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尘埃落定》的历史叙事

文/药草园/贝尔格莱德之神

摘要

时代的尘埃落到每一个个体身上都是一座大山。阿来作为一个具备汉藏文化背景的双重身份的寻根作家，以真实而虚构的历史题材成为其文本书写的一大特色。在解读阿来《尘埃落定》的过程中，主要通过阿来独特的文本书写和历史文化视角，去一窥藏族的历史演进、文化变迁，并以此为基础探索阿来的艺术文本根植于藏文化的渊源。

关键词：尘埃落定；历史叙事；寻根；人物视角；人性

前言

阿来虽然在1994年真正动笔的前十年里就已经开始收集素材构思创作，为写藏区生活准备资料，但《尘埃落定》在“新历史小说”热潮之时出版，使得许多人把它看作是一部新历史小说。站在新历史角度上，《尘埃落定》凸显部分真实历史，同时从民间视角表现边缘人物的主观体验和人物心灵去呈现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它注重根据地域文化背景，从强烈的“真实自我”出发，通过“我”的叙述者形象叙述故事来还原历史，重点描绘边缘历史中日常化的事件，有一定的“野史”意味。传统史学认为历史事实能够通过叙事揭示，阿来则怀疑历史书写的真实性，认为文字具有虚构性且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影响，追求着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试图对传统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进行拆解和颠覆。[1]

一、叙事交融——新历史与传统历史叙事的分割边缘

相对十七年历史小说题材的真实性而言,《尘埃落定》所讲述的土司家族的故事是阿来的虚构的。[2]这也是阿来小说被看作是新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因素，既对历史的“虚构”，并不以还原历史真相为主要目的，是反传统的历史小说。但仅仅因为《尘埃落定》出版在“新历史小说热潮”点上和自身虚构性上，就判定它是新历史小说，是失之于草率的。[3]这不仅在于他的写作意愿起于1985年历史小说风起云涌之时，也在于对纯粹虚构故事的新历史小说而言，《尘埃落定》是最具真实性的[2]。历史事实确实存在于阿来的记忆、叙述和各种著述当中。其中蕴含着川西藏区神秘的藏族风情、神秘的土司制度和神秘的“傻子”。比如关于食品、服饰、建筑风格的描写，藏族土司的来历、骨头划分的等级制度、宗教分布情况、内部社会分工及其土司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重要而真实的历史因素，阿来说过这些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的，但其内的家族故事则是完全虚构的。

小说主要人物“傻子”的真实性主要体现在与作者文化因素重合的背景上，两者都是汉藏混血儿，也长期生活在土司社会中。“傻子”作为作者所覆盖的主要视角，在这样重合的背景下，使故事具备了先天真实的文化空间，蕴藉着作者在真实历史中真实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感受。因此阿来以饱含诗意的笔触描绘出马尔康藏区土司制度的繁荣及没落过程，本就镌刻着深沉而真实的历史文化意蕴。

与新历史小说不同的是，《尘埃落定》固然偏离了“正史”，但它仍有十七年历史小说的革命色彩，按照历史发展进程穿插着真实的历史事件，给予了小说大框架的真实性。如“白色汉人”、“红色汉人”、“婴粟”与“梅毒”四点正史的边沿投影。李谫博认为“若要说‘正史’是这个故事中一道既淡又远的背景,毋宁说是‘尘埃’中最细小的几粒‘尘埃’。”[2]但笔者无法苟同这种说法，这如同认为“月亮只有玉盘般大小”，本质是错误的看法。正史之所以是正史，就在于它是历史整体中的庞然大物，在行进的过程中牵动着边缘历史。虽然阿来在文本书写中刻意淡化了正史的存在，更多地审视着藏民族的历史，使正史在小人物的对话和书信中一笔带过。但正史却成为《尘埃落定》里藏民族历史变迁的无形推手，如麦其土司靠着黄特派员带来的国民党军火妥妥地收复了被汪波土司占领的寨子；麦琪家种下**种子大发其财，进一步揭露、激化了土司间的矛盾，加快了土司制度的灭亡；土司们沾惹上民国时期泛滥的梅毒，迎接着绝子绝孙的终亡预兆；红白汉人的战争则成为土司制度必然走到历史尽头的证明。

正史的存在使等级森严的土司专制制度由辉煌走向失落，一方面“四点投影”最后从侧面展现中华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历史走向。正史的历史走向无疑推动了马尔康藏区历史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发生，阿来正是通过正史带来的现代化浪潮，预告了新时代的到来与发展和旧时代的逝去与消亡。它可以是隐藏的，但绝不会是无足轻重的。

阿来的文本抒写综合两个时代的叙事特征，突破十七年文学的写作束缚，创造了开放性的历史小说，具备“新历史”时期的文学特征。但该文本写作的筹备又是在“新历史”之前开始的，与十七年历史文学藕断丝连，没有彻底脱离。使得文本对历史的叙事呈现撕裂、融合的特征，使历史在真实与幻想之中巧妙结合，形成独属于阿来的一大文本书写特色。

