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写作艺术

你提炼一下或许还行。

成书于元末明初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无不打上元代文化的烙印。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期，也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从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到1368年明朝建立，元代不过百年时间，然而剽悍、质朴的草原文化（游牧文化）与成熟、丰富的中原文化（农耕文化）的碰撞，具有独特的魅力，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增添了许多新鲜的内容。在元代文化体制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并存，既行汉法，又有“国俗”（蒙古法），蒙汉二元性是元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元代文化与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水浒传》也因而成为说不尽的话题。

元代是杂剧的鼎盛时期，前期从13世纪50年代到14世纪初，杂剧的中心在大都，14世纪初以后，杂剧中心南移至杭州。元杂剧的作者大部分是下层知识分子，元朝前期没有科举制度，他们失去了通过科举当官的希望，就从事话本、诸宫调、杂剧的创作和演出。因为他们组织创作的专业团体叫“书会”，这些剧作家也就被称为“书会才人”。

元杂剧中以水浒英雄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据邱树森介绍，至少有33种，今天流传下来的有19种，这些水浒杂剧的思想内容，大都是描写水浒英雄凌强扶弱、除暴安良的英勇事迹，歌颂他们主持正义，“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侠义行为。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以民间流传的故事为素材，描写了李逵主持正义、不怕官府的英雄本质，又刻画了他粗中有细、知过必改的性格。故事情节曲折，有着自己显著的艺术特色。

施耐庵在郓城当训导，熟悉梁山英雄故事，后“官钱塘二载”，使他有机会在元杂剧的基础上创作《水浒传》。

自宋代经济中心南移，元代东南沿海成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这一中心区域主要指元代江浙行省的江南西道（包括杭州、湖州、嘉兴、平江、常州、镇江、建德等七路和松江府），以及集庆路。这一地区的总人口，在元代处于平衡上升之中，而人口的重心，则逐渐转移到沿海地区。

随着元朝尊儒重学、优待士人政策的实施，元代文士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发生明显的转变，元代中期已趋于认同元朝的统治。但江南文士盛行隐逸之风，不少文士隐于市，混迹市井之中，因此有条件产生新的社会意识。施耐庵隐居著《水浒》也是这一文化背景的影响。

元代从中亚的突厥人、西亚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到我国内地的许多民族，他们种族、语言、原籍都各不相同，但由于他们共同信仰伊斯兰教，于是在元代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使不同特征的各部草原牧民，逐渐形成共同的以蒙古为名、并一致使用蒙古族语言的蒙古民族。蒙、回二民族不吃猪肉，这就是《水浒传》何以避免吃猪肉的原因。在元代的军队以蒙古人为主体，蒙古人主要吃牛羊肉，元代皇帝每天的御膳要用五只羊，元顺帝即位后，“日减一羊”，受到人们称赞（元代杨禹《山居新语》）。蒙古族人喜吃羊肉，但他们传统的烹饪方法非常简单，主要是炖煮和炙烤。回回等色目民族的特色，就羊肉作为宫廷菜肴主料的基本特点也是同蒙古族是一致的。

施耐庵有遗曲《秋江送别．赠鲁渊道原、刘亮明甫》，与元曲中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白朴的[天净沙]《秋》等因秋感兴的诗词一样，语约意丰，余味隽永。马致远、白朴与关汉卿、王实甫同为“元曲四大家”。

请读白朴的《秋》：“孤村落日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这支曲子有秋景的清肃，却没有悲凉的情绪。与马致远的那着：“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显得更亮丽。

无名氏有沙漠小词也是因秋感兴之作：“平沙细草斑斑，曲溪流水潺潺。塞上清秋早寒。一声新雁，黄云红叶青山。”

秋天最让人临物兴悲，但秋天更让人留恋。他们要在世俗生活中追求雅趣，马致远的套曲《秋思》便充分表现了这种超然出世与及时行乐的哲学：“爱秋来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

这一幅幅完整而和谐的秋景图，使人想起那《秋江送别》，现实中存在着同主体不相容的生活苦难，暗示着作者不肯与之同流合污，同时也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爱。对秋江的描摹和陶醉，暗寓了他对美的渴望，体现了元代文人的精神追求。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施耐庵在元代文化背景创作《水浒传》及其遗曲的内在联系。

姚燧其人与号牧庵

在写作《杨琼神道碑铭与施耐庵墓志的相通性》一文，我关注过元代前期著名的散文作家姚燧（1238－1313）。近读杨新勋的文章，加深了对元代文章大手笔姚燧的认识。

姚燧，字靖甫，号牧庵，洛西（今属河南洛阳）人，祖籍营州柳城（今属辽宁朝阳）。18岁时，姚燧拜著名理学家许衡为师于长安，他的作品相当丰富，他的弟子刘致曾经将他的作品加以搜集、整理，编成《牧庵文集》五十卷，诗词文赋共689篇。

