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南美洲发展了这么多年

“拉美陷阱”，即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城市化失衡造成环境恶化、失业人口较多、公共服务不足现象。过度城市化不仅没有推动拉美经济持续发展，没有解决其农村农业问题，反而使拉美各国都陷入了更为棘手的城市危机之中。拉美国家的过度城市化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前车之鉴。

由于缺乏规划，当农村人口短时间内快速流入城市，城市没有足够的能力为迅速增加的外来人口解决住房和基本服务问题（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电力供应、给排水等），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来到城市的大批农民，由于不能得到充分就业、收入水平低，逐渐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通常被迫在环境较差的地方建立住所，形成城市贫民窟。

随之而来的是犯罪活动、暴力活动和各种骚乱事件时常出现，治安状况差，社会环境恶化。如今，几十年过去，拉美大部分国家人均GDP还在1000-3000美元间徘徊，就掉进陷阱中爬不出来，故称这种经济现象为“拉美陷阱”。

从世界城市化的发展历史来看，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典型的表现就是拉美国家城市化的畸形发展，不仅没有给城市的健康发展注入活力，也没有给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生机，而且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被世界称为“拉美陷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折叠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快速流入城市

拉美国家的移民中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占绝大多数。拉美城市人口增长有40%来自农村移民。由于缺乏规划，城市没有能力为迅速增加的外来人口解决住房和基本服务问题（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电力供应、给排水等），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　

折叠大城市出现大量贫民窟

大批农民来到城市后，自身职业能力相对较低，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并不能得到充分就业，收入水平很低，又得不到住房信贷，不能得到合法的住宅。

折叠城市中逐渐形成大规模的贫困群体

由于农村人口短时间内大量流入城市，但城市工业并不具备吸收所有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进入城市的这些移民长期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或主要以自我谋生为主，许多人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些人逐渐成为城市地区的“边缘群体”和贫困群体，且规模越来越大，城市贫困现象成为拉美国家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　

折叠过度城市化造成环境恶化

自然环境恶化。由于长期贫困和缺乏就业，穷人通常被迫在环境差的地方建立住所，大量居民一旦居住下来，必定会加重原本就已十分严重的环境问题。

生活环境恶化。由于政府职能缺失，城市又无限扩张，尤其是贫民窟内居住条件极其恶劣，医疗服务和社会福利设施极度短缺。

社会环境恶化。在一些城市时常出现暴力活动和各种骚乱事件，社会治安状况差、犯罪行为猖獗是拉美国家大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

“拉美陷阱”，即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城市化失衡造成环境恶化、失业人口较多、公共服务不足现象。过度城市化不仅没有推动拉美经济持续发展，没有解决其农村农业问题，反而使拉美各国都陷入了更为棘手的城市危机之中。拉美国家的过度城市化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前车之鉴。

“拉美陷阱”给人们的经验和教训是深刻的，值得我们深省。其深刻启示就是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以人为本，统筹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教育全体国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高度重视国民教育，从根本上转变、完善和创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观念、道路、模式、战略，构建和谐社会，才能跳出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拉美陷阱”。

总结拉美过度城市化的教训，至少有以下四点值得我们借鉴：

一、城市化必须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

拉美落后的农业及错误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导致大批农民被过早挤出农村而无序地流入城市。农业基础是决定城市化模式和道路的关键因素之一。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大都建立在农业进步的基础之上，农业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形成了互利的良性循环。与发达国家在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城市化不同，拉美的城市化并非源自本国的经济发展，而是在本国农业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农业生产力还未达到相应高度的情况下由外力推动的。二战后，拉美国家大都片面地将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认为工业的发展优先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甚至认为工业化是解决农业问题、特别是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最好办法，因此在经济结构改革中，采取了重工轻农政策，加剧了农业的衰败和落后。不合理的土地制度—— 大地产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导致大量无地农民失去在农村的生存基础。拉美国家都具有非常丰富的农业资源，这一优势本该好好利用，但拉美国家所选择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却未能充分发挥农业的生产潜力。相反，由于错误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在城市尚不能提供足够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大量农业人口就被过早地挤出农业和农村而盲目地涌人城市。导致城市人口爆炸，粮食供应不足，城市贫困加剧，国内购买力难以提升。事实证明，在农业相对停滞的基础上加速进行的拉美国家城市化，不仅使农村在发展中日益贫困，而且也导致了城市的贫困和危机，使城市化走人歧途。