二、叙事根源——寻根思潮与藏文化结合的历史视角

一个时代的文学与时代的背景密不可分。自五四新文化革命以来，长期存在着传统文化断裂的现象。对民族文化全面否定加上长期的社会动荡以及文革时期的社会动乱，民族文化遭遇毁灭性打击，险些消亡。为了重新发掘出民族文化中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顺应改革开放时代潮流。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界掀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热”，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寻根”意识。随着寻根文学思潮逐渐兴起，一些作家思维不断发散，彰显地域特色的文化寻根作品也应运而生，阿来的小说便是地域文学的创作中里程碑式的作品。《尘埃落定》在虚构的故事框架中还原了一定真实的历史，但对历史的“还原”并不是阿来的主要目的，从民族传统历史文化中发掘民族精神意识才是阿来要做的，阿来说自己在写作《尘埃落定》的时候曾经受到过民间文学的影响，使文本表现出鲜明民间色彩。1985年准备写作时，正是寻根文学热潮开启时，于是他开始致力于民族意识和传统文化心理的挖掘。“文化寻根意识渗透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具体表现为对嘉绒大地不间断地漫游和深情描绘，以及在文学创作中与族群血脉的历史文化根脉的贴近或‘对接’”[4]。

阿来作为一位汉藏混血儿，长期生活在古老的化石般的藏族村落里，同期接受着汉文化的教育，不可避免地产生对自身民族文化归属的撕裂感。《尘埃落定》中有一句话贯穿着小说的始终，那就是“傻子”的问话:“我是谁”“我在哪里”的现代性追问。[5]当种子落入土壤就已经开始了生长，尽管它忘记自己对成熟过敏。正是这一点使得小说成为与众不同的历史叙事文本，这也是阿来对自己身份认同的追问，他不仅是在小说里探索土司制度的衰亡与逐渐瓦解的过程，更是在探索作为民族一部分的藏人生存的状态。这是阿来写作的真实动机。徐新建指出，大部分寻根作家作为汉族用汉语书写汉族生活，虽标榜是“寻根”，仍然是“我手写我心”[3]；阿来作为汉藏混血的作家，对“藏族生活经历”的写作还得探索如何用汉语来展现，其中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阿来也因此没有像其他作家一样马上就投入寻根文学创作的时代热潮中，而是经过十年探索之旅的文化积淀一步步挖掘民族史，寻找自己民族的根，形成一种深思熟虑的文学风格。在阿来的文本创作中，与汉族母亲的汉语对话以及二少爷作为土司儿子的藏族生活是交错穿插在历史文本之中的；身为“白色汉人”的黄特派员亲自来处理麦其家与汪波家的冲突。阿来正是通过这些汉人与藏人的接触，以及“我”的汉藏混血儿的身份，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搭建桥梁，使内地读者有了一丝关系自身历史的亲切感、熟悉感，得以在阅读时自然而然地切入藏族的历史视角，目睹了藏民族由前现代化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变迁过程。

汉人历史身影和藏族历史文化，两种不同寻根叙事视角的结合，这正是阿来对自身民族历史的审视方式：他将自身文化背景的矛盾与融合所创造的独特性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广阔视野中；将自身的文化背景与书中人物文化身份重合，结合所处时代的叙事，呈现出极具个人色彩的历史书写方式。

三、塔罗解读——三种人物视角叙事下的历史构筑

神秘主义者会告诉你塔罗是神明赐予人间的预言之书，塔罗心理分析流派的学者则认为塔罗牌是一种解读的工具，也是对潜意识的探知，而潜意识拥有编写文本的能力。用塔罗来解读文本叙事，就是对作者潜意识探知的一种方式。塔罗专家巴特利特认为塔罗是一种古老通用的符号语言，代表着事件或事物的原型，来自于人类某种共同的经验。[9]作为解读的工具，它有其普遍性和适应性，可以运用到历史的叙事当中，为解读《尘埃落定》的叙事提供全新视角。在最近几年具备塔罗元素的小说中，最为著名的是作家袁野的《诡秘之主》。袁野说他看过阿来的小说，正是阿来文本中对历史叙事的虚实神秘、撕裂交融之感启发了他对《诡秘之主》世界观的进一步完善，在碎片化和无序化的意象当中加入现实的历史因素，产生巨大的撕裂，给人以荒诞和神秘。《尘埃落定》本身实际并无塔罗元素，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史诗性和神秘性的重合，这一点恰好是可以用塔罗去解读或诠释。

无忧无虑、自由奔放、看似愚蠢的“愚者”是一切故事的开始；提灯的隐者在经过热忱和繁华后，忍受着孤寂追随真理之灯的指引，一方面也为读者和愚者指引前路，正应了“返璞归真”的老话；而“世界”则是旅途的终点，亦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以塔罗元素为根基之一的《诡秘之主》很清晰地传达了大部分塔罗流派认同的一个意象——愚者就是世界本身。但是在‘诡秘’的文本中，“世界”格尔曼说“亚当给了我人性”，进而在审视历史的过程中最终“背刺”了“愚者”克莱恩；隐者的作用则是在愚者前进的过程中，点明并见证故事的主要脉络，这两点在‘尘’的文本中都有体现。在‘诡’的文本中，通过隐者嘉德丽雅这一条并不明显的线路展开神秘女王贝尔纳黛和黑皇帝罗塞尔的接触过程，一步一步点明未来道路，打开神秘世界真实面目的大门，并在这一过程中，愚者逐渐接近世界的冷静，世界逐渐接近愚者的疯狂。

