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行诗的发展历史

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元音长短的区别比较明显，所以古希腊诗和拉丁诗都以元音长短的有规律的交替形成节奏，有短长格、短短长格、长短格、长短短格等；古梵文诗主要也是靠长短格构成节奏； 德语、英语、俄语，语音轻重的分别明显，诗歌遂以轻重音的有规律的交替形成节奏，如轻重格、重轻格。

西洋诗本来无韵，用韵是从东方学的。单韵传到西方，为什么发展为复韵？大概由于印欧语单词有长有短，音节结构不如汉语整齐，重音位置又多变，致使诗行末尾长短不一，这才为复韵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诗行结尾有的用重音，有的用非重音，彼此怎么押韵呢？——那就只好用两套韵脚了。

音节由音素（phone）构成，它是语音中最小的不可再分解的单位，是字母组合后的读音标记。音素靠听觉辨认，字母靠视觉辨认，音素属于读音系统，字母属于拼写系统。

韵步（foot，也被称为音步），是由音节（syllable）组成的，即——英语(（整个印欧语系都适用）诗歌中的韵步通常被定义为节奏的长度，是诗歌节奏的基本单位。表现诗歌节奏的音组。也称顿或韵部。诗歌实际上存在有两个系统，一是声音系统，其表现形式为节奏，节奏用韵律的形式表示就是韵步；二是拼写系统，其表现形式为音节的组合形式和韵步的数量。这两个系统相互交织在一起，不能分开。二者只有结合在一起，诗歌才具有其成为诗歌的存在形式，具有诗歌的音韵美和形式美。

西洋十四行诗不同体例的区别,最明显地表现今押韵的位置和方式的不同(即韵式)。人们提起它,往往首先注意哪行和哪行押韵,却容易忽视它的结构。其实,韵和结构有密切的关系:韵能把几行诗联结为诗节,换韵又能把不同的诗节分隔开来。韵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服务于诗歌结构的。

因此,对于十四行诗，先要研究它的内部结构，然后才能研究韵式,研究它在译文中的传达。就结构而言，彼特拉克体是两个四行加两个三行，莎士比亚体是三个四行加一个两行。我们要先确定这个框架。至于几行几行中的韵式如何落实,那是下一步的问题。

说到西洋韵式,可以重点看看四行诗。因为西洋的诗节中,四行诗是最常见的典型诗节。 四行诗有四种韵式：

交韵（alternating rhyme scheme）又叫“交叉韵”、“换行韵”—— 一三行押，二四行押(ABAB)；

抱韵（enclosing rhyme scheme）,又叫“首尾韵”、“环抱韵”—— 一四行押，二三行押(ABBA)；

随韵（running rhyme scheme），又叫“连续韵”——一二行押，三四行押(AABB)；

叠韵（ovrlap rhyme scheme)，又叫“重叠韵”——两行押韵（AA)。

因为音乐合律的需要，十四行诗的格律亦相当严密，某些地方（如押韵要求）的苛刻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古诗词。

自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之后，这种诗体获得广泛的运用。意大利的诗人彼得拉克成了运用十四行诗体最主要的代表。他一生写了三百七十五首十四行诗，汇集成《抒情诗集》，献给他的情人劳拉。在他笔下的十四行诗，每首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由两段四行诗组成，后一部分由两段三行诗组成，即按四、四、三、三编排。其押韵格式为ABBA，ABBA，CDE，CDE或ABBA，ABBA，CDC，DCD以及ABBA，ABBA，CDC，CDC等格式。每行诗句十一个章节，通常用抑扬格。

十四行诗的起源可能起源于第十三世纪西西里法庭诗人当中，谁的游吟诗人爱情诗的影响。接着传播到托斯卡纳，在那里它达到最高的表达在他的“canzonieri，”一个序列的爱情诗写给“劳拉，”他理想化的爱 。 彼得拉克的十四行诗形式整齐，音韵优美，以歌颂爱情，表现人文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他的诗作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为欧洲资产阶级抒情诗的发展开拓了新路。同时代的意大利诗人和后来其他国家的一些诗人，都曾把彼得拉克的诗作，视为十四行诗的典范，竞相仿效。每首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由两段四行诗组成，后一部分由两段三行诗组成，即按四、四、三、三编排。因此，人们又称它为彼得拉克诗体。

十六世纪初，十四行诗体传到英国，风行一时，到十六世纪末，十四行诗已成了英国最流行的诗歌体裁。产生了锡德尼、斯宾塞等著名的十四行诗人。莎士比亚进一步发展并丰富了这一诗体，一生写下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莎士比亚的诗作，改变了彼得拉克的格式，由三段四行和一副对句组成，即按四、四、四、二编排，其押韵格式为ABAB，CDCD，EFEF，GG。每行诗句有十个抑扬格音节。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比彼得拉克更向前迈进一步，主题更为鲜明丰富，思路曲折多变，起承转合运用自如，常常在最后一副对句中点明题意。后来，弥尔顿、华兹华斯、雪莱、济慈等人也曾写过一些优秀的十四行诗。

亚历山大体，又称“十二音节诗体” ，因中世纪法国的《亚历山大传奇》采用此诗格而得名，每行十二音节，抑扬格（有时也称抑扬格六音步，但在法语诗中，一般只称音节，不称音步）。 但准确说来，应是“亚历山大格”，因为严格说来它不是一种诗体，而是一种诗格，或诗行（类抑扬格五音步）。亚历山大格是法语诗中最重要的诗格（诗行）。像龙沙的爱情诗、古典主义悲剧及喜剧、雨果的重要诗集等大都采用此诗格。 法国格律诗不讲究音步，但却十分讲究诗行音节数量的整齐，从二音诗到十三音诗都有，使用最多的诗体当然是十二音诗。为了促进和强化诗歌节奏的和谐与鲜明，法诗严格规定了“半逗律” ，即在所有诗行的中腰用相当半个逗号的停顿将其分成前后两半，形成个特殊的音的规律。对于十二音诗来说，即在前后两个六个音节之间使用，行行如此便形成了“半逗律” 。在法国古典主义的诗歌中，半逗律是无论如何也不允许破坏的。

普希金创立的“奥涅金诗节”：每一诗节中包含十四个诗行，每一诗行中包含四个轻重格音步，每音步两个音节；这十四个诗行中，有的每行结尾为轻音者，谓之“阴韵”，9个音节(最后一个轻音音节不构成音步)；有的每行结尾为重音者谓之“阳韵”，8个音节；阴阳韵变换的规律和诗行间押韵的规律之间又有严格的配合，这十四行诗的押韵规律是：ABAB、CCDD、EFFE、GG；而其阴阳韵变换的规律(用每行不同的音节数目表示)则是：9898、9988、9889、88。 13世纪末，十四行诗体的运用由抒情诗领域扩及叙事诗、教谕诗、政治诗、讽刺诗，押韵格式也逐渐变化为：ABBA，ABBA，CDC，DCD，或ABBA，ABBA，CDC，EDE。

