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时期玉璜的纹饰发展与地域特色

战国 云纹玉璜 玉璜为玉礼器中「 ”六器”（琮、璧、圭、璜、琥、璋）之一。《说文解字》：「 ”璜，半璧也。从玉黄声”。《古玉新诠》做这样的描述「 ”朝时日出，晷景在西，夕时日落，晷景在东，自朝至夕，晷景移动轨迹，略为半圆形，其状颇似璜”。而《太平御览》卷十四玉部引《搜神记》称： 「 ”孔子修《春秋》，制《孝经》。既成，孔子斋戒，向北斗星而拜，告备于天。乃有赤气如虹，自上而下，化为玉璜” 从玉璜的用途来看，关于「 ”六器”的描述，在《周礼·大宗伯》中，有这样的记录： 「 ”以玉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战国镂雕玉璜 郑玄曾注解：「 ”半璧曰璜，象冬闭藏，地上无物，唯天半见”。同时在《释文》中描述：「 ”佩，上有衡，下有二璜，作牙形以其中，以前冲之，使关而相击也。璜为佩下之饰，有穿孔”。同样，《山海经·海外西经》：「 ”夏后启右手操环，佩玉璜”。从史料文献记载来看，玉璜的造型基本形态，为半璧形、半环形。璜的形状很像璧或环的一部分，为弧状玉片，宽度一致，这是一种原始的美学，粗犷却彰显了生命之美，包含了古人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期许。 根据史料对玉璜的文献记载看，如《诗经·郑风·女曰鸡鸣转》:「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毛传：「 ”杂佩，珩、璜、琚、禹、冲、牙之类”，可以看出玉璜作为佩饰器物出现。《礼记·明堂位》：「 ”大璜，天子之器”，玉璜更作为政治礼器出现。到了后来国家的出现，宗教礼仪发展成为行政典章，原始歌舞演变成文艺创作，以至最终成为正规的国家典章——《周礼》。由此看见，史前巫术礼仪正是国家行政典章的基础。而作为玉礼器「 ”六器”之一的玉璜赋予了宗教礼器的功能，更是不可替代的。 战国双龙首谷纹玉璜 一、汉代时期玉璜的纹饰发展 （1）早期玉璜纹饰 徐州是两汉王朝的发祥地，秦汉之际，项羽在这里建立都城。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其弟刘交被封楚王，都彭城。因此，徐州留下了大量的楚王宗室陵墓以及两汉文化古迹，徐州博物馆馆藏文物不仅代表了两汉时期的艺术水准，也代表了国内有关两汉文物典藏的最高水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丰富的汉代玉器。徐州出土的汉代玉器不但数量多，而且品质极佳，设计造型纹饰精美，在国内享受盛誉。尤其是「 ”六礼器”之一的玉璜，仅在西汉早期的狮子山楚王墓中就出土了九十七件，其中龙凤纹玉璜以其精美的程度，成为目前已出土的汉代玉璜的代表。 战国属于一个大变革历史时期，此时产生的玉璜造型有以下几种：通器镂雕形，边缘出戟型，凸弧一侧穿孔形，出廓形，多件玉饰组合形，合璧形。而这一时期的玉璜造型主要有龙形和虎形，纹饰上出现了一些蛇纹、凤纹、云纹、谷纹、蒲纹等，体现了战国时期玉璜纹饰类型丰富和多变的特点。在汉代早期，玉璜的纹饰对前朝是延续的，其外观形制、雕刻手法、纹饰图案，基本上都是从战国时期玉璜中演变而来的。 西汉早期谷纹璜 以最具代表性的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玉璜为例，这也是已发现的两汉墓葬中出土玉璜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一批玉璜。按照外观形制、雕刻手法、纹饰图案等，明显具有战国玉璜纹饰特点，西汉初期玉璜形制延续了一些战国玉璜形制，有出廓形、合璧形、通器镂雕形等，纹饰上也是以战国常见的谷纹、龙凤纹、云纹等为主。由此可见，西汉早期玉璜纹饰中，龙形玉璜、蒲纹玉璜、谷纹玉璜、素面玉璜、镂空浮雕玉璜均有出现，其外观外形、装饰纹饰基本上都是战国时期玉璜装饰风格的延续。 （2）中期玉璜纹饰 西汉中期，社会稳定，经济富足，科学技术又进一步促进了手工业和制作业的发展，也直接促进了雕琢玉器技术的提升。从汉代中期玉璜来看，汉代玉器乃至玉璜制作与使用又到了一个新的繁荣阶段。从出土玉璜的相关材料可以得知，这一时间的玉璜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流行，而且在这一阶段，逐渐形成了新风格。 以徐州铜山小龟山汉墓出土的玉璜为例，其中从双首合体龙形可以得知，是对西汉早期的双首合体龙形玉璜的延续，该玉璜体扁平弧形，两端龙首末端平齐，龙嘴微张，舌内卷，上、下吻宽度相同，杏仁眼，眼睑向左右两侧外出细阴线眼尾纹，耳后竖，耳下部雕刻一束细阴刻绞丝弦纹鬃毛，龙身雕琢精整疏朗的谷纹，外有凸弦纹边阑。 西汉中期双首合体龙形谷纹玉璜 从其他地区出土的汉代中期玉璜可以看出与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相比，种类和数量也明显减少，外观形制、雕刻手法、纹饰图案都趋向简化，相比较战国和西汉早期的玉璜装饰纹饰，显现出自己的风格，没有华丽精致的细节勾画，反而以简单外形刻廓和粗约简单的风格显现。中期玉璜装饰纹饰体现了汉代玉璜形成了简洁明快的时代风格。 （3）晚期玉璜纹饰 从出土的汉代晚期玉璜来看，如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中，了解到出土的玉器中有玉璜三件，共三种式样，第一件，青玉质谷纹玉璜。一端透雕兽头，另一端残，饰阴线纹；中部饰减地谷纹；第二件玉璜完好，青云质，润滑光洁。两端透雕兽首，中段阴刻流云纹，两侧纹饰略有变化；第三件玉璜，已残，青玉质。一端透雕兽首，另一端已残，以阴线饰细部，中段饰云雷纹，有对称二小孔。可以推论出这三件玉璜的纹饰分别为：谷纹和云纹。 西汉晚期双首合体龙形玉璜 从玉器质量，外观形制，装饰纹饰及数量上看，可以推出各个方面都在下降，与西汉早期精致精美的浮雕装饰都有着鲜明的对比，说明这一时期，乃至整个东汉时期，玉璜的传播与制作都进入了一个衰弱期。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来自两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影响，玉璜作为「 ”王侯”象征的重要礼器，「 ”君子无故，玉不离身”，由西汉初期和中期的鼎盛时期，到西汉晚期和东汉的衰落时期，可以反映整个汉代时期社会发生的阶段性变化，也反映出玉璜装饰纹饰由精致精美走向简化朴实，经过了一个社会思潮的转变。 二、汉代玉璜的地域特色 （1）徐州汉代玉璜的地域特征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勘采、修琢、制作玉器最早的国家，也是全世界范围内形成「 ”玉文化”并影响至今的国家，「 ”玉文化”与「 ”汉文化”潜移默化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和精神标识。如：奥运会奖牌，奖牌背面镶嵌着取自中国古代龙纹玉璧的造型，背面正中的金属图形上镌刻着北京奥运会会徽。 奥运会奖牌采用「 ”金镶玉”式样 「 ”金镶玉”是奖牌设计所采用的式样，喻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金玉良缘”，体现了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礼赞和对运动员的褒奖。奖牌具有浓郁中国特色，形象诠释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 ”玉”比「 ”德”的价值观，是中华文明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奥运会形象景观工程中的「 ”中西合璧”。可见，中国「 ”玉文化”影响远远超过了国界，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深远影响和广泛共识。 在中华玉器发展史上，两汉时期是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徐州作为汉代文化发起和形成的策源地，在两汉整个历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历史角色，对两汉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推动起着历史性的重要作用。从徐州汉代墓葬中出土的玉器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玉器品类众多、纹饰精美、品质优良。徐州玉器有助于直观了解两汉发展进程，尤其是文化发展历程。作为玉礼器「 ”六器”之一的玉璜，则是徐州玉器品类中耀眼的「 ”明珠”，徐州玉璜纹饰的演变不仅受汉代治玉技术和玉文化的影响，还受两汉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的影响，徐州博物馆馆藏汉代玉璜纹饰正是这一艺术「 ”明珠”最闪亮的聚焦点。 西汉早期双首合体龙形玉璜 汉代徐州玉璜演变经历了西汉初期延续战国以来的发展，西汉中期尤其是汉武帝时期的鼎盛时代，到西汉晚期乃至东汉时期逐渐走向衰弱。在汉代徐州出土的玉璜中，以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玉璜最有代表性，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共出土玉璜九十七件，均由和田白玉制作而成，品质优良，从外观形状、纹饰构图大概可以分成六大类别，尤其是纹饰风格的多变以及细微的精致处理，由此可见汉代徐州玉璜纹饰丰富多样和雕刻工艺精湛。 从玉璜玉制、雕刻手法、装饰纹饰，可以看出，玉璜主体由和田白玉制成，表明徐州地区尤其是楚王贵族已经广泛使用新疆和田白玉，说明汉代初期徐州地区经济实力和贸易交通已经达到了发达水平；浅浮雕技术应用娴熟，说明徐州地区治玉水平先进，尤其是铁制用品的使用推动了雕琢工艺的发展；装饰纹饰中尤以龙纹玉璜为代表，说明汉代徐州楚王的政治地位至高无上，也证明徐州地区在两汉时期所处的重要地位。玉璜纹饰装饰设计精湛优美，说明装饰文化艺术已经有了一定高度。综上所述，徐州出土的玉璜在整个汉代玉璜中最具有代表性，表明了汉代徐州地区是两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心之一。 