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的根源》▏所谓浪漫

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精力，足够的智慧，我是说如果我有足够的能力，那么我会去学哲学。

《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是由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柏林所著，确切地说是根据以赛亚·伯林1965年关于浪漫主义的梅隆系列讲座的BBC录音结集而成，是一部哲学领域的著作。整本书从“浪漫主义”一词的定义、背景、代表人物以及浪漫主义的核心观点、对后世的影响这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第一次知道这本书是在一部小说里，这是小说男主最喜欢的一本书。光是因为对小说角色的爱屋及乌是不足以驱使我来看这本书的。我认为将我带入哲学思想领域的人，是我的毛概老师。我这样跟同学描述：高中的时候我认为最聪明的是数学老师，现在我认为最聪明的人是哲学老师。大家都是科学家的尽头是哲学，之前不明白，现在我觉得非常正确。

回到这本书，首先将这本书中与浪漫主义有关的词汇列举一下：启蒙运动、虔敬运动、悲剧、意志、自由、道德、行动、理想、价值、自然、自我、无意识、象征……这都是我在书中的所见，之所以将他们列举出来，除了担心我自己的表达能力外，我想说的是，抛开走出哲学领域，我们大多数人心中的浪漫主义，也大概是这些词。哲学的逻辑与智慧在此可见一斑。有关哲学的专业知识以及国外的语言表达方式让这本书看起来晦涩难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我阅读时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另外，我感觉自己的能力确实有限，虽然看完了一整本书，但是我并不自信能够将柏林的思想以及伟大的浪漫主义思想完整、全面的概括出来，只能是一个索引，推荐大家都去看原著，体会作者思想以及浪漫主义的伟大。

浪漫主义起源于十八世纪的德国，为什么？这与 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 有关。确切来说，浪漫主义（这里你可以理解为一种思想运动）就是理性主义的反叛。理性主义为世界提供了三个命题：首先，所有的真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如果一个问题无法得到解答，他必定不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命题是，所有的答案都是可知的，有些人通过学习和传授得到的方法获知这些答案；第三个命题是所有的答案必须是兼容性的。这是启蒙运动的思想——他们从牛顿那里得到启发，认为这个世间就是一个系统的运作的结构，人们可以通过规律的、统一的、冷静的方法——按照一定的制度或者规则来运行这个世界。简言之，理性主义认为这世界存在着一个普适性公理，大家都应该按照这个真理来形式。

但是那时候的德国人可不这么想。关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有关的思想家有孟德斯鸠，有孔塞多，有布丰和沃尔内，有格林和霍尔巴赫，在德国人看来，他们的存在激怒和羞辱了德国人。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赫尔德（浪漫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来到巴黎，他无法接近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在他看来，这些人都矫揉造作、过分讲究、极度自负且枯燥无味，不仅是赫尔德，在大多数德国人眼里，对于法国、假发、丝袜、沙龙、腐败、将军、帝王及世上所有不可一世事实上却是财富、罪过、邪恶之化身的宏大形象更多的是强烈憎恶。为何会如此？柏林在书中提到了虔敬运动——作者将之称为浪漫主义之源。十七、十八世纪的德国人居住的地区称得上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区，但其实十六世纪，德国也曾与英国法国一样对于欧洲文明的发展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到了十七十八世纪，却呈现出倒退状态。至于原因，作者说不清，我也说不清。大概就是但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德国终归是没有建立起像英法一样的权利集中的民族国家，在十八世纪，德国人是由三百个王公和一千二百个领主统治着的，皇帝一直在觊觎意大利和其他地方，他无法集中力量治理自己的国家。最重要的是，三十年战争使得德国分崩离析。战争对于当时的德国来说是致命的，比仅仅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更重要的，它摧毁了德国的精神。“德国文化萎缩成一种地方性文化，在那些沉闷的小宫廷里苟延残喘。当时的德国，根本没有“巴黎”，没有中心，没有活力，没有骄傲，没有进步、变化和权威的意识。”基于这个背景， 虔敬运动 ， 这一真正的浪漫主义之源 得以渗透德国。苟延残喘的德国文化在这时候一方面滑向路德式的极端经院学究——细微琐碎但相当枯燥无味；另一方面则沉入人类灵魂深处。如果你无法从这世上得到你渴望的东西，你就必须教会自己如何不想得到它。这是一种精神退向深处，退向心灵城堡的常见形式。这就是德国虔敬派赖以存在的氛围，由此引发了一种强烈的内心生活方式，大量感人、有趣但是相当个人化和情绪化的文学以及对知识分子的仇恨。“或许德国与法国的誓不两立也是浪漫主义运动兴起的一个触机。”作者如是说。

