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原名及朝代和学术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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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约公元前369～286年），名周，字子休。战国蒙（今亳州市蒙城县）时思想家。曾为蒙之漆园（在今涡河北岸）吏，史称“漆园傲吏”，誉为地方官吏之楷模。当时诸侯混战，争霸天下，他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便辞官隐居，潜心研究道学。他大大继承和发展了老聃、杨朱学说，与老子并称“道家之祖”。他把“贵生”、“为我”引向“达生”、“忘我”，归结为天然的“道”、“我”合一。从老子“道法自然”出发，他认为“道”是无限道，超绝时空的，不可感知的，它生出天地、帝王、神鬼以至一切事物，而又自本自根，不可捉摸。他认为，天人之间、物我之间、生死之间以至万物，只存在着无条件的同一，即绝对的“齐”；而学“道”的最后归宿，也唯有泯除一切差异，从“有待”进入“无待”。在思辩方法上，把相对主义绝对化，转向神密的诡辩主义。庄子又为先秦时期文学家，其文学成就尤居先秦诸子之冠，堪称浪漫文学之父，东方文艺之神。著书十余万言，《庄子》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

       公允而言，中国从东周之后没有产生伟大思想学术人物，没有出现百家争鸣局面的真正原因，是不再需要。秦朝后，中国政治上分裂、分治的时候虽不少，但一直到清朝未季没有再碰见令人困惑的变局——面对社会危机，茫然无措，找不到历史、现实的成例可供学习、模仿和参考。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的农耕文明趋向成熟、完善，其内部秩序和谐，且有自我调节免疫能力；另一方面，东周时期的思想学术遗产，既有令人生畏的高度，又涉及到了非常广泛的领域，很难超载，且它们用理性的材料打铸而成，深深扎根在适宜农耕的土地上，比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思想体系坚实得多，而且富有韧性与弹性，只要农耕文明不被否定，它们永远光辉耀眼。

另外有一点需要强调，中国是个极重视历史的国度，历史记载之丰富举世无双，这使中国人有条件谨慎地按祖训及先人的成例办事。由于习惯从历史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中国人养成了喜欢向后看的保守性格。这不是件坏事，它有助于政治的稳定和保证社会秩序的连续性。再者，人们在有典可循，可以清楚地预见未来的社会中生活，养成了一种平静，从容，通达的心态，这种心态有利于成就诗人与艺术家，但对思想学术人物的创造力则是甜蜜的毒药。

上面是老沂泥鳅的自问自答，他的帖我现在不知为何回不了，先帖这里：这个问题的确存在，LZ的回答我不同意。

在我看来，东周以后，中国没有出现大师级思想学术人物，不是中国不再需要，而是东周以后的中国哪个朝代的统治者都不需要大师级思想学术人物，中国的当政者向来不许公民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找了个大师级思想学术人物做代理---孔子，而这个人的学说，就是让大家不要有独立理性思想的，听话就好。

喜欢记录历史的民族不止中国一个，犹太人也爱记录历史，可是犹太人里出了爱因斯坦等理性思想大师，老爱要是在中国，肯定搞不出相对论的。伏尔泰或杰斐逊要是生在中国，没等成大师就被灭了。

中国汉朝时还有些独立思想的火苗，王充就是一个，可是等董仲舒教汉武帝尊儒以后，后面的皇帝都发现，还是孔子的听话服从理论用起来最顺手，就由着它一路独大，到了宋朝，搞出了程朱理学，中国的独立理性思想之火算是彻底扑灭。

不过得承认，东周的学术的确非常理性所以非常坚实，它本身达到了一个特定高度，也是这些理性思想，使得中国政治制度在秦始皇设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相当高度，例如他设立的守（行政），尉（司法），监（监察）三权分立的形式，不就是现代政治三权分立的雏形，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没有这样的权力三分，它们的文明存在过却不能延续，最终消失，就是因为没有稳定的政权保障。中国虽然当政者的名字和家族一直在换，但近二千年间，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一直继承。权力三分互相制约和抗衡，保持中国社会稳定性，中国没有出现过军人政府，基本上都是文人执政，而西方要近一千六百后才出现这种分工明确的执政方式。