西汉早期廓式涡纹玉璜 （2）南越王墓出土玉璜特征 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文物出土最多、等级最高的一座汉墓，其中出土文物一千多件套，万余件，集中展示了两千多年前南越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岭南地区汉族与岭南当地民族就进行了民族大融合，「 ”汉文化”与「 ”玉文化”在那个时代也潜移默化影响了并主导岭南地区两千余年，南越王墓是广东地区珍贵的历史文物遗产，包含了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备的「 ”丝缕玉衣”。 南越王墓出土的珍贵历史文物，通过文物的品类、材质和装饰特征，可以直观的了解和认识南越国历史。西汉第二代南越王赵眜墓出土了240余件玉器，南越王墓出土各种玉璧56件，仅主棺室就有47件，说明墓主对玉璧的喜爱。其中多数玉器造型独特，琢刻工艺精湛，是研究当时玉器使用制度、时代风格的珍贵实物资料。该墓中墓主和殉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玉器，属于墓主的是葬玉，用玉的目的除了彰显权贵更重视护尸升仙；属于殉人的是装饰玉，注重身份而忽略了升仙功能，其目的是为了营造墓葬等级。 西汉中期镂空式双首合体龙形璜 在南越王墓中，出土了玉璜33件，从外观形状和纹饰构图大概可以分成五大类别：蒲纹玉璜、龙纹玉璜、谷纹玉璜、涡纹玉璜、云雷纹青玉璜。纹饰风格多变、整体勾勒细腻。在玉器中，出土的玉璜大多以玉组佩形式呈现。虽然南越国地理位置远离中原，其文化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中原，但是随着 不断融入南越国地区，汉文化也随之不断的渗透，最终汉文化在南越国引为主导文化，所以南越国出土玉璜的装饰纹饰风格与徐州汉代玉璜装饰风格有类似之处。 玉璜在西汉早期仍沿袭战国时期玉组佩中多璜的传统，这点在徐州汉代玉璜与南越王墓出土玉璜都有体现，表明西汉早期乃至在岭南地区的西汉中期，玉璜风格皆为类似，也都是来自战国时期玉璜风格的延续，是汉代玉璜发展的过度时期。 西汉中期出廓式双首合体龙形蒲纹玉 （3）满城汉墓出土玉璜特征 在西汉中山王陵满城汉墓中发现刘胜和窦绾的金缕玉衣，这是我国出土年代最早的完整玉衣。被发掘文物中错金博山炉、鎏金长信宫灯都是世界文明的国宝。墓葬出土了大量巧夺天工的珍贵文物，为了解和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冶炼、铸造的技术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夏鼐曾经论述道：「 ”我国汉代文物考古成就主要有三：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二、河北满城汉墓；三、广东南越王墓。而尤以满城汉墓出土精美文物最多而著称。在数以千计的汉墓中，唯满城为岩墓”。可见满城汉墓在中国考古学界处于的历史地位，而满城汉墓出土的玉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代表了西汉时期玉器应用的最高水平，刘胜和窦绾的金缕玉衣就是其代表作品。 西汉晚期半璧形蒲纹涡纹玉璜 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只出土了1件双龙首玉璜，且已残断，另外两件璜形玉器，是玉璧改制而成的握玉，属于葬玉范畴，不是装饰用玉；王后窦绾只出两件璜形握玉，而未见玉璜。满城汉墓建于汉武帝时期，属于西汉中期，玉璜数量稀少，可以推断，汉代中期以后，玉璜数量已经急剧减少：汉代中期以后，玉璜增加了新的功能并且玉璜除了装饰和礼器以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替代玉握使用，如满城汉墓王后窦绾发掘出的两个璜形握玉，就是佐证；徐州出土玉璜与满城汉墓出土玉璜装饰纹饰类别不同：徐州汉代玉璜纹饰类别多达六类，满城汉墓出土玉璜只有一种龙首玉璜。 西汉晚期龙形夔龙纹玉璜 结语 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玉器史的发展历程，汉代玉器发展史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两汉400余年，留下了大量的汉代玉器和珍贵文物。通过汉代玉璜的装饰特征，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到两汉社会文化背景，帮助我们解析玉璜在汉代社会所承载的社会功能价值。西汉早期玉璜纹饰形态创作风格上，其精雕细琢的工匠艺术，是对战国玉璜纹饰形态的继承和发展。而西汉后期汉代玉璜装饰特征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与我们现代设计追求的简约审美一致，它的形式美和装饰美为现代设计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参考文献：《中国美术全集：玉器》、《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汉代史学思想史》、《中国玉文化玉学》等。

