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玉石雕刻的六种技法分别是什么？

古代的人们都用砣机雕刻玉石一

　　玉工艺开始孕育于石工艺之中，随着玉、石分化的过程而逐步分离，玉、石工艺分离的时间晚于玉、石分化。如果说玉、石分化是从旧石器时代人们选择石器原料时开始，那么制玉工艺与石器工艺的分化应从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开始。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工艺有直接打击法、砸击法、间接打击法三种方法，与制玉工艺联系较少，暂可不必考虑，然而直接研究磨制石器工艺对探讨玉石工艺分化是大有裨益的。“磨制工艺：是把石器表面磨光磨出刃锋，并把石材磨制成型，这在石器制作上是一项进步。”[1] (页474)磨制石器的工艺过程是：1 切割。先将石材打制或切割成一定形状的粗坯，在扁平的石材上加沙蘸水，用木片压擦，从两面切成沟状，然后截断，往往留截断痕不加磨刮。2 研磨。放在大的砥石上加以蘸水砂研磨，至制成光滑规整的石器。3 钻孔。用石钻、骨椎、木杆或竹管加砂蘸水，在石器的上部磨透打钻，或上述两种方法兼用。由于受技术制约，多从两面钻起，在器的中部磨穿成钻透。两面孔均呈截顶圆锥形孔，因砂粗细掌握不好，孔坡面会留下旋痕，两面孔对接不正，往往出现台痕。珠管形器也是从两面钻于中部对接打通。

　　总之，磨制石器工艺是用切割、打磨、钻孔三种工艺完成的，这三种工艺完全为早期制玉工艺承袭下来。在这一阶段玉石分化也已完成，玉器与石器工艺也已分化，自成系列，但制玉工艺与制石工艺并未完全脱离，很可能石玉匠还是在同一作坊内，玉匠仍借用磨制石器工艺来制理玉器。

　　磨制玉器与磨制石器两者工艺已如上述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两者的区别，这就是抛光工艺的应用。磨制玉器时大多均利用不同程度的抛光工艺，其表面比石器细腻整洁，光泽柔润晶莹，但尚未见其工具。北方的兴隆洼文化、查海文化，南方河姆渡、马家滨、崧泽文化玉器正处于这个阶段，此阶段的制玉工具均为用于锯切、磨砻、钻孔等手工工具。那么到何时制玉工艺才能从制石器工艺中彻底分化出来呢？标志不在于应用抛光术，而在于砣机的发明和应用。这是一种新式工具的诞生，而不是某种工艺方法的改进，它给制玉工艺带来了一场革命[2] (页6-8)。

　　二

　　砣机既是制玉工艺的关键设备，也是推动玉器工艺从石器工艺中彻底分离的真正动力及玉工艺走向独立手工业的标志。

　　砣机即磨玉机，清人称“水凳”，明人称“琢玉机”，工人称“砣子”、“铊子”，古代记载甚少。我们研究砣机的一种权宜办法是由今及古，逆流溯源，虽然不易到达源头，但可以瞻望到它的踪影，隐约听到它的瑟瑟琢磨声。

　　现代的砣机有两种：第一种是电动铁砣机，其砣子是用钻石粉制成，故称砂砣，转速10—5000转/分[3] (页33)；第二种是蛇皮钻，类似牙医的修牙机，其旋转速度更快，转速达3000—20000转/分[3] (页34)。现代磨玉机——砣机，不用蘸水砂，只用细流水即可，确实方便，但是转速太快各有利弊，利在速成，比原木砣效率提高若干倍，弊在有些活计不好做。

　　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高凳，可直接与清代砣机相联系。

　　(一)清代砣机的分析

　　关于清代砣机，现在我们能够见到比较完整的图像资料则是《玉作图说》，李澄渊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应英国医师卜君要求而作[4]。他“历观玉琢琢磨各式绘以成图(《玉作图》序)”。也就是经过现场调查作了写生，尽量如实地加以反映，所以此图是可信的。此图册名为《玉作图说》，共十二开，十三图，每图附文字说明，可以说是玉作的连环书，是继《陶治图》之后出现的又一部纪实的工艺图书，不仅描绘了玉匠劳动操作的场面，还将重要工具名称都一一注明。中间是书画，左右两侧有竖栏各三行，首行书编号和题名。书写“说”文楷体工整，描述通俗易懂。共分为捣沙、研浆、开玉、扎碢、冲碢、磨碢、掏堂、上花、打钻、透花、打眼、木碢、皮碢等十三个工序，一捣砂图说，二研浆图说合为一开，即一图二说，三至十三这十一工序各为一开，共十二开，每图书图说。