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德国法西斯主义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看到过这么一个说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虽然德国确实是战争发动一方且战败，但是战后对于德国的处决着实过于严苛，这导致了整个德国的怨恨情绪，法西斯主义正好利用了主义情绪，这怨恨情绪与对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憎恶大有异曲同工之处。但确实，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影响力就有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也是浪漫主义的继承人”。之所以说法西斯对浪漫主义有所借鉴是因为它们持有同样的一个概念，即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不可预测的意志以无法组织、无法预知、无法理性化的方式前进。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全部：领袖明天将发表什么样的言论，精神如何推动我们，我们去往何方，我们将做什么——一切都无法预言。“歇斯底里的自我肯定以及对现有制度进行虚无主义的破坏，因为它束缚了唯一对人类有价值的自由意志；优越的人因其更强力的意志而征服劣等人；这是一种对浪漫主义的直接继承——毫无疑问，通过一种极端歪曲和混淆的形式，然而毕竟还是一种继承。这一份遗产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德国的虔敬运动就是对理性主义明晃晃的驳斥，这是浪漫主义发源的泥土。我认为弄清楚了一件事发生的原因与条件，接下来的就会容易很多。所以，对于浪漫主义，我并不想要再详细阐述太多，也是我的能力有限，但总的来说，不过就是对于理性主义的反叛。

关于浪漫主义，柏林将其分为一下几个部分。

可以说是非常清晰了。在这本书中，柏林向我们介绍了他心中浪漫主义的定义，这一点我想放到最后一点讲述，先来说说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浪漫主义的真正父辈》这一章节之前，首先冲击牢固的理性主义的，柏林提到了孟德斯鸠与休谟——一个表明普天之下并非处处皆同，一个说不存在必然性，只有或然性，这都与理性主义相悖。《浪漫主义的真正父辈》的标题之下柏林首先提到的是哈曼，之所以介绍他，柏林认为，它是第一个以最公开，最激烈，最彻底的方式向启蒙宣战的人。哈曼的重要性不仅仅是明确提出各种言论以强烈撞击启蒙运动，更重要的，是他的影响力，在后面提到的柏林所认为的真正的父辈，哈曼对于他们的影响与启蒙都是巨大的。

进入正题， 真正能被柏林称为浪漫主义之父的就有两个人——一个是赫尔德，一个是康德。

赫尔德 对于浪漫主义运动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三个观点上。其一是表白主义的观点，其二是归属的观点，其三，真正的理想之间经常互不相容，甚至不够调和。第一个观点，表白主义，是这样的：赫尔德认为人的基本行为之一是表白，是有话要说。一个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在充分表白自己的天性，这个观点是赫尔德从他的导师哈曼那里学到的。不仅是人，甚至是无生命的艺术品，对他们来说，也是某人的表白，是创作者的生活态度的表白。赫尔德说了，希望每个表白自己的人都能使用词语，而“词语”这个概念，与交流有关，与群体有关，由此，他的表白观又联系上了他的归属观——在于“民族”这个概念的提出。词语不能单独产生，它得是在群体里面，在民族里面。“由此发端出整个历史主义、进化论的观念。所谓历史主义、进化论的观念就是说你只能通过了解与你自身所处环境很不相同的环境，才能了解那里的人。”这个观念也是归属感观念的根基。关于赫尔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结论，进而引入他的第三个观点。这个观点是这样的：如果每种文化的价值都隐藏在特定文化的理想之中，那么，赫尔德说了，每种文化都会拥有它自己的重心。你想要理解某一文化类型的人民，你就得找出它的文化重心。如果你找到了一个文化重心，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即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想。但是如果赫尔德是对的，那么希腊人有希腊人的理想，印度人有印度人的真理，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终极答案的观点就毫无意义了。它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所有的答案都可能是互不兼容的。由赫尔德的三个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他的最终理论：也就是说每个人类群体都应该为自己与生俱来的东西而奋斗，或者说，为了他们的传统而奋斗。这就是赫尔德心中的浪漫主义。

赫尔德之后，柏林在《拘谨的浪漫主义者》一节提到了 康德 。康德崇尚科学，是因为他的道德哲学才足以成为浪漫主义之父。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康德崇尚自由，强烈反对任何一种支配人的形式。“道德优点的观念，道德缺失的观念，哪些该得到我们的赞扬，哪些该受到我们的谴责，哪些行为方式该受到鼓励或指责，所有这些都基于这个前提：即人们能够自由选择。”，借由自由选择，康德提出了有关于价值的理论，“价值之所以是价值——或者再往小一点说，之所以是责任，之所以是一种超越了欲望和情感偏向的目标——是由人的选择而非它自身的某种客观的固有性质所决定的。价值不是道德天宇里的星星，它们存在于人的内心，它们是人愿意自由选择并愿意为之生、为之奋斗、为之死的东西。”这就是康德宣扬的基本理论。康德的思想中，对于浪漫主义，最重要的应当还是属于关于意志的主张——唯一值得拥有的是无拘无束的意志——这就是康德一再强调的核心命题。关于意志，席勒也是它忠诚的辩护者。这触及到了浪漫主义运动的核心，人们获得的不是关于价值的知识，而是价值的创造，这个关于“不屈的意志”的思想，这个观点的核心在于，在某种程度上，毕竟世界出自你的选择、你的创造。

