日本，茶不仅被视为是“万病之药”，而且在日本人在长期的饮茶实践中，使饮茶脱离了日常物质生活需要的范围，发展升华为一种优雅的文化艺能——茶道。

在我国，茶被誉为“国饮”。“文人七件宝，琴棋书画诗酒茶，”茶通六艺，使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载体。茶被人们视为生活的享受，健康的良药，提神的饮料，友谊的纽带，文明的象征。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茶道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备茶品饮之道，即备茶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二是思想内涵。即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把思想升华到富有哲理的境界。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把当时所倡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寓于饮茶的活动之中。这两个基本点，在唐人陆羽 《茶经》中都明显得到体现。

古代众多的茶道专著，尽管年代不同，流派不同，在泡饮技艺上却有一个共同点，即一切外部表现形式都是为反映茶的大自然美，反映茶的“鲜香甘醇”，绝非为表演而表演。因此中国茶道要求：(一)茶具必须清洗洁净；(二)主张用轻清之水煎茶，有条件时用泉水、江水，甚至用松上雪，梅花蕊上雪化水煎茶；(三)讲求水沸适度。(四)要求使用名贵优质茶具，并规定首先要将茶碗烫热或烤热，以便于茶汤香气充分升扬。

茶道

通过品茶活动来表现一定的礼节、人品、意境、美学观点和精神思想的一种饮茶艺术。它是茶艺与精神的结合，并通过茶艺表现精神。兴于中国唐代，盛于宋、明代，衰于清代。中国茶道的主要内容讲究五境之美，即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同时配以情绪等条件，以求“味”和“心”的最高享受。被称为美学宗教，以和、敬、清、寂为基本精神的日本茶道，则是承唐宋遗风。

茶道法则 茶道要遵循一定的法则。唐代为克服九难，即造、别、器、火、水、炙、末、煮、饮。宋代为三点与三不点品茶，“三点”为新茶、甘泉、洁器为一，天气好为一，风流儒雅、气味相投的佳客为一；反之，是为“三不点”。明代为十三宜与七禁忌。“十三宜”为一无事、二佳客、三独坐、四咏诗、五挥翰、六徜徉、七睡起、八宿醒、九清供、十精舍、十一会心、十二鉴赏、十三文僮；“七禁忌”为一不如法、二恶具、三主客不韵、四冠裳苛礼、五荤肴杂味、六忙冗、七壁间案头多恶趣。

日本茶道

表现形式 中国茶道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两种。 ①煎茶。 把茶末投入壶中和水一块煎煮。唐代的煎茶，是茶的最早艺术品尝形式。②斗茶。古代文人雅士各携带茶与水，通过比茶面汤花和品尝鉴赏茶汤以定优劣的一种品茶艺术。斗茶又称为茗战，兴于唐代末，盛于宋代。最先流行于福建建州一带。斗茶是古代品茶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其最终目的是品尝，特别是要吸掉茶面上的汤花，最后斗茶者还要品茶汤，做到色、香、味三者俱佳，才算斗茶的最后胜利。③工夫茶。清代至今某些地区流行的工夫茶是唐、宋以来品茶艺术的流风余韵。清代工夫茶流行于福建的汀州、漳州、泉州和广东的潮州。工夫茶讲究品饮工夫。饮工夫茶，有自煎自品和待客两种，特别是待客，更为讲究。

浅 谈 中 国 茶 文 化

林馥茗

（福建农林大学园艺系 福州 350002）

摘要 我国是茶树发源地,也是发现和利用茶叶最早的国家。历史悠久，茶文化源远流长。中国饮茶之久、

茶区之广、茶艺之精、名茶之多、品质之好、堪称世界之最。中国茶文化有4000 多年的历史，内容广泛，它

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茶文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合。“清茶一杯”、“客

来敬茗”，既有物质上的享受，又“精行俭德”，陶冶情操。代表了高雅朴实的民族风尚。茶文化是华夏优秀

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十分丰富。一个茶字可以写一部文化史，可写一部外交史，又可写一部诗

史，还可写一部禅史。

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人对茶的熟悉，上至帝王将相，

文人墨客，诸子百家，下至挑夫贩夫，平民百姓，无不以茶

为好。人们常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由此可

见茶已深入人民各阶层。茶文化从广议上讲，分为茶的自然

科学和茶的人文科学两方面，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

所创造的与茶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

讲，着重于茶的人文科学，主要指茶对精神和社会的功能。

茶文化如此博大精深，以下就是对其所做的概括介绍。

1 茶文化启蒙的时期

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2697 年，其

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

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

“荼陵”，即湖南的茶陵。三国魏代《广雅》中最早记载了

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

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它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

化。

2 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时期

茶文化产生之初是由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开始的。两晋

南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便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

当时的奢侈之风。魏晋以来，天下骚乱，文人无以匡世，渐

兴清淡之风。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必有助兴之物，于是多

兴饮宴，所以最初的清淡家多酒徒。如：竹林七贤。后来清

淡之风发展到一般文人，但能豪饮终日不醉的毕竟是少数，

而茶则可长饮且始终保持清醒，于是清淡家们就转向好茶。

所以后期出现了许多茶人。汉代文人倡饮茶之举为茶进入文

化领域开了个头。而到南北朝时，几乎每一个文化、思想领

域都与茶套上了关系。在政治家那里，茶是提倡廉洁、对抗

奢侈之风的工具；在词赋家那里，茶是引发思维以助清兴的

手段；在佛家看来，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这样，茶的

文化、社会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使中国茶文化

初现端倪。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

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

的精神、社会作用。

3 唐代茶文化的形成时期

唐朝疆域广阔，注重对外交往，长安是当时的政治、文

化中心，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茶文化的

形成还与当时佛教的发展，科举制度，诗风大盛，贡茶的兴

起，禁酒有关。唐朝陆羽自成一套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

及其在780 年所著《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茶经》

非仅述茶，而是把诸家精华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

中，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

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奠定了

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

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

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精止渴功能，

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

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

寺院茶礼、文人茶道。唐朝是以僧人、道士、文人为主的茶

文化。

4 宋代茶文化的兴盛时期

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

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

徒的“千人社”等。其文化较唐朝进一步向上向下拓展。一

方面是宫廷茶文化的出现，另一方面是市民茶文化和民间斗

茶之风的兴起。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庭中设立

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

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给国外使节。至于

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徙，邻里要“献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24 19:13 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