他的文章在当时文坛上很有代表性，影响广泛而深远。与他同时的吴澄在《送卢廉使还朝为翰林学士序》中曾说：“众推能文辞有风致者，曰姚曰卢。”这里的“姚”指姚燧，“卢”指卢挚。

姚燧长施耐庵（彦端）58岁，当姚燧于1313年76岁逝世时，施耐庵（1296－1370）才17岁。只有在元代，文人墨客寻找归隐，才有牧庵、耐庵之名。

在元代还有一位，被《录鬼簿》列为“前辈名公”，称其为“中丞”的陈草庵，孙楷第《元曲家考略》认为即陈英（1245－1320后），字彦卿，号草庵，大都（今北京）人，也是一位多愤世嫉俗之语的文人，效法隐者高士之风。无巧不巧，这三人：一是彦卿，号草庵；一是端甫，号牧庵；再一个是彦端，即施耐庵。

元初，佛道二教相当盛行，作为身居高位的姚燧负一世之名，免不了奉命为佛寺撰写碑记。姚燧的散文创作，大致分为序记文和碑志文两类。前者多数写得变化多姿、文笔流畅、洒脱优美、富有文学性；后者不少碑志文刻画清晰、形象生动，具有传记文学的特色。

姚燧今存诗147首，尤以古诗成就为高；词47阙，多豪放，也有委婉别致之作；散曲29首，套曲1首。他的小气为人所熟悉的莫过于[越调]《寄征衣》：“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

铁崖小传与墓志铭

关注施耐庵问题，才关注杨维桢。杨维桢（1296－1370），元末“文章巨公”、诗坛领袖。他的生卒年代竟与施耐庵相同。

朱世滋著《金戈书生罗贯中》一书中，有许多章节写施耐庵、罗贯中与杨维桢的交往，当然，这是传奇。

曹晋杰、朱步楼著《施耐庵新证》是一本学术性著作，该书提到施耐庵《秋江送别》元曲中“玉洗鱼”的典故，是选用不肯入张士诚幕的杨维桢游河阳山内八景之一的秀峰时，诗句中有“玉鱼金碗埋黄土”之句，我遍查《杨维桢诗集》而不得。

杨维桢在元以御酒赐王，王遂饭维桢酒。酒酣，维桢以指写尘桌一绝：“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干？”（《席上作》，见《杨维桢诗集》第413页）曹晋杰、朱步楼《罗贯中传奇》一书中写道：当时杨维桢身旁坐的是罗贯中，也以手指蘸酒，在桌上依韵和了一首诗，以示反对降元：“吴宫处处笙歌起，边邑时时羽檄来。但闻笙歌休管檄，昌隆国运几时开？”不管真假如何，该诗已入《水浒传》，这就说明施耐庵或罗贯中至少有一人在撰著、编纂《水浒传》时与杨维桢接触过，至少是熟悉其为人或为文，不然何以引杨维桢诗入长篇小说中呢？

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东维子，又号铁笛道人，抱遗老人，元绍兴路诸暨州（今浙江省诸暨市）人。生于元成宗负元二年（1296年），于泰定四年（1327年）登进士第。授天台县尹，钱清场盐司令，杭州四务提举，建德路总管推官。曾被命为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杨维桢避寓富春江一带，张士诚屡召不赴，后隐居江湖，在松江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于是江南一带，才俊之士造门拜访者络绎不绝，每日客满。他又周游山水，头戴华阳巾，身披羽衣，坐于船上吹笛，或呼侍儿唱歌，酒酣以后，婆娑起舞，以为神仙中人。他有铁笛一支，铁笛来自洞庭湖畔，当地一位铁匠在湖中掘得一把古剑，无所用，才铸为铁笛。笛长二尺九寸，凿有九孔，进于杨维桢。维桢吹之，皆合吕律，于是大喜，作《迥波引》曲，与江人、渔父和唱为乐，自号“铁笛道人”。明洪武二年，召至京师，议订各种仪礼法典。事成后，即请归，朱元璋命百官于京都西门外设宴欢送，归后不久逝世。时为明洪武三年（1370）夏五日癸丑。

杨维桢一生以50岁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出仕，汲汲于拯时济世，卓有政绩。

或执意惩治凭陵气势之黠吏，不惜弃县尹之职。后期闲处，深感“补天无术”，或优游光景，但依然国事在心，注重操守。张士诚据姑苏，召他前往，他不肯接受官职，就上《五论》：《驭将论》、《人心论》、《总制论》、《求才论》、《守城论》，其唏嘘切直，可追贾谊；朱元璋逼他出仕，他亦“往而不留”，以“岂有老妇将就木而理嫁者耶”

