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的高级知识分子：每人每月获肉四斤、白糖二斤、鸡蛋三斤

知识分子无疑是一个民族的脊梁，从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足以窥见这一时代的风骨。我们印象中，上世纪的知识分子，大抵是戴着丝框眼镜，身着中山装，过着粗茶淡饭的清苦日子，精瘦的身板却有令人震慑的能量。

这一方面是来源于人们的固有印象，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和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距离太远，难以看清全貌。我们就从一些史料，来看看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否真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清苦。

从时间线上来看，抗战前高级知识分子如北京大学校长校长蔡元培， 月薪六百大洋 （折算为建国后人民币1500元），就当时的物价水平而言， 五口之家平均每年开销一百大洋便可维持基本生活 。

而建国后至1955年，北京大学教授的最高工资仅为人民币253元，相当于是抗战前的六分之一左右。或许有人会问，这是否意味着国家不重视知识分子呢？恰恰相反。

经受了战争的摧残，新生中国的经济、科学、教育、文化领域正在慢慢复苏， 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对于一个新生国家来说不言而喻 。

为此，政府特地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于知识分子从待遇等方面反映的"六不"现象，党内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并从思想形态上将知识分子划入了工人阶级。这也就 催生了1956年的知识分子工资改革 。

而在1956年工资改革提高知识分子待遇之后，高等学校教职人员最低工资是515元，中学教学人员最低工资37元，小学教学人员最低工资23元。

城市居民在当年，每人每月的生活开支大约为9元左右，医疗和住房免费，不像如今，减去生活开支还要还车贷、房贷等等。所以即便是小学教学人员拿着最低级别的工资，用来生活还是绰绰有余的。

再看看 教授最高级别的工资345元 ，这已经相当于省委书记的工资，平均算下来，单论教授的工资应该在200元左右，相当于一个市委书记的工资。

除了工资， 1956年后的知识分子还能享有更多的福利 。学校方面，如清华给教授、副教授以及学校的主要行政干部等，共137人发优待证，凭证可优先去食堂买饭、理发、在校内看**，子女能够优先送进保育所，学校的合作社还实行定时送货和电话预约，安排专门的保健大夫，去负责教授的保健工作。

更优越的是，还专门在教授住宅区腾空了一所房子，供教授备课使用，还新设了一个可容纳200人的"教师专用阅览室"，室内有各种技术科学书籍和俄、英、德、法、日文的百科全书。

在国家方面，对高级知识分子一级人员，每人每月供应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三斤；对于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二、三级人员，每人每月供应肉二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两斤。

如何评定级别呢？

第一点 评定标准是最重要最核心的学术水平 ，需要待评定人的学术水平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第二点则是在专业领域中，待评定人需要 获得领域相关专家们的公认 。

在那个百废待兴，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的工资待遇足以说明 社会 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关心。

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清苦，我们能回想起来的古今知识分子们，大多都是省吃俭用，艰苦朴素的面貌。 勤俭、节约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刻在了这些知识分子们的脑海里，使他们足以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身为北大副校长的 季羡林 ， 吃穿用度极力从简 ，一日三餐基本上是素菜，衣服一穿就是十年八年，生活用品更是只要能用，便绝对不丢。

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平素便清贫朴素，家庭状况困难的时候，甚至不得不将家里的衣服和日用品变卖来维持生计，晚年去世时没有什么财产，只有手提包里的清华历年账单。

工资待遇如此丰厚，平日里又勤俭节约，那么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钱花在哪里了呢？

就拿季羡林说吧，季羡林的工资只有少部分用于日常的开销，其余的部分都用在了接济亲人和建设学校上，颇有 "达则兼济天下" 的风范。

且不论北宋范仲淹断齑划粥，即便是放在当代，省吃俭用，建设家乡的佳话也时有传诵。可见，无论在什么年代，知识分子们总是怀抱着家国情怀，严于律己。

除了知识分子们本身的思想道德修养高以外， 领袖的带头作用也功不可没 。

伟人一件睡衣缝缝补补37次、总理一双布鞋磨穿三次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已耳熟能详了，遥想当年，全党上下无一不以艰苦奋斗为纲领，拧成了一股绳，全身心投入到了国家建设当中。

