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自驾游到忻城莫土司衙署花费时间安顺去忻城莫土司衙署出行推荐

安顺开车到忻城莫土司衙署的沿途需要驾驶547公里，耗时7小时19分钟，油费预计218元左右，过路费为312元左右

从安顺到忻城莫土司衙署途径道路概况

南山路→黄果树大街→龙宫大道→沪昆高速→安紫高速→中红土立交→花安高速→曹摆枢纽→都匀支线→长顺枢纽→都香高速→河阳枢纽→兰海高速→汕昆高速→金宜大道→瑞临线→山谷路→解放路→瑞临线→刘三姐大道→瑞临线→金山大道→G242→瑞临线→G242→S209→芝州二路→翠屏西路→西宁街南路

从安顺到忻城莫土司衙署路线详情

沿起点行驶052公里后，进入南山路。用时1分钟

沿南山路行驶10米,靠右。用时1分钟

继续沿南山路行驶580米,左转。用时1分钟

行驶200米,右转进入黄果树大街。用时1分钟

沿黄果树大街行驶200米,朝清镇高速方向,右转进入龙宫大道。用时1分钟

沿龙宫大道行驶12公里,靠左。用时1分钟

行驶380米,朝贵阳方向,靠左

。用时1分钟

行驶880米,直行进入沪昆高速

。用时1分钟

沿沪昆高速行驶69公里,靠左

。用时5分钟

继续沿沪昆高速行驶39公里,朝普定,织金,黔西,毕节方向,靠右

。用时3分钟

行驶360米,朝紫云,望谟,长顺,贞丰方向,靠右进入安紫高速

。用时1分钟

沿安紫高速行驶51公里,朝S03,旧州,紫云,S55方向,靠左

。用时4分钟

继续沿安紫高速行驶47公里,朝S03,双堡,紫云,S55方向,靠左

。用时3分钟

继续沿安紫高速行驶58公里,朝S89,青岩古镇,贵阳,花溪方向,靠右进入中红土立交

。用时4分钟

沿中红土立交行驶380米,朝S89,青岩古镇,贵阳,花溪方向,靠左

。用时1分钟

继续沿中红土立交行驶11公里,直行进入花安高速

。用时1分钟

沿花安高速行驶2510公里后，进入曹摆枢纽。用时16分钟

沿曹摆枢纽行驶11公里,直行进入都匀支线

。用时1分钟

沿都匀支线行驶20公里,靠左

。用时1分钟

继续沿都匀支线行驶24公里,朝S11,惠水,G7611,都匀方向,靠左

。用时1分钟

继续沿都匀支线行驶139公里,朝G7611,惠水,S50,都匀方向,靠右进入长顺枢纽

。用时11分钟

沿长顺枢纽行驶14公里,直行进入都香高速

。用时1分钟

沿都香高速行驶11180公里后，进入河阳枢纽。用时1小时28分钟

沿河阳枢纽行驶10公里,朝独山,平塘,罗甸,河池方向,靠右

。用时1分钟

继续沿河阳枢纽行驶290米,直行进入兰海高速

。用时1分钟

沿兰海高速行驶21440公里后，进入汕昆高速。用时2小时47分钟

沿汕昆高速行驶7130公里后，进入金宜大道。用时48分钟

沿金宜大道行驶611公里后，进入山谷路。用时1分钟

沿山谷路行驶15公里,靠右。用时1分钟

继续沿山谷路行驶12公里,直行进入解放路。用时1分钟

沿解放路行驶940米,直行进入刘三姐大道。用时1分钟

沿刘三姐大道行驶70米,靠左。用时1分钟

继续沿刘三姐大道行驶500米,靠右。用时1分钟

继续沿刘三姐大道行驶630米,直行进入瑞临线。用时1分钟

沿瑞临线行驶750米,直行进入金山大道。用时1分钟

沿金山大道行驶150米,直行进入G242。用时1分钟

沿G242行驶870米,靠左。用时1分钟

继续沿G242行驶10公里,靠左。用时1分钟

继续沿G242行驶12公里,靠左进入瑞临线。用时1分钟

沿瑞临线行驶11公里,靠左。用时1分钟

继续沿瑞临线行驶210米,右转进入G242。用时1分钟

沿G242行驶5187公里后，进入S209。用时41分钟

沿S209行驶770米,直行进入芝州二路。用时1分钟

沿芝州二路行驶230米,靠右。用时1分钟

继续沿芝州二路行驶630米,右转进入翠屏西路。用时1分钟

沿翠屏西路行驶360米,右转进入西宁街南路。用时1分钟

沿西宁街南路行驶80米,左转。用时1分钟

行驶730米,到达终点(在道路左侧)。用时1分钟

西山岩、莫土司衙署、罗隐岩、八寨遗址、三界庙、忻城翠屏山公园等。西山岩：分南北两洞，且相互贯通。石形千奇百怪，中露石脉一道，仿佛龙脊，故又名龙隐岩、龙隐洞。莫土司衙署：始建于明朝，在忻城世袭时间长达400多年。罗隐岩：相传有游仙罗隐居此，日读诗书、夜卧石榻，故又名卧仙岩。

