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夜是谁的作品

茫茫夜是谁的作品,第1张

《茫茫夜》是郁达夫的作品。

达夫,男,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作家。曾留学日本,毕业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茫茫夜》于1922年3月15日发表于《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是郁达夫从日本归国后所作的第一篇小说

郁达夫散文中那种不拘形式纵情宣泄的抒情方式,郁达夫的散文发出的是带有强烈个性的自己的声音,篇篇洋溢着回肠荡气的诗的情调,热情坦白,毫无遮掩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的苦闷心情,展现出一幅幅感伤,忧郁而又秀丽、隽永的情景交融的画面。

郁达夫的文学主张

郁达夫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因此,他常常把个人的生活经历作为小说和散文的创作的素材,在作品中毫不掩饰地勾勒出自己的思想感情、个性和人生际遇。从他的小说中找到了与自己心灵相撞的东西,那些不敢与封建道德决裂的文人,也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郁达夫。

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因为对传统道德观念提出了挑战,并且首创了自传体小说这种抒情浪漫的形式,对当时一批青年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一股浪漫派的壮观潮流。郁达夫还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位在世时就已出版日记的作家。

郁达夫小说的艺术特色是:强烈的感情色彩;坦率的自我暴露;结构的散文化;自然美。

在郁达夫作品中,其强烈的伤感情绪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颓废,一是憎恨。既然生活是无味的,自然是死板的,自我也是废物——既不能事业有成,又不能摆脱苦闷,郁达夫就干脆自我放纵。

其作品中的《感伤的行旅》《归航》可以看出其拼命地发泄一个人的本能,竭力要在病态中满足自我。这种情感和行为显然具有消极性,这是郁达夫文学作品中不健康的内容,但却绝不是反动的内容,绝不是与时代思潮格格不入的情调。

郁达夫主要是以这种病态来发泄一个从封建礼教羁绊中觉醒了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的苦闷。这种不健康的色彩下面仍有着五四“人的发现”所寄寓的积极的意味。

文学创作阶段特色:

早期:1920年-1933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郁达夫一共写了《沉沦》《银灰色的死》等二十六篇抒情性散文和六七十篇议论杂文,表现了他从日本回国时满怀希望的心情和见到满目疮痍的祖国后无限失望的感叹,既有他对革命的前途感伤悲观的思想,又有对革命慷慨激昂,疾声呐喊的激进的理论。

中期:1933年-1938年。这个时期,是郁达夫思想的一个低潮期,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使他走上了消极避世的道路,追求一种落后的“名士”风度,流连往返于山林江湖。

这就充分暴露出他作为从封建旧营垒中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软弱性和妥协性。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他憎恶现实,不愿同流合污,才逃遁的这一面。

晚期:1938年-1945年。1938年春,郁达夫参加了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他用笔参加战斗,写下了许多政论文章,用自己热情的声音来鼓舞人们战斗。

郁达夫虽然在散文中伤感得无以复加,但他也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无论是伤感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还是几乎坠入颓唐境地的时光,他的心中总有一个诱惑着他的理想。这个理想谈不上崇高,也不具备多么深刻的内涵,但对郁达夫来说,却具有巨大的人生魅力,是推动他奋斗,创造的动力,这就是女人的爱。 1927年郁达夫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若能得到王女士(即王映霞— 引者注)的爱,那么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郁达夫研究资料》下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551页。)在这之前,郁达夫在日记中还多次写道:“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是肯的。”“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 女人,在郁达夫的笔下被圣化了,爱,在郁达夫的意识与情感中被神化了,于是,他在自己的散文中只要写到女人,特别是美丽的少女,他的笔下就充满了浪漫的诗意。在轮船上他见到一个“年约十八九的中西杂种的少女”,她的美,使郁达夫用近三百字来细细地刻划她的外貌、衣着、姿态,还有她那肉体蒸发出来的“香味 ”。最后禁不住在心中暗暗地想:“我头上那一块板,就是她曾经立过的地方。啊啊,要是她能爱我,就叫我用无论什么方法去使她快乐,我也愿意的。啊啊,所罗门当日的荣华,比起纯洁的少女的爱情,只值得什么?”郁达夫对女性的这神圣、痴想的情感,一方面当然是“自我”理想的表现,另一方面有分明映射着五四人的发现的光芒。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曾说过,女人和儿童的发现,是欧洲近代文明的产物。而对五四时期的中国来说,对女性的赞美和痴爱,那就不仅仅是一种现代意识的表现,也是对封建礼教最直接的批判,因为,女性在封建规范中,不是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就是被当作玩物,从来没有独立的人格尊严。所以 ,郁达夫将女性作为自己的理想来追求,这种行为和艺术倾向,虽然在力度,深度上都不具备“崇高”的属性,但反封建的民主意识却是鲜明可见的。

