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国学生恩遇例赠登仕郎是什么职位

文散官名。唐始置，为文官第二十七阶，正九品下。宋正九品。徽宗崇宁二年（1103）用以代知录事参军、知县令，政和六年（1116）改为修职郎，为文官第三十六阶。金正九品上。元升为正八品，掌管宗卷、钱榖的属吏。《元史·百官志一》：“照磨一员正八品，掌磨勘左右钱榖出纳缮料例，凡数计文牍簿籍之事。”明正九品初授将仕郞，升授登仕郞。清正九品概授登仕郞。

没有公布出来。新中国成立后，王家后人从业于社会诸界，各有千秋。

祖先灵石静升王氏家族，源出太原，元仁宗皇庆年间（1312年—1313年），先祖王实迁至静升村后，静升王氏从耕作与兼营豆腐业开始，由农及商，由商到官，家业渐大，家资渐厚，声名渐高，在此前提下，其后大兴土木，营造宅第，自是常事。

王家最早筑屋舍于村西张家槐树附近，之后，由西向东，从低到高，逐渐扩展，修建了“三巷四堡五祠堂”等庞大的建筑群，总面积达15万平方米以上。

据《静升村王氏源流碑记》载，启年间，族人中，有的不再以耕读为本，有的不持续以商发展，有的满足于一官半职，有的安乐于锦衣玉食，不少人既无承继先业之志，亦无固本守成之心，以有的竟成为盗贼、乞丐或不惜卖儿卖女之“莠民”。

王氏家族从十三世进入清朝。鼎盛于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其时，除大兴土木，营造住宅、祠堂、坟茔和开设店铺、作坊外，在当地还办有义学，设有义仓，修桥筑路、蓄水开渠、赈灾济贫等，善举不断。从十八世以后（清道光年间）逐渐衰败。大院内再无人居住。

扩展资料：

王家从13世起进入清朝。鼎盛于康乾嘉年间。其时，除在静升本土大兴土木，营造住宅、祠堂、坟茔和向外拓展商业外，还经常造福于本族和乡里，义举不断。

一则对本族鳏寡孤独多有赈济，体贴无微；

二则对乡里村民有难必助，每遇灾荒年景还开仓赈粮；

三则乐于公益，办义学、建会馆、修桥筑路、蓄水开渠，捐修文庙学宫等等。这些善义之举在当地百姓中世代相传，有口皆碑。

在此期间，王家功名磊落者代不乏人，或正途科考，或异途捐保，或祖德荫袭，入宦者仅二品至五品官员多达101人，身列儒林名登仕籍者130余人，还有300余众为贡生、监生及生员。

清道光后，王家由于受社会大气候的影响，加之子弟不争，逐渐衰落。自此，作为一方望族的王氏家族，数百年成就的辉煌，很快变成了过眼烟云，仅成为一方土地上人们谈论的历史话题了。

参考资料：

-王家大院

朱元璋之所以对蒲姓族人这么绝情，是因为蒲姓先祖在宋末元初做了叛国之人。蒲姓先祖蒲寿庚本来是南宋泉州的富商兼外贸官员，可是后来却投靠元朝廷，诛杀了不少南宋遗臣。所以，朱元璋建立大明以后，对蒲姓后人进行了惩罚，规定“男性世代为奴，女性为娼”。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蒲氏一族。

南宋末年，福建泉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蒲姓一族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泉州人，宋朝时整个家族移居泉州。蒲寿庚在泉州担任泉州市舶提举，主管泉州对外贸易。而他的家族主要从事对外香料贸易。所以说，蒲氏一族在是亦官亦商的家族，势力极为庞大。自从蒲寿庚操纵了泉州海上贸易之后，蒲氏一族在泉州也水涨船高。南宋时期，福建附近海域倭寇猖獗，蒲寿庚和家族成员一起帮助朝廷平定叛乱，地位又进一步上升。

宋元战争爆发之后，南宋遗臣张世杰和陆秀夫，携带者小皇帝一起退到泉州。想要以泉州为据点，和元朝对抗到底。这时候蒲寿庚成为宋朝和元朝拉拢的对象。蒲寿庚也很纠结，帮了南宋，很可能会被元朝打击。不帮南宋，会落得不爱国的名声。最终因为张世杰掠夺了蒲寿庚家族的商船，惹怒了蒲寿庚，蒲寿庚转而投降了元朝，杀害了很多南宋皇室成员和遗臣。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对于蒲寿庚投降的做法极为愤怒，下令蒲姓后人不得为官。因此不少蒲姓后人都改了姓名。