对于《尘埃落定》和《诡秘之主》这样史诗般的小说而言，必然存在多种叙事视角对历史进行构筑，‘诡秘’的文本由塔罗牌核心原型二十二张大阿卡娜中的愚者、隐者和世界三张牌构成故事最基础的联系。在‘尘埃’的历史文本中，阿来则使用了三种人物视角互补的方法。既以“我”这个傻子（愚者）为聚焦视角，参与并见证历史的发展进程；以翁波意西（隐者）为隐藏视角，在智者般的预言中穿透历史的迷雾，说出“我”想说的话，有了更多思辨色彩，拥有渊博知识的翁波意西对事情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为读者点明事物的本质；最后是阿来（世界）作为作者以全知全能的视角进入历史，代入傻子的文化身份上，审视这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于是，可以肯定地说愚者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愚者；阿来既是傻子，傻子亦是阿来。说到底，只不过是愚者非愚，傻子非傻罢了。不管是“诡秘”还是“尘埃”，其描写都是一段关于愚者的传说。换而言之既是：一位傻子的旅程。

如果说文本里拥有渊博知识的翁波意西是在用言语点明历史，那么“傻子”就是在以自己的行动去跟随历史，屡屡审时度势，通过装傻来化险为夷，正如翁波意西所言“二少爷是个聪明人”。虽然作者覆盖书中人物，塑造了一个“我”是傻子的形象认知。但笔者研究后认为这可不是傻子，非但不傻，还很机智，机智到能让大部分人都感觉他很傻。他或许正是预见到了“土司”的王国将要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化作尘埃，才会从一开始就装傻充楞。不但巧妙地避开了王位之争，还适时崭露头角，建立起繁荣的北方边贸集市，跟上时代进行了一场成功的改革，用言语话术让茸贡土司将女儿嫁给了他，为脱离家族争取足够的本钱。最后提前站队，招收黄师爷，虽然文本里没有明说，但“红白汉人”进藏的事实或许印证了他对于国共争夺藏区的推测；尽管他到底站错了队，但无论最终是红色汉人还是白色汉人取得了胜利，作为藏区“土司”王国覆灭后最后的土司，在国家初步安定发展的情况下，都必然要对他进行笼络和利用。所以说，至少他的一生是自由自在、游刃有余的。这样的人，这样的谋略规划，假如不是误打误撞运气使然，那么其心计城府就很深了。文本里土司们一个个志比天高各自斗得不亦乐乎，但除了“傻子”，其他人就像蚂蚁争窝一样可笑。

某种意义上看，翁波意西的话是对的。用塔罗牌的话语来说，如果被割掉舌头的翁波意西是在黑暗中追求真理、观察历史、点明智慧的“隐者”；那么傻子少爷就是预见命运并敢于付出行动的“愚者”，他是一位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傻子”，一位暗中指引命运道标、执掌“好运”的藏地之王。他以充满寓意的语言预示未来，打破时空的限制，以超越常人的眼光和思维通晓这片土司大地的过去和未来。但在作者全知全能视角的覆盖下，能够预见未来并付出行动的二少爷实际走在历史悬崖边上，因为他既不属于未来，也不属于过去。作为最后一位高贵的土司，他完全可以避免被仇人击杀，只要说出心里想的那一句“酒真香”，甚至有很多机会反杀土司家的仇人。或许正是预见了历史，他才会没有动手，而是在最后关头用“无知的傲慢”刺激“仇人”，用自己“最后一位土司”的身份宣告土司制度和旧社会的消亡；在时代浪潮中，打开了藏民族尘封已久的古老心灵和精神痕迹；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是阿来给傻子定下的命运，是世界为获得“人性”对愚者的背刺，是阿来为了成全自身文化身份，将傻子引导向死亡。“傻子”的死亡成为阿来解放自己文化认同、解放旧时代最后枷锁的钥匙。究竟是时代为傻子倾倒，还是傻子终被时代的命运浪潮吞没，或者是两者皆有。他不是作者文本所表现的时代幸运儿，而是一个在命运的预知中得知必然的灭亡来临前，在平静中疯狂挣扎的可怜虫。“傻子”和翁波意西作为书中的人物，在作者文化低语下，看透了历史的黑暗迷雾，可以看作是隐含的作家本人。尤其是“傻子”在发挥完作为展现历史、推动历史的工具的作用后，被作者用死亡榨干了最后的价值，作为阿来的一个文化身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一点也非常符合‘诡秘’文本结尾所说的塔罗式预言：世界醒，愚者归。傻子的死亡对于他本身和阿来而言，是必须从美梦中苏醒的结果。这也是傻子作为历史中的、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必然的归宿，成为尘埃般的灵光沉睡在大地中。随着他的死亡，一切都将，尘埃落定！