意大利中世纪的“西西里诗派'诗人雅科波·达·连蒂尼（生年不详，约卒于1246至1250年间），是第一个采用这种诗歌形式，并使之具有严谨的格律的文人作者。十四行诗有固定的格式。它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两节四行诗，后一部分是两节三行诗，共十四行。每行诗句通常是11个音节，抑扬格。每行诗的末尾押脚韵，其排列方式是：ABAB，ABAB，CDE，CDE。它和歌谣、抒情短歌同为当时意大利抒情诗中流行的体裁。

文艺复兴时期诗人彼特拉克是这种诗体的主要代表。他一生写了 300多首十四行诗。他断承“西西里诗派”、“温柔的新体诗派”的传统，以浪漫的激情，优美的音韵，丰富多彩的色调，表现人物变化而曲折的感情，注进了新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其押韵格式为ABBA，ABBA，CDE，CDE或ABBA，ABBA，CDC，DCD以及ABBA，ABBA，CDC，CDC等格式。每行诗句十一个章节，通常用抑扬格。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在艺术上更加完美，成为其他国家诗人后来竞相模仿的重要诗体，对欧洲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意大利体的十四行诗又称彼特拉克体。

十四行诗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繁荣兴盛。诗人梅迪契、米开朗琪罗、博亚尔多、塔索等，都是优秀的十四行诗作者。其后，它又成为“马里诺诗派”、“阿卡迪亚诗派”喜爱的体裁。早期浪漫主义诗人破除传统的框框，追求自由不拘的诗歌形式，十四行诗一度被冷落，但19世纪下半叶又得到复兴，卡尔杜齐、邓南遮等均留下了佳作。20世纪继续流行于诗歌创作。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学的影响下，十四行诗传入法、英、德、西诸国，并适应各国语言的特点，产生了不同的变体。马罗首先把它移植到法国。“里昂派”诗人拉贝，“七星诗派”诗人龙萨、杜倍雷的作品，使十四行诗成为16世纪法国的重要诗歌形式。

16世纪初叶，萨里、华埃特把十四行诗介绍到英国。诗的格式演变为三节四行诗和一副对句，押韵的方式是ABAB，CDCD，EFEF，GG。在这种类型之外又产生了其他变体。英国类分为3段四句加最后两句。最后的两句通常与前面的大不相同，比意大利类第九句改变更厉害。16世纪末，十四行诗成为英国最流行的诗体之一，产生了像锡德尼、斯宾塞这样著名的十四行诗人。 莎士比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诗体。他的十四行诗体（又称伊丽莎白体），也由三节四行诗和一副对句组成，以形象生动、结构巧妙、音乐性强、起承转合自如为特色，常常在最后一副对句中概括内容，点明主题，表达出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和情怀。以后，弥尔顿、华兹华斯、雪莱、济慈等也以写作优秀的十四行诗享有声誉。一般英国十四行诗的韵牌是： A-B-A-B, C-D-C-D, E-F-E-F, G-G（称为“莎士比亚体”或“伊丽莎白体”）、或者更严格一些 A-B-A-B, B-C-B-C, C-D-C-D, E-E （称为“斯宾塞体”）、A-B-A，B-C-B，C-E-C，E-D-E，F-F（称作“雪莱体”）。

十四行诗传入德国较晚。 奥皮茨在 《德国诗论》(1624)里最先倡导十四行诗，制定诗歌格律的规则，对德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作用。歌德和浪漫派诗人对这一形式也很重视。

普希金是俄罗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各种文学体裁均擅长，被称为“俄罗斯文学之父”、“俄罗斯的太阳”，其诗歌也是琳琅满目、美轮美奂的，样式多种多样。他根据文艺复兴以来流行的十四行诗格律，参照它在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国的不同诗人笔下的十四行诗体的格律变化和发展，同时考虑到俄语词汇的音节重音特点，创造性地制订了“奥涅金诗节”这一独特的格律。普希金在诗歌形式上对欧洲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和他作品内容上对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文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奥涅金诗节”规定：长诗中的基本单元是诗节，每一诗节中包含14个诗行，每行中包括4个抑扬格音步,每音步两个音节。这14行诗中，有的每行结尾为轻音者，谓之“阴韵”，9个音节(最后一个轻音音节不构成音步)；有的每行结尾为重音者谓之“阳韵”，8个音节；阴阳韵变换的规律和诗行间押韵的规律之间又有严格的配合，这十四行诗的押韵规律是：ABAB、CCDD、EFFE、GG。各行音节数为9898、9988、9889、88。这些严格的规定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奥涅金诗节”特有的格律特征。前四行是一个整体，押的是交韵；第二个四行押随韵，其实也可以看做两个两行。问题比较大的是后面六行。它可以分析为押抱韵的四行再加上两行，也可以分析为互有联系的两个三行。可以看成囊括了交韵、抱韵、随韵和叠韵四种韵式，也可以看成是四加四加三加三的结构。和彼得拉克、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比起来毫不损色，自有其独特的美。在普希金之后，俄国文学史上，只有他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莱蒙托夫，使用这一格律写出过一篇五十余节的诗体小说《唐波夫财政局长夫人》（《叶甫盖尼·奥涅金》凡四百二十多个诗节，还有一些别稿），此外再无其他诗人敢于问津，可以说，“奥涅金诗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Sonnet在汉语中早期被音译成商籁体，后来被意译的“十四行诗”代替，但新的译法有不准确的地方。首先，sonnets通常是十四行，但也有变体，如莎士比亚的154首sonnets中的第99首是15行，而第126首只有12行。另外，“十四行诗”的称谓也没有涵括sonnets的其它特点。这或许也反映了用汉语翻译一个外来诗歌体裁时面临的处境与取舍吧。Sonnet这个词可追溯到拉丁文sonus(声音)，于是跟英语单词sound和song的词根son有近亲关系。它直接从意大利语sonetto演化而来，也与中世纪法国南部普罗旺斯语(Provencal)中的sonet (短歌) 有关。简单地说，sonnet是指一种抒情短诗，一般来说有14行，每一行有特定的韵律，且行与行之间，有固定的押韵格式。十四行诗的格律主要包含行数、韵脚、音节、音调、结构等:　　一、行数：要求有十四行，每行不一定是完整的句子。有时为了韵脚的需要，把意思连贯的一句分成两行，但每行词数不一定要相同。　　二、结构：一般分为前后两个部份。不同诗体前后两部份的行数不同。彼得拉克体由两节四行诗(共8行) 和两节三行诗(共6行)组成。斯宾塞体、莎士比亚体由三节四行诗(共12行)和一节二行诗(共2行)组成，“奥涅金诗节”由两节四行诗(共8行)和两节三行诗(共6行)组成或者由三节四行诗(共12行)和一节二行诗(共2行)组成，形成起承转合的趋势。极端的有雪莱所作的十四行诗，由四节三行诗(共12行)和一节2行诗组成。　　三、韵及韵脚：是十四行诗体的难点和特点之一，十四行诗根据不同的诗体：彼得拉克体4到5个，斯宾塞体6个，莎士比亚体7个，“奥涅金诗节”7个。英语词汇一般由多音节组成。韵指的是每行最后一个词的最后一个音节，按规定要相同的叫押韵。各体前后两部份韵脚的安排是：彼得拉克体ABBA、ABBA、CDC、DCD (4韵) 或者CDE、CDE (5韵)，属抱韵；斯宾塞体 ABAB 、BCBC 、CDCD 、EE ，最后两句是对偶句，属套韵；莎士比亚体BABA 、CDCD 、EFEF 、GG，属双形体即交韵（7韵），最后两句对偶；“奥涅金诗节”ABAB、CCDD、EFFE、GG，交韵、随韵、抱韵、叠韵全备（7韵）。　　四、轻重音搭配。中国律诗绝句，每句诗中要求平仄相间，使音调抑扬顿挫，铿锵有声，具音乐感，十四行诗虽不要求每行诗词数相同，但要求同样的音步，每个音步有一轻一重两个音节，斯宾塞体、莎士比亚体要求每行5个音步，10个音节；彼得拉克体要求11个音节；法语要求12个音节。奥涅金诗节结尾为轻音者，谓之“阴韵”，9个音节(最后一个轻音音节不构成音步)；有的结尾为重音者谓之“阳韵”，8个音节。　　十四行诗在西方流传很广。除意（彼特拉克为代表）、英（莎士比亚为代表）之外，在西班牙、法国、葡萄牙、德国、波兰、俄国等也有人写十四行诗，但成就不及前者。中国新诗诗人所模仿的主要是彼体、莎体两种。　　一般认为中国写十四行诗取得最大成就的应该是冯至，其主要作品为《十四行集》。冯至曾任同济大学教授兼附设高级中学主任，估计是同济历史上文学方面名气最大的人。