受到如此氛围的感染，许多从海外归国，加入国家建设队伍的侨胞对自己也严格要求起来，和归国前在异国他乡过上的颇有情调的"小资"生活作别了。

国内的整风与思想改造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知识分子们，特别是从海外归国的知识分子们 提升思想意识形态 。尽管后期运动逐渐走向不妙的境地，但仍然不能否定运动初期的作用。

所以，五十年代时的知识分子真的如人们印象中的那般清苦吗？并非如此。从工资待遇上来说，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解决日常开销绰绰有余，甚至还能攒下一些积蓄，称不上"苦"。只是，他们心中不只有自己的小家，还有千万人的家。

吃穿用度的极度自律 ，是为了能够接济他人，能够再为新生的国家分一些忧。有人说，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浪漫"的时代，尽管物质条件在经历了战争后仍然匮乏， 精神层面的富足让现如今许多知识分子都怀念无比 。

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风貌和精神面貌，现如今已很难重现了。

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北京人特别爱开玩笑，但是上海人全不怎么喜欢开玩笑，而北京人他们选择穿衣服都是以舒适第一漂亮第二为主的，而上海人则是以漂亮为第一，说服为第二的，其实他们最大不同就是北京的知识分子，他不会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或者说看不出来是知识分子。但上海则不同，上海即便是有些文盲，他们说起来话也是文绉绉的。也就是说北京的知识分子比较多，而上海的假知识分子比较多。

 民国哪些人最爱逛北京知名妓院“八大胡同”？

　输血与造血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盘棋上，中国是一枚重要棋子。

　 成立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接受共产国际经济上的外援，这是基本事实，没有必要隐讳。 早期接受苏俄的援助，并不比 少。

　但是，这些外援的作用是有限的。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为了信仰与事业，除了贡献出智慧、力量乃至生命之外，也献出了大量的金钱，这才是在经济上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

　没有公鸡打鸣，太阳依旧会升起。

　共产主义者个人的出资，同样是经费来源的重要部分。

　这就客观上要求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通常要具备对社会的洞察力、对新思想的接受力，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符合这些条件的，既不是单纯的工人，也不是农民，而是知识分子。

　这也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首先得到传播的重要原因。

　李大钊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的收入在当时的北京来说属于较高的。刚刚就任的时候，他的月工资是一百二十元，半年之后又增加到了一百四十元。后来他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工资还有所增加。当时京城内的工资水平为小学教师不到二十元，拉包月的车夫每个月五至八元。北京的物价水平不高，一元钱可以买半袋（一袋为四十四斤）上好面粉，可以买北京前门饭馆名菜“红烧翅根”六份。

　中国社会从来就不乏有钱人。辛亥革命前，中国官僚、军阀、贵族存放在英国汇丰银行的钱多达两亿元以上，外国银行苦于无法安置，有时不但不给中国储户利息，还要收取储户的保存费。英国银行家曾断言，中国如果搞革命和建设，根本没必要借外债，只要将中国人自己的存款取出来用就足够了。

　但钱的用途却不同。即使在民国之后，有钱人多以打麻将、捧戏子、逛妓院为乐。那时开妓院合法，老板和嫖客都不用担心扫黄，逛妓院成了时尚，尤其是到著名的妓院去消费简直成了成功人士的标志。

　北京最有名的妓院“八大胡同”，什么人去的最多？说来有人也许不相信，最多的主顾竟然是“两院一堂”的人。“两院”是指民国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当时北洋 参众两院的议员每月津贴可达二百元），“一堂”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这些人就是当时社会所谓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

　如果不是欠薪，北京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还是很惬意的。早期的北京大学有一份名为《消闲录》的小报，专门刊登狎妓、捧角儿的文章，以为风雅。所谓“捧角儿”就是捧演员，相当于现在的“粉丝”，有名的戏曲演员称“角儿”（音jur）。北京城内旗人多，遗老遗少多，多以听戏捧角、哼唱京调为时尚。昆曲也颇为兴盛。当时如果不知道京剧“四大名旦”是谁，就如同现在不知道歌坛“四大天王”一样，一定会被人嘲笑为不入流的“土老帽儿”。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前，北大的学生也并不是现在影视作品中意气风发的俊男靓女，多数是一些身穿长袍马褂，留着胡须的举人、秀才之类，暮气沉沉，有些人上学甚至带着仆役，彼此不称同学而称“先生”、“老爷”。

