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历史

中华玉器文明中国是世界上主要产玉国，不仅开采历史悠久，而且分布地域极广，蕴量丰富。

据《山海经》记载，中国产玉的地点有两百余处。

经过数千年的开采利用，有的玉矿已枯竭，但一些著名玉矿至今仍在大量开采，为中国玉雕艺术的向前发展，提供源源不尽的原料。

例如《山海经》记述的东北地区医巫闾山产质仡峋，千百年后，这个地名依旧未变，现在辽宁营口，出产滑石。

中国最著名的产玉地是新疆和田。

和田玉蕴量最富，色泽最艳，品质最优，价格最昂，是中国古代玉器原料的重要来源，历代皇室都爱用和田玉碾器，古代的丝绸之路最早就是玉石之路，后又向西延伸而成的。

除和田玉外，甘肃的酒泉玉，陕西的蓝田玉，河南南阳的独山玉和密县玉，辽宁的岫岩玉等，也是中国玉器的常用原料。

中国人眼里的玉是与众不同的，它已经超越了单纯分类学的范畴而成为中华民族族群的精神寄托。

早在近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人的先祖就发现并开始使用玉石了。

一般认为上古时的人们在制作、使用石制工具时发现了玉这种矿物。

它比一般石头更为坚硬，于是人们就用它来加工其他的石制品。

它又有与众不同的色泽和光彩，晶莹通透，惹人喜爱，于是人们慢慢就用它来做装饰品，所以说最初是以“美石为玉”。

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一部分“美石”的具有特殊的性质，就把它们从“石”中独立出来，称为“玉”。

玉的雕琢也有独特的性质，在金属精工发明之前，玉是用间接的磨制方法来雕琢的，即使用器物带动解玉砂来磨玉。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玉的数量不是很多而且加工困难，因此就只有族群里少数头面人物如族长、祭师只有才有资格佩带并使用这种耗费人工的物品，这又使它渐渐演变成礼器、祭器或图腾。

正是在这种长期缓慢的进化过程中，玉由原来仅仅是一种特别性质的石头转化为代表权力、地位、财富、神权的象征。

良渚文化玉器种类较多，典型器有玉琮、玉璧、玉钺、三叉形玉器及成串玉项饰等。

良渚玉器以体大自居，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尤以浅浮雕的装饰手法见长，特别是线刻技艺达到了后世也几乎望尘莫及的地步。

最能反映良渚琢玉水平的是型式多样，数量众多，又使人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

与良渚玉器相比，红山文化少见呆板的方形玉器，而以动物形玉器和圆形玉器为特色。

典型器有玉龙、玉兽形饰、玉箍形器等。

红山文化琢玉技艺最大的特点是，玉匠能巧妙地运用玉材，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寥寥数刀，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

“神似”是红山古玉最大的特色。

红山古玉，不以大取胜，而以精巧见长。

从良渚、红山古玉多出自大中型墓葬分析，新石器时代玉器除祭天祀地，陪葬殓尸等几种用途外，还有辟邪，象征着权力、财富、贵贱等。

中国玉器一开始，就带有神秘的色彩。

玉器

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

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传说逐步变为现实，夏代文化正在不断揭示出来。

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窥其一斑。

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应是夏代玉器。

商代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第一个有书写文字的奴隶制国家。

商代文明不仅以庄重的青铜器闻名，也以众多的玉器著称商代早期玉器发现不多，琢制也一般较粗糙。

商代晚期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共出玉器755件，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

商代玉匠使用和田玉数量较多。

商代出现了仿青铜彝（yi夷）器的碧玉簋（gui鬼）、青玉簋等实用器皿。

动物、人物玉器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玉龙、玉凤、玉鹦鹉，神态各异，形神毕肖。

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态多样；是主人，还是奴仆、俘虏，难以辨明。

商代已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俏色玉器－－玉鳖。

最令人叹服和最为成功的是，商代已开始有了大量的圆雕作品，此外玉匠还运用双线并列的阴刻线条（俗称双勾线），有意识地将一条阳纹呈现在两条阴线中间，使阴阳线同时发挥刚劲有力的作用，而把整个图案变化得曲尽其妙。