　　耕读文化

　　"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耕读文化是楠溪江古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也可以这么讲，离开耕读文化来谈楠溪江古村文化是不现实的，也是难以想象的。 楠溪江现存古村落的建筑都非常简朴天然，几乎全是由素木蛮石、粉壁青砖构筑，然而它们富于野趣，着眼于自然美，取于自然，却高于自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将人工美、艺术美与自然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楠溪江增添了动人的魅力。这种建筑风格、材料反映了楠溪江一带的乡民们历来对文化的追求与对自然的热爱，同时也反映了他们浓厚的生态环境意识与人道思想。 耕读生活早期作为文人的一种理想，起源于隐逸，是儒家"退则独善其身"和道家"复归返自然"的人格结构，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有着很高的道德价值，意味着高尚、超脱，是古代士人们这个知识阶层陶情冶性的寄托。特别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崇尚自然、追求虚静、逃避现实和向往一种原始自然状态的生活方面，似带有更浓厚的浪漫色彩。受孔孟老庄之道影响，楠溪江历代人们都很重视礼乐教化，同时，晋、宋两次人口北南大迁移使不少文化水平很高的仕宦迁居楠溪，在此建村落户，择地定居，他瘊更期望后代儿孙能够继续"读书人仕，光宗耀祖"。"读可荣身，耕可致富"成为他们宗族的传统，世代相袭。 耕读生活最早起源于何时，现在很难确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与我国古代的"厚本抑末"或"重农轻商"思想不无关系。由于一些士子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看到朝廷的腐败，官场的黑暗，大有屈原"众人皆浊吾独清，众人绵醉吾独醒"的愤世疾俗之慨叹，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不愿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不愿过"纸醉金迷、奢侈无聊"的生活。那时，在士大夫圈子内，多不以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为荣，不少文人雅士避风尘，脱民俗，遨游名山大川，以情寄山水，更有甚者，藏身于山林过着隐居生活。同时，他们也不想轻生，以死谢世，便产生退隐山林的念头，而工商业者由于地位低下，心高气傲的士子们无法屈身迎合，便躬耕畎亩阡陌之间，过着逍遥自在、与世无争的生活。种几亩薄田，养花植草，畅游山水，吟诗题赋、抒发性情。其实，"耕"似乎只是象征性的，士子们亲自躬耕是极少的，他们只不过是寄情山水，在青山秀水间吟诗题赋、修身养性罢了。这样的耕读生活说穿了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耕读生活。然而不管怎样，他们在村落规划与建筑中极力塑出一种文人们所特有的恬静淡雅的趣味，浪漫飘逸的风度和朴质无华的气质与情操。在楠溪青山秀水漳创造出一座又一座文质彬彬、富有田无野趣的村落。 到了宋代，耕读文化却由于科举制度的演进而得到改造与加强。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发展于唐，它本是朝廷为遴选官吏、开科取士而设，但是它的推行却间接地提高了各地士子学习文化的积极性，进而普及了文化。宋代扩大了科举录取名额，同时改善了考试方法，再加上雕板活字印刷盛行，尤其是北宗仁宗皇帝的几条科举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耕读文化的发展：一是规定士子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使各地普设各类学校；二是在各科进士榜名的人数，给南方各省规定了优惠的最低配额；三是规定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从而大大地激发了普通人家对科举入仕的兴趣，连农家子弟也看到了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希望。"朝为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天方夜谭式的恶梦，而是实实在在的希望，于是牛角挂书、柳枝为笔、沙地练字、田头秀才代不乏人，屡见不鲜。在文化得到普及的同时，也赋予了耕读文化以新的内涵，于是真正意义上的耕读文化出现了。 楠溪江流域有谢灵运、陶弘景等六朝高士启蒙于前，有张九成、王十朋等历代文人代成于后，旧、新两种耕读思想都深入到了楠溪江山陬水涯的每一个村落。