我是自己想，依目前的形势看，百年之内中国会出现大师级学术思想人物，出现这样人物的条件，一个是社会要剧烈变革，以往任何理论都不能适用，一个是民众有独立思考判断能力，不再人云亦云，而是自行判断哪种理论更合理。

这两条当下中国正在具备中，中国这几年的超常规发展古今中外哪个国家都没有范本，唯一有点象的是十九世纪的美国发展阶段，可人家是两党执政，依据西方政治经济理论中国的一党执政根本不可能取得目前这样的成绩，而老马的理论跟中国现状更搭不上边。

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都在困惑中，都在探寻奇迹发生的原因，都想知道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是一个美妙的迷，总归会有人揭示出来，只是需要时间，从老祖宗的理论和西方已有理论求解都不可能，只有出现新解，得出新解的只能是一个独立思想的人，也许已经存在，也许还未出生，可总归会有

　如何写好历史论文

　　写作的过程,我们练习写作,须先拟定计划了解范围内的史料及其有关的问题其方法有二：一、先知材料而后引起写作的兴趣,例如唐人李延寿参修晋、宋、齐、梁、陈、周、隋诸书,熟悉南北朝时期的史料,而后决定作《南史》二、先有意作书,而后从事于搜集史料例如徐梦莘欲作《三朝北盟会编》,而后搜集徽钦、高三朝与金人和战的史料自古以来的著作家,皆无不出此二法我们写作论文,固然也是这样,更必须先有理论基础,并能运用且在写作动手之前,必须了解社会上对于这书的编写,是否需要,前人写作有何缺点,计划写作的史书将有何补充或贡献等问题否则徒耗精力和时间,所谓劳而无功若作为锻炼,则无不可

　　著书或撰论文,或练习写作,必掌握材料,并先有一概念,作为写作的起始概念的来源,或从实际斗争出发,或由于读书引起某种疑问,而欲作进一步的研究,或有心得,改正前人的错误,或比较某一事件各种不同的记载,而求得真相,或受师友的启发,而深入研究我们有了概念,才能草定内容的大略及编制的形式著作价值的高下,固决定于它的内容,而编制是否适当,也有一定影响所谓编制,属于著作的外形,如章节的分配及组织的适宜等皆是编制的重要,可从《汉书》见到,班固所作《汉书》,文笔变化不及司马迁《史记》但《汉书》编制整齐,过于《史记》,是世人的公论故著作如能编制合宜,读者常感觉便利,古人或不注意今人必须重视,我们初从事于写作,更当这样

　　关于初学写作,我们应注意的,共有五项：一、选定题目；二、拟定大纲；三、搜集材料；四、抄写笔记；五、写作论文这是历史写作的主要程序至于史料的考证,及史料与史观的统一,还未提及,仅单纯的就写作而言程序似很简单,但应用并非易事,兹作说明于下；

　　一、选定题目写作成绩的高下,常与选题有密切的关系题目的范围,既不可太宽,也不可太狭它的材料太多,将不易处理,太少将不够应用所以选题之先,须先了解情况,例如预计材料的有无及工作的难易,更当了解前人已做成那些工作,有何成绩和缺点,是否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若有疑问或不够了解,宜商于师友这样的慎重考虑,才能选定合宜的题目,进行研究

　　二、拟定大纲定题后草拟大纲,将为主观的想象,可能后来全不适用最好对于范围内的材料,有相当的熟悉,并了解前人的工作,才拟定大纲大纲既不可太详,也不可太略,只能作为努力搜集材料的临时计划我们阅读的材料增加,了解事迹的情节较为深入具体,对于前人工作的估价将有不同,对于自己的工作重点,也将不同,当有修改大纲的必要故可利用大纲而不可拘守初学者,草拟大纲,宜请师友阅看,由其提出意见,供自己参考,修正

　　三、搜集材料材料有相当的分散,例如关于太平天国的记载,江苏各大城市都有一些收藏,不能满足于一二图书馆材料丰富的图书馆,对于搜集材料最有帮助,但不可抹杀其他图书馆书籍的检查,常依靠目录一般情况,目录只有书名、著者、卷册、出版单位、年代及版本等,而书中内容,读者并不知道,南京图书馆库中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十分之七以上,都是没有什么声名的人的著作而这些人的著作,却保存了更多真确的和重要的材料详细目录和专题目录常有助于读者解决问题,还有稿本书籍及未经宣布的文件等,如有机会利用,当不可失去,我们不可以目录知识为满足