　　《玉作图说》的图文通俗易懂，不必解释，但尚须说明，我们通过李澄渊《玉作图说》不仅可以了解清末北京玉作的主要设备及其基本工艺，也可窥探清代玉工如何操纵水凳。这种碾机是经过历代玉匠无数次改进而达到了它的最佳境界，是第一流的古代碾玉设备，可称为一人操作足踏高腿桌式砣机，亦称“高凳”或“水凳”。

　　(二)明代至隋唐时期砣机的探讨

　　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载：“凡玉初剖时冶铁为圆盘，以盆水盛沙，足踏圆盘使转，添沙剖玉，逐忽划断。”[5] (页308)

　　其解说较简单，若参照附图不难了解宋应星《天工开物》所刊砣机与李澄渊所绘《玉作图》砣机大体上是一致的，也是一人操作足踏高腿桌式砣机。明人往往大而化之、不求甚解，图与说明均甚简括。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古砣机资料只有上述明、清两代的图文，以前的砣机尚无材料可寻。当然，这种类型的砣机不会是古代的原本形式，它只是近古的砣机，其上限在于隋唐，不能再早了。这是因为我国起居所用室内家具大致在隋唐改变了古人席地而坐或在榻上凭几跽坐的习惯，离开矮踏，高高地坐于墩上或椅上。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才可能出现桌式或高腿桌式水凳。所以笔者认为隋唐创造了最初的一人操作足踏高腿桌式砣机。唐代已有旋机可由碾证之。所谓碾本为轹物器，即压碎谷粒成粉的器具，有碾盘、碾砣两大部分，由牲畜拉动或人推，使其碾砣旋转粉碎谷粒。唐宋人以“碾”训“砣”只是借用碾子旋转以象征砣机琢玉，既形象生动又通俗易懂。碾玉也就是用砣机制玉之意。砣机的存在确实不容置疑了。而李澄渊所绘砣机和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载玉机都是经过千余年的使用改进后留下来的非常先进的磨玉机，也是隋唐桌式砣机的发展及其完善的形式。可以说隋唐明清与20世纪60年代系同一形式、同一功能的砣机。

　　(三)南北朝至秦汉时期的铁砣几式砣机

　　从南北朝溯至三代玉器的做工来看，毫无疑问已用砣机来雕琢玉器，这一点研究玉器的人之间没有任何分歧。当然，这时的砣机还不如隋唐的砣机那样高效先进，估计在机械原理上当与明清砣机一致，但其结构形式上可能有所不同，如，像汉人那样跽坐于地上使用砣机，其砣机应是跽坐几式而非足踏旋转的桌式。据悉，印度19世纪砣玉机是几式，一人拉弓带动砣具旋转磨玉，可作研究此期磨玉机的参考。我国此时几式砣机应为何种结构？用几人操作？须进一步探讨，但也不排除另有专司砣机转动的辅助工人，或许是由2人或3人共同操作的几式砣机，而不是一人脚踏手托玉砣磨的先进砣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已发明冶铁并逐步推广，用于工具和武器，促进了工农业的发展。盖于此时不久或迟至秦汉，砣机也自然而然地用上了铁制的砣子，提高了琢磨效率。

　　(四)夏商周三代的青铜砣几式砣机

　　关于汉代跽坐式多人共同操作的几式砣机的设想判断也是来自三代的出土资料，如在殷墟出土的人与兽等石雕和妇好墓出土的坐佣均为跽坐形式。商代人佣的两种坐式均为席地而坐，所以可证商代砣机应是跽坐式砣机，其前之夏代及其后的周代亦不能例外，均为跽坐式砣机。

　　跪、跽均为古坐式，坐在机前双足不能发动砣机旋转，只可一手拉动弓弦转动，另一手托玉琢磨。或有另一二人来回拉动使其轴旋转带动砣子转动，可能二三人操一机。所谓玉人就是坐在砣前托玉蘸调水沙磨玉的人。砣机高度约30—50厘米。砣机结构由几、支架、轴、砣、条带或弓子等组成，砣子用青铜制作，可自行铸打而成，比原始砣机效率要高。