郁达夫,生于1896年,卒于1945年,现代作家。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创造社创始人之一。早年就读于嘉兴府中学、杭州府中学、杭州育英书院。

郁达夫是创造社成员中小说散文方面创作数量最多、成就最大的作家,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从小受过中国古典诗文熏陶,也喜读小说戏曲作品。1913年他随长兄去日本,经过几年的中学(日本称为“高等学校”)学习,1918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攻读经济学,但他的兴趣却在文学方面。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广泛涉猎了西洋文学,特别是近代欧洲文学和日本文学,从中接受影响。

将近十年的异国生活,郁达夫同那时许多留学或侨居国外的中国人一样,受过种种歧视、冷遇以至屈辱,从而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增强了他的愤世嫉俗、忧郁感伤的思想性格。这些生活经历和思想状态,后来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1921年,他同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田汉、张资平等人共同筹组创造社,并开始写作小说。1922年,郁达夫回国后积极参与了创造社的文学活动,编辑创造社的刊物,后来又先后到安徽、北京、武昌、广州等地大学任教,但主要精力仍然用于文学创作。

郁达夫第一部小说集《沉沦》,是作者留日时期生活和思想的写照。这部小说集同郭沫若的《女神》一起列入最早的“创造社丛书”。小说集包括《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三个短篇,其中《沉沦》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描绘了一个有忧郁症的中国留日学生,渴望得到纯真的友谊和温柔的爱情,但在异国遇到的只是屈辱和冷遇,终于绝望而走向沉沦。作品中主人公的难以排除的忧郁苦闷,反映了“五四”时期那些在重重压迫下,有所觉醒而又不知如何变革现状的青年共同的心理状态,具有时代特征。小说的主人公沉痛地呼唤:“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罢。”“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小说发表后在当时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也遭到封建守旧派人士的非难。正如郭沫若在谈到郁达夫早期创作时所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郁达夫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就以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见之于文坛。他赞同“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主张。但与鲁迅在小说中以“我”为主人公深入其境描述人物和事件的现实主义手法不同,郁达夫在小说中往往以“我”为主人公,运用浓郁的抒情笔调,进行大胆的自我暴露和率直的自我表白,“在重压下的呻吟之中寄寓着反抗”。《沉沦》中的小说《风铃》、《怀乡病者》、《茑萝行》以及《还乡记》、《还乡后记》、《离散之前》等篇,都带有“自叙传”性质。有些不以“我”为主人公而“我”在其中。写于1923年的《茑萝行》,是作者返国初期生活的记录。小说运用给妻子书信的形式,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一个穷苦知识分子艰难的生活处境和痛苦迷惘的思想情绪,感情浓郁,文词凄切,表达了喘息在重重经济压迫下人们的共同心声。为回答胡适等人的无理攻击而写的历史小说《采石矾》,借清代诗人黄仲则的形象寄托作者对邪恶势力的愤懑和抗议。同郭沫若的诗歌中那种明朗、激昂、乐观的调子不同,郁达夫的小说往往谱出一曲曲灰暗、沉重、凄凉的哀歌。这种基调之所以形成,除了作者的生活境遇和思想性格外,也由于他接受了中外富有感伤色彩的文学的影响,特别是清朝诗人黄仲则和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以及某些“世纪末”文学思潮的影响。