真实的历史、虚构的叙述。有句话几乎成了阿来创作这部作品的最基本动机：“历史就是从昨天知道今天和明天的学问”。[6]这句话准确地表现在“傻子”和翁波意西身上，阿来以作者身份覆盖书中角色视角，将自身与书中人物结合，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和历史的观察者直接参与其中，融入自身的思考，表达出自身对于藏族土司历史的独具特色的文本解读，使这部小说完成了个人对历史的阐释。传统历史小说的模式因此被推翻，历史成为其自由发挥的空间。

四、人性叙事——人性在历史中的构建

在大部分历史文本中，人性作为宏观中的微观而存在。然而对人性的叙述也是历史构建的一部分，历史就是对人性的体味。在《尘埃落定》的文本中，中的“傻子”就是麦琪土司醉酒后和汉族女人生下来的孩子，汉族土司太太也因此得以摆脱妓女身份成为土司太太，但她训斥“傻子”的善良，用酷刑惩罚和曾经的她同等身份的“贱骨头”。当“傻子”与侍女桑吉卓玛结合后，土司太太为自己的十三岁的傻儿子感到开心，却顺手给十八岁的侍女一道响亮的耳光。土司太太把侍女看作是当年的自己，认为她和自己都有一样的小心思，既想要献出贞洁凭借麦琪家使自己上位，这样的逾越之举侵犯了她作为土司太太的权威。

麦琪家的大少爷以前非常疼爱他这个脑子不聪明的弟弟，在弟弟开枪打断沉迷鱼水之欢的父亲时，主动替弟弟担了责任——挨了父亲的一扇耳光。但当他发现傻子可能是在装傻，甚至后来傻子所作所为威胁到他土司继承者地位的时候，他对傻子的态度便发生了很大的负面变化，用各种机会给他傻子弟弟添堵。当他觉得自己不可能成为下任麦琪土司的时候，便又恢复了往常的那种对傻子的疼爱。老麦琪在亲自处理自己大儿子的后事时，按理说应该是悲痛万分，可他却在失去继承人后重新焕发荣光，感觉自己可以再活五百年。这也是这部作品给人的震撼之处——权力的光环能够让人迷失人性。

历史的荒唐在此刻尽情展露，土司太太在对权力话语权的疯狂争取的同时也体现着对傻瓜儿子的怜爱。老麦琪之所以消沉，就在于他对权力的看重和在“**花战争”胜利后对大儿子逐渐从他夺走权力之事的无可奈何。就连“我”这个傻子也无法摆脱权力的影响，“我”不满卓玛与银匠曲扎的暗中恋情，觉得歌曲不是卓玛为“我”唱的，结果叫卓玛从快乐唱歌唱到哭泣流泪，而“我”也感受到了王者权力的美好。七层之高的官寨仿佛用权力牢牢地套住了所有人，他们都生活在一个权力的牢笼之中。

麦琪家的大少爷可以为了权力产生去动杀害自己弟弟的念头；老麦琪可以为了自己看中的手下的美丽妻子找人杀了自己的手下；茸贡女土司可以为了利益不认女儿。土司们也因为权力，为了雄霸一方而疯狂种植**花。面对权力的诱惑，大多数人已经变成了权力的野兽。权力之下的人性在历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人越是工于权力心计，就越会被始料不及的情况搞乱全盘计划，除非能够像“傻子”这般超越人类。

文本中的人物虽然常常工于权力和心计，但人性有两面，同时也有正面的、积极的人性存在。如这些土司虽然专制、霸道，却毫不怯懦，不怕被人复仇报复。多吉罗布兄弟，作为复仇者，更宁可光明正大地向仇人复仇，而不是秘密杀戮。桑吉卓玛一度想勾搭上土司家，表现得无比顺从，可她同时又有着对自由爱情的大胆追求，热烈而赤诚！最为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翁波意西，也是不畏权贵、不惧割舌，偏要道出历史的真相。他们都体现藏民族精神中豪迈粗犷、爱憎分明的英雄气质。

总之，这些文本人物展现的人性，体现了一个民族转型时期的历史中的精神面貌，他们是阿来笔下的血肉和灵魂，构建了一个活生生的历史。

结语

事实的历史是精准的，历史的叙事是模糊的。小说《尘埃落定》历史叙事视野相当广阔，但又是狭窄的。从狭义角度讲，阿来的叙事集中在个人史和民族史这两条黎曼空集相交平行线上，既展现了以“傻子”为叙事主人公的传奇个人史，同时以“我”为第一人称视角的一条主线贯穿全书又以许多支线带领读者探寻神秘的四川马尔康藏区，探寻它的风俗、美景、语言、历史，展现了一个历史时期浪漫的藏民族文化风情，见证了土司制度的兴衰。从广义的历史叙事视角来讲，它还包括多种角度和位置对事物的观察，如艺术的角度、诗性的叙事、景观叙事、隐藏叙事、超现实叙事等，人性的表现同样是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它的叙事特征和方法是多样的，这是作者对历史印象表现的叙事，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些叙事特征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作者所处时代的文学思潮息息相关，它既融合、杂糅了各种时代的叙事特征，也处于某些时代叙事特征的分割边缘。

　阿来于1959年生于四川西北部藏区马尔康县。出版过诗集《梭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地理散文《大地的阶梯》，散文集《就这样日益丰盈》。《尘埃落定》是其第一部长篇小说，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曾任《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目前已经辞职，全心创作新书《格桑王》。