相推辞，并作《老客妇谣》以明志。

杨维桢的铁崖体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当时闻名于海外的学者宋濂、倪瓒等都与他结成诗文知友。其诗文特点是比兴迭出，奇想联翩，既渲染气氛，又注重情调；既有绚丽的色泽，又有奇谲的意境。其壮思泉涌、妙绪纷披之作，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其绘神写形，借扬寓意之中，表现出现实主义特色。

杨维桢的著作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等，他死后，宋濂为其撰写墓志铭。

有人认为，明淮安人王道生写的《施耐庵墓志》不合体例是伪作，我读了宋濂撰写的杨维桢的墓志铭后，不以为然。

通观二位撰写的墓志铭有相通之处。例举如下:

宋濂：《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君姓杨氏，讳维桢，廉夫其字也。时大明洪武庚戌夏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门之士上书于郡守林君公庆，以封茔以属，林君欣然从之。呜呼，岂其然哉!呜呼，君真是矣。然君不可谓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稍起就勋绩，未必专攻于文，纵攻矣，未必磨砺之能精，藉日既精矣，亦未必岁积月累，发越如期之夥也。”--录自四部丛刊本《宋学士文集》

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公讳子安，字耐庵。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

英雄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以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堂而痛哭流涕者也。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

皇叔是仁德的；爱民是如子的；特长是会哭的；眼泪是充足的。

孔明是伟大的；治国是有方的；用兵是如神的；放火是专长的。

庞统是可惜的；出场是很少的；长相是挺丑的；死的是很惨的。

云长是红脸的；胡子是很长的；自负是肯定的；倒霉是迟早的。

翼德是莽撞的；粗中是有细的；嗓门是挺大的；睡觉是睁眼的。

子龙是完美的；大家是喜欢的；胜仗是常打的；受伤是没有的。

孟起是英武的；单挑是不怕的；父仇是想报的；最后是病死的。

汉升是挺老的；胡子是很白的；经验是丰富的；射箭是神准的。

魏延是倒霉的；丞相是讨厌的；反骨是天生的；造反是必然的。

姜维是好样的；文武是全才的；打仗是很行的；失败是可敬的。

阿斗是幸福的；吃喝是不愁的；操心是从不的；强项是玩乐的。

孟获是皮厚的；造反是没完的；被擒是经常的；总算是投降的。

曹操是奸诈的；性格是多疑的；手段是毒辣的；下手是无情的。

仲达是小心的；耐心是很好的；大器事晚成的；子孙是厉害的。

郭嘉是可叹的；才华是出众的；英年是早逝的；孟德是痛哭的。

杨修是有才的；缺点是多嘴的；风头是爱出的；被杀是难免的。

张辽是厉害的；死党是关公的；有勇是有谋的；小孩是吓到的。

许褚是强悍的；外号是虎痴的；作战是玩命的；绝招是裸奔的。

典韦是大意的；喝醉是不对的；双戟是被偷的；战死是壮烈的。

孙权是中庸的；父业是继承的；胡子是紫色的；眼珠是进口的。

周朗是俊美的；老婆是漂亮的；水战是擅长的；火气是不小的。

鲁肃是老实的；为人是诚实的；荆州是常跑的；结果是徒劳的。

陆逊是斯文的；做人是低调的；本事是不小的；前途是无量的。

甘宁是锦帆的；水贼是做过的；劫营是拿手的；兵多是不必的。

周泰是忠心的；护主是拼命的；伤疤是暴多的；吴侯是称赞的。

二乔是可怜的；运气是不好的；丈夫是早死的；守寡是痛苦的。

吕布是英勇的；画戟是无敌的；人品是不佳的；勒死是可惜的。

董卓是万恶的；诸侯是共讨的；好色是成性的；下场是可悲的。

貂蝉是绝色的；容貌是动人的；风华是绝代的；红颜是薄命的。

袁绍是兵多的；粮草是充足的；实力是雄厚的；用人是不当的。

袁术是不智的；玉玺是骗到的；称帝是冒险的；时机是未到的。

陶谦是客气的；出手是大方的；地盘是不小的；送人是乐意的。

姓名：太史慈

字号：子义

东莱黄人

弓马熟练，箭法精良。年轻时受母亲之命救援北海孔融的危机。后为刘繇效力，曾与孙策交手数次，并夺下头盔，后因刘繇为孙策所败被俘。孙策爱才而拜慈为折冲中郎将。刘繇病逝后，其部下数万兵卒皆无所依。太史慈遂向孙策自请前往收其兵，并履诺如期回返，平定了刘盘之乱。于建安十一年，跟随孙权进攻合淝时战死。

