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书法成就和绘画成就

中国明代书法继宋、元帖学而发展，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明初书法仅沿袭元代传统，尚未形成特色，当时著名书法家有三宋，即宋克、宋璲和宋广，及詹希元、杜环等。三宋及詹希元等人书法的平正、娴熟，为台阁体开了先路。

明朝中期文人书法重新抬头，书法家们将兴趣转到古代书法上。如李东阳学颜真卿、李阳冰，吴宽学苏轼，沈周学黄庭坚，张弼、张骏学张旭、怀素等。他们的书法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更讲求形式美和抒发个人情怀，终于在苏州出现了吴门派书法，其代表人物是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

吴门三家以小楷成就最为突出。但他们为了纠正台阁体整齐划一、缺乏艺术意蕴的弊病，取法魏晋，强调表现书法的天籁之美，有意使点画的长短曲直，各随字态，笔画繁者令大、简者令小，斜正疏密，方圆秾纤，一任自然。另外，在祝、文、王等周围，还云集着一批书法家。如陈淳、文彭、文嘉、周天球、王穉登等人，都是属于吴门派的书法家，所以当时有"天下书法尽归吴门"的说法。

明朝晚期，书坛还出现了许多风格独特和成就卓著的书法家。如徐渭、邢侗、张瑞图、董其昌、米万钟、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徐渭以纵横驰聘的行草书来抒发胸中的郁愤。继之而起的是邢侗、张瑞图、董其昌、米万钟等四人。邢侗广师晋、唐、宋诸名家书法，留有许多临摹古帖作品。其书法笔力矫健、沉着圆浑。张瑞图书风奇逸，于晋、唐书法外另辟蹊径，用笔体势多方侧，给人以古怪奇特之感。米万钟与宋代米芾同宗，专学米字，笔法沉着浑厚，在北方以书法擅名达40年之久。此外，还有创草篆的赵宦光，专工隶书的宋珏等。但在晚明书坛，影响最大，开一代书风的应推董其昌。

董其昌兼工楷、行、草书，形成生拙秀雅的书法风格。在书法理论上，他强调书法贵有古意，认为书法必须熟后能生，即以生拙之态来掩饰技法的娴熟，借以表现书法的"士气"。他重视书法家的文化艺术修养，主张多阅、多临古人真迹，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提高艺术的悟性。这些与他在绘画理论上提出的南北宗论是相通的。董其昌创造了一种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秀雅风格。另外，明晚期黄道周的攲侧倔强，倪元璐的异理新态，王铎、傅山的沉着雄深，都反映了明王朝覆灭前10～20年间书坛的巨大变化，这变化一直延续到清代初年。

人物生平 初露锋芒

董其昌，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属上海市）董家汇人。生于嘉靖三十四年一月十九日（1555年2月10日）。17岁时，参加松江府会考。当时他写了一篇很得意的八股文，自以为准可夺魁，谁知发榜时竟屈居堂侄董原正之下。原因是知府衷贞吉嫌他试卷上的字写得差，文章虽好，只能屈居第二。此事使董其昌深受 ，从此他发愤学习书法。以唐人颜真卿《多宝塔帖》为楷模，后来又改学魏、晋，临摹钟繇、王羲之的法帖。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努力，董其昌的书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山水画也渐渐入门。

进退得宜

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董其昌考中进土，并因文章、书法优秀被选为庶吉士，人翰林院深造，供职于翰林院。翰林院学士田一y去世，告假护柩南下数千里，送老师回福建大田县。一度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不久，便告病回到松江。而京官和书画家的双重身份，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其后，他相继担任过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一度还被任命为河南参政从三品的官职。

一年之后，他就奉旨以编修养病，“家食二十余年”。其时，正值明朝历史上长达十余年的“国本之争”，其间还发生了著名的“妖书案”、“楚太子狱”，朝廷内部为册立太子一事党争不休，风云诡谲。

董其昌借口回家养病辞官，直到泰昌元年（1620年），光宗朱常洛继位，董以帝师身份回到朝廷，授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修《神宗实录》。但光宗执政一个月就驾崩，继任的熹宗天启朝，魏忠贤与皇帝乳母客氏把持朝政，天启五年（1625年），董其昌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在任一年后即辞官退隐，“家居八载”。

崇祯五年（1632年），魏忠贤已死，政局趋向清明，七十七岁的董其昌第三次出仕，“起故官，掌詹事府事”。次年，温体仁将周延儒排挤出内阁，在魏忠贤余孽的鼓动下掀起党争，排斥东林。崇祯七年（1634年），董其昌又请求退归乡里。

从三十五岁走上仕途到八十岁告老还乡，为官十八年归隐二十七年。与家乡松江的先贤陆机崇奉“士为知己者死”相比，董其昌把明哲保身的政治智慧用得出神入化。他以科举入仕进入精英阶层，既结交东林派、公安派，又与反东林党人惺惺相惜，其谥号“文敏”就来自于阮大铖。

潜心书画

在研习经史之余，董其昌与同僚诸友切磋书画技艺，纵论古今，品评高下。又从韩世能那里借阅晋、唐、宋、元法帖宝绘，心摹手追，有时废寝忘餐，因而学问大进，开始在京中有些名气。在家乡，董其昌筑“来仲楼”、“宝鼎斋”、“戏鸿堂”、“画禅室”、“香光室”等，牙签玉轴，左图右史，置身其中，著书立说，探究古今书画艺术。他不遗余力地搜集王羲之、王献之、谢安、桓温、赵佶、米芾诸名家法书，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刊刻《戏鸿堂法帖》行世。病休松江时期，他正值四十余岁的盛年，广闻博识，采集众长，悠居林泉，心闲手熟，创作了《葑泾访古图》《鹤林春社图》《浮岚暖翠图》《神楼图》《西湖八景图》《溪回路转图》等许多描绘江南风光的著名山水画。

