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重视科技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1）社会文化对科学技术的影响

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与科学技术文化紧密关联，并由此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文化对技术发展具有明显的张力作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会推动技术的发展，而落后的思想文化则会制约和阻碍技术的发展，包括影响技术决策、技术研发以及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各方面。

（2）科学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协调

①要防止科学在生活世界、自然世界对人文的僭越所造成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冲突，深刻理解科学的限度，用正确的人文理念指导我们的生活。

②必须以社会先进文化来引领科学技术文化，使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为经济社会健康全面发展服务。得到广泛提倡的环境科学技术就是为了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做的努力，是科学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绿色文化的良性互动产物。

科技的发展能加快社会的进步，社会进步同时引起科技改革。两者相辅相成。

从古到今，人类历史进过了石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每一次科技发展也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不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它们都是科技发展的体现。我们应当深入探讨科学技术的发展逻辑，认真反思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正确认识和预测科技革命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有必要在社会发展中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达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科技的发展不仅沿着自己的历史轨道在前进，而且也造成了人类历史发生重大的变化。恩格斯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1]马克思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历史的有力杠杆，并且他还认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义，而蒸汽磨产生的却是资本主义，这就很明确地表明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导致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变迁。

　　一、科技进步对社会发展的贡献

　　当今社会的先进文明是以科学为中心的文明，西方国家的物质生活，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流通以及人的消费生活和社会对它的服务，都是依靠科学和根据科学原理而形成的技术取得飞速进步的。东亚国家在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和解放后，之所以能创造经济奇迹，成为崛起的国家，科学技术是一个重要原因。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体现在：

　　第一，科学技术极大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劳动者的智力水平，并且通过促进生产力的向前发展，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丰足的物质前提。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的应用大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了基础。生产劳动是人类的体力和智力同时消耗的过程，人的体力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可是人的智力发展却是迅速的。其次，科学技术能够促使劳动工具更新的速度加快，从根本上去改变生产的面貌。

　　第二，科学技术发展引发新的社会革命。科学技术能够不断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引起社会生活发生相应的改变，并且迟早能够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变革。人们用什么样的工具进行生产，就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生产力的发展总是要求一定的生产关系与它相适应。由此说来，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追根溯源还是由于生产工具发生变革的结果。

　　第三，科学技术促进了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科技革命可以说是思想解放的先导，它能够促进人的头脑革命化。由于科学技术能够帮助人们养成重视实践，追求实事求是以及真理等好的风尚，所以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和新的习惯就会不断产生，伦理道德观念也必然会发生升华。另外，科学发展还能不断改变教育的内容、手段和方式，决定教育改革的方向。持之以恒、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探索中所体现的理性思维方式等，通过增强人们的素质，加快精神文明建设，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二、社会发展为科技进步创造条件

　　科学技术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源泉，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可是，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的，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且是相互影响的。一定的经济社会制度的范围内，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决定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以及规模与效率的主要因素与前提条件。所以，研究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既要研究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时又要研究制约科学技术发展的各种社会条件。

　　（一）社会生产是科技发展的前提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由社会发展的要求来提供动力和源泉的，与此同时，强大的生产和生活需求也能推动与引起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发展要给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富足的物质条件、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更加优美的自然环境，这些都将极大地促进与之相关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创新。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进行生产，要进行生产劳动就需要有对物质运动规律的正确认识，还要有改造物质世界的必要手段，这是科学技术最初出现的萌芽。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证明了：技术和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共同根源与动力是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生产的发展决定技术的发展。

　　（二）社会经济制度影响科技发展

　　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可言的，但是，它的发展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特别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根本利益相联系的。这种密切的联系体现在：一方面，科学技术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变革、改变了社会的阶级关系；另一方面，社会制度、阶级的根本利益也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三）社会政治制度影响科技发展

　　从社会发展历程可以明确看出，在奴隶社会中，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较低，反动奴隶制度对科学技术的影响不甚明显。而在东西方的封建社会中，政治制度对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十分明显了。发展到近代，那些科学技术发展较快的国家，政治制度的变革往往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扫平前进的道路。而在当代，表现就更为明显了，可见任何一项重大的科学技术发展计划的实现，都离不开强大的政治权力的支持和协调。

　

　　综上所述，对科学技术的研究要求人类必须坚持审慎的态度和高瞻远瞩的姿态去审视自己的行为，需要人类以反思性的视角去思考什么样的科学技术是合理的、健康的、全面的，并且是有益于人类社会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因为科技进步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健康持续所进行的努力，并且创造自由自觉、全面完满的属人世界。