这样，独具特色的农村文化--耕读文化便在楠溪江扎根开花，并且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对后世影响极大。"读可荣身，耕可致富"成为楠溪江历代居民们所追求与向往的生活。每个宗族都在各自的"家训"、"族谱"里明确规定，子弟务必要读书，如芙蓉村《陈氏宗谱》说：凡吾族子弟，为士者须笃志苦学，以求仕进；为农者须勤耕贸迁，以成家业，即甚贫乏者，亦宜清白自守，切不可习为下流，玷坏家声……"陈氏宗谱中记载的这种耕读社会传统，迄今仍盛传不衰，芙蓉村内"姓族繁兴，风气淳美，人尚礼教，家重师儒，弘诵之声，遍于癌里。"鹤阳村《谢氏宗谱·家训》里说到，要"以耕读为业"。《谢氏宗谱·族规》中就耕读一条记着："读可荣身，耕可致富，勿游手好闲，自弃取辱，少壮荡废，老朽莫及"。坦下村《陈氏宗谱·家训》说得更为明白详尽："祖宗家法，以忠孝节义为纪纲，以耕读勤俭为本务"。枫林村元益公祠内的一幅楹联写道："教子孙两行正路克勤克俭；继祖先一脉真传 惟读惟耕。" "溪山揽胜怀先哲，门第添辉望后昆"。为了让本族子弟读书入仕，楠溪沿岸各村纷纷兴学。在两宋时代，理学盛行，而理学传播的重要途径是设立书院收徒讲学授课。书院之设，始于唐而兴于宋，初设时只是作为官方的一种注疏机构，而后则逐渐发达起来。我国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崇阳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等便是这段时间兴起的。南宋时，私人书院开始盛行。书院一方面可以讲学传播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术，另一方面则是供人潜心学习，为应考科举作准备。 南宋龙图阁大学士王十朋在《送叶秀才序》里面说永嘉，"谊礼之学甲于东南，笔横渠口伊洛者纷如也，取科弟，登仕籍，多自此途出。"说明了当时楠溪中游渠口一带耕读文化的空前状况。楠溪江兴学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聘请老师主持义学或义塾，二是由宗族出面利用房族祠产，盗助家境贫寒子弟读书入学。岩头村《金氏宗谱·家规》说得很明确，"每岁延敦厚博学之士，以教子弟，须重以学俸，隆以礼文，无失故家轨度。子弟有质士堪上进而无力从学者，众当资以祠租曲成之。"楠溪江其余各村各族祠下大多规定，凡进县、府学读书和赴府、省应试，费用由祠下公出。中试以后，祭祖和各方打点等开销也由宗祠支付，族中公有学田收入全用来兴学。一直到解放前夕，凡考上高中、大学的学生，还需用宗族祠产或公有学田收入来交学费，可见对文化教育的重视。 古代楠溪江流域的义学（或义塾）对在学子弟的操守品行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如鹤阳村《谢氏宗谱·义子条规》里说："义学之设，原为国家树人之计，非以为后生习浮艳，取青紫已也。凡系生徒，务须以白鹿洞规身体力行……凡肄业弟子，必须一举足疾徐，一语言进止，事事雍容审详，安雅冲和。"因此，这一带的士子们对于传授儒家伦理、维系封建秩序是很自觉的，如花坦村朱谧"读书好古，淳朴自持，利欲不能移其心，荣禄不足夺其志，孝以事亲，友发处弟。"又如渠口乡塘湾村《郑氏宗谱》讲述乡坤郑旦谔"旷达多才，好稽古，善词赋。筑美室，置图书，列古画玩物以供清赏。读诵之暇，惟以弹琴栽花为乐。遇风日晴和，则汲泉煮茗，拂席开樽，与二三知己，啸傲于烟霞泉石间，不复知有人世荣辱事。且课子有程，义方之外，更以诗书陶冶其气质。"有些乡坤则直接担任教育工作，如宋末无初鹤阳村的谢梦符，"博学经史，推重多时……丰义整肃，衣冠严雅，为缙绅表率。时称为宿儒长者。" 家族子弟科举功名成就是整个宗族的光荣。博取功名者一律载入宗谱，在整个家族的各种庆典仪式也可享受特殊的荣耀。旧时，祠堂的匾额和楹联，除了颂扬先人辉煌的功绩外，就是炫耀族人的举业和仕途。渠口乡豫章村胡氏大宗祠有一副楹联写的是："翰墨流芳成世衣冠开砚沼；诗书继美千秋换文章。"枫林村徐氏大宗祠的一幅楹联则是："祠傍大门台念祖肇迹发祥忠孝诒谋垂百代；行分四宅派愿后人继志述事贤亲济美颂千秋。"而碧莲永嘉郡祠一幅颂扬刘基的楹联则这样写道："学为帝师开国文臣第一，才称王佐渡江策士无双。""为帝者师，为王者令，亘古中山第一；如日之光，如月之明，于今碧水无双。"这是碧莲上村刘氏乃至温州刘氏家族几百年来一直所津津乐道的"喜"事。而宗族每逢修谱（或称续谱、圆谱）及其他重大节庆时，则将历代曾荣任高官的先祖画像或图牒与牌位供在中堂后檐的照壁上，供族人瞻仰，引以为自豪，同时也意在激励族人要继续读书入仕，博取功名，光耀门楣。珍溪《朱氏合族副谱》在一篇题为《如在堂记》的文章中，把对子弟科名的殷切期望作了充分的描述："使我拥书万卷，何减积粟千钟，然而后之子若孙，苟不忘此意，必将奋志诗书，骧首云达，上以绳其祖武，下以贻厥孙谋，无忝先世科甲之荣，丕振前朝理学之绪，则不惟有光于先祖，亦且善述乎大宗矣！"这种耕读理想，几成楠溪江人的传统。在地域偏僻、交通闭塞的村落里，勤耕善读，语言极昭彰，文风之盛，科甲成就之辉煌，就全国乡村来讲，也是极为罕见。"