先秦时期的是两言诗，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代表作是诗经和战国后期的楚辞。两汉的汉乐府诗，代表作是《古诗十九首》和《孔雀东南飞魏晋时期以“三曹”父子和王粲等“建安七子”为中心组成邺下文人集团，即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还有“竹林七贤”。代表作有阮籍的82首《咏怀诗》，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对唐代山水田园诗派有直接影响。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代表诗人有谢灵运、鲍照等。南朝民歌清丽婉转，代表作是《西洲曲》；北朝民歌粗犷刚健，代表作是《木兰诗》。 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初唐四杰”，盛唐时期首先出现两大诗歌流派：一是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多摩山范水，抒写闲情逸致，风格清新自然；二是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多写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或慷慨悲壮，或雄奇瑰丽。接着李白、杜甫横空出世，被称为我国诗歌史上雄视古今的“双子星座”。安史之乱后，进人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过渡，唐诗呈现第二次繁荣。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了《新乐府》、《秦中吟》等针砭时弊的讽喻诗。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是古代长篇歌行名篇，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崇尚险怪，以散文手法作诗。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诗人还有刘禹锡、柳宗元等。中晚唐之交出现的“诗鬼”李贺，其诗冷艳深幽，恢奇诡谲，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晚唐之世，诗风趋于卑弱，感伤色彩较浓，惟杜牧、李商隐成就最高，有“小李杜”之誉。杜牧擅七绝，咏史怀古、抒情写景，无不清新俊逸，风姿绝代。李商隐工七律，风格深情绵邈，绮丽婉曲，尤其是“无题”诗，更是意蕴隽永，兴寄深微，沉博绝丽，独擅胜场。

宋诗总体成就不如唐诗，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李商隐，号西昆体。王禹俘、梅尧臣、苏舜钦等反对西昆体，反对只讲声律辞藻与缺乏社会内容的流弊，奠定了宋诗健康发展的基础，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恢复关注现实的传统，北宋诗坛影响最大的是“苏黄”。即苏轼和苏轼，南宋诗人的杰出代表是“中兴四大诗人”(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到宋末，有文天祥、汪元量。金代最杰出的诗人是元好问。

元代出现了散曲。前期代表作家是关汉卿、马致远，后期代表作家是张可久、乔吉。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睢景臣的套曲《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是代表作。

明初，高启、刘基等人的诗歌较有社会现实内容，但接着兴起以朝廷辅弼大臣为首的“台阁体”诗派，歌功颂德，空廓浮泛。明中叶以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先后发起复古运动，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他们盲目尊古，一味模拟，受到有识者的批评。先有以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起而矫之，继有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极大地冲击了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稍后的“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人，主张与“公安派”相仿，但追求幽深孤峭的诗风。清初，遗民诗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钱谦益、吴伟业等在清初诗坛影响很大。王士祯提倡“神韵”说，成为当时诗坛领袖。清中叶以后，考据学风盛极一时，影响到诗坛，远离现实、重视形式和以学问为诗之风大炽，唯郑燮反映民情之作、袁枚直抒性情之作、黄景仁独写哀怨之作较有特色。道光、咸丰年间，内忧外患日益严重，龚自珍以诗为武器，揭露社会黑暗，抒发报国大志，成为近代诗歌史上开一代风气的第一位大诗人，赢得了“三百年来第一流”的称誉。

词是配合燕乐演唱的新诗体，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中唐之后文人填词者渐多，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在作诗之余间或作词。晚唐温庭筠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作词的人，他确立了词体规范，开花间词风，被称为“花间鼻祖”。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问世。西蜀韦庄名列花间，词与温庭筠齐名，并称“温韦”，以清丽疏朗见长。南唐冯延巳注重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抒写个人生活感受，“开北宋一代风气”(王国维语)。五代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他以词写自己的人生际遇和真实性情，写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不事雕饰，缘情而行，语言朴素自然而又流转如珠，王国维评云：“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土大夫之词。”

词在宋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宋初词家如晏殊、欧阳修等，主要还是沿袭晚唐五代词风，写的多半是个人的离愁别绪。范仲淹词中的某些词作开始呈现境界开阔、格调苍凉的风格，给宋初时期的词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期的柳永对宋词进行了第一次革新，创制并写作了大量的慢词，以写相思旅愁见长，多用铺叙和白描的手法，语言俚俗，富于平民色彩，产生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广泛影响。词至苏轼而又一变，苏轼打破诗词界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开创了豪放词派，使词摆脱了音律的束缚而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体。北宋后期词坛主流又复归婉约，代表人物为秦观、贺铸、周邦彦。秦词柔婉清丽，情辞兼胜，被奉为婉约派正宗，与黄庭坚并称“秦七黄九”。贺词笔调多变，刚柔相济。词至周邦彦再一变，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周邦彦精通音律，善作慢词，以思力取胜，词风典丽精工，对南宋格律派、风雅派词人影响极大。南北宋之交出现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女词人李清照，创言浅意深、本色当行的“易安体”。她善于炼字炼意，擅长白描，令慢均工。前期词多写闺情相思，清俊旷逸；后期词抒身世之感、家国之思，苍凉沉郁。南宋初期词人如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等，多亲历靖康之变，故以词为武器，抒发爱国情怀，上承苏轼，下启辛派。辛弃疾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主承苏轼但取径更广，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在词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辛词风格多样，或壮怀激烈、豪气逼人，或缠绵哀怨、清新活泼，尤能寓刚柔为一体。在辛弃疾的影响下，陈亮、刘过和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辛派爱国词人群体。