　为了扭转颓废奢靡的校风，蔡元培成立了“进德会”。该会的会员分甲、乙、丙三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姨太太；乙种会员除了甲种会员的要求之外，还不能做 的官员，也不能做议员；丙种会员要求最为严格，除了要达到甲、乙两种会员的要求之外，还不能吸烟、不能喝酒、不能吃肉。

　李大钊当选为“进德会”纠察员，要求自己达到乙种会员的标准。之所以做不成丙种会员，是因为李大钊的烟瘾很重，戒不了，思考问题、写文章经常是香烟不离手。

　严谨的生活作风，才能使李大钊省下更多的钱从事共产主义运动。

　李大钊每个月出多少钱用于革命运动呢？最多的时候，他每个月拿出八十元钱来用作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费用。在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中，他是每月拿钱资助革命最多的人。这些钱除了用于革命活动中的会务、印刷宣传品、交通食宿等开销外，还用于接济小组内的贫困成员。创办北京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也是由李大钊帮助筹措经费，解决了经济困难。

　李大钊为革命活动花钱大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却相当节俭。他的住所是一个简陋矮小的平房四合院，院子里面没种什么花草，屋里也没有什么陈设。北屋是卧室，南屋是书房，东屋是储藏室，西屋是客厅兼饭厅，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 就常在这里。没有客人的时候，李大钊一家粗茶淡饭，为了省油，家人吃的饼里很少放油和葱花，而是直接把大葱卷在饼里吃。李大钊品德高尚，但毕竟拖家带口，有老婆和五个子女要养活。裹着小脚的李夫人虽然贤惠，时间长了也受不了。日子过得非常拮据，没办法，李夫人只好找学校领导诉说家里的苦楚，学校认为李大钊应该先顾一顾自己的小家，决定每月把李大钊的工资交给李夫人，由她扣除了一家人足够的生活费用之后，其余才由李大钊自行支配。

 

　陈独秀的工资比李大钊多，但却很少过问经费的事。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的交情很不错，李大钊总是称他的字“仲甫先生”，在学生面前从不直呼其名以示尊重。他常说：“仲甫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创始者，革命的先锋。”

“作为一个长跑者，面对一座长而古老的墙，他别无选择，只想沿着它奔跑。”这是威廉在1987年跑完长城后，所著《独步长城》一书中的一段话。他以此来解释自己跑长城的初衷。但威廉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冲动呢这要从他的童年说起。

1956年10月，威廉出生于英国利物浦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在邮局工作，母亲是保健师。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11岁那年，“新来的老师说，你们床边应该放3本书，其中一本是地图册。于是，我每晚睡前都会认真看地图册。一天，我无意间发现了上面标注的‘The Great Wall’。那一刻，我感到被什么触动了，直觉告诉我，这是我今后要去的地方。”

十几年后，威廉进入利物浦大学主修地理和地质。毕业后，他去过埃及和挪威的油田工作，后又回到英国，在曼彻斯特理工大学工作。无论在哪里，他的工作都与地理有关。在潜意识里，中国的长城从未离开过他。

受哥哥的影响，威廉从小就喜欢跑马拉松。1984年的一天，兄弟二人沿着横穿英格兰北部的哈德良长城跑马拉松。哥哥边跑边说，如果能沿着中国的长城跑，那才算是真正的长跑。因为修建于古罗马时代的哈德良长城只有100多公里长，而中国的长城足有数千公里。哥哥根本没想到，他随口说出的这句话，不仅又一次勾起了威廉对“长城”的向往，也将改变弟弟的人生轨迹!