　　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于2000年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委认为这部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著名军旅作家柳建伟更是肯定地说,阿来有可能以此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背景：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四川阿坝地区，解放战争时期。 作为叙述者的傻子，是作者一种刻意的安排，因为其承担了作者的许多意图，比如通过其所谓的“傻”来观照所谓“正常人”的各种活动——以一种新的角度来感受世界，正因为某种神秘的“傻”，作者才可以赋予他某种超人的预感，也使作者可以以一种超然的角度来叙述整个事件的发展。傻子的每天早上醒来的两个问题似乎带些纯朴的哲学味道，是追求一种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吧，在其体内涌动的各种想法、力量在没有得到确认之前一直是盲目的，傻子一开始并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或者没有清醒的自主意识，只是在朦胧中感到自己应该这样做——有时可能是出于一种本能吧，一直到确认了自己的身份之后。

中专师范，遂成迄今为止最高学历。毕业后做中学教师近五年。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后因“重述神话”项目，全心创作新书《格萨尔王》（已出版），遂辞去社长职务。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长篇地理散文《大地的阶梯》，散文集《就这样日益在丰盈》。《尘埃落定》，1998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000年，年仅41岁的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成为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评委认为这部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著名军旅作家柳建伟更是肯定地说,阿来会以本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有梦的童年

阿来的简历上通常这样写道：藏族。出生地：马尔康县，俗称四土，即四个土司统辖之地。

阿来曾骄傲地称自己：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有时候谈到族别时，阿来会幽默地说：我是一个远缘杂交品种。

藏族的血统来自他母亲，他父亲则是一个把生意做到川西北藏区的回族商人的儿子，而他自己出生与生活的环境是大渡河上游的嘉绒藏族村庄，属川藏高原的一部分，这里的藏族世世代代过着半牧半农耕的生活。

阿来出生时，这个叫马塘的偏远的藏族村寨，正在变革之后的贫困之中，阿来排行老大，下面弟弟妹妹一大串，他跟所有山寨孩子一样，五六岁就得赤着脚在山地草坡上放牛放羊。

大地辽阔寂静，牛羊悠闲,孤独的阿来对自然却有着丰富的感受，他说那时候跟每一株树每一棵草说过话。也许，对自然的深入感受就是从那时形成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到了上学的年纪，就在只有两三间校舍的村小读书。当时的民族教育，是要在藏地普及汉话。一二年级，阿来上课如听天书,他听不懂老师说什么，惶惑到了三年级某一天，他突然听懂了老师说的一句汉话，这个顿悟使小小的阿来感觉幸福无比。他开始进入语言，进入文化。

小学上完，阿来坚决要到最近的一所戴帽子小学念初中。少年阿来翻山越岭，走150多里路，他一路采草药，打柴筹集书费和学费。好多同村的孩子坚持不下来，又回到山上放牛放羊。但阿来顽强地坚持下来了。冬寒暑热，阿来孤寂地行走在山路上。阿来早年的小说里，有个孤寂敏感的孩子，还有学校的老师那捉摸不定的无奈的神态，可以看得出阿来早年生活的印迹。

初中读完后，阿来成为回乡知识青年，回到村寨，与父辈一样，出工出力挣工分，半年以后，他成了水电建筑工地上的一名民工，因为有一点知识，被工程指挥部领导叫去学开拖拉机。个头矮小的阿来，屁股下还得垫块板子，才能很好地把握方向盘。

有书的日子

终于恢复了高考，阿来盼望着离开村庄。那时他对外面世界的全部见解，来自曾经到村庄勘探森林资源的地质队员。天真的他以为只有地质队员能走得很远。填报志愿时，他只填了若干所地质学校，但命运只让他上了本州的一所师范学院。

他第一次来到州府所在地马尔康，开始了正规的汉语学习。两年后，阿来也成为一个用汉语授课的乡村教师，他被分配到一个比自己村庄还要偏僻的山寨。有多远呢阿来回忆说：要坐大半天汽车，然后公路就到了尽头，接下来，还要骑马或步行三天，翻越两座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雪山。阿来孤寂地呆在偏僻的山寨，没有公路，学生上学要走很远的路，跟童年阿来的学校没什么两样。遇到天气不好时，能到学校上学的学生更是寥寥无几。阿来在寂静的冬夜，漫长的春天里开始了大量的阅读。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阿来读的书是从州府马尔康背回来的。或许他有很好的书缘，面对一大架子书，即便他对这门学科一无所知，挑出来的书肯定就是其中最好的。他读的第一部历史书是《光荣与梦想》，第一部小说是海明威的。接下来读的是福克纳，菲茨杰拉德，惠特曼，聂鲁达……他没有多少藏汉文化传统阅读的基础，他没有写作方面的训练，他的表达，是他自然能力的自然发挥……

阿来自感是个不错的老师，他的教学独特有成效，很受教育系统看重，他在山村学校呆了不到一年，就被调到通公路的中学，第二年又调到县中学教书，教的是历史。阿来称，这是三级跳远。