姓名：许褚

字号：仲康

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

以勇猛著名，有「虎痴」之称。为曹操赏识，担任侍卫队长，并常担任先锋突击队。在曹操宛城战张绣时，因屡建战功，赐官内侯。后与马超大战于潼关，威名大振。个性谨慎少言，对曹操甚为忠诚，曹操去世时，许褚大声哭号以至于呕血，闻者无不伤心。曹丕称帝时，封万岁亭侯，升为武卫将军，卒谥壮侯。

姓名：庞德

字号：令明

南安人

原为西凉勇将马超的心腹猛将，和马超一起出生入死，后被曹操收降。关羽攻打樊城时，庞德自告奋勇作先锋，但众人却怕他反叛。 他为表忠诚和决心，临出战前令人做好一口棺材，抬棺与关羽决战，箭伤关羽。最后在关羽水淹七军时被周仓掳获，誓不降敌、慷慨就义， 连关羽亦对之敬佩万分，将之厚葬。

从《三国演义》看诸葛亮

历来，有些人认为罗贯中写诸葛有些过分，我以为并非“溢美”，因为他大体上是根据三国志加以放大刻化，这放大不止是艺术手腕，另一原因是陈寿的立场不同，对诸葛亮间有微词，但不敢完全抹杀事实，所以诸葛亮传还不会被打很大的折扣；罗贯中以自己的立场观点，依据总的倾向，必须加以弥补经陈寿打了的折扣，使他还原，同时陈寿在诸葛亮传后关于诸葛氏集的文中有：“……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的话，罗贯中偏一反陈寿所评，不止写他的长于治戎，而且饶有奇谋，既可以纠正了三国志记载的不翔实之处，又可以突出形象，而这个人物正式兴汉安刘这一政治任务主要的实际的负责者，突出他，边可为全书的主题思想服务得更好。

这样看来，三国演义用在诸葛亮这一典型创造上是富有政治意义的，容或有浪漫主义的幻想，但这幻想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罗贯中依据诸葛亮传写诸葛亮，主要值得是抓住“隆中对”和“出师表”。诸葛亮自出茅庐到死，甚至死后姜维照他的遗嘱行事，都是早在出茅庐之前定下的计划，也就是“隆中对”中原则性的说明，作为随刘备服务的既定计划，确确实实，诸葛亮终一生不管如何困难，总想办法克服困难，通过原计划行事，即使因条件变易而有所改动，也改的不太多，这说明了诸葛亮的计划性极强。罗贯中对他的计划有深切的理解，强调了联吴抗曹，这确是诸葛亮的卓见，所谓：“孙权据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于为援，而不可图也。”必须联成一条战线，才能对抗“拥有百万雄师，挟天子以令诸侯” 的曹操，而曹操也最怕这一手。第五十六回“曹操大宴铜雀台”时：

曹操连饮数杯，不觉沉醉，唤左右捧过笔砚，亦欲作《铜雀台诗》。刚才下笔，忽报：“东吴使华歆表奏刘备为荆州牧，孙权以妹嫁刘备，汉上九郡大半已属备矣。“操闻之，手脚慌乱，投笔于地。程昱曰：“丞相在万军之中，矢石交攻之际，未尝动心；今闻刘备得了荆州，何故如此失惊？”操曰：“刘备，人中之龙也，生平未尝得水。今得荆州，是困龙入大海矣。孤安得不动心哉！”

就因为曹操完全理解这一可怕的战略，所以矜持不住，不能不动心，不能不“手脚慌乱，投笔于地”。使这样的奸雄也仓皇失措，足证此着不是寻常，更足证诸葛亮的才能、智慧、高人一筹，当他一出茅庐，不久就执行这一战略，赤壁之战便是这一着的具体表现，所以。在赤壁之战的战前部署到两军交锋，用了全副精力来大写特写，并且根据“隆中对”中：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

罗贯中便运用艺术技法写出了抢荆州、借荆州、讨荆州、试荆州，当做重点突出部分。同时若完全依据历史编年，由赤壁之战到“跨有荆、益”就不能挤在一个短时期，为了突出地刻画诸葛亮的才能和诸将的武勇，便创造以闪电式的行动，由赤壁之战胜利一直贯到取得成都，文笔之健，真是无比！从去成都之后，整个节奏放慢，然而仍抓住“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写出了热闹场面——“七擒孟获”，甚至还写出了“六出祁山”和“九伐中原”。总之，想象创造，仍不失根据，依史实又不为它束缚，致损失了想象的完整，乍即乍离，掌握了准确的尺寸。