到中国去，跑完整座长城!威廉的决心已经不可动摇——他要使自己幼时朦胧的梦想成为现实。他立即着手为“跑长城”做准备。他去图书馆查资料，却怎么也找不到一本专门介绍长城的书。怎样才能跑完长城威廉不停地问自己。旅途距离太长、自然环境和天气状况复杂、语言不通、资金不足。他觉得，这些都是将要面临的问题。于是，不管天气多么糟糕，威廉都坚持练习长跑，每天15—20公里，他还开始学习简单的汉语对话，并着手寻找赞助商。

1986年夏，威廉觉得准备得差不多了，便果断辞去工作，来到中国，要“一个人带着极少的行装，食宿依靠沿途居民，从山海关出发，一直跑到嘉峪关。”回忆起那时的自己，威廉乐呵呵地告诉记者：“那会儿，我29岁，没结婚，也没有买房、买车的压力。订一张从英国到中国的机票后，我就这样来了。”

到北京后，威廉才发现，他遇到的最大麻烦不是复杂的天气状况，也不是资金不足问题，而是没有通行证——当时，长城沿途有些地区不对外国人开放，外国人需持相关部门开具的通行证才能通过。但威廉不想就此打道回府，他悄无声息地离开北京，开始了跋涉长城的壮举。“我本打算从山海关开始，一直往西跑，可是由于水土不服，天气又热，还没跑到一半就腹泻不止，只得暂时回到英国。”首次尝试就这样失败了。但威廉并不气馁，仅仅休整了半年，他便于1987年初春时节再次来到中国。

这一次，威廉改变了“战术”——由西向东，从嘉峪关向山海关方向进发。但是，威廉还得面对没有通行证的麻烦，他的行动仍属“非法”。那时，中国内陆地区极少有“长相怪异”的外国人出现。威廉不管走到哪里，都逃不出当地人的视线。他先后9次被公安机关抓住，也曾被限期离境。

1987年5月，在长城上急速行进的威廉，已经将甘肃和宁夏抛在身后，进入陕西省定边县境内。这时，当地公安局接到报告，说是长城上突然冒出一个形迹可疑的外国人。公安人员迅速赶来，将威廉擒获。在装模做样地答应“不再跑下去”后，威廉被放了出来。不过，他又“摸”回长城，继续奔跑。尽管他提高了警惕，尽量避免被人发现，但无奈他185米的身材实在太“醒目”，刚跑进横山县地界，又被警惕性更高的群众发现了。这一回，他被带到了榆林市。公安机关决定对这个“惯犯”施以重罚:终止旅行，没收相机和胶卷，罚款150元人民币，拘留7天。

此时，威廉已经走了近3个月。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心情是多么糟糕。7天后，威廉交了罚款，极不情愿地离开了中国内地。但他仍不甘心，刚到香港就扭头“杀”了回来。1987年秋，他溜到内蒙古东胜市，以这里为起点，继续沿着长城向东奔跑，直至12月抵达长城的尽头山海关。其间尽管又数次被抓，所幸未被遣返，使他得以跑完全程。

威廉终于实现了幼时的梦想，对长城及其地理环境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长城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已彻底爱上长城的威廉发誓：“我要把我的未来献给长城。”

威廉还在这次长跑中收获了爱情。在这次“旅行”中断期间，他在北京龙潭湖畔邂逅了美丽的西安姑娘吴琪。离开北京后，威廉一边在长城上奔跑，一边不断给吴琪寄明信片，其间还两次向吴琪求婚。但吴琪拒绝了他。“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当时，他们对威廉的身份表示怀疑，说他不会是间谍吧”直到第三次，吴琪才被威廉的朴实和对长城的热爱打动。“我是学历史的，可是关于长城的很多东西，我都是从这个外国人口中听到的。当时我觉得，一个外国人能对中国的长城如此痴迷，挺好的。”1988年4月，威廉和吴琪结婚。他们说，是长城成就了他们的婚姻。

1989年，威廉出版了他与长城“情缘”的著述——《独步长城》，在英国、美国和德国引起了巨大轰动。

威廉已经彻底离不开长城了，更何况他的妻子也在中国。他先是在西安理工大学找了份教英语的工作;1994年又“转战”北京，在《中国日报》和新华社担任特稿社专家。北京就在长城脚下，在这里，他那颗牵挂的心更踏实了。每逢周末，他都会骑着山地车，风尘仆仆地前去考察、拍摄京郊的明长城。烽火台和长城脚下的老乡家，就是他的“宾馆”。对威廉来说，教书、当专家都成了“副业”，“探望”长城才是正事。

