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现实主义与《简·爱》有何密切联系？

19世纪初，浪漫派取代古典派登上王位时，是经过了一番大喊大叫的，而浪漫派自己被取代时，却是悄无声响的。这个悄悄地登上文坛之王位的新流派叫做现实主义。它没有大喊大叫，但它充当霸主的时间远比浪漫派长久，直至今日，虽已从主流位子上跌落下来，但也还保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业绩辉煌，名家如林，名作如海。现代派作家是反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却不敢小觑现实主义的成就。意识流派作家伍尔夫说，同《安娜·卡列尼娜》相比，我们的作品不过是一些小册子。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边界是一个“模糊边界”。把一个作家归类是一件困难而不必要的事情，但对这两种不同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加以适当的分析还是必要的。有一种稍嫌简单的分法：

浪漫派的创作格言是：生活应该是这样。

现实主义的格言是：生活就是这样。

当你问巴尔扎克，为什么把生活描写得这么污秽？巴尔扎克会回答你：我不过是历史的书记官，现实生活就是这样。你若问青年雨果，巴黎真的有一个“乞丐王朝”吗？青年雨果会回答你说：我认为应该有。

从欧洲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看，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是对那种全然无视现实、一任情感流荡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反拨。在现实主义作家叙述的故事里，浪漫主义的幻想和温情常常是主人公不幸的主观根源，而金钱和权力则是构成不幸的社会根源。如最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包法利夫人》冲的爱玛是因为中了夏多布里昂和拉马丁作品的毒，为追求那种幽秘的爱情而跌人泥坑，死于债台高筑。但如果把现实主义文学说成是“向社会举起的一面镜子”，那是不确切的。文学不仅是对现实消极的反映，而且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抗。一个追逐各种时髦思潮和表层热点的作家，不过是浅薄的鹦鹉。他们的学舌作品将随着潮流的东逝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不是现实主义，而是伪现实主义。真正的艺术家必然不屈服于社会的庸俗的流行观念和被权威保护的现实。他们同这样的现实角力，而殚精竭虑地探索社会表层之下那些最隐蔽因而也是最强有力的因素。这种力量是相对稳定的、模糊不清的，它一旦被作家、艺术家揭示出来，就能在人的内心唤醒一股如雄狮般的力量，引起社会性的“轰动效应”。这种力量，在人的内心深处、深不可测的渊底躁动着，当天才的闪电照亮深渊的时候，它就会欢腾起来，使读者（或观众）感到一种淋漓酣畅、如瀑布宣泄一样的快感。

现实主义文学在一个中心点上与浪漫派一脉相承，那就是它们所关注的依然是人的心灵自由的问题。现实主义文学比浪漫主义更重视人的心灵与外部世界的碰撞与和谐。现实主义作家像外科医生解剖人体那样，科学而细致地考察和剖析人的内心宇宙与外部环境、种族、历史、文化氛围的相互关系，理性、情感和意志的关系，个性、气质乃至深层意识的运行规律；其作品像人体解剖图那样描绘出完整而多样的内心世界体系。由于作家个人主体性格的影响，每个人所描绘出的体系各有千秋，表现手法也迥然有异，统观起来，则是一幅极其广阔、丰富、深邃的内心图画——金钱时代人类心灵的全景式、流动式的展开。

在这些自诩为“社会的镜子”的欧美作家中，我们极有兴味地窥视到他们内心世界的矛盾，这些矛盾决定了他们的叙事策略各有千秋。从宏观上看，他们大略有以下三种矛盾心态：

矛盾心态之一：对贵族社会的鞭挞与眷恋。现实主义作家大多是封建专制和官方教会的凶猛敌人，但当面对着丑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现实时，一种对于夕阳的留恋油然而生，逝去的一切几乎都被夕阳残照镶嵌上金色的边框。这种眷恋之情在开初还不强烈，随着资本主义现实中各种矛盾的激化，道德脓疮的溃烂冲世纪的田园诗般的关系就越发变得朦胧而美丽。这一点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狄更斯、萨克雷和哈代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种眷恋。西方的艺术家们从来只是抨击教会，只有很少的人宣布自己根本否定上帝的存在。而对情欲横流的世界，人们越发感到上帝之不可缺少。然而此时的“上帝”已不同于中世纪的上帝。它改变了自己的形象。在小说和诗歌中更多地表现为对于自然界的超自然崇拜（泛神论）和清教主义式的对勤勉、克己、助人等优良品格的提倡。这种现象在英国文学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俄国是一个封建农奴制与资本主义杂交的国家，从普希金到列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清晰地表现出这样一种宗教情结。