　　四、抄写笔记阅读史料,其中所记情节,常为读者所不知,为避免读后遗忘,或便于重查,皆有抄写笔记的必要笔记或由读者用自己的文字,撮要记录下来,或抄录记载内的重要文字,专供读者个人的参考,形式和内容,当由他自行决定一般的说,摘录资料,宜于采用卡片,亦有用纸本者,为建立长期工作基础,每条资料宜自成独立单位,既不冗长,也不断章取义,并注明原书的页数,将来编立标题,即可归纳门类,便于查用张穆作《癸已存稿·序》称俞正燮为学说：“理初足迹半天下,得书即读,读即有所疏记,每一事为一题,巨册数十,鳞比行笑中,积岁月,证据周遍,断以己意,一文遂立”理初为俞正燮字,平日积累材料,需要时便写文章,当不困难

　　五、写作论文历史工作者搜集各种材料后,进行选择合宜的材料,用论点加以联贯,并将其安排在适当的地位,成为有组织的整体,然后写成论文或书籍著作的长短,将决定于题目的大小及材料的多少,这是从形式而论其实著作可分为二种：一、低级著作,抄袭前人所述,成为拼凑而成的写作,价值不高二、高级著作,发前人所未发,或为前人所不知,利用一切能得的材料,有新的观点或看法,并非好奇立,实欲根据真实可贵的材料,改正前人的错误,求出史迹过程的真相我们初学立固当立大志,但不必期求在短期内写成一鸣惊人的著作,惟当实事求是的练习写作,积久自必能有所成

　　我们更当说明历史著作,不是堆积许多事实而成,事实之外,还有史观及史迹前后相互的关系,即所谓内在联系史学家为不同的阶级服务,有不同的史观我们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用马列主义的理论,解释史迹,并能贯穿于著作整体之内,成为全篇的论点,无论引用的事实多少,皆以证明论点为主另一方面,作者应当注意因果的联系,在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处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中人类社会各种事物的发展,也不能离开彼此的关系和相互制约,世上没有单独事物的存在我们叙述历史事迹,无论引用多少事实,皆以表现联系为主如能处处注意全文的论点及前后的联系,便成为有组织的著作要之,著作为一整体,以有关的事实组织而成,绝不是堆积事实我们搜集材料,必先辩别何项事实能为整体的部分及何项不能为整体的部分,适搜集事实足用之后,必须研究如何运用各部分,成为前后有联系、有组织的整体

　　应注意的事项：历史著作必须说明材料的来源,古人多未做到章学诚于《文史通义·史注篇》称：“人心日漓,风气日变,阙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习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惟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见闻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敷衍成书,古今皆所不免章学诚有浓厚的复古思想,厚古薄今,但著作既须慎重,也当说明材料出处,却是重要的建议司马光《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及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附著考异,表示材料来源及去取的标准,为作史者的正轨,乾嘉学派对于引用书籍,注明编卷我们现当注明页数,及出版地点、年月费林论及此事,并分为二类,兹介绍如下；

　　甲：附注指列在每页下者,可分三项：一、引用书籍的篇页；二、引用史料的原文；三、讨论的证据

　　乙：附表指附在篇末或书末者,共有三项：一、参考书目；二、关系文件；三、重要的评论

　　费林根据西方近代著作习惯而有这建议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既有附注,也有附录,占有相当多的篇幅,是书籍中的一例,论文往往有附注而少附录,每一类未必尽有三项,当视需要而定,更有将附注列在论文篇末的,形式有种种的不同,但说明材料出处,实有必要

　　书中若有表图,对于读者将更方便表的种类很多,作者把许多事实或数字列入表中,读者阅读费时少而收获大,印象深刻,而又具体,过于文字形容图有图象及地图等文字记载,对于文化物品形状,多不能详,若有图象,便有帮助地图为读史不可缺少的工具,应当插入又如古人著作,把目录列在书末,《史记》、《汉书》都是例证后人始将目录放在书首,便于读者检查书的内容前人不知道的,还有索引,近代西方著作,书首必有目录,书末必有索引,且有详细目录及详细索引,前者谓目录每项下又分细目,后者指索引每项下,又分细注之类,尤便于检查最近我国刊印的书籍,也有末附索引的

