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沅君主要经历

冯沅君

冯沅君（1900年—1974年6月17日），女，河南省唐河县人，现代著名女作家，中国古典文学史家，大学一级教授。原名冯恭兰，改名淑兰，字德馥，笔名淦女士、沅君、易安、大琦、吴仪等。自幼学习四书五经、古典文学及诗词，与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和地质学家冯景兰为同胞兄妹，丈夫是著名学者陆侃如。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任教。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

中文名：冯沅君

国籍：中国

出生地：河南南阳唐河县

出生日期：1900年

逝世日期：1974年6月17日

职业：作家、戏曲史家

毕业院校：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代表作品：《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

性别：女

学历：博士

个人履历

主要经历

冯沅君父亲冯台异，字树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进士，到两湖总督张之洞幕下办事，曾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即外国语学校的总务长)，后任湖北省崇阳县知县。冯树侯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在家设书房请“教读师爷”，为其长子友兰、二子景兰及女儿沅君讲授古文、算学、写字、作文。年幼的冯沅君喜爱读古文，尤爱读唐诗，十一二岁时不仅能背诵大量的诗词，而且还能够吟诗填词，故有“才女”之誉。后来，冯沅君的大兄、二兄先后赴京、沪学习。冯沅君在家一方面利用家中父兄念过的书，刻苦攻读，吟诗作赋；一方面大量阅读大兄、二兄带回来的中国古典名著及新出的报刊，从中接受新的思想。

1917年秋宣统三年（1910年）入县立端本女子小学堂。辛亥革命时辍学，居家自修。民国6年（1917年），离家赴京，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科专修班。“五四”运动前后，校长思想顽固，反对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冯沅君受15所女校爱国学生委托，起草致徐世昌总统书，并游行请愿上书，又迫使校长辞职。她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为话剧，亲自扮演焦母，进行反封建宣传。

民国十一年（1922年），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并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生，研习中国古典文学，并于1927年毕业。其间1923年开始小说创作，以笔名淦女士在《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上发表《旅行》、《隔绝》和《隔绝以后》等篇。她的小说充满了大胆的描写和反抗旧礼教的精神，在当时曾震动过许多读者。1926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卷_》（北新书局）和《春痕》（北新书局），前者是她的代表作，由鲁迅编入《乌合之众》。1929年又出版第三个短篇集《劫灰》（北新书局）。作品多是描写为获得婚姻恋爱自由幸福而反抗旧礼教的青年的情绪，也写母爱。

1925年后，先后在金陵大学、中法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其间于1929年与文学史家陆侃如结婚。著有《中国诗史》（与陆侃如合著，1932年开明书店），《中国文学史》（启明书局）、《中国文学史简编》等书。1932年与丈夫陆侃如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1935年在巴黎大学文学院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校任教，曾任第一届、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副校长。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除教学工作外，主要从事古典文学、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这期间出版《古优解》、《孤本元明杂剧题记》、《古剧说汇》等书。

1949年起，一直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其间修订了《中国文学史简编》，与陆侃如合写的《中国古典文学简史》已被译成英文和罗马尼亚文。还和北京大学林庚教授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出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1962年被评为山东省先进工作者。解放后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先后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第三届代表，山东省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1974年6月17日病逝。

家藏古籍甚多，有明本近百种，有部分图书被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看过。生前曾立下遗嘱，把他们数十年的全部积蓄6万余元人民币及2万余册珍贵的藏书，全部捐赠给山东大学。

沅君童年

冯沅君幸福的童年十分短暂，在她刚满8岁的时候，父亲冯树侯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崇阳县衙任中。那是1908年夏天，即冯树侯出任崇阳县官的第二年，正是春风得意之时，死神却把他带走了，尽管他走得那么匆忙，那么不情愿。尽管冯沅君是那么爱自己的父亲，心里充满对父亲无上崇敬、仰慕和爱戴的真情实意，但无奈人生无常，事至可悲。

在父亲病逝后的几年里，冯沅君跟母亲及二位兄长，又返回到了唐河县老家的大家庭中。自此，她只好在母亲的教导和兄长们的帮助下自学诗书。没过多久，她的两位兄长纷纷离家远赴开封、上海，进了大、中学堂。

冯沅君的这两位胞兄都是新学堂的学生，在学校接受了一些新的东西，思想都比较开明。所以，他们平素在家中的言谈及经常从外地寄来的新派报刊，使冯沅君逐渐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她不再满足于深居闺中读书习字的生活，她热切地企盼像两位兄长那样，到大城市去读书，受教育，汲取新的文化知识。

说来也巧，机遇从天而降，北洋政府决定将原来慈禧太后创办的女子师范学校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并于1917年开始招生。冯沅君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她与其兄说服母亲，毅然随两位胞兄进京投考。当时，北京女高师入学考试只考国文一门，冯沅君自幼学习国文，有较好的基础，自然是一举考中了。就这样，17岁的河南姑娘冯沅君成了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从此，冯沅君开始了崭新的学校生活。