二、必须遏制低效益的传统第三产业的过度膨胀。

拉美传统第三产业过度膨胀，导致人口在城市的畸形聚集。第三产业不仅在就业结构中占有最大比重，其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是最大的。相对于落后的农业和薄弱的工业而言，第三产业是拉美产业结构发展中最为合理的一部分。它不仅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El，而且对国民经济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第三产业应该是能够促进城市化进程良性发展的产业。但是，进一步剖析拉美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与城市化的关系，就会发现拉美国家的第三产业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性质有着根本的不同。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是与工业化良性互动的产物，是以工业现代化为基础的，是高附加值的现代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如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房地产、旅游业等。而拉美的第三产业主要是传统的生活服务业，生产服务业十分短缺。与发达国家不同，拉美的第三产业不是在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自然壮大的，而是脱离工业基础的过度膨胀。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及错误的发展模式，工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大量进城农民由于缺乏技能，只能进入低端的餐饮、批发零售、家政等简单的生活服务业。实际上这只是把农村的就业不足转嫁到城市，不仅使第三产业成为各种隐蔽性失业集中的场所，而且造成了低效益的传统第三产业的过度膨胀。由于工业发展的相对滞后，传统第三产业过早地成为推动拉美国家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事实证明，这种并非源自城市生产基础的需要，而是由低端服务业不成比例膨胀所推动的城市化，很难形成产业经济与城市化进程的相互促进与良性互动。由于缺乏以现代交通、通讯、金融、信息等为核心的现代生产服务业，拉美第三产业无力在结构和质量上持续发展以支撑城市化；而城市经济的缓慢发展，也影响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服务的需求，从而抑制了第三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规模的扩张。尽管拉美第三产业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但是没有工业现代化做后盾的第三产业，只能暂时缓解就业压力，不能解决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严重的城市问题。拉美城市的过度发展和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同第三产业的恶性膨胀是分不开的。从拉美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状况看，第三产业的膨胀显然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影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必须避免以大城市急剧扩张为中心的城市化道路。

错误的城市化道路是拉美陷入过度城市化的主要原因。拉美地区开始工业化并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时，大部分人只看到了其中的积极因素，认为这种快速而集中的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可以为工业化提供市场和劳动力，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当大量农村人口涌人城市，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并随之产生一系列城市问题时，他们认为这是城市化所固有的，是拉美“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固有的，在接受“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情况下去考虑消除其城市化的后果毫无意义，甚至是错误的。虽然也有少数人指出，相对当时的经济结构，拉美地区存在着“过度”城市化现象，城市化速度应该减缓，城市发展应该分散，但这种观点始终没有引起重视。

拉美城市化道路始终是以大城市急剧扩张为中心的。过度集聚化的城市发展，使得人口、投资向大城市集聚，为了应对大城市人口无节制的增长，政府只能加大对大城市的投资，于是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又引发新一轮的人口迁移。这种恶性循环是加剧拉美过度城市化的重要原因。

四、及时合理地引导和调控人口流动是政府的职责。

政府管理缺位及政策导向失误，是拉美城市化失控的重要原因。首先，拉美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长期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政府的态度先是放任自流，后是束手无策，未能及时合理地遏制和引导国内移民潮。与发达国家不同，拉美农村促使农村移民潮产生的原因并不是因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造成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是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和错误的农村现代化模式使得大量农民因农村无法生存而涌人城市。而此时拉美国家的工业基础还很薄弱，尚不具备吸纳大量就业的能力，农村人口大规模的转移必然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及时合理地引导和调控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拉美各国政府认为农民向城市的迁移是城市化的自然现象，农村大量劳动力的流出，可以缓解农村的社会冲突，因而对自发的移民潮从来不加引导和调控。其次，在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拉美政府放任其城市化沿着以大城市急剧扩张为中心的路子发展，以致大城市人口压力过大。原本以为可以缓解的农村社会冲突，也随之转移到了城市，造成诸多更难解决的城市问题，各国政府此时再想去遏制移民潮已经很困难了。为了缓解压力，政府只加大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改善城市的社会生活条件，结果又导致城市引力的增加和更多移民的涌人，拉美的城市化由此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拉美陷阱”，“拉美病”，是“依附论”研究出来的，后来又有个“中等收入陷阱”的词语，都是一个意思的多种提法。有工业化而无技术进步、教育落后、科技创新力弱、农村衰败、贫富差距大、城乡差距大、地区差距大、有城市化没有市民化、腐败严重、环境破坏，等等，这些不好的现象堆积在一起就是“拉美陷阱”或“拉美病”。

