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者都很深奥,但由于百年孤独是古典文学的杰作,因此在深度方面可能会更深一些。浪漫主义的根源是一种西方思想,它强调以哲学来思考某种精神或信念,同时也着重关注个体主义,把生命经历中的感受直觉放在首位,这大概也是它深受人们喜爱的原因之一。
我个人感觉对于古代的人物,归不归浪漫不仅仅是试来衡量的,还有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就跟苏轼一样,诗歌是把他归在豪放派的,但是却经常说他是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不仅生活豪爽不羁于名利,他的诗歌夜总是以清新丽质思维如鬼神般跳跃,有人评价说“诗成泣鬼神”,可以这样理解的啦!
浪漫主义属于唯心主义起源于中世纪法语中的Romance(意思是“传奇”或“小说”)一词,“罗曼蒂克”一词也由此音译而来的。有资料证明,一六五四年英国人才第一次使用“浪漫的”这一词语,大致是“幻想的”、“传奇般的”、“不真实的”,其中包含着贬意的否定性的内涵。(艺飞万家)
到了十八世纪,这个词语才逐渐转变用来评价作品,一般为肯定性的褒义词,并获得"宜人的忧郁"这样一种附加的含义。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古典主义相对立,它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种意识形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语言一般都热情奔放。强调灵感、主观、天才;强调人性的自由和解放。在对历史怀念的同时又表现出对东方异国情调的向往。
在艺术表现上,它反对纯理性和抽象表现,强调具有特征的描绘、情感具体的传达;反对一般化何谓类型化,主张描绘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状态,表现个性化;反对用古代艺术法则来束缚艺术创作,让艺术家的感情在创作中得到充分的传达;竭力强调光和色彩的强烈对比上的饱和色调,反对刻板的雕刻般造型和过分强调素描为主要表现手段,以奔放而流畅的笔触、有时以比喻或象征的手法和动荡的构图来塑造艺术形象,借以抒发画家的美学理想和社会理想。
本书根据以赛亚·伯林1965年关于浪漫主义的梅隆系列讲座的BBC录音结集而成,自浪漫主义定义问题始,中经浪漫主义之滥觞、成长和壮大的过程,至浪漫主义的巨大影响终。结构了然,思维缜密,处处闪耀着天才洞见的火花,伴以伯林特有的雄浑酣畅的即兴风格,是一曲令人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
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是:《楚辞》。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相传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楚辞》在诗坛开创了一种文学传统,即今人视为“浪漫主义”诗风的一派都无一例外受其启发,从中汲取精神与艺术的滋养。《楚辞》也是中国第一部有作者的诗集。由屈原及后学所作,至汉代刘向编辑成书。
屈原正直,忠贞不屈,不为故俗所囿的品格都使他成为后世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和典范。《楚辞》运用楚地的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屈赋的形式,感情奔放,想象奇特。
《楚辞》文学贡献
1、骚体
骚体文学包括楚歌和楚赋。刘邦《大风歌》、汉武《秋风辞》等帝王作品,以至整个两汉魏晋骚体都是《楚辞》的继承者。唐崇诗,文坛中心在诗,但韩愈、柳宗元、皮日休三家为代表的骚体作家,在中晚唐复兴。宋至清,据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第三部《绍骚偶录》,这一时期作骚体作品有50人,约110题,共计作品300余篇。这些,都是直接起源于《楚辞》。
2、赋体
赋体文学出于“楚辞”。这里的“楚辞”指屈原开创的文学形式,包括《楚辞》之前的就流行于世、有可能未进入《楚辞》的楚辞体作品。赋体的形成前人有多说,从大的方面上讲,它与《诗经》传统、战国诸子文风、纵横家排比论辩的气势不无关系,然而最重要、最直接的渊源则是“楚辞”。
在科学理性勃兴的时代,反理性的暗流也在涌动,诸如颅相学、骨相学之类的「伪科学」也相当流行。哈曼将神话视为人类用来表达大自然神秘感受的方式,通过艺术意象和象征而非词语来将人同自然的神秘性联结起来。神秘主义也是浪漫主义的一个源头。