名满京华

冯沅君就读北京国立女高师之际，正是五四运动席卷中国知识界的时候，“新潮派”和“欧美派”的教师们给女高师带来了新的思想，所以当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时候，北京女高师的学生便积极响应，投身到时代那波澜壮阔的革命热潮之中。当时，北京女高师的方校长是一个思想顽固的老官僚，他不准学生上街参加爱国游行，并下令紧闭校门，还特意派人在校门上加了一把大铁锁。然而，冯沅君却无视学校的严束，第一个搬起石块砸碎了铁锁，全校的同学夺门而出，与北大、清华等校的师生会师。这件事使冯沅君在北京女高师获得了一个勇敢无畏的好名声，受到广大师生的赞扬。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唤醒了一代有头脑、有作为的男女青年。冯沅君，这个内心一直向往着自由与解放的青年女性，受到了这个伟大运动的感召，勇敢地拿起了笔，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成古装话剧，并亲自登台演出，主动扮演了剧中众矢之的的封建专制家长的典型人物焦母（冯沅君的同届同学程俊英饰刘兰芝，孙斐君饰焦仲卿，陈定秀饰小姑）。女大学生登台演戏，在20年代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大胆的行动，从而得到执导此剧的李大钊先生的称赞和《戏剧杂志》社陈大悲先生等人的支持。女大学生登台演戏在北京是头一遭，故而轰动了整个北京城，演出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连演3天，盛况空前：第一天满座，第二天以后就连窗户外边也挤满了人。北大、清华的师生们还开了专车前往观看，李大钊先生的夫人带着女儿前去助威，鲁迅先生和川岛先生亦都来看过戏。《孔雀东南飞》的演出，使冯沅君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人写文章说冯沅君此时是“名满京华”。

珠联璧合

冯沅君和陆侃如的恋爱，是从1926年秋天开始的。当时的陆侃如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的高才生，英俊潇洒，才华横溢。他的《屈原》、《宋玉评传》等在学术界颇引人注目。他比冯沅君小3岁（陆侃如生于1903年11月26日，江苏海门人），是年夏天从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随即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他除了研究《楚辞》，还协助梁启超校注《〈桃花扇〉传奇》。当时，冯沅君已是文坛享有盛名的女作家，自然赢得了陆侃如的爱慕。由于业务上的相近，使他与冯沅君有接触的机会。他这位风度翩翩的江南才子，深得冯沅君的好感。两人虽然不是青梅竹马，却是一见钟情。他们相识之后，就开始了频繁的往来、交谈、通信。陆侃如反复地向冯沅君表示纯洁的友谊，接着就是纯洁的爱情。每逢星期日，陆侃如都到北大来找冯沅君，他们常常在月光下促膝谈心，或者在北海泛舟，有时也相约去游长城，流连徘徊于颐和园的水榭、圆明园的古迹堆中，或者是香山幽静的小路上。经过海阔天空的侃谈，双方就再也分不开了。

主要著作

其文学研究论著有《宋词概论》《张玉田年谱》《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中国历代诗歌选》(主编)、《屈原》《宋玉》《乐府古辞考》《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与陆侃如合著《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中国诗史》；与王季思合编《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与冯沅君合著《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与高亨合著《楚辞选》，与牟世金合著《文心雕龙选译》《刘勰论创作》《刘勰与文心雕龙》。。

其戏曲研究专著有《古优解》《古剧说汇》《古剧四考》《〈天宝遗事〉辑本题记》《金院本补说》《孤本元明杂剧抄本题记》，与陆侃如合编《南戏拾遗》等。

译著有：高本汉的《左传真伪考》、小仲马的《金钱问题》、塞昂里的《法国社会经济史》、《书经中的神话》《法国歌曲价值及其发展》《新法国文学》等。

冯沅君逝世后，由袁士硕汇编整理的《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卷_》、《春痕》和《劫灰》是她的三个短篇集。

作者评论

冯沅君是继陈衡哲、冰心、庐隐之后，文坛又一引人注目的女作家，她小说中那种反对封建礼教、争取自由独立的精神足以与和她前后驰名文坛的另外几位作家比肩。她的创作大都集中在自由恋爱和封建包办婚姻冲突这一主题上，即使后期的创作也仍然是爱的主题。她的第一个小说集《卷_》收小说4篇：《隔绝》、《隔绝之后》、《旅行》和《慈母》，这4篇小说主题基本相同，一方面是女主人公刻骨铭心的自由恋爱，大胆而热烈；另一方面是作为封建婚姻制度维护者的长辈对主人公爱的“隔绝”。于是矛盾冲突到了极其尖锐的地步，前者是刚刚站起来而尚未完全站稳的新生力量，后者则有庞大的旧制度、旧伦理道德的支撑。在被压迫者一面，是义无反顾的精神叛逆，“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我们的爱情是绝对的、无限的，万一我们不能抵抗外来的阻力时，我们就同去看海去”（《隔绝》）。在压迫者那一面，视女主人公的自由恋爱是败坏家风，有损家庭荣誉，“是大逆不道的”（《隔绝》）。这种激烈冲突的描写采用第一人称的书信体，以女主人公为叙述主体，更增加了强烈的反抗意识，这在初期女作家的作品中是少见的。我们固然可以从作家创作主体找到原因，但更是时代使然。冯沅君的出现，才第一次在女作家笔下出现了与传统大胆叛逆的知识女性形象。这也许正是冯沅君小说独特的思想意义所在。

