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 《归园田居》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王勃《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李白《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风直到夜郎西。
《山中对酌》 两人对酌山花开, 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醉欲眠卿且去, 明朝有意抱琴来
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漫兴》懒慢无堪不出村, 呼儿日在掩柴门。 苍苔浊酒林中静, 碧水春风野外昏。
《漫兴》肠断春江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 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
《江畔独步寻花》黄四娘家花满蹊, 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 自在娇莺恰恰啼。
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李清照《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柳永《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然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鹤冲天》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 留恋处，兰舟摧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沈沈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 杨柳岸、晚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至于陶渊明为什么要托名五柳先生为自己作传呢
�对于陶渊明托名写自传，自从有了沈约与萧统的“实录”“自况”之说以来，历代论者多多，其看法却大都与此相同，这儿无须赘述。然而，陶渊明为自己作传，何以要采用托名呢笔者曾查阅许多资料，皆语焉不详。可这又是在教学中必然会遇到并且必须得解决的实际问题。联系陶渊明的生平和性格志趣，笔者认为，这和他归隐之后的生活现实与久藏在心底而始终未能实现的理想壮志冲突有很大关系。此外，也与作者采用第一人称直接去写，在多层面展示自我形象方面会受到种种限制有关。
�陶渊明的家乡是靠近庐山的江南农村（今江西九江西南），他在田园生活到29岁才出仕。江南农村特有的秀丽风光陶冶了他率真洁净、无拘无束的品格，直至终老也没有改变。他虽然“性本爱丘山”，但并不甘心终老田园。青年时代的他也曾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渴望自己也能像先祖那样有所作为。但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八表同昏，平陆成江”的乱世，使他“大济于苍生”的理想始终没有实现的可能。他既没有高贵的门阀可资凭借，又“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尽管也曾不止一次进入仕途，但总觉得“志愿多所耻”，每次都很快就辞官归隐。几次出仕与归隐的经历，暗含着他的理想壮志屡次碰壁。每当他愤慨于官场的污浊黑暗时，心中就不免燃起对乡居生活的怀念。终于，在41岁那年，他毅然拂袖归田，矢志躬耕，直至终老。他的后半生，基本上就是在静谧闲散和贫病中度过的。这里，没有暴力，没有虚假，也不会再去为“五斗米”而躬上凌下，矫情伪饰。“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在闲适、愉悦的田园中，他“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这种淳朴天真、和谐自然的境界与他从小就熟悉、喜爱的田园情景十分相近，从而使他流连其中，难以舍离，也因此而使他暂时忘却了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的贫困。然而，田园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归隐本非他的素志。他本是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自然灵长，况且早年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具有侠义风骨，别有远大抱负，如今被迫走上归隐这条路，他的内心深处不愿，更不甘。“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既是他义愤填膺的呐喊，也是他痛苦心迹的自然流露。但现实如此，他也无可奈何，只能在躬耕之余，饮酒、读书、著文，坚守他“但使愿无违”的崇高气节。胸中有块垒，不吐不快；心中有高趣，不抒不行。可是不慕荣利、不求闻达的性格，又使得他不便直说，也不愿直说，于是便巧用“托名”，借五柳先生以“自况”，以为他人作传来寄意。这样，既能从容自如地从各个侧面展现自我，“颇示己志”，坦露心声，又避免给人以“王婆卖瓜”之嫌，可谓一箭双雕。