一次，威廉用相机为蜿蜒巍峨的长城拍照时，发现了许多醒目的黄点。仔细一看，竟是一片丢弃的胶卷盒。“当时，我很难过。雄伟的长城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但很多游客只顾游玩，不考虑长城会变成什么样。夕阳西下时，长城上下一片狼藉，到处是餐盒、空瓶、香烟盒长城要是有感情，一定会哭的!”从此，登长城的游客经常能看到一个外国人在捡垃圾。他们好奇地说：“看这个捡垃圾的，竟然是个老外。老外也靠捡垃圾卖瓶子挣钱!”

每次捡完垃圾回家，威廉都要向妻子倒苦水。一次，他又气愤地谈起此事。妻子却说:“光气愤没有用，你想过做点什么吗”这句话启发了威廉——“对啊，我应该为长城做些事情。”于是，一个“让大家一块儿行动起来，清洁长城”的构想渐渐清晰起来。

1998年4月，在北京长城饭店的资助下，威廉召集12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我美化了长城”活动。他们艰难地出入于人迹罕至的乱石间，甚至爬下十几米高的悬崖，将一个个发出臭味的瓶子和变质食物捡出来。仅在金山岭和司马台长城之间，他们就捡了150多袋垃圾。

2000年5月，威廉找来赞助商，在箭扣长城附近设立环保基地，雇用6名山民在长城沿线捡拾垃圾。他们还竖起10块告示牌，用中英文提醒游人——“除了照片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保持长城古朴的魅力!”但是，环保基地的设立，也产生了一个让威廉始料不及的负作用:虽然部分游客不再乱扔东西，但垃圾仍在——他们将垃圾交给环保员，或摆放在明显之处等人来收。这完全背离了“我的垃圾我带走”的初衷。此外，“箭扣长城变干净”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不久便引来了更多的游客，也就产生了更多的垃圾。刚开始，环保基地每3个月只需雇一辆卡车来运垃圾，但到了2002年秋，每个月就需要一辆。

威廉知道，单靠他们，长城上的垃圾是捡不完的。于是，他四处宣传、演讲，动员更多的人参与保护长城。2001年，威廉作为创始人兼会长，成立了“国际长城之友协会”。在他的奔走游说下，“国际长城之友协会”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已拥有来自中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50多名固定会员，赴长城捡拾垃圾的志愿者已达上千人次。“现在，我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和帮助，包括许多个人和提供赞助的企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他们接受我作为长城的朋友、中国的朋友。这个认可是友谊、信任以及尊重的基石。这很关键。”威廉说，他在为长城奔走呼号的时候，从未考虑过自己是一个外国人。“长城是全世界人民的财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世界上最长的城墙变成最长的垃圾箱。”

威廉说，“不到长城非好汉”是毛主席1935年写下的诗句，71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再加上一句:不爱长城非好汉!“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和想说的话刻在已有500年历史的砖上;我们必须重新看待长城——它不仅是今天所用之物，更是我们为了明天而必须好好保护的珍品。”

现在，威廉又多了一个担忧——喜欢在户外开展攀登活动、彼此称为“山友”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成为攀登“野长城”最多的人群。这意味着，平时人迹罕至的“野长城”也可能面临环境污染问题。威廉因此希望在“山友”当中定下一个“山野之约”——将露营之处整理干净再离开。他说:“那些不文明的露营者不配作‘山友’，乱扔垃圾的人只配称‘山贼’!”