同时，作者想把兴汉灭魏的主要行动者军师诸葛亮特别突出，有意的把他的出场一延再延，加深了读者对诸葛亮的期待、怀想、渴望！刘备在跃马澶溪之后逢水镜先生司马德操，就知道了有“伏龙、凤雏，两得其一，可安天下”。归途中“忽见市上一人，葛巾、布袍，皂条、乌履，长歌而来”的隐者，以为是水镜先生所说的“伏龙、凤雏”，结果不是，而是徐庶。徐庶给曹操诓走，却借着这个当口说出了“伏龙、凤雏”的来历，并说出了“伏龙”诸葛孔明的闲居地，照理说“伏龙”马上可以见到，却仍劳司马德操再荐，再荐还不能使诸葛亮出场，又来个一访，二访，甚至三访，一边郑重其事，一边“姗姗来迟”，就在这些有意的安排中显出了刘备的“思贤若渴”和诸葛亮的“不同凡俗”。

“玄德拜请孔明曰：‘备虽名微德薄，愿先生不弃鄙贱，出山相助，备当拱听明诲！’孔明曰：‘亮乐于耕锄，懒于应世，不能奉命。’玄德泣曰：‘先生不出，如苍生何？’言毕，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孔明见其意身诚，乃曰：‘将军既不相弃，愿效犬马之劳！’玄德大喜……

次日，辙口均回，孔明嘱咐曰：‘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虞此，勿得荒芜田亩。待吾功成之日，即当归隐。’”

这便是最著名的“茅庐三顾”和“隆中一对”，全部三国故事的主要关键，兴汉灭魏的一切行动由此发端；诸葛孔明的军事、政治、外交才能也由此开始施展。文章是写得够好的，故事是说得热闹的，然而这还是小事，重要的是凭借诸葛亮的的策划指挥纵横捭阔，的所思、所言、所行，不止活画出一个不世出的英雄人物的形象，也贯彻了主题所规定的政治任务。

在诸葛亮出茅庐后接下“伯望烧砘”、“火烧新野”两次获胜；可是曹操的声势过分浩大，一时无法抵抗，所以终有当阳一役的大败，至于刘豫州不得不“败走汉津口”，这时的情势真是危机万分，眼看刘备一蹶不振，诸葛亮也濒于束手乏策了。同时，曹操又提百万之众，乘战胜的余威杀奔江东而来，这要席卷天下的声势多么浩大！

在这样的当口，惟有那样大的饿才能和魄力来扭转局势呢？不用说，谁都会寄希望于自比管仲、乐毅的诸葛亮身上，因为他不止有才能、有魄力，他还是时以兴汉为念，且能实现当时人民的意志的人。

开始决不能马上有军事行动，仅显其外交的才能，于是乎出现了被胡适贬值过的“舌战群儒”。但是江东是人才荟萃之所，舌战决不易胜，更糟的是曹操在他未到之前已有一封恐吓信给了孙权，所谓：“今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共伐刘备，同分土地，永结同好。”已经吓得“峨冠博带”的群儒个个抖颤，一心只想投降。总之，投降的气氛已笼罩吴国上下，孙权虽还在犹豫，欲降的成分也比欲战居多，诸葛亮想以口舌之能扭转这个趋势，该有多难？

所以在这一回中的问难答辩虽多，主要的不过是以上这两节：

（一） 答虞翻的：

“孔明曰：‘曹操受袁绍蚁聚之兵，劫刘表乌合之众，虽数百万，不足惧也。’”

几句话就说中了群儒的心病。他们惧的是百万雄师，孔明居然说是“蚁聚”、“乌合”的部队，如果说这不是真的，却大半是事实，这话纵动不了群儒的新，至少孙权不能不动心的。

（二） 答薛综的：

“孔明厉声曰：‘薛敬文安得出此无父无君之言乎？夫人生田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公既为汉臣，则见有不臣之人，当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汉禄，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公乃以天数归之，真无父无君之人也。不足与语，请勿复言！’”

这一段话在今天的我们听来，岂止是迂腐，而且是封建透顶之论。但在那一个年代，也只有这样的话最动听，何况他的目的就在兴汉讨曹，正好趁这个机会把这个大道理搬hulai ，同时，在为吴国之君父的孙权面前说这样的话，风显得动听，孔明厉声侃侃而谈，就为了理直气壮；并且，孔明少时避乱出外，接着躬耕垄亩，不读死书，有丰富的现实生活经验和政治上的实际知识，他深知孙权对目前的时间未做最后决定，一要用话先打动孙权的心，然后后才有办法说出必要的话，因此，只要舌辩胜了无实用的群儒，便露出了转机之兆。