诗歌岁月

80年代的偏远县城，经常会聚集一批志向高远的文学爱好者，文学改变命运的神话在小县城更容易流传。他的同事、同学们有的写诗有的写通讯，时不时能弄到几元钱，请客吃饭。阿来的一个老师有天找到阿来说，县文化馆有个笔会，可以吃两天伙食。阿来不知道啥叫笔会，老师说，会写文章的人在一起交流。阿来说，好嘛。老师说得先交作业。阿来当晚写了首诗交上去。会上的事鸡毛蒜皮的没啥好提，而阿来的诗不久在《西藏文学》上发表了，成为笔会的最高成果。阿来因此开始了诗歌创作，他25岁了。

那时候四川诗歌流派林立，成都、重庆、西昌、涪陵等地诗歌舵爷四处流窜，划分地盘，常有京沪诗歌高手到蜀地拜码头，喝酒诵诗，诗风熏倒诗人，诗歌事件经典故事般流传。阿来待的地方太偏僻，离诗歌中心太遥远，与狂热豪放的诗歌分子们在一起，他沉静内敛的性格倒显出拘谨。他少有诗歌活动，也没有入流加派。偶有诗人聚会，他也是清淡如常。他的诗歌自成沉郁、飘逸的风貌。各诗歌流派间相互攻讦，却宽容阿来，在喧嚣的四川诗坛，阿来是沉默的少数。

《新草地》编辑

文学上的成就，让他不太费力地调入阿坝州文化局《新草地》文学刊物做编辑。他做编辑，也研究历史和宗教，理性的翅膀开始慢慢伸展。他还在写诗发表诗。阿来是谁没人知道，但他作为诗人的身份已基本确立。

他发现，他的诗越写越长，而且细节刻画越来越多，他也越来越沉溺于这种刻画，刻画之外还有大段描述。他发现自己更喜欢故事，喜欢智性的叙述。他的准备如此丰厚，他对现实的感受如此强烈，写作上的野心开始滋生：他需要表达民族文化，成为民族的代言人。

也许这个野心开始并不那么清晰，在形式上他只是转向了写小说，他顺利地走上写小说的路：写短篇、中篇。短篇小说没遭退稿就在《四川文学》发表了，而且是头条。他的小说没有生长期，出来就是一枚散发清香的山野果子。

那时候的小说也是新潮滚滚，谁新谁就一夜出名。马原，扎西达娃，韩少功，刘索拉，阿成，徐星……而阿来的步伐稍慢了一点，1986年的文学已经新得精疲力尽了，但阿来小说的语言顽强地表现出它的异质，而且天成，他在小说方面迅速得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成功。他的小说多反映他所熟悉的藏族人生活，他更沉浸于对那些生活内在的体验，看不出风俗、新奇，他有丰富的故事，充沛的激情，但却困惑于写作--这大多源于认同他写作的人太少。他的小说老在发表，可他自己的步伐却滞缓起来，这也许是阿来写作的低谷期。然而这个低谷在他，是纯粹心理的，而外人却认为他如新星上升。那时候他刚出了第一部小说集《旧年的血迹》。他本该信心大增，内心却陷入茫然和怀疑中，阿来说，都不只是焦虑，而是很恐怖。以前文学是爱好，现在面临的是选择，他怀疑自己是否可以做这个行当!我会不会写成一个县城的地区的什么文化馆馆员而终其一生。他觉得前景可怕。他意识到他的创作必须要和民族文化建立起联系，他要用文学手段把民族文化表达出来，这就是那个时候阿来的文学野心!

精神漫游者

1989年阿来30岁，他要证实一下自己是否有这方面的能力。他怀着满腔激情，走出家门，翻越雪山，漫游在若尔盖大草原。这次激情行走，成为他创作上的转折点。

他行走了两个月，有时风餐露宿，有时与藏民们坐在草地上看疾走的白云，喝酒啃干牦牛肉，感受自然馈赠给他的一切。他每日获得丰美的精神食粮，他日益强壮，他很幸福，一个人在草原上的幸福。他又写诗了，《30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诗中我们能看到获得新生的阿来激情四溢，有个声音在前方召唤……

两个月后，阿来回来，又开始写小说，这是洗礼之后重新开始，又一次起步。他写短篇，中篇，驾轻就熟之后开始长篇创作。这个创作过程是幸福的。阿来回忆说：

那一年的5月，我坐在窗前，面对着不远处山坡上一片嫩绿的白桦林，听见从村子里传来的杜鹃啼鸣声……我打开电脑，多年来在对地方史的关注中积累起来的点点滴滴，忽然在那一刻呈现出一种隐约而又生机勃勃、含义丰富的面貌。于是，《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便落在屏幕上了……那是一种自然的流淌。

5个月后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写完了。然后，冬天来到了，霜下来了，雪下来了，小说里的世界以及阿来的内心像那片白桦林一样，经历了生命的冲动与喧嚣，复归于寂静。阿来经受了一次隆重的精神洗礼。