除了意志，浪漫主义乐于布道的，即是认为世上并不存在事物的机构。这是对于理性主义最正面的反击。“一旦你试图了解一个事物，无论你应用哪种力量，你都会发现你要探索的是不可穷尽之物”如此一来，就产生了非现实和幻想——也就是一种企图：总是要罩住不可限制之物、追求真理于无真理之处、阻断不歇的涌流、使运动静止、以空间捕捉时间、以黑暗捕捉光线。这就是浪漫主义的布道。道理说不尽道不明，在此情况下，当他们自问一个人如何能——就“理解”这个词的某种意义而言——着手理解现实的时候，当他们问一个人如何获得对现实的某种洞察，而同时不去断然划分作为主体的自己和作为客体的现实，不在洞察的过程中杀死现实的时候，要如何找到答案？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助神话以及象征。

关于浪漫主义，柏林在书中叙说了很多，有我前面所提到的，当然更多的是我没有提到的，有谢林、有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有费希特，有戏剧、有诗歌、有音乐，有政治、有经济、有文化…关于浪漫主义的影响，如果所文艺复兴、理性主义将人类视角从神转向人类，那么浪漫主义运动就是把视角从宏观的人转向到个人。浪漫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意志、是自由、是创造、是价值……书本的最后，柏林说浪漫主义的结局是自由主义，是宽容，是行为得体以及对于不完美的生活的体谅；是理性的自我理解的一切程度的增强。

这是柏林是的结尾，但是我的结尾，我想要回到刚刚没有提到的关于浪漫主义的定义上，柏林说，浪漫主义是统一性与多样性，这是他简单概括之后的结果，我想以书中的原文，我所喜欢的一段文字，关于浪漫主义，作为总结：

“浪漫主义是原始的、粗野的，它是青春，是自然的人对于生活丰富的感知，但它也是病弱苍白的，是热病、是疾病、是堕落，是世纪病，是无情的美女，是死亡之舞，其实就是死亡本身。是雪莱描绘的彩色玻璃的圆屋顶，也是他永恒的白色光芒，是生活斑斓的丰富，是生活的丰盈，是不可穷尽的多样性，是骚动、暴力、冲突、混沌；它又是安详，是大写的“我是”的合一，是自然秩序的和谐一致，是天穹的音乐，是融入永恒的无所不包的精神。它是陌生的、异国情调的、奇异的、神秘的、超自然的；是废墟，是月光，是中魔的城堡，是狩猎的号角，是精灵，是巨人，是狮身鹫首的怪兽，是飞瀑，是弗洛斯河上古老的磨坊，是黑暗和黑暗的力量，是幽灵，是吸血鬼，是不可名状的恐惧，是非理性，是不可言说的东西。”

“它是能量、力量、意志、青春，是自我的展现，它也是自虐、自残、自杀；它是原始的、单纯的，是自然的胸怀，是绿色的田野，是母牛的颈铃，是涓涓小溪，是无垠蓝天。然而，它也是纨绔主义，是打扮的欲望。红色的背心，绿色的假发，染成蓝色的头发，这就是热拉尔·德·内瓦尔的追随者某个时期招摇巴黎街头的行头。”

　　“古典（派）的”这一词汇本身包含平衡、节制、简洁和精致的概念。这古典乐派些概念例如可用于“古典”建筑，但用以表达古典风格还不够贴切，古典风格音乐可以具有暴风雨般的气势和复杂的内容和形式。简而言之，古典风格是指那些可以从18世纪最伟大和最著名的作曲家海顿、莫札特和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的风格。古典乐派对西方音乐历史起到重要意义的维也纳古典乐派在音乐风格上则与巴洛克时期有了本质上的不同，即便是刚刚入门的听众也能够听出这两个不同时期作品在许多方面的不同。巴洛克音乐崇尚的是一种光彩照人的强烈，而古典主义音乐则崇尚稳重守制、逻辑均衡，虽然显得过于循规蹈矩，但却不乏美感。欣赏这个时期的作品，听众所享受到的是一种和谐、优雅却又平衡、统一的优美。 在节奏上古典主义音乐一改以往巴洛克持续不断的强烈感，特别注重旋律的作用，而旋律也是古典主义时期音乐作品“最精湛和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成为其灵魂所在。在旋律上，这一时期的音乐特别强调均衡和简洁。在结构方面，古典主义时期更与巴洛克时期有着极大的区别，其核心在于古典乐派采用单旋律主音音乐结构；而在巴洛克时期，作曲家们崇尚的是复调法。这也就是为什么古典乐派的许多作品更适宜初入门的听众来欣赏的原因，其调性明确且主线清晰，不像之前的巴洛克音乐那般，往往一个乐章有许多支线。 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对此后音乐历史的发展是具有非凡推动意义的，因为在这个时期诞生了三大重要的曲式——交响曲、弦乐四重奏以及键盘奏鸣曲。虽然古典主义在贝多芬去世之后被全新的浪漫主义所更迭，但是这三种重要曲式非但没有消亡，反而在浪漫主义时期被越加发扬光大。尤其是交响曲这一全新的曲式，由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三位巨头在短短数十年内，将其成型、完善、壮大。除此以外，奏鸣曲、室内乐以及器乐协奏曲、歌剧等形式也在古典主义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当然这也得益于当时乐器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乐器之王“钢琴”正是在这一时期最终成型并被广泛运用的。 1浪漫主义纲领