西山岩、莫土司衙署、罗隐岩、八寨遗址、三界庙、忻城翠屏山公园等。

1、西山岩：岩高5米、深30米、宽3-5米不等。分南北两洞，且相互贯通。石形千奇百怪，中露石脉一道，仿佛龙脊，故又名龙隐岩、龙隐洞。

2、莫土司衙署：莫土司衙署，始建于明朝万历十年，莫土司在忻城世袭时间长达470多年，曾先后四次迁移衙门，原建于古尚村，后迁于板县村，再迁到古尧村，后来搬到翠屏山脚下。

3、罗隐岩：位于古蓬镇周安街西025公里处的白虎山西麓，岩高6米、深10米、宽6米。相传有游仙罗隐居此，日读诗书、夜卧石榻，故此岩又名卧仙岩。

4、八寨遗址：位于今忻城县古蓬、北更、遂意和红渡4乡镇地，以及上林县的石门村地。八寨地处都阳山脉以南，大明山以东的石山地区，层峦迭嶂、峭壁林立、交通闭塞、地势险要。

5、三界庙：原称三清阁，后改称三界庙。位于衙署右侧、翠屏山右山脚下，坐南朝北，由五座建筑物构成，雕工精美，建筑均为珍木构架。庙门廊檐以两根石柱支撑，石柱高56米，柱脚为青石盘，进入大门，便是戏台。戏台下为四方院落，可供观众看戏。

6、忻城翠屏山公园：位于忻城县城，山上林木苍翠，如一天然屏障，故名。1984年僻为公园，修山道、筑亭台，供游人观光游览。

最古老的运河

位于广西兴安县城的灵渠，它和都江堰、郑国渠并称为秦代的三大水利工程，是广西最古老的一条运河，也是我国甚至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运河之一。

最早的人类化石

1958年9月，在广西柳江县新兴农场通天岩内发现一具完整的人类头骨和部分体骨、肢骨的化石，是一个男性中年个体。据鉴定，是生活在距今四万多年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人类化石。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以至东亚发现的最早的现代人化石。

最早发现的巨猿化石

1956年，由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裴文中、贾兰坡率领的中国科学院考古工作队，在广西大新县榄圩乡牛睡山黑洞中，发现三颗巨猿牙齿（上臼齿）化石。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从原生堆中发现化石和共生动物群。巨猿洞的地质年代为更新世初期。

最早的青铜器

1974年 1月19日，在广西武鸣县马头乡苏罗村附近的勉岭发掘到青铜卣和青铜戈各一件。据考，青铜卣是商代晚期的遗物，距今已有3000多年。这是在广西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

最大的崖壁画

花山崖壁画是广西最大的崖壁画，位于宁明县驮龙乡的明江岸边。花山崖壁画画面长2 21米，高40米，绘有图像1800多个，其中大小人像有1300多个，最大的人像有3米，最小的人像约30厘米。还有兽类、鸟类、船形、刀剑、钟及铜鼓等形象。花山崖壁画用赭红色颜料绘制，颜色历久不褪。崖壁画是用单色平涂画出来的减笔速写图案式的岩画，造型较粗略古拙。成画年代一般认为在二千多年前。

最大的铜鼓

1972年在北流县元靖镇水冲庵发现的云雷纹大铜鼓是广西最大的铜鼓，也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铜鼓。鼓面直径165厘米，高67．5厘米，重约600多斤，鼓面中心是八道光芒的太阳纹，外围用突起的同心圆弦纹分成五道晕圈，晕圈内布满单线旋出的云纹和菱形套叠的雷纹。关于这个铜鼓制作的年代，一说为春秋时代，一说为汉代，尚无定论。

最古老的城堡

广西兴安县城西榕江镇附近，有座最古老的城堡--“秦城”遗址。遗址现存城基，北起马家渡口南岸，南达水街村旁。城堡分“大营”和“小营”两部。“大营”在灵渠和大榕江汇合的三角洲上；“小营”在大榕江与小榕江汇流处附近。