　　发展到今天，科学技术已具有了战略制高点的作用，能够从根本上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因此，掌握了高新技术领域的优势，也就有了可能控制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所以，我们要强化科技意识，正确处理好科技、经济与社会三者协调发展的关系，充分地利用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的积极一方面，最终真正做到科教兴国，努力发展自己，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人们的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一本涵盖科学与社会交叉点的在线杂志Undark上。”一八四九年十一月，八名男子从北加州三一河北岔的“金矿”出发，进入一片从未绘制地图的森林山脉。他们的领袖是乔西亚·格雷格，一个数学天才，自学成才的航海家，医学博士和痴迷植物学家。他们在北岔口遇见的印第安人描述了太平洋海岸上一个巨大的隐蔽海湾，向西步行8天。这样一个海湾可以让他们都富裕起来——如果他们先于其他定居者到达那里，他们就可以提出财产要求，并开发不可避免的大量矿工，他们渴望沿着一条通往黄金丰富的三位一体的新路线。

两个印度人曾提出要引导他们穿过山区，但到11月5日，格雷格为探险队定下的出发日期，一场持续的降雪把山顶笼罩在深深的积雪中。印第安人拒绝去，并警告格雷格，雪使这条路线致命。在24名志愿者中，除了7人之外，其他人都拒绝了。格雷格和他的七个顽固派开始向西攀登，登上了一座无轨的山。

“在这里开始了一次探险，其显著和突出的特点是不断和彻底的辛劳、艰苦、贫困和苦难，”刘易斯·基索·伍德写道，他在旅途中被灰熊致残，但在洪堡湾的阿卡塔市，他是阿卡塔市的开国元勋。这次穿越用了几个星期而不是几天，在大部分时间里，探险者们没有食物吃。他们在没有帐篷和干衣服的情况下，冒着雪和雨在西部辛勤劳作。

所有这些都使这些人易怒——他们的领袖格雷格可能是一个非常恼人的人。43岁时，他比探险队的大多数成员都大20岁。他有一些非凡的才能，但与他的人类同胞和鼓舞他们的士气并不是其中之一。

沼泽建设者：为清洁水，湿地和野生动物的斗争

沼泽和沼泽曾经覆盖了北美广阔的景观。在二十世纪，这些长期被视为藏有致命疾病的荒地的栖息地的破坏加速了。今天，美国的大部分原始湿地已经消失，变成了农田或埋在城市街道下。在《沼泽建设者》一书中，莎伦·利维深入研究了湿地流失和水污染交织在一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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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格热衷于测量和19世纪的笨重工具，这些工具使测量成为可能。小时候，他给自己建了一个木制的象限，用来测量密苏里州边境他家附近树木的高度。其他的孩子用一根测量绳爬上树来测试他的计算，并对他的准确性感到惊讶。

十几岁时，他自学测量。后来，他想当一名医生的学徒，但被拒绝了，因为医生认为格雷格太虚弱了。到1830年，格雷格24岁，病得很重。当其他治疗失败时，他的医生开了一辆开往圣达菲的旅行车横穿平原。这是一段崎岖不平的千里之旅，大约需要10周的时间。

格雷格以一个虚弱的乘客躺在马车上开始了这段旅程。几天之内，他就可以骑着他的小马，一天中有一段时间可以骑马了。很快，他就迫不及待地捕猎水牛。平原上的冒险和冒险恢复了格雷格的健康，让他有理由使用通行证和六分仪，一种他用来测量纬度和地图路线的导航仪器。在接下来的九年里，他将作为一名圣达菲商人，在一份细致的日记中记录自己旅行的细节，享受与科曼奇袭击者的邂逅。这是他的巅峰经历。1840年离开平原后，他写了一本关于他在那里生活的畅销书。

他在旅途中很快乐，而且相对健康；在文明中，他经常生病，遭受痛苦的鼻窦和内脏问题。当他感到恶心时，他写信给他哥哥约翰说他“异常暴躁”伍德写道：“我们既不想满足也不想启发这个好奇的世界，我们经常以可耻的辱骂回应他的呼吁。”

格雷格确实测量了一些大红杉，记录了直径达22英尺、高度达300英尺的数据。

当一行人从红杉迷宫中出现时在开阔的海滩上，他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一个人射杀了一只秃鹰，另一个人射杀了一只以鱼为食的乌鸦。当晚，他们把鹰、乌鸦和鱼炖在一个锅里。