然而，能说会道，在诸葛亮身上是算不得什么的，要是说是他的了不起的才能的话，该是和孙权的谈话及后来的“智激周瑜”。这都能抓住对方的性格、心理，跟着对症下药。因此“智激周瑜”一回书的一切铺排，也只为了以下一段主要文字：

肃先问瑜曰：“今曹操驱众南侵，和与战二策，主公不能决，一听于将军。将军之意若何？”瑜曰：“曹操以天子为名，其师不可拒。且其势大，未可轻敌。战则必败，降则易安。吾意已决。来日见主公，便当遣使纳降。”鲁肃愕然曰：“君言差矣！江东基业，已历三世，岂可一旦弃于他人？伯符遗言，外事付托将军。今正欲仗将军保全国家，为泰山之靠，奈何从懦夫之议耶？”瑜曰：“江东六郡，主灵无限；若罹兵革之祸，必有归怨于我，故决计请降耳。”肃曰：“不然。以将军之英雄，东吴之险固，操未必便能得志也。”

二人互相争辩，孔明只袖手冷笑。瑜曰：“先生何故哂笑？”孔明曰：“亮不笑别人，笑子敬不识时务耳。”肃曰：“先生如何反笑我不识时务？”孔明曰：“公瑾主意欲降操，甚为合理。”瑜曰：“孔明乃识时务之士，必与吾有同心。”肃曰：“孔明，你也如何说此？”孔明曰：“操极善用兵，天下莫敢当。向只有吕布、袁绍、袁术、刘表敢与对敌。今数人皆被操灭，天下无人矣。独有刘豫州不识时务，强与争衡；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将军决计降曹，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贵。国祚迁移，付之天命，何足惜哉！”鲁肃大怒曰： “汝教吾主屈膝受辱于国贼乎！”孔明曰：“愚有一计：并不劳牵羊担酒，纳土献印；亦不须亲自渡江；只须遣一介之使，扁舟送两个人到江上。操一得此两人，百万之众，皆卸甲卷旗而退矣。”瑜曰：“用何二人，可退操兵？”孔明曰：“江东去此两人，如大木飘一叶，太仓减一粟耳；而操得之，必大喜而去。”瑜又问：“果用何二人？”孔明曰：“亮居隆中时，即闻操于漳河新造一台，名曰铜雀，极其壮丽；广选天下美女以实其中。操本好色之徒，久闻江东乔公有二女，长曰大乔，次曰小乔，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操曾发誓曰：吾一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一愿得江东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虽死无恨矣。今虽引百万之众，虎视江南，其实为此二女也。将军何不去寻乔公，以千金买此二女差人送与曹操，操得二女，称心满意，必班师矣。此范蠡献西施之计，何不速为之？”瑜曰：“操欲得二乔，有何证验？”孔明曰：“曹操幼子曹植，字子建，下笔成文。操尝命作一赋，名曰《铜雀台赋》。赋中之意，单道他家合为天子，誓取二乔。”瑜曰：“此赋公能记否？”孔明曰：“吾爱其文华美，尝窃记之。”瑜曰：“试请一诵。”孔明即时诵《铜雀台赋》云：“从明后以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俯皇都之宏丽兮，瞰云霞之浮动。欣群才之来萃兮，协飞熊之吉梦。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云垣其既立兮，家愿得乎双逞，扬仁化于宇宙兮，尽肃恭于上京。惟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规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君寿于东皇。御龙旗以遨游兮，回鸾驾而周章。恩化及乎四海兮，嘉物阜而民康。愿斯台之永固兮，乐终古而未央！”

周瑜听罢，勃然大怒，离座指北而骂曰：“老贼欺吾太甚！”孔明急起止之曰：“昔单于屡侵疆界，汉天子许以公主和亲，今何惜民间二女乎？”瑜曰：“公有所不知：大乔是孙伯符将军主妇，小乔乃瑜之妻也。”孔明佯作惶恐之状，曰：“亮实不知。失口乱言，死罪！死罪！”瑜曰：“吾与老贼誓不两立！”孔明曰：“事须三思免致后悔。”瑜曰：“吾承伯符寄托，安有屈身降操之理？适来所言，故相试耳。吾自离鄱阳湖，便有北伐之心，虽刀斧加头，不易其志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贼。”孔明曰：“若蒙不弃，愿效犬马之劳，早晚拱听驱策。”

诸葛亮素闻周瑜的英名，又在前头知道了文官大抵主和，武将大抵主战，周瑜是武将的领袖，岂有主相知理？周瑜的一番假话之为假，聪明的诸葛亮当然知道，鲁肃一时为爱国的感情所蔽，所以认以为真，不一定完全为了太忠厚之故，而且鲁肃并不愚昧庸懦，相反得是位有政治才能的人。诸葛亮以二桥刺激周瑜一节是本回书主要点，写来极有风趣。