　　人们习惯于把雨果的《序》称为浪漫主义的纲领，这是因为雨果这篇讨伐伪古典主义的檄文，确曾获得广泛的响应，从而得以用一大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掀起一个类似文艺复兴的运动，以显示浪漫主义文学的巨大声势。因此文学史上常把雨果发表这篇序言的1827年和随后因雨果的浪漫主义戏剧《欧那尼》上演成功而达到浪漫主义发展高潮的1830年，作为古典主义同浪漫主义在时间上的分界。

　　2浪漫主义的根源

　　探究浪漫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因为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的中短篇小说《阿达拉》 （1801年）和《勒内》 （1805年），已经包含了日后浪漫主义文学将要加以发展和夸张的一切优缺点的萌芽（持别是勒内这个悲观厌世的“世纪病”的典型人物的出现），所以有些人常把整个十九世纪视作浪漫主义的纪元，有时甚至还把它的结束时间延伸到大约1910年间。

　　3浪漫主义分类

　　高尔基在他的《俄国文学史》中第一次把浪漫主义划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因此，如今在谈论浪漫主义及其作家和作品时，大多根据作者的政治立场、即对待革命的态度，区分为积极的（又称进步的或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和消极的（又称反动的或贵族的）浪漫主义两个不同的阶级流派。浪漫主义内部的两种倾向的相互联系，本来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即使是积极的浪漫主义作家多半也还有消极的一面，这是当时西方各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所决定的。因此，原则上可以区分，但又不能绝对化。举个例说，在文学领域固然可以举出这两种浪漫主义流派各自最早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斯达尔夫人（Mme de stael，1766-1817），另一个是夏多布里昂；但是在音乐领域就很难找到这样绝然的人物一在浪漫乐派作曲家中，瓦格纳是够复杂的了，可又无法把他归入浪漫主义右翼。这又是一个难题所在。

　　4浪漫主义的思想

　　浪漫主义者志在无限，一心要除旧布新，他们是向前看的，但是由于他们主要在幻想中探讨生活，有时也会走回头路，例如他们凭依古典主义所忽视的想象的翅膀，飞向大自然和异国，但也飞回远古以及九霄云外那虚无缥缈的境界，到那里去寻觅理想和找求满足。关于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在古典主义时期原是同作品的主人公交融一体的，但到浪漫主义时期，大自然同人之间也存在着深邃的矛盾，浪漫乐派常被用以同主人公极端孤独的内心世界形成对照。不但如此，浪漫乐派作曲家感伤的心境，往往还给他们所描绘的风景画页抹上一层暗淡的色彩。因此，在浪漫乐派的作品中，我们很少能看到光辉夺目的大自然景色，个别田园画面的描写虽也美妙，却是已近黄昏，而更多的则是阴森恐怖的暗夜、孤寂的海岛和经常翻腾着惊涛骇浪的海洋。至于异国和远古，尤其是浪漫主义艺术家便于遁入的虚幻境界：他们追求所谓较少受到资产阶级文化侵蚀和影响、即较多保持古风的异国情调——于是法国作曲家喜欢选取西班牙的题材，而德国作曲家则写意大利；与此同时、他们还倒退到启蒙主义者极端仇视的那个中世纪中去——于是这个迷信的黑暗世纪所特有的种种怪物全都应运而起。