18 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强调个人行动的力量,在冲突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不被社会主流束缚,坚持自己的理念,哪怕离经叛道堕入边缘。那些看上去不正常的人,反倒离上帝与真实更近。
哈曼的门徒赫尔德称得上是浪漫主义之父(维柯比他更早,但不受时人重视)。他有几个观点:
表白主义(expressionism):人应当肆意表达自己的观念和想法。作者不再隐退于作品之后,而是现身对我们说话,作品带有更多的个人色彩。
归属的观点(notion of belonging):人充分表达可以创造一个世界,由此,不同的人都生活在自身所创造的不同世界中,个体于是归属于某个群体,也在不断寻找自己的归属。民族的概念也就此逐渐成型。
在这两点之上。一种历史主义开始浮现,也即若要研究某个时期、某个地区的政治制度、艺术作品等事物,必须先了解他们所在的地理环境和生活习俗,而这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也就不存在永恒的价值。丹纳的《艺术哲学》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种想法与世界主义、普世价值争锋相对。
由此也导出了赫尔德的第三个观点:真正的理想之间互不相容,不可调和,应当尊重每一种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赫尔德是尚古主义的始作俑者,他们对古老的地方特色很好奇,希望各处的文化尽量保持原始的状态,希望多元的本土性能抵挡全球化和标准化的侵袭。也许可以说,人类学也带有这种浪漫主义的色彩。
康德是一个推崇理性的人,但他与浪漫主义也有关系,主要反映在他对自由意志的推崇上。尽管康德认为道德是外在、绝对的,但它之所以有价值是由人的选择而非其固有性质所决定。人可以选择信奉某种价值或不信奉某种价值,正是这种选择的空间让自由意志存在,也让价值变得更为珍贵。这种反决定论是康德与其他启蒙思想家的重要差异,也为之后的唯意志论拉开了大幕。
弗雷德里希·席勒继承了康德对自由和意志的看法,并将其推向更远的地方。他将启蒙理性中的正确答案视为对人的束缚,而挣脱这种束缚、模塑,按意志去生活才让人成为真正的人。而真正的悲剧性则在于对压迫的反抗,如拉奥孔并不逃跑,反而反抗神;美狄亚违抗母性本能和对孩子的爱,用惨烈的方式报复伊阿宋。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反叛重于道德的新观念。浪漫主义者对于宏观共同体的构建和普遍秩序兴趣不大,更关心个人价值与信念的实现。伯林在这里举了个宗教战争的例子,过去对于敌方异教徒是完全否定的,而现在虽然仍不赞同对方的信仰,但会赞赏、钦佩其为信仰而付出一切的真诚与崇高。这说明原先统一普遍的价值已经崩塌,逐渐进入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而此时出现的悲剧作品,大多也表现为价值理念冲突难以避免,与古典悲剧有很大不同。这些今天的我们都深有体会,在今天的流行文化作品中,不少反派都被塑造得极具魅力,而更高的道德价值被悬置。这就是一种「伟大罪人」。
席勒将人类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三个理想阶段要通过艺术来实现,艺术是一种游戏的形式。如果人要解放自身就要学会「游戏的驱动」(Spieltrieb),保持玩家的心态,自己制定游戏规则。也就是说,人的理想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发明的。但不同的游戏如何协调?席勒的想法与康德类似,即人类若能了解自身和自由,体会艺术创造的欣喜,就足以和睦相处。当然这种乌托邦式的想法过于简单,今天的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费希特同样是康德思想的发扬者。他推崇自由的行动和创造,而知识只是实现这种行动的工具。由此导出,周围事物皆是由我们所创造的唯心论观点:「不是因为食物摆在手边我才想到吃它;而是因为我饿了,那样东西才变成了食物。」这背后发挥作用的是一种普遍精神,单个人的精神并不完美,共有的精神则是完美的。在这个基础上,费希特同样发扬了赫尔德关于归属的理论,他认为个体属于某个大于个体的东西,并将其落到德意志民族上,成为一个狂热的德意志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甚至要将颓废的拉丁民族纳入到德意志的结构中来。