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

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宋代改唐人直接煮茶法为点茶法并

讲究色香味的统一。到南宋初年，又出现泡茶法，为饮茶的

普及、简易化开辟了道路。宋代饮茶技艺是相当精致的，但

很难溶进思想感情。由于宋代著名茶人大多数是著名文人，

加快了茶与相关艺术融为一体的过程。像徐铉、王禹、林通、

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梅尧臣等

文学家都好茶，所以著名诗人有茶诗，书法家有茶帖，画家

有茶画。这使茶文化的内涵得以拓展，成为文学、艺术等纯

精神文化直接关连部分。宋代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饮茶作为

增进友谊、社会交际的手段，(北宋汴京民俗，有人搬进新

居，左右邻居要彼此"献茶"；邻居间请喝茶叫"支茶"。)这

时，茶已成为民间礼节。宋朝人拓宽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

文化形式，茶事十分兴旺，但茶艺走向繁复、琐碎、奢侈，

失去了唐朝茶文化的思想精神。

5 明、清茶文化的普及时期

元朝时，北方民族虽嗜茶，但对宋人繁琐的茶艺不耐烦。

文人也无心以茶事表现自己的风流倜傥，而希望在茶中表现

自己的清节，磨练自己的意志。在茶文化中这两种思潮却暗

暗契合，即茶艺简约，返朴归真。在由元到明朝中期的茶文

化形式相近，一是茶艺简约化；二是茶文化精神与自然契合，

以茶表现自己的苦节。晚明到清初，精细的茶文化再次出现，

制茶、烹饮虽未回到宋人的繁琐，但茶风趋向纤弱，不少茶

人甚至终身生泡在茶里，出现了玩物丧志的倾向。这段时期

还出现了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

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24 19:13 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

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

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

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6 现代茶文化的发展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茶叶从1949 的年产7500T 发展到

1998 年的92 余万T。茶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为我国茶文化

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82 年，在杭州成立了第一个

以宏扬茶文化为宗旨的社会团体--“茶人之家”，1983 年

湖北成立“陆羽茶文化研究会”，1990 年“中国茶人联谊

会”在北京成立，1993 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湖

洲成立，1991 年中国茶叶博物馆在杭州西湖乡正式开放。

1998 年中国国际和平茶文化交流馆建成。随着茶文化的兴

起，各地茶艺馆越办越多。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已开到第九届，

吸引了日、韩、美、斯及港台地区纷纷参加。各省各市及主

产茶县份份主办“茶叶节”，如福建武夷山市的岩茶节、云

南的普洱茶节，浙江新昌、泰顺、湖北英山、河南信阳的茶

叶节不胜枚举。都以茶为载体，促进全面的经济贸易发展。

如今，茶已发展成为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饮茶

嗜好遍及全球。在英国，茶被视为美容、养颜的饮料，从宫

廷传到民间后形成了喝早茶、午后茶的时尚习俗，博学的勃

莱迪牧师称茶为："健康之液，灵魂之饮"。在法国人眼里，

茶是"最温柔、最浪漫、最富有诗意的饮品"。在日本，茶不

仅被视为是"万病之药"，是"原子时代的饮料"，而且在日本

人在长期的饮茶实践中，使饮茶脱离了日常物质生活需要的

范围，发展升华为一种优雅的文化艺能--茶道。随着社会的

发展和进步，中国茶文化这颗璀璨明珠将更加绚丽多彩。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24 19:2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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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1994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其父范墉，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范仲淹两岁丧父，家境衰落。他不但从小勤奋好学，而且胸怀远大政治抱负，以天下为已任。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仁宗时曾任秘阁校理，他为人忠直，极言敢谏，曾被贬河中府通判。仁宗明道二年（1033）任右司谏，景佑年间知开封府，上《百官图》，讥刺宰相吕夷简不能选贤任能，被贬饶州。康定元年（1040），召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以防御西夏侵扰，他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卓有成效地巩固了西北边防，声望大增，于仁宗庆历三年（1043）回朝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继而向仁宗提出改革政治的十项主张，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庆历新政”。这些新的政治措施遭到保守势力的联合进攻，范仲淹被迫离开朝廷，罢去参知政事，新政失败。此后他又知邓州、杭州、青州等地，最后病死于徐州。卒赠兵部尚书，谥文正。范仲淹在学术上以易学著名，其文学亦为后世景仰，在文风卑弱的宋初，范仲淹反对西昆派，反对骈体文，主作用质朴的、有实际社会内容的作品来矫正文弊。他一生论著很多，诗、词、散文都很出色，有不少爱国忧民、反映社会现实的好作品，艺术上也颇见工力，颇具特色。名篇有散文《岳阳楼记》、词《渔家傲》、诗《江上渔者》等。集有《范文正公集》，其生平详见《宋史》卷三一四。他上继李、杜、韩、柳，下启欧阳修、曾巩、三苏、王安石等，与穆修、柳开一起，为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奠定了基础。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附近的秦安县），隋朝末年其先租因罪住在中亚细亚。李白的家世和出生地至今还是个谜，学术界说法不一。一说李白就诞生在安西都护府所辖的碎叶城，五岁时随父迁到绵州昌隆县青莲乡。

　　李白性情豪放，喜爱纵横家的作风，爱好任侠之事，轻视财货。早年在蜀中度过。他的父亲是个富商。李白二十五岁开始漫游全国，走过湖北，江西，河南，山东等地。

　　李白蔑视权贵，传说他喝醉酒，曾在玄宗面前使高力士给他脱靴。高力士认为这是很大的耻辱，就摘取李白诗句激怒杨贵妃。玄宗每次让李白做官，杨贵妃就加以阻止。李白知道玄宗的亲信对他有意见，于是恳求还家。玄宗赐给他财物，放他离开。

　　李白是我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誉为“诗仙”。他的诗豪迈瑰丽，诗里有突破现实的幻想，也有对当时民生疾苦的反映和对政治黑暗的抨击。他的散文具有清新明朗，奔放流畅的特点。

　　著有《李太白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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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维

　　王维（701一761），字摩诘，盛唐诗人。祁州（今山西祁县）人，后移居蒲州今山西永济）。王维出生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多才多艺，不仅诗歌造诣很高，诗名很盛，而且精通书画和音乐。开元九年（721）王维中进士，历任右拾遗、监察御史。安史叛军攻入长安时被俘，被迫任伪职。长安收复后，降为太子中允。官终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

　　在张九龄为相期间，王维颇富积极进取之心，诗作亦呈现出奋发昂扬的风貌。中年以后，随着政局的恶化，王维在终南、辋川别墅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并致力于田园山水诗的创作，成为盛唐田园山水诗派的代表作家。

　　王维的田园山水诗直接继承了陶渊明明净淡泊而深远的艺术风格，以观察细致，感觉敏锐著称，“诗中有画”是王维诗的一个显著特点。苏东坡曾言：“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摩诘之诗，诗中有画。”他的诗往往融诗情画意于一体，创造出耐人回味的艺术境界，风格清新淡雅，意境幽远。王维晚年长斋奉佛，其田园山水诗也明显带有参禅悟道的气息。有《王右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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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游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有许多烩炙人口的佳作，譬如“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广为人们吟颂。