男人们讨厌格雷格，讨厌他僵硬的身躯和他的尺寸，讨厌他寻找一个可通航的海湾。他们只想尽快回到文明社会，然后向南转向旧金山。

在一个主要的河流交叉口，格雷格停下来读纬度，但这些人拒绝等待。他们把自己装进从当地印第安人那里借来的红木独木舟里，推开了。格雷格背着他的六分仪，被迫涉水到河里追赶。伍德回忆道，格雷格“在另一边的”

“

“向我们打开了一个完美的电池，里面有最致命的暴力虐待。”。一些人讨论了在溪流中淹死格雷格和他的科学仪器，为了纪念格雷格的爆发，溪流被命名为“疯狂河”。不久之后，他们终于偶然发现了洪堡湾，这条水道是他们苦苦寻找的。当地一位名叫基韦拉塔的巫师领袖给他们喂了一顿丰盛的蛤蜊大餐，一个善良的木头会记住他余生。

当探险队向南艰难行进时，队伍一分为二。伍德和格雷格分道扬镳。

头上带着饥饿，伍德和他的手下试图猎杀八只灰熊。一只熊抓住了伍德的脚踝，另一只抓住了他的肩膀，野兽们和他玩拔河游戏，把他的臀部脱臼。走不动了，木料想死了。格雷格的同伴们设法用剩下的一头骡子把他赶出去，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

弹药耗尽，靠烤橡子生存，格雷格的小组发现海岸无法通行，于是转向内陆。格雷格从克利尔湖附近的马上摔下来，几个小时后就死了，没有说话。他被埋在一个没有标记的浅坟里，他的笔记本和仪器都不见了。一位历史学家推测格雷格可能是中风了，或者是被绝望的人杀害了，这些人再也不能容忍格雷格的怪癖了。

探险队的七个幸存者散落到美国定居点。旧金山的报纸很快就报道了在加利福尼亚遥远的北海岸发现了一个宽阔的海湾——一个适合船只航行的港口。许多有抱负的矿工和商人立即启航前往洪堡湾。

伍德回到海湾生活，建造了一个牧场，他命名为基韦拉塔，他写下了对他的同胞殖民者对待土著人民的残酷方式的遗憾。至于格雷格，他只在边疆才真正快乐过，他在探索加州最后一片未受干扰的土地时牺牲了，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定居热潮。

我遗漏的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特点，书中的作者们被邀请分享一些轶事和叙述，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些轶事和叙述并没有使最后的手稿。在这一期中，作者莎伦·利维分享了一个故事，但她在最新的一本书《沼泽建设者：为清洁水、湿地和野生动物而战》中没有提到这个故事，（牛津大学出版社）

莎伦·利维花了十年时间在北加州的树林里做野外生物学家，然后开始全职从事科学写作。除了《沼泽建设者》外，她还是《曾经和未来的巨人：冰河时代的灭绝告诉我们地球上最大动物的命运》一书的作者。她为《自然》、《新科学家》、《生物科学》和《Undark》等杂志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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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们一直在讨论所谓“自然料学”的社会方面，主要是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的社会方面，而只是偶而地稍微注意了一下所谓的“社会科学”，现在我们就直接研究这后一类科学的有关方面。对于那些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本质区别的人来说，研究自然科学后转而研究社会科学是很“自然的”，然而非常明显，我们对此持完全不同的观点。我们基于下列假设：社会科学不仅可能，甚至从本质上讲，是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我们一直所研究的有关科学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关系的经验事实，与其它种类的经验现象一样，能经受科学的研究，无论科学所应用的对象是哪一类经验材料，科学是一个统一体，因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原则上是同一的。

以上所述对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下列方面同样有效：它们的理性方法、支持价值（supporting values）、社会组织方式、后果及其社会控制。但是，虽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原则上是同一的，但它们在现代社会却明显地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社会承认境况。这种不是基本性质上的不同、而是发展状况的差异性，正好说明我们必须区别对待社会科学。由于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对社会科学同样成立，因而在这一章我们要简略地谈谈社会科学的社会方面（social aspects of social science），并集中关心目前社会科学的不发达状态所带来的一些特殊问题。