民抄董宦

万历四十三年（1615）秋天，六十岁出头的董其昌辞官在家，他的两个儿子董祖常带人强抢佃户之女绿英。不久，董其昌因为在担任考官时不徇私情得罪的势家利用这个事情收买说书艺人钱二到处说唱这个编出来的故事，传言很快得到发酵。董其昌知道后追究到范昶身上，但范昶并不承认，而且还跑到城隍庙里起誓，为自己辩白。也许是城隍神灵验惩罚了范昶，也许是范昶自己做了亏心事心里犯虚害怕，不久范昶暴病而死，范母就认为反正这是董家所逼造成的，于是带着儿媳龚氏、孙媳董氏等女仆穿着孝服到董家门上哭闹。董家当然也有理不让，你自己造孽还起誓惹怒城隍神与我何干，对范家侵宅的行为进行了回击。范家儿子不堪其辱，冒死用一纸“剥捣阴”的讼状将董家告到官府。

时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春天，被人煽动的读书人把董府围住，两方大打出手，场面混乱。最后将董府数百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的园亭台榭尽付之一炬，十九日，乡民将董其昌建在白龙潭的书园楼居焚毁，还把董其昌手书“抱珠阁”三字的匾额沉在河里，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民抄董宦”。

董其昌惶惶然避难于苏州、镇江、丹阳、吴兴等地，直到半年后事件才平息下来。

亦官亦隐

明泰昌元年（1620年），神宗驾崩，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光宗即位，启用董其昌为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期间，奉命修《神宗实录》。天启五年（1625年），董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在任一年，退隐。

崇祯五年（1632年）。崇祯继位以后，励精图治，二年（1629年），魏忠贤死，政局开始澄清。董其昌“起故官，掌詹事府事”，时年七十七岁。六年（1633年），朝中周延儒遭温体仁排挤，离开内阁，温体仁在魏忠贤余孽的鼓动下，掀起党争，排斥东林，七年（1634年），董其昌又乞求致仕。

死后哀荣

崇祯十年九月二十八日（1636年10月26日），董其昌在松江寓所逝世，享年八十二岁。后来葬于吴县（今属江苏）渔洋湾董氏坟茔。清顺治元年（1644年），南京南明福王政权以董其昌书画成就与元人赵孟\相类，授予董其昌与赵孟俯相同的谥号“文敏”，后人因此把他称作“董文敏”。

艺术成就 综述

董其昌书法上有“邢张米董”之称，即把他与临邑邢侗、晋江张瑞图、须天米钟并列；绘画上有南董北米之说。莫是龙、陈继儒提倡“南北宗”之说，即把“院体”山水画与“文人画”分为南北两派。董其昌一生创作的书画作品不可胜数，临仿古人的绘画和诗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画禅室随笔》中所说的“读万卷书”正是指一个人要想成为艺术家，必须学习传统，学习古人。他17岁开始学习书法时临写颜真卿的《多宝塔》，22岁学习绘画时师法黄公望，以后又遍学诸家，这种以古人为师的作法八十而不辍，伴其终生。他广泛吸取对唐宋元诸家优长，抉精探微，使其书画取得了超越古人的艺术成就。

绘画

董其昌强调以古人为师，但反对单纯机械地模拟蹈袭。随着阅历的增加、思想的成熟，他在继承前人技法时不倚傍他人庑下“作重台”，而是有选择地取舍，融入自己的创意。他认为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创意，古人的精神也难以表达，故应以自己独创的形式再现古人的“风神”。凭借自己对古人书画技法得失的深刻体会，他摄取众家之法，按己意运笔挥洒，融合变化，达到了自成家法的化境。

董其昌的山水画大体有两种面貌，一种是水墨或兼用浅绛法，这种面貌的作品比较常见；另一种则是青绿设色，时有出以没骨，比较少见。他十分注重师法古人的传统技法，题材变化较少，但在笔和墨的运用上，有独特的造诣。他的绘画作品，经常是临仿宋元名家的画法，并在题识中加以标榜，虽然处处讲摹古，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够脱窠臼，自成风格，其画法特点，在师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以书法的笔墨修养，融会于绘画的皴、擦、点划之中，因而他所作山川树石、烟云流润，柔中有骨力，转折灵变，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他在天启二年，67岁时临摹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采取青绿设色、水墨兼并浅绛的综合绘画技艺手法，充分表现出他的人物工笔精湛、山水风格独特画坛艺术自然传承的巨匠魅力。他的画风在当时声望显著，成为“华亭派”的首领。

董其昌特别讲求用墨的技巧，水墨画兼擅泼墨、惜墨的手法，浓淡、干湿自然合拍，着墨不多，却意境深邃，韵味无穷；无须炫异矜奇，而真气横溢，充塞纸间。董其昌的设色山水，或用杨升没骨法，从彩笔代替墨笔，完成线条、轮廓、钩、勒、皴、擦，尽态极妍，不为刻画；或仿黄公望的浅绛法，参以赵大年、赵孟\的青绿法，别树一格，层次分明，淡雅清新，生机盎然。

董其昌作画强调写意，使绮丽多姿的山水显得有些捉襟见肘的色彩。但是他兼长书法、诗文，每每绘完山水，题以诗文，行楷簇簇如行蚕，闪闪如迅霆飞电，全图诗、书，画相映成趣，和谐一致，更富有抒情意境。董氏的创作，因而成为文人画追求意境的典范。