　　陆游的一部《剑南诗稿》，有诗九千三百多首。他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并非虚数。其中涉及茶事的就有三百首之多。 陆放翁一生曾出仕福州，调任镇江，又入蜀、赴赣，辗转祖国各地，在大好河山中饱尝各处名茶。茶孕诗情，裁香剪味，陆游的茶诗情结，是历代诗人中最突出的一个。他一生中所作的咏茶的诗多达二百多首，为历代诗人之冠。陆游的茶诗，包括的面很广，从诗中可以看出，他对江南茶叶，尤其是故乡茶的热爱，他自比陆羽，“我是江南桑苎翁，汲泉闲品故园茶”。这“故园茶”就是当时的绍兴日铸茶。他认为“囊中日铸传天下，不是名泉不合尝”。“汲泉煮日铸，舌本方味永”。 陆游在诗中还对“分茶游戏”作了不少的描述。分茶是一种技巧性很强的烹茶游戏，善于此道者，能在茶盏上用水纹和茶沫形成各种图案，也有“水丹青”之说。陆诗中反映出，他常与自己的儿子进行分茶，调济自己的生活情致。

　　陆游在《临安春雨初霁》一诗中吟道“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诗中表露的闲散和无聊的心境，间接地反映出在国家多事之秋，爱国志士却被冷落的沉重的社会景象，也反映出南宋王朝的腐败和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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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居易

　　古代山西诗人中，名气最大的要数白居易了。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又一位大诗人，世称李杜白为唐代三大诗人。

　　白居易，太原人，出身于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俱为官，父亲为朝奉大夫、襄州别驾、大理少卿，累赠刑部尚书右仆射。因其祖、父俱在河南作官，所以居家河南。白居易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干河南新郑县东郭宅。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

　　白居易出生时，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时代需要大诗人，白居易适逢其时。他因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又绝顶聪明，五六岁便学写诗，9岁便能够辨别声韵，加之家庭和社会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他青少年时代读书特别刻苦。后来忆及当时读书情况，他说：“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少年时代又曾经过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对社会各方面都有所了解。这些原因，造就了白居易这位杰出的诗人。

　　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带发生了战事。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眼看还要继续乱下去，由彭城县令升任徐州别驾的白季庚，便送儿子白居易到南方避乱。小小年纪就离家避难，随后南北奔走，备尝艰辛。所以他15岁时便写下了记录当时真情的一首绝句；“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后来又一首寄兄弟与妹妹的七律，也写得较好，历来为人称道，诗云：“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从这些诗中可见白居易当时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感受。从他家骨肉分散的情况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的程度。白居易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白居易16岁时，已经写出不少可以传世的好诗，其中最有名的是五言律诗《赋得古原草送别》。据说白居易初到长安，去拜见老诗人顾况。顾况闻他名居易，便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恐不易。”及读到这首诗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大为赞赏，说有这样的文笔，居长安不难。这首诗，确见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到长安，顾况为之延誉后，白居易有时居长安，有时在别处，曾去过徐州、襄州、杭州等地，交结了一些诗人，真正开始了他的诗人生涯。他27岁方从乡试，次年为宣州刺史崔衍所赏识，送往长安应试，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以第四名及进士第，31岁时，试书判拔萃科，与元稹等同时及第，与元稹相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在32岁那年春，白居易被授校书郎，算是步入了仕途，33岁时自洛阳徙家于秦，卜居渭上，距长安约百里，到35岁时，罢校书郎，随后又授周至县尉。次年，他由周至县尉调充进士考官，补集贤院校理。这年冬季，授翰林学士，就在授翰林学上这一年前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遗。

　　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满，或黜或贬。初任拾遗的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不当任意贬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不幸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在此后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为李德裕所排挤，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顺利。他任拾遗期间，克尽职守，屡陈时政，难免使得皇上或权臣不满。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因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居渭村，而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贫又病，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其困难。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此次连续被贬，对白居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避祸远嫌，“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以游历山水、作诗为事，慕起陶渊明来，希望作个隐逸诗人，并转而事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总之，被贬江州司马，是白居易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后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还。宪宗崩，穆宗继位，授中书舍人，后又拜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奋，诗云“得水鱼还动鳞发，乘轩鹤亦长精神。”但因当时朋党之争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么作为，而且“终日多忧惕”，惊叹“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很快又感到失望。他恐再遭权幸谗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请求外任，于长庆二年（822年）出为杭州刺史，避开了朋党残酷倾轧的朝廷，从此思想进一步消沉，诗云：“谁知名利尽，无复长安心。”“敢辞官远慢，且贵身安妥。”荣枯任之，听天由命，颇有些与世相忘的意思了。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他蓄妓与嗜酒无厌，直到暮年。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嗜酒，据他自己说，“唯以醉为乡”，“往往酣醉，终日不醒。”宋人统计白居易诗，说他“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所以如此，都是为了逃避现实，自我麻醉。他还进一步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倚托，寻求解脱之法，用佛家消极出世思想麻醉、安慰自己。《大宋高僧传》所载白居易向名僧致礼稽问佛法宗意，与名僧探讨佛理妙义，多在出守杭州后。白居易进而持斋坐道场，并且从此后一直好佛，经常持三长月斋，即在一、五、九月在家坐道场。所以白居易又为古代文人中崇佛、达观的代表，历代不少人对他称赞备至。其实，他之崇佛，并非真心事佛，而是为了解除烦恼，寻求解脱，是对社会的消极反抗，是一种退缩，也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是仕途坎坷，感到失望所致。饱经忧患后，才潜心释氏以寄托。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传》自我表白云：“性嗜酒、耽琴、*诗。凡酒徒、琴侣、诗友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可知他是先酒乐而后佛的。他甚至怀疑真有佛否。同时又炼丹学道。从严格意义上讲，白居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同时，他之崇佛，还出于健身的原因。这便是他有时一边持斋、坐道场，一边又在心中想着妓乐美酒的原因。

　　虽则消极、蓄妓、耽酒、信佛，但在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绩斐然，关心民间疾苦，最为人称道的是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人们为了怀念他，名所筑之堤为“白堤”，此外，还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饮用。

　　长庆四年（824年）五月，在杭州任期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于是，他卜居于洛阳履道里。至此为官20来年，竟然凑不足买房钱，只好以两匹马抵偿，于此可见他为官之清廉。第二年，他除苏州刺史，在苏州刺史任上只一年多，便因病免郡事。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刘、白二人结伴归洛阳。一年后，白居易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58岁那年，即大和三年（829年）春，白居易称病，免归，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不复出，后除河南尹，寻以病免，64岁那年，除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因心境消极和健康原因，他不愿再为官了。60岁时，儿子阿崔夭折，这对诗人又是一打击，73岁时，曾施家财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揖。卒年75岁。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白居易的诗，前面已讲到，自少年时代便写得很好。16岁时“野火春风”之句，已成为千古名句。最为出名，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长恨歌》，是他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加以虚构，写得有声有色。生动动人，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这首诗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说及生离死别的情形，笔锋颇常感情。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感情充沛复杂，读之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