不过，让威廉感到高兴的事也不少。尽管有损长城的新问题、新现象不断出现，但帮助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他的两个儿子——12岁的吉米和6岁的托米，都成了铁杆的“长城环保者”;妻子吴琪是“国际长城之友协会”的会长助理，更是他的左膀右臂。此外，威廉保护长城的举动在国际范围内获得了认可——中国媒体称他是“探索长城最成功的外国友人”;中国政府授予他“友谊奖章”;今年7月12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他英国皇家最高荣誉“帝国勋章”。

威廉对记者说，长城充满了无穷的魅力，对她的爱，终其一生也不会停止；长城急需人类保护，毕其一生也有所值。“我会尽全力鼓励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事业。在余生之中，我会和妻子、孩子们留在中国，为了长城。”

倒退二十多年，朱琳从未想过自己长大后会当演员。

1952年，朱琳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是北京理工大学的教授，母亲在卫生部研究所担任医生。

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朱琳从小就受到了知识的熏陶。

她虽然从小也喜欢唱歌跳舞，而且还学会了弹钢琴，

却从未想过长大后会去做一名演员。

朱琳小时候崇拜的是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

她立志要做的是科学家或者工程师。

不过在17岁那年，她却阴差阳错地进入了北京通讯兵文工团。

在文工团，每天蹦蹦跳跳的生活，朱琳并不太适应。

但这样的生活，还是一直伴随了她的整个青春期。

23岁那年，有人突然找到了朱琳。

他拿着一本小说《海岛女民兵》，让朱琳把其中的一个段落读出来。

朱琳读了一遍，这人告诉她，之后去北京**厂报道，那里在选演员。

一听说自己有可能要拍**，朱琳当场就犹豫了。

思来想去之后，她并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去报道。

因为那个时候的朱琳觉得，自己的形象和女民兵相差十万八千里。

**《海岛女民兵》其后上映。

其中一个11岁的女民兵，就是后来知名的小品演员蔡明。

虽然错过了这次出演的机会，不过朱琳并没有什么遗憾。

第二年，部队里的宣传队解散。

朱琳也被分配到了中国医学院研究所。

在单位，她成了一名化学分析师。

这份工作朱琳十分喜欢，每天不必再外出，安静地学习和研究。

她平静地在研究所度过了四五年的时间。

28岁那年，朱琳邂逅了自己的丈夫，也是她的初恋，两个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彼时的朱琳如果继续在研究所工作，

那么今后的人生，也会像父母那样做一辈子的学问。

不过上天偏偏向把她的人生轨迹拨到演员的方向。

朱琳结婚不久，一个新的导演又找到研究所了。

**《叛国者》正在筹拍，其中有一个女角色，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

在北京的一个招待所，导演让朱琳试戏。

内容是表演一段在火车上织毛衣的情景。

当时和她搭戏的是一个男演员，朱琳在一旁拿着毛线和针。

朱琳之前没有学过织毛衣，不过以前经常看到母亲织毛衣。

于是开始拍摄的时候，她只是照葫芦画瓢，

手上只是模仿着做了几个简单的动作。

她还在忐忑表演的是否妥帖，导演就说通过了。

于是，朱琳跟着导演和剧组奔赴云南的原始森林。

她原本以为，拍戏也没什么难的。

可谁曾想到第一场戏，就直接给她来了个下马威。

那段剧情是，朱琳在原始森林，需要喊一个人。

按照台词的设定，开始拍摄后，她喊出了牛老师。

但刚喊了一遍，导演就让停机了，他很不满意。

这是在原始森林里，没吃饭吗，大点声喊。

朱琳明白自己声音是小了，于是她按照导演的要求，提高了嗓门。

可惜还是不行，导演还是说她声音小。

朱琳想了想，再拍的时候，她自我发挥一通，还加上了一个拢音的手势。

谁知导演直接发飙了。

喊停之后给她说了一大段的戏。

拢音的手势在舞台表演上很常见，而且也算是常规的动作。

可这是在野外拍戏，而且还是在原始森林里，

你得设身处地想想真实的环境是什么吧。

周围都是森林，你拢音喊，这一点都不真实。

没办法，听着导演一遍又一遍地数落，

朱琳也只能一遍又一遍更正自己。

牛老师就这三个字，拍了好多遍才算通过。

也就是从第一场戏开始，朱琳才明白，原来拍戏也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剧组后来辗转多地拍摄，朱琳也都一直跟着行动。