在宋金对峙、政局相对稳定的南宋后期，出现了以姜夔、吴文英、史达祖、张炎、王沂孙等为代表的格律词派。其中突出者要数姜夔、吴文英，他们同是宗法周邦彦，但姜词清空骚雅，吴词工致密丽。

词至元明走向衰落，在清代呈中兴气象。清初，陈维崧效法苏、辛之豪放，开“阳羡词派”；朱彝尊推崇姜、张之清空，开“浙西词派”；纳兰性德善作小令，长于白描，以情取胜，风调酷似后主李煜。清中叶后，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纠浙派之偏，论词主比兴寄托，重视词的社会作用，其影响直达近代。

以前有人问过，借来的

古代诗歌发展简史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诗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

A、初唐时期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

B、盛唐时期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代表作品《过故人庄》《春晓》。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代表作品《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杜甫。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瞬”的抱负，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三吏》《三别》《兵车行》《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一系列表现民生疾苦的诗作。

C、中唐时期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韩愈、孟郊、李贺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D、晚唐时期

晚唐诗歌又一变。中唐的那种改革锐气消失了，诗人们走向自我。这时出现了大量写得非常好的咏史诗，杜牧、许浑是代表。晚唐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是李商隐。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惊人的才华，开拓出—个充满朦胧、幽约的美，让人咀嚼回味的诗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峰。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1）宋诗的发展

北宋初期的诗歌

宋末的方回说：“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

北宋中期诗歌的全面繁荣

在这里起着中枢作用的是欧阳修。欧阳修的诗对宋诗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进行了革新。欧阳修作诗，力矫西昆体的不良诗风，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要求诗歌反映现实社会生活。欧阳修诗歌受韩愈影响较大，主要体现为以散文手法和以议论入诗。

梅尧臣是专力作诗的文人，存诗2800多首。他积极地用诗歌反映民生疾苦，对他担任地方官时目睹的贫民惨状作了尖锐揭露，感情愤激，继承了杜甫、白居易传统。梅尧臣诗更值得注意的是对日常生活琐事的描写，体现了宋代诗人的开拓精神。梅诗在艺术风格上以追求 “平淡”为终极目标，追求一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一种超越雕润绮丽的老成风格。

王安石存诗一千五百多首，大致划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歌宗杜，学习杜甫关心政治时事，同情人民疾苦的写实精神。写得更出色的是咏史诗，晚年，王安石沉溺于佛释。前期诗歌中洋溢着的政治热情和百折不屈的斗争精神已逐渐消退，心情渐渐趋于平淡，诗风也随之趋于含蓄深沉。大量的写景诗取代了政治诗的位置，艺术上走上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之路。

苏轼一生经历两次在朝——外任——贬谪的过程，坎坷的人生遭遇，“身行万里半天下”的丰富阅历，使苏轼在诗歌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反映现实时，苏轼直接把诗歌作为向政治反对派作斗争的工具，“讥讽朝廷政事阙失”（《乌台诗案》引苏轼语）。苏轼歌咏自然的作品非常多，内容也十分丰富，还带有深厚的自我感情，美学情趣也显得更为高雅。苏轼一些写景诗以及由此生发的哲理诗，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情理交融，意在言外，情、景、理三者有机统一，义蕴无穷。苏轼在继承前人，特别是韩愈、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基础上，于诗中发表议论，且表现得更自觉、更成熟。

北宋后期的诗歌：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苏北宋后期，苏门弟子相继崛起。黄庭坚、秦观、张耒和晁补之四人，被称为“苏门四学士”。

黄庭坚的诗歌成就最为突出，他最终与苏轼齐名，二人并称“苏黄”。 黄庭坚论诗，强调推陈出新，要求诗人志向高远，勇于创新，有自成一家、压倒前人的气势。黄庭坚论诗，要求诗歌创作要象杜甫那样“句律精深”，又能做到“无一字无来处”，因而提倡“夺胎换骨”、“点铁成金”。

南宋诗的发展

南宋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靖康之变”已在宋人的心灵上留下了耻辱的记忆。中原沦陷，南宋小朝廷靠屈膝求和、不思进取、偏安江南，加之岳飞等抗敌爱国英雄的被害，更激起了广大百姓和富有正义感、有民族自尊心的士大夫的爱国热情。诗人们也从此逐渐放弃了江西诗派“脱胎换骨”、“点铁成金”、“取古人成言”的条条框框，使诗歌创作面向社会人生，反映多灾多难的时代生活，体现了民族的呼声，诗风也随之一变。

南宋诗的发展，一般以永嘉四灵的出现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为代表，宋诗创作继北宋后期之后，出现第二个繁荣发展时期。

南宋前期的诗人，大多出入江西诗派，或多或少地受到苏轼、黄庭坚诗风的影响。南宋前期的诗歌创作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诗歌创作有“尊杜”、“宗黄”开始转向师法自然，逐渐摆脱江西诗派末流的影响，表现出独创意识的觉醒；二是诗歌面向生活，创作题材有所扩大；三是忧时伤乱，爱国主义成为诗歌的主题。

南宋后期，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和尤袤“中兴四大诗人”虽以卓越的诗歌成就力矫江西诗派末流之弊病，成为南宋诗歌的突出代表，但他们的诗基本上还是与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一脉相承的，可以说仍是对宋诗传统的发展。

宋亡前夕，国难当头，民族忧患意识使一批爱国诗人崛起于宋末诗坛，文天祥、汪元量、等爱国志士，奔赴国难，抒坚贞不屈之志，发“黍离”、“麦秀”之思。宋诗至四灵、江湖，本已出现“衰气”，而宋末爱国诗人却以时代的悲歌为宋诗留下了光彩夺目的最后一页。这是历代诗坛所罕见的景象。

杨万里、范成大的诗歌

杨万里思想可称述者，大致有三：一是具有较强的爱国思想，力主抗敌御辱；二是有较强的爱民思想，主张轻徭薄赋；三是有较强的理学思想，终身服膺正心诚意之说。从内容和题材来看，杨万里最擅长的乃在描写山川风光、自然景色，其次在于描写日常生活的片刻感受，他的诗较少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很少表现尖锐、深重的人生感受，即使有一些表现国事、表现民生的作品，也不如陆游、范成大等人的作品表现的那样直率。