最大的鼓楼

马胖鼓楼，是广西目前最大的一座鼓楼。该楼位于三江侗族自治县城北25公里的八江乡马胖村，因楼内置一长形大鼓而得名。马胖鼓楼始建于清代，1943年重修。

最精巧的楼阁

在广西容县县城人民公园内，有座古代建筑中最精巧的楼阁--经略台真武阁。它是木质结构的三层楼阁，通高13．2米，面宽13．8米，进深11．2米。全阁用近三千条大小不一的格木结构件，以杠杆结构原理，串联吻合而成，不用一件铁器，二层楼有4根内柱，柱脚悬空，承受着上层楼板、梁架、配柱和屋瓦脊饰的沉重荷载，是全阁结构中最奇特、最精巧的部分。

最完整的古城

永宁州城位于距广西永福县永福镇67公里的寿城圩北。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古田知县陈达主持修筑土城。成化十八年（1482）改筑石城，城墙用方块青石筑成，高5米，厚2米。是广西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城。

最古老的斜塔

左江斜塔，又名归龙塔，建造在崇左县城以东的左江江心的石岛上。塔底直径5米，塔身成八面体，高28米，整个塔身向西南倾斜1米，倾斜度为1度左右。这是广西现存最古老的斜塔，也是全国仅存的四座斜塔之一。

保存最完整的孔庙

恭城孔庙，又叫文庙，在恭城镇西山南麓，是广西保存最完整的孔庙。明永乐八年（1410年），初建于恭城东，清嘉庆五年（1800年）迁今址。

最著名的侗族民族建筑

程阳风雨桥又称“永济桥”，是广西最著名的侗族建筑，位于三江侗族自治县县城以北20公里的林溪乡程阳村，建于1920年。 风雨桥为侗族人民来往憩息、避风雨之佳境，也是侗家青年聚会、恋爱之雅处。它和鼓楼一样，同是侗乡的特有标志。

最大的土司衙门建筑

位于广西忻城县城关镇中和街的土司衙门，是广西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土司衙门建筑。它始建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主体建筑皆飞檐挑脊，镂花雕窗，图案精美，浮雕艺术高超，古香古色，颇为壮观。

最大的古墓群

合浦古墓群，是广西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古墓群。墓群位于合浦县城东南3公里处，为汉代古墓群，约有千座以上，分土坑墓和砖墓2种。陪葬器物丰富，近年出土的有铜凤灯、铜屋、玛瑙、琥珀及陶器等上千件，这些文物对研究我国南方的文化以及东南亚各国人民的贸易关系、友好往来提供了实物史料。

来宾一日游必去景点有圣堂山，百崖大峡谷，武宣文庙，莫氏土司衙署，三清观等。

1、圣堂山

圣堂山位于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距离金秀县城45公里，主峰海拔约1900米，景区面积有150平方米，这里群峰林立，浮云飘渺，恍如海市蜃楼，峰林刚锐，峡谷幽深，神秘险峻，素有人间仙境之称。这里是雾的王国，绿色宝库，天然的动植物园，尤其以珍珠罗汉松最为珍贵。圣堂山年平均气温12摄氏度，是避暑的好地方。

2、百崖大峡谷

百崖大峡谷，罕见的峡谷风光。是当地人最喜欢去的景点，位于来宾市武宣县河马乡境内典型的丹霞地貌，主峡谷全长10千米，有37道湾，10多处瀑布，7处深潭。峡谷峰峦险峻，飞瀑壮观，林木苍翠，被誉为世界罕见的峡谷风光。

3、武宣文庙

武宣文庙，兴学立教之地。位于来宾市武宣县南街一巷，武宣文庙又名孔庙，是广西仅存的两座专门祭孔的庙宇之一，始建于明代，至今有580多年的历史，文庙坐北朝南，砖木结构，整体布局讲究。显示出岭南派古建筑的建筑水平。

4、莫氏土司衙署

莫氏土司衙署，“壮乡故宫”。位于来宾市忻城县城关镇翠屏山北麓。是全国县城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土司建筑之一，被誉为壮乡故宫。由土司衙门、祠堂、大夫第等建筑群组成，始建于明代，后来历代土司先后拓建，形成土司建筑群。

5、三清观

三清观，纪念壮族药医。离莫司土司衙门东侧不远处。始更于明代，后来也叫做三界庙，庙内供的三界公，为传说中的壮族药医。据传，土医冯三届在民间救死扶伤，药到病除，深得百姓爱戴。该庙坐南朝北，由五座建筑物构成，雕工精美，庙内供16座佛像。