作品特色

浪漫主义

冯沅君作品体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不仅是指其作品思想上的浪漫因素，更主要的是指其创作方法上的特征。其作品不以故事情节安排为重心，而以人物心理刻画为重心；不以故事情节发展来框架作品的结构，而以人物心理、情绪发展为作品的线索。在那里，运用得最得心应手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即使是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的作品中，作者也是借主人公的语言或心理活动描写来宣泄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不失时机地借景抒情，以景物、环境的描写来渲染作品的抒情氛围。杨义认为，庐隐的小说广泛使用日记和书信的形式，“在五四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堪称“日记书信体的专家”。其实，从创作整体而言，冯沅君似乎表现得比庐隐更突出。在她的15篇作品中，运用书信体或运用书信作为作品主体的就有8篇，并且几乎包括她的全部重要作品在内，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像《隔绝》这篇作品，由于书信体的运用，使作者的笔直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表达了女主人公敢于为恋爱自由而死的决心，且由于时空的立体性安排，把主人公“隔绝”后的痛苦和“隔绝”前与爱人的欢愉交织成一体，增强了作品的情感张力。即使不是书信体，如《旅行》这篇代表作式的作品，也同样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通篇都是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作家注意的不是作品的故事性，而是对作品中人物心理的刻画；不是人物的外在行动，而是人物的内在思想和情绪。这样，作品便表现出描写对象的强烈叛逆精神，同时，女主人公强烈的叛逆精神背后的“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的矛盾心理也得到充分地表现。我们还将发现，由于作家对她笔下人物的思想、情感的认同，也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量，作家的主体情感也通过她笔下的人物形象塑造，得到淋漓尽致地宣泄，而这一点又恰恰是同作品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相联系。冯沅君说：“文学作品必需作者的个性”，“至于书信，我以为应较其他体裁的作品更多含点作者个性的色彩”。

艺术情调

作为女性作家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另一特征，是她的作品中无一例外地浸染了古典诗词的艺术情调。冰心擅长“诗化的白描”，并常常引用或化用古典诗词的词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斯人独憔悴》）这种特征亦体现在冯沅君的小说中，《卷_》的集名，如鲁迅所说：“是‘拔心不死’的草名”，作者以此象征女主人那刻骨铭心的爱情，也暗示了其恋爱的悲剧。此外如《慈母》题下引孟郊的诗《游子吟》，《劫灰》集题词引《诗经》中《小雅节南山》的诗句等等，几乎是惯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家还在某一篇作品中引用古诗的句子或自作诗词来表达主人公特定的心理活动。如《误点》中引李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隔绝》中嵌进一首长达四节的新诗，都和作品的情节和主人公特定情境下的心理活动、情绪特征相吻合，起到了极好的烘托作用。冯沅君这一创作上的特征，无疑是和她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有关。这一特征使她的作品更加深入人心，深得新文学初期受过古典文学熏陶、训练的读者的喜爱。写作《春恨》后，冯沅君的热情转向学术研究。总之，她的作品别具一格，很有特色。她的作品，特别是恋爱小说，确实是中国现代文学珍贵的遗产。

家庭

丈夫

陆侃如（1903—1978），著名学者。原名侃，字衍庐，笔名小璧。祖籍江苏太仓，出生于江苏海门，生于一爱国士绅家庭。1920年，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1924年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专攻中国古典文学。大学一年级时他便出版了《屈原》，大学毕业时又出版《宋玉》一书。研究院毕业后，他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授，并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兼职。

1929年，陆侃如在上海与冯沅君结婚，从此二人合作研究中国古典文学。

1932年夏，陆冯同时出国，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1935年夫妇均获文学博士学位。1935年回国后，任燕京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初南下昆明，在迁至云南的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任教。1942年，到四川三台，任内迁的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6年随校迁回沈阳。1947年到青岛，担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1958年随学校迁居济南。

1949年青岛解放后，陆侃如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图书馆馆长，1951年任副校长、《文史哲》编委会主任，并当选为省人大代表。1953年相继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1953年加入九三学社，为九三学社山东地方组织创始人之一，历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青岛分社主任委员、济南分社筹委会主任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12月1日病逝。临终前将其珍存的全部书籍和近3万元存款捐献给山东大学。1979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冯沅君是新中国第一位女一级教授，也担任过山东大学副校长，同时还在文化界、妇女界担任一些要职，积极参加青岛市的社会活动。

陆、冯夫妇在文学研究领域同心协力著书立说，比翼齐飞，堪称文坛佳话。1931年，他们二人合作出版60万字的《中国诗史》，打破传统见解，很有新意。1932年二人又合作出版《中国文学史简编》一书，他们二人的著作被译成几种外国文字出版，使中国古代优秀文学遗产在世界范围内发扬光大。

山东大学以陆冯二人生前积蓄为基金，设立了“冯沅君文学奖”，鼓励有成就的文学教学研究工作者，努力献身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

母亲

冯沅君的母亲吴清芝，是位通晓诗书、思想开朗的知识分子，曾担任过当地的女子小学校长。吴夫人教子有方，除对子女亲授诗书经传外，还特聘请了一位名师严加训练，即使对年龄最小的沅君，也从不因爱而废严。这就使冯沅君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打下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坚实基础。母亲训导她说：“不能徒恃聪明。读书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就像你大哥一样。你大哥虽不如你二哥聪明，但他在不停止地往前走，从不间断，这就厉害。”慈母的教诲，对冯沅君后来走上文学创作和古典诗词研究的道路，起了启蒙作用。可以说，冯沅君的未来是她母亲的早期教育所奠基的。所以冯沅君后来每念及母亲时，总是一往情深，念念不忘母女之爱。

雕像

秋风送爽，细雨微微。今天上午，冯沅君、陆侃如先生雕像揭幕仪式在山东大学举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理事长，山东大学中文系56级校友代表项怀诚和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朱正昌共同为雕像揭幕，校长徐显明在揭幕式上致辞。