针对自然科学，我们曾明确指出它应该包括哪些活动，哪些已经包括了，对于社会科学就不必作这种清楚的划分了。科学作为整体，边界是模糊的，它溶合于普通、日常的实践活动之中。分支科学彼此之间以意料不到然而富有成果的方式相互重叠、渗透。这一切在社会科学中同样存在，因而我们就用社会科学这个词来粗略地代表一组学术学科——及其实际应用，它们是经济学、政治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大量被称为“历史”的东西实际上与上述五门学科沿着同一方向发展，因而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所有这些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都研究人类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研究存在于以相互归属的意义（mutu－ally attributed meanings）为基础而不是仅仅作为自然物的人类之间的那些关系。我们并不企求使这一极其简短的定义成为一个完全的、令人满意的定义，而只是想为划分与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有关的经验事实的类，提供一个必要的一级近似的定义。

在第一章讨论科学的本质时提到，与系统化的自然科学相比，“常识”具有不确定性，我们还指出了自然科学影响和改变“常识”认为是正确的内容的方式。或许正是由于“常识”涉及的是社会现象，才使它显示明显的不确定性，表现为各种类型的不一致和情感表达，而不是关于社会事实的精确且真实的陈述。如果谁想弄明白“常识”有多真，那他所要考虑的就是许多被公认为“人类本性”的东西。这种不确定性正反映了社会科学的缺陷，而社会科学至今的确还不能近乎自然科学那样去影响“常识”。尽管如此，影响还是存在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并非微不足道，比如，比较老练成熟的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近年来已渗入我们全社会的人的思维方式和言语方式之中。也许随着社会科学的成长壮大，随着社会科学对“常识”公认的影响的增强，有一种至少还未形成的观点将会进入“常识”之中，即像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也比“常识”优越。无论社会科学在实际社会行为中的真正应用是多么少，仍然必须反对“常识”的信念，认为在社会事务中，每个人都是本行的最好的专家。实际上，许多关于社会行为的“常识”是过时的社会理论，如现今社会大量充斥着过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整套关于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理论，这一理论已证明是不充分的。由于要抵消许多“常识”的信念和观念所形成的惰性，社会科学的观念进展步履艰难。

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是大力支持社会科学的繁荣的。“自由”社会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组织，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自主总体上一致这一结论（见第三章），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置于“批判理性”之上的价值和职业系统的结构——这里只择其我们曾讨论过的二种社会条件——都有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比如职业系统，它不仅使一群专业社会科学家可以致力于社会研究，而且反过来需要大量的社会技术以使研究工作能有效地进行，这是社会科学进展的重要刺激力量。我们曾经指出，“工业理性化”运动有赖于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也有赖于机器技术的改善。我们的确很难想像，如果没有一个把社会价值置于“批判理性”之上的社会，社会科学也能达到甚至是现今相对低水平的发展阶段，在讨论科学的社会后果时我们看到，在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理性化过程”的程度上，美国社会是绝无仅有的，这一过程包括并建立在对所有社会组织结构、所有社会价值的批判性审查基础之上；这是一项其它任何社会都没有像我们那样经历过的社会工程。正是由于能自由地理性地去研究社会的最基本的东西，才形成了社会科学，也由于有了这种自由，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才有了保障。

控制着社会科学家的行为的文化价值，与我们在第四章所说的对自然科学家很重要的文化价值一样；与较大的“自由”教会的价值有同样的重叠，也与比如我们称之为科学财产的“公有性”价值有同样的分歧。社会科学家在实践中恐怕不太能认识到自然科学家的某些价值，比方说情感中性价值；即使认识到，这种价值在他们之间也不会很强烈，因为社会科学的理论与研究技术不够强大，以致于不可能像比较发达的自然科学那样构筑起防卫外界侵扰之墙。自然科学那高度发达的概念框架的一个较重要的功能是，使科学研究以一定结构方式进行，按照这种结构方式，能消除错误和纠正对科学规范的偏离。

在对社会科学家的作用的公众评价上，情况有点比自然科学家的情形更加模棱两可。从诺斯和哈特关于公众对职业声望的评价的研究中，我们已经看到，社会科学家所列等级是高的，他们同自然科学家一起处于职业声望等级的较高的群体。但是，这种明显的同自然科学家的平等关系，这种在民意测验中表现的普遍尊重，似乎并不存在于美国公众的所有部分。在诺斯和哈特的民意测验中，社会科学家的职业声望等级之所以高，也许是因为社会科学家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相对模糊的群体，以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使社会科学家职业地位类似于一般的“教授”或“科学家”的令人钦羡的地位。在美国社会中，某些有影响的群体所表达的对社会科学的评价，实际上涵盖了广泛范围的赞成与反对。因为这些群体可以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施加影响，所以略微更仔细地考察一下某些这样的群体，对于我们将是有益的。