战汉有一种冰白玉，或叫石英白、荔枝白的玉种，是透闪石玉，其特点是油润度好、压手、密度大，其密度一般都在30以上，有的达32。质地细腻，结构观之为漂絮或藕粉粥状，品质高的看不到结构，透明度较现代和田玉高，由于这种白玉的透明度较高，一般非行家都把其视作青海玉或石英岩玉。战汉的这种冰白玉水头足、密度大、油润度好、玉质特别细腻，其特点是水、透、润，远非水、透而不润的青海玉，及透而不水也不润的石英岩玉可比。战汉的冰白玉和现代和田玉的结构同为纤维交织结构，如果用更为形象的说法则为毡毯结构。地毯，我们知道，编织的密度越大，其品质越精细、密实，而密度是由“道数”决定的，“道数”越高，针线越密，则密度越大。战汉的冰白玉就象高“道数”的地毯，结构织得细密、均匀，其纤维体颗粒细腻且为无定向均匀分布，几乎见不到饭糁。和田玉的饭糁现象（古玉内部结构质变引起的除外）是主要是由于其结构纤维颗粒不够细腻，且分布不均匀所致，就象没织好的地毯，有的地方织得密，有些地方织得松。

战汉的冰白玉之所以水、透、润，是由于其结构致密、纤维体颗粒细腻且无定向分布均匀，透闪石含量高所致。现代和田玉不够水、透是由于其纤维体颗粒不够细腻，无定向分布生成不好所致。青海玉不够润是 由于其纤维体颗粒较粗，透闪石含量较低，密度稍逊所致。石英岩玉就不用说了，它根本就不是透闪石玉。

高品质的冰白玉玉质细腻，凝脂如果冻般通透，几乎看不到结构，顶级的能达到类宝石级，象冰种翡翠一样通透细腻，油润的光泽如水洗一般（和田玉的光泽度优劣分为四等：水光、油光、蜡光、亚光）。这大概就是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所说的“汉代所使用的大量羊脂白玉”吧。