　　(五)原始砣机的发明与改进

　　砣机何时问世？这是我国玉器工艺史上长期争论而很难统一的问题。比如国内主张砣机发明于原始社会的有赵汝珍，认为：“至唐虞之时用玉尤为繁多，治玉亦见精良，改用砣磨而不纯用手工矣。”[6] 砣磨即指玉工用砣机磨玉。

　　同时代的刘大同作《古玉辨》辨古玉之真赝，关于制玉特辟“刀工”及“昆吾刀之切玉”二节，其所指之“刀法”乃刻工，主张“玉器时代原无刀工，故指玉斧玉铲之类存于今者未见其有花纹者，可见上古未开化以来无刀工之可言也”[7]。刘大同认为：“余按古今雕刻一门可分为五大时期，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是以石制玉时期，可称最古。一变而为周之昆吾刀，再变而为汉之八刀，又一变而为六朝巧雕，至清之乾隆精刻为最后。今人不见昆吾刀，而以菊花铁所炼之钢刀刻玉。”他认为玉器上的图案文饰均可用刀刻：“昔人云，自晋魏以来不见昆吾刀，诚然哉。若就双钩碾玉法论之，汉时已取便捷，失其古趣，至今之用旋车制玉则愈趋愈下矣。倘若再用机器制作，则俗恶更不堪设想，可畏也哉！”[7]

　　所谓“双钩碾玉法”出自明人高濂《遵生八笺》，原文如下：“然汉人琢磨妙在双钩，碾法宛转流动，细如秋毫，更无疏密不匀，交接段续，俨若游丝白描，毫无滞迹。”[8] (页172)

　　高濂主张“双钩碾玉法”是汉法，而刘大同之意是古有双钩玉法，并非汉人的。他既主张从周人始用昆吾刀刻玉，汉用八刀，六朝巧雕，乾隆精刻，今用铜刀等工具刻玉，又接受高濂汉人双钩碾玉之说，主张刀刻与砣碾并存，这是不妥的。以刀刻玉的说法不过是一传说，实不存在，琢玉只能以“他山之石可以错玉”的说法，以水沙磨玉，这是唯一正确的说法。

　　西方有人认为砣具产生于迦勒底，后向东西两侧传播，如波西尔提出：“中国玉工所用器具皆完备足用，其如法亦甚早，若溯其源当亦来自西方，似为迦勒底(Chaledea，地名，古代巴比伦王国之州)及苏西拿人所发明，然后自其地东行中国，西及欧洲，南至印度者，唯其传播之时确在何期则代远年淹没可考矣。”[9] 现在我们可看到19世纪印度玉工使用砣具的线描画以及新疆和田玉工所用之旋车均与水凳不同。这是同出一源发展不同还是共源共流？值得研究加以论说。

　　夏商周三代砣机是一人或多人操作的青铜几式砣机，来自原始砣机，反过来说原始砣机改进型就是夏商周三代的早期砣机。

　　原始砣机发明于何地？是玉器研究界和考古界十分关心的事。过去的主要根据是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器型，这些玉器文饰复杂，表面抛光还留下了一些砣痕。王遵国先生据此研究认为：“张陵山的玉蝉背面留有清晰的弧形琢痕。寺墩玉璧M3：22上留下直径分别为11厘米、16厘米、26厘米的弧形琢痕，说明切割工具当为直径大小不一的轮锯，或称圆砣，古代又称砂碾。其资料估计是含石英粒的砂面圆盘。从玉璧圆边和玉琮边角的匀称整齐，误差只在1毫米左右看，除了玉工的熟练技术外，还有固定的琢玉装置，估计已经出现同本世纪上半叶还使用的水作凳一类的琢玉机。从当时盛行陶器轮制机术来判断，这是可能的。祝你好运，祝你幸福！

古代治玉工艺中的“游丝毛雕”就是这样一种充满神奇和神秘色彩的传统治玉技法。这种神乎其技的治玉工艺，不仅能大大提升了玉器的艺术感染力，而且细细观察品味之下，往往会令观者动容大呼不可思议。更为神奇的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尽管我们已经了解了古玉“游丝毛雕”的工艺特点，