我们发现，一个总是与科学有相互作用的社会因素，这就是社会价值。像在自然科学中的情形一样，在社会科学中，这二部分（社会科学与社会价值）也通常被当作似乎处于基本的对立位置来看待，或者说，一方是与价值相分离的社会科学，另一方是社会价值。但是，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见，在科学与社会价值的相互作用中不会发生那么多的冲突，以及不同价值系统之间的可能的冲突。亚历山大·莱顿教授，精神病学家兼人类学家，曾负责主持了二次大战期间一项对日本的道德进行的社会研究，他说，“社会科学不会‘威胁基本的人类价值’；社会科学仅仅是通过推翻构成某些社会价值与社会教条的基础的假设后威胁这些价值与教条的许多社会力量中的一种。许多价值得到了加强”。

在美国，社会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着我们给予所有科学与理性之活动的普遍的道德上的支持，这是加强社会科学与其它社会利益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源泉。但是这种普遍的道德支持，并没有像给予自然科学那样，给予社会科学以巨大的推动力，因而社会科学仍广遭攻击。一旦社会科学依据理性去研究其他社会价值，并且因而似乎在削弱社会价值的基础，那么由于这些价值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神圣的”，因而不会容忍那“渎神的”理性审查，那么社会科学就面临受限制的危险，甚至冒不问青红皂白被拒斥之险。具体地说，国会议员不愿意让“短发女人和长发男人”去窥视那“神圣的”私人家庭生活，因而投票反对国家科学基金会把社会科学包括在内。

对社会科学的反对、对其傲慢的担忧，并不限于政治家和那些在街上的大众。有好大一批艺术与人文科学方面的学者感到，社会科学尤其败坏了他们所持有的价值，他们觉得，社会科学使人类生活的情感的、道德的、艺术的和美学的方面的现实性与重要性减少到最低限度甚至根本否认之；他们觉得，社会科学想用那对价值实施活体解剖的致命的分析（analysis）去代替对道德价值和美学价值的欣赏（apprexiation）。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人由于恐惧在他们看来的社会科学对他的所持价值的毁灭性打击，而被逼到了对理性原则本身的反攻击方面去，并且进一步否认任何对社会生活进行理性把握的可能性。这最后一道防线，无论多么极端，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社会科学的某些方面是以其忽视甚至否认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为特征的。社会科学由于其十九世纪的大量社会理论而有其深刻的实证倾向根源，即使现在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对人类行为的误解的、有相当局限性的理解所造成的影响。现在仍有一些实证社会科学家，他们忽视甚至否认整个道德-美学-情感领域，并且试图完全从人类对于世界的理性侧面去理解人类行为。并非所有人类生活中的非理性的东西都是无知、谬误、不合理的；并非所有非经验的东西都是“不现实的”。

很清楚，按照这种理解，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就没有必然的冲突。与所有科学一样，社会科学主要关心分析、预见、和控制行为与价值；人文科学则主要关心综合与欣赏。在人类调整其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时，二者都发挥各自必需的作用，作为生活手段，任一方都不能完全替代另一方。因此，社会科学家与人文科学的学者，都应抛弃存在于二者之间的反唇相讥和冲突，携手合作，确定各自然而又彼此互补的利益与活动范围。双方各自部分地按自己的合乎逻辑的方式发展；同时也能彼此获益——社会科学可以提出对于人类行为的系统的、实在的新理解；而人文科学则可以提供有时能预见社会科学的未来进程的真知灼见。

至于社会科学家对此采取防御策略（这方面比其他学者明显），如果他们还不明白社会科学必然经历来自其它社会活动与社会价值的阻碍甚至攻击，那么这些就是糟糕的社会科学家。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也发生于自然科学中。对社会科学的阻碍作用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至今很少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而且这一问题通常直接地产生了消极有害的后果，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这是社会科学目前智力相对滞钝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社会科学家的活动得不到支持，那是因为他们过多地怀疑各种社会价值。另外，如果社会科学家注意不到社会科学是多么地与我们最深刻的社会价值相一致这一点，那么这些也是差劲的社会科学家。认为社会科学没有价值，它建立在基本的道德相对主义基础之上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社会科学只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训诫道德相对主义，也就是说只是为了确立“批判理性”的道德价值而这样做。因此，社会科学不能是相对主义；社会科学是绝对的，或者说，当它采取道德价值的立场时，它是与所获得的价值一样是绝对的。甚至在某些社会科学家中间肯定存在一个错误的观念，即认为他们与价值无关，每一个人类社会图案与每一种人类社会活动，无论是其他社会的还是美国的，都一样完满。但是这一错误观念只存在于那些不承认科学（社会的与自然的）与社会的基本价值之间有根本性的内部联系的社会科学家之中。尽管社会科学创造了所有这些令人不安的东西，并且可能继续引起一些新的不安——虽然这些由社会科学本身造成的现实的和潜在的不利因素可能事实上比社会的无知与无能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少——我们仍然必须支持社会科学的发展，这是我们的基本价值态度，也是实现社会科学的发展的根本条件。