如《遥峰泼翠图》，整个画面不过是干远景而已，笔墨也很简单，但神韵、骨力俱足。画面的前部作一隅坡脚，缀以数块荒石。坡脚上有三株老树，交错而立。中间一株是夹叶树，稍事勾勒，却枝叶备见；旁边两株的树叶，则充分发挥泼墨的作用，左以直抹示盘曲，右以横点示傲岸，浓淡相间，一派生机。画面上部以淡墨一抹而就，远山横贯，仅见轮廓隐人天际，山体却茫茫然，仿佛烟岚萦绕，雄浑无比。作者再用浓墨在一片淡远的景色中，染出几处高低错落的树叶，远近有致，层次丰富，烟云流动，充塞渚岸。左侧绘有小坡，坡上以横墨抹出数株直树。中间汪洋大水，不施笔墨，而万顷湖面浩瀚无涯之气势跃然纸上。此图长225厘米，宽75厘米，如此大幅立轴，只寥寥地布置些近树远山，就把握住整个画面峰遥、水阔、树翠的神情。这正是董其昌巧妙地运用“王洽泼墨，李成惜墨，两家合之，乃成画诀”的结果。全幅似疏似漏，但没有照应不到的地方，用笔爽利遒劲，又含蓄灵秀，纯以墨色气势的润泽、醒目而动人遐思。如不是熟练地掌握“空处有画”的本领，就不会有这样高明的布局。有人认为这是董其昌从“宽能走马、密不通风”的书体结构中触悟而得，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整幅立轴不设色，但面貌清丽，有咫尺千里之势，给人以远深宁静的感觉。

再如他暮年所作《关山雪霁图》，山峦林壑，绵延无际。右方重峦叠嶂，气势沉雄。中间幽壑重重，峭壁矗立，村落、丛林、流泉、山径，错落有致，杂而不乱；大江曲折跌宕其间，虽有干岩万壑，亦无窒碍不通的感觉。左方云烟弥漫，浸*树石，路遥山重，隐人微茫，深远莫测，意味不尽。图中以渴笔钩勒峰峦山石，皴擦的运用极其准确、灵活，而线条流走轻快，疏密得宜。山冈陵石的凹凸明暗，则以横点巨苔，配上淡墨直皴的层层渲染来加以完成，技巧纯熟，无懈可击。意境朴厚深邃，很有“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诗意。全图用笔老辣生拙，骨力练达，墨气鲜润，绝去甜俗，以疏旷之笔，画出凝寒淡远的景致。卷尾数行行楷跋文，书体娟秀刚劲，更使此图富有书卷气，爽朗潇洒，自具风格。正如中国当代书画家南山乐山评论董其昌的艺术特点说：董香光（董其昌）满腹经纶，故能笔清墨润，山色如洗，宁静深邃，绝无尘垢。

书法

董其昌的书法，吸收古人书法的精华，但不在笔迹上刻意模仿，董其昌书法作品兼有“颜骨赵姿”之美。

董其昌的书法成就也很高，董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他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董其昌虽处于赵孟\、文征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笔画园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精到，始终保持正锋，少有偃笔、拙滞之笔；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明史·文苑传》）。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的书为宗法，备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康熙曾为他的墨迹题过一长段跋语加以赞美：“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颜真卿、苏轼、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要底皆出于晋人。赵孟\尤规模二王。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临摹最多，每谓天姿功力俱优，良不易也。”据说，康熙还亲自临写董书，致使董书得以风靡一时，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一时追逐功名的士子几乎都以董书为求仕捷径。在康熙、雍正之际，他的书法影响之深，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

董其昌没有留下一部书论专著，但他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出的心得和主张，散见于其大量的题跋中。董其昌有句名言：“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这些看法对人们理解和学习古典书法，起了很好的阐释和引导作用。董其昌一生勤于书画，又享高寿，所以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白居易琵琶行》《袁可立海市诗》《三世诰命》、《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倪宽赞》《前后赤壁赋册》等。

艺术影响

董其昌是中国书法史上颇有影响的书法家之一，其书法风格与书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赵孟\妩媚圆熟的“松雪体”称雄书坛数百年后，董其昌以其生秀淡雅的风格，独辟蹊径，自立一宗，亦领一时 ，以致“片楮单牍，人争宝之”。在中国美术史上地位十分重要，他针对中国传统文人画创作所提出的“南北宗”论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之后近300余年文人画创作的主要指导思想。

虽然董其昌"南北宗论"对山水画进行的分类，为后世提供了剖析绘画的哲学观念，他以禅喻画提倡文人画，强调画家的道德修养及思想境界，对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但是"南北宗论"同时也助长了绘画上的宗派之争，存在着明显的负面影响。

明朝著名画家蓝瑛、王鉴、袁枢等拜其为师，蓝瑛的著名作品如《白云红树图》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袁枢的作品《平泉十石图》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松溪泛舟图》于2013年9月17日在北京嘉德拍卖会上出现。

主要作品

董其昌一生创作了极多的书画作品，流传至今的也很多，其存作品有《岩居图》《秋兴八景图》《昼锦堂图》《白居易琵琶行》《三世诰命》《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等，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戏鸿堂帖》（刻帖）等。