但仍然无法解释古人仅依靠粗糙简陋的治玉工具，是怎样加工琢制如此细如发丝又密集有致而且一丝不乱的优美线条。以至于对这种古代治玉工艺的争议时至今日依然没有定论，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依靠现代精密电动工具，仅用古法人力手工琢制，“游丝毛雕”工艺完全无法复制，早已失传。

游丝毛雕工艺最早可以追朔至原始社会新石器时期，在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时期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中，就可以明确看到游丝毛雕的身影。但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原始社会石器时代的古人究竟是用什么工具来琢制如此细致入微的线条，这些比头发还要纤细的线条均匀有致、连贯流畅，

既使用今天的精密电动工具来雕刻也绝非易事，更何况是在金属工具还没有出现的石器时代。退一万步来说，即便找到了适合的工具，古人又是如何达到如此精准的程度，这些今天我们用肉眼几乎难以察觉的密集线条，竟然能够保证一丝不乱、连贯流畅，面对这些5000年前的艺术瑰宝，让今天的我们在瞠目结舌的同时，敬佩之情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经济繁荣的时代。

在学术与文艺方面上承先秦，不同地区的文化兼收并蓄，并开时代之新风，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汉代文明。所以说， 汉代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

从西汉到东汉，先秦诸子的学说思想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虽然出现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阶段，但事实上在汉代人的观念意识中决非仅儒一家而已，而是多种观念错综交织。儒家的人伦道德与道家之荒忽之谈并行不悖，经学纬学并治，阴阳之学盛行，并由阴阳家而发展为谶纬迷信。

因此，我们在汉代的艺术中看到的是现实世界与冥界、仙界交杂并陈，生人、死者共置一处，或许这正是所谓“通天地人为儒”(《法言·杨子》)思想的体现吧。

与此同时．汉代手工业技术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为玉器制作工艺的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所以 在汉代玉器的制作中，镂空技艺的应用更加普遍，透雕、圆雕及高浮雕的玉器作品明显比前代增多 。东汉时的琢刻技术更是精益求精！正如明代高濂《燕闲清赏笺》中所说：“ 汉人琢磨，妙在双钩，碾法宛转流动，细入秋毫，更无疏密不匀交接断续，俨若游丝白描，毫无滞迹。 "随着近现代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目前已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汉代玉器，这就为汉代文化的研究以及汉代玉器艺术的鉴赏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自先秦以来，礼仪用玉一直是玉器最重要的用途之一。据《周礼》记载，先秦时代的玉礼器主要有璧、琮、圭、璋、琥、璜等六种。但是到了西汉时期，玉礼器的种类发生了变化；在原来的六种玉礼器中，除了圭和璧两种仍然用于礼仪活动外，其余四种均不再用作为礼器了，有的甚至不再制作了。

当时玉璧的用途也分两种，一种是天子用于祭祀的玉璧，这类玉璧的装饰比较简单，以线刻纹为主，较多见的有蒲纹、谷纹和涡纹，也有的饰以龙凤纹等(图5-1)；另一类玉璧的功用已发生转变，主要用于佩挂，是成组玉佩中的一件，这类玉璧的制作很讲究装饰的华美且多用透雕手法，在玉璧的好(玉璧中间的孔洞谓“好”)中饰以透雕装饰以及将雕饰附加到璧缘外的现象比战国时更为普遍且丰富，从而使玉璧的形态变得异彩纷呈。这已经属于装饰用玉的范畴了。

装饰用玉器历来是玉器艺术中品类最为丰富，造型和纹饰最为多样的一类，汉代的装饰用玉也是如此。尤其是用作佩饰的玉器，汉代在继承先秦风习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西汉前期的佩玉多讲究组合，从考古出土的情况看，有的佩玉组合数量较多，这当属先秦风尚的延续。白西汉中期以后，成组的玉佩逐渐减少，组合的形式也趋简化。至东汉时，佩玉的品种也所剩无几了。