写完《尘埃落定》，稿子放在电脑里，他把书中所歌咏的嘉绒大地又走了一遍，而这次漫游是对自己的精神嘉奖，他说，这部小说是从宣泄的诗行中演变而来的……

这次激情的创作是他情感的一次剧烈燃烧。

从高原到平原

1997年阿来离开生活了36年的阿坝高原，来到成都，在《科幻世界》做一名编辑。关于这次人生转折，阿来说，在阿坝待的时间太长，朋友说去做做杂志，我正好有一些关于经营文化的想法，就去了。这其实是表层的意思。阿来在他的《大地的阶梯》里说：不是离开，是逃避，对于我亲爱的嘉绒，对于生我养我的嘉绒，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保存更多美好的记忆。这是一份心灵的伤逝。

1998年《尘埃落定》正绽放着芬芳，阿来却全心投入到《科幻世界》的编辑、组稿的活动中。《尘埃落定》的出版让阿来成了媒体追逐的中心。记者围绕着他，但采访进行三五句后，话题很快就从他嘴里由创作转到了《科幻世界》。他成了完全的都市人，应酬、交谈、媒体、方案，活动策划一个又一个。杂志也一个接一个做。杂志发行由几万到十几万到几十万，离开阿坝的阿来是不是还要写小说？从偏远草地到科幻世界，阿来面临转换？

围绕阿来的还有北大清华的一群学生。阿来说，这是他供职杂志的科幻作者，沉迷科学幻想世界。

很难想像，对科学幻想沉迷更深的竟是阿来。除了专业的谈论便是专业的写作。阿来论述工业文明时，让你忘记了这是那个空旷草原上放牧做诗写小说的阿来。

此后几年已很少听到他谈论小说。

似乎阿来全身心投入到了杂志运营：组织选题、策划活动、推广发行。不仅国内媒体，还引入国际项目合作。环绕太空的宇航员、国外科幻作家先后被请到中国。

很快，阿来所在的《科幻世界》发行量在国内节节上升，并引起了国际科幻界的注意。美国科普科幻信息权威杂志《轨迹》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统计显示，《科幻世界》已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不久前又被世界科幻协会评选为最佳期刊。

2000年，阿来已由编辑做到总编辑，很快又出任杂志社长，不几年，一份小小的杂志，从运营到管理，就做成了当下大家正在追求的文化产业模样。

最近阿来的产业又延伸到财经、心理学领域，阿来说请了几个媒体界的年轻老手来做一本叫做《心事》的杂志。

两年前，阿来开始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在强化管理的同时，也试图把杂志经营与资本市场联结起来，与国内几家科普类媒体联合组建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他不甘于传统的运营模式，而想在文化产业化这个过程中一试身手，让科普科幻真正在中国展开它的无边际的世界，让科幻与幻想类文学在中国形成真正的市场。他相信，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非常深厚幻想文学传统的国度里，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新型的幻想文学一定会有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

阿来的作品，无论早年诗歌，还是后来的随笔小说，可谓是打开了一个纯粹而又厚重的精神世界。而同样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在与合作伙伴、营销公司谈论资本运作、股权融资和项目投资时，阿来又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

阿来说，为商为文，重要是为人，要对世道人文有益，在文化上要有建设性，要表现历史的进程，表达现实的正义，这是文化人自觉的责任。

几年间，阿来成为商业传媒的神话。一如他的《尘埃落定》在文学上的传奇，他以独创的赢利模式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经商的天才。在杂志报纸烧钱的时代，多少杂志报纸在鬼门关前徘徊，而阿来却可以笑傲江湖。阿来把科幻这份产业看得很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幻不是靠政府做一个什么项目，做一个什么工程，而是应对市场需要发展起来的。许多杂志人也去阿来的《科幻世界》取经，当他们跨入《科幻世界》的时空隧道，便感知到一种神秘的力量。

阿来的内心依然是一个纯粹的作家，而他的行动，却成了一个极现代的儒商。他有经商理念，他有管理手段，他有能力使公司随着他的理念成长。他的稳重，定力，使他的杂志在扎实的地盘上迅速成长。他做活一个，有了赢利模式，再做下一个。如果遭遇失败，他果断地进行调整。他绝不虚妄、好大喜功，他说，我的工作在于培养人们发现的能力，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当然也要考虑到公司的赢利。但是再大的商机我都不会和自己的理念冲突。

一般人会把商人和作家看成两种动物。阿来不这样看，他认为这是个人的能力问题，一个人的能力是多方面的。他确信一个人可以开掘自身不同的潜力。他常常做的事情是，预算、方案、实施、结算、收益、成本、打通关节。各种文化活动，很琐碎，但他内心有一个强大的东西存在，他做该做的事情，而文学在他的内心是一种命运，这个极内心极个人的东西，阿来守护得很好，也很少拿出来与他人分享。他没有焦虑，他坦然自若，他创造神话，他一生创造快感并充满创造力，快乐地把自己摆在毫无快感的工作中。

他一直在写作

他还是在讲嘉绒故土上的故事，那才是他生命的原乡，除了亦真亦幻的浪漫，还有社会变革的卑俗浑浊和痛苦，这一切都在阿来的血液骨髓里，只要有一刻安静，它就会自然流淌出来。他的创作保持高的文学品质，无懈怠、掺杂的痕迹，他内心的庄重大气流诸笔端，他的修为已到一定份上，他周围的喧腾，头上的光环竟然一点不能浸染他沉郁的文字。很自然的，我们读到了《空山》。