杭州要数三春老娘的麦饼喷香，温州就数朱墨瞿的笔墨文章。"明朝孝宗时花坦村有"溪山第一"之誉的布衣状元--朱墨瞿（1438-1519年）不仅是珍溪珠氏合族的光荣，也是整个永嘉乃至温州地区的光荣，历来为楠溪人所津津乐道。而花坦一带自古以来学风甚盛，这从其宗谱中可略窥一二，"不学则夷乎物，学则可以立，故学不亦大乎。学者尽人事所以助乎天也。天设其伦，非学莫能敦。人有恒纪，非学莫能叙。贤者由学以明，不贤者废学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而不乱者，由绳墨之素定。君子临事而不骇，制度而不扰者，非学安能定其心哉。是故学者君子之绳墨也。"这种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对文化的深刻理解与精辟见解，无疑给楠溪江深山幽谷间的古老村落蒙上了一层浓郁的书卷气息。 在浓郁的耕读文化思想影响下，楠溪江历代簪缨迭起，名家辈出。清朝道光三十年，鹤阳村《重修谢氏宗谱序》中说："读书继美，比户可封；游庠之士，指不胜屈。"除"皇佑三先生"、"元丰九先生"、"淳熙六君子"、"永嘉四灵"之外，芙蓉村"十八京亘"，同朝为官，豫章村一门三代五进士，溪口村一门四代六进士，更是让人瞩目楠溪。此外，塘湾村有郑伯熊两兄弟都是南宋进士。郑伯熊"德行夙成，尤邃经学。登绍兴第，历官国子司业，宗字少卿。乞外，以龙图阁知宁国府。卒谥文肃。……弟伯英、伯海皆知名，由是永嘉之学宗郑氏，有《郑景望集》。"郑伯英是隆兴癸未（1163年）进士，著有《归愚集》，郑伯海是绍兴辛未年进士，设帐授徒，从学者常达数百人。 这里有必要对溪口戴氏略作介绍。据史书载，溪口村戴氏祖由闽迁往台州仙居，北宋时，始祖戴述到永嘉教书，元符三年登进士，与其弟戴迅从二程学，以理学著名，世称"二戴"。南宋嘉定年间，戴述之子戴栩，尝从学叶适，登进士第，其著作有《五经说》、《诸子辩论》、《东都要略》等；淳熙五年，戴迅之子戴溪考中进士，由礼部郎中凡六转为太子詹事，兼秘书监，……权工部尚书，除文华阁学士，卒赠端明殿学士，谥文端。太子景献亲书《明经》匾其堂，有《岷隐集》。绍熙庚戍年，戴溪弟戴龟年之子、于武夷从学于朱熹的戴蒙考中进士。淳佑辛丑年，戴蒙之次子戴侗又孝中进士。戴氏家族为标榜这一功名盛事，在溪口戴氏大宗祠题有一幅楹联："入程朱门迭奏埙 理学渊源双接绪；历南北宋并称邹鲁春宫第甲六登墀。" 值得一提的是，据乾隆《永嘉县志》记载，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在任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时，曾慕名探访楠溪江各地的学者，他先到档溪村拜"以理学鸣于世"的刘愈（刘进之），并且这样讲："过楠溪不识刘进之，如过洞庭不识橘。"不巧没有遇到。然后，他又到谢岙访问谢复经，再造访溪口戴蒙、戴侗及蓬溪村李时靖。楠溪江地处荒僻，却与当时的主流文化保持这样密切的联系，楠溪江流域的学术文化能吸引一代理学大师的屈身寻访，实属难得。 然后，楠溪江耕读文化培养出来的乡村知识分子虽多如牛毛，科场得意的毕竟只是凤毛麟角，成为一代学者的更是寥无几人。落举的田头秀才们大部分留在村子里，与郡县官吏们一道在乡村推行封建伦理教化。"平川日丽嘉禾秀，仁里风高俊彦多"。这些"俊彦"们有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书立传，自得其乐，有的则遍游永嘉山水，广交朋友，吟诗作赋，倒也逍遥自在；有的则研究堪舆风水，帮助邻里看龙脉定阴阳择风水，或者替人家撰写楹联字幅，或设私塾招徒授课与家教；有的则参与宗族谱牒修编，掌握着宗族的大权……具体不一而足。花坦珍溪《朱氏宗谱》中一篇题为《廊下即景诗序》里说到，"是乡秀士成群，多含英呕华之彦，古怀如晤，有庄襟老带之风，可谓文质彬彬，野处多秀者也"。乡村读书人成为楠溪江历代农村敦品励行的榜样，对于乡村事务也有着直接的影响。不过，楠溪江的乡村知识分子身上兼有儒、道双重思想。按照儒家的理想，他们进则庙堂，退则山林，然而当他们身处山水之间的时候，生活极尽淡泊恬适，饱含着道家"复归返自然"的思想境界。他们的这种思想，折射到楠溪江古村建筑上，使楠溪江古建筑显得特别亲切自然而极富人情味儿。古村建筑折射出的儒道相互交融的双重思想在苍坡村显得尤为明显。苍坡村以文房四宝思路建村，显然是儒家思想的写照，而从"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来凿东西两砚池的"以水克火"思想都明显受着道家思想与民间堪舆影响，这不能不说是楠溪江古村建筑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特点。"儒、释、道"三教合流是南朝齐梁时"山中宰相"陶弘景的杰作，由宋代二程与朱熹的理学来加以阐释与发展，而这种体现在楠溪江古村建筑中的"儒道"合流的思想恐怕还是古代楠溪江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与聪明的体现，它同时也反映了古代楠溪人强烈的环境意识与独到的审美观念。