“拉美陷阱”实际上是现代化的一个大瓶颈。在拉美地区，只有智利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基本走出来了。但智利的道路走得很残酷，皮诺切特的事变把阿连德打死了。事变前智利几乎进入战争状态，工厂里的工人、农民都在购置武器，整个国家充满内战气氛。皮诺切特事变是受到整个社会的期盼，把越来越左而导致社会分裂的阿连德政府搞掉。阿连德付出了血的代价，那些反资本主义的、宣扬马列理论的人、运动组织等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智利是用军人的铁血手段搞社会变革的，皮诺切特把所有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连福利机构也私有化了。

城市化陷阱 ：大都市环境脆弱不堪一击　　当人们每天在城市奔忙穿梭，享受着文明成果，尽管时不时会有几句抱怨，但总是容忍着它愈演愈烈的弊端。其实，城市，它早就“病”了。哪怕自然界一次降雨或下雪，也会让大半个城变得“消化不良”，落入积水的围困中或暴雪的覆压下。更不消说常常伴随着冬季到来的停气和夏季的限电、缺水等外在变化，还有它自身出现的种种状况，看似活力四射的城市，往往在陡然间陷入瘫痪。

　　诊断 何为“城市病”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环境恶化、资源危机、城市发展带来的大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噪音污染、交通拥堵、治安恶化等诸多负面影响。钢筋水泥建造的城市貌似强大，有时却因为一场雪灾、电煤告急、限制用气等一点小问题，而变得不堪一击。

　　病情 “摊饼”式扩张

　　“北京是个大郊区”，环线已修到六环，有的地段到了河北地界。有网友开玩笑说，沿着六环走，手机会收到“河北移动欢迎你”的短信。这种“摊大饼”式的扩张，是一种无序发展的模式。即便修地铁、高架桥，但千百万人聚集在这张“大饼”上，各种车辆到处行驶，只能是人满为患、环境嘈杂。

　　借鉴 构建城市群

　　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市中心只有300多万人口，而周边1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有80多个中小城市，构成“大洛杉矶”城市群，总人口近1000万。原本可连在一起的一个大城市，分散成一个个中小城市，城市作为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心和集中居住的作用没有下降。纽约和巴黎大体上也是如此布局。

　　提醒 别重蹈覆辙

　　发达国家当年的“城市病”如今正在中国许多城市“蔓延”。中国有655个城市，京、沪、渝、穗、津人口超过千万，其中有100多座城市的领导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政府应高度重视“城市病”治理，加强为社会、为百姓服务意识，提早研究规划，避免城市发展重蹈痼疾缠身的覆辙。

　　几天前，一则发生在英国的消息在网上点击率颇高。家住苏格兰的一名妇女在圣诞节前两天出门采购食品，结果一场暴风雪阻塞交通，让她有家不能回。她不仅错过了与家人团聚相庆的圣诞节，也没能一同迎来元旦。等到十多天后，她终于再次站到家门口，2010年的日历已经撕去几页了。

　　中国人没法儿“笑话”英国大婶夸张的遭遇。2008年初，蔓延了大半个中国的雨雪冰冻灾害，就更是让多个城市里的无数个家庭和个人有了一种独特的体验：那时，不断爆出有人徒步千里回家的新闻。再比如说西安，也就是几年前，几乎每逢降雨、下雪，拥堵得一塌糊涂的城市也一度阻挡了人们回家的路。

　　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回家，居然变成城市人群的梦想。在提及上述见闻时，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自然气候难辞其咎。其实，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其间的城市“病”了。因为一个个突发状况而时不时“病”倒的城市，被放在了“手术台”上。

　　病象

　　“北京是个大郊区”

　　对于西安市民来说，城市积水早已见多不怪。曾经，西郊昆明路是雨季里大名鼎鼎的“昆明湖”，而繁华的小寨也屡屡“水漫金山”。至于多个路段上的拥堵，更是家常便饭。有人因此把城市排污管道不通畅比拟为像人一样的“消化不良”，而交通拥堵则是“肠梗阻”。

　　“这就是"大城市病"。”67岁的福建省政府顾问、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严正教授对华商报记者如是说。2003年，严正主导了名为“21世纪中国发展问题报告”的学术研究，撰写了《中国城市发展问题报告》，列举了“城市病”的种种病象，包括大气污染、水资源短缺与水污染、噪音污染、社会治安问题等方面。而涉及到交通拥堵这个世界各国都头疼的“城市病”，报告更是用了单独一个章节来阐述。

　　“不独西安如此，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都会由此引起一系列城市问题。”走过世界20多个国家、到访诸多国际大城市的严正看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环境恶化、资源危机、城市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即所谓“城市病”越来越多、愈演愈烈。