既消除了完全使用阴线的单调感，又增强了图案花纹线条的立体感。

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时，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

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玉器没有商代玉器活泼多样，而显得有点呆板，过于规矩。

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也不无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玉雕艺术光辉灿烂，它可与当时地中海流域的希腊、罗马石雕艺术相媲美

东周王室和各路诸侯，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把玉当作自己（君子）的化身。

他们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使每一位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饰，尤其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复杂化。

所以当时佩玉特别发达。

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大量龙、凤、虎形玉佩，造型呈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

饰纹出现了隐起的谷纹，附以镂空技法，地子上施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勾阴线叶纹，显得饱和而又和谐。

人首蛇身玉饰、鹦鹉首拱形玉饰，反映了春秋诸侯国琢玉水平和佩玉情形。

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节玉片组成一完整玉佩，是战国玉佩中工艺难度最大的。

玉带钩和玉剑饰（玉具剑），是这时新出现的玉器。

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故宫珍藏的勾连纹玉灯，是标准的和田玉，此时儒生们把礼学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

为适应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和田玉物理化学性能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

“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

”（郭宝钧《古玉新诠》）是当时礼学与玉器研究的高度理论概括。

这是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人七千年爱玉风尚的精神支柱。

中国有着7000年的用玉历史，2500年的玉器研究历史，这使中国赢得了“玉器之国”的美誉。

中国古代玉器历史之早，延续时间之长，分布之广，器形之众，作工之精，影响之深，为其他任何国家所不能及。

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全民尊玉，爱玉的民族心理，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特殊权力观点都植根于此，而玉文化本身则作为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有着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

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更是说到：“对玉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启迪着雕刻家、诗人、画家的无限灵感。”

中国文化学上的玉，内涵较宽。

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

所谓五德，即指玉的五个特性。

凡具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的美石，都被认为是玉。

按此标准，古人心目中的玉，不仅包括真玉（角闪石）还包括蛇纹石、绿松石、孔雀石、玛瑙、水晶、琥珀、红绿宝石等彩石玉。

因此，在鉴赏古玉时，我们不能只用现代科学知识来甄别优劣，还必须要有历史眼光。

中国有句至理名言，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道出了琢玉的真谛。

事实上，巧夺天工的玉器，不是雕刻出来的，而是利用硬度高于玉的金刚砂、石英、柘榴石等“解玉砂”，辅以水来研磨玉石，琢制成所设计的成品。

所以，用行话来说，制玉不叫雕玉，而称治玉，或是琢玉、碾玉、碾琢玉。

琢玉的技巧是高超的，而治玉工具却是简陋的。

直到近代，中国人一直使用传统工具，如线锯、钢和熟铁制成的圆盘、圆轮、钻床、半圆盘和架以木制的车床来制作玉器。

在铁器发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大部分工具甚至只是以木竹器、骨器和砂岩配制而成。

如此原始的工具，能琢磨出如此精彩的玉器，真是人间奇迹。

我们现今看到史前早期的古玉大多是玉工具如玉刀、玉斧、玉针。

然后就出现玉礼器（祭器）如良渚文化的玉琮、三叉型器，也有部分象形的玉器如红山文化的玉龙、玉猪等，应是作为族群的图腾而制作的。

此一时期的玉器并不完全是由现代意义所指的玉石所制作的，它可以是玉，也可以仅仅是漂亮一点的石头，如与变质大理石矿共生的透闪石原矿。

及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在中国主流文化区域内已再难见到玉工具了，代之而来出现的是大量的玉冥器、玉配饰如商代妇好幕出土的玉龙、玉风、玉鹤。