　　他45岁时所作另一首歌行体长诗《琵琶引》，也是同样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诗。他被贬作江州司马后，在浔阳江头和友人话别，舟中离别酒筵上，感伤之中，忽听邻船有弹琵琶声，移船相邀，原来是一位年老色衰、独守空船的歌妓，也有无限愁绪，借琵琶寄托幽怨。白居易听了她的身世，不仅深为同情，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因而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便作了这首可与《长恨歌》媲美的长诗。前面叙歌妓的生平状况、可悲身世，后面以“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转而写己，最后云“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很多优点，描写细致，音节和谐，尤其描写琵琶声音那一段，真是令人一唱三叹。而最重要的，还是感情的真挚。这两首长诗，是白居易留给后人的无价瑰宝。

　　白居易其他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重赋》谴责官府进奉羡余物，残酷盘削百姓，“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轻肥》写权贵赴宴会的气概和酒食的丰美，最后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议婚》同情贫家女难以出嫁，《伤友》慨叹苦节之土的凄惨生活，《伤宅》讽刺豪门大兴建筑，“一堂费百万”。《不致仕》嘲讽八九十岁不肯退休的贪权者。《立婢》对不为好官立碑而虚伪地为某些人歌功颂德表示不满。《五弦》对当时不少人不懂传统文化而表示惋惜。可知全是批判、鞭挞和发牢骚者，是对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统治阶级，难怪“闻《秦中吟》则权豪遗近者相目而变色矣。”白居易对自己的《秦中吟》也甚为自负，在编其诗集15卷完成后题的一首诗里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新乐府》是与《秦中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写出来的，是白氏讽谕诗中重要的另一组诗，共50首，写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间的事，时间跨度较《秦中吟》大，内容也更广泛。白氏在《寄唐生》诗中说他的乐府诗：“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推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可以说是他写《新乐府》的宣言和对《新乐府》的最好说明。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卖炭翁》、《杜陵叟》、《缭绫》、《新丰折臂翁》等，即为《新乐府》中篇章。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贪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贪吏也”等，鞭挞、讽刺，辞激情真，毫不留情，乃至大声疾呼。这些诗篇爱憎分明，除讽刺外，也有歌颂。这些诗篇，充分说明了白居易反对什么，赞美什么，是作者心迹的真实表露。他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其事核而实”，宣称自己写的都是真实事件，更表现了一个中青年诗人扶正疾邪的战斗精神。在诗风上，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也大都写得很好。总的来说，前期诗歌较后期诗歌更有价值。因为世途险恶，他后来的诗作再也没有了中青年时期的锋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作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天才的诗人，白居易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的。白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但同时又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诗坛曾流传老妪亦解白诗的佳话。明代诗论家胡震亨《唐音统签》中曾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的记载，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诗、改诗之刻苦认真。他的诗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平，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获得的。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不言而喻，白居易诗对后代诗歌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白诗将永远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喜爱，流传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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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

　　杜甫（712—770），字于美，巩县（今尚河南）人，出身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哟封建官僚家庭。祖父是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开元中，年轻的杜甫曾漫游吴、越、齐、赵一带。天宝三载（744）在洛阳与李白相识，结下了深厚友谊。天宝五载（746）赴长安应试落第，困顿京城十年。天宝十四载（755）四十四岁时，才被授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微职。安史乱起，在流离颠沛中被叛军所俘，后从长安只身逃奔凤翔，受任左拾遗。不久，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弃官西行，经关陇。泰州、同谷入蜀，定居成都浣花溪草堂。西川节度使严武荐举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社工部。永泰元年（765），离蜀东下，滞留夔州二年。大历三年（768），携家出峡，漂泊于江陵、公安、岳州、衡阳一带。五年（770），病逝于湘水上的舟中。

　　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表、祸乱迭起的时代。在政局日趋腐败的形势下，他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彻底破灭，饱经忧患的不幸遭遇使他对人民大众的苦难有了亲身的感受。他的诗歌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充满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感情，被誉为“诗史”。他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杜甫善于从一切优秀文学传统中吸取营养并加以发扬光大，形成了“沉郁顿挫”的创作风格。他兼长各体，尤其对七律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许多反映民生苦难的诗歌，继承了《诗经》和汉乐府的传统，又有自己的开拓和艺术创造，是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的先声。作品有《杜少陵集》。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庐陵（今吉安）人。

　　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争夺皇位的自相残杀局面，建立了元朝，接着把侵略矛头直指南宋。1273年，丞相伯颜统20万大军攻下襄、樊，以此为突破口，顺江而下，两年不到，便后临南宋首都临安的近郊。蒙古兵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农田荒废，百业凋敝，这是一场空前残暴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南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文天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抗击侵略的伟大民族英雄。

　　南宋朝廷长期为投降派所把持。还在1259年，宰相贾似道便以称臣、割江北地区和岁纳银绢各20万两匹为条件，暗中屈膝求和。伯颜却意在灭宋，并不停止南侵。1275年，将贾似道十三万大军消灭，朝廷便再无可用之兵。此时宋恭帝在位，年仅四岁，太皇太后谢氏临朝听政，不得不发出“哀痛诏”，号召天下四方迅速举兵“勤王”。文天祥当时正担任赣州知府，他“捧诏涕泣”，并立即行动，在两三个月内便组织了第一支“勤王”队伍近万人，几经周折，赶到了临安。而在成千上万大小地方官中，带兵勤王的只不过他和张世杰三人而已，这个政权腐朽到什么程度，可见一斑。1276年正月十八日，伯颜兵临皋亭山，左相留梦炎早已投降叛变。其他大臣或已投降。伯颜虽愿受降，却要右相陈宜中去元营洽谈，陈哪有这个勇气？当天晚上便逃之夭夭。谢太后唯珂派人只剩下一个文天祥。他毅然临危受命，但不是去投降，他考虑是“战、守、迁皆不及施”，“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他甚至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敌营的虚实以谋“救国之策”。但是他没有想到，正当他指斥伯颜扣押不能返回宋营，他的义兵则在同时被投降派命令解散。敌人的凶残不曾使文天祥受困，昏庸的朝廷和无耻的投降派却使他遭到了第一次严重的挫折。