其中已定论为真迹的收藏在故宫、上海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处。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董其昌作品最多，绘画方面较著名的有：《高逸图》轴，作于63岁，略仿倪、黄、笔墨丽秀是中晚年佳作；《关山雪霁图》卷，作于81岁，是老年的用力之作，根据卷末自题，此卷是从关仝的《关山雪霁图》原幅改写而成。藏于故宫的著名书法作品有：《月赋》卷，作于47岁，取法唐晋，笔画秀娟，是早年小楷书精心之作；《东方先生画赞碑》，作于50岁，所作楷书，师法颜真卿，字体规整，行气疏朗，是中年时期楷书代表性杰作；《三世浩命》卷，作于71岁，楷书、师法颜真卿，结体端正，法度严谨；《岳阳楼记》卷，作于54岁，大行书，师法颜真卿、李兆和（李北海，即李邕）。运笔中锋直下，转折流畅，反映了中年时期行书面貌。《路马湖记》卷，代表晚年行书之作；《观海市》，作于69岁，以“米家法”为其同年袁可立所书，十分秀逸飘洒，成为山东蓬莱阁上的传世名品。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代表作有：山水画《江干三树图》、《秋兴八景》大画册（为董其昌一生之精心杰作，与此同样还有一本大画册，已流往海外）；北京市文物商店藏有一件书法作品《金沙帖》；天津博物馆有一幅其晚年为同年袁可立所创作的《疏林远岫图》（2012年4月19日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播出）；南京博物院藏有书法作品《松江府制诰》；安徽省博物馆收藏有16幅《董其昌纪游册》，本为河南袁可立家藏品，吉林省博物馆藏有一件著名山水画《昼锦堂图》卷。

人物评价

《画史绘要》：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处于儒雅之笔，风流蕴籍，为本朝第一。

《明史》：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人之米芾、赵孟\云。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刑侗、顺天米万钟、晋江张瑞图，时人谓刑、张、米、董，又曰南董、北米。然三人者，不逮其昌远甚。

《明史·文苑传》：①名闻国外，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②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邢同、顺天米万锺、晋江张瑞图，时人谓“邢张米董，然三人者不逮其昌甚远。

《论书绝句》（王文治）：书家神品。

明人周之士：六体八法，靡所不精，出乎苏，入乎米，而丰采姿神，飘飘欲仙。

清翁同：董公此书，正如天女散花，神龙戏海，最后题字又谨严超秀，奇迹也。

清代学者包世臣：行笔不免空怯。

《广艺舟双楫》（康有为）：香光（董其昌）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

明末书评家何三畏：天真烂漫，结构森然，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龙蛇云物，飞动腕指间，此书家最上乘也。

《跋董其昌墨迹后》（康熙帝玄烨）：①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微云卷舒，清风飘拂，尤得天然之趣。②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能得其运腕之法，转运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雄奇峭拔，草书纵横排宕有致。

人物争议 仕隐董其昌

董其昌对于人事极其精明，在仕途生涯中三进三退，腾挪闪跃，“陈力就列，不能则止”，其35岁走上仕途，80岁告老还乡，亦官亦隐45年，总计为官18年退归田里27年，既在仕宦阶层中营造了谦逊超迈的形象，又攀上了世俗权势的巅峰。

董其昌出身于松江望族，但幼时家寒。十七岁时靠他人资助通过府试成为秀才，直到三十五岁（1589年）才考中进士，授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充皇长子（即后来明光宗朱常洛）讲官。但一年之后，他就奉旨以编修养病，“家食二十余年”。其时，正值明朝历史上长达十余年的“国本之争”，其间还发生了著名的“妖书案”、“楚太子狱”，朝廷内部为册立太子一事党争不休，风云诡谲。直到光宗继位，董以帝师身份回到朝廷，授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修《神宗实录》。但光宗执政一个月就驾崩，继任的熹宗天启朝，魏忠贤与皇帝乳母客氏把持朝政，天启五年，董其昌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在任一年后即退隐“家居八载”。崇祯五年，魏忠贤已死，政局趋向清明，七十七岁的董其昌第三次出仕。次年，温体仁将周延儒排挤出内阁，在魏忠贤余孽的鼓动下掀起党争，排斥东林，崇祯七年董其昌又请求退归乡里。

是非董其昌

民抄董宦事件，古今皆有人对董其昌提出了异议：“不意优游林下以书画鉴赏负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声名如此！”“思白书画，可行双绝，而作恶如此，异特有玷风雅？”当然也有人怀疑“民抄董宦”的真实性，说董其昌是为名所累。清代前期的官修《明史》则说，事情的起因缘于董其昌为官时不徇私情，得罪了一些有权势的人，是这些势家鼓动的乱民所为。清朝初年修撰《明史》的学者认为，“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明史》）这里就说明了董其昌是为另一个特权家族所怨恨，最后这个特权家族的爪牙和被煽动的老百姓就伙同烧毁了董其昌的的屋宅。

或许有人会怀疑修撰《明史》的人可能因为董其昌的名气太大，所以尽量为董其昌说好话。《明史》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设明史馆，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九十四年。而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清朝修史之起距董其昌所处时代不过几十年，耆老见证者倘在，取证核实起来或许并不难。而修《明史》的两大贡献人万斯同和王鸿绪，又都是治史良才，秉承黄宗羲的衣钵，注重历史事实。而康熙、乾隆时期政治氛围特别紧张，文字狱搞的特别残酷，动辄就会有人因为文字狱事件而被满门抄斩，这时候的专家们没有必要为一个前朝的董其昌去走极端，犯政治上的错误。况且董其昌在清朝文字狱时期也是满清统治者所打击的对象，他关于“奴酋好杀，辽之怨恨上通于天”的言论令历代清帝大为光火，他为同年袁可立所亲笔撰文书写数万字的《节寰袁公行状》四册，因为有多处所谓“诋斥满洲语句”的地方而遭到禁毁。因为袁可立、毛文龙等人因为长于明末建州兵事而成为清朝官方所需要刻意回避的对象。清朝为董其昌粉饰作美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明史》对董其昌的评价是忠于史实的。

董其昌所担任的最高职务，是南京礼部尚书。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在陪都南京做礼部尚书和在北京做礼部尚书是不一样的，董其昌也算不上什么特大的实权派高官，单凭这一点来证明董其昌权势熏天，根本站不住脚。他的这点浮职虚位的权力无法达到如王振、汪直、魏忠贤那样能鱼肉官吏百姓的能力，揭帖所说董其昌“险如卢杞，富如元载，*奢如董卓”是言过其实的。