　　[编辑本段]浪漫主义音乐

　　1浪漫主义音乐的着重点

　　浪漫主义音乐的着重点从形式及其正规发展转到个性化的旋律写作上来。浪漫乐派作曲家认为精工编织的一长串旋律线条，远比主题的严格发展来得重要，因此浪漫乐派，他们的旋律写作往往不受传统的公式或小节线的束缚，只要求旋律像自由的呼吸那样诉述作者心里的话或表达他们直接从独特的心境或印象产生的激情。如果必须从一支美妙的旋律和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构这二者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一个浪漫乐派作曲家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前者，而对古典乐派高度发展过的那些曲式则自由地加以处理。因此，举例来说，浪漫乐派的奏鸣曲，就像是由若干个饶有兴味但彼此间联系比较松散的片断组成的，它不像古典时期的结构那样小心翼翼地注意保持均衡。然而，对抒情旋律的兴趣虽是浪漫主义音乐的一个重要特征，浪漫乐派作曲家最明显的建树，却在于和声与音响色彩。

　　2浪漫主义音乐特色

　　在十九世纪，和声的技巧变得越来越复杂：变化音和声、远关系转调、复杂化的和弦等，都力图把大小调体系的调性轮廓弄模糊；和声现在变成一种表现工具，而不仅仅是音乐结构的一个媒介。浪漫乐派作曲家对和声技巧的发展同对音响色彩的兴趣是相辅相成的：这一个时期的乐队规模无限扩大，一些乐器得到改善，又有一些新的乐器发明出来、各种乐器的新奇组合产生了新颖的色彩效果，又丰富了管弦乐队的调色板，从而使这种拥有迷人的音色储备和力度层次的大型管弦乐队成为一种理想的工具。浪漫乐派相关书籍作曲家由于不太重视对称和均衡、有时甚至摒弃诸如快板乐章奏鸣曲形式的结构原则，因此，当他们使用大型管弦乐队以构筑要求首尾一贯的大型作品时，除了使用“主导动机”外，还借助于其他的附加性手段（例如故事的情节）去加以统一，这就产生了综合性的艺术——标题交响音乐。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是这方面的一部“处女作”，随后，李斯特和后来的理查施特劳斯创造的单乐章音诗（或称交响诗），则是标题音乐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有些浪漫乐派作曲家却认为小型作品特别可亲，更便于发挥他们的抒情才赋，也较容易捕捉那些难于捕捉的瞬间情绪，于是，钢琴小品和艺术歌曲首次在十九世纪得到推广，成为最富于特性的体裁之一，其中且有浪漫主义音乐的不少著名范作。

　　[编辑本段]浪漫乐派

　　1浪漫乐派概念

　　浪漫主义音乐（Romantical Music)音乐派系之一，亦称“浪漫乐派”或“浪漫派音乐”。一般指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发始于德奥，后又波及整个欧洲各国的一种音乐新风格。这种新风格同时在其他文艺领域也有所反映，其内容大多表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并通过生与死、孤独与爱情、热爱大自然等抒情题材，表达出知识分子阶层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对自由、幸福的向往和渴求。浪漫派的音乐家一般偏重于幻想的题材与着重抒发主观的内心感受，因而抒发古典乐派某些形式的限制，使音乐创作得到了新的进展。

　　2浪漫乐派与民族乐派关系

　　民族乐派(National Music School)亦称“国民乐派”。是指以民间音乐为素材，结合西欧作曲技法，创作出具有本国家、本民族精神及艺术特色的音乐作品的流派。民族乐派在俄国，以格林卡为先驱，随后有巴拉基列夫、居伊、鲍罗廷等；民族乐派在东欧有捷克的斯美塔那及德沃夏克；十九世纪中叶，民族乐派在北欧的代表人物有挪威的格里格，芬兰的西贝柳斯；此外，匈牙利的巴托克、罗马尼亚的乔治·艾涅斯库等均为著名的民族乐派音乐家。 民族乐派是浪漫乐派的一个重要分支，或者说是浪漫乐派后期的发展；早期的民族乐派作曲家，基本上都是浪漫主义者，他们的作品含有后期浪漫乐派风格和形式的许多特点。兴起于19世纪中期的俄罗斯，东欧，北欧各国。

一般来讲，我们认为一个人是理性的，往往是指他平时那种冷静的处事风格。理性的人善于克制，不受一时的情感冲动支配。他更加喜欢为了长远的目标而制定出一系列清晰的计划，并有条不紊地执行。对，理性的人热爱条理分明，也更加注重事实与真相，并且善于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这些事实。对于一个十足理性的人，如果有什么东西是他的头脑无法解释的，他会认为要么是自己能力不够，要么认为这个东西是混乱而虚假的。

这样一个人当然与浪漫无缘。浪漫作为一种性格特质，更加倾向于幻想和一时的情感表达。为了这样的目的，他可能不惜以恶劣的后果作为代价。这在崇尚理性的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甚至是愚蠢的。不过，世上少有极端的理性者，也少有始终完全沉溺与幻想与激情的人。前者可能是偏执狂，后者可能是关在精神病院的疯子。