范成大是一位关心国事、勤于政务、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人。他诗歌的最大成就在于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泛，揭露的社会问题也比较深刻。他的诗歌从多方面生动而深入地反映爱国思想，虽不像陆游那样慷慨激昂，但表现得却相当广泛。特别是在使金时所作的七十二首绝句，真实地记录了沦陷区的实际情况，抒发了收复河山的豪情，批判了宋王朝丧权辱国的罪行，反映了中原人民眷恋故国的感情，揭露了金统治者的残暴行径。而贯穿其中的中心思想，是对民族危机的忧患意识与悲愤情感。代表作品《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

陆游的诗歌

陆游的诗歌创作和他的生活经历有紧密的关联，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少工藻绘，中务宏肆，晚造平淡。

陆游诗歌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爱国主题和日常生活的吟咏。陆游的爱国诗歌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把文学史上的爱国主义主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如果说以表现民族意识为主要内容、以豪放悲壮为感情基调的一类作品构成了陆游诗歌的主旋律，那么，陆游还有不少诗歌以细腻冲淡的笔法、闲适恬和的情调，写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它构成了陆游诗歌的另一种旋律。这类诗歌往往以平和朴素的韵味和深永秀逸的意境感染读者，使之在细细的品味涵咏中感受诗人的人生情趣和审美理想。

文天祥与宋末遗民诗

蒙古人崛起后，经过反复的战争，终于摧毁了南宋政权。这场巨变使一大批诗人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在宋亡前后，爱国诗人们采取了两种抵抗方式：其一是奋起抗敌，以死殉国。这一类诗人以文天祥为代表；其二是眷念故国、宁为遗民，不肯降附新朝他们用以报国的方式虽有不同，但都能在民族危急的时刻保持民族气节，他们的诗歌都是用血泪凝结的悲歌，风格都有慷慨悲壮的倾向，所以在文学史上，他们往往被看作是一个群体。

文天祥的诗歌以元人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为界，分为明显的前后两期。他自言：“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指南录后序》），目的在于“使来者读之，悲予志也”（《指南录后序》），也是为了使“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集杜诗自序》）。

时代的巨变，使许多文人无法再沉浸于恬淡闲适的人生情趣中，也无暇在追踪古人的风格技巧和雕琢字面中悠然吟唱。于是以自然朴素的语言抒写自然涌发的“哀”与“愤”的情感，成为宋元之际遗民诗的基本特点。这些爱国遗民诗，抒亡国之痛，发故国之思，沉痛悲哀，泣血吞声，使南宋后期诗坛缺乏激情、气骨衰弊的习气一扫而空，诗人们用血泪悲歌表现了民族的尊严，从而为宋代文学画上了气壮山河、光照日月的句号。

词的发展

词，起源于唐代民间，称“曲子词”，后被文人接受，改造成一种抒情诗样式，经五代时期，这种诗歌体裁渐趋成熟。晚唐五代最著名的词人有温庭筠、韦庄、冯延已、李煜等。到两宋时代大发展，名家辈出，蔚为大观。宋代以词名家的人很多，如张先、柳永、晏殊、欧阳修、晏几道、苏轼、秦观、黄庭坚、贺铸、周邦彦、李清照、朱敦儒、辛弃疾、陈亮、姜夔、等等。

词，还有“诗余”、“乐府”、“琴趣”等别称。它是一种格律诗的样式，特点是句式长短不齐，所以还叫“长短句”。习惯上又把词分为三类:58字以内的称“小令”，59字至90字的称“中调”，91字以上的称“长调”。不分段的叫单调，分两段的叫双调，分三段的叫三叠，分四段的叫四叠，后两种不多见。每首词都有词牌，如《如梦令》、《蝶恋花》、《木兰花慢》、《贺新郎》之类，原来是曲调名称，后来词和音乐脱离，这些词牌便只成了填词的格式。按其格式，作者可以填进任何内容，所以词牌不是标题，和内容无必然联系。

词这种诗歌体裁，在晚唐和五代多是写男女之情和闲愁离恨的，并认为这是词的本色。北宋初期的词仍是这样，多写花月闲愁之类的有闲阶级情感。其中也有写得很精致的，如晏殊的《浣溪沙》。

柳永是北宋时期影响很大的一位词人。他官当得很不顺利，失意无聊，就和歌儿妓女混在一起，过着颓废放荡的生活。柳永一生致力于词的写作，善写羁旅别情，发展了“长调”词，语言通俗流畅，雅俗共赏，受到普遍欢迎。他的名作《雨霖铃》、《望海潮》等至今仍为大家所熟悉。

周邦彦在北宋词人中修养很高，名气很大，学习他的人很多。他属于婉约一派，多写男女情思。他的写景的词，清新淡雅，富有美感

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是跨北、南宋两个时代的人。她与丈夫赵明诚(学者)年轻时有过一段极为幸福的生活。北宋灭亡后，夫妇南渡，不久丈夫病故，李清照在悲苦无聊中度过后半生。她的词语丽意新，通俗流畅，独标一格。国破家亡流落南方后，词中多写身世飘零之感，凄苦动人。

对宋词，人们习惯上把其分为“婉约”和“豪放”两大派。早期的词，内容单调，细腻柔弱，情绪婉约，属婉约派。到苏轼出现在词坛，词风为之一变，他学博才大，拓宽了词的境界，凭吊古代人物，抒发爱国怀抱，描绘农村风光，笔力纵横，气势粗豪，成为豪放派的开山祖。

南宋词

由苏轼开创的豪放词派，到南宋时代才大发展起来。被金人赶到江南的文人们，看到山河破碎，体验了国破家亡的惨痛，再也无心留连光景、嘲风弄月，而把一腔爱国衷情倾注在词作中，写出大量慷慨悲歌、激烈沉雄的作品。

在豪放派词人中，取得最高成就的是辛弃疾。在词人中他与北宋苏轼齐名，并称为“苏辛”。 最能代表他词作风格的要数《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南宋时代仍有部分词人沿婉约派的路子走下来，雕章琢句，追求典雅，写了许多哀婉缠绵、情感低回的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姜夔。代表作品《暗香》、《疏影》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赞同13| 评论(1)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

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

厚重的文化积淀

——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历程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突出的代表，它的产生久远得可以追溯到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礼记》中记载了神农时代的一首祭祀歌谣：“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吴越春秋》也记载了一首反映原始人打猎的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这些歌都是诗、乐、舞结合的典型例子，而诗、乐、舞的结合，正是中国诗歌产生时期的重要特征。

公元前6世纪，《诗经》被编定成书，包括地方土乐的十五国风160篇，朝廷正乐的大雅31篇、小雅74篇，祭祀之乐的颂40篇，共305篇，另有6首乐谱失传的笙曲。产生地域包括现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南北部。《诗经》中有反映宴会享乐的诗，如《小雅•鹿鸣》；有反映战争的诗，如《小雅•六月》；爱情诗的名作如《郑风•子衿》；有讽刺现实的《魏风•伐檀》；还有一组反映周朝开国历史的大型周王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四言为主、重章叠句的《诗经》显示出我国抒情为主的民族文学特色，从它开始，我国诗歌走上了一条抒情言志的道路，抒情诗也成为了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诗经》里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道德意识、真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概括为“风雅”精神，成为我国诗歌的最基本最深远的传统。