此时已广泛采用软玉来制作器物了。

由老三代经秦汉至隋唐，玉器一直是皇公贵族的专有装饰用品。

两宋时经济发达，商业繁荣，由于手工业技术进步，玉器加工变得更方便快捷，玩玉赏玉之风大盛。

此时出现大量制作精巧、加工细腻、构思奇妙的玉摆饰、玉佩件。

明清时玉器制作及玩赏达到顶峰，品种也更为丰富多彩，小到玉头簪，玉纽扣，大到整片的玉屏风、玉山、玉船。

王公贵族家还常用玉石来制作日用具如玉碗、玉杯、玉壶等等。

一般来说玉质以白玉（特别是新疆产的羊脂白玉）为上，黄玉次之，青玉再次，杂玉（如南方玉，河南玉）为下。

清初时翡翠传入中原，其动人心魄的碧绿马上赢得了国人的倾心。

用翡翠制成的玉饰件大行其道，成为时人竞相追逐的时尚。

但在传统的中国人眼里，翡翠制成的玉饰却远远比不上古玉。

直到今天，如果我们拿起一件翡翠，我们只会去评价它的颜色，它的质地，它的制作。

可当我们看见一件古玉，欣赏它的造型，它的沁色、它的质料的时候，心中油然而升的却会是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究其原由，就是因为古玉里孕含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沉淀以及炎黄子孙的民族精神。

玉器，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艺术品，他们造型十分精美，让人不禁感慨工匠们的技术水平，但是，对于玉器的加工方法，人们就产生了疑问，古代并没有什么切割设备，他们是如何切割玉器，制作出如此精美的艺术品的呢？

古人切玉，最早是从新石器时期开始，而且有两种切割方式，一种是线切割，另外一种是砣切割。

顾名思义，线切割就是用线来切割，方法就是双手握住绳子的两端，然后用力来回的拉，用绳子来磨损玉石，最后达到切割的目的。

当然，一般的线是没法切割玉石的，其中必须要加一些东西，比如解玉砂，这是玉器切割中十分重要的一种工具，其硬度达莫氏硬度7以上，在用牛皮绳或者麻绳的带动下，解玉砂不断的磨耗玉料，最后达到对玉料进行切割分解的效果。

砣切割最早的时候，大概出现出现在了西周时期。那个时候的砣切割，其实，是非常类似于现代的电动切割机，用一个片状物体将玉料切割开来，这个片状物体就叫做“砣”，而古代没有电，因此故古人就用人力让砣旋转。

跟线切法一样，砣切割也是需要添加解玉砂的，这个东西比玉石的硬度高，在他的作用下，才会起到磨损玉石的作用，而线切法跟砣切割法，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动力罢了，这两者的效率会有所不同，后者的效率会更高一些！

唐代的玉料大多以和田玉为主。饰品、器皿、摆件盛行，宫廷官坊里主要出产装饰玉，主要有玉带、玉板、玉首饰。

唐代的玉器主要通过线条来展示纹饰，注重表达艺术主题。在雕刻纹饰上主要为花卉纹，细节把握精细，花瓣、花蕾、叶子、花颈一应俱全，栩栩如生。人物雕件上在传统人物造型上，首次出现了西域人形象，这种纹路叫意云纹，常见的有人体雕刻、动物等。