　　1276年二月初九日，文天祥被押送去大都（今北京），行至京口（今镇江），在义士的帮助下，逃脱了虎口，据他在《指南录后序》所记，至少有十六次幸免于死，经过千辛万苦，于四月初八日逃到了温州，此时他听说度宗的两个儿子（即恭帝的两个兄弟）已逃到福州，于是立即上表劝进。不久，被诏至福州，任右丞相兼枢密院事，后又命为同都督。七月，文天祥便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打起帅旗，号召四方英雄豪杰，各各起兵，民复失地。1277年三月，文天祥统兵进军江西，收复南部数十州县，同时围困赣州，湖南、湖北皆起而响应，震撼了江南，鼓舞了人民的反侵略意志，使元统治者大为惊慌。元忙调40万大军来解赣州之围，另派兵五万追 击文天祥。文部不过五千余人，这年八月，空坑一战，遂致大败，部将数人牺牲，文妻及子女皆被俘，赵时尝在紧急中假扮文天祥，吸引了元军，文才得乘间逃脱。赵随即被杀。这是文天祥在一年多时间内所遭到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但是文天祥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下定决心抗元到底。1278年11月，他收拾残军，加以扩充，移兵广东潮阳，不幸于十二月二十日兵败五坡岭，文天祥自度难以逃出重围，当即吞服随带的冰片，以求一死，免遭污辱，但他并未死，而在昏迷中被俘了。这是他遭遇的最后一次严重的挫折。从此以后，文天祥便再也不能统领义军在战场上与元军拼杀。

　　文天祥被俘后，打定主意，只求义死而不求苟生。1279年十月，元平章阿合马来文天祥囚所劝降，文天祥长揖就坐，不把他放在眼里阿合马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同年年底，元丞相孛罗审问文天祥。孛罗一来就摆威风，要文跪下，遭到文拒绝，左右便用武力强使文天祥作跪拜状临刑前夕，皇帝忽必烈亲自出马劝降，以宰相之职作为诱饵，妄图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严厉拒绝。忽必烈只好问他，那你究竟要什么呢？文天祥回答说：“愿以一死足矣！”文天祥这种以身殉国，视死如归的的伟大精神使得敌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实际上等于宣布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他自己所赞颂的“正气”的胜利。也等于宣布侵略者的失败，是一切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失败。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口英勇就义。他死后留下了大量诗文，其中如《过零丁洋》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狱中所作的《正气歌》以及死后从其衣带中 发现的“衣带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都已成为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成为民族精神财富的宝贵部分。文天祥也因此成为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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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文化是经过数千年发展演变而成的独特的文化模式和规范，是多民族、多社会结 构、多层次的文化整合系统。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包容着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人生等多 方面的内容，涉及到中国的哲学、社会学、文艺学、宗教学等多门类的学科。

在经历了千回百转的历史岁月后，中国茶文化带着全部的文化密码，横陈在我们面前。

漫长的历史积淀使中国茶文化是那样的深沉和凝重，在它的广袤和无限丰富性面前，我们 难以估量出那沉甸甸的分量。

而破解这些文化密码的按钮，就深藏在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之中。这些典籍文献如实记 载了中国茶业发展的前进步履，全面传递了中国古代茶文化的精神气氛，曲折地映现出时代的 式微兴盛与社会的朦胧身影。研究中国茶文化的学人，将从这些著述中发掘出十分丰富的文 化信息。其要义正如丹纳所说："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那 么我们在这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种 种族的心理。"（《<英国文化史>序言》)丹纳说的是英国，说的是文学，但对于中国茶文化何尝 又不星如此呢

作为一个负载着文化信息的"能指"(signifier)--即符号结构，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包蕴 着丰饶广阔的"意义"。我们的任务，就是将它置于一个生动的文化整体中加以还原和分析，捕 获它的魂灵，获悉它别开洞天的深邃。

自从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经》问世以来，迄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2知的 古代茶书有124种，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其中既有内容艰深的理论专著，又有通俗易懂 的普及读物；既有严谨实用的科技书籍，又有引入入胜的文化读物；既有系统全面的综合著作， 又有某一事项的专题论述。而更为大量的茶文化典籍文献，散见于各种总集、别集、单行文献， 散见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各种文体，其数量之大，连茶书也难以望其项背。就我们编撰 《中国茶文化经典》时搜罗所及，言及茶事者其数量在600万字以上，更何况还有相当的典籍我 们尚未翻阅。

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兴起与发展，有一个历史的流变过程。其契机则有三个方面：一是饮茶事项的出现与饮茶风尚的演进，二是饮茶在社会中地位的确立和提高，三是茶文化意识的 自觉和深化。我在拙著《研书》(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中，对于中国茶书的历程依照时代顺序作过阐述，而从整个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来看，大体而言，其经历了滥觞、定型和发展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大致又是与中国茶文化的历史进程同步的。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滥觞期。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是茶叶的故乡。虽然地球上拥有茶树植物已达七八千万年的漫长历史，但茶被人类所发现和利用却仅有四五千年，至多不过上万年的历史。而这标志着社会文明进程和影响着人类生活质量的历史性发现，却是处于原始社会农业初期阶段的中华民族的先辈们所完成的。茶树从野生到人工栽培，茶叶种类从单一到多项，茶区从传统的巴蜀等地到江南一带的异军突起，这些都是茶叶科技史上具有革命性的创造，也是中国茶文化不断丰富发展的物质基础。

虽然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已有茶的记载，西汉末年已有"武阳买茶"的初级茶叶贸易形态，但先秦到魏晋南北朝对饮茶的认识，主要还限于药用、解渴、解酒、佐餐、祭祀、养生等功用性的方面，而将饮茶看成某种精神旨趣的倾向则逐步萌芽。饮茶风尚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逐渐普及，品茗旨趣由低级向高级在缓慢而坚定地演进，使中国茶文化终于走向完善和成熟。

中国茶文化的漫长足迹，印进了中国先秦典籍的字里行间。虽然对于这些零星记载，由于时代的变迁，用词的变更，认识的不同，也在学术界引起争议。但专家学者们一致推崇，并在世界茶史上具有不可动摇地位的唐代陆羽《茶经》，对先秦的茶事则是首肯的。南北朝之后，关于茶事的记载逐渐增多，特别是有关南北饮茶习俗的不同，时人饮茶追求的轶事，有了更多的文化意味和价值。

气度恢弘、舞台壮阔的唐代，是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定型期。

随着唐朝以来的"茶道大行"，民间的茶叶贸易更为活跃，封建王朝也推行一系列的茶政茶法，实行茶叶专卖、以茶易马，茶叶贸易和政治、经济、军事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茶叶从药用变为饮用，又从解渴保健变为重视高尚礼仪的茶宴、茶道、茶礼、茶仪、茶艺。与此相关联的茶诗、茶词、茶曲、茶歌、茶舞、茶画、茶书法、茶建筑、茶工艺品等等，也都和川门的日常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结下了难解之缘，使茶文化千姿百态、异彩纷呈。从此，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呈现出茶文化的不同形态。

唐代成为茶文化典籍文献定型期，其标志是在唐代中叶陆羽撰写的《茶经》问世，中国以至世界才有了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的成书时间众说纷纭，但多数学者认为刻印于唐建中元年(公780年)。全书共三卷十章，仅有7000多字，却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唐代及其以前有关茶的知识与经验，生动具体地描述了茶的生产、品饮、茶事，言约意丰地深化和提高了饮茶的深层美学与文化内涵。陆羽以后，唐代茶书不断出现，但大多是某一专题性的论述。此外，有关茶的文章也不断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唐诗，也融汇了更多的茶文化内容，反映了更广阔的生活画面。不仅陆羽、皎然、卢仝等终身许茶者有颇多茶诗，连文坛大诗人李白、白居易、皮日休等也有茶诗名篇传世。这种流风遗韵，影响到其后。