在山东大学即将迎来110年校庆之际，中文56级校友一行39人相聚在阔别50年的母校，并捐赠了冯沅君、陆侃如先生雕像，以表达对母校的眷恋和对大师教诲的感恩之情。徐显明在讲话中表示，大学要有大师，大道德加上大学问才称得上是大师。大家一起回顾了两位先生勤奋治学、教书育人的一生，表示以两位先生为榜样，在新的起点上，发扬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传统，到建校120周年完成初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

相关书籍

《冯沅君传》，严蓉仙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陆侃如与冯沅君》，许志杰著，山东画报出版社

　　1、庄子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人。曾作过漆园吏。生活贫穷困顿，但却鄙弃荣 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待的精神自由。

　2、《庄子》中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如《逍遥游》前半部分，不惜笔墨，用大量寓言，并非作品的主旨，而是为了用他们的有待逍遥来陪衬、烘托至人的无待逍遥，而“至人无己，圣人无功，神人无名”这个题句。

　3、庄周宁可贫穷,也不愿去做官，认为那会丧失本性和自由。庄周又不主张遁入山林，主张在现实生活中保持超脱的境界。他鄙视名利，认为世上的一切事物及其差别都没有意义。

　以上三点都可以看出，庄子的浪漫主义色彩。

新古典主义绘画以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崇尚古风、理性和自然，其特征是选择严肃的题材；注重塑造性与完整性；强调理性而忽略感性；强调素描而忽视色彩。\x0d\浪漫主义以追求自由、平等、博爱和个性解放为思想基础。追求幻想的美、注重感情的传达，喜欢热情奔放的性情抒发。浪漫主义艺术以动态对抗静止，以强烈的主观性对抗过分的客观性。\x0d\继法国浪漫主义之后，出现了以赞美大自然，描写现实普通人们生活的现实主义美术运动。现实主义绘画是指表现生活真实的艺术，用忠实于对象的手法描写自己眼界所及的事物，是透过现象反映事物的本质。以柯印象派强调画家对客观事物的感觉和印象，反对学院派的因循守旧，主张艺术上的革新。绘画技巧上对光和色进行了探讨，研究出用外光描写对象的方法，同时把这种科学原理运用到绘画中去。根据观察和直接感受表现微妙的色彩变化罗，米勒，库尔贝、杜米埃为代表。\x0d\印象派之后出现了“后印象派”。后印象派强调抒发作者的自我感受，主观感情和情绪。在艺术表现上，“后印象派”重视形、色、体积的构成关系，强调艺术形象要异于生活的物象，要用作者的主观感情去改造客观物象，要表现“主观化了的客观”。他们尊重印象派在外光和色彩上所取得的成就，但不追求外光，侧重于表现物质的具体性、稳定性和内在结构。后印象派的绘画对现代诸流派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摘 要 徐志摩的诗歌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具体表现有三大特点：一、理想主义浪漫情怀，二、浪漫主义人生观，三、浪漫中夹杂着对现实的不满和内心的愤懑和彷徨。

关键词 浪漫主义 浪漫情怀 浪漫主义人生观 愤懑彷徨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才子，从头到脚充溢着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徐志摩，虽然因其年仅三十五岁便遭遇空难猝逝，创作生涯只有短暂的十年（1922年春——1931年冬）但却给后世留下不朽的著作和永恒的思想本文将从其诗歌浪漫主义形成的思想，浪漫主义色彩，极其浪漫主义悲剧的形成几个方面去简单论述。

一、徐志摩浪漫主义思想的形成

对于一个富有浪漫主义气质和激情的诗人来说，他往往能在幻想的理想世界里找到灵感的源泉，使心灵想象的翅膀得以自由翱翔！徐志摩的浪漫源于英国剑桥留学时的康桥。徐志摩曾经深情的把英国称为他的灵魂再生之地，在那里他不仅迅速成长为西方式自由的知识分子，而且成为了一名诗人，在因英国剑桥大学的两年留学期间，他深深地被西方的文化精神和思想所吸引成为一名全身心投入的崇拜者。也正是在这里，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剑桥是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母校，在这里徐志摩沉浸在浪漫主义的海洋。剑桥的生活对徐志摩具有重要意义。他的思想、志向、性格气质都有剑桥的烙印。他曾经满怀深情的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

吴昆在他的《论徐志摩及其诗歌艺术》中提出了徐志摩复杂的人生成就了其诗意的提炼，因为他把人生的全部复杂性作了诗意的提炼，而这一切，要不凭借诗人的笔墨，常常是难以曲尽其幽的。徐志摩虽出身于一个封建、买办的富裕商人家庭，但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和“五四”精神的濡染，使他成为一位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他的自然灵气的天性，在剑桥的特殊文化浸染下醇化为追求自由、灵感和艺术的浪漫气质。他的诗作一味追求一种“爱、自由、美”的理想，他的这种理想在当时的现实社会里不仅不易开花结果，还常常遭到扼制与摧残。“理想主义”的碰壁，使徐志摩对黑暗的现实环境产生不满与反抗，同时，他也把理想寄托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虽然也常想到幻灭的痛苦，但在美好的幻境里，诗人无疑可以找到一个与复杂的现实世界相对抗的精神世界，使得他那颗受伤的灵魂得到抚慰和憩息。这是，英国湖畔诗人对于自然风物的清远超脱，以及拜伦式的斗争激情的宣泄，自然触动了徐志摩的诗心，从而成为他的浪漫诗情的母体。因此，就其诗歌的艺术渊源而言，徐志摩从19世纪浪漫主义汲取了最多的创作营养和艺术灵感。此后不久写成了诗歌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和《猛虎集》。