就雕刻工艺而言，唐代玉器所有线纹均用铊雕琢而出，刀锋落脚较深，中粗尾细，纹路走向十分明显。常见的人物、花卉图像上，都有外粗框内凹的现象，工艺极其精美。

古代的人们都用砣机雕刻玉石一

　　玉工艺开始孕育于石工艺之中，随着玉、石分化的过程而逐步分离，玉、石工艺分离的时间晚于玉、石分化。如果说玉、石分化是从旧石器时代人们选择石器原料时开始，那么制玉工艺与石器工艺的分化应从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开始。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工艺有直接打击法、砸击法、间接打击法三种方法，与制玉工艺联系较少，暂可不必考虑，然而直接研究磨制石器工艺对探讨玉石工艺分化是大有裨益的。“磨制工艺：是把石器表面磨光磨出刃锋，并把石材磨制成型，这在石器制作上是一项进步。”[1] (页474)磨制石器的工艺过程是：1 切割。先将石材打制或切割成一定形状的粗坯，在扁平的石材上加沙蘸水，用木片压擦，从两面切成沟状，然后截断，往往留截断痕不加磨刮。2 研磨。放在大的砥石上加以蘸水砂研磨，至制成光滑规整的石器。3 钻孔。用石钻、骨椎、木杆或竹管加砂蘸水，在石器的上部磨透打钻，或上述两种方法兼用。由于受技术制约，多从两面钻起，在器的中部磨穿成钻透。两面孔均呈截顶圆锥形孔，因砂粗细掌握不好，孔坡面会留下旋痕，两面孔对接不正，往往出现台痕。珠管形器也是从两面钻于中部对接打通。

　　总之，磨制石器工艺是用切割、打磨、钻孔三种工艺完成的，这三种工艺完全为早期制玉工艺承袭下来。在这一阶段玉石分化也已完成，玉器与石器工艺也已分化，自成系列，但制玉工艺与制石工艺并未完全脱离，很可能石玉匠还是在同一作坊内，玉匠仍借用磨制石器工艺来制理玉器。

　　磨制玉器与磨制石器两者工艺已如上述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两者的区别，这就是抛光工艺的应用。磨制玉器时大多均利用不同程度的抛光工艺，其表面比石器细腻整洁，光泽柔润晶莹，但尚未见其工具。北方的兴隆洼文化、查海文化，南方河姆渡、马家滨、崧泽文化玉器正处于这个阶段，此阶段的制玉工具均为用于锯切、磨砻、钻孔等手工工具。那么到何时制玉工艺才能从制石器工艺中彻底分化出来呢？标志不在于应用抛光术，而在于砣机的发明和应用。这是一种新式工具的诞生，而不是某种工艺方法的改进，它给制玉工艺带来了一场革命[2] (页6-8)。

　　二

　　砣机既是制玉工艺的关键设备，也是推动玉器工艺从石器工艺中彻底分离的真正动力及玉工艺走向独立手工业的标志。

　　砣机即磨玉机，清人称“水凳”，明人称“琢玉机”，工人称“砣子”、“铊子”，古代记载甚少。我们研究砣机的一种权宜办法是由今及古，逆流溯源，虽然不易到达源头，但可以瞻望到它的踪影，隐约听到它的瑟瑟琢磨声。

　　现代的砣机有两种：第一种是电动铁砣机，其砣子是用钻石粉制成，故称砂砣，转速10—5000转/分[3] (页33)；第二种是蛇皮钻，类似牙医的修牙机，其旋转速度更快，转速达3000—20000转/分[3] (页34)。现代磨玉机——砣机，不用蘸水砂，只用细流水即可，确实方便，但是转速太快各有利弊，利在速成，比原木砣效率提高若干倍，弊在有些活计不好做。

　　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高凳，可直接与清代砣机相联系。

　　(一)清代砣机的分析

　　关于清代砣机，现在我们能够见到比较完整的图像资料则是《玉作图说》，李澄渊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应英国医师卜君要求而作[4]。他“历观玉琢琢磨各式绘以成图(《玉作图》序)”。也就是经过现场调查作了写生，尽量如实地加以反映，所以此图是可信的。此图册名为《玉作图说》，共十二开，十三图，每图附文字说明，可以说是玉作的连环书，是继《陶治图》之后出现的又一部纪实的工艺图书，不仅描绘了玉匠劳动操作的场面，还将重要工具名称都一一注明。中间是书画，左右两侧有竖栏各三行，首行书编号和题名。书写“说”文楷体工整，描述通俗易懂。共分为捣沙、研浆、开玉、扎碢、冲碢、磨碢、掏堂、上花、打钻、透花、打眼、木碢、皮碢等十三个工序，一捣砂图说，二研浆图说合为一开，即一图二说，三至十三这十一工序各为一开，共十二开，每图书图说。