-圣堂山

如前所述，土司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壮族地区政治的安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同时，土司制度对壮医药也有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土官对壮医药的重视表现在对名医、神医、药王的崇拜和纪念以及对民族医药采取的一些褒奖措施。

清代《宁明州志·上卷·祠庙》记载：医灵庙在东门外附近城脚。《邑宁县志·卷四十三·祠祀志》谓：药王庙 , 在北门大街 , 东岳庙左侧。《柳州县志·卷三》称 :药王庙，在西门内。等等。清代以前 , 壮族地区基本上没有西医 , 中医也为数不多。这些被立庙纪念的神医、药王，尽管没有标出姓名，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民间名医，在壮族地区即是壮医 , 因为他们的医术高明 , 能为患者解除疾病痛苦以及他们的高尚医德而受到群众的敬仰。 忻城土司衙门附近 , 现仍保存有一座清代修建的 三界庙 ，三界是一位内科、外 科、五官科都精通的神医，而且名气很大，得以立庙享受百姓香火。三界庙能修到土司衙门旁边，亦可以从侧面反映这位神医在土官土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

土司对民族医药采取的一些褒奖措施，对于民族医药的发展，应当说也是有一定促进作用。广西庆远协左营三司把总 （土官名） 李某赠给名医谭靖修一块牌匾，大书妙手婆心四字 ; 一些民间壮医因医术高明，德高望重而被作为地方名人入选地方志 ，如《融县志》 : 路顺德 , 古鼎村人 , 赠精医学 , 著 有《治蛊新方》一册。 《象县志》 : 罩德本 , 同庚村人……善治跌打损伤。 《三 江县志》 : 侯第福 , 寨壮乡佳林村……善脉理 , 用草药。 等等。正是由于壮医药在土司制度下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一些特殊的诊疗方法和验方、秘方得以初步总结和逐步提高 , 如壮医浅刺疗法、斑麻救法、青蒿绞汁内服治瘴等，早在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南宋医书分类中 , 还出现了《岭南方》一类 （ 专门列岭南少数民族医方）。清代《柳城县志》指出 : 病者服药，不尽限于仲景叔和 , 间有用一二味草药奇验者。其他针灸之术 , 以妇人尤为擅长。 著名的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其主要传人就是清末民初的柳江女壮医楷覃氏。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用来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其义在于羁縻勿绝,仍效仿唐代的“羁縻制度”。政治上巩固其统治,经济上让原来的生产方式维持下去,满足于征收纳贡。因此它是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压迫少数民族的制度。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土司制度,开始于唐代的“羁縻制度”,形成于宋代,繁荣于明代,崩溃于清代,结束于20世纪初,长达一千多年 。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渊源于秦汉的士官土吏，开始于唐宋的羁麽制度，形成发展于元代，全盛于明代，没落于清代，消亡于民国时期。 土司制度从开始到消亡经历了 1000 多年的漫长历史。

壮族土司制度的遗产——侬氏土司衙署

土司制度亦称“土官制度”。统治者在广西推行土司制度，其目的是“以夷治夷”。土司制度在唐宋时期称羁縻州制度，由中央王朝委任当地民族首领为府、州、县的文职土官，元朝加强了军事统治，设置宣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等武职土官。明沿袭宋、元制度，并进一步完备了土官的考核、任免、贡纳、征调等制度。　　土司制实质上是封建领主制，土官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当地的大领主，掌握着军、政、财权，对农奴有“生杀予夺”之权。土司制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统治机构，治理辖境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诉讼、刑罚等。政治上依靠封建王朝，册封世袭，划疆分治，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以种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农奴组织成土官武装，维持土官统治和供王朝征调。经济上，土官是辖境土地最高所有者，实行劳役地租、实物地租等经济剥削。文化教育方面，则不准土民 土司制度是一种封建领主制度，虽比封建制度落后，但又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适合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特殊制度，对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加强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捍卫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均起了积极的作用。

广西地区土司制度存在数百年之久，如今广西仍有丰富的土司文化遗存，主要有墓葬、遗址和文物等。墓葬多为明清墓，一般由封土堆、墓室、墓围、祭台和神道等部分组成。有单葬也有合葬，葬式均为一次葬。明代土司墓封土堆多为馒头形或盔帽形，清代土司墓则多为字塔式或亭阁式。土司遗址则有古城遗址、衙门遗址、军事遗址、道路遗址、寺庙、塔、阁、桥梁、石刻等。文物则有玉器、铁器、金器、碑刻、石雕、印章等。这些文化遗产是研究壮族地区土司制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珍贵历史资料。