二、徐志摩诗歌的浪漫主义色彩

（一）造境中充分体现了诗人的理想主义浪漫情怀

近代美学家王国维说文学作品“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这里所说的“造境”,实际上就是指浪漫主义创作,也就是说,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着重表现理想。尽管现实主义创作也表现理想, 但现实主义的理想主要是通过对客观现实的描绘流露出来,而浪漫主义的理想则是作为描写对象而存在，就象诗人的《去吧》那首诗，它的浪漫主义的理想就是做为描写对象存在。徐志摩的一生都在追求他的“理想主义”,而他的理想主义的内涵是什么呢胡适在《追忆志摩》一文中说他要求“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到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徐志摩的政治和社会理想是希望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①的政治制度,与这一理想相联系着的是他希望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得到自由的发展 这是他的理想主义的核心内容。他宣称“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这并不高深, 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相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 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落叶》)。这反映在诗歌创作上,一是通过对自然情景的描绘来表达诗人的理想追求,二是对追求写诗方式的自由，情感表达上淋漓尽致。在英国康桥学习期间, 徐志摩广泛涉猎了英国19 世纪浪漫主义作家的文学作品,并胚胎发育形成了具有自由气息的“个人意识”。然而,当将其放到20 世纪20 年代黑暗的中国社会里,必然是碰得七零八落。尽管他也诅咒,也愤怒,但最终还是转向了有宗教意味的大自然的怀抱中求得安顿。他是大自然的崇拜者,他说“大自然是最伟大的一部分”,它能给你以“灵性的迷醉”。诗人把对“大自然的精神”的具体体味描绘成一幅幅美丽的画面。一般说来,他的早期的写景诗调子比较明朗,透过那静谧而热烈的画面,仍然可以看出一颗争取个性解放的积极向上的心灵。如《石虎胡同七号》,把园景描绘得活泼可爱, 在生机勃勃的画面里跳荡着诗人那颗热爱生活,渴望美满爱情的赤心。大庭园是诗人创造理想主义的乐园。谈理想境界的创造,不能不论及徐志摩的代表作《再别康桥》。全诗荡漾着诗人告别康桥的依依不舍之情,一唱三叹,令人心生回肠荡气之快感。从字面看,笙箫与悄悄的意境,夏虫与沉默的空间揉合在一种境界里,有力地表明离情在胸, 纵有笙箫, 也悄然无语,夏虫也仿佛感知人情,停止吟唱。该乐时不乐,该闹时不闹,渲染了寂静的意境,不同寻常的笔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诗人具有单纯的浪漫主义人生观

如果说胡适使中国的现代新诗小脚放大,郭沫若使中国的现代新诗增添了气吞寰宇的气势,那么,徐志摩则使中国新诗充满了灵性。徐诗的这种空灵②之美来自于诗人一颗真挚的童心,他的诗是他真性灵的流露。徐志摩对“假诗”是极其讨厌和反对的,认为“假诗仿佛是清明节城隍山上的讨饭专家用红蜡烛油涂腿装烂疮,闭着眼睛装瞎子,你若是看出了他的作伪,不由你不感觉厌恶” 。他认为“真好诗”应该是“人格”和“诗格”的统一, ,而“假诗”是情感和思想贫乏的表现:“假人和作伪者仿佛偷了他人的衣服来遮盖自己人格之穷乏与丑态;假诗也是剽窃他人的情绪与思想来装缀他自己心灵的穷乏与丑态。”显然,他强调的是诗贵真诚的传统,反对当时有些诗歌无病呻吟的陋习。周作人曾这样评价徐志摩:“他有他的主张,他的派略,或者也有他的小毛病⋯⋯这个年头别的什么都可以有,只是诚实早已找不到,志摩却还保持着天真烂漫的诚实, 可以说是世所稀有的人了。”在周氏看来,在“五四”这样一个“找不到诚实”的浑浊纷乱的年代,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忠于自己真实的内心,保有这样一份纯真的性灵,实属难能可贵。试想如果一个诗人满脑是利害打算,心里充满喧嚣和浮躁的世俗欲念,抱着极其功利的态度去进行创作,他的作品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答案恐怕不问自明了罢。中国古代讲“澄怀味象”、③“澄怀观道④”,这是对诗人在进入创作之前的准备阶段的描述。徐志摩的诗是“从胫骨里跳出来,灵性里跳出来,生命里震荡出来的”。在他的诗国里,一生所追求的理想是性灵的自由。他所追求的“自由”、“解放”、“爱”、“生命”、“美”、“个性”、“光明”、“感情”的信仰以及和平的观念全都是他性灵之所在。可以这样说,徐志摩勇敢地冒险地追求自己爱情的人生实践,也正是他性灵的一种自由表达。在《决断》中,他把爱视为生命线上生与死的纽带,提出先必须争得自由和解脱。在《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中,指出需要的是真情和勇气。很明显,他的诗几乎大多是其真实内心的表达和自由个性的张扬,而对性灵的强调和追求,正是诗人闲静、澄明心境的一种体现。一方面,他认为自由和恋爱在人间是极寻常的事情,而另一方面,在他的诗中(《偶然》) 、《恋爱道理是怎么一回事》) 又流露出佛家的“色空”观念和道家的“逍遥”意味,认为爱本质上是偶然的,是虚无缥缈的,甚至在后期曾一度动摇过他“单纯的信仰”。如写于1929 年的《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活该》等诗作,把同陆小曼美丽爱情的幻灭感比喻为“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梁实秋说:“志摩单纯的信仰,换个说法即是浪漫的爱⋯⋯这爱永远可望不可及,永远存在于追求的状态中, 永被视为一种极圣洁高贵极虚无缥缈的东西”。然而,诗人自喻为“一条解缰的野马”,他不会就此停止对爱情的苦苦寻觅。“听凭荆棘把我的脚心刺透/听凭冰雹劈破我的头”(《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他仍要通过坚韧的奋斗,去争取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爱,真正的幸福。直到1931 年,诗人在可视为绝笔的《爱的灵感》中,他的信仰依旧,他所追求的“爱是不死的”,不怕散作风、散作沙,以至于在最后一次飞行中,用生命实践着对爱、对自由、对性灵的追求。