史籍记载

《明史·董其昌传》

人物轶事 藏书之家

善鉴别古书画，擅长写书法。在书法上造诣颇深，由于爱好书法，所以对书籍有很强的收藏欲。遂藏书尤多，家有“玄赏斋”，贮法帖、名画、古书。撰有《玄赏斋书目》，不著撰人及收藏人姓氏，有人疑为是他人所撰，清人张均衡在《适园藏书志》中，认为董其昌的家藏书目较可信。

袁董奇缘 睢阳（今河南睢县，明代属归德府睢州）的袁可立比云间（上海松江）的董其昌小七岁，但董其昌总是对袁可立谦称为“弟”，两者的家乡相距千里，却能同窗共读成为同年知交。

王溢嘉在《中国人的心灵图谱》中引述清代的《秋灯丛话·梦与袁可立同科》：睢州（应为华亭）有一位老儒生（董其昌）屡试不第，心情十分郁闷。有一天晚上，忽然梦见神人前来告诉他说：“你要等待袁可立和你同考，才有希望上榜”。他梦醒后觉得非常奇怪，于是到各地学堂逐一查访，终于找到袁可立。在知道袁可立家中贫穷恐无力上进后，就将袁可立带回家中亲自课读。到袁可立二十多岁时，两人一起参加考试，结果在乡试和会试中都果然中榜。”

明著名学者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也有相同的记载。董其昌在《袁伯应诗集序》中写道：“余与伯应（袁可立子袁枢字伯应）尊公少司马（即袁可立）同举于兰阳陆先生之门。”

在今天的山东蓬莱阁避风亭内袁可立的《海市诗》刻石上，仍然留下了二人在事业顶峰时期的合作之笔“睢阳袁可立题、云间董其昌书”的字样。董在尾跋中称颂袁可立的“大作雄奇”、“弟以米家法书之”等语，世人将此称为珠联壁合之作，至今为海内外所重。

崇祯六年（1633年）冬，袁可立病逝于睢州，八十一岁高龄的董其昌以悲壮的心情为故友写下了《节寰袁公行状》：“呜呼哀哉！念其昌与公同举于兰阳陆宗伯（陆树声）先生之门。……虽天涯契阔，合并恒难。要以风义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行状》分元、亨、利、贞四册。款云：“明崇祯八年六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特准致仕驰驿归里邻治弟华亭董其昌顿首撰并书。”董其昌卒后，一生最喜爱的“四源堂”四幅名画归袁枢所有，至今尚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16幅《董其昌纪游册》，为董其昌早年作品，世所罕见，也是睢阳尚书袁氏家藏旧物，每幅都钤有“袁赋谌印”（袁可立仲孙名袁赋谌），由此足见董、袁二人关系绝非一般同年，当是深交挚友，也与传说中的袁董奇缘不应而合。

二人在仕途上同样坎坷多艰，几起几落，休戚共生。明万历中都遭贬回籍，后来又都是泰昌皇帝同时启用的旧臣贤能。在魏忠贤横行的天启年间，两人都受到阉党的排挤和迫害，董其昌是“深自引远，请告归”（《明史》），袁可立是“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后世纪念

董其昌墓

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的墓位于苏州胥口镇渔洋山，而渔洋山就在太湖大桥入口处。碑前有一块吴县人民政府1986年3月25日立的石碑，上刻“吴县文物保护单位：董其昌墓”。碑阴刻有简介：墓在胥口乡渔洋里，传有两处：一在阳家场，墓穴已毁，墓地平为桑田；另在渔洋山坞，规制较大，有龟、狮、马、翁仲、碑等石构件。墓小而简陋，一堆乱石，几丛衰草。墓碑上刻的是“明董文敏公墓”，题款：已未冬吴中保墓会立，后学吴荫培拜书。

邮票

纪念邮票《董其昌作品选》，2010年发行。

旧居

董其昌故居-醉白池，位于上海市松江区人民南路，始建于1644年，为明代画家董其昌觞咏处，也是名人学士常游之地。

明朝时期，各种字体基本都成型了，正规的书写一般使用行书楷书，印刷用宋体仿宋，印章用篆字。

明朝的书法家不少，成就最大的则是晚期的董其昌。

董其昌的书法由于其突出成就，在网上很容易找到。

给您介绍一下明朝中国书画的情况：

明初：书法仅沿袭元代传统，尚未形成特色，当时著名书法家有三宋，即宋克、宋和宋广，及詹希元、杜环等。三宋及詹希元等人书法的平正、娴熟，为台阁体开了先路。

明朝中期：文人书法重新抬头，书法家们将兴趣转到古代书法上。如李东阳学颜真卿、李阳冰，吴宽学苏轼，沈周学黄庭坚，张弼、张骏学张旭、怀素等。他们的书法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更讲求形式美和抒发个人情怀，终于在苏州出现了吴门派书法，其代表人物是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

明朝晚期：出现了许多风格独特和成就卓著的书法家。如徐渭、邢侗、张瑞图、董其昌、米万钟、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徐渭以纵横驰聘的行草书来抒发胸中的郁愤。继之而起的是邢侗、张瑞图、董其昌、米万钟等四人。邢侗广师晋、唐、宋诸名家书法，留有许多临摹古帖作品。其书法笔力矫健、沉着圆浑。张瑞图书风奇逸，于晋、唐书法外另辟蹊径，用笔体势多方侧，给人以古怪奇特之感。米万钟与宋代米芾同宗，专学米字，笔法沉着浑厚，在北方以书法擅名达40年之久。此外，还有创草篆的赵宦光，专工隶书的宋珏等。但在晚明书坛，影响最大，开一代书风的应推董其昌。