罗贯中（约1330—约1400），汉族，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是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一生著作颇罗贯中像丰，主要作品有：剧本《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小说《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和施耐庵合著的《水浒传》，代表作《三国演义》等。罗贯中，元末明初生于山西太原祁。元代中期，由于灭宋战争的创伤逐渐平息，社会的经济、文化重心也开始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南宋的故都杭州不仅成为人口云集、商业发达的繁华城市，也成为戏剧演出和「说话」艺术发展的重要中心。因此，不少北方的知识分子。

罗贯中生于元末明初的封建王朝时代。作为与“倡优”、“妓艺”为伍的戏曲平话作家，当时被视为勾栏瓦舍的下九流，正史不可能为他写经作传。惟一可看到的是一位明代无名氏编著的一本小册子《录鬼簿续编》，上写：“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罗贯中的传世之作《三国演义》中，体现出罗贯中的博大精深之才，经天纬地之气。他精通军事学、心理学、智谋学、公关学、人才学……如果没有超人的智慧，丰富的实践，执著的追求，何以能成为这般全才？他主张国家统一，热爱中华民族，弘扬民族传统美德，痛恨奸诈邪恶。在《残唐五代史演义》中，我们看到了罗贯中依恋故土、缅怀英雄、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他动情地写道：两岸西风起白杨，沁州存孝实堪伤。 晋中花草埋幽径，唐国山河绕夕阳。 鸦谷灭巢皆寂寞，并州尘路总荒凉。 诗成不尽伤情处，一度行吟一断肠。他根据自己看法，将历史艺术化，写成了《三国演义》。

艺术成就

《三国演义》不仅是较早的一部历史小说，而且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小说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又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造上。小说最擅长描写战争，并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注意描写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辅助手段，使紧张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合作、诸葛亮、周瑜之间的矛盾，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准备等等，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在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或周围环境，表现其思想性格。如曹操的奸诈，一举一动都似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外不带有天真、莽撞的色彩；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可以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张飞“威震长坂桥”、“赵云”单骑救幼主、诸葛亮“七擒孟获”等更是流传极广的篇章。

《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1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四百多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2它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最为出色。对于决定三国兴亡的几次关键性的大战役，作者总是着力描写，并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3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4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鲁迅先生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