宋辽金元和明、清时代，都是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发展期。

在这跨越几个朝代的950来年中，茶文化典籍文献的进展和风貌又是各不相同的。宋代近30种茶书，记载了这一时代茶业生产的兴盛和品饮艺术的探索。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记载了程序繁复、要求严格、技巧细腻的宋代斗茶；丁谓的《i匕苑茶录》，记载北苑园焙之数和图绘器具，以及叙述采制入贡法式；蔡襄的《茶录》记载斗茶时色香味的不同要求，提出斗茶胜负的评判标准，追求整合技巧和审美内涵的统一，都是当时有影响的茶书。明代50多部茶书相继问世，成为中国古代茶书数量最多的时期。朱权《茶谱》论"清饮之说"，把品茗作为表达志向和修身养性的方式，贯穿着求真、求美、求自然的追求，其所持之说，被称为"朱权茶道"，并予日本茶道以影响。明代茶书关于茶具艺术和烹茶技艺的载录，更多地表现出创新精神。而清代虽然饮茶更为平民化、更为普及，200多年间仅有茶书10多种，与明代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这一时期最有光采、最有个性的，除了少数茶书外，更为集中地体现在各种杂著上。这些杂著透露出更有风采的文化信息，举其要者有三方面：一是几乎每个朝代文坛领袖、盟主或名流，大多都与茶文化结下了姻缘。如宋代的欧阳修、晏殊、王安石、苏东坡、曾巩、范仲淹、黄庭坚、秦观、陆游、杨万里、朱熹、吴文英等，辽金元的元好问、虞集、杨维贞、周德清等，明代的朱权、高启、郎瑛、于谦、汤显祖、文徵明、杨慎、徐渭、王世贞、袁宏道、袁中道、张岱、高濂等，清代的全祖望、顾炎武、王士祯、钱谦益、李笠翁、施闰章、工夫之、纳兰性德、曹寅、金农、厉鹗、郑板桥、丘逢甲、纪昀、俞樾等。二是匡正了对辽金元茶文化的误解。这一时期的茶诗文和茶史，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到：宋辽、宋金的交往，使茶文化正式传播到北方牧猎民族当中，奠定了此后上千年间北方民族饮茶的习俗和文化风尚。如《辽史》有关辽朝朝仪"行茶"的记载，比《宋史》还要多。南宋与金对峙，宋朝饮茶礼仪、风俗同样影响到女真人，女真人又影响到夏朝的党项人，从此北朝茶礼大为流行。蒙古人主中原，由于秉性质朴，不好繁礼缛节，大多数人爱直接喝茶叶，于是散茶大为流行。虽然，元代茶文化总体上走向简约，却也不乏爱茶之人。金末元初的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其中写道："积年不啜建溪茶，心窍黄尘塞五年。碧玉瓯中思雪浪，黄金碾畔忆雪芽。卢仝七碗诗难得，谂老三瓯梦劝；赊。敢乞君侯分数饼，暂教清兴绕烟霞。"耶律楚材是契丹贵族后裔，由金人元，很受蒙古统治者器重，是元初的重要谋士。他得茶时的欢欣，不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当时少数民族对茶和文化的渴求吗三是茶文化向两头的延伸，一方面是宫廷茶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市民茶文化和民间斗茶之风的兴起。宫廷茶文化虽然唐代就已出现，虽然由于陆羽《茶经》不载曾使后人茫然，但1987年法门寺唐代皇宫金银茶具的出土提供了实物佐证。而宋徽宗《茶论》和清乾隆的茶诗，更充满着宫廷茶文化的韵味。诸如关于民间点茶和斗茶之风，关于明清茶馆的描述和记叙，关于茶进一步贯穿于各阶层日常生活和礼仪之中，都把茶文化扩展到广泛的社会层面。

虽然我们把茶文化典籍文献划分为三个时期，却又不是截然分开的，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互为因果，互为依托的。前者是历史的必然，后者是前者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些不同时期文献的存在，才构成了中国茶文化久远的存在，才构成了中国茶文化丰富的形态。

中国茶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中介文化"，是以物质为载体的，在物质生活中渗透着明显的精神内容。而作为这种特性载体的茶文化典籍文献，在文体的形式方面也是多种多样。除茶书外，大略可分为三种类型：散文类、韵文类和小说戏剧类。

古代的散文实际上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几乎凡不是韵文的作品都可以归人其中。茶散文 类作品，人们所常见的有：记，如《顾渚山记》、《大明水记》、《浮槎山水记》、《斗茶记》、《煮茶梦 记》等。序，如陆羽《茶经》序起码有八篇之多，著名的还有《三月三日茶宴序》、《＜龙茶录＞后 序》、《＜品茶要录＞序》等。与序相联系的则有跋，如《＜陆文学传＞跋尾》；还有传，如《陆文学自传》，以及拟人化的《叶嘉传》。此外，有随意性极大的笔记，如《老学庵笔记》、《清稗类钞》等 都记载了不少茶事。还有表，如《为田神玉谢茶表》、《代武中丞谢新茶表》、《进新茶表》；启，如 《谢傅尚书惠茶启》；奏章之类的公文，当也属于此类。而信札也可能有茶事的内容，如《与兄子 演书》常为人征引。介乎散文与韵文之间的，则有赋，如《拜赋》、《茶赋》、《南有嘉茗赋》、《煎茶 赋》；颂，如《茶德颂》；铭，如《茶夹铭》、《瓷壶铭》；以及檄，如《斗茶檄》，都是有影响的篇章。

韵文类作品最为常见，包括茶诗、茶词、茶曲、茶歌、茶联等。茶诗是年代久远的文学形式之一，唐代陆羽《茶经》中收入孙楚(约218-293年)的《歌》、左思(约250-350年)的《娇女诗》、张孟阳(266-316年)的《登成都白菟楼》，以及南朝宋王微(420-479年)的《杂诗》，这些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茶诗，却折射出茶事入诗萌芽期的状况。而且，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在古代，吟诗作赋是文人的基本功，即使是最拙劣的文士也能吟诌几句。所以，历代不仅是诗人或著名人物，甚至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也留下了几首茶诗。这些茶诗的数量起码应以千计，如果加上涉及茶事之作，数量就更为可观。其体裁多种多样，几乎古体、律诗、绝句、联句、竹枝词、试帖诗、宫词以及宝塔诗、回文诗、顶真诗等趣味诗，都有作品传世，其内容涉及的茶文化面相当广阔，其中一些名句逐渐成了特有的喻茶成语。唐代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宋代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杨万里的《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都是千古传颂的茶诗。

