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20~1997):现、当代作家。江苏高邮人。1939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深受教写作课的沈从文的影响。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1943年大学毕业后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46年起在《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和《文艺春秋》上发表《戴车匠》、《复仇》、《绿猫》、《鸡鸭名家》等短篇小说,引起文坛注目。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曾任北京剧协理事、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协顾问等。
出版作品集30多部,著有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寂寞与温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作品自选集》等。另有一些京剧剧本。《汪曾祺文集》(5卷)于1993年出版,《汪曾祺全集》(8卷)于1998年出版。短篇《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作品在疏放中透出凝重,于平淡中显现奇崛,情韵灵动淡远,风致清逸秀异。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以下是我为你整理的汪曾祺的作品介绍,希望能帮到你。
汪曾祺的介绍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汪曾祺可以说在那个极其特殊年代的首批高知识分子,在他20岁时,通过自身的努力考上了西南联大的中文系,在他的一生中,文学上的成就是他这一辈子的荣光,他留下了许多散文集、小说集。
汪曾祺大学 毕业 后,第一份工作便是在联大同学办的一所中学中担任教师,在教学生涯中,也是他的创作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他写了不少的文学小说,有名的如《复仇》,后来被刊登在文艺复兴的杂志上,并广为流传,人们开始认识了汪曾祺这样的一个人。
同样也是在教师生涯的过程中,汪曾祺认识了他的一生伴侣,施松卿。她也同样是一名教师,由于在一起工作,从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基础,并且因此喜结良缘,从此相守相依。
汪曾祺的人生几经波折,历经过中国 抗日战争 ,改革开放,在这林林种种的是其中,汪曾祺依旧能够保持着一颗开朗的心态,并未被生活中的困难所打倒,反而能够将更多的感情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写下了许多的精品良作。
汪曾祺的作品有哪些
汪曾祺被后世的文人学者评价为当代著名的作家,散文家。他的创作类型 自然 是少不了小说和散文。
首先,汪曾祺的一生是写下了不少的小说的,后来被收录成册,装订成集,流传于后世,传递于古今。在小说的创作中,汪老最为有名的作品均收录于小说作品集《邂逅集》中,而在《邂逅集》中当属受戒这篇小说最为有名,那么受戒到底讲述的是一个怎样的 故事 ,传递了作者怎样的意图呢《受戒》整部小说中以一个小和尚为主人公,讲述了他幸福的一生,既能够当和尚,但同样也能拥有爱情,这篇小说具有深刻的反讽意味的,讽刺了当下的社会环境。
其次,再来看看汪老的散文集,汪老的散文作品同样收录在散文作品集《蒲桥集》中,最为有名的有《我的家乡》等等。汪曾祺的散文有着独特的特点,读他的散文,有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感觉,他的散文没有太多奢华的词藻,也没有过多浓烈的感情,相反地是那种细水长流的描述,从细节处取胜,引人入胜,欲罢不能。
对汪曾祺的评价
汪曾祺的一生,可谓是极为坎坷,但在这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汪曾祺并没有向命运低头,也没有向 政治 俯首,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坚强的活着。
后世之人评价汪老先生,他的一生走的极为艰难,伴随着中国的脱胎换骨,汪曾祺也相当于被扒了两层皮。但无论经历了多少生活的折磨,精神的痛苦,却最终没有将汪曾祺先生打倒,他仍然具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淡泊名利的性,真诚率真的情,不畏强权的魂。汪曾祺先生 爱好 学问,在文学界内的海洋里驰骋遨游,不断充实着自己的知识,陶冶着自己的情操。经历过__的考验,度过了_折磨后的汪曾祺,反而更加能沉心静气的专注于对学问的研究,真乃是令人佩服。
作家贾平凹评价汪曾祺是一只文狐,而且是一只修炼成精的老狐狸,可见汪曾祺在文学上的造诣之高超,令人叹为观止。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也曾经盛赞过汪曾祺,说他是少有的学问界文章写得好的。沈从文也曾经说汪曾祺就是人太老实了,虽然文章写得很好,但却一直没有刻意的表露过自己的长处,以致于老舍先生很久之后才发现了汪曾祺这颗文学界的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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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汪曾祺作品选
汪曾祺受到沈从文的影响,而很少有人意识到“青出蓝而胜于蓝”。如果就作品的丰富性和成熟度而言,汪曾祺已经将沈从文的审美精神进行了扩展和延伸,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沈从文的价值在于对乡村的抒情性描写和摒弃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他从梅里美、屠格涅夫等古典主义作家那里汲取营养,开创了中国风俗小说的先河。汪曾祺成功地继承了老师淡化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和诗化、风俗化、散文化的抒情精神,但汪曾祺将沈从文的视角从乡村扩展到市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一般来说,对乡村的描写容易产生抒情、诗化意味,在欧洲的文学传统和俄罗斯文学的巨星那里,对乡村的诗意描绘已经有着庞大的“数据库”,在中国文学传统里,虽然没有乡土的概念,但是中国的田园诗歌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山水游记、隐士散文,对乡村的诗意描绘和诗性想像也有着深厚的传统积淀。而对于市井来说,中国文学少有描写,更少诗意的观照。比如《水浒传》,作为中国第一部全方位的描写市井的长篇小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水浒传》里的市井很难用诗意来描写,这是因为市井生活和乡村生活相比,有着太多的烟火气,有着太多的世俗味。但生活的诗意是无处不在的,人们常常说不是生活缺少诗意,而是缺少发现诗意的眼睛。汪曾祺长着这样一双能够发现诗意的眼睛,他在生活当中处处能够寻觅到诗意的存在。好多人写汪曾祺印象时,会提到他那双到了晚年依然充满着童趣和水灵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外化。汪曾祺那双明亮、童心的眼睛让他在生活中发现了一般人忽略或不以为然的诗意。