矛盾心态之二：对金钱的双重意识。那些富于启蒙精神的作家，从资本主义秩序建立的第一天起，他们就诅咒这个现实。这种情形有点像悲剧中的俄狄浦斯王，他们坚决地、义无反顾地缉拿制造罪恶现实的元凶，却不知冥冥中的命运之神正是假启蒙思想之火创造了这人间炼狱。他们大声疾呼：“不，这不是我所要的！”但在他们潜意识里又感受到自己内心的黑暗底层同丑恶现实的隐秘联系，因此他们对现实的贬斥，就像哈姆雷特训斥他那堕落的母亲。不管怎么说，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儿子。当巴尔扎克创造出无与伦比的揭露金钱罪恶的史诗时，他本人正陷入金钱的诱惑而无力自拔。正是奢侈的享受使他债台高筑，而又是债台高筑迫使他像牛一般地拼命创作。F．詹明信认为，巴尔扎克的工作状态，就是典型的实业家的工作状态。他的生命是在欲望的燃烧中消耗殆尽的。

矛盾心态之三：对被压迫者的圣母情结。当资产阶级宣布它的《人权宣言》时，就埋下了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即同受它剥削的无产者之间的矛盾。现实主义作家们都有一颗圣母般的心灵，他们在追求个性解放的同时，认为整个人类都应该过人的生活，因此．下层人民的苦难就越来越多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圣母情结的特征是怜悯与拯救，从巴尔扎克的《农民》到雨果的《悲惨世界》，从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到哈代的《德伯家的苦丝》，从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到托尔斯泰的《复活》，都表现出广阔的人道主义的心灵。他们把世界的苦难背负在自己身上，但却反对下层人民为解脱苦难而使用革命暴力。他们喜欢描绘恭顺。忠厚、勤劳的下层形象，唤起人们的同情，但又明确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包括劳动人民为解放自身而发动的革命。革命是一种“恶”，在这种恶的面前，许多文学巨匠都变成了诛儒。

对于金钱社会的反抗，改变了传统的家庭小说的叙事模式，金钱成了或隐或现的主线，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那里还具有不同的风格。总的来说，充满热情、躁动不安和宁静高雅、温厚深沉这两条不同的情感河流是相激相荡的。在英国，拜伦死后，好像大海平静了，维多利亚女皇时代的繁荣、强盛和清教主义的理性有形无形地控制或影响着作家们，从狄更斯笔下的城市到哈代作品中的威塞克斯乡村，都笼罩着仁慈对于邪恶的充满机智与讽刺性的谴责，在对下层穷人的深切同情中浸透着越来越多的对于幸福前景的绝望与感伤；从家庭小说的杰作《傲慢与偏见》到勃朗特的《简·爱》，都在告诉人们追求幸福时，适当的节制是必不可少的，理性是欢乐的伴侣。萨克雷的《名利场》是少有的辛辣作品，其中“黑良心”的美丽女子培基富于青春活力，但作者对她的态度显然是贬抑，而他想赞美的人物爱米莉亚却显得苍白贫血。英国人的风雅、机智和文质彬彬的传统，直到20世纪初才被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所打破。只要想一想英国的传统精神，就不难理解《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何以被禁达50年之久。在法国的情形就不相同。高卢人的血液似乎永远在燃烧，法国的作家总是在寻找和表现那种躁动不安的激情：从司汤达、梅里美、巴尔扎克到福楼拜、左拉。国内的起义、动乱和对外战争的失败，给法国蒙上一层灰色，但染上灰色情绪的莫泊桑等人的作品也还渗透着各种情欲的渴望和波动。在20世纪初的罗曼·罗兰那里，我们看到为恢复理性统治所作的努力，但当时的时代气氛使他的努力已带有堂吉诃德的味道了。同英法两国相比，俄国文学步履沉重，像浑浊而宽阔的伏尔加河。封建的军事专制的农奴社会，加上资本主义咄咄逼人的发展，使俄国作家处于两难境地，心灵压上了沉甸甸的十字架。从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开始，俄国的知识分子就意识到自己在灾难现实面前的软弱无力。“多余人”的主题以凝重而伟大的悲哀格调奏响了。从彼得大帝时代就崇尚法国古典主义的俄国，现在把法国式的浪漫的个人主义视为不值一晒的纨绔作风。因为俄国的苦难太深重了，许多有良心的作家都在反抗农奴专制的同时又力图避免俄国陷人资本主义泥潭。他们不能不为“谁之罪”和“怎么办”两大磁石所吸引。即使深受“西方派”影响的屠格涅夫也不能不为“木木”而感伤；果戈里的喜剧天才被浸在悲哀的泪水之中，“爱和受难相伴相随”成了俄罗斯文学的性格，列夫·托尔斯泰和费·陀斯妥耶夫斯基把它推向了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勃朗峰。与俄罗斯性格完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在那里，无论是深刻的文学还是肤浅的文学都流溢着强烈乐观的生命欲。爱伦·坡、康拉德、麦尔维尔显得奇诡梯突，但说不上悲观。杰克·伦敦的后期作品显示出暗灰色的阴郁，他终于自杀了。马克·吐温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而德莱塞却是最能体现19世纪美国人的文化心理的作家，他深知像美国这样一个没有传统文化的民族，就没有那么多道德上的悲哀。德莱塞作品中的人物不能理解金钱与人性发展之间的对立。“没有金钱便没有一切”是最明白不过的真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因此他们成了后现代派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