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以茶为内容的词作也应运而生。诗词大家、书法圣手的苏东坡以才情名震天下，他的茶诗多有佳作，如《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中的"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常为人所引用；其七律《汲江煎茶》，"诚斋体"的创制者、大诗人杨万里高度评价道："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难之。"而他的茶词《行香子》，依然显示出大家风范，在短短的六十六个字中，以华章丽彩写了酒后煎茶、饮茶时"从容"不迫的神态和"两腋清风"的感受，由闹到"静"，由"浓"到淡，人生慨叹尽在不言中。黄庭坚同样是文坛大家，他是"江西诗派"领袖和书法名家，多有茶诗名世。他的茶词《品令》历来脍炙人口，那以优美文字、轻松节奏描绘出的烹茶、饮茶情景，"心下快活自省"的意绪，有很强的感染力。此外，金、元、明、清都有茶词佳作问世。如明代嘉靖年间大名士、文坛盟主王世贞的《解语花·题美人捧茶》，将美人煎茶、捧茶的神态写得绰约动人，蕴含着名士风度，文人心态。而同样好学善诗文的其弟王世懋所作《苏幕遮·夏景题茶》，则着意描绘夏季烹茶、饮茶的情况，写出了"半入松风，半人丁香味"的快感。

由于元曲也是一代之文学，散曲小令也纳入了茶事的内容。元代节载德所作散曲《喜春来赠茶肆》，即由10首小令组成。这些小令运用众多典故，广泛讲述了煎茶、饮茶的乐趣，写出了茶博土的"妙手"和"风流"，以及茶肆的"声价彻皇都"，仿佛是一幅洋溢着民间生活气息的风俗画。元曲这种形式也被后代继承，清代吴城、厉鹗于1751年春三月，为乾隆皇帝南巡至杭州写成的《迎銮新曲》，就多处包含着茶的内容。

与茶诗相关联的还有茶歌，现当代仍然大量传唱在人们口头。而在明末清初谈迁所著《枣林杂俎》，就记录过《富阳江谣》(亦称《富阳茶鱼歌》)。这首歌谣控诉了官府胡作非为给茶农和渔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当时浙江按察佥事韩邦奇将歌谣附在奏章呈报，被革职为民。

茶联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形式，是文学与书法艺术的结合。如最为人称道的"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系集苏东坡《饮湖上初睛后雨》与《和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诗句而成。据《杭俗遗风》记载，昔时杭州西湖藕香居茶室就曾挂此联。明清时期茶联极为丰富，许多名家都侧身其中。清杭世骏(1696-1773年)撰写并以行草书录："作客思秋议图赤脚婢，品茶入室为仿长须奴。"江恂撰写并以隶书录："几净双钩摹古帖，瓯香细乳试新茶。"郑板桥为扬州青莲斋题："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僧爱斗茶。"何绍基为成都望江楼题书："花笺茗碗香千载，云影波光活一楼。"这些都是有影响的茶联。而且，现当代人书写前人诗句作茶联者也不在少数。

有关茶事的小说和小说写有茶事，也是常见的。明代冯梦龙的《喻世明言》中就有"赵伯升茶肆遇仁宗"，虽然仅以茶肆作为场景，但从侧面反映了宋代茶事之盛。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有"吴月娘扫雪烹茶"一回，清人张竹坡旁批为"是市井人吃茶"。清代小说更是大量描写茶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李汝珍的《镜花缘》、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刘鹗的《老残游记》、李绿园的《歧路灯》、文康的《儿女英雄传》、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等著名作品，无一例外地写到"以茶待客"、"以茶祭祀"、"以茶为聘"、"以茶赠友"等茶风俗。尤其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谈及茶事的就有近300处，描写的细腻、生动和审美价值的丰富，都是其他作品无法企及的。

如果说茶事小说还只是平面地绘声绘色，那么，茶事戏剧则是立体地栩栩如生。宋元南戏《寻亲记》中有一出"茶访"，元代王实甫有《苏小卿月夜贩茶船》，无名氏的《鸣凤记》有一出《吃茶》，明代计自昌《水浒记》中有一出《借茶》，高廉《玉簪记》中有一出《茶叙》。而宋代词人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记述她与其夫赵明诚饮茶的趣事，清代洪升则将其富有文化艺术情趣的家庭生活写进杂剧《四婵娟》，成为其中的第三折《斗茗》。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虽然没有专门写茶的剧作，但其《牡丹亭》中的《劝农》一出，艺术地再现了雨前采旗枪、雪水烹香茗，以及春天斗茶等茶事活动。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论述有关茶的各种文字形式，其实是为了表明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多样性。因为曾有一种错觉，认为只有茶书、史料、茶法和部分笔记才属于典籍文献的范畴。如果从茶史来说，自然是可以这么认定的。但作为茶文化的典籍文献来说，就不能排除文学和艺术，甚至象茶的书法、绘画、篆刻作品，以及出土文物之类，都应该网罗其中的。否则，就是不完全和不科学的。即使按照传统的图书分类为经、史、子、集，那么文学作品也是不能排除在外白勺。

至于古代的茶书，自然是中国茶文化典籍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我曾经说过一段话： "中国也是茶书的发祥地，是雄踞世界茶史的陆羽《茶经》产生的国度。任何事物的演变都有一 个产生、发展的过程，往往因循着由初级到高级的层累阶梯而上。但是，陆羽《茶经》却石破天 惊，一出现就把茶书推向了高高的宝座。这种奇异现象，常常使后继者叹为观止。后续的历代 茶书，都为这座宝库增添了新的风采。不过，其间也有过艰难曲折，有过低潮落差。当代，特别 是新时期的茶书，才真正实现了再创伟绩，再造辉煌。中国茶文化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无比的 凝聚力，把祖国的大陆、香港和台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中国茶书是世界文化宝藏中的珍品、 精品，曾经极大地推动了茶在世界的传播和普及。"(《研书》，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9月第1 版)这些论述虽然是几年前说的，但今天我想依然是适用的。

宏阔广大的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是一个多棱面的文化体，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万花筒，由于出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员，所以既涵容着一个民族久远的传统，又潜藏着"一种人的心理"， "一个时代的心理"以及"一种种族的心理"的交流汇聚。但是，这种复合文化所反映出来的内容，却大多没有逃离出六大领域，即：关于茶叶历史，关于品茗艺术，关于科技文化，关于茶叶法规，关于相关文化，关于茶艺思想。