那时候没有片酬的概念，剧组里的演员，都是专业**厂或者其他文工团的。

拿的也都是各自单位开的工资。

朱琳是剧组里唯一一个非专业演员。

她自然也没有工资，剧组只负责她日常的吃饭、住宿和差旅费用。

她这算是从本单位借调，所以在拍戏的九个月时间，

朱琳每个月也能从原单位拿到工资。

拍完自己的处女作品后，朱琳的内心对表演开始出现了一丝憧憬。

于是，她萌生了到**学院去进修的想法。

恰好北京**学院开设了一个培训班，

朱琳拿定主意，参加了两轮考试，最终成功考上。

业余班不同于专科班，原本四年的课程，浓缩成了短短半年。

而且，和其他的学生不一样，业余班上课也只是在学校临时的平房里。

朱琳每天去得都很早，但平房往往还锁着。

于是，她经常从窗户钻进教室。

她的这一举动，经常把同学赵宝刚以及李成儒等人看得目瞪口呆。

半年之后，朱琳所在的业余班结业，正好赶上专科班的导演系学生毕业。

彼时，田壮壮和张艺谋这些学生娃子，捣鼓的毕业作品是黑白**《小院》。

朱琳，被他们叫去饰演影片中的女主角桑桑。

这部学生作品，全程都是在北京的一处四合院里拍摄的。

当时，**拍摄都还是用的胶片。

他们作为学生，向学校申请胶片困难重重。

好不容易申请下来，胶片数量还不富裕。

没办法，所有的镜头只能一次性拍完，这样才不会浪费。

一次，要拍摄一场女主角的哭戏。

内容是女主角桑桑的丈夫让她下乡演出，

桑桑不想去，然后便在家里哭了。

这戏不难，但是在开拍现场，朱琳却哭不出来。

可朱琳在镜头前，左等右等就是没眼泪。

她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角色，觉得这件事根本不值得一哭。

就这样等啊等，还是哭不出来。

田壮壮只好把张艺谋等人轰到院子里，

然后他一个人留在屋里给朱琳讲戏。

整整一个多小时，田壮壮讲得嗓子直冒烟，

朱琳才总算有了想哭的感觉，田壮壮又赶紧喊了一嗓子，

等在屋外的张艺谋等人，这才冲进来把机器弄好，总算把这段戏给拍出来了。

这部学生作品在当年，还成了东京**节的参展作品。

同学们各奔东西，朱琳也该回原单位上班了。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分配工作，不过她因为是业余班，按照规定是不分配的。