　　中国人自古对玉情有独钟，赋之深厚，使之绵延几千年经久不衰。这种极端的爱玉情结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也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现象。　　在研究中国古玉的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战国和汉代的玉器。如果说史前玉器在治玉工艺上还显粗糙，纹饰造型较为抽象神秘；商周玉器多显小巧而程式化，大件器型不多的话，那么战国玉器随着铁质铊具代替青铜铊具，治玉工具逐渐改进，玉器制作开始走向变革，造型、纹饰渐为丰富、活泼，直至汉代可以说发展到了中国古代玉器艺术的一个高峰。

两汉玉器的艺术风格是多方面的。其造型、纹饰风格中最重要的特点是大气磅礴、灵动飞扬。出现了许多以往难得一见的较大型器，并广泛见诸于陈设、日常、装饰，甚至丧葬用玉中。如陕西咸阳茂陵出土的四灵兽面纹玉铺首，长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达106公斤，比之先秦玉器更显大气、宏伟。

汉代不少玉器构图打破了传统的对称平衡，如河北定州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出廓乳钉纹玉璧(图1)，粗看似左右对称，细审则出廓之龙纹和螭龙纹均不相同，各自伸张有度，扭曲有势。不仅赋予玉器造型极强的灵动感，而且决无失衡之态。

南越王墓出土的经典之作——镂雕龙凤璧(图2)，龙矫健威武，凤灵巧婀娜，站在蛟龙伸出的前肢上，回首与之相对，游龙戏凤，含情脉脉。可以说汉玉中许多作品线条极富力度和动感，尤其是各种龙纹、风纹，螭纹的雕刻，其张力实足的肌肉轮廓，“s”形优美的体型，艺术性足以让后人叹为观止。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S”形曲线，虽源于先秦，但在两汉玉器造型及纹饰中大量出现，不仅龙纹、螭纹、凤纹以此造型，在器物的许多附饰中也多有体现。这种大量出现的S形图案，可能对后来易学太极图中阴阳鱼线条的出现有一定影响。

太极图出现的时代，学界有多种看法，基本认为是道教以后的产物，可能出现于宋。但是太极S运动结构的存在应该早于太极图的存在，《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李道平撰：《周易集解篹疏》，十三经清人注疏，卷八，系辞上第八，1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太极有阴阳、天地、男女、刚柔等多种寓意，大千世界变化均可用太极解释，S形运动可能不仅和《周易》所述的两仪有一定关系，更可能是早于《易经》出现的阴阳思想的直接产物。本人在对玉器的考察过程中，发现一种s形龙凤佩大量出现于战国、西汉时期，且常常为龙首凤尾(图3)。龙凤合体扭曲为s形，更像一阴一阳的代表，凤为阴，龙为阳。阴阳观念成为后来易学的主要观念，故可能玉器造型中“S”形龙凤佩对后世太极图的出现有一定影响。

两汉陈设、装饰用玉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大多玉质优良，咸阳渭陵长寿宫遗址出土的玉辟邪还用和田白玉籽料雕琢而成，玉质温润细腻。此时，和田玉成为玉器加工材料的主角，并成为以后两千多年来玉器制作的主要材质。

汉代玉器的丰富多彩，造型的大气磅礴，纹饰的灵动飞舞，首先得益于治玉工具的进一步改良。在战国治玉技术的基础上，铁质工具的使用更为成熟，得心应手，工匠们熟练运用高浮雕、浅浮雕、多重镂雕、圆雕、线刻、掏膛、活环、镶嵌等各种技法，可以说极尽雕饰之能事，创造了大批精美的玉器，尽显奢华。安徽巢湖北山头西汉墓出土的朱雀踏虎衔环玉卮最具代表(图4)，在圆筒，深腹的卮身外，高浮雕、镂雕一朱雀踏虎衔活环，朱雀头伸出卮口沿，口衔绞丝活环，两羽翼向后舒卷，爪踏一虎。虎身姿矫健，张口怒吼，绞丝尾向上翻卷。另侧环耳上附饰一挺胸昂首的熊。两侧还高浮雕变形羽翅纹。卮身满饰勾连谷纹与连绵舒展的卷云纹。整体设计巧妙新颖，纹饰繁缛，集掏膛、活环、浮雕、圆雕、镂雕、阴刻等各种工艺于一身，体现了汉代玉雕的最局水平。