董其昌兼工楷、行、草书，形成生拙秀雅的书法风格。在书法理论上，他强调书法贵有古意，认为书法必须熟后能生，即以生拙之态来掩饰技法的娴熟，借以表现书法的"士气"。他重视书法家的文化艺术修养，主张多阅、多临古人真迹，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提高艺术的悟性。这些与他在绘画理论上提出的南北宗论是相通的。董其昌创造了一种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秀雅风格。另外，明晚期黄道周的侧倔强，倪元璐的异理新态，王铎、傅山的沉着雄深，都反映了明王朝覆灭前10～20年间书坛的巨大变化，这变化一直延续到清代初年。

　　在苏州出现了吴门派书法。 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

　　沈粲：《梁武帝草书状》

　　祝允明小楷师锺繇、王羲之，狂草师怀素、黄庭坚。他潜心研究古法，出入变化，自成面貌。文徵明楷书师 锺繇，行草出于《圣教序》，并兼蓄唐、宋、元诸家之 长,大字专法黄庭坚,小楷取法王羲之《黄庭经》、《乐 毅论》,成就最高。其书以功力取胜,风格娟美和雅；子 弟、门生最多,影响很大。王宠精小楷,亦善行草书，师 王献之、虞世南，书风朴拙疏秀。此期书法，以小楷书 最为著名。台阁体书家因有书典册的职事，亦都擅小楷。 吴门三家也以小楷成就最为突出。但他们为了纠正台阁 体整齐划一、缺乏艺术意蕴的弊病，取法魏晋，强调表 现书法的天籁之美。有意使点画的长短曲直，各随字态， 笔画繁者令大、简者令小，斜正疏密，方圆□纤，一任 自然。 草书是3家传世作品最多的一体。文徵明得其法 度谨严，王宠得其疏拓遒美。他们都绝少三、五字相连 属的现象。偶有两字相连者，也都顺笔势轻轻引带而过。 即便是跌宕奇特、纵笔飞书的祝允明的狂草，也莫不如 此。他们继承以真作草的古代传统，点画分明、出规入 矩，同时保留了狂草变化多端的艺术特点。祝、文、王 三人的书风又有所不同：祝允明才华横溢,书学广博,生 活上不拘小节，其书法也不拘一格，纵横散乱，时出病 笔。但只要是他的用心之作，其精采之处，又常为别人 所不能企及。文徵明则与之大相径庭：他生活检束，恬 静清淡。一生书风严谨,老而弥笃。其书亦法度有余,遒 劲和雅。王宠少负才华，仪表轩昂。随意赋诗作书，不 务功名利禄，大有晋人遗风。其书出自王献之，疏拓萧 散，于朴拙中流露出爽爽风神。另外，在祝、文、王等 周围，还云集着一批书法家。如陈淳、文彭、文嘉、周 天球、王□登等人，都是属于吴门派的书法家。所以当 时有“天下书法尽归吴门”的说法。

　　元代书法，在赵孟頫复古主张的倡导下，章草书体得以复兴，以至形成了众书家广泛学习章草的时代风气，文人书家在今体楷、行、草书的创作中时常出现带有章草意味的笔画和写法，形成了一种章、今书体的自然融合，大大增加了今体书的审美内涵。经元末书家的传承，此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明代中期以前。从某种程度上讲，明代初期的书法审美思想和书法面貌是在元人已有基础上的延伸。宋克就是由元入明并在章草书创作上取得成就的大家。他不仅把章草作为专攻的书体，更把元人所开创的章、今合体的创作手法推向了极致。与其师祖康里子山把章草与行草完美糅合的手法有所不同的是，他把章草与狂草进行了融会和再创造，在用笔上更增加了丰富的技巧元素，神采上则夸张了狂草的磅礴气势，点画上饰以章草波磔的高古，使他的草书独具个人面貌。同时，他在章草上的成就对其他书家影响深远，促进了明代章草的兴盛和发展。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中进士的黄卓，在其草书李白《将进酒》后用章草作跋，其手法面貌一如元人的固有格调。总之，这一时期的章草面貌还仍然具有妍丽流美的元人章草遗风。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或许只是对章草典型点画形貌的借鉴与活用，并不是章草内在古意对草书线质与体势的全面渗透。这在明人对章草的论述中可见一斑。

明唐文凤《梧冈集》卷七：“草法自史游作《急就》、《凡将》等章，犹有浑朴气，备篆隶体。我们知道，元人写章草是师法刻帖的，加之赵孟頫个人书风平正软媚的影响，自然不可能达到章草所含有“浑朴气”和“备篆隶体”的审美内蕴，这是由时代局限所造成的。从明汤临初《书指》对宋克章草的批评中更可见出这种言外之意：

《急就》为古人绝学，至本朝唯宋仲温以此得名，甚自矜重，秘惜其法，不以语人。今观其书，作意太过，乏古人不尽之味，盖《急就》中之颠、素也。

上述所指宋克缺乏的“古人不尽之味”或许就是章草固有的“浑朴气”和“备篆隶体”的古质。他接着又说：

盖八分体本简古，故运笔欲得疏畅。《急就》之法，萌芽于此。既作《急就》，则已浸*草书，必须收敛斩截，便易痛快，使有苍然之色，不待倾侧牵引以为奇也。不然，则直作近草可耳。

汤氏对章草的认识重在溯本求源，上追八分书，以求简古疏畅，作章草则不以牵引为奇，要“收敛斩截，便易痛快”，具“苍然之色”。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分明感受到，当时书家对章草的认识理解已发生了转变，即从表象化的意取转向对章草深层的审美古质的追求。