（三） 浪漫中夹杂着对现实的不满和内心的愤懑彷徨。

我们所说的徐志摩的浪漫就是他在中国当时那样的现状下依然有单纯的理想，这一点当今的许多读者可能会感到奇怪。但是，我们看看当时的情况就会明白，正如志摩在《毒药》中描写的那样：“到处是奸*的现象：贪婪搂抱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怯懦狎亵着勇敢，肉欲侮弄着恋爱，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践踏着光明。”在这样一个弱者得不到同情，到处都充斥着暴力，贪婪和欲望的社会，多少青年都沉沦欲海，纵情声色，而徐志摩尽管也在彷徨在无助，但他还是有方向，有人生的目标，尤其是在早年《雪花的快乐》中作者这样写道：“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可见诗人在早期是充满理想和追求的。另一篇《去吧》中，诗人在呐喊，“去吧，青年，去吧！悲哀付与暮天的群鸦。去吧，一切，去吧！当前有无穷的无穷！”诗人的浪漫就在于诗人忽而把自己看作雪花，又忽而将自己比作落叶；诗人时而徜徉在一叶小舟里，独自凭栏思绪万千；时而又静立街头看世事炎凉，人心冷漠，心中满是对弱者的同情，对所谓先生们的讥讽和嘲弄—《先生！先生！》，《叫化活该》。诗人多角度的看问题，在不同的场景都有一个‘我的化身’在那儿，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不能不叫人叹服，但是诗人也处在心理的极度孤独恐慌之中。在《朝雾里的小草花》中诗人写道：“我此时在这蔓草丛中过路，无端的内感，惆怅与惊讶，在这迷雾里，在这岩石下，思忖着，泪怦怦的，人生的鲜露”此时如果说诗人还是乐观的思考人生的话,那么在《残春》中，诗人这样写道：“窗外的风雨报告残春的运命，丧钟似的音响在黑夜里叮咛：‘你那生命的瓶子里的鲜花也变了样：艳丽的尸体，谁给收殓？’”作者在此时，已经陷入一片迷茫，面对吃人的世界,诗人不知道前方的路在哪,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尽管诗人对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推崇备至,正如他所说:“德国人太蠢,法国人太*,南欧人太乱,美国人太陋,只有英国人可称是现代的政治民族,鱼相望乎江湖,英国人是相望乎政治的;”然而,此时诗人可能已隐隐约约感到英国人的自由民主的政治体系也不可能在中国得以实现,诗人陷入了深深的彷徨之中而面对蒋氏王朝,诗人失望了,尽管他也曾与共产主义对峙过,与陈毅同志就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而激烈争论过,然而对蒋氏王朝,他更是彻底绝望,热爱自由面对的是棍棒,追求民主面对的是特务,实现理想需要付出的不仅仅是生命,还有人格,尊严正如徐志摩在《猛虎集序文》里回顾说,自己的思想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矛盾先生也在后来说道,尽管徐志摩的思想、作品、生活方式，“都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但他不是蒋王朝的御用文人。”“他对国民党的‘革命成功是愈来愈失望了。’”的确，一边是他难以认同***，尤其是在游历了欧洲，路过莫斯科后他是这样说的“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他的这种既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又反对革命文学,也就是反对中国走苏维埃之路,主要反映在《秋虫》、《西窗》两首诗里——“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你别说这日子过得闷/晦气脸的还在后面跟……到那天人道真灭了种/我再来打——打革命的种!”这一切客观现实也造成了徐志摩只有把他的美好理想寄托在优美的诗歌之中,以打发时光,在诗歌上追求形式的美,不再卷入思想论争的漩涡之中;然而,一触及到现实,他就感觉到困惑和彷徨

诗人的一生都极其浪漫，他一生都在追求他的精神家园，追逐英国式的政体制度，他一生很短暂，到过许多地方，诗人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当时的中国失去了信心，他转而追求内心世界的安详，宁静，梦想着脱离政治生活，然而，在旧中国即使是这一点点要求也不可能实现，诗人的浪漫遭受了现实的巨大冲击，正如诗人说得那样自己早就化成了灰;变成尘。直到触机身亡时，诗人依然感到迷茫和彷徨，并带着迷茫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段路程。

注释

①democracy起源于希腊文demokratia，由demos（人民）与krateiv（支配）两个词联缀而成，原意为人民支配或统治。在英文中译为“名主”的意思