另外，两汉社会政治相对稳定，思想环境宽松。黄老无为、儒家贵玉、道家神仙长生观念、辟邪厌胜以及东汉弥漫的谶纬、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对玉器艺术的创作均有影响，但难得的是对玉器的创新并不多加限制，工匠琢玉时较少受到形式、纹饰的束缚，充分发挥着想象力和创造力。故而汉代出现了大批经典之作，在纹饰和造型艺术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儒家玉德观至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正式奠定了统治地位，“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以及许慎对玉“仁、义、智、勇、洁”五德的最后提炼，使两汉玉器的功能越来越多。爱玉、佩玉成为社会贵族阶层的时尚，从礼器到佩饰、日常用品、丧葬用玉、甚至互相馈赠的礼品都是玉器。但当时玉器的使用仅限于王侯贵族，价值很高，所以传说战国那块可以换十五座城池的“和氏璧”被秦始皇改为传国玺后，到了汉末魏晋时期仍然是国家权力的标志，成为各路诸侯都想争夺之物。这种强烈的等级性，使普通百姓不可能随便使用玉器。虽然宋元以后，玉器渐渐走向世俗化，但从古到今，玉属于阳春白雪的状况始终没有改变。

汉玉之美使后世推崇备至。宋代已出现仿汉玉之作，元代朱德润的《古玉图》中也认识到一些玉器为汉代玉器(朱德润著：《亦政堂重考古玉图》，桑行之等编：《说玉》，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601页)。明清时期，出现了较多的仿汉玉作品，如明代青白玉錾耳夔凤纹带盖玉卮，清康熙时期的和田白玉鸡心佩(图5、图6)(苏天钧：《北京西郊小西天清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3年1期，第5058页)，其造型、纹饰显然是仿汉代玉卮和玉韘形佩而来(图7、图8)。

乾隆皇帝可能是最早重视古代玉器研究的帝王，所写涉及玉器的诗文就有八百多篇，并为许多古玉题铭题诗。他也是最早认识汉代玉器的一位皇帝，清代宫廷仿制汉玉的作品比比皆是，如宫中一件镂刻“长乐”的谷纹玉璧，乾隆定其为“汉玉长乐佩”(图9)(卢兆荫主编：《中国玉器全集·4·秦汉

南北朝》，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图266)。一件曾被定为魏晋作品的辟邪，乾隆认为是汉代玉器。这些认识据现在考古材料看是正确的。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乾隆甚至对先秦玉器也言必称汉玉，此风影响了许多后来的收藏鉴赏家。清末民国时期出现的许多研究玉器及玉器收藏的图谱和汇考之类的书籍，如瞿中溶的《奕载堂古玉图录》(瞿中溶著：《奕载堂古玉图录》，桑行之等编：《说玉》，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479页)、吴大瀓的《古玉图考》(吴大瀓著：《古玉图考》，桑行之等编：《说玉》，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616页)、端方的《陶斋古玉图》、刘子芬的《古玉考》、刘大同的《古玉辨》等等(《玉说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北京第1版)，在断代上也常常将先秦以前古玉识为汉玉。清代的许多仿古玉，其实是仿汉代玉器(图10、图11)，如乾隆时期制作的玉谷纹璧、“长宜子孙”玉佩(图12、图13)等(张广文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9月第1版，图126、127)。

战国早期玉器以山东鲁国故城和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器为代表。其工艺较前复杂，造型亦渐舒展，器体边角尖锐利落，特别是回首挺胸的龙凤形象也开始展示出了一定的动感。装饰图纹则多为较密集的去地隐起的谷纹、卷云纹等。有的谷纹周缘还刻划出一条阴线，甚至使之勾连。此时浅浮雕玉器去地并不彻底，多沿图纹而碾磨，因此产生了一种时隐时现、变化多佯的艺术效果。其中举世瞩目的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龙凤纹佩，更是战国早期玉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该佩玉料细润，工艺精湛，通体长达48厘米，用5块玉料琢制而成。器面分别雕琢有龙、凤、璃等，并间饰几何纹。同时集阴刻、浮雕、镂空、接榫、碾磨于一器，工艺复杂，难度极大，体现了战国早期高度的治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