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伟人屈原出生。西汉末年的刘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当中收录肯定为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招魂》共23篇。其中的《离骚》，以忠君爱国为主题，以香草美人为象征，以缠绵悱恻的感情，反复迸发的愤慨，塑造出一个坚贞高洁的主人公形象。

屈原的诗歌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直接影响汉赋的产生。又大量运用楚地方言，如“些、只、羌、纷，谇，謇，傺”，带有浓郁地方性色彩。楚辞突出表现浪漫的精神气质，影响后世的李白、李贺、韩愈等诗人。香草美人的象征传统源远流长，影响一直绵延到清代《聊斋志异》。

继《诗经》、《楚辞》之后，汉代的乐府诗登上诗坛，这些诗歌由西汉的乐府机关和东汉的黄门鼓吹署在民间搜集而来。乐府诗长于叙事，《羽林郎》叙当垆美女反抗强暴，《陌上桑》叙罗敷拒绝太守追求，《艳歌行》叙妻子为游子缝补衣服而引起丈夫猜忌，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叙一个凄美的爱情悲剧。诗人的笔触各自深入各自的阶层，合起来就充分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既劝谏富贵又同情疾苦。汉代的乐府诗实现了四言诗向杂言、五言的过渡。

东汉的时候出现了文人群体创作的诗歌，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甚至产生完整的七言诗。现存最早的东汉文人诗是班固《咏史》，而他的《竹扇赋诗》是比较早的完整的七言诗。最著名的文人诗是没有留下作者姓名的《古诗十九首》，写的是游子羁旅和思妇闺愁，因此乡情和恋情就融汇在一起。同时当中涉及很多人生哲理，讨论永恒和短暂、人的心态和生命周期、悲伤和欢乐等问题。文人诗长于抒情，语言炉火纯青、一字千金，直接影响曹植和陶渊明。

东汉末年建安时代到曹魏前期，三曹、七子并世而出。古直悲凉的曹操、便娟婉约的曹丕、身兼父兄之长的曹植，以及作为羽翼的“建安七子”，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最后转变，开辟了五言诗的广阔道路。著名的有曹操《短歌行》，曹丕柏梁体《燕歌行》，曹植《赠白马王彪》、《白马篇》。建安诗人中曹植最受推崇，这是由于他文采华美，对五言诗发展有重大影响，他不幸的身世又引起后世文人的共鸣。

“建安风骨”，就是建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中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它以作家慷慨饱满的思想感情为基础，形成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悲凉慷慨的特点。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时代特色成为建安诗风独具魅力的标志。

曹魏后期正始年间，司马氏掌权，一批文人不满司马氏的统治，隐逸山林，以阮籍、稽康为首的七人，称“竹林七贤”。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82首，开创中国文学史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诗中充满孤独苦闷，但政治高压之下又不敢直言，借比兴、象征来寄托怀抱。嵇康的诗以四言成就最高，追求自然，高蹈独立。总体来说，正始诗风转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面貌。

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西晋。西晋诗坛呈现出的艺术特色称为“太康诗风”，表现为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彩华丽，诗风繁缛。陆机的《拟古诗》就是华丽藻饰的代表作。太康诗风代表人物是三张（张协、张载、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他们诗中山水描写成分大量增加，为谢灵运、谢朓等人的山水诗人的先导。同时期的左思凭着《咏史》八首开创借咏史以咏怀的道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被玄言诗占据，诗歌艺术的发展脉络中断了。一直到中国诗歌史上第二位伟人陶渊明出现，才使这个脉络重新接上。他的诗歌源于《古诗十九首》，得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骨，魏晋诗歌甚至中国古代诗歌的古朴作风在他手上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他作为结束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成为了一座里程碑。他开创了田园诗，如《归园田居》、《饮酒》等，写躬耕生活的感受，平淡质朴的语言中不露痕迹地表达对人生的哲学思考。陶渊明是追求人生艺术化的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又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归宿之一，为后世文人筑起一个精神的家园。

东晋被宋取代，之后宋、齐、梁、陈交替，四朝偏安江南。南方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经济条件使南朝的民歌呈现清丽缠绵的风格，代表作是长诗《西洲曲》，四句换韵，用连珠格，声韵回环婉转。北朝民歌是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硕果，《敕勒歌》雄浑壮阔，是千古绝唱；代表作《木兰诗》清新刚健，写出一个女英雄的英风豪气。

从南朝宋代的谢灵运开始，文人诗风发生转变。他开创山水诗，特点是鲜丽清新，注重描写刻划物象，但由于精心琢磨，秾丽之极反若平淡，如《登池上楼》。他是开启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影响着南朝整代的诗风。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沈约等人创立音韵严格的“永明体”，规定了四声八病，主张要讲究诗歌的音韵美。“永明体”代表诗人谢朓，继续写山水诗，避免了大谢的晦涩，情景融合，深婉含蓄，又讲究永明声律，音调流畅和谐。齐梁两代形成萧子良、萧衍、萧统三个文学集团，诗歌创作都是以宫体艳情诗为主，但南方诗人庾信滞留北方，把南方文风带到北方的同时，自己诗风也集合了南北之长，穷南北之胜。南方的清丽和北方的劲健的结合，为唐代新诗风的形成作了必要的准备。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标志。初唐四杰、陈子昂初唐诗人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创造了新体诗——律诗，五律在宋之问、沈佺期手上最后定型。盛唐国势强大，中国诗歌史第三位伟人李白登上诗坛，他以其绝世才华，豪放飘逸的气质，把诗写得行云流水又变幻莫测，如《蜀道难》、《将进酒》等诗，骨气端翔，无迹可寻又含蕴深厚。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的《燕歌行》、《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把边塞生活写得瑰奇壮伟、豪迈慷慨。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则把山水田园的静谧秀丽表现得清丽空远。

公元775年，爆发安史之乱。中国诗歌史上第四位伟人杜甫以动地的歌吟写战火中的人间灾难，“三吏”“三别”把深沉的抒情融入叙事，是诗歌表现方法的一大转变，标志着诗歌从盛唐诗风转向中唐诗风。杜甫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其缘事而发开中唐元稹、白居易；文字奇崛开韩愈、孟郊、李贺、苦吟诗派；其七律律法开晚唐李商隐，成为后世典范。

中唐白居易有伤感苍凉的《长恨歌》、《琵琶行》，韩愈有狠重粗豪的《石鼓歌》、《陆浑山火》，引出中唐诗歌高潮。但是到了晚唐，诗风再变，杜牧的咏史诗注入了深沉的历史感慨。李商隐《筹笔驿》（七律）沉郁顿挫，绝类杜甫，而其《锦瑟》《无题》等朦胧诗深入心灵世界，幽深窈渺，形成凄艳浑融的风格，成为唐代最后一位诗坛大家。