一般来讲,我们认为一个人是理性的,往往是指他平时那种冷静的处事风格。理性的人善于克制,不受一时的情感冲动支配。他更加喜欢为了长远的目标而制定出一系列清晰的计划,并有条不紊地执行。对,理性的人热爱条理分明,也更加注重事实与真相,并且善于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这些事实。对于一个十足理性的人,如果有什么东西是他的头脑无法解释的,他会认为要么是自己能力不够,要么认为这个东西是混乱而虚假的。
这样一个人当然与浪漫无缘。浪漫作为一种性格特质,更加倾向于幻想和一时的情感表达。为了这样的目的,他可能不惜以恶劣的后果作为代价。这在崇尚理性的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甚至是愚蠢的。不过,世上少有极端的理性者,也少有始终完全沉溺与幻想与激情的人。前者可能是偏执狂,后者可能是关在精神病院的疯子。
理性和浪漫仅仅只是人的两类性格特质,它们或许都不同程度的组成人格的一部分。然而,如果在更原本的意义上去考察它们,也就是把它们放在哲学语境内去看待,理性和浪漫或许就成了两种争锋相对的不同观念。
约翰·穆勒,英国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从小便受到他父亲严格的教育。他父亲对他的教育是极度理性的,年幼的约翰·穆勒从小被教育要崇尚理性,追求科学。他父亲甚至不允许他阅读诗歌以及宗教和形而上学方面的著作,这些在他父亲看来相当于人类精神的毒瘤,只会造成混乱和愚蠢。于是,这位自由主义思想家终于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为了理性主义的拥戴者。然而,他在后来读到了一些同时代诗人的诗歌,却能受到巨大的震动,说明他并非一个十足理性的人物。在那个时代,这并不奇怪。西方18世纪的早期正是理性主义的时代。科学空前发展,宗教权力式微,启蒙运动带来了西方精神的解放,同时也带来了一幅思想家们都向往的世界图景。自然世界在科学体系的精密描绘下,已经在人类面前显露无疑。我们终于掌握了自然的本质和规律。人类理性的努力得到的前所未有的馈赠。
在科学如此辉煌的成就面前,哲学家们没有理由不认为,这个世界存在的其他问题同样应该由理性的途径寻找答案。就像科学家们利用数学和物理去寻找自然的谜底一样,我们也应该用同样严谨、逻辑性的方法去寻找关于人类生活的谜底。人类社会应该如何运转,道德内容应该如何界定,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些问题都应该通过几何式的语言得到严格的回答。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包括哲学,都应当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真正严密清晰的学说体系。这便是启蒙运动时期的终极向往,一个理性王国的乌托邦。
这样一个乌托邦里,没有无法解答的问题。只要我们运用理性,就能得到一个正确答案。这就是说,关于世界的客观真理是存在的,而达到真理的途径就是理性。自然世界可以交给物理学,人类个体交给生物学和心理学,人类社会则交给政治学和经济学;至于艺术,同样可以得到一个像几何学那样严密的解决方案,这是美学的努力方向。利用这些知识,人得以摆脱蒙昧状态,得到真正崇高的生活。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都能得以解决。“知识即美德”,这一源自苏格拉底的古老信条,一直影响着哲学家们的信念。于是,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西方社会已经完全浸*在理性主义观念的海洋中。逻辑性、必然性、精确性,是大家都寻求的东西,混乱则代表谬误,是对理性的不正确运用。即便是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也必须讲究古典式那种高贵、雅致和匀称。作家们的笔下的人物都是正义英雄和谦谦君子,画家的画板上都是明亮的色彩,这些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对和平与秩序的热烈追求。
但是,这种高贵的理想并非完全没有问题。在启蒙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几位人物恰恰直接导致了这一运动的反叛——浪漫主义。休谟已经指出,我们关于自然世界推导出的必然性结论并非是绝对成立的金科玉律,因果律并非是统治这个世界的自在真理,它只是我们内心的一种“习惯性期待”。
休谟的经验主义让自然科学的必然性受到怀疑,那种认为世界本身存在着必然性规律的信念开始有了减弱的迹象。然而,休谟哲学的气质依然是理性主义的,他只是怀疑必然,但并没有否认它对我们的用处。在这里,理性利用它自己的特点进行考察,却发现了自身的局限。理性是人精神的一部分,精神是内在的,而世界是外在的,二者只是通过所谓的理性找到了沟通的桥梁。但是,通过这个桥梁,我们真的能穷尽整个世界并发现关于世界的真理吗?这个时候,康德出现了,有着古典气质的康德依然是一位理性主义的拥趸。但是,他却开始用自己的哲学给理性划界:理性认识到的是现象,并且只能是现象。理性认识,就像是我们带上的一副有色眼镜;所以,我们认识到的事物,已经不再是事物本身。“自在之物”,是理性认识永远不能达到的彼端。