�既要假托，又要让人觉得确有其事，于是“虚晃一枪”的写法在所难免。比如开头的“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似乎这真地是另一个人，而非我陶渊明自己。再如，古人写传，传末要加评论，如《史记》里的“太史公曰”。但那是给别人立传，《五柳先生传》的“赞曰”，实为陶渊明的“自赞”，是他的自我评价，却也写得好像与己无关而作纯客观的评论。这都是本文不同于其他传记文章的独到之处。但是，我们通过文中所记叙的几个典型事例——“好读书”“性嗜酒”“家贫”“著文章”等，不仅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不同于流俗、情操高洁的作者自我形象，而且透过人物的喜怒哀乐，还可以进一步窥视到当时社会的某些侧面以及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
早年生活
渊明曾祖或为陶侃（尚存争议，但二者的亲缘关系是肯定的）。外祖父孟嘉，晋代名士，娶陶侃第十女。祖父做过太守（祖父名字有二说，或名岱或名茂），父亲是个“寄迹风云，寘兹愠喜”的人，具体事迹已不可考。有一庶妹，小渊明三岁，后嫁给程姓人家，故陶诗文提及她时称程氏妹。就其父尚有一妾看来，渊明最初的家境不算太坏。八岁时渊明父去世，家境逐渐没落。十二岁庶母辞世，渊明后来作文章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祭程氏妹文》）。二十岁时家境尤其贫困，有诗可证：“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
渊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 《荣木》序曰：“总角闻道”，《饮酒》其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早年曾受过儒家教育，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志向；在那个老庄盛行的年代，他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熏陶，很早就喜欢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又爱琴书：“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与子俨等疏》）。他的身上，同时具有道家和儒家两种修养。
仕宦生涯
二十岁时，渊明开始了他的游宦生涯，以谋生路。《饮酒》其十：“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即是回忆他的游宦生涯。在此阶段他为生活所迫出任的低级官吏详情已不可考。在短暂的居家生活后，二十九岁时，他出任州祭酒（此官职具体负责事务尚待考），不久便不堪吏职，辞官归家。不久，州里又召他做主簿，他辞却了此事，依旧在家闲居。隆安二年（公元398年），渊明加入桓玄幕。隆安四年初（公元400年）奉使入都，五月从都还家，于规林被大风所阻，有诗《庚子岁五月从都还阻风规林》，表达了他对归家的渴望和对园林对旧居的怀念。一年后因母丧回浔阳居丧。三年丁忧期满，渊明怀着“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的观念再度出仕，出任镇军将军刘裕参军。此时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既想为官一展宏图，可在出仕后却仍然眷念田园，“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三月，渊明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经钱溪使都，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云：“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动荡于仕与耕之间已有十余年，他已厌倦了也看透了官宦生活。
隐居生活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令。十一月，程氏妹卒于武昌，渊明作《归去来兮辞》，解印辞官，正式开始了他的归隐生活，直至生命结束。此时的渊明，政治态度入于明确的时期，思想上也入于成熟的时期。不同于之前的躬耕生活，这时的他是有意识的了：他这样做，而且也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以往的田园生活似乎是中小地主，此时却是劳力出的更多，也就是更接近于一般农民的生活。期间他创作了许多反映田园生活的诗文，如《归园田居》五首、《杂诗》十二首。义熙四年（公元408年）六月中，渊明家中火灾，宅院尽毁，被迫迁居。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朝廷诏征他为著作佐郎，渊明称病没有应征。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王弘为江州刺史，约于此年或稍后一二年结交渊明，二人之间有轶事量革履、白衣送酒。元嘉元年（公元424年），颜延之为始安太守，与渊明结交，有轶事颜公付酒钱。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檀道济听闻渊明之名，去看望他，赠以粱肉，并劝他出仕渊明却拒绝了他，所赠粱肉也没有收下。同年，渊明卒于浔阳。他去世以后，友人私谥为“靖节”，后世称“陶靖节”。