《三国演义》是古代历史小说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它广泛流传，魅力无穷，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人民生活中都有着难以估量的深影响。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性格与《三国志》中的人物真实性格也是有很大差距的。现举几个人物说明。 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刘备：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但他“折而不挠，终不为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描写成“仁”的代表，汉室皇权正统的继承者，因而对刘备的仁爱、宽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但在突出其“仁爱”时却又落入了“无能”一面，给人以“无能”和“虚伪”的感觉。电视剧中的刘备常常以泪洗面，哭与泪虽然表现了刘备的“仁”，但又给人以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印象，扭曲了刘备是“枭雄”、“人杰”的真实形象。 关羽：历史上的关羽为“万人之敌”一虎将，傲上而不悔下，恩怨分明，以信义著称，但“刚而自矜”，勇猛有余，智略不足。马超投降刘备后，封为平西将军。时关羽督荆州，修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答信时，称马超虽为一世之杰，但不如关羽的“绝伦逸群”，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是典型的有勇少谋的武将性格。但在《三国演义》中，因为他是刘备阵营中的人，又有讲信义的特点，所以，就被塑造成“义”的化身。他跟随刘备，不避艰险。下邳被俘，投降曹操，但心系刘备，只是有感于曹操待他甚厚，因而在离曹归刘前为曹操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解白马之围。但是《三国演义》中写关羽下邳投降时相约三事、曹操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厚礼待他等却是子虚乌有。总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是不惜笔墨，把关羽刻画成“义重如山之人”，因而其形象也被严重的扭曲了。 曹操：历史上的曹操性格非常复杂，陈寿认为曹操在三国历史上“明略最优”，“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生活节俭，不好华服。与人议论，谈笑风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但是，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品德中这些好的方面被忽略了，而对他残忍、奸诈的一面又夸大了。因此，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奸诈、残忍、任性、多疑的反面人物典型。周瑜：历史上的周瑜“性度恢廓”，谦让服人，有“雅量高致”。刘备称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孙权则赞他有“王佐之资”。但在《三国演义》中，周瑜成了诸葛亮的垫底人物。写周瑜，是为了抬高诸葛亮。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气量狭小，智谋也总是逊诸葛亮一筹，根本不像苏轼所歌颂的周瑜“雄姿英发”，是“千古风流人物”。 鲁肃：如果说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的性格、形象虽被扭曲，但多少还有些根据的话，那么，鲁肃这个人在《三国演义》中除了名字外几乎就全是杜撰了。历史上的鲁肃“虽在军阵，手不释卷”，“思度宏远”，“有过人之明”。他初见孙权，就提出了建国方针：鼎足江东，北拒曹操，待机剿除黄祖，进发刘表，竟长江而有之，然后建号称帝以图天下。这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有相似之处。曹操大军南征荆州时，孙权部属都主降，唯独鲁肃主张抗曹，劝孙权召回周瑜，共商战守大计。赤壁战后，他又力主扶刘抗曹。在东吴历史上，鲁肃实为诸葛亮式人物，孙权对他也极为欣赏。吴国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上是按照鲁肃提出的政略、战略方针进行的。但在《三国演义》中，鲁肃成了诸葛亮与周瑜两人智斗的牺牲品，被愚弄、受欺侮的典型。

沈从文是本世纪最为优秀的文学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物质文化史专家。对于许多人来说他还是个谜：学历高小，行伍出身，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时间证明，他许多作品今天依然显出极强的生命力。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以《边城》等作品享誉文坛，蜚声海外。

沈从文生于湖南凤凰一个旧军官家庭，后因家境转入困顿，刚刚小学毕业、年龄还不满十五岁时，即厕身行伍，到人世间去“学习生存”。其后数年间，他随当地军阀部队辗转于湘、川、黔边境及沅水流域各地。

三十年代初，沈从文在创作的同时，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以其在文坛的广泛影响，被视为“京派”作家年轻一代的领袖。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历史的误会”，改行从事古代文物研究，并先后出版《明锦》（与人合作）、《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等古代文物图案集及学术论文集。一九六四年，受周恩来之嘱，着手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沈从文1988年5月，因心脏病突发，在其北京寓所逝世。故居于1991年被列为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进行了整修。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每天来瞻仰者络绎不绝。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这部小说通过对湘西儿女翠翠和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的描述，反映出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惨痛事实。翠翠是如此，翠翠的母亲也是如此，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沈从文通过《边城》这部爱情悲剧，揭示了人物命运的神秘，赞美了边民淳良的心灵。关于《边城》的主旨，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种宁静的生活若和当时动荡的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滚滚尘寰的“世外桃源”。在这块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本质的“爱”。正因为这“爱”才使得川湘交界的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纯纯情爱、祖孙之间的真挚亲爱、邻里之间的善良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作者想要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翠翠与傩送这对互相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海誓山盟、卿卿我我，也没有离经叛道的惊世骇俗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金钱和权势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自然的男女之情，这种情感像阳光下的花朵一样，清新而健康。作者不仅对两个年轻人对待“爱”的方式给予热切的赞扬，而且也热情地讴歌了他们所体现出的湘西人民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边城》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

沈从文先生一生写下很多部小说和散文集，但是在他众多的著作之中，《边城》则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边城》奠定了沈从文先生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了“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了排名，遴选出前100部作品。

参与这一排行榜投票的均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作家，如余秋雨、王蒙、王晓明等。在这一排行榜中，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但如果以单篇小说计，《边城》则属第一。《边城》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

《清史稿·刘统勋传》——

刘统勋，字延清，山东诸城人。父棨，官四川布政使。统勋，雍正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先后直南书房、上书房，四迁至詹事。乾隆元年，擢内阁学士。命从大学士嵇曾筠赴浙江学习海塘工程。二年，授刑部侍郎，留浙江。三年，还朝。四年，母忧归。六年，授刑部侍郎。服阕，诣京师。