　　《玉作图说》的图文通俗易懂，不必解释，但尚须说明，我们通过李澄渊《玉作图说》不仅可以了解清末北京玉作的主要设备及其基本工艺，也可窥探清代玉工如何操纵水凳。这种碾机是经过历代玉匠无数次改进而达到了它的最佳境界，是第一流的古代碾玉设备，可称为一人操作足踏高腿桌式砣机，亦称“高凳”或“水凳”。

　　(二)明代至隋唐时期砣机的探讨

　　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载：“凡玉初剖时冶铁为圆盘，以盆水盛沙，足踏圆盘使转，添沙剖玉，逐忽划断。”[5] (页308)

　　其解说较简单，若参照附图不难了解宋应星《天工开物》所刊砣机与李澄渊所绘《玉作图》砣机大体上是一致的，也是一人操作足踏高腿桌式砣机。明人往往大而化之、不求甚解，图与说明均甚简括。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古砣机资料只有上述明、清两代的图文，以前的砣机尚无材料可寻。当然，这种类型的砣机不会是古代的原本形式，它只是近古的砣机，其上限在于隋唐，不能再早了。这是因为我国起居所用室内家具大致在隋唐改变了古人席地而坐或在榻上凭几跽坐的习惯，离开矮踏，高高地坐于墩上或椅上。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才可能出现桌式或高腿桌式水凳。所以笔者认为隋唐创造了最初的一人操作足踏高腿桌式砣机。唐代已有旋机可由碾证之。所谓碾本为轹物器，即压碎谷粒成粉的器具，有碾盘、碾砣两大部分，由牲畜拉动或人推，使其碾砣旋转粉碎谷粒。唐宋人以“碾”训“砣”只是借用碾子旋转以象征砣机琢玉，既形象生动又通俗易懂。碾玉也就是用砣机制玉之意。砣机的存在确实不容置疑了。而李澄渊所绘砣机和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载玉机都是经过千余年的使用改进后留下来的非常先进的磨玉机，也是隋唐桌式砣机的发展及其完善的形式。可以说隋唐明清与20世纪60年代系同一形式、同一功能的砣机。

　　(三)南北朝至秦汉时期的铁砣几式砣机

　　从南北朝溯至三代玉器的做工来看，毫无疑问已用砣机来雕琢玉器，这一点研究玉器的人之间没有任何分歧。当然，这时的砣机还不如隋唐的砣机那样高效先进，估计在机械原理上当与明清砣机一致，但其结构形式上可能有所不同，如，像汉人那样跽坐于地上使用砣机，其砣机应是跽坐几式而非足踏旋转的桌式。据悉，印度19世纪砣玉机是几式，一人拉弓带动砣具旋转磨玉，可作研究此期磨玉机的参考。我国此时几式砣机应为何种结构？用几人操作？须进一步探讨，但也不排除另有专司砣机转动的辅助工人，或许是由2人或3人共同操作的几式砣机，而不是一人脚踏手托玉砣磨的先进砣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已发明冶铁并逐步推广，用于工具和武器，促进了工农业的发展。盖于此时不久或迟至秦汉，砣机也自然而然地用上了铁制的砣子，提高了琢磨效率。

　　(四)夏商周三代的青铜砣几式砣机

　　关于汉代跽坐式多人共同操作的几式砣机的设想判断也是来自三代的出土资料，如在殷墟出土的人与兽等石雕和妇好墓出土的坐佣均为跽坐形式。商代人佣的两种坐式均为席地而坐，所以可证商代砣机应是跽坐式砣机，其前之夏代及其后的周代亦不能例外，均为跽坐式砣机。

　　跪、跽均为古坐式，坐在机前双足不能发动砣机旋转，只可一手拉动弓弦转动，另一手托玉琢磨。或有另一二人来回拉动使其轴旋转带动砣子转动，可能二三人操一机。所谓玉人就是坐在砣前托玉蘸调水沙磨玉的人。砣机高度约30—50厘米。砣机结构由几、支架、轴、砣、条带或弓子等组成，砣子用青铜制作，可自行铸打而成，比原始砣机效率要高。