　　如何写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的写作和其他论文的写作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特定的一些要求,今天和你讨论的就是历史论文写作的有关问题

　　一、历史论文的写法及要求

　　最重要的是确定主题,根据主题列出写作提纲,根据历史论文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使用所掌握材料,有计划的依次成文

　　文章以提纲为构架却不为提纲所割裂,它应是史事完整、气势贯联,浑然一体的一个整体

　　写好历史论文要注意以下问题：

　　(1)力求寓理论于叙述之中,做到史观与史料的有机联系与内在统一要既防止空洞理论而缺少史实,流于社会学公式,又要防止堆砌史料,无理论分析更要力避史论、史料两张皮,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引出规律性、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2)历史逻辑与语言逻辑的统一,历史论文的语言应服务于、服从于历史的真实性要在保证史实正确、准确的前提下,讲求语法修辞历史发展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客观的历史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用历史论文或著作表达出来,这就是历史逻辑；体现这个历史逻辑的实践,是通过运用词、句、文章的语言文字手段来完成的但,“史实真、道理正”占第一位,“文章好”居第二位,要重视 历史论文的语言、文辞方面的质量,但不能因词害义,本末倒置在内容真实丰富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语言文笔的风采这样,才能成功地达到言以声其心之所得

　　(3)文章要通畅、质朴、简洁,在史学文章里,为了能“真实、凝练、生动”地表达人、事,也可以适当地“文白兼用”或所谓“半文半白”事实上,一点儿“文言”词与词组没有是不可能的

　　(4)准确地使用引文,历史论文中出现“引文”是必然的,它使立论可靠,有利于提高文章质量,反映作者知识,认识的深度、广度但也存在着一个引什么、怎么引的问题首先,经典作家的教导和革命***的重要言论可以引用再次,现行的法定的历史教科书内容可以引用因为它是依据最可靠的资料,参考最新研究成果,采用最为公认的论点,使用最规范简洁的文字写成的对一些非历史作品,指历史小说,X X 演义、X X史话之类,它们以历史为素材,为原料,可能有文艺价值及教育意义,但非历史,我们不能随便引用

　　(5)历史论文的层次与条理,在一般历史论文中,要注意段落划分,引文形式,注释种类这三点四、五千字以上的较长历史论文,依史事种类或历史情节的发展,可分为几个大段,加上小标题,使全文结构严整,每题内涵明确历史论文引文的使用应力求简短、贴切、有份量；恰当地嵌合在整个行文之中,但切忌截头去尾,断章取义

　　二、历史论文的范文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令人深思而又为研究者长期回避不谈的理论之谜，这就是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过早夭折。新时期以来，由于文学的主体性与人的精神主体性逐渐得到强调与走向深层的认识，这个文学史之谜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摆在研究者的面前，需要阐释与破解。罗成琰《论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的兴衰》、王富仁、罗纲《前期创造社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等论文的发表，率先在现代浪漫主义文学领域中进行了理论探讨。首先，它们翔实考订了现代文学史尤其是五四文学运动中的确出现过浪漫主义文学，它们有自己的理论主张、美学体系以及独特的创作风格、题材兴趣，因而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不仅是作为一种具体的创作方法，而且是（甚至可以说主要是）作为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思潮而存在，并对社会产生影响。其次，他们充分估价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第三，他们也注意到了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不正常现象，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成因作了说明。由于这些研究者的努力，现代文学学科领域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认识，较之建国以前与建国以后的几十年中，确实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以及主要作家作品堂堂正正地回到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中；浪漫主义文学过早夭折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公开讨论的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