　　严正的研究结论是，钢筋水泥建造的城市貌似强大，却往往因为一点小问题，比如“输血管道”的暂时中断而变得不堪一击。一场雪灾、电煤告急、限制用气，都会使城市陷入危机。

　　而“病了”的城市，不仅影响人的生活，甚至还吞噬人的性命。

　　就以交通这一“城市病”为例，发生在中国最为极端的事情是在1999年。新华社记者王军记得，那年北京召开世界建筑师大会，南非建筑师学会主席维维安雅弗在横穿北京一条道路时，不幸遭遇车祸去世。王军后来看到英国建筑学者彼特戴维为此撰写的一篇文章，文中批评说，千万以上人口的巨大城市北京，在广阔的大地上延绵伸展，体现着建筑和城市发展的不协调，小型运输机械常常不得不与体型庞大的运输卡车，以及为数众多的出租汽车和公共汽车抢道，“要么以惊人的速度呼啸而过，要么陷入到永远无法摆脱的交通阻塞之中。”

　　当年的北京，“病”得不轻，甚至到今天，它的“交通病”还没有根治。美国新奥尔良土伦大学设计中心葛满囤教授曾对王军说：“北京是个大郊区。”因为“北京只追求道路的宽度，而这些宽马路跟两边的建筑不发生关系，（车辆）只是快速通过。这是一种典型的郊区模式”。

　　诘问

　　城市的“死”与“生”

　　在中国，关注城市化，才只是最近十几年的事。

　　陕西行政学院公共管理与改革研究所所长王嘉让教授对华商报记者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出现的不是“城市病”，而是所谓“恐城症”——比如“上山下乡”政策，是把大批城市人口迁往农村。

　　曾经是著名的新华社记者、现任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的朱幼棣，在其出版的《后望书》中这样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对全国城市规模进行压缩，4年撤销建制市40多个。

　　而从1980年后的20年间，城市化在中国提速，从此没有出现减缓的势头。近几年，中国城镇化速度是世界同期城镇化平均速度的两倍多。不久前召开的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传出消息，今年，陕西城镇化将达45%。

　　2009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城市蓝皮书》披露，截至2008年末，中国城镇化达到457%，城镇人口607亿，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天津的城市人口超过千万。

　　难怪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21世纪初期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除了人类的新技术革命，就是中国的城市化。

　　只是，中国城市的快速“生长”，衍生出一个个与之俱来的城市问题：怎么规划？怎么建设？怎么管理？怎么维护？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势必导致水电煤气、教育、卫生、交通等公共资源的紧缺。这些问题似乎令城市的管理者猝不及防，城市的负面性暴露得越发充分和复杂，稍有不慎，城市就连咳带喘地“病”了。

　　其实，这不单是中国遇到的问题。77岁的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首席专家鲍世行研究员为华商报记者梳理了人类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早在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产业革命催发的工业化、从而催发的城市化，使得从人口的集聚到生产力、基础设施等各种要素的集聚，引发城市像人“局部感染”似的“病”起来。

　　早期遇到过“城市病”的欧美国家，也尝试着试图解决问题。直到1961年，一个叫做雅各布斯的美国妇女对“城市病”发出哈姆雷特式的诘问，她写了一部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雅各布斯曾是一名跑建筑口的记者。在她的眼里，诸多病症使得美国的大城市俨然是濒临“死亡”了。她用妇女特有的“絮叨”试图颠覆人们对“城市病”固有的评价。比如她认为“交通拥堵并非汽车多引起的，而是城市规划将许多区域生硬地隔离开来，让人们不得不依赖汽车”；再比如学者们说“应该打开城市空间”，她却“觉得要把城市变得更密，形成一种其乐融融的"混乱"”。

　　雅各布斯把纽约、芝加哥这样的美国大城市放在了手术台上，不留情面地解剖。尽管几乎所有的城市规划者都被激怒了，认为这本书是“妇人之见”，“除了絮叨、除了给城市规划带来麻烦，什么也没有”，但耐人寻味的是，至此，美国城市的发展方式被改变了——从“死”走向了“生”。

　　近50年前影响美国城市发展的书，在2005年有了中文版。它来得这么晚，又这么及时。人们发现，美国当年的“城市病”，正在中国目前许多城市里发生着。

　　治病

　　关键是政府足够重视

　　说起“城市病”，王嘉让教授体会颇深。他举例说，在北京工作的女儿上下班是个大问题，从南郊住处到东三环，20公里，遇到如雪天拥堵时，“有私家车也没用。”首都成了“首堵”。

　　相对于交通拥堵这样的“城市病”，王嘉让说，政府更重视自然灾害等偶发、突发事件带来的“城市病”，这已成为考验政府管理的一个考核指标，各个职能部门都出台了应对各种状况的应急预案，比如与城市关联密切的电力、运输、卫生、社会治安等方面。