　　擢左都御史。疏言：“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宦者姚孔鋹等十人。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廕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请自今三年内，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转。”又言：“尚书公讷亲年未强仕，综理吏、户两部。典宿卫，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时蒙召对。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部中议覆事件，或 展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 而限逾积日，殆非怀谦集益之道。请加训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或量行裁减，免旷废之虞。”两疏入，上谕曰：“朕思张廷玉、讷亲若果擅作威福，刘统勋必不敢为此奏。今既有此奏，则二臣并无声势能箝制僚寀可知，此国家之祥也。大臣任大责重，原不能免人指摘。闻过则喜，古人所尚。若有几微芥蒂於胸臆间，则非大臣之度矣。大学士张廷玉亲族甚众，因而登仕籍者亦多。今一经察议，人知谨饬，转於廷玉有益。讷亲为尚书，固不当模棱推诿，但治事或有未协，朕时加教诲，诫令毋自满足。今见此奏，益当自勉。至职掌太多，如有可减，侯朕裁定。”寻命以统勋疏宣示廷臣。

　　命勘海塘。十一年，署漕运总督。还京。十三年，命同大学士高斌按山东赈务，并勘河道。时运河盛涨，统勋请濬聊城引河，分运河水注海。德州哨马营、东平戴村二坝，皆改令低，沂州江枫口二坝，俟秋后培高，俾水有所泄。迁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改刑部尚书。十七年，命军机处行走。十八年，以江南邵伯湖减水二闸及高邮车逻坝决，命偕署尚书策楞往按。合疏言河员亏帑误工，诏夺河督高斌、协办河务巡抚张师载职，穷治侵帑诸吏。九月，铜山小店汛河决，统勋疏论同知李焞、守备张宾呈报稽误。上以焞、宾平日侵帑，闻且穷治，自知罪重，河涨任其冲决，立命诛之，并絷斌、师载令视行刑。统勋驻铜山督塞河，十二月，工成。统勋偕策楞疏陈稽察工料诸事，诏如所议行。大学士陈世倌疏言黄河入海，套柜增多，致壅塞，命统勋往勘。统勋疏言：“海口旧在云梯关，今海退河淤，增长百馀里，柜套均在七曲港上，河流无所阻遏。”上又命清察江南河工未结诸案，统勋疏言未结款一百一十一万有奇，请定限核报。又以河道总督顾琮请於祥符、荥泽诸县建坝，并濬引河，命统勋往勘。统勋议择地培堤坝，引河上无来源，中经沙地，易淤垫，当罢，上从之。

　　十九年，加太子太傅。五月，命协办陕甘总督，赐孔雀翎。时方用兵准噶尔，统勋请自神木至巴里坤设站一百二十五，并裁度易马、运粮诸事，命如所议速行。二十年，廷议驻兵巴里坤、哈密，命察勘。统勋至巴里坤，阿睦尔撒纳叛，攻伊犁，伊犁将军班第死事，未得报。定西将军永常自木垒引师退，统勋疏请还守哈密。上责其附和永常，置班第於不问，命并永常夺职，逮治。其子墉亦夺职，与在京诸子皆下刑部狱，籍其家。旋上怒解，谕：“统勋所司者粮饷马驼，军行进止，将军责也。设令模棱之人缄默不言，转可不至获罪。是其言虽谬，心尚可原。永常尚不知死绥，何怪於统勋？统勋在汉大臣中尚奋往任事，从宽免罪，发往军营交班第等令治军需赎罪。”释其诸子。

　　二十一年六月，授刑部尚书。寻命勘铜山县孙家集漫工，解总河富勒赫任，即命统勋暂摄。是冬，工竟。二十二年，命赴徐州督修近城石坝，加太子太保。二十三年，调吏部尚书。二十四年，命协办大学士。二十六年，拜东阁大学士，兼管礼部、兵部。八月，偕协办大学士兆惠查勘河南杨桥漫工。十二月，工竟。二十七年，上南巡，复命偕兆惠勘高、宝河湖入江路，疏请开引河，择地筑闸坝。上谕谓：“所议甚合朕意。”又以直隶景州被水，命勘德州运河，疏请移吏董理四女寺、哨马营两引河，毋使淤阏。二十八年，充上书房总师傅，兼管刑部，教习庶吉士。三十三年，命往江南酌定清口疏濬事宜。三十四年，复勘疏运河。