　　(五)原始砣机的发明与改进

　　砣机何时问世？这是我国玉器工艺史上长期争论而很难统一的问题。比如国内主张砣机发明于原始社会的有赵汝珍，认为：“至唐虞之时用玉尤为繁多，治玉亦见精良，改用砣磨而不纯用手工矣。”[6] 砣磨即指玉工用砣机磨玉。

　　同时代的刘大同作《古玉辨》辨古玉之真赝，关于制玉特辟“刀工”及“昆吾刀之切玉”二节，其所指之“刀法”乃刻工，主张“玉器时代原无刀工，故指玉斧玉铲之类存于今者未见其有花纹者，可见上古未开化以来无刀工之可言也”[7]。刘大同认为：“余按古今雕刻一门可分为五大时期，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是以石制玉时期，可称最古。一变而为周之昆吾刀，再变而为汉之八刀，又一变而为六朝巧雕，至清之乾隆精刻为最后。今人不见昆吾刀，而以菊花铁所炼之钢刀刻玉。”他认为玉器上的图案文饰均可用刀刻：“昔人云，自晋魏以来不见昆吾刀，诚然哉。若就双钩碾玉法论之，汉时已取便捷，失其古趣，至今之用旋车制玉则愈趋愈下矣。倘若再用机器制作，则俗恶更不堪设想，可畏也哉！”[7]

　　所谓“双钩碾玉法”出自明人高濂《遵生八笺》，原文如下：“然汉人琢磨妙在双钩，碾法宛转流动，细如秋毫，更无疏密不匀，交接段续，俨若游丝白描，毫无滞迹。”[8] (页172)

　　高濂主张“双钩碾玉法”是汉法，而刘大同之意是古有双钩玉法，并非汉人的。他既主张从周人始用昆吾刀刻玉，汉用八刀，六朝巧雕，乾隆精刻，今用铜刀等工具刻玉，又接受高濂汉人双钩碾玉之说，主张刀刻与砣碾并存，这是不妥的。以刀刻玉的说法不过是一传说，实不存在，琢玉只能以“他山之石可以错玉”的说法，以水沙磨玉，这是唯一正确的说法。

　　西方有人认为砣具产生于迦勒底，后向东西两侧传播，如波西尔提出：“中国玉工所用器具皆完备足用，其如法亦甚早，若溯其源当亦来自西方，似为迦勒底(Chaledea，地名，古代巴比伦王国之州)及苏西拿人所发明，然后自其地东行中国，西及欧洲，南至印度者，唯其传播之时确在何期则代远年淹没可考矣。”[9] 现在我们可看到19世纪印度玉工使用砣具的线描画以及新疆和田玉工所用之旋车均与水凳不同。这是同出一源发展不同还是共源共流？值得研究加以论说。

　　夏商周三代砣机是一人或多人操作的青铜几式砣机，来自原始砣机，反过来说原始砣机改进型就是夏商周三代的早期砣机。

　　原始砣机发明于何地？是玉器研究界和考古界十分关心的事。过去的主要根据是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器型，这些玉器文饰复杂，表面抛光还留下了一些砣痕。王遵国先生据此研究认为：“张陵山的玉蝉背面留有清晰的弧形琢痕。寺墩玉璧M3：22上留下直径分别为11厘米、16厘米、26厘米的弧形琢痕，说明切割工具当为直径大小不一的轮锯，或称圆砣，古代又称砂碾。其资料估计是含石英粒的砂面圆盘。从玉璧圆边和玉琮边角的匀称整齐，误差只在1毫米左右看，除了玉工的熟练技术外，还有固定的琢玉装置，估计已经出现同本世纪上半叶还使用的水作凳一类的琢玉机。从当时盛行陶器轮制机术来判断，这是可能的。祝你好运，祝你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