在这几回书中，都只刻画诸葛亮的智慧和口辩之高，连在赤壁之战中也以正面写周瑜，侧面写诸葛，在战后才把笔锋转到专写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上面，这正是在他出茅庐前的既定计划，由此开始实行罢了。他是以赤壁之战打溃曹操的百万雄师，使得他不得不引军北去，从此休整需时，短期中不能妨碍诸葛亮，阻碍他照计划的发展，主要的，因为刘备在这时还没有根据地，更谈不上有更大的作为，所以，在赤壁之战后必须马上以闪电的手段抢取地盘，因此，他大大地发挥了军事的才能，接二连三地夺取了荆、襄一带几郡，作为由此发展到两川的基础，也就因此气坏了周瑜。

在演义中写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的章节实在太多了，这里我认为最深入人心的两件战事就是：一、“七擒七纵”，。演义中抓住出师表中“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两句话来生发，可说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传的一个重要关目，描出存在诸葛亮身上的许多优点，很鲜明而具体的刻画出诸葛亮的思想作风。

征南是诸葛亮未出茅庐时既定计划中的一部分，就是“隆中对”中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在刘备死后，他依然念念不忘于“恢复中原”，如果真的要去“北定中原”，一定要先巩固后方，所以他对后主说：

“今臣先去扫荡蛮方，然后北伐，以图中原，报先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

他忠于汉室，自始至终为一种崇高的爱国精神所驱使，便不管王连的劝阻，毅然出兵，而罗贯中也完全同情这样做法，所以在此又乘机表现诸葛亮的有才能、有毅力，更刻画这样的人所难能的谦虚，写他先请教于永昌高士吕季平，因而得到“平蛮指掌图”，又请教于马谡，决定了“心战为上”的战略，征南所以成功，就凭借这两点。书中不厌其详地描写七擒七纵，固然由攻心的战略出发，实际还是由“隆中对”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和”、“抚”两字来，因之书中极写他的先加以威，次待之以仁，终示之以信，使符合这“和”、“抚”的目的，而这目的又服从于一个大的目的——“恢复中原”，因之，终得到这样的总结：

孟获垂泪言曰：“七擒七纵，自古未尝有也。吾虽化外之人，颇知礼义，直如此无羞耻乎？”遂同兄弟妻子宗党人等，皆匍匐跪于帐下，肉袒谢罪曰：“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

又因为诸葛亮是最颂扬的大政治家，虽已在七擒七纵中表现出来，但书中仍要在尾声中刻画他的高人一筹的才智和政治家的风度：

长史费祎入谏曰：“今丞相亲提士卒，深入不毛，收服蛮方；目今蛮王既已归服，何不置官吏，与孟获一同守之？”孔明曰：“如此有三不易：留外人则当留兵，兵无所食，一不易也；蛮人伤破，父兄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祸患，二不易也；蛮人累有废杀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人，不运粮，与相安于无事而已。”众人尽服。……

再则，对于诸葛亮先征南，巩固后方，然后大举攻魏，恢复中原以及诸葛亮处理征南事件的方法和风度，完全首肯而予以颂扬；可是其中却不无矛盾，因为战争总是要死人，很难免残酷的行为，人民对战争又总是厌恶的，只能赞成呐喊总正义的或出于不得已的用兵，同时希望“兵不血刃“，反对残杀，所以也有这样的情况：

……满谷中火光乱舞，但逢藤甲，无有不着。将兀突骨并三万藤甲军，烧得互相拥抱，死于盘蛇谷中。孔明在山上往下看时，只见蛮兵被火烧的伸拳舒腿，大半被铁炮打的头脸粉碎，皆死于谷中，臭不可闻。

可见罗贯中是不同意这种残酷的屠杀，不得不写出了当事者的感受，实则就是罗贯中对这过分残忍的行为的谴责：

孔明垂泪而叹曰：“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左右将士，无不感叹。

孔明的自责，分明就是作者对孔明的责备，不止这一次，又在另一方面表示了同样的态度，征南胜利班师回朝时祭泸水上的阴魂这一描写，表面上看来是一番迷信的描写，却具有批判的实质，表现了孔明，乃至作者和人民对战争行为的复杂的矛盾心理，完全是现实主义的。

接着表现孔明军事才能的就是妇孺皆知的“空城计”。

诸葛亮在平定南蛮后，西蜀的后顾之忧没有了，跟着要执行北定中原的最高任务，就在这过程中，出现了惊险的场面“空城计”。按史实，这是虚构的情节，裴松之在三国志注已辨其无；三国志平话也只写出了“失街亭”和“斩马谡”，这中间并没有“空城计”。那么，是不是罗贯中毫无依据地杜撰的呢？不是，根据是有的，不过不是正史，而是蚁聚郭冲的记载。郭冲三事说：