“人为自然立法”,这是康德的一个信念。不存在什么关于世界本身的运行法则,这样的规则不是本来就在那儿等着我们发现。规则由人创造。自然,这样的一个概念甚至也可以说是人的理性对外在世界的构建。这是人本能的需求,人需要生存在一个规则的世界,一个明晰的世界,一个可以被分门别类,可以通过各类知识去解释的世界。所以,这个外在于我们的世界终于被我们所规定,世界在我们创造的规则中运行。
可以看到,康德同先前的理性主义者的主张已经有很大不同。康德根本不认为人是所谓自然的一部分,人的身体部分,或许属于自然,受物理学、生物学支配,人的感觉、情绪受心理学支配,但人的精神、最本质的先验部分,却是自然之外的某种东西。否则,人同动物毫无区别。自然之物完全受到规则支配,但人是自由的。这样的看法是革命性的的,它直接为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埋下了种子。所以,以赛亚·柏林称康德是一个“拘谨的浪漫主义者”。
另一个对浪漫主义产生影响的卢梭,依然是启蒙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单纯而善良的,可以文明让人变得丑恶,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社会愈加糟糕,这样的观点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们被盗而驰。某种程度上,卢梭是反叛的,而反叛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质。卢梭的行文也是情感迸发的,甚至是非理性的,这使得他被后人称为“浪漫主义之父”。但是,以赛亚·柏林指出,卢梭的“浪漫主义”更多的是指他个人性情方面的东西,在深层次上,卢梭仍然是理性派。他同样向往真理,只是这个真理与别人不同。他向往的社会乃是一种原始自然的社会,而并非现代的文明社会。他不是进步主义者,不认为历史的发展一定是趋于完满的,20世纪的社会相比于19世纪的社会,并不会有什么优越之处。在这个方面来讲,卢梭也有浪漫主义的影子。
浪漫主义实际是启蒙运动自然而然的产物。在康德、费希特直到叔本华、尼采这样的哲学发展脉络中,可以看到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将必然证明自己的局限。理性无法穷尽世界,无法完全规定人自身。人是一个有机的个体,并非机器,甚至我们身处的世界也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所谓的逻辑和规则无法触及本质。甚至不应该存在本质这样的东西,妄图去寻找事物本质并且一劳永逸的按照这所谓的本质行事是愚蠢的。
而生命,也并非一系列科学规则下的产物。生命是神秘的,并且具有无法捉摸的意志力,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而并非遵循所谓的一系列规则去生活。诚如费希特认为:一个不再创造的人,一个只是单纯接受生活和自然所赐之人,其实已经死了。在本体论层面上,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已经水火不容,并且后者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约翰·哈曼,这个被以赛亚·柏林认为是首个攻击启蒙运动的人,在他认为,那些奉理性为圭臬的思想者们不过是被概念驯化的囚徒。“巴黎那些圆滑的哲学家,柏林那些试图协调宗教和理性的神职人员,他们简直贬低和羞辱了人类所珍视的事物,和他们相比,盗贼、娼妓、罪犯、酒店老板离上帝更近”。哈曼是一名虔诚的宗教徒,显然在他看来,上帝必定是诗人,而不是数学家、物理学家。这是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关键分歧。
浪漫主义思潮对整个西方现代社会的影响如此深远,某种程度上已经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观念。当然,浪漫主义本身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必定存在于所有时代的一些少为认知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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