　　但是有些问题，不是一个预案就能解决的。王嘉让研究发现，一个城市的规模要有所控制，5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遇到的问题相对要少许多。人数一旦集聚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交通就成为痼疾。而应对这一问题，“政府的传统解决思路是不断加大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如今，北京的环线已经修到六环了，有的地段到了河北的地界。有网友开玩笑说，沿着六环走，手机一定会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河北移动欢迎您。

　　严正教授批评说，这种“摊大饼”式的习惯性作为，使城市形成单中心，无休止地蔓延、扩张，是一种无序发展的模式。即便修地铁、高架桥，但几百平方公里的一张“大饼”，千百万人聚集其上，各种车辆到处行驶……只能是人满为患、环境嘈杂、空气污浊。只要想想就让人头疼得不行。

　　更令人担忧的是，“目前，中国一些大城市制定城市规划的"寿命"，平均不到12年。”朱幼棣在其撰写的《后望书》中，直言批评了一些城市规划的“短命”，“这反映了决策者、制定者的知识、观念和眼光。”

　　王嘉让列举国外一些大城市应对“城市病”的经验。典型的如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市中心只有300多万人口，而周边1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有80多个中小城市，构成“大洛杉矶”城市群，总人口近1000万。原本可以连在一起的一个大城市，分散成一个个中小城市，城市作为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心和集中居住的作用没有下降。

　　而纽约、巴黎，也大抵如此。以这一经验来对照西安，南北两个中心以及正在建设的“西咸一体化”，也颇有些城市群的意味。

　　这样做就能把“城市病”彻底治愈吗？王嘉让希望政府管理能从更长远的战略思路来考虑。他将这一问题的外延伸展到了政府部门的设置上：“目前，解决此类"城市病"的机构，也就是"管社会"的结构，其实不太多。”

　　王嘉让认为，政府管理职能应过渡到现代社会的管理上，“为社会、为百姓服务的意识要加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解决“城市病”，“政府重视得还不足”。

　　借鉴

　　避免国外“逆城市化”

　　与前述几位专家学者略有不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专家委员会委员、西安市规划委员会总规划师韩骥教授认为，中国目前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才有所谓“大城市病”，其他大多数城市都是在传统的农业城市进入现代城市过程中得的“病”。

　　“现在困扰城市最大的交通问题，主要是设施不完善、交通组织能力太低、管理水平不高造成的。”韩骥对华商报记者说，这与“城市病”没有关系。他笑称，对待这样的问题，外国专家认为我们是“儿童病”，我们却认为是“老年症”。

　　王军曾请世界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评价北京的城市发展。贝聿铭说：“北京总是在变化，（我）每次来都在变。但是，北京只有cityplan（城市规划），没有urbandesign（城市设计）”。他直言不讳：“这样就很难搞好。”

　　“很难搞好”的城市最终会迫使人们不愿意住在城市中心区，以至于“逃离城市”。韩骥说，国外“大城市病”的表现之一，是城市空壳化和郊区化：原本繁华的市中心由于环境污染、交通堵塞，有钱人搬到郊区去了，市中心成为平民和流浪者的家园。20世纪后半叶，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过这种“逆城市化”。

　　鲍世行认为外国这种现象值得研究。作为解放后第一批学习城市规划的专业人员，鲍世行曾作为国家专家组成员，参加了唐山大地震后唐山等地的重建规划。他认为，“城市病”是伴随城市发展，出现问题、解决、再出现新的问题、再寻求对策解决，像潮水一样，有一个不断涌现的过程。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城市化”，对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借鉴价值。他认为，应提早研究国外已经出现过的问题，提前进行多学科的研究规划，以避开人家走过的老路。

　　令人忧心的是，中国600多个城市中，“有100多座城市的领导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而大都市或许意味着城市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存在盲目。这种盲目性一旦变成现实，将使前景美好的城市重蹈痼疾缠身的覆辙。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

　　上海世界博览会的脚步正在踏进，这届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对于“手术台”上的城市来说，这是个良好的祝愿。

世界上很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出现“发展风险期”。当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处于人均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时，增长与发展、问题与矛盾交织在一起，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动、 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

拉丁美洲的不少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到21世纪初，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这时期，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凸现和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群众的抗争此起彼伏。

在传统农业占很大比重的情况下，特大型企业，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中小企业数量少，导致过多剩余劳动力，中等收入人口比例少，失业人口较多，贫困和绝对贫困人口较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给政府的社会保障带来沉重压力，最终导致外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金融潜伏危机，甚至发生动荡，这种状况被称为“拉美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