我们已提过多次，科学使预测与控制成为可能。如果我们有更多的社会科学，那么就有更大的社会控制的可能性。我们能有多大的社会控制？我们希望多大？我们的价值能允许多大？支持社会科学的人与反对社会科学的人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回答这些问题。无论对此持什么观点，这一科学使之可能的控制问题涉及二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对社会现象的部分理解与部分控制是否有价值，任何对社会整体的非完全控制对我们是否有利；其次，很多担心有此部分控制的人将实际上把我们引向完全控制，因而社会科学将把我们从金光大道引向蜂窝状社会（beehi-ve society）的毁灭。这两方面问题相互联系，不过下面我们将分别考虑。

有些人认为社会科学价值不大，因为它绝不可能对社会行为实施完全控制。这一观点基于下列假设，即社会行为中未被控制的部分必然会使我们确实对之有所理解与控制的领域陷入混乱。然后这一假设对于自然科学，对于所研究与控制的物理与生物现象均不成立。所有科学都寻求发现存在于经验世界的整体之各个特定部分之间的确定的关系，自然科学至今并且永远不会使我们对生活于其中的物理与生物世界实施完全的控制，但是自然科学的巨大作用却丝毫没有减少。设想知识必须完全有效，是对理性知识之本质的一种误解，人类知识，无论只由理性“常识”构成，还是只由理性科学构成，肯定只是影响社会行为的几种力量中的一种，正是基于这一原因，社会科学本质上是有局限性的。

基于同样的理解，我们也就不必担心社会科学可能实现完全的社会控制。现代极权主义社会的讽刺家，如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过分轻信了理性知识的力量，因而认为极权社会已被完全控制，或至少以前从未这样被控制过。人类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动态过程：在我们的价值、知识、社会组织以及作为社会基础的物理与生物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由于人类社会的本质，由于不断变动的社会价值（这些价值与人类的理性知识相互作用并且部分地决定这些知识的利用），人类蜂窝状结构（a human beehive）是不可能的。当然令人不幸的是，的确有一些部分控制的类型是我们所憎恨的，它超出我们的喜欢程度，而使我们形成非常接近于蜂窝状结构的社会，如纳粹德国与***苏联的令人可恶的“极权主义”社会。但是部分控制正好能使与我们的价值相一致的社会状况成为可能，社会科学使更“自由”与更可恨的“控制”同样成为可能。知识具有施行善或恶的力量，但我们不能由于它能行恶而抛弃这种力量。现在，我们正陷于与自然科学造成的后果一样的两难境地，对于社会科学带给我们的部分控制，我们也选择了我们应该选择的对付方法。我们可以消除对社会科学专家提出的蜂窝状社会的惧怕心理，之后，就可以集中精力推进社会科学的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科学就能帮助我们形成一个与我们的价值观念相一致的略微紧凑一些的社会。自然科学给我们带来了物质上的相对富有；我们也可以利用社会科学，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相对自由。

怀特海曾经指出，直到十七世纪，自然秩序（order of Na－ture）的观念才在西方人中间广泛流行，并迎来自然科学发展的多产时期。我们要问：二十世纪是否可能标志着类似观念——人类秩序（Order of Human Nature）——的出现？如果是，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人类生活的重要进展时期。如果这一观念在社会中广泛传播，部分通过逐渐地显示社会科学在预见与控制人类事务方面是比“常识”更强的手段，那么，这对于社会科学以后的发展将产生巨大而有益的影响。在将来，我们完全可能看到这样一个相应的社会转变过程，在那个时候，社会科学由于其成就为自己赢得支持，并反过来由于这些成就而加强了对人类秩序观念的信仰。我们也可能逐渐地认识到，人类世界并不比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更武断、更变幻莫测、更偶然、更不确定、更随机、或更莫名其妙。只有社会科学与它的姐妹自然科学都走向成年，科学才能真正达到完全成熟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