《空山》的书名是到了最后阿来给的，它有些禅意，但不是空山新雨后那种细腻绵长。也不是空山不见人的那种虚飘悠远。它讲了两个令人痛楚的故事，两个谎言故事。《随风飘散》中善良的格拉在机村的谎言中死去，他给母亲做好饭时，才发现自己已成魂魄；《天火》中激动了好多天的机村人却在大火到来的那个夜晚进入了梦乡。这样动人心魄的情节，是阿来式的，他对现实的悲悯，对文学宗教般的情感，使《空山》气象不凡。

它带给我们的惊喜震动也许跟《尘埃落定》有很大不同，但是，文学经典的力量却是同样的。我们看到，阿来正在路上。

签约腾讯

2013年9月10日，备受行业关注的“腾讯文学”系统正式亮相，同日，莫言、阿来、苏童、刘震云4位在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都有影响力的作家也签约腾讯文学大师团，为网络文学护驾，组成“腾讯文学大师顾问团”。

阿来授权于腾讯文学的作品有《尘埃飞扬》、《格萨尔王》等。

尘埃落定简介：　一个声势显赫的康巴藏族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了一个傻瓜儿子这个人人都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小说故事精彩曲折动人,以饱含激情的笔墨,超然物外的审视目光,展现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土司制度的浪漫秘密

尘埃落定内容介绍：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四川阿坝地区,当地的藏族人民被十八家土族统治着,麦琪土司便是其中之一

老麦琪土司有两个儿子,大少爷为藏族太太所生,英武彪捍、聪明勇敢,被视为当然的土司继承人；二少爷为被土司抢来的汉族太太酒后所生,天生愚钝、憨痴冥鲁,很早就被排除在权力继承之外,成天混迹于丫环娃子的队伍之中,耳闻目睹着奴隶们的悲欢离合

麦琪土司在国民政府黄特派员的指点下在其领地上遍种**,贩卖鸦片很快暴富,并迅速组建了一支实力强大的武装力量,成为土司中的霸主

眼见麦琪家因鸦片致富,其余的土司用尽心计,各施手段盗得了**种子广泛播种,麦琪家的傻少爷却鬼使神差地建议改种麦子,于是在高原地区漫山遍野**花的海洋里,麦琪家的青青麦苗倔强的生长着

是年内地大旱,粮食颗粒无收,而鸦片供过于求,价格大跌,无人问津,阿坝地区笼罩在饥荒和死亡阴影下大批饥民投奔到麦琪麾下,使得麦琪家族的领地和人口达到空前的规模傻子少爷也由此得到了女土司茸贡的漂亮女儿塔娜,并深深地爱上了她就在各路土司日坐愁城,身临绝境之时,却传来二少爷开仓卖粮,公平交易的喜讯

各路土司云集在二少爷的官寨举杯相庆、铸剑为犁很快在二少爷的官寨旁边出现了几顶帐篷,进而是一片帐篷,酒肆客栈、商店铺门、歌榭勾栏、甚至妓馆春楼,应有尽有在黄师爷(当年的黄特派员)的建议下,二少爷逐步建立了税收体制,开办了钱庄,在古老封闭的阿坝地区第一次出现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业集镇雏型

二少爷回到麦琪土司官寨,受到英雄般的欢呼,但在欢迎的盛会上,却有大少爷那令人不寒而栗的阴毒的眼光一场家庭内部关于继承权的腥风血雨又悄然拉开了帷幕

终于,在解放军进剿国民党残部的隆隆炮声中,麦琪家的官寨坍塌了纷争、仇杀消弥了一个旧的世界终于尘埃落定

《尘埃落定》评价：　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于2000年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委认为这部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

编剧作品：2019年《攀登者》，2014年《西藏天空》， 2003年《尘埃落定》。

文学作品：

阿来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年，其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5届茅盾文学奖，为该奖项有史以来首位得奖藏族作家。

2018年，作品《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他由此成为四川文学史上首位获得茅奖、鲁奖的双冠王。2019年2月17日，编剧**《攀登者》已经开拍。

2019年5月26日，以汶川浩劫为主题的 《云中记》创作完成。

扩展资料：

创作特点

阿来的小说创作一直执着地书写他生活的嘉绒地区。嘉绒地区的地理脉息构成了阿来小说创作的基础性因素。阿来创作的大部分小说故事背景都发生在中原与西藏的过渡地带。阿来以地貌文化为背景，对处于地理与文化的过渡地带的藏区文明进行深描。

文化从来与地理相关，不一样的地理意味着新的精神启迪，而复杂多样的地貌文化往往预示着别样的生活方式和多维文化的存在。阿来对处在汉藏两大生态——文化板块之间过渡带上的嘉绒藏区及其历史、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对“过渡带”上的各种复杂的文化关系也是体悟颇深。

阿来以新历史主义的创作态度用现代人的思维科学评判历史，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以全知全能的视角进入历史。

新历史主义之“新”主要表现在对传统历史观的颠覆。中国的新历史主义从发生语境到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都呈现了复杂的特点。新历史主义主张将背景放在社会化大语境中考察，提倡研究文学中的历史意识。随着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和发展，阿来的创作已经有意显现出新历史主义的创作倾向，对藏族地区的历史进行了形象的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