明代中期的草书大家祝允明的章草《长门赋》、《闲情赋》等作品或可表现出这种变化。他对章草有独到的理解：“章草须有古意乃佳，下笔要重，亦如真书，点画明净，有墙壁，有间架，学者当以索靖、张芝、皇象、韦诞、《月仪帖》、《八月帖》、《急就章》为模范也。”

《长门赋》是祝允明六十三岁应姻亲沈则山之请而书的六体诗卷中的章草部分，此作以古代章草名帖为基，但又不亦步亦趋于某一帖的面貌，而是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既有别于赵、邓、康里、宋克诸家的章草面貌，又存有章草的古意。下笔处决不纤弱，斩截有力，点画明净爽洁。笔画间不刻意连带，当连则连，有时则以断为连，气韵颇为高古。特别是在单字的字势组合上，与元代诸家略带平正板滞有所不同，强化字型组合的欹侧错落，加大字内字外空间的变化，使得整体章法疏朗空灵。其他的章草刻帖《闲情赋》、《书述》等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祝允明对章草古意的深层认识直接影响到他的草书创作，如《赤壁赋》、《箜篌引》等作品，在笔画的处理上常以大量的点代替，打乱连带的用笔，以断为连，体现出章草飘摇洒落的古韵气息。

“明代后期，帖学书法出现了一个尚古变法的高潮，涌现了徐渭、张瑞图、邢侗、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等一大批既重晋唐传统又兼采篆籀隶分古意，同时又能有突出的个性创造的浪漫主义书家群体。这一批书家没有程式化地沿袭锺、王体貌，而是得其意趣、神理，在其书法精神与形质中均内涵篆隶高古之意。” 随着“篆隶笔意”书法观念的日益深入，书家的审美思想发生了深层的变化，特别是真、行、草书的创作发生了由重外象到重内质的审美转型。当然，这种观念也直接影响到对章草书美的理解和创作。

明汪砢玉云：“况章草之来，作于科斗籀篆。观其运笔圆转，用意深妙，乌有不通籀篆而能学者哉。”可见，要想真正写好章草，必须要通籀篆，籀篆是章草的源头所在。赵宧光更是不遗余力地宣扬写草书必须先写章草的书学理念：

真不知篆，草不知章，隶不知古而妄作妄议，皆盲儿也。

学章草书，多入粗俗险怪诸恶道，然草书之所必由也。

作草祖章，便无苦气，挑剔最忌苦气，稍用章法，此病自远。

随后的书家写章草，尤其注重对线条内在古质的追求。邢侗的有件章草临作《豹奴帖》颇有意味，他改变了原尺牍的固有章法，变成了条幅式的创作形式。字径放大以后，用笔的力度加大，笔锋的绞动幅度也随之加强，线条变得苍茫厚重。它除了点画上具有章草的磔画形态以外，字形还带有明显的圆转之势，方圆结合，体现了章草中篆隶书的古质内涵。

徐渭对章草也多有吸取，其《评字》曰：“吾学索靖书，虽梗概亦不得。然人并以章草视之，不知章稍逸而近分，索则超而仿篆。”徐渭的行草书中含有浓重的隶书体势和章草的点画特征，难怪会被人“并以章草视之”。他解释章索之间的不同，分明表示他对篆隶笔意的重视。从墨迹《自书诗卷》可以看出，他的章草并非刻意模拟索靖，而是把章草和隶书的笔意融进行书中，化合出篆隶书的线条内质，从而形成爽劲飘逸的风格。

傅山善写《急就章》，且颇为自得，曾言：“吾家现今三世习书，真行外，吾之《急就》，眉之小篆，皆成绝艺。”“楷书不自篆隶八分来，即奴态不足观。此意老索即得，看急就大了然。所谓篆隶八分，不但形相，全在运笔转折活泼处论之。”他认为写楷书不仅要求古，上追篆隶，还不能只停留在皮相上，更重要的是在用笔转折处，即线条的内质上要富有篆隶古意。他认识上的高度使得章草《墨子经说卷》与唐代的章草写经颇为相类，无论从用笔还是到草法简直达到了可以和古章草相媲美的境界。

2007年6月，《书法审美特质的主体性思考》获中国书协主办第七届全国书学讨论会三等奖；（济南）

2007年1月，获山东省书法家协会2006年度学术研究奖；（济南）

2008年11月，《当代草书创作的晚明艺术格调问题研究》获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全国第二届草书大展当代草书论坛获奖论文（全国共5篇）；（邯郸）

2009年4月，《当代隶书创作心理问题研究》获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全国第二届隶书艺术展暨隶书创作论坛获奖论文（全国共5篇）；（洛阳）

2007年8月，《甲申后傅山书法艺术风格转向问题论考》获中国书法家协会和山西省文联主办纪念傅山诞辰四百周年傅山书法学术研讨会三等奖；（太原）

2008年11月，《现代化进程中的书法教育和学科建设问题研究》获山东省教育厅主办山东省高校艺术教育论文一等奖；（济南）

2009年7月，获山东省政府第二届泰山文艺奖艺术理论三等奖；（济南）

2011年3月，《当代书法审美心理问题初探》获中国书法家协会研究部和《中国书法》杂志联合主办“当代书法创作与审美特征研究”征文优秀论文。（北京）

2011年10月，《社会变迁视界下的晚明书风嬗变问题研究》获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办第三届书学讨论会优秀奖。（淄博） 2007年5月，《独抒性灵与晚明书派》入选随园书社主办第二届“性灵派”书法作品展暨学术研讨活动；（南京）

2007年11月，《当代文化语境下的新文人书法问题研究》入选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办全国新文人书法理论研讨会论文集；（石家庄）