理性和浪漫仅仅只是人的两类性格特质，它们或许都不同程度的组成人格的一部分。然而，如果在更原本的意义上去考察它们，也就是把它们放在哲学语境内去看待，理性和浪漫或许就成了两种争锋相对的不同观念。

约翰·穆勒，英国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从小便受到他父亲严格的教育。他父亲对他的教育是极度理性的，年幼的约翰·穆勒从小被教育要崇尚理性，追求科学。他父亲甚至不允许他阅读诗歌以及宗教和形而上学方面的著作，这些在他父亲看来相当于人类精神的毒瘤，只会造成混乱和愚蠢。于是，这位自由主义思想家终于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为了理性主义的拥戴者。然而，他在后来读到了一些同时代诗人的诗歌，却能受到巨大的震动，说明他并非一个十足理性的人物。在那个时代，这并不奇怪。西方18世纪的早期正是理性主义的时代。科学空前发展，宗教权力式微，启蒙运动带来了西方精神的解放，同时也带来了一幅思想家们都向往的世界图景。自然世界在科学体系的精密描绘下，已经在人类面前显露无疑。我们终于掌握了自然的本质和规律。人类理性的努力得到的前所未有的馈赠。

在科学如此辉煌的成就面前，哲学家们没有理由不认为，这个世界存在的其他问题同样应该由理性的途径寻找答案。就像科学家们利用数学和物理去寻找自然的谜底一样，我们也应该用同样严谨、逻辑性的方法去寻找关于人类生活的谜底。人类社会应该如何运转，道德内容应该如何界定，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些问题都应该通过几何式的语言得到严格的回答。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包括哲学，都应当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真正严密清晰的学说体系。这便是启蒙运动时期的终极向往，一个理性王国的乌托邦。

这样一个乌托邦里，没有无法解答的问题。只要我们运用理性，就能得到一个正确答案。这就是说，关于世界的客观真理是存在的，而达到真理的途径就是理性。自然世界可以交给物理学，人类个体交给生物学和心理学，人类社会则交给政治学和经济学；至于艺术，同样可以得到一个像几何学那样严密的解决方案，这是美学的努力方向。利用这些知识，人得以摆脱蒙昧状态，得到真正崇高的生活。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都能得以解决。“知识即美德”，这一源自苏格拉底的古老信条，一直影响着哲学家们的信念。于是，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西方社会已经完全浸*在理性主义观念的海洋中。逻辑性、必然性、精确性，是大家都寻求的东西，混乱则代表谬误，是对理性的不正确运用。即便是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也必须讲究古典式那种高贵、雅致和匀称。作家们的笔下的人物都是正义英雄和谦谦君子，画家的画板上都是明亮的色彩，这些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对和平与秩序的热烈追求。

但是，这种高贵的理想并非完全没有问题。在启蒙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几位人物恰恰直接导致了这一运动的反叛——浪漫主义。休谟已经指出，我们关于自然世界推导出的必然性结论并非是绝对成立的金科玉律，因果律并非是统治这个世界的自在真理，它只是我们内心的一种“习惯性期待”。

休谟的经验主义让自然科学的必然性受到怀疑，那种认为世界本身存在着必然性规律的信念开始有了减弱的迹象。然而，休谟哲学的气质依然是理性主义的，他只是怀疑必然，但并没有否认它对我们的用处。在这里，理性利用它自己的特点进行考察，却发现了自身的局限。理性是人精神的一部分，精神是内在的，而世界是外在的，二者只是通过所谓的理性找到了沟通的桥梁。但是，通过这个桥梁，我们真的能穷尽整个世界并发现关于世界的真理吗？这个时候，康德出现了，有着古典气质的康德依然是一位理性主义的拥趸。但是，他却开始用自己的哲学给理性划界：理性认识到的是现象，并且只能是现象。理性认识，就像是我们带上的一副有色眼镜；所以，我们认识到的事物，已经不再是事物本身。“自在之物”，是理性认识永远不能达到的彼端。

“人为自然立法”，这是康德的一个信念。不存在什么关于世界本身的运行法则，这样的规则不是本来就在那儿等着我们发现。规则由人创造。自然，这样的一个概念甚至也可以说是人的理性对外在世界的构建。这是人本能的需求，人需要生存在一个规则的世界，一个明晰的世界，一个可以被分门别类，可以通过各类知识去解释的世界。所以，这个外在于我们的世界终于被我们所规定，世界在我们创造的规则中运行。

可以看到，康德同先前的理性主义者的主张已经有很大不同。康德根本不认为人是所谓自然的一部分，人的身体部分，或许属于自然，受物理学、生物学支配，人的感觉、情绪受心理学支配，但人的精神、最本质的先验部分，却是自然之外的某种东西。否则，人同动物毫无区别。自然之物完全受到规则支配，但人是自由的。这样的看法是革命性的的，它直接为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埋下了种子。所以，以赛亚·柏林称康德是一个“拘谨的浪漫主义者”。