　　确实，浪漫主义思潮早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已在中国滥觞。林纾翻译西洋小说以司各特为其重点。梁启超编译的西洋政治小说充满了传奇与乌托邦色彩。曼殊大师崇奉雪莱拜伦，不仅翻译过他们的代表作，而且所创作的小说以其超尘脱俗的高妙理想，凄艳婉丽的情感缠结，开了现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先河，以至有人认为曼殊“以老的形式始创中国近世罗漫主义文艺”，“跳了一个大的间隔，接上创造社罗漫主义运动。”①五四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大师鲁迅在留学日本的青年时代，所推崇的全是浪漫主义作家，不仅大力鼓吹拜伦、雪莱等“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恶魔诗人，他所译述的《斯巴达之魂》取材异国，意想淋漓，情思激昂，洋溢着充沛的浪漫情调。本世纪初文学浪漫思潮的滥觞，无疑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呼唤勇毅精神、沉宏人格与激烈飞扬的爱国情绪这一时代要求有关。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开始，与整个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相似，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在文学思潮中处于主流地位。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隆盛便是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介入新文学创作的结果。它一方面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一方面也疏远甚至抑制着文学与个人精神世界的融通，个性解放这一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题在新文学中得不到具有强大冲击力与突破性的展现，于是就有了创造社的“异军突起”。这一批主要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文学青年，崇尚天才，讴歌创造，鼓吹灵感，礼赞自然，拒绝平庸，蔑视一切陈规陋习，也蔑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压抑。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一切听从自然心灵的声音，一切听任精神扩张的需求，情感的放纵，想象的飞骋，意识的奔突，以及个体心灵毫无遮拦、毫不羞怯的自白，成为他们创作的本质特征。而且他们一进入新文坛便弘扬起“表现说”的大旗，与文学研究会的“忠实反映说”相抗衡，造成一种雄视千古的理论气势。在创造社周围的文学团体如弥洒社、沉钟社等亦深受其影响，一时间使二十年代初期的新文学阵营显得热闹空前，异彩纷呈。创造社的崛起是富有挑战意味的。它一方面往上承接了本世纪初由梁启超、苏曼殊、鲁迅等掀起的浪漫主义思潮的滥觞，一方面对以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初期的实用理性主义的琐屑直露作风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拨。在胡适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家那里，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大抵是停留在知性层面，以现代科学的方法与建筑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现代理性主义去分析、解释世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但这些价值体系是在人的认识能力可及之内的，而对人的经验范畴之外、人的认识能力尚不能达到的事物则回避不顾。创造社在美学原则上把感性强调到十分突出的地位，从而使新文学中人的主体性由跛足的发展完善为全面与整体的发展，五四新文学人的解放的主题也就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的互补中得到由外及内、由浅入深的充实与丰富。很可惜的是，这股浪漫文学思潮仅仅持续了不上十年的时间，二十年代末期以后，整整二十年的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除了在个别作家那里（如徐yú＠①和无名氏）留有某些遗风余绪外，作为一种与现实主义颉顽的思潮已不复存在。代替浪漫主义名词的只是关于想象、传奇与夸张等等具体的创作方式与技巧罢了。

　　为什么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象冲天的爆竹，亮出一个美丽灿烂的烟花之后，便再也不见踪迹？浪漫主义文学的一蹶不振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究竟是值得庆幸的好事，还是必须引以为鉴的教训？