对壮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晌

土司制度对壮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中央王朝册封当地少数民族中有威望、有势力的首领为职官 , 划分其疆界 , 使之世领其土，世有其民, 维持他们内部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和风俗习惯等，使中央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得到缓和，保持民族地区的社会安定，从而促进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同时壮族地区和汉族之间的文化双向交流，亦对壮族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光大主编的《壮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8）一书 , 把壮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独特性、共华性、包容性和二重性四个方面。其包容性主要体现在 : ①不少土司头人汉文化水平较高，吸收了很多汉文化知识。②壮族地区的某些士官和土民原本系汉人或其他少数民族 , 后被强大的壮文化所融化。 ③土司制度本是封建王朝压迫人民的工具，却民情易服，故能较长期存在。结合史实，可以肯定土司制度时期的壮汉文化交流比以前有更大的发展，医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在壮汉文化双向交流中，壮族医药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对壮医药的促进作用

如前所述，土司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壮族地区政治的安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同时，土司制度对壮医药也有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壮族土司制度的遗产——侬氏土司衙署

1土司制度下的医药机构　　在土司制度下，官方设有医药机构，官方和民间有一定数量的专职医药人员，地方志对此有明确的记载。据不完全统计，明代嘉靖十年（1531 年）广西壮族聚居的40 多个州府县土司均设有医学署，如庆远府、思恩县、天河县、武缘县、永淳县、南宁府等 （ 均为壮族聚居地） 。这些医学署的医官本为土人, 在土司家属中，亦有专门从事医药工作的人 （具体内容见第五章第五节），说明在土司制度下壮医药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这是土司制度对壮医药促进作用的一个方面。　　2土官对壮医药的重视　　土官对壮医药的重视表现在对名医、神医、药王的崇拜和纪念以及对民族医药采取的一些褒奖措施。　　清代《宁明州志·上卷·祠庙》记载：医灵庙在东门外附近城脚。《邑宁县志·卷四十三·祠祀志》谓：药王庙 , 在北门大街 , 东岳庙左侧。《柳州县志·卷三》称 :药王庙，在西门内。等等。清代以前 , 壮族地区基本上没有西医 , 中医也为数不多。这些被立庙纪念的神医、药王，尽管没有标出姓名，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民间名医，在壮族地区即是壮医 , 因为他们的医术高明 , 能为患者解除疾病痛苦以及他们的高尚医德而受到群众的敬仰。忻城土司衙门附近 , 现仍保存有一座清代修建的 三界庙 ，三界是一位内科、外 科、五官科都精通的神医，而且名气很大，得以立庙享受百姓香火。三界庙能修到土司衙门旁边，亦可以从侧面反映这位神医在土官土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　　土司对民族医药采取的一些褒奖措施，对于民族医药的发展，应当说也是有一定促进作用。广西庆远协左营三司把总 （土官名） 李某赠给名医谭靖修一块牌匾，大书妙手婆心四字 ; 一些民间壮医因医术高明，德高望重而被作为地方名人入选地方志 ，如《融县志》 : 路顺德 , 古鼎村人 , 赠精医学 , 著 有《治蛊新方》一册。 《象县志》 : 罩德本 , 同庚村人……善治跌打损伤。 《三 江县志》 : 侯第福 , 寨壮乡佳林村……善脉理 , 用草药。 等等。正是由于壮医药在土司制度下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一些特殊的诊疗方法和验方、秘方得以初步总结和逐步提高 , 如壮医浅刺疗法、斑麻救法、青蒿绞汁内服治瘴等，早在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南宋医书分类中 , 还出现了《岭南方》一类 （ 专门列岭南少数民族医方）。清代《柳城县志》指出 : 病者服药，不尽限于仲景叔和 , 间有用一二味草药奇验者。其他针灸之术 , 以妇人尤为擅长。 著名的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其主要传人就是清末民初的柳江女壮医楷覃氏。