经过了唐诗不可逾越的高峰，宋诗无以为继。但是宋代诗人另辟蹊径，也走上了不逊色于唐诗的另一高峰。唐诗重在自身感情的迸发，文辞华美，故显得肥腴；而宋诗重在理趣，在平淡无华的诗句中见人生哲理和生活情趣，故显其瘦劲。北宋大家有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南宋出现了宋诗的顶尖的天才诗人陆游，酷肖李白的才华、强烈的爱国精神、多种的诗歌风格，使陆游成为宋诗第一人。同时期还有闲适自然的杨万里，后来南宋末出现松散的江湖诗人群。

元朝统治时间不长，诗坛一片萎靡不振，总体是学习中晚唐诗的婉丽纤巧。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明初“吴中四杰”中，高启成就最大，《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是登览怀古的名篇。其时文坛流行歌功颂德而空洞无物的台阁体诗。茶陵诗派李东阳以台阁重臣的身份首起提倡复古，写诗要学习汉唐。弘治、正德年间涌现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他们继承李东阳的观点，主张诗歌要复古，学习汉魏盛唐，但是李梦阳主张严守古法，无一字不出汉之前，陷入单纯的模拟。

稍后的唐宋派主张学习唐宋，尤其学习宋诗的直舒胸臆、自然流畅，开晚明公安派的诗风文风。再稍后的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承接前七子的思想，重新陷入过分的揣度模拟当中。直到晚明才有公安派提出“性灵说”，主张写诗文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但其诗文过于信口而出；以锺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崛起，用幽深奇僻的风格来对公安派过分浅白直露作出反正。

公元1644年，清兵入主中原。顾炎武等遗民诗人用诗歌哀悼最后一个汉族王朝的灭亡；娄东诗派吴伟业以《圆圆曲》为“梅村体”代表作，错金镂彩中蕴含批判力量；虞山诗派钱谦益是诗坛盟主，学得杜甫神髓，风格沉郁悲凉。

康熙朝王士禛成为第二代诗坛盟主，学王、孟的山幽水远、诗情画意，主张“神韵说”。同时期朱彝尊和王士禛并称“南朱北王”，施闰章和宋琬并称“南施北宋”。乾嘉诗坛人才辈出。沈德潜倡导“格调说”，诗作典雅而平庸；浙派盟主厉鹗宗宋，写遍西湖一草一木；翁方纲倡导“肌理说”，诗如学术；袁枚标榜“性灵说”，抒写性情；郑板桥质朴泼辣；黄景仁恣情横放，见者以为谪仙复出，称为乾隆六十年间第一诗人。

公元1792年，中国诗歌史上最后一位伟人龚自珍出生。此人傲岸不羁如李白，比李白多一层“横霸”之气。他的诗直接写心灵，表现物我冲突，如《秋心》等诗。诗风融唐音宋调而避其流弊，凌厉剽悍，奇谲不羁。之后虽有清末的“诗界革命”和南社诗人群，但是中国古典诗歌再无高峰，日渐衰微，五四运动合上了中国数千年古典文学的大门，同时打开了文学的崭新的天地。

诗歌来源于（古代人们的劳动号子和民歌），是（诗与歌）的总称。大约距今五千年左右，我国已进入原始社会的后期。原始社会的诗歌也已经产生了。从遗存的资料看这时候的诗歌，主要是原始人群在集体劳动中创造的歌谣，我们统一把它称为（诗歌）。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的诗歌305篇《诗经》共有（风、雅、颂）三个部分。 （离骚）是中国最早的长篇抒情诗。他的作者（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以其为代表创作的浪漫主义新诗体为（楚辞）

中国古典诗词的发展历史。诗歌在中国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早在西周至春秋时代，我国诗歌就已产生了大批辉煌篇章，其标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诗经》收诗305篇，分“风”、“雅”、“颂”3部分，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诗经》的篇章大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善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多用重章叠句，为后世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和艺术底蕴。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具有楚文化独特风采的新诗体——楚辞(骚体)。楚辞句式长短参差，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兮”字。楚辞的奠基人和主要作者屈原，运用这种形式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等不朽诗篇，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其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为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屈原之后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家。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发展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阶段。《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垂范于后世。

　　汉代前期，文人诗坛相对寂寥，民间乐府颇为活跃。“乐府”原指国家音乐机构，后代将乐府所收集与编辑的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也称为“乐府”。汉乐府民歌是汉乐府的精华。汉乐府民歌继承《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通俗易懂，长于叙事，富有生活气息，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新发展。《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叙事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长篇叙事诗，凡353句，1 765字，被称为“长诗之圣”、“古今第一首长诗”。在汉乐府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其标志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这是—组由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情调感伤，言短情长，委婉含蓄，质朴精练，被誉为“一字千金”、“实五言之冠冕”。

　　汉末魏晋时期，文学进入自觉时代。建安时代，“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人诗歌却呈现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局面，以“三曹”父子和王粲等“建安七子”为中心组成邺下文人集团。他们的诗作大多反映时代动乱和人民疾苦，抒写个人理想抱负，具有“慷慨以任气”、“志深而笔长”的风格，此即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建安诗歌以曹植和王粲的成就最为杰出。魏晋之交，世风变易，“竹林七贤”是正始时期的代表诗人群体，其中阮籍、嵇康名声最著，成就最高。阮籍的82首《咏怀诗》是我国第一部规模较大、内容丰富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嵇康则开拓了四言诗的新境界。西晋太康年间，诗坛上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陆机、张协、潘岳等人的作品追求丽辞缛采，开中国诗歌雕琢堆砌的流风；左思则独树一帜，继承建安文学传统，其《咏史》8首借咏史来抒怀，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有“左思风力”之称。东晋玄言诗泛滥一时，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坛骤添异彩。陶诗多写田园生活，风格自然冲淡，“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语)，对唐代山水田园诗派有直接影响。

　　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代表诗人有谢灵运、谢、鲍照等。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实现了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谢受其影响，正于描写山水，与谢灵运合称为“大小谢”。鲍照擅用七言古体抒发愤世嫉俗之情，风格俊逸豪放，为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北方最有成就的诗人是由南入北的庾信，他以刚健之笔写乡关之思，融合南北诗风，成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南北朝乐府民歌足与汉乐府前后辉映。南朝民歌清丽婉转，代表作是《西洲曲》；北朝民歌粗犷刚健，代表作是《木兰诗》。