汉代佩玉的品种主要有各种透雕装饰的玉璧、玉璜、玉珠、玉人、玉环、玉管、玉觿等。特别是在艺术风格上，汉代玉佩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图5-2～5)。如1983年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龙凤透雕玉璧”(图5-6)，中间好内饰一透雕龙纹，以充满张力的“S”形结构创造出一昂首挺胸、稳健有力的龙的形象。不难看出，龙的四肢及尾部的经营位置与构成处理并非仅以所表现对象为法度，同时也是以适合圆形的外框为条件的，故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件布局合理、虚实得当、结体有力的艺术品。这样的作品在汉代艺术的许多门类中都能看到，如汉代的瓦当装饰、漆器装饰等。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为后世的装饰艺术树立了典范，把它看做是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经典风格也是不为过的，因为能够堪当经典之名的作品必须是无懈可击的，汉代艺术家确确实实地做到了。这件玉璧内饰以谷丁勾连云纹，排列规则有序，与充满动感的中央龙纹形成对比，主次分明：璧的两侧各饰一透雕凤纹，对称布局，回首屈体作攀附之状。龙凤内部均以阴线刻勒，简洁明了，并无任何多余的赘饰，整件作品凸现出汉代粗犷豪迈的时代风貌。像这样的玉璧已非传统意义上的礼仪用器了，而是作为组玉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出土时的排列关系看，与其相组合的玉佩饰件还有一件玉璧、玉璜、玉人和珠饰等32件不同材质的饰物，组成一长度约600厘米的组佩饰。(图5-7、8)。

该组玉佩中的一件“玉犀形璜”(图5-9)也是前代所未有的，其形夸张有力，背部向内弯曲，首尾处理成大致对称的视觉效果，前后肢作蹲曲蓄势之状，这种团肢前冲的姿态又能恰到好处地表现出犀牛威猛有力的特征,其艺术处理的手法及其达到的效果与前面介绍的透雕龙凤纹璧可谓异曲同工。可以看出，设计者在对形体作装饰性夸张处理时完全是在把握动物之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才会产生弧线饱满紧扣形体而不漂浮的有力效果。从形式构成的角度看，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给人以充满力度的视觉感受，关键在于饱满的外轮廓弧线与各种大小不同、长短不一的弧线的谐调配合。这种令后人赞叹不已的艺术表现力，对于当时的艺术家来说似乎已是驾轻就熟的本领了。

汉代佩玉中工艺最精者当数玉环。玉环是当时组玉佩中的重要部分，雕镂琢磨技术高超，艺术设计处理别具匠心是其他朝代难以比匹的。在广东省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中就出土多件工艺精湛、艺术风格独特的玉环，图5-10是该墓出土的“玉龙螭纹环”，玉工采用透雕的手法雕刻了两龙和两螭相互穿插缠绕为一环，彼此穿插交集，显得非常自如，浑然一体。同墓出土的另一件“龙纹玉环”(图5-11)将龙与卷云纹饰穿插组合为一环形，龙体作连续不断的绞索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已经出现了如意云头的卷云形式。整件玉器的直径虽然只有74厘米，却显现着宏大的气势和得心应手的形式处理技巧。

该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双龙联体佩”也是一件形式新颖、工艺精湛的佳作。该玉呈黄白色，外形呈椭圆形，双龙首部环人圈内作对视状；中问有一树状形饰，上有线刻兽面纹饰；龙身上满饰均匀排列的涡卷纹并用阴线相勾连，整件器物在规整中蕴含着一种非凡的气度，这是汉代艺术所共有的时代特征。(图5-12、13)

玉舞人题材的玉佩虽然早在战国时代就已出现，但是数量极少，而汉代舞蹈人物题材的玉佩却十分流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汉代的乐舞艺术十分发达，不仅官方设有专门的音乐管理机构，作为一种艺术活动的歌舞也相当流行．甚至皇帝的宠妃爱姬也常常是能歌善舞，这在文献上多有记载。如《西京杂记》上谓汉高祖的宠姬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人塞望归曲”；《汉书》上也记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妙丽善舞”，成帝的赵皇后“学歌舞，号日飞燕”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以歌舞作为艺术创作的主题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从出土的玉舞人实物看，造型特征与文献上的描述是相一致的，可见这些玉舞人作品是从现实中提炼而来的。汉代“玉舞人”大多为组佩玉中的一件，其形式多以平面透雕为主．并用阴线刻出五官和衣纹等，也有浮雕形式甚至做成圆雕的。