另一个对浪漫主义产生影响的卢梭，依然是启蒙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单纯而善良的，可以文明让人变得丑恶，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社会愈加糟糕，这样的观点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们被盗而驰。某种程度上，卢梭是反叛的，而反叛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质。卢梭的行文也是情感迸发的，甚至是非理性的，这使得他被后人称为“浪漫主义之父”。但是，以赛亚·柏林指出，卢梭的“浪漫主义”更多的是指他个人性情方面的东西，在深层次上，卢梭仍然是理性派。他同样向往真理，只是这个真理与别人不同。他向往的社会乃是一种原始自然的社会，而并非现代的文明社会。他不是进步主义者，不认为历史的发展一定是趋于完满的，20世纪的社会相比于19世纪的社会，并不会有什么优越之处。在这个方面来讲，卢梭也有浪漫主义的影子。

浪漫主义实际是启蒙运动自然而然的产物。在康德、费希特直到叔本华、尼采这样的哲学发展脉络中，可以看到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将必然证明自己的局限。理性无法穷尽世界，无法完全规定人自身。人是一个有机的个体，并非机器，甚至我们身处的世界也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所谓的逻辑和规则无法触及本质。甚至不应该存在本质这样的东西，妄图去寻找事物本质并且一劳永逸的按照这所谓的本质行事是愚蠢的。

而生命，也并非一系列科学规则下的产物。生命是神秘的，并且具有无法捉摸的意志力，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而并非遵循所谓的一系列规则去生活。诚如费希特认为：一个不再创造的人，一个只是单纯接受生活和自然所赐之人，其实已经死了。在本体论层面上，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已经水火不容，并且后者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约翰·哈曼，这个被以赛亚·柏林认为是首个攻击启蒙运动的人，在他认为，那些奉理性为圭臬的思想者们不过是被概念驯化的囚徒。“巴黎那些圆滑的哲学家，柏林那些试图协调宗教和理性的神职人员，他们简直贬低和羞辱了人类所珍视的事物，和他们相比，盗贼、娼妓、罪犯、酒店老板离上帝更近”。哈曼是一名虔诚的宗教徒，显然在他看来，上帝必定是诗人，而不是数学家、物理学家。这是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关键分歧。

浪漫主义思潮对整个西方现代社会的影响如此深远，某种程度上已经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观念。当然，浪漫主义本身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必定存在于所有时代的一些少为认知的角落。

以赛亚61柏林是20世纪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这里我并不想在“杰出的”后面再加上“自由主义”一词来特别对他的身份加以限定。因为从柏林本人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不同定义来看，自由主义是既危险又安全的。而一方面，柏林本人对这两种自由的倾向是非常具体而富有历史感的，另一方面在我们的语境中自由主义又显得较为“积极”，因而这种限定会显得多少有些张冠李戴。 自浪漫主义诞生之日起，对这个观念以及它所引发的西方文化史上最为持久，浩大的运动的研究就层出不穷，从未停歇。仅是中文译著就已是让人眼花缭乱，可以想见西方国家有关此课题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的程度。然而推荐以赛亚61柏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却并非因为我已经对那些百年来的研究了如指掌，以至于能辨析出此书的观点在各家之言中的优劣，而仅仅只是因为我本人对柏林的思想及其研究方法的偏爱，也许也是因为这部书并非是他纯写作的结果，而是他的一系列关于浪漫主义的演讲的整理。（据编者介绍，柏林本人在世的时候坚决反对出版这本讲稿，不仅因为他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饰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这些演讲中瞬息迸射的火花在我看来远比那些经过深思熟虑写就的条分缕析的结论来得更有穿透力，而对于浪漫主义的研究来说，具有无与伦比的穿透力至少在我看来是最引人入胜的。 其次就是柏林对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因此，为了确定一种文化特征，为了阐明该文化的种属，为了理解人存身期间思考、感受、行动的世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尽可能地分离出这种文化所遵从的主导模式。”这种抽象的抽离和概括看上去很像是启蒙的遗产，正是浪漫主义所反对的东西，但这也正是我觉得柏林可贵的地方。虽然他谙熟启蒙传统看待事物和研究事物的方法，并将这种方法在自己的研究中踏实地践行，但这并不因此使得他对浪漫主义的研究显得偏狭而冷漠。相反，无论从演讲中他对浪漫主义者，诸如布莱克，卢梭，施莱格尔的熟悉程度还是他对浪漫主义作为一场运动所下的结论来看，柏林的口吻和笔触都是充满了温情的：“因此，浪漫主义的结局是自由主义，是宽容，是行为得体以及对于不完美的生活的体谅；是理性的自我理解的一定程度的增强。” 浪漫主义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柏林认为不是在拥有卢梭的法国和拥有拜伦的英国，而是在拥有路德和虔敬派（Chassidim）的德国。虔敬派专研《圣经》的文本，注重上帝与人之间的个别关系。有趣的是，柏林把这种退往内心的内省运动称为是一种“酸葡萄心理的宏大表述”，是人们通往自我完善的道路被堵塞时的自我沉溺。它与启蒙运动的区别类似于早期希腊哲学与后期希腊哲学，古罗马哲学之间的区别。这几乎是所有人类思想史中普遍的现象，外部政治经济环境越是恶化其相应的哲学思想就更趋于内省。（然而，柏林似乎忽略了与以往内省沉思哲学所导致的悲观厌世的结果不同的是，路德宗和虔敬派对于基督教信仰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奠定了西方现代主义传统的基石，正如马克思61韦伯所指出的，他们发展出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新教伦理）虔敬派在当时是反精英主义和仇恨知识分子的，而据雅克61勒高夫告诉我们的，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是12世纪的时候才在欧洲的大城市中流行的，恰恰相反，虔敬派的许多信徒都是居住在德国穷乡僻壤。有意思的是，这会让我想起哈罗德61布鲁姆把现今文论届那些企图消解经典文学的人统称为“憎恨学派”，这种心理倾向与虔敬派在17，18世纪对启蒙的心理如出一辙。继而我又会想起，当代艺术对古典艺术的憎恨和逆反，然而今天的艺术现象比以往都更加复杂化，它似乎不仅仅是继承浪漫主义的反智，反传统，“对一切普遍，单一的答案的质疑”，“对多元价值的认同”，它甚至也是追求艺术性达到零点的“求真”，是追求物理性与数学性的稳定与精确的爱好者。总而言之，当代艺术的状况更加纷繁芜杂，至于我们无法用一个具有高度统摄意义的语词去将其收纳，即便是像“多元文化主义”这样内涵量已经相当巨大的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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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浪漫主义的根源 （新编版）