1097年，62岁的苏轼被贬儋州。
苏辙在《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 》中记录了苏东坡被贬儋州的生活：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荼芋。
东坡以衰老之躯，陷险恶之境，负难堪之辱，处蛮荒之地，居茅竹之屋，吃难咽之食……
章惇，这个曾经的好友、如今的政敌可真狠啊——他想要让这儋州生生地困死东坡！
然而，像东坡这样伟大的、超然的灵魂怎会轻易被困住呢？这个天生的乐天派用了极短的时间就通透、释然了，他在《在儋耳书》中写到：
吾始至海南，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念此可为一笑。
被贬儋州，这个仅次于满门抄斩的屈辱与刑罚，就这样被东坡消解掉了。他很快就把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并以“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来调侃自己，尽显“苏乐天”的范儿。
套用东坡的一首词：试问儋州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心安下来的东坡又开始读诗了，偏好读陶渊明的诗歌。这种偏好或许在黄州时已经产生了：垦荒东坡，躬耕陇亩，在最最贫瘠的土地上，东坡领略了人生更高级的况味，也深深地读懂得了陶渊明。
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如今，在儋州的这片土地上，这个中国文学史上最光彩夺目的文学家更是把自己变成了陶渊明的铁杆粉丝。东坡写信给弟弟苏辙：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
东坡毫不掩饰对对陶渊明诗歌的情有独钟。他把陶渊明的诗歌置于历代大诗人之上，直言李白、杜甫也不及渊明也。
诗词唱和，世所常见，然追和古人，盖始自东坡。在儋州期间，东坡追和陶渊明之诗，“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并“集而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因而一本《子瞻和陶渊明诗集》横空出世。
东坡更是深情表白陶渊明：“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翻译成现代文，即是：我深深地为你折服，我要以您为师，向您学习，哪怕学得万分之一也好。
爱其诗，和其韵，服其节，师其人，六十多岁的东坡越过六百多年的时光，把自己变成了陶渊明的迷弟。这种狂热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今天的追星族。
东坡这样狂热地追星，让他最好的朋友黄庭坚也有点嫉妒了。不过，他爱东坡，也爱渊明，因此，他在《跋子瞻和陶诗》中这样赞美这两人：
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
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东坡距离渊明，遥隔数百年的光阴。然而，同样的风骨气韵，同样的超逸出尘，让东坡深深地懂得这位魏晋高士。因为懂得，所以追慕！因为懂得，所以深爱！
老来无所好，惟好渊明诗。在偏远的儋州，在人生的黄昏，陶渊明的诗歌像是天边淡淡的云霞，给了东坡以最美的风景，最暖的慰藉！
注：今日读《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 》有感而作。
附原文：
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
苏辙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淡荼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在于胸中。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至此亦皆罢去。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
是时，辙亦迁海康，书来告曰：“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子为我志之。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贫，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①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嗟夫！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于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入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在以处之矣。