1986年出土于河南省永城县汉墓的一件“玉舞人”(图5-14)佩饰，该玉呈乳白色，双面透雕，并以阴线刻出五官表情和服饰结构。姿态婀娜优美的舞女身着开衿长袖衣裙，一袖高扬于头顶，另一袖下垂，手置于腰间，长裙曳地。作者通过对舞者颈和腰肢作微微扭动的处理，便将一体态轻盈而飘逸的女子生动地刻画了出来，这不正是文献上所描写的“翘袖折腰”、“轻如飞燕”之态的真实写照吗

1983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的一对“玉舞人”(图5-15)，其动态的设计与上面所介绍的玉舞人是一致的，一臂举起过头顶，长袖下垂；另一手下垂作叉腰之态，然而，我们看到这种叉腰的动作是意象性的，因为玉工将整个手臂设计为一反向翻卷状的装饰、，使舞者柔美的身姿增添了几分优雅之感。

综观汉代玉舞人的形象设计，舞者虽有站和蹲之别，但一袖扬起过头顶，一手置于腰间却是其普遍的特征。如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玉舞人”(图5-16)，身体作“S”形的扭动，扬起之袖和另一置于腹前之袖作随风飘动状，加强了舞者的运动感。同墓出土的另一件“玉舞人”则是圆雕形式的，双膝跪地，长袖飘舞，也是一手高举过头的姿态，表演者的神情非常专注。这种圆雕形式的玉舞人在汉代还是相当少见的。(图5-17)

重视丧葬的社会风气是汉代人观念意识的又一体现。玉器在丧葬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在丧葬中的玉器除了一部分为死者生前所用之物外．还有一部分是专门用于丧葬的。这与当时的长生思想有很大的关联。道家认为玉是“天地之精”，是“阳精之纯”，故而当时有吞食玉屑能致长寿之说。《周礼·典瑞》中也有“大丧共饭玉含玉”的说法。

汉代的葬玉主要有玉衣、玉九窍塞、玉琀、玉握和玉面饰等。玉衣是汉代皇帝和贵族的殓服，由金银丝等材料编缀玉片成人形并着于死者身上，即所谓“金缕玉衣”。九窍塞是用来堵塞尸体九窍的玉器．以此防止尸体的腐朽，晋时葛洪《抱朴子》载：“金玉九窍，则死人为不朽”。玉琀是放在死者口中的玉，基本上都做成蝉形，其制通常二寸左右，全身作五角形，造型一般比较简洁写实。如1974年出土于江苏盱眙的这件“玉蝉”(图5-18)由羊脂白玉琢成，玉质温润光亮。造型简朴却相当逼真。蝉作为一种装饰母题早在三代的青铜器上就已习见，汉代以此为琀当与其特有的生长规律有关，汉人以蝉的退脱复能成虫的生长特性．比喻“转生”和“再生”之义，因而蝉也就成了一种吉祥物了。玉握为死者手中所握的玉器，许多被雕刻成细长条状的猪形，玉面饰则为缀玉而成的遮面物，有的玉片也被制成一定的象形形状，但一般较少纹饰或无纹饰。

作为日常用器的玉制品的数量相对较少，这恐怕与玉材的特性有关。汉代的日用玉器主要有杯、盒、枕、印、带钩和玉砚滴等。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材料来看，日常用玉中也不乏构思奇巧的精彩之作。如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玉角形杯”(图5-19)，杯身作角状造型，底部束尾成索形回缠于器身下部，使本来可能显得单调的造型产生出其不意的变化，可谓是匠心独运的创意。器外饰一浅浮雕的夔龙，盘绕于杯身，并在外壁饰以线刻勾连涡纹，使全器集圆雕、浮雕和线刻于一体，层次分明，气度不凡。