　　三十八年十一月，卒。是日夜漏尽，入朝，至东华门外，舆微侧，启帷则已瞑。上闻，遣尚书福隆安赍药驰视，已无及。赠太傅，祀贤良祠，谥文正。上临其丧，见其俭素，为之恸。回跸至乾清门，流涕谓诸臣曰：“朕失一股肱！”既而曰：“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

　　统勋岁出按事，如广东按粮驿道明福违禁折收，如云南按总督恒文、巡抚郭一裕假上贡抑属吏贱值巿金，如山西按布政使蒋洲抑属吏补亏帑，如陕西按西安将军都赉侵饷，如归化城按将军保德等侵帑，如苏州按布政使苏崇阿误论书吏侵帑，如江西按巡抚阿思哈受赇，皆论如律。其视杨桥漫工也，河吏以刍茭不给为辞，月馀事未集。统勋微行，见大小车载刍茭凡数百辆，皆弛装困卧。有泣者，问之，则主者索贿未遂，置而不收也。即令缚主者至，数其罪，将斩之。巡抚以下为固请，乃杖而荷校以徇，薪刍一夕收立尽。逾月工遂竟。方金川用兵，统勋屡议撤兵，及木果木军覆，上方驻热河，统勋留京治事，天暑甚，以兼上书房总师傅，检视诸皇子日课。廷寄急召，比入对，上曰：“昨军报至，木果木军覆，温福死绥。朕烦懑无计，用兵乎，抑撤兵乎？”统勋对曰：“日前兵可撤，今则断不可撤。”复问谁可任者，统勋顿首曰：“臣料阿桂必能了此事。”上曰：“朕正欲专任阿桂，特召卿决之。卿意与合，事必济矣。”即日令还京师。户部疏论诸行省州县仓库多空缺，上欲尽罢州县吏不职者，而以笔帖式等官代之。召统勋谕意，且曰：“朕思之三日矣，汝意云何？”统勋默不言。上诘责，统勋徐曰：“圣聪思至三日，臣昏耄，诚不敢遽对，容退而熟审之。”翌日入对，顿首言曰：“州县治百姓者也，当使身为百姓者为之。”语未竟，上曰：“然。”事遂寝。上为怀旧诗，列五阁臣中，称其“神敏刚劲，终身不失其正”云。子二：墉、堪。

奴仆的来源主要有三种

一为买卖。如嘉靖时官僚杨继盛有个奴仆名叫曲钺，他“原是四两银子买的”。万历四十三年，汪某即用三两三钱银子买得王成祖的第三个儿子王有礼为仆，其时王成祖出具的卖子婚书写道：“立婚书父王成祖，今因无钱支用，自情愿将三男王有礼，己酉年十二月廿九日辰时(生)，托弟社文，出卖与房东汪名下，三面得受礼银叁两叁钱整。其人随即过门听主使用，日后成人长大，无得私自回家，并无生情异说。所有家下门户一应等情，尽是兄弟成当，不累房东之事。倘有风烛不常，天知命也。倘有私自逃外，听主闻公理治，依律背主之论。”

二为掠卖。明代法律中规定有关于掠卖编户齐民为奴婢的禁令，《明会典》卷一六八说：“凡设方略而诱取良人，及略卖良人为奴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法律上的禁令是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事物而规定的，所以关于掠卖编户齐民为奴婢的禁令的规定，即反映出当时“掠卖”是奴婢的来源之一。

三为投靠。顾炎武说：“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奴婢在人身上是属于主人的。主人分家时要把他们与其他财产一起分配，主人可以将他们随意出卖和转让。《明史》卷二九七《阿寄传》说：“阿寄者，淳安徐氏仆也。徐氏昆弟析产而居，伯得一马，仲得一牛，季寡妇得阿寄。”这是关于弟兄分家时要分奴婢的明确记载。

奴婢对于主人宗族以外的其他编户齐民，地位也是不平等的

在身分地位上，奴婢不仅对主人中的家长，而且对其全家，以至其同族中的其他亲属，也都低其一等或几等。这种情形，在明代法律有关主奴互相触犯的处罚条文上有明确的反映。明律规定，“(奴婢)若殴家长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绞，伤者皆斩”，但“家长之期亲，若外祖父母”，对奴婢“无罪而杀者”，仅“杖六十徒一年，(奴婢的)当房人口悉放从良”。这样的规定显然是不平等的，处罚的不平等说明了身分的高低差异。奴婢对于主人宗族以外的其他编户齐民，地位也是不平等的，这在明代法律中也有明显的反映。《明会典》卷一七O载：“凡奴奸良人妇女者，加凡奸罪一等，良人奸他人婢者，减一等。”同书卷一六九又载“凡奴婢殴良人者，加凡人一等，至笃疾者绞，死者斩。其良入殴伤他人奴婢者，减凡人一等，若死及故杀者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