　　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我们也注意到了新时期十年来一些研究者观点以及研究方式所发生的变化。其中具有倾向性意义的，第一是在浪漫主义文学消逝原因寻觅方面由外在和表层向内在与深层的转变。在八十年代初期，有的论者在分析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思潮的衰落原因时，首先着眼于社会根源的探讨，认为其兴在于五四时期中国民族资本获得较大发展，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十月革命展现出新世纪的曙光，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本身就充满理想与高昂的情绪，具有浪漫性质；而其衰颓则是“五四运动过去了，人们所面对的现实仍是黑暗和严峻。这时，美妙的理想、憧憬已成为海市蜃楼，……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和相互关系，不得不开始更清醒地观察现实，剖析现实，批判现实…”②即使谈到文学思潮自身的原因，其着眼点还是在于指出五四中国新文学的浪漫主义思潮所承继的欧洲近代浪漫主义本身是资产阶级走向衰落腐朽时期的精神产物，对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需要并不十分切合。八十年代后期，研究者开始转向浪漫主义思潮的倡扬者与弄潮儿们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等内在与深层因素的探讨，有的论者在分析浪漫主义思潮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即个性解放为什么会逐渐淡化时，就尖锐而独到地指出了中国传统的群体意识对作者思维方式的制约，以及家族社会中成长的中国作家害怕孤独、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第二在明确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功能时观察视角由纯粹的政治功利视角扩展到了艺术与文化发展自律性的本体视角。在新时期初始，论者大都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革命的密切关系出发，指出在二十年代末期，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进入实际的政治与军事斗争阶段，集体主义是革命斗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实事求是是革命斗争取胜的思维与认知方式方面的保证，所以，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鼓吹个性主义，弘扬理想与扩张想象，在反封建道德与美学原则方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沿着这种思络推衍过去，浪漫主义文学的消逝就不仅具有了合理性，而且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近来一些学者则从整个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自身建构以及艺术在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的本体功能着眼，指出浪漫主义文学的早夭对新文学的发展实在是一大损失。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反映了近年来人们对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认识水平的提高，也反映出学术研究在突破一些理论束缚上所做的努力，对我们检讨现代文学史著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有关论述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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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研究的深入不能说对现代文学史编著完全没有影响。在建国初期出现的几部文学史专著中，提到浪漫主义文学时，似乎都有点轻描淡写，除了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之外，象郁达夫、田汉、冯至、冯沅君、庐隐以及沉钟、浅草、后期创造社诸君与浪漫派渊源甚深的创作，不是被忽略不记，便是被当作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分析它们对社会之批判，对人生问题之探索。甚至对郭沫若的创作风格也有持异议者，如丁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认为：“过去都认为郭沫若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郭沫若作品中是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他生长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他的浪漫主义就和西欧资本主义文艺中的那种消极的浪漫主义有所不同，他的作品充满了狂热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一般的浪漫主义所没有的。这种精神是根源于中国现实社会的，是从现实出发并反映了现实的，因而他的作品虽然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基本精神还是现实主义的。”经过这样一番描述，郭沫若便成了一位具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家了。在新时期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中，象这样用现实主义去大量侵吞浪漫主义文学版图的现象基本上得到纠正，浪漫主义作家被比较恰当地归属于浪漫主义流派中去。人们在阐述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影响与成就时，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小心翼翼，在总结浪漫主义文学的贡献时，也不再只是局限于一部《女神》，小说、戏剧等文体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思潮也开始为人所注意。尤其是有些文学史家的视野相当开阔，突破了过去文学史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就事论事的做法，不仅把这一浪漫主义思潮置放到整个世界的近代文学思潮中加以考察，而且力图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作出理论上的界定。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以创造社为主体的现代浪漫派小说的兴衰流变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以“新浪漫主义”这一概念来概括创造社的小说创作，标志着学术界对浪漫主义思潮认识的深入。

　　认识的趋向深入无疑是令人欣慰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学史著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描述有一些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迄今仍然或明显或潜在地支配和影响着著述者，甚至也包括不少在文学史编著之外的专门性的学术研究活动。这些思维定势有的源远流长，早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坛大反浪漫主义时就已经产生，有的形成于建国初期某些著名文学史家对浪漫主义文学所作出的解释。几十年来，在这些思维定势的导引下，虽然浪漫主义的版图可能有所扩大，浪漫文学的历史地位可能有所提高，浪漫主义思潮的美学原则可以部分地恢复名誉，浪漫主义作品的具体分析可能更为深入细致，但所有这些研究成果最终都是归结到一个当然的文学史结论上去，即现代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这个结论毋庸置疑是正确的，符合三十年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但是，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人类艺术史上唯一能与现实主义并肩比立的思潮，它除了变格为一种创作方法经现实主义输入新鲜血液之外，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立的人类精神史价值？浪漫主义的兴衰更替，除了为现实主义的胜利作出注脚之外，它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特地发展规律和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在已经形成的文学史思维定势面前，这些问题是不可能被回答的。所以，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文学史上的面貌的真正改观，仅有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进一步检讨和重新估定那些思维定势的作用。在此我们列举三条，以供思考。