作者：[英] 以赛亚·伯林

译者：吕梁

豆瓣评分：94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1-1

页数：183

内容简介：

本书根据以赛亚·伯林1965年关于浪漫主义的梅隆系列讲座的BBC录音结集而成，自浪漫主义定义问题始，中经浪漫主义之滥觞、成长和壮大的过程，至浪漫主义的巨大影响终。结构了然，思维缜密，处处闪耀着天才洞见的火花，伴以伯林特有的雄浑酣畅的即兴风格，是一曲令人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

作者简介：

以赛亚·伯林（1909—1997）　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1939）、《自由四论》（1969，后扩充为《自由论》）、《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罗斯思想家》（1978）、《概念与范畴》（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现实感》（1997）等。

一次偶然的机会，读到了以赛亚·柏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当时正是写一篇和浪漫主义相关的论文的时候。柏林的这本书虽然是由讲稿组成的，但是思路清晰，语言流畅，逻辑严谨，可以说在当时给了我很多启发。因为说到浪漫主义，我们会想到浪漫主义诗歌，浪漫主义绘画，但是柏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却把思路完全打开，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思潮，发端于哲学，酝酿在启蒙，表现在文艺。真正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是男女卿卿我我，动辄感动唏嘘，而是康德仰观宇宙，思索道德律令的笃定与磅礴，是德国古典哲学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浓烈的绽放。

《浪漫主义的根源》根据以赛亚·伯林1965年关于浪漫主义的梅隆系列讲座的BBC录音结集而成，自浪漫主义定义问题始，中经浪漫主义之滥觞、成长和壮大的过程，至浪漫主义的巨大影响终。结构了然，思维缜密，处处闪耀着天才洞见的火花，伴以伯林特有的雄浑酣畅的即兴风格，是一曲令人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以赛亚·伯林（1909-1997），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

《卡尔·马克思》（1939）、《自由四论》（1969，后扩充为《自由论》）、《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罗斯思想家》（1978）、《概念与范畴》（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现实感》（199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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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浪漫主义的根源 （新编版）

作者：[英] 以赛亚·伯林

译者：吕梁

豆瓣评分：94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1-1

页数：183

内容简介：

本书根据以赛亚·伯林1965年关于浪漫主义的梅隆系列讲座的BBC录音结集而成，自浪漫主义定义问题始，中经浪漫主义之滥觞、成长和壮大的过程，至浪漫主义的巨大影响终。结构了然，思维缜密，处处闪耀着天才洞见的火花，伴以伯林特有的雄浑酣畅的即兴风格，是一曲令人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

作者简介：

以赛亚·伯林（1909—1997）　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1939）、《自由四论》（1969，后扩充为《自由论》）、《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罗斯思想家》（1978）、《概念与范畴》（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现实感》（199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