像《大淖记事》、《受戒》这类带着乡村生活的题材自然会诗意盎然,当然在汪曾祺的同类题材作品中,这两篇的诗意所达到的灵性程度和人性诗意也是同时代作家无人能及的。而在《岁寒三友》、《徙》、《故里三陈》等纯粹的市井题材的小说中,汪曾祺让诗意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当然,或许有人说,描写故乡生活的“朝花夕拾”,容易带着记忆和回忆的情感美化剂,容易让昔日的旧人旧事产生温馨乃至诗意的光芒,因为故乡是人的心灵出发点,也是归宿点。但当你打开汪曾祺的《安乐居》、《星期天》、《葡萄月令》等以北京、张家口、昆明、上海为背景的作品,还是感到那股掩抑不住的人间情怀、日常美感。汪曾祺能够获得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地域读者的喜爱,是有道理的。市井,在汪曾祺的笔下获得了诗意,获得在文学生活中的同等地位,而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词,而是人的价值的体现。汪曾祺自己意识到这种市井小说的价值在于“人”的价值,他说,“‘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的都是极其平凡的人。‘市井小说’嘛,都是‘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大量存在,中国有多少城市,有多少市民?他们也都是人。既然是人,就应该对他们注视,从‘人’的角度对他们的生活观察、思考、表现。”可惜这样的文学创造价值被人忽略太久。
就语言的层面而言,沈从文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都是那么的精确和自然。但不难看出,沈从文的小说语言显然带着新文学以来的痕迹,这个痕迹就是西方小说的文体,当然这就造成新文学的文体与翻译的文体形成了某种“同构”。在白话文草创时期,新文学的写作自然会下意识地接受翻译文体的影响,像鲁迅的小说语言和他翻译《铁流》的文体是非常相像的。沈从文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是对翻译文体过滤得最为彻底的作家,但毋庸置疑,沈从文的小说语言虽然带着浓郁的中国乡土气息和民间风味,也带着“五四”新文学的革新气息,但读沈从文的作品,很少会去联想到中国的古典文化和中国的文人叙事传统。而汪曾祺比之沈从文,在语句上,平仄相间,短句见长,那种比较欧化的长句几乎没有,读汪曾祺的小说,很容易会想到唐诗、宋词、元曲、笔记小说、《聊斋》、《红楼梦》,这是因为汪曾祺自幼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对中国文化的传统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感受。比沈从文的野性、原生态要多一些文气和典雅。作为中国小说的叙事,在汪曾祺这里,完成古今的对接,也完成了对翻译文体的终结。翻译文体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由来已久,也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但是翻译文体作为舶来品,最终要接上中国文化的地气。汪曾祺活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历史造就了这样的机会,让人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叙事”。尤其是1978年以后,中国文学面临着重新被欧化的危机,面临着翻译文体的第二潮,汪曾祺硕果仅存地提醒着意气风发一心崇外的年轻作家,“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汪曾祺作为“现代”文学的过来人,在当代文学时期仍然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他不是那种只说不练的前辈自居的过来人,他的提醒虽然不能更正一时的风气,但他作品的存在让年轻人刮目相看,心服口服。
汪曾祺(qí)(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
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 京剧:《范进中举》 文集:《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汪曾祺文集》(共四卷,《小说卷》《散文卷》《文论卷》《戏曲剧本卷》199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共八卷,《小说卷》《散文卷》《戏剧卷》《其他卷》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汪曾祺》(共五卷,《说戏》《五味》《谈师友》《文与画》《人间草木》,山东画报出版社)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
主要作品
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
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手稿《羊舍一夕》;《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
京剧:《范进中举》。
扩展资料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傍晚出生于江苏高邮城镇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
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
父亲:汪菊生(1897-1959),字淡如,多才多艺。
生母:姓杨,在汪曾祺三岁的时候因肺病去世;
第一个继母:姓张,后也死于肺病;
第二个继母:姓任,伴随汪曾祺的父亲度过漫长而艰苦的沧桑岁月,汪曾祺对她很尊重。
长子:汪朗
儿子:汪朗,汪明,汪朝
参考资料: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其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汪曾祺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其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汪曾祺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
首先,汪曾祺是男的。
最近刚看了他的散文集,《葡萄月令》,封面有这样的评价: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他的文章质朴、真切,富于感染力。
我个人很喜欢他的散文。
下面参考:
人物评价: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贾平凹评)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中国作家网评)
散文写作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作品集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小说写作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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