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

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

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疆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

罗贯中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巧妙处理，显示出了诸葛亮在军事上的特殊才能，同时突出了诸葛亮其他一些不平凡的优点。演义中“空城计”安排在“失街亭”这一战略错误的重大事件之后和“斩马谡”之前，这样便使前于此的街亭之失的意义也突出了，令人知道这是军事上的重大损失，才使后于此的处斩马谡十分应该，描写出了诸葛亮的坚持原则，执法严明，同时还写出他怀着同情之心，挥着眼泪斩马谡，写出诸葛亮的内心矛盾，终由忠诚于主国利益的道义上的责任战胜了私人的友谊，毅然地斩了马谡，他的眼泪、他的言辞、他的掌握原则，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仅此，另一个目的也达到了，那就是以“空城计”一事显出诸葛亮不是胡适所说的“神机妙算的道士”，而只是懂得生活发展规律，善于掌握敌人性格，于是显出他有惊人的料人、料事的特殊的本领和在任何重大的紧张的场合决不惧怯，依然能冷静地思考，运用他那特高的智慧，确是个大军事家的形象，然而，是人就会有失误的。书中街亭将失之前就写了杨仪问过孔明：“若街亭有失，吾等安归？”这就说明了街亭是军事上的重要据点，决不可失去了，但孔明还是用错了马谡，而使得情势偏是出现这样的意外：

忽然十余次飞马报到，说：“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望西城蜂拥而来！”时孔明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兵，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军在城中。众官听得这个消息，尽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尘土冲天，魏兵分两路望西城县杀来。

在这样措手不及的紧急情势下，所谓“情急智生”才想到使用“空城计”，不得不弄险，然而这样的弄险在孔明事后所说的“吾兵只有二千五百，若弃城而走，必不能远遁。得不为司马懿所擒乎？”的十分紧张的客观情势下逼出来的。这说明了孔明不是会神机妙算的，而是有智慧、有胆略的大军事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胆略镇定地战胜困难。

孔明传令，教“将旌旗尽皆隐匿；诸军各守城铺，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言大语者，斩之！大开四门，每一门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如魏兵到时，不可擅动，吾自有计。”孔明乃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

却说司马懿前军哨到城下，见了如此模样，皆不敢进，急报与司马懿。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军，自飞马远远望之。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宝剑；右有一童子，手执麈尾。城门内外，有二十余百姓，低头洒扫，傍若无人，懿看毕大疑，便到中军，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山路而退。

“空城计”这一个惊险的场面，既生动，又同时表现出了孔明和司马懿两个人的性格。孔明的大胆、镇静，司马懿的胆怯、多疑。诸葛亮在这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弄险”，但他敢于“弄险”不是一般的“孤注一掷”式的图侥幸，而是掌握了对方的心理。司马懿和他自己也说明了这一点：

次子司马昭曰：“莫非诸葛亮无军，故作此态？父亲何故便退兵？”懿曰：“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汝辈岂知？宜速退。”于是两路兵尽皆退去。孔明见魏军远去，抚掌而笑。众官无不骇然，乃问孔明曰：“司马懿乃魏之名将，今统十五万精兵到此，见了丞相，便速退去，何也？”孔明曰：“此人料吾生平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此人必引军投山北小路去也。吾已令兴、苞二人在彼等候。”众皆惊服曰：“丞相之机，神鬼莫测。若某等之见，必弃城而走矣。”

事实上情势太紧迫，身边兵又太少，即使要逃也逃不脱，只有揣摩对方的心理，走这一险着，以孔明那样丰富生活实践知识经验的人，自然有可能正确地掌握多年交手的司马懿的心理，同时，司马懿知道他“平生谨慎，不曾弄险”。因此推测这一回不是弄险，而是“必有埋伏”；诸葛亮知道他“料我平生谨慎，不曾弄险”，所以敢于弄一次险。

其实诸葛亮的内政才能比外交军事的才能强，三国演义是写战争的书，所以在这方面写得不多，只特别用力写他的军事才能，突出而具体，也因此三国演义竟被后人视为战略战术的教科书。

刘备：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但他“折而不挠，终不为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描写成“仁”的代表，汉室皇权正统的继承者，因而对刘备的仁爱、宽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但在突出其“仁爱”时却又落入了“无能”一面，给人以“无能”和“虚伪”的感觉。电视剧中的刘备常常以泪洗面，哭与泪虽然表现了刘备的“仁”，但又给人以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印象，扭曲了刘备是“枭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