对壮医药的消极影晌

在政治上，土司制度是 以夷制夷 的民族压迫政策的产物。土宫是封建王朝封赐而独霸一方的统治者。在士司统治地区，土官既掌握着政治特权，又完全控制着经济领域，这种封建领土专制比起其前的奴隶制来说，虽然是社会的进步 , 但它并不是什么理想的天堂 , 而是有其反动、罪恶、残酷的一面，特别是土司制度发展到明朝晚期，这种腐朽没落性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土官自恃雄长，独断专行 , 权力欲膨胀，土司间经常发生武装侵扰。在土司家族内部 , 也常因争夺官位而相互残杀。由于长年干戈不止，战乱频繁 , 严重地阻碍了壮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壮族土司制度的遗产——莫土司衙署的东花厅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这就从经济基础上影响了壮族医药的进一步发展。首先，是专业壮医队伍受到限制，特别是能进入到官办医药机构中的壮医，为数更少，绝大多数壮医，只能流散在民间行医。在清末民间编纂的一些地方志中 , 虽然还有医学署的记载，实际上这些机构早已荡然无存，也未能重修。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壮医药的学术发展。其次 , 由于分科不细，多数壮医的治疗方法只能停留在经验阶段，未能进一步提高，有的甚至由于后继乏人而淹没失传。土司连年征战，对于毒药、毒箭之类的东西，作为重要武器之一，是比较重视的，而对于民间的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的防治，则没有足够的重视 , 因而阻滞了对这些疾病防治的发展。　　土司制度下的狭隘、保守、封闭思想意识，对于壮医药的发展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消极因素。据文献记载，晋代的葛洪等医药学家 , 唐代的柳宗元等文人流官，都曾把中医药传播到壮族地区；宋代威平初年，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集验方刻石桂州驿，邕州知府范旻下令禁*祀，市药以施治，并刻疗病方书 , 置诸厅壁。前述诸人对于中医药的推广做了一定的工作 , 但由于土司制度的落后、保守和封闭 , 壮族地区的中医药是不发达的。如壮族聚居的靖西县直至解放前夕也只是在县城有一二家中药铺。一些读过几本中医书的民间医生 ,一经临证拟方， 病人服之有验者殊少。此殆于精微变通之处犹有欠欤。说明医术并不怎么高明。由此可知 , 有比较完整理论体系的中医学术，在土司制度下 , 未能较多地影响和渗透到壮医药之中 , 这对于壮医药的发展和提高是不利的。另外，在土司制度下，壮族医药还常常被披上迷信的外衣 , 这就束缚了它的发展。　　客观地评价土司制度对于壮族医药的影响，应该说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不可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 , 土司制度对于壮医壮药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保留，是有其历史功绩的，并使壮医药在漫长的岁月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另外 , 在壮族尚未形成本民族的规范化文字的情况下，壮医药居然能通过口授心传和部分汉文资料得以流传下来，这不能不认为是与土司制度有一定的关系的，其积极作用的一面是不可抹煞的。

忻城莫土司衙署——“壮乡故宫”（见插图）　忻城“莫土司衙署”1996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我国现存土司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土司建筑群，被誉为“壮乡故宫”。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研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是研究土司制度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土司衙署接待了很多影视文艺工作者。电视剧《刘三姐》、《一代廉史于成龙》等10余部作品都是在此拍摄内外景。莫土司衙署也因此闻名遐迩，填补了广西土司旅游的空白。　　忻城“莫土司衙署”，始建于明朝万历十年，所辖总面积389万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面积4万多平方米主体建筑由照壁、大门、牢房、兵舍、正堂（即头堂）、长廊（亦称花郎）、东花厅、西花厅、二堂、东厢房、西厢房、三堂、后苑（即闺房）等组成。　　莫土司在忻城世袭时间长达470多年，曾先后四次迁移衙门，原建于古尚村，后迁于板县村，再迁到古尧村。后来搬到翠屏山脚下。莫土司衙署大门廊上立两根格木柱子，柱上悬挂一副雕刻楹联。大门即仪门。　　沿院中道路拾级而上，就来到正堂，堂正中置公案，案上置有惊堂木块及令牌、笔、墨砚等。案桌后是活动屏风，上悬有“明镜高悬”巨匾，左右分别置大鼓、大锣各一面，各种兵器罗列有序，“回避”、“肃静”大牌字高耸，显得气氛森严可怖。

壮族土司制度的遗产——亚洲第一土司衙署：莫土司衙署

西花厅是土官对犯人初审、用刑的地方。长廊尽头即二堂，亦为三开问，左右均有屏风隔开，左间是土官处理日常事务之处，内置文房四宝；中间是议事厅，置有案桌和太师椅等；右间是师爷卧室兼书房。前窗皆镂空花窗，花鸟图案，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这花窗的图案就是仿忻城壮锦图案制作的。　　整个土司衙署建筑皆为砖木结构, 穿斗构架，硬山翘角，雕梁画栋，朱漆柱粱，既具有中原古典宫廷建筑的风格,又有南方少数民族的建筑韵味，体现了壮族地区的民族特色。因此，被人们誉为“壮乡故宫”。