　　一是黑格尔式的正反合三阶段论。这种立论在蔡仪的《新文学史讲话》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蔡仪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方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在新文学运动之初主要是现实主义，因为资产阶级是微弱而软弱的，对于前途没有光辉理想与坚强信心，不可能发生浪漫主义运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觉醒之初，由于他们日趋零落的社会生活，对现实认识得比较清楚与深刻；而参加运动的无产阶级本身具有实事求是精神，因而新文学运动开始就先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但这时的现实主义由于过于注重客观与忠实的观察，在本质上属于旧写实主义。五四时代以后，新文学阵营的分化，使其只剩下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普遍感到苦闷，一部分偏重深沉理智的作家仍坚持用写实主义考察这苦闷的踪迹，另一部分偏重热情与感性的作家则要求突破这苦闷的陷井，于是出现了浪漫主义。它的出现以其热情大胆和主观渲泄构成对前期写实主义的客观性质的反动，同时，又以其冲决黑暗、抗议社会、批判人生、讴歌理想的革命精神与写实主义形成互补。到了二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诞生，这一方法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态度，扬弃了它的纯客观的观察态度与灰色的描写格调；继承了浪漫主义表现理想、憧憬未来的革命精神，又扬弃了它的空泛虚幻。现实主义为正题，浪漫主义为反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合题，是对这二者的更高意义上的扬弃与综合，整个新文学创作方法就是走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客观的现实主义的逐渐改正而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蔡仪以治美学著名，从其思维方式与推论逻辑中无疑可见黑格尔辩证法的幽灵。不过，黑格尔的合题是在双重扬弃之后产生的新的事物，它既不同于正题，也不同于反题。而在蔡仪的合题中，虽然也是双重扬弃，但实质上是正题在自我扬弃的过程中吞并了反题。这是因为黑格尔的推动正反合这个历史过程的终极理念是一个未知物，也就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而蔡仪的正反合思维过程的预设前提却是很明确的，即就是文学的现实主义正宗论。这一思维定势有其辩证之处，它确立现实主义的正宗地位，却并不完全否定或排斥浪漫主义的历史作用，因而其影响力也就尤其深远与潜在。

　　二是缘木求鱼似的向浪漫派文学寻求现实主义因素。象丁易那样干脆把创造社的浪漫主义说成是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当然只是个别的极端例子，但是，煞费苦心地为那些后来成为革命作家或进步作家的浪漫派们辩白则是十分普遍的，几乎迄今尚没有哪一部文学史著能够真正摆脱这一思维定势。这一定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文学史家在述介浪漫派的文学主张时，只要主张倡导者后来气节很好，品行俱佳，那么，文学史家们便会急急忙忙地声称，在他们的浪漫派主张中包含着现实主义的因素，它们的基本精神是与现实主义相通的，如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谈到关于创造社的历史地位要弄清的三个问题，其中有两个即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水火不容，创造社既主张艺术本身无所谓目的，但同时又强调文学的时代使命等等。另一方面，在分析浪漫派作家作品时，文学史家往往把主要视线放到从作品中去挖掘作品内容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如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先就明确肯定，“创造社的作品也大都是植根于现实人生的，无论是郭沫若的诗，郁达夫的小说，都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与社会的热烈关切，对于旧社会的不同的程度的愤怒和反抗”。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编著者在论述郁达夫的创作时只选择了《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与《薄奠》三篇作品。而谈《沉沦》重点在指出作品中的反帝爱国热情，对主人公那冰凉彻骨的孤独言之甚约。谈《春风沉醉的晚上》重点在揭示作者对阶级对立的认识与对劳动者的同情，而对作者的“情欲净化”主题避而不谈。浪漫主义并非虚无主义，也不是遁世主义。浪漫主义作家的主观感情，个人理想，乃至他们的乌托邦似的梦幻，都是与现实社会有着或紧密或松散，或切近或疏远的关系，无论是哪一种浪漫主义，研究者如果执意要从中寻求对社会现实的折射或反映，都不会空手而归的。因而文学史家对于浪漫主义的研究其侧重点不是浪漫主义者眼中的现实本身，而是浪漫主义者用何种独特的方式去表现或折射现实（包括物质的现实性与精神的现实性）。文学史家舍弃后者而执著前者，无异于缘木求鱼，难得切中肯綮。这种思维定势的形成其心理症结还是现实主义正宗论，似乎只要证明了浪漫主义者也关注现实，表现现实，这个浪漫主义也就是进步的革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