辙少而无师，子瞻既冠而学成，先君命辙师焉。子瞻尝称辙诗有古人之风，自以为不若也。然自其斥居东坡，其学日进，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诗比杜子美、李太白为有余，遂与渊明比。辙虽驰骤从之，常出其后，其和渊明，辙继之者，亦一二焉。
朱熹正学 苏轼奇才
zhū xī zhèng xué sū shì qí cái
注释
（1）朱熹：字元晦，又改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南宋理学家，继承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并称“程朱”。官至宝文阁待制，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但任职仅九年，讲学四十多年，著作、学生极多。将《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两篇〈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四书章句集注》为后代历朝取士的教科书。
（2）正学：正统儒家学说。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正学。
（3）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湄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大文豪，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官至礼部尚书，其诗、词、赋、散文、书法、绘画成就极高，为罕见的全才。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散文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赤壁赋》是其巅峰之作。
（4）奇才：才能出众的人。
语译
朱熹宏扬了正统儒学，苏轼是位奇特的人才。
人物故事
据《宋史・列传・道学》，“道学”之名，上古无此名称。但在夏商周三代的圣明时期，天子以此道为政，教化民心，四方百姓平日使用此道而不自知，一民一物都被此道的德泽所包容。周文王、周公死后，孔子有德但无实质权位，退而制定礼乐，阐明法度典章，删修《诗经》，修订《春秋》，赞扬《易经》天象，讨论《三坟》、《五典》（上古书籍），期望上古圣人之道能显明不尽。所以说：“孔夫子远比尧舜更为贤明呀！”（尧舜功德施于当世，孔子阐明圣王道统、礼乐教化，功德流传后世，无穷无尽。）孔子死后，曾子得其真传，再传授给子思（孔字子思），子思的弟子再传给孟子，孟子死后无所传。两汉以后，儒者论及大道，察而不精，语焉不详，异端邪说乘机兴起，几乎使道学衰亡。
一千多年后，到了宋朝中叶，北宋周敦颐得到圣贤不轻易传授的学术（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阐明阴阳五行之理，人性受命于天。程颢及弟程颐跟随周敦颐学习，再扩大其所学，显扬〈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并列，从此上自帝王传心之奥秘，下至初学者入德之门，都能融会贯通。宋室南渡后，南宋朱熹得到程氏的正传（朱熹拜程颐的二传弟子李侗为师），使其道学更加仔细准确了。朱熹之学，以格物致知（穷究事物之理以获致无尽的知识）为开端，明善诚身（明辨善恶，正心修身）为关键，并以持身恭敬为主要。他曾说圣贤道统散布在典籍中，圣贤经典的主旨不明，使得道统的流传不易。于是朱熹竭尽精力，研究圣贤经典的义理。至此圣贤道统焕然一新而大放光明，井然有序而各得其所。这是宋代儒家之学所以能跨越诸位学者，而上接孟子的原因。
朱熹的弟子黄干说：“道学之正统必须有人传于后世，自周朝以来，负起传道之责的人不过几人。从孔子之后，曾子、子思继承其微言大义。从孟子之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继承其失传之学，而到了朱熹才得以彰显。”有见识的人认为黄干见解高明。
据《宋史・列传・苏轼》，苏轼到二十岁，已博通经史，作文一天可写几千字。宋仁宗嘉佑二年，参加礼部的考试，当时文章割裂怪异的弊端盛行，主考官欧阳修想要矫正这种风气，看见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大为惊喜，想提拔他为第一名，但怀疑是自己门生曾巩所作，只放在第二名；苏轼又以《春秋》经义作文名列第一，殿试考中乙科进士。后来苏轼凭藉书信见到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避开，让此人独出一头。”听到的人起初哗然不满，久了也就信服了。
宋神宗熙宁四年，王安石想要变更科举，苏轼上书反对，神宗感悟说：“我本来对此事就有疑虑，看到苏轼的奏议，心中便释然了。”当日就召见苏轼，问他当今政令的得失及自己的过失。当时王安石创行新法，苏轼上书分析新法不适宜，提及国家的存亡不在于强弱，而在于道德的深浅；的长短不在贫富，而在风俗的厚薄。但愿神宗能推崇道德而让风俗淳厚，不要急功近利而贪求富强。要以简易为施政法则，以清净为施政中心，才能使人民道德回归淳厚。
因为反对变法得罪了王安石，苏轼自请外调，担任杭州通判，后来调职湖州知州。又因为有些不便民的事不敢说，作诗讽谕，希望对国事有所补救。御史李定、舒、何正臣摘取其表面语句来断章取义，诬陷苏轼作诗诽谤皇上，逮捕入狱想置他于死地。唯独宋神宗怜惜他，安置他担任黄州（今属湖北）团练副使。苏轼和田野父老一起生活在山林溪谷间，并在东坡建筑房屋，自己号称“东坡居士”。