　　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诗体完备，流派各异，名家辈出，成就卓著。“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颓靡诗风，发出清新健康的歌唱，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盛唐时期首先出现两大诗歌流派：一是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多摩山范水，抒写闲情逸致，风格清新自然；二是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多写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或慷慨悲壮，或雄奇瑰丽。接着李白、杜甫横空出世，被称为我国诗歌史上雄视古今的“双子星座”。“诗仙”李白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感情奔放炽烈，风格豪放飘逸。“诗圣”杜甫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其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风貌，被誉为“诗史”，感情内在深沉，风格沉郁顿挫。李、杜分别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成就而成为泽被百代、彪炳千秋的伟大诗人。安史之乱后，进人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过渡，唐诗呈现第二次繁荣。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了《新乐府》、《秦中吟》等针砭时弊的讽喻诗。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是古代长篇歌行名篇，扣人心弦，传诵至今。与元白诗派追求平易通俗不同，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崇尚险怪，以散文手法作诗。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诗人还有刘禹锡、柳宗元等。中晚唐之交出现的“诗鬼”李贺，其诗冷艳深幽，恢奇诡谲，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晚唐之世，诗风趋于卑弱，感伤色彩较浓，惟杜牧、李商隐成就最高，有“小李杜”之誉。杜牧擅七绝，咏史怀古、抒情写景，无不清新俊逸，风姿绝代。李商隐工七律，风格深情绵邈，绮丽婉曲，尤其是“无题”诗，更是意蕴隽永，兴寄深微，沉博绝丽，独擅胜场。

　　宋诗总体成就不如唐诗，但别开天地，自有特色。对比而言，唐诗主情韵，开朗俊健，以境取胜；宋诗主理致，深幽曲折，以意胜。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李商隐，号西昆体。王禹俘、梅尧臣、苏舜钦等反对西昆体，反对只讲声律辞藻与缺乏社会内容的流弊，奠定了宋诗健康发展的基础，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恢复关注现实的传统，宋诗注重气骨、长于思理的倾向愈益明显。北宋诗坛影响最大的是“苏黄”。苏轼是宋代文艺创作成就最为全面的作家，其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宗主，注重诗歌语言的借鉴和创造，主张“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无一字无来处”，其诗宗尚杜甫，瘦硬生新，属于江西诗派的还有陈师道、陈与义等人。南宋诗人的杰出代表是“中兴四大诗人”(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他们都出于江西诗派，而终能自成一家。陆游是宋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存诗近万首，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南宋后期出现了“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他们的作品现实感不强，诗格比较浮弱。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为宋代诗坛添上了最后一抹光彩。金代最杰出的诗人是元好问，其诗内容丰富，“沉挚悲凉，自成声调”(赵翼语)。

　　由于北方少数民族乐曲传人中原地区，元代出现了一种配合当时流行曲调清唱的抒情诗饲——散曲。与传统诗词相比，它大大扩展了表现范围，形式更自由，语言更活泼，具有浓厚的市民色彩，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气。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套曲)两种形式：小令是单支曲子，套数是由两支以上属同一宫调的曲子依次连缀而成。前期代表作家是关汉卿、马致远，其作品通俗平易，诙谐泼辣；后期代表作家是张可久、乔吉，他们一改前期散曲的本色，趋于雅正典丽。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睢景臣的套曲《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是元散曲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明初，高启、刘基等人的诗歌较有社会现实内容，但接着兴起以朝廷辅弼大臣为首的“台阁体”诗派，歌功颂德，空廓浮泛。明中叶以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先后发起复古运动，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他们盲目尊古，一味模拟，受到有识者的批评。先有以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起而矫之，继有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极大地冲击了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稍后的“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人，主张与“公安派”相仿，但追求幽深孤峭的诗风。清初，遗民诗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钱谦益、吴伟业等在清初诗坛影响很大。王士祯提倡“神韵”说，成为当时诗坛领袖。清中叶以后，考据学风盛极一时，影响到诗坛，远离现实、重视形式和以学问为诗之风大炽，唯郑燮反映民情之作、袁枚直抒性情之作、黄景仁独写哀怨之作较有特色。道光、咸丰年间，内忧外患日益严重，龚自珍以诗为武器，揭露社会黑暗，抒发报国大志，成为近代诗歌史上开一代风气的第一位大诗人，赢得了“三百年来第一流”的称誉。

　　词是配合燕乐演唱的新诗体，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中唐之后文人填词者渐多，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在作诗之余间或作词。晚唐温庭筠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作词的人，他确立了词体规范，开花间词风，被称为“花间鼻祖”。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问世。西蜀韦庄名列花间，词与温庭筠齐名，并称“温韦”，以清丽疏朗见长。南唐冯延巳注重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抒写个人生活感受，“开北宋一代风气”(王国维语)。五代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他以词写自己的人生际遇和真实性情，写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不事雕饰，缘情而行，语言朴素自然而又流转如珠，王国维评云：“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土大夫之词。”

　　词在宋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宋初词家如晏殊、欧阳修等，主要还是沿袭晚唐五代词风，写的多半是个人的离愁别绪。范仲淹词中的某些词作开始呈现境界开阔、格调苍凉的风格，给宋初时期的词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期的柳永对宋词进行了第一次革新，创制并写作了大量的慢词，以写相思旅愁见长，多用铺叙和白描的手法，语言俚俗，富于平民色彩，产生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广泛影响。词至苏轼而又一变，苏轼打破诗词界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开创了豪放词派，使词摆脱了音律的束缚而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体。北宋后期词坛主流又复归婉约，代表人物为秦观、贺铸、周邦彦。秦词柔婉清丽，情辞兼胜，被奉为婉约派正宗，与黄庭坚并称“秦七黄九”。贺词笔调多变，刚柔相济。词至周邦彦再一变，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周邦彦精通音律，善作慢词，以思力取胜，词风典丽精工，对南宋格律派、风雅派词人影响极大。南北宋之交出现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女词人李清照，创言浅意深、本色当行的“易安体”。她善于炼字炼意，擅长白描，令慢均工。前期词多写闺情相思，清俊旷逸；后期词抒身世之感、家国之思，苍凉沉郁。南宋初期词人如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等，多亲历靖康之变，故以词为武器，抒发爱国情怀，上承苏轼，下启辛派。辛弃疾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主承苏轼但取径更广，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在词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辛词风格多样，或壮怀激烈、豪气逼人，或缠绵哀怨、清新活泼，尤能寓刚柔为一体。在辛弃疾的影响下，陈亮、刘过和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辛派爱国词人群体。

　　在宋金对峙、政局相对稳定的南宋后期，出现了以姜夔、吴文英、史达祖、张炎、王沂孙等为代表的格律词派。其中突出者要数姜夔、吴文英，他们同是宗法周邦彦，但姜词清空骚雅，吴词工致密丽。

　　词至元明走向衰落，在清代呈中兴气象。清初，陈维崧效法苏、辛之豪放，开“阳羡词派”；朱彝尊推崇姜、张之清空，开“浙西词派”；纳兰性德善作小令，长于白描，以情取胜，风调酷似后主李煜。清中叶后，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纠浙派之偏，论词主比兴寄托，重视词的社会作用，其影响直达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