②唐代司空图所定的诗性之一，比喻诗歌应当宁静悠远诗意当发必发“明月未上，美人来迟。柳枝待发，微风未起。

③象指客观物象，审美对象。 所谓“澄怀味象”就是审美主体以清澄纯净，无物物欲的情怀，在非功利，超理智的审美心态中，品味，体验，感悟审美对象，内部深层的情趣意蕴，生命精神，

④所谓澄怀就是发掘心灵美的源泉，实现“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胸襟阔然，脱净沉渣，完成那审美的人提供审美的主题条件。 所谓观道是用审美的眼光、感受深深领悟客观具体物象中的灵魂，生命，完成，凸现一个审美客体，你看中国书法，虚空中传动荡，神明里透幽深，超乎象外，得其环中，这便是观道：你看中国画，一花一鸟，一树一石，一山一水，全幅画总流荡着一种形而上的，非写实的宇宙灵气，这便是“观道”

参考文献

[1] 徐志摩徐志摩诗歌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

[2] 王锦全徐志摩散文选集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3] 矛盾徐志摩论。《现代》，1933年2月

[4] 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新月》，4卷

[5] 强弓选徐志摩诗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6] 王迅论徐志摩诗歌意境的空灵美丽水学院学报

[7] 吴廷玉 试论空灵世界的构建J 张家口师专学报 ,1994

[8] 胡适追悼志摩[A]生命的信仰—徐志摩文选[C]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7

毫无疑问是印象派，主要看下文中第二至第五点

印象派绘画，是指发生在19世纪下半期，以法国为中心风靡全欧并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印象主义绘画现象。印象派绘画以莫奈的《日出的印象》最初被人讥笑而得名，却在短短一二十年中跃然成为世人瞩目的艺术运动。印象派绘画的代表人物并不多，他们是****莫奈、灵魂人物马奈、开拓者塞尚、中坚者雷诺阿、毕沙罗和德加，而先驱巴齐耶于1870年11月战死在博讷拉罗朗德，未能加入印象派画家以后的探索，但是印象派却以其富有鲜明个性的时代感悟、审美理念、艺术倾向、造型法则、绘画特征、语汇情趣、文化取向、人文精神等艰难崛起、执着追求、开拓创新、蔚为大观。印象派绘画在发展进程中，有互动创新、顺逆相兼、悲欢离合、起伏跌宕，复杂而多元，挤压而演进，坚韧而不拔，衰退而新生，但是其艺思变，其势前驱，其史傲立，其神长存。印象派绘画文化含量丰富，人文精神矍烁，清晰可见依附于艺术之链的文化冲撞、文明凝聚、人文关怀与岁月屐痕。

关于印象派绘画的文化内涵，择其要者而述之：

一是将绘画从客观自然再现转向主观精神表现，反映印象派具有绘画独立性的美学观念。印象派在艺术精神上对立于西方古典传统绘画，强调创造新时代的艺术形态；他们对主题性地再现现实不以为然，提出应自然而随意地表现生活与客观物象；他们游离于传统艺术所关注的社会功用与教育职能，离开了艺术表现现实的情节化和戏剧性结构，排除叙事性的文学内容，注重画家对现实情境的自我感受和自觉表现，擅长对现实情景的生命状态和存在形式进行直觉式的客观再现与描绘，将绘画从客观自然再现转向主观精神表现，以迎合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努力反映印象派绘画独立性的美学观念。印象派并不反对以自然为师，只是强调“不要失掉你所感觉到的第一印象”。印象派认为“记忆”和“想象”可以“从自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塞尚还提醒画家“应防止倾向于文学”，在绘画中排除叙事性的文学内容。毕沙罗的《农家女》的纯朴与率真、《牧羊女》的灵动与鲜活等，正反映了“以自然为师”，描绘了“感觉到的第一印象”。德加的《赛马》的投入与动情、《骑马散步》的闲情与潇洒、《舞台上的芭蕾舞者》的欢快与忘我等，正叠加了“记忆”和“想像”，试图“从自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塞尚《弯曲的树》的豁达与野趣、《马纳河上的桥》的静谧与清淳、《埃克斯近郊的巨松》的简练与张扬等，正依循了“色彩的逻辑”。印象派画家从具有“社会学功能”的传统艺术倾向中走出，又带着“绘画的独立性”步入当时的社会生活。马奈的杰出风俗画，如《咖啡音乐会歌手》、《咖啡馆里》、《弗利·贝杰尔酒馆》等，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劳特累克尽管出身贵族，却以带有讽刺意味的心情表现现实，他笔下的巴黎上流社会的夜生活，没有优雅高贵的生活情趣，却是一个堕落、污秽并充满欺诈的世界，他的《红磨坊的舞会》中喧嚣中的狂欢、《女丑角莎尤考》中人物形象的静思与无奈等，实是痛苦的呻吟。这里，也可以领悟印象派要真正反掉传统艺术中的“社会学功能”是不可能的，印象派生活在各种矛盾交杂的社会之中，即便再三强调具有绘画独立性的美学观念，其实是无法真正步入游离于“社会学功能”的“独立性”之中的。