同墓还出土了一件“高足玉杯”(图5-20)，并有铜制承盘和托架等配套器具。该玉杯为圆筒形，由杯身和杯足两部分组成；杯身上部近杯口处饰有两组云纹，中部饰勾连谷纹，下部饰五组花瓣纹：杯足部也饰有花瓣纹。与铜盘相连的杯托为一花瓣形玉片，并以三条金头银身之龙为支架与铜盘相衔接。这不仅是一件玉器工艺品，同时也体现了汉代设计师高明的设计才能和精妙的制作技艺，其中也蕴含着当时的设计观念和理想，对于我们今天的设计来说也是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多件形式不同的带钩也是当时重要的日用器物。带钩有纯玉制的和以玉为主附以其他金属而制成的两种，常见带钩多以龙为母题进行构思设计，有的非常简洁雅致，有的则镂雕得相当华丽繁缛，制作工艺精良。“金钩玉龙带钩”(图5-21)由透雕的玉龙与金质弯钩所组成，玉龙的形式呈“S”形，龙首回顾作张口惊恐之状，尾部向内翻卷；金钩套于龙的尾部，与龙相衔接部分设计为一虎头形，犹如猛虎噬龙一般，再加上惊恐回首之龙的神情恰好与虎形成呼应的关系，可谓是设计者的一种巧思。将龙与虎相合体构成一带钩，该玉呈青白色，有深褐色浸斑。整件带钩有八节组成，钩首部分为一龙形，钩尾为虎形，整件器物装饰比较繁缛华丽，是一件难得的玉带钩艺术品。

汉代玉器中纯粹用作欣赏的艺术品的数量并不多，但却体现了很高的艺术性和工艺制作水平。汉元帝陵附近出土的几件西汉玉雕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像玉鹰、玉熊、玉辟邪和玉仙人奔马等作品不仅都由珍贵的和田玉制成，而且造型优美而生动。雕琢精细。“玉仙人奔马”(图5-22)，一仙人骑在一匹奔腾的神马上，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中，往往以羽翅来表示人或动物的神性，在汉代艺术中尤为多见。这里的仙人和神马上都加有羽翼，作者还在奔马的蹄下置一象征天界的云板，其所要表达的意境随着这几个简单的象征物而展开，给欣赏者以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这也是汉代艺术的魅力所在。

同墓还出土了多件玉雕作品，设计制作得非常传神有趣，如“玉熊”(图5-23)，玉质温润，雕琢精细，丰满凝练的外形逼真地将行动缓慢、憨态可掬的熊的特性表现了出来。再如“玉辟邪”(图5-24)也是该墓出土的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玉呈青白色并伴有天然紫红色斑，造型极为生动，设计者将其设计成作匍匐爬行之状，张口露齿，仿佛正悄悄地向猎物靠近，其神情的刻画真可谓是惟妙惟肖。头上有一角，背上有羽翅，这两者都是象征非同寻常之灵物的符号，这在汉代仙道题材的作品中是很普遍的。

另外，汉代玉器中还有一类专用于辟邪的玉器。确切地说，目前发现的汉代专门的辟邪玉器就是“玉刚卯”。所谓刚卯，就是指正月卯日所制的一种护身符，作长方柱状，由玉、金或桃核等材料制成，四面刻有铭文，中有贯孔供穿系。

就艺术的整体而言，玉器只是汉代艺术大树上的一个小分枝而已，但它却能从一个角度折射出汉代艺术的基本风貌，传递着汉代人的思想观念，为后人开启了一扇通向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之门。

———南阳-古雅月整理

秦朝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开始从青铜时代步入铁器时代，玉器作为礼器、兵器逐渐减少，作为饰品渐多，这一时期出土的玉器并不多，与战国精细作工的玉器区别不大。

汉代玉器继承三代玉雕之精华，建构了中国玉文化的基本格局。汉代玉器可分为礼玉、葬玉、饰玉、陈设玉四大类，动物写实主义风格突出，玉器设计制作比前代更为精巧，结构上打破了对称的格局。汉代用于礼仪的玉器和先秦时期有所减少，只有璧和圭仍然作为礼器使用，玉圭则从西汉中期以后逐渐消失，璋和琮在汉代少有制造和使用，“六器”中的琥和璜多是作为装饰用的佩玉。汉代时人们认为玉石能使尸骨不朽，用于丧葬的玉器占有重要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从公元220年至公元589年， 369年间共有30余个王朝在这个阶段存在，社会动荡不安，战乱纷起，政权更替频繁。玉文化从汉代的辉煌期进入到了低潮期。中国玉器告别了“王玉时代”，逐渐以装饰玉、实用赏玩玉为主，走进了商品流通领域。

汉代以前的玉器为高古玉，以和田玉为主，多为帝王皇家达官贵人用玉。明代以前的玉器称为古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