壮族土司制度的遗产——侬氏土司衙署

侬氏土司衙署（

侬氏土司衙署位于广南县城北街（今城一小内）坐北向南，占地面积11000平方米。现为广南县第一小学校址。衙署沿四道台阶而上，分设大门、中门、三门。大门上竖有“世袭情军府”直匾。门前筑一座青砖照壁，宽约6米，高5米。大堂口置石狮一对，左侧有鼓棚，旁设监狱两间。前院内设有代办房，签押房。东、西为书房、议事厅。后院有五凤楼、绣花楼等。依氏祖宗牌位设在最后院的屋内。衙深院重，规模庞大。现存衙门殿堂，七开间，歇山顶，抬梁式木构架，高9米，通面阔143米，进深21米，木拉42棵，用材粗大，屋宇宏伟。侬氏土司从元至元十二年（1275）起至民国37年（1948），在广南世袭28代，673年。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是中原封建王朝对广西少数民族所施行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它渊源于唐、宋时代,确立于元代，完善于明代，衰落于清代，消亡于民国时期,期间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对广西地方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广西地方史和民族史的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成为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壮族土司制度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最早对壮族土司制度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为壮学宗师黄现璠。虽然在他之前曾有一些学者对壮族土司进行过初步探讨，例如刘介先生于1934年出版的自著《岭表纪蛮》中专列第二十三章“土司”，对土司的起源、政治结构和经济社会家庭组织进行了概述，其中“广西之土司”一节，着重简述了桂西土司的起源，并未专门论及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最早专门深入探讨“壮族土司制度”的论文，当为黄现璠于1962年7月发表的《土司制度在桂西》长篇论文。

壮族土司制度的遗产——亚洲第一土司衙署：莫土司衙署东花厅上的牌匾

“土官”与“土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土官”一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词语，宋代开始成为统治少数民族的官职、官员的称呼。“土司”一词的原意是指统治少数民族的官府衙门，明代嘉靖年间开始出现。“土司”分为文武两个系统。明代中叶以后“土官”与“土司”被混同了起来。土司制度是以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机关——土司为中心而实施间接统治的政治体制，因此它不应称为“土官制度“，而应称为“土司制度”。　　一般认为，“土司制度”的内容，主要是规定土官与封建王朝的关系，它通过封建王朝在这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体现出来。宋、元时代,在广西设置的“土司制度”绝大部分是在桂西壮族地区。黄现璠于《土司制度在桂西》长篇论文中认为：“唐代在桂西也设些羁縻州，用土酋为之长，但政治制度、社会组织一概不变。宋平侬智高后，始委派狄青部下和本地土酋为土官，设立许多土州县洞，实行领土的封建统治……”，进而于文中对桂西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制度”展开了论述，他认为“土司完全占有生产资料的土地”，“土司不完全地占有直接生产者农奴”。接着以此为基展开了“桂西土州县的领主封建社会建立在氏族部落未期社会的基础之上”的论证，主张桂西土州县的领主封建社会并非建立在奴隶社会基础上。他的这种主张如今为大部分壮学学者所认同。黄现璠的助手、调查组成员王昭武紧接其后发表了《大新县土官统治时期土地关系调查记》（载《广西日报》1962年11月1日）一文，该文为在1956年《大新县壮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补充，并结合调查资料对大新县土官统治时期的土地关系进行了研究。　　事实上，早在1956年黄现璠领导“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成员进行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着重对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进行了学术考察和资料收集。当时他率领“壮族组”成员兼助手粟冠昌骑马到天等、龙光、德保等县以及带领助手王昭武等人到大新县调查时，主要就是奔着收集土官统治时代的史料去的。同年12月，黄现璠组织编印的《广西僮族史料·土司制度》（油印本），内容包括：土司制，左江土司制，右江土司制，唐宋元土州县沿革，广西郡县志、西原蛮广源州蛮詹杂记所记之右江壮人风俗，岭外代答关于土州之记载，广西通志所列之土司志（土司一二）太平府之土州县，属调查组所集壮族土司制度史料的汇总。随后是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历史组编辑的《广西土司制度资料汇编》油印出版。