二是注重绘画的光、色、形、意、美的融合，体现印象派的艺术与光学相结合的主要特征。印象派绘画在光与色的表现上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在光、色中求形，以光与色的讴歌表现意和美，理解了光、色、形、意、美在绘画语言中的辩证关系，把闪烁的阳光和微妙的阴影引入画面，绘画随之变得清新明丽、生机盎然。在印象派绘画作品中，光和色是基本的绘画语言、艺术要素、快速跳动的音乐旋律和慢慢流淌的文化符号，光和色是形、意、美的艺术起始点，形、意、美在光和色中成形、达意、示美。印象派画家最基本的绘画技法是竭力探索一种有效方法，以突破物体单一的、表面看来一成不变的“固有”色；他们力图捕捉物体在特定时间内自然呈现的瞬息色彩，那种受一定环境条件、空间距离和周围其他物体影响的颜色。他们从画水开始，把水波反射出来的五光十色描绘得惟妙惟肖。他们进而扩大到从建筑物到天空的光与色的表达。印象派对光与色的探索得益于19世纪初期科学家对光的本质的新发现，孕育了艺术与科学相结合而产生的文化跃迁。莫奈曾反复画不同时间的鲁昂大教堂和草垛，正是为了捕捉瞬间的光与色。这次珍品展展出的《鲁昂大教堂，从正面看到的大门，棕色的和谐》与《鲁昂大教堂，阳光的效果，傍晚时分》便是莫奈为教堂绘制的30余幅油画中的两幅。画这批画时，他曾在给妻子的信中写到，他每天都会有一些头天未曾见到的新发现，于是赶紧将其补上，但同时也会失去一些东西。

三是采用原色并列、重叠和补色手法，形成印象派新的绘画语言。为了表现物体的动态变化和光色的斑斓绚丽、光怪陆离，印象派画家采用小笔触和色调并列方法，有些颜色不再在调色板上调配，而是红、黄、蓝三原色并列，时而重叠，并把红和绿、黄和紫、蓝和橙色补互对比，使色彩在强烈视觉冲击中产生新的和谐。印象派新的“光色”技法形成了新的绘画语言，令人耳目一新。

四是“把画架搬到户外”，成为印象派的重要绘画方式。它不是简单的绘画场所位移，而是绘画方式变革，改变了西方传统绘画方式，是为了在阳光下对景写生，捕捉和描绘物体在阳光照耀下色彩的微妙效果。雷诺阿喜欢在户外林下写生模特儿，以悉心研究模特儿身上、脸上的绿色反光和灿烂的斑点效果。雷诺阿从清新的自然风光中揭示色彩晕染流动的奥秘，感悟色彩的争妍与和谐、阳光的欢愉与变化、自然的节奏与坦诚、人生的明朗与温馨，于是，有了《打阳伞的丽丝》中的伞下阴影处、回眸一瞬间视觉色彩的晶莹剔透与丽丝眼神的非视觉色彩的真诚魅力，有了《夏杜的春天》的春光明媚、春色涌动、春讯汇集和春意荡漾，有了《泛舟塞纳河》的河水淌动、河光波动、小舟划动和泛舟人的灵动。“阳光下的绘画”，为印象派绘画的崛起和发展在绘画方式上奠定了基础。

五是变革西方传统绘画和借鉴各种画派，留下印象派叩开20世纪现代艺术之门的文化轨迹。印象主义艺术思潮随印象派绘画而生，印象派绘画又在印象主义艺术思潮的涌动中而兴。印象派之兴，在于对西方传统绘画的变革和对19世纪上半叶各种画派的借鉴，包括借鉴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等。印象派绘画的反叛表现在众多方面。印象派很快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绘画特征和文化风采，在独树一帜驰骋19世纪下半叶艺术舞台的同时，也显现了自身的艺术选择和文化取向的局限性，以至于困惑、分化不断。在这种进程中，印象派、新印象派、后印象派相继而生。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衰落后，立体主义和20世纪各种理性化抽象艺术从中吸取了动力。印象派、新印象派、后印象派叩开了20世纪现代艺术之门。

　　浪漫主义一词具有多种多样的含义，可以指一种艺术手法，也可以指历史上特定的一个文学流派。

　　浪漫主义一词源自romance，原指用罗曼语写成的中世纪英雄故事或诗歌，但如今浪漫主义一词同它原来的含义已经相去甚远。浪漫主义在文学艺术诸领域中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个满怀热情、追求理想的世界，一个耽于幻想、勇于创造的世界。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浪漫主义本身虽然充满矛盾，但它依然取得重大的成果，推动文学艺术的进一步发展。

　　人们习惯于把雨果的《<克伦威尔>序》称为浪漫主义的纲领，文学史上常把雨果发表这篇序言的1827年和随后因雨果的浪漫主义戏剧《欧那尼》上演成功而达到浪漫主义发展高潮的1830年，作为古典主义同浪漫主义在时间上的分界。

　　关于浪漫主义，历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倒是意见一致的，那就是浪漫主义感情的激流冲垮了古典主义的理性王国。如果把古典时期的理性比作冰层，而古典主义作品中情绪的激流只能在这冰层下边翻滚，那么，浪漫主义却已经是从热情的火山爆发出的熊熊烈火了。

　　作为创作方法和风格，浪漫主义在表现现实上，强调主观与主体性，侧重表现理想世界，把情感和想象提到创作的首位，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超越现实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理想中的形象。古今中外的文艺创作自始就有这种特色。如中国屈原、李白的诗歌和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德国的歌德和席勒、法国的雨果和乔治·桑、英国的拜伦和雪莱等人的作品中都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作为文艺思潮，浪漫主义产生并风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其时正值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要求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在政治上反抗封建主义的统治，在文学艺术上反对古典主义的束缚。为适应这样的需要，浪漫主义思潮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