2007年11月，《现代化进程中的书法教育和学科建设问题研究》入选《书法导报》社主办“弘羲杯”首届《书法导报》当代书法论坛；（郑州）

2007年12月，《独抒性灵与晚明书派》入选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第四届全国书法研究生书学学术周活动论文集；（北京）

2008年11月，《从徐渭的独抒性灵到王铎的复古宣言》入选随园书社主办第三届“性灵派”书法作品展暨学术研讨活动；（荆州）

2009年4月，《诗意书法与文学精神》入选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办山东省第二届书学讨论会；（淄博）

2009年7月，《心理剧变与创造力的实现——从晚明书家心理变化看书法心理学的当代性意义》入选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第八届全国书学讨论会。（郑州）

2009年10月，《综合之美与艺术圆融——现代刻字艺术基本美学特征刍议》入选中国书法家协会和中国刻字研究会联合主办第三届现代刻字艺术理论研讨会。（无锡）

2009年10月，《艺术自觉与魏晋风流——《平复帖》诞生的文化与美学背景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考析》入选《平复帖》暨二陆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海）

2010年3月，《“五绝书家”与后人眼中的“虞世南”概念》入选浙江“虞世南与唐代书法”论坛。（慈溪）

2010年9月，《康有为书法艺术思想新论》入选广东第三界岭南书法论坛。（广州）

2010年11月，《当代楷书创作心理问题研究》入选中国书协楷书委员会和河北省社科联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楷书创新论坛。（邢台）

2011年9月，《王羲之书法的符号性意义与当代书法的“伪二王”问题研究》入选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论坛”。（杭州）

2011年12月，《兼收并蓄，组合推动——西泠印社影响浙江书风问题八论》入选“浙江书风”学术论坛。（杭州）

2012年3月，《大艺术视野中的徐渭草书艺术精神初探》入选兰亭国际书法学术研讨会。（绍兴） 《该给书法展赛热降降温了》，《齐鲁晚报》2004年12月4日“书画前沿”版；

《才自内发，学以外成——记靳新和他的书法艺术》，《东方烟草报》2006年4月总第1896期；

《甲申后傅山书法艺术风格转向问题论考》，《淄博书画》2007年第3期；

《晚明浪漫主义书风形成的发生学意义和当代性阐释》，《淄博书画》2007年第4期；

《晚明浪漫主义书风的形成原因及其入清后的发展情况》，《中华现代教育》2007年第7期；

《书法审美特质的主体性思考》，《书法导报》2007年第41、42期连载；

《浅议为什么要进行书法审美》，《时代文学》（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8年第2期；

《大通的境界——孔孚山水诗及其书艺略论》，《山东文学》（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8年第3期；

《现代化进程中的书法教育和学科建设问题研究》，《书法》2008年第1期；

《经史论书有道义，神采风骨自琅琅——李宗玮先生书品和人品》，《洛阳日报》2009年7月总第13260期；

《古典主义的最后一位大师——董其昌》，《书法导报》2009年第19期；

《王铎“复古”的意义》，《书法导报》2009年11月第45期；

《晚明浪漫主义书风形成的发生学意义和当代性阐释》，《中国书法学报》2009年3月第138期；

《现代化进程中的书法教育和学科建设问题研究》，《北京书法》第83、84、85期连载；

《综合之美与艺术圆融——现代刻字艺术基本美学特征刍议》，《领导科学报·东方书画》第155、156、157三期连载；

《当代草书创作的晚明艺术格调问题研究》，《书法》2010年第9期；

《钟灵毓秀得天趣，萧散简远脱俗尘——王宠<西苑诗卷>赏析》，《青少年书法》2010年第9期；

《康有为书法艺术思想新论》，《书镜》2010年第2期；

《深厚华滋，隐有内美——青年书法家仇志红其人其书》，《山东侨报》2011年1月总第955期；

《“五绝书家”与后人眼中的“虞世南概念”》，《书法导报》2011年5月11日第19期；

《文学精神——苏东坡的书文双绝和技道两进》，《书法导报》2011年6月15日第24期；

《震颤着向历史发威的艺术巨人——徐文长及其书法艺术略论》，《书法导报》2011年8月10日第32期；

《当代文化语境下的新文人书法研究》，《中国艺术报》2011年9月2日；

《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在晚明书坛的孑然对立》，《书法赏评》2011年第3期；

《张瑞图书法艺术成就刍议》，《书法导报》2011年10月5日第40期；

《略论现代书法心理学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书法报》2011年11月2日第42期；

《雄剑倚天，长虹驾海——娄以忠先生书法作品赏析》，《联合日报》2011年11月24日总第4708期；

《略论高校书法专业教育的危机与对策》，《书法报》2011年12月21日第49期；

《忠臣烈士的书法概念和艺术境界——略论黄道周及其书法》，《书法导报》2012年1月25日第4期；

《淡然无极，众美从之——略论于茂阳先生的书法与书法教育思想》，《领导科学报》2012年2月29日第1353期；

《浓墨重彩，大气磅礴——张培明人物画赏析》，《齐鲁晚报》2012年3月26日；

《浓墨重彩，大气磅礴——张培明人物画赏析》，《济南日报》2012年3月28日第A20版；

《苏东坡书法的三个境界》，《书法导报》2012年3月21日第12期。

陈淳

莫是龙认为其“笔气纵横，天真烂漫，如骏马下坡，翔鸾舞空，较之米家父子，不知谁为先后矣。”他草书《秋兴八首》气势纵横，为其代表作之一，他的作品既有文徵明的妍雅畅达，又具祝允明的奇肆奔放，他的草书及其写意花卉均对徐淳有所启发，对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影响下的浪漫书风具有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