尽管郁达夫作品的主要基调是感伤色彩浓重的浪漫主义,但随着作者对现实的观察体验日益深入,作品中现实主义因素不断增强。《寒灰集》中的一些短篇就是这样。《春风沉醉的晚上》通过穷愁潦倒、卖稿度日而灵魂空虚卑琐的“我”,同在苦难中顽强挣扎的心地纯洁、性格坚强的烟厂女工陈二妹的形象相对照,歌颂了女工美好的心灵,朴素的反抗精神,暴露了现实环境的丑恶,也嘲讽了“可怜的无名文士”的软弱无能。《薄奠》是一曲人力车夫的挽歌。这个善良本分的劳动者终日辛勤劳动,幻想能买上一部车,但买车的愿望终成泡影,人也在重压下死去。对车夫满怀同情而又无能为力的“我”,只能以纸糊的洋车表示“薄奠”。《微雪的早晨》写了一个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的悲惨故事。这些小说描绘了被压迫被损害的人物形象,对罪恶的旧社会进行了控诉,作者自己认为“多少也带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小说不仅表明作品现实主义因素的增长,而且标志作者写作技巧的日益成熟。写于《微雪的早晨》之前的《过去》,虽然从艺术技巧上看确是圆熟之作,人物的描写基本上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但慨叹青春和爱情的逝去,思想格调远不如这3篇。30年代初写的《迟桂花》、《瓢儿和尚》、《迟暮》等篇,文笔舒徐清澈,形象新鲜亲切,但赞美隐逸生活、表现迟暮心境,同那时风波浩荡的社会现实的距离就远了起来。

郁达夫在小说中往往赤裸裸地描写“性变态心理”,把性爱放到很重要的地位,使他作品中的浪漫主义除了感伤之外又带上某些颓废色彩。从短篇小说《茫茫夜》到中篇小说《迷羊》都描写青年青春期性的苦闷以及狎妓生活。即使以描写女工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中篇《她是一个弱女子》,也不乏变态性心理的描写。这些描写固然同作品中主人公愤世嫉俗、追求个性解放有联系,但用自然主义手法描写性爱、肉欲,势必削弱以至损害作品积极的思想内容,如中篇小说《迷羊》,从作品情节看,作者原意在写一个青年女伶在悲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倔强性格,但小说却以主要笔墨描写那个“迷羊”似的青年获得性爱的欢乐和失去性爱的悲伤,这样便削弱了小说的积极的社会意义。

小说之外,郁达夫还写了很多散文,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他的不少小说,笔调俊逸,近似散文。他的散文,文笔优美,感情真挚,“充分的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的社会里的苦闷心怀”。《寒灰集》中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悲愤激越,呼唤青年对恶势力进行叛逆和反抗。《断残集》中“琐言猥说”编中20多篇短文,议论时事,讽喻政治,条理清楚,别有情致。但他的游记散文却更有特色。《屐痕处处》中的文字,以清婉的笔墨,描绘平林沃野,水光山色,寄托作者情怀,间有弦外之音。偶尔插入旧诗,意境更见深远。例如《钓台的春昼》是一篇美丽的游记,夜探桐君,朝发富春,沿途景色,写来十分动人。文中插入旧体诗,使感慨愈益深切:把写景状物同寄托忧国忧民的情怀结合起来,是郁达夫游记散文的一个重要特色,也给游记文学这一传之已久的文学形式添上了时代的色彩。

在创造社作家中,郁达夫经历的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最为曲折。他随着“五四”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步伐,政治上思想上不断地前进,但时有曲折和反复。他不满新旧军阀的统治,撰文痛斥过蒋介石的叛变,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民权保障同盟,但在激烈的斗争中时时回顾,过了几年隐逸生活。1935年写作的最后一篇小说《出奔》(中篇),直接表现了农村阶级斗争的主题。尽管郁达夫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存在种种曲折和矛盾,但“他永远忠实于‘五四’,没有背叛过‘五四’”,始终保持了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高尚而忠贞的品德。1938年,他应郭沫若邀请赴武汉参加抗日工作,随后辗转到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地,积极投入当时华侨抗日进步活动,主编进步报刊。1945年9月在苏门答腊的武吉宜丁被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秘密杀害。从《沉沦》中发出“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的热烈呼喊到在南洋被害,郁达夫的一生谱写了一曲令人悲愤、促人奋起的爱国主义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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