宋神宗多次有意再次重用他，总是被当权者阻挡。本想让苏轼完成至为重要的国史，姑且改用曾巩，但神宗认为写得不允当，就亲手写下圣旨，让苏轼调到汝州（较接近京城，今属河南），并说：“苏轼贬居在外反省思过，几年来体会更加深刻，人才实在难得，不忍心始终弃而不顾。”苏轼还未到汝州，上书自称饥寒交迫，有田产在常州（今属浙江），改至常州居住。
元丰八年，苏轼到常州。同年宋神宗去世，哲宗继位，苏轼再度被起用。至元佑元年，苏轼已身穿七品官服，升迁中书舍人。不久，再升任翰林学士。元佑二年， 兼任侍读。苏轼曾经留宿宫中，被召见入对便殿，宣仁太皇太后（英宗皇后，神宗时为皇太后）问说：“你前年是什么官？”苏轼回答：“臣是常州团练副使。”再问：“现在是什么官？”回答：“臣现在是翰林学士。”问：“为何突然升迁至此？”答：“遇到太皇太后、陛下。”说：“不是。”说：“难道是大臣推荐的吗？”说：“也不是。”苏轼惊讶地说：“臣虽然罪大不可言状，但不敢从其他途径进升。”说：“这是先帝（神宗）的意思啊！先帝每次诵读你的文章，必定赞叹说：'奇才，奇才！’只是还来不及进用你而已。”苏轼不禁泣不成声，宣仁后与哲宗也哭了，左右在场的人都感动流泪。
论曰：苏轼在童年时，士人流传《庆历圣德诗》到蜀中（今四川中部），苏轼就列举诗中所言韩琦、富弼、杜衍、范仲淹诸位贤者去问老师，老师觉得奇怪，苏轼说：“正想认识这些人。”可见他自小就有此意志，要和当代德智兼备的人同等。苏轼二十岁到京师，一日之间名震四方。后来遭遇祸患时，他的节义也足以坚持他的操守。宋仁宗起初读到苏轼、苏辙的制策（天子亲自出题考试的选才方法），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选得两位宰相了。”宋神宗尤其喜爱他的文章，在宫中读得忘了吃饭，称赞他是天下奇才。但是当不当宰相早有命定，唉！苏轼不能当宰相，又难道不是幸运吗？有人说：“苏轼稍微收敛一点，虽不被重用，也应当避免了灾祸。”假使苏轼因此而改变他的行为，还能是苏轼吗？
渊明赏菊 和靖观梅
yuān míng shǎng jú hé jìng guān méi
注释
（1）渊明：陶渊明，字元亮，东晋浔阳柴桑人（江西九江）人。自号五柳先生，入南朝宋代后改名潜，死后亲友私谥靖节先生。大司马陶侃的曾孙，幼年父母过世，投靠外祖父孟嘉。其作品朴素自然，有“田园诗人”之称。
（2）和靖：林逋，字君复，北宋钱塘（浙江杭州）人，死后宋仁宗赐谥号“和靖先生”。恬淡好古，不趋名利，隐居杭州西湖的孤山，终身不做官，不娶妻，喜欢种梅养鹤，人称“梅妻鹤子”。诗风淡远灵奇，咏梅诗意境高洁，尤其入神。
语译
陶渊明喜爱玩赏菊花，林和靖喜欢观看梅花。
人物故事
据《宋书．陶潜传》，陶潜担任彭泽县令时，郡里派督邮到此，县府官员说应该穿上正式官服接见督邮，陶潜感叹说：“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我不能为了区区俸禄弯腰侍奉这些乡下鄙陋之人。）当天他就交还印信离职了，并写了〈归去来〉，其词曰：“归去来兮，园田荒芜，胡不归……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回来吧！田园已经荒芜，为何不回来呢……房前庭院的小路长满野草，但松树和菊花依然存活。）后来被征为著作佐郎的官职，他不接受。江州刺史王弘想要与他结识，也没办法。王弘就在他前往庐山途中，命人备酒款待。陶潜曾在九月九日重阳节苦无酒喝，走出房门在屋旁菊花丛中坐了很久，正巧王弘又送酒来了。
据《宋诗钞．和靖诗钞》序，林逋，杭州钱塘人。幼年丧父，笃志力学但不愿做官，建屋舍在西湖孤山……当时人们仰慕他高洁的心志，赐谥号和靖先生。林逋不娶妻，没有儿子，居处多种梅、养鹤，泛舟于湖中，宾客到此就放鹤招回林逋，因此有梅妻鹤子之说。
说明
陶渊明生性爱菊，屋旁种满了菊花。所作〈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千古绝唱。菊花在四季中最晚凋谢，“此花开尽更无花”（元稹〈菊花〉)。秋风中唯独菊花凌霜盛开，如君子之德高洁脱俗，自古被视为花中隐士，恰好与陶渊明安贫守道的高尚品德相符，在百花之中他又偏爱菊花，于是菊花变成了陶渊明的象征。“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也是说明自己虽然久未隐居，但如同松菊般坚贞的气节，却始终没有改变。
林和靖种了三百六十多棵梅树，梅花既可观赏，果实也可贩售，每出售一棵梅树的果实，以供一日之需。（《孤山志》）林和靖常畜养两只鹤，放出则飞入云霄，盘旋很久再入笼中。又常坐着小船，游西湖各寺庙。有客人到他的住处，则有一名童子出来应门，招待客人入座，并开笼放鹤。过了很久，和靖必定划着小船回来。大概是鹤飞出的效验。（《梦溪笔谈．人事二》）和靖诗中常有赏梅咏鹤的佳句，其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山园小梅》），写出了梅花的神韵，被誉为梅花诗千古第一名句。
陶渊明“闲静少言，不慕荣利……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宋书．隐逸．陶潜》）林和靖“恬淡好古，弗趋荣利，家贫衣食不足，晏如也。”（《宋史．隐逸．林逋》）一人雅好菊花，一人乐于赏梅，不求功名利禄，衣食不足也能自得其乐，同样有着菊和梅的高洁操守，因此在史书上都被列为隐逸之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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