就在此时，峨眉**厂的一个导演来北京选角色，

碰巧看到了朱琳此前的一些表演剧照。

导演看中了朱琳，想把她借调到峨眉**厂。

谁知报告递交给了朱琳的原单位，研究所这次却不干了。

这两年，朱琳不是在外面拍戏，就是去**学院进修，

原单位的工作一直是时断时续的状态，单位领导觉得她这是“不务正业”。

所以这次干脆拒绝了对方的借调报告。

单位领导也说的很直接，若朱琳真的想一直拍戏，就直接调走吧。

导演听了当然高兴，立刻又向上级申请朱琳的调离。

峨眉**厂批准了，这意味着朱琳将辞去原来的工作，正式成为一名演员。

但却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她的户口也将从北京迁到峨眉**厂所在地四川。

朱琳的母亲有些不乐意。

父亲表示了支持，他告诉女儿，不管做什么，一定要做好。

就这样，年届三十的朱琳，从北京调到了四川的峨眉**厂。

彼时，一部反映南方农村的**《乡音》正在筹拍，

朱琳也被邀请去试戏。

不过试来试去，导演告诉她不合适。

她不是那种农村女性的形象。

于是，回到峨眉**厂的朱琳，在1982年开始拍摄另一部**。

《远离人群的地方》，这算是朱琳成为正式的演员后，拍摄的第一部作品。

在剧中，朱琳扮演知识分子的形象。

导演对她的要求非常严格，有的戏，十几遍甚至几十遍的拍摄。

正是这种打磨，朱琳慢慢适应了这种节奏。

而且从这部**开始，她也适应了扮演知识分子女性的这一形象。

此后几年，无论是扮演军人，还是扮演家庭女性，

朱琳饰演的形象，基本都是同一种类型。

因此，在接连拍摄了四五部**之后，

圈内开始对她的表演有了一定的讨论。

尤其是影视行业内的专业人士，

从本色出演还是性格出演的角度，对朱琳的演绎进行了完整的阐释。

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朱琳的表演其实是一种本色出演。

说的直白一点，她没有在诠释别的性格形象，她在剧中只是在饰演自己。

这意味着，她今后的戏路会越走越窄，有些戏她根本演不来。

评价一出，朱琳也感受到了压力。

她回过头去想想，自己这几年，拍摄的角色确实都是千篇一律的。

有了外界的压力后，朱琳也想尝试着改变自己。

而改变的机会，正是《西游记》女儿国王这个角色。

那是1985年，导演杨洁把《西游记》的主角都聚拢齐了。

其余每一集的角色，也得慢慢去寻找。

她从**杂志的封面以及其他剧照中看到了朱琳，

朱琳身上流露出的那种古典女性之美，让杨洁一下子就看中了。

彼时，朱琳的同学李成儒在《西游记》剧组中担任一个小制片。

说白了，就是一个跑腿打杂的活儿。

杨洁给了李成儒任务，去把你同学找来。

李成儒敲开了朱琳家的门，听到是出演《西游记》里的角色，

朱琳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在苏州和杭州两地拍摄外景的时候，剧组的周围有无数的围观群众。

由于隔的太远，大家还以为这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出场了。

相比于此前短发的现代女性形象，

剧中的朱琳穿上了古装，同时也留起了长发。

尤其是女王和唐僧夜晚共处一室的那场戏，

在拍摄的过程中，她和唐僧的扮演者徐少华都非常的紧张。

八十年代的人还比较保守，而且朱琳拍摄这场戏的戏服，

也相对的暴露，无论是演员还是周围的工作人员，内心都十分紧张。

观众其后在剧中看起来，两个人是含情脉脉，

不过在拍摄现场，朱琳不但十分的拘束，而且还一直出汗。

而且在开始之后，她和徐少华一旦对视，

两个人就忍不住想笑。

导演杨洁在一旁也看得无可奈何。

勉强拍了几遍之后，也就这样通过了。

谁曾想到，这段《西游记》中唯一表现唐僧人性的演绎，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朱琳从此无论走到哪里，都成了“女儿国王”。

这一角色的成功，也让她摆脱了此前只饰演知识分子的刻板印象。

在此之后，从无论是**还是电视剧，

朱琳在荧幕上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形象。

但外界对她印象最深的，还是女儿国国王这个角色。

以至于在22年之后，还能因为这一角色而闹出绯闻和争议。

2006年，有媒体爆料，说朱琳一直没有结婚，

就是在等待“取经归来”的御弟哥哥徐少华。

这一传闻在当年引起的轰动，不亚于某汪一直上不了某浪的热搜榜。

关键是，外界还相信该媒体的爆料了。

以至于丈夫出门，不管是朋友还是认识他的人，都会调侃他。

丈夫想生气，不过又觉得很可乐，

老婆要是未婚单恋，那自己二十多年来的身份又是什么呢？

朱琳却笑着安慰丈夫，她并不打算回应此事。

不过，还是有媒体在当时找到了朱琳。

一番电话采访后，对方又错解了朱琳的意思，

于是报纸上便又出现，朱琳曾经离过婚。

可事实上，从八十年代结婚后，她和丈夫一直生活的挺好。

只是，两个人至今没有要孩子。

西游记拍摄完之后，朱琳一直活跃在荧幕上。

她拍摄了不少影视剧，但都没有能超越“女儿国国王”这个角色。

或许是因为太深入人心，所以导致戏路变窄。

时至今日，提起朱琳，不少人第一印象依旧是“女儿国国王”。

2013年，朱琳拍摄了一部电视剧《遍地阳光》，便销声匿迹了。

和**结缘四十多年，她饰演了无数个不同形象的角色。

留在世人心头的，始终是那个“女儿国国王”。

文|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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