广西土官制度研究

一些研究黄现璠的国外学者认为：关于“土司”问题，黄现璠与刘介的早期主张一致，即认为广西的大多数土司是在宋平侬智高时随狄青南征来到广西的山东人（汉人）。这是黄现璠在《广西僮族简史》中的观点。但是，黄现璠经过多年研究，于1962年7月发表的《土司制度在桂西》一文中实事上已经改变了这种主张。他于文中说：“宋平侬智高起义后派狄青许多部下到桂西当土官，本地土酋被封为土官者亦不少。而在前者人中，实为土酋冒称随狄南征，有功留守，更不乏其人。据广西方志，宋在左、右江和宜山一些地区委派的土官，设立的土州县洞，后者当前者封地釆邑，约有三十人，表列如下……（略）。这些土官，大都是冒籍山东。虽然有的是土酋，以及受封有所先后，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实行领土制的封建统治，如表上那地土官罗世念，十足道地的本地壮人，但他归宗受封后，‘兄弟儿侄百六十人，补两头供奉官，石侍禁披带班下殿侍”(《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九十八册蕃夷五)’。执行宋统治者的反动政策，助纣为虐，一切施策．皆实行压迫剥削，与外来土官毫无区别，可谓一丘之貉。”可见黄现璠这时的“土司观”已经改变，他认为：狄青部下到桂西当土官的人，大多数为当地土酋（壮族统治集团）冒称随狄南征，有功留守之辈。后来他的学生粟冠昌教授于1963年发表的《广西土官民族成分初探》一文中主张“宋代广西土官全是僮族统治集团”，[粟冠昌：《广西土官民族成分初探》，《民族团结》1963年第2、3期]不过是对黄现璠的“土司观”的继承和发展。以后，他的学生粟冠昌、李干芬相继又发表了《广西土官制度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粟冠昌，《民族研究》1981年第3期）、《明代的广西土官》（粟冠昌，《学术论坛》1983第5期）、《唐宋元明清广西羁縻州县或土府州县洞司等设置概况》（粟冠昌，《广西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清代广西土官统治区的土地问题》（粟冠昌，《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第2期）、《土司制度学术讨论会概述》（李干芬，《广西民族研究工作通讯》1988年第1-2期）、《元代广西的土官制度》（粟冠昌，《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明代广西土官制度的改土归流问题》（粟冠昌，《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清代广西土官制度改土归流述议》（粟冠昌，《广西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略论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 李干芬，《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清代广西土官制度的衰落》（粟冠昌，《广西民族研究》1991年第1、2期）、《三议广西土官民族成分问题》（粟冠昌，《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等论文和出版了《广西土官制度研究》（粟冠昌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一书，从而成为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专家。这一时期出版的《广西忻城土司史话》（覃桂清编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壮族土官族谱集成》（白耀天、谷口房男编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皆为有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的专著。至于相继发表的有关论文，更是多不胜数。

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文丛

《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文丛，在壮学研究领域第一次将壮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概念。狭义的壮族地区改土归流，指明、清、民国三个时期中央政府将壮族地区的土司世袭制逐渐改造成流官铨选制，直到全部废除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广义的壮族地区改土归流，指秦征服岭南之后发生的中央政府将壮族地区逐渐改造成与中原地区相一致的管理区的过程。这一改造过程，包括羁縻时期、土司时期、民族区域自治时期，不同的时期中央政府采取不同的民族政策。　　壮族经过秦代以前的独立起源、 自主发展，秦代以后的改土归流，其历史文化特点可以归纳为：悠久的自治传统、以“峒”为社会单元、族群符号明显、有体系的语言文字、逐渐加强的汉文化影响等。　　一般的壮学研究者认为，明代壮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是失败的，即使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肯定的分量都不宜太大。李良玉教授经过细致的研究，提出壮族地区的土司问题在明代已得到解决，具体时间是嘉靖六年，王守仁分裂田州、思恩两大壮族土司之后，壮族土司的命运已完全由中央政府决定。清代，经过雍正时期的改大留小，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已经非常没落，到光绪末年，壮族土司制度已到了被废除的边缘。民国时期，经过旧桂系、新桂系军阀的改土归流．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被完全废除。　　改土归流改变了壮族聚居区的格局，壮族核心居住区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汉族人居住，壮族地区多民族杂居的格局形成。改土归流彻底改变了壮族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使壮族地区与中原地区越来越接近。改土归流对壮、汉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造成了壮族族群边界更难维持。改土归流与壮族汉化成正比关系：改土归流越深入。壮族汉化程度也就越深。　　（截止《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文丛2007年3月出版），原泗城岑氏土司辖区，当地各村各寨的壮族人民都建有大大小小的岑大将军庙，庙里供奉岑大将军神。其实，岑大将军神就是当地的土司神，当地群众几乎把岑大将军神视为万能的神灵。类似泗城地区的岑大将军神信仰，对于研究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