追寻茶叶历史，人们一直期望能够溯本清源。很显然，唐、宋、元、明、清的史料大多清晰、准确，西汉以后有饮茶也争议不大，而关于茶史起源则不甚了然。清代刘源长撰《茶史》(1669 年前后)、余怀撰《茶史补》(1677年左右)，均大抵杂引前人著作，没有根本解决问题。茶史起源的朦胧是因为典籍的缺乏，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献的重要。但是，即使有只言片语，由于采用者观点相左，也是大相径庭。目前关于茶史起源之说，依然歧义叠出：最有影响的是陆羽《茶经》所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而断定为炎帝神农氏的依据是《神农本草经》和《神农食经》，并把这些视为神农氏的著作。陆羽首先探讨茶史起源，最早提出茶事始于神农，自然有学术史的意义。但由于后人考证《神农本草经》是汉代著作，就轻而易举地把陆羽的说法推倒了。虽然后来不少著述依然坚持和沿用神农说，却直到当代也依然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此外，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北宋欧阳修撰《集古录跋尾》(1063年)提出"茶之见前史，盖自魏晋以来有之。"被《四库全书》认定是两宋间著述的《南窗纪谈》则称"三国时已知饮茶"，其依据是《吴志·韦曜传》以茶代酒的记述，连"饮茶或云始于梁天监中"也否定了。有的甚至说饮茶起源于西汉，其依据是王褒《僮约》所载的"烹茶尽具"、"武阳买茶"。至于与茶的起源密切相关的茶字由来，特别是秦汉以前 "荼"、"茗"是否即茶，也有不同的意见。看来，这些只能有待于新资料的菟集，并运用考古新发现和民族学资料，也许才能使"尘埃落定"。这也证明，狭义的茶文化典籍文献观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继续搜集整理有关文献也是非常必要的。典籍文献的搜罗整理，是一个艰苦而长期的过程。

品茗艺术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也是典籍文献中载录最多的。晶茗艺术，实际上是包括制茶、烹茶、品茶等在内的。精茶是品茗的第一要素，无论是产地、采集、制作都需得地、得时、得法。宋代蔡襄撰《茶录》(1049～1053年)、熊蕃撰《宣和北苑贡茶录》(1121～1125年)所叙的宋代贡茶龙团、凤饼，历朝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一铸茶饼值数十万。而许多文人饮茶，有的临时采集，有的以半成品重新研磨、烤炙，从中体验自制自食的妙趣。水晶是品茗的又一要素，清人张大复甚至把水晶放在茶品之上，认为"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梅花草堂笔记》)但历代品茗专家对水的判第很不一致，不过，归纳起来都强调源清、水甘、品活、质轻。品茗还要择器，讲究壶或杯的古朴雅致，壶要有美韵，杯要小巧。品茗还要讲与人品、环境的协调："煎茶非漫浪，要须人品与茶相得。往传于高流隐逸，有烟霞泉石磊块胸次者。"(明陆树声《茶寮记》)明徐渭的《煎茶七类》、冯可宾的《齐茶笺》，均有类似看法。同时，还要领略清风、明月、松吟、竹韵、梅开、雪霁等种种妙趣和意境。至于饮茶方法，自汉唐以来多次变化，主要有煮茶法、点茶法、毛茶法、点花茶法、泡茶法等。但不论何种方法，柴炭、锅釜或器具、火候、色、香、味，都需要处处留神。这些品茗艺术虽觉烦琐，却极有意趣。只要按照典籍文献的说法去做，就可以体验到古典之韵。

科技文化在典籍文献中也有记述。由于文字出于文人之手，他们虽有茶趣、茶情，除极少数人员外，却大多不谙种茶，也不重视种茶技术，所以只有一些零碎记载。不过，这些文字包括对茶树生物学特性的认识、茶树的繁殖、茶园管理、茶树修剪、茶叶采摘都有涉及。而制茶方法的记述，则因不同时代的演变，而透出不同的时尚与追求。还有一种情况，虽然讲的是茶叶生产的仪规，却实际上是谈的文化。如一千多年前采贡茶前，要聚众在山间击鼓，以代雷声，使茶芽早日惊发。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曾有多首诗记叙这件事，其中有两首写道："夜间击鼓满山谷，千人助阵声喊叫。万木寒凝睡不醒，唯有此树只萌芽。""溪山击鼓助雷惊，逗晓灵芽发翠茎。摘处两旗香可爱，贡来双凤品尤精。"早春采茶时，开采前要击鼓喊山，把茶芽"唤醒"，从而使它萌发生长起来。采下的茶叶带着两片叶芽，清香可爱，再加工成"双风贡茶"。这表面写的是茶叶采摘，写的是茶叶科技，其实写的是茶乡风俗，写的是文化心理。此外，典籍文献中还有关于茶业地理和名茶产地的大量内容。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茶业是王朝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支柱产业之一。因此，茶业政策的制定，茶政法规的颁行，茶税的征收管理，茶叶生产、流通及消费体制的建立与调整等等，都是政府密切关心和需要解决的。中唐以后历代政府调控茶业经济的制度政策法规等的总和，被称之为"茶政"。茶政与历代财政、国防、文化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其首开先河于唐代，完备、严密并典型者于宋代。其中实行的以茶易马政策，通过内地茶叶控制边区、利用边马强化内部统治，客观上对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唐代虽已首见茶马相易，却未形成定制，至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才确定为一种政策。从此，宋代及明、清时期都长期推行。茶税、贡茶、榷茶、茶马互市的有关上谕、法令、规定和奏章等，唐代以后的文献有关茶叶法规的记载连篇累牍，眉目清楚。

在典籍文献中，记载有大量的茶诗、茶词、茶曲、茶赋、茶画、茶书法、茶的传说故事、茶谚、茶歌、茶舞、茶戏剧。茶之所以与各类文化联姻，有多方面的原因：茶具有清幽儒雅品格，是清醒头脑、陶冶性情的朋友，中唐以后的文人以茶叙友情已是寻常之举。茶能助文思，助诗兴，吟着诗饮茶也更有味道。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被朋友们称之为"别茶人"，他可说是终生、终日与茶相伴："起尝一碗茗，行读一行书"；"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对茶极为嗜好的卢仝说得浪漫夸张："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北京社会科学院王玲研究员在谈到从汉至唐茶酒地位的变化，很有见地的概括为："从酒领诗队到茶为诗魂"。茶既幽雅又隽永，内涵和容量很大，总能品出各种滋味，不断生发各种新的意境。因此，中国大文人很少不与茶结缘的，著名诗人几乎都有茶诗，著名画家又有茶画，著名书法家有茶帖。但是，文人骚客多喜品饮活动，多与高雅艺术结合，大部分茶诗、茶画描绘文人与僧道品茗情形和个人感受。而民间由于长期从事茶叶生产活动，所以多是采用民间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形式，重点表现种茶、制茶、饮茶和以茶交友、普惠人间的思想，其中有许多感人肺腑和启迪智慧的佳作，成为上层文化的母本和摇篮。典籍文献中的记载，提供了许多生动的原型，也有利于进行分析比较。

茶文化典籍文献中的载录，虽然表面上大多是具体的人和事，但从更深层次的透视和思考，我们可以洞察到其中深沉而博大的茶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