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里有哪些文物 急！！！！！！！

　　陈设在圆明园中的清乾隆“六角套瓶”(即,外粉青酱釉地描金银莲纹粉彩镂空三多瓜果内心绘青花缠枝花卉纹六角套瓶)（简称“六角套瓶”、亦称唐英“夹层玲珑交泰瓶”，高40．6厘米）是当时最新研制而成的“夹层玲珑交泰瓶”，瓶身的纹饰和釉彩，洋溢着中西合璧特色，与当时圆明园西洋楼风格近似相同，工艺复杂，科技含量极高。

　　圆明园某个宫殿，完全是用香檀木建造的，价格昂贵。

　　福海东岸的一个宫殿，所有柱子和房梁上镶满了钻石和宝石。

　　焚毁圆明园是英法联军为了掩盖自己抢劫盗窃的罪行而犯的另一个罪行，这就是罪人的罪恶逻辑。

　　自1700年始，清朝统治者集财力、物力，役使无数能工巧匠，经历五位皇帝、历时150余年建成圆明园。被称为“中国第一园”，有“东方博物馆”之誉。

　　乾隆十年至乾隆二十四年，清廷用14年的时间，吸收西洋建筑的巴鲁克形式，于长春园北端，建成大水法十景，俗称“西洋楼”。西洋楼就是弘历皇帝命意大利人郎世宁、法国人蒋友仁和王致诚等人设计监造，由中国工匠施工营建的。西式宫殿建筑于中国园林中是一个创举。海晏堂是西洋楼中最大的一幢建筑物，楼前有喷水池，沿东西坡道可登上二楼。楼上东西两侧为水车房，呈工字形，中间为蓄水池，可盛水180吨。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进行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抢劫。为了掩盖他们践踏人类文明的野蛮暴行，10月18日，侵略者将这座中外罕见的艺术宝库焚毁。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圆明园又遭浩劫，残存的十余处景区惨遭劫掠，强盗们掠夺了园内的大批艺术珍品，后来大都成为欧洲古董收藏家们手中的珍品。大水法的十二生肖塑像也难逃厄运，石雕被砸毁，铜兽头亦流落海外。圆明园的毁灭是祖国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圆明园在北京西北郊，是一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它由圆明园、万春园和长春园组成，所以也叫圆明三园。此外，还有许多小园，分布在圆明园东、西、南三面，众星拱月般地环绕在圆明园周围。

　　圆明园中有金碧辉煌的殿堂，也有玲珑剔透的亭台楼阁；有象征着热闹街市的“买卖街”，也有象征着田园风光的山乡村野。园中许多景物都是仿照各地名胜建造的。如杭州西湖的平湖秋月、雷锋夕照，海宁的安澜园，苏州的狮子林等。还有很多景物是根据古代诗人的诗情画意建造的，如蓬莱瑶台、武陵春色……园中不仅有民族建筑，还有西洋景观。漫步园内，有如漫游在天南海北，饱览着中外风景名胜；流连其间，仿佛置身在幻想的境界里。

　　圆明园不但建筑宏伟，还收藏着最珍贵的历史文物。上自先秦时代的青铜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历代名人书画，各种奇珍异宝。所以，它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艺术馆

　　圆明园内收藏有极为丰富的图书文物，现仅举几例。文源阁，是仿照宁波范氏天一阁而建的藏书楼，为著名的皇家北四阁之一，建成于乾隆四十年。阁中收藏乾隆钦定《四库全书》和康熙《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综合性丛书，收书3400余种，有近8万卷，36000余册。体现了我们国家的古代文明，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气魄。因《全书》篇帙浩瀚，当时又择其尤要者，编成《四库全书荟要》，计12000册。《荟要》共抄两部，一部贮在故宫摛藻堂，另一部收藏于长春园含经堂的东厢“味腴书室”。另外，含经堂还有一外著名文轩——淳化轩，是专为收藏著名法帖《淳化阁帖》摹版而建的。《阁帖》原是北宁淳化三年（992年）摹刻的，包括王羲之、王献之乃至苍颉、夏禹、孔子等99人的书法名迹。帖分十卷，是我国的第一部大型丛帖，被誉为诸帖之祖。乾隆年间，根据《阁帖》的北宋"初拓赐本"，经过精审更定之后，进行钩摹刻石。历时三载，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春，将所摹刻的144块帖版，镶嵌于淳化轩前的24间左右回廊之中。这就是著名的《乾隆重刻淳化阁帖》。不用说圆明园劫毁时，园内收藏的《四库全书》、《全书荟要》、《古今图书集成》、《淳化阁帖》摹版等珍贵图书文物，都未能幸免于难。这从一个侧面可反映出帝国主义侵略者火烧圆明园，对人类文化所造成的巨大破坏。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圆明园如此之大，又是由几朝皇帝陆续扩建、改建的，加上封建帝王腐朽意识的影响，无论由哪个角度看，也还是有不足的。但是，就总体而言，圆明园确实是一座非常出色的优秀园林。可以说，它集我国几千年优秀造园艺术之大成，把我国古典园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当年，凡目睹过其盛况的人，都说它确实是好。一些西方人，对中国园林刮目相看，也正是从圆明园开始的。总之，圆明园为我们这个文明古国赢得过荣誉，曾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分布在华北、内蒙古和东北各地的辽代墓葬可分为两类：一是契丹贵族墓，二是汉族官吏和地主墓。前者多分布在燕山以北辽代的上京道和中京道内，东京道的西北部也有发现，而且多聚族而葬；后者则多集中在燕山以南辽代的南京、西京和东京附近。辽墓可分为三期：早期自穆宗应历八年（958）至圣宗太平十一年（1031）；中期为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5）；晚期自道宗清宁元年至辽亡（1055—1125）。

早期辽墓以赤峰应历九年（959）驸马卫国王墓为代表，有前后两室及左、右、后3个小室，平面都呈方形，后室四壁围柏木板，置带木栏杆的棺床。稍晚的契丹贵族墓也多筑有前后两室，或在双室墓的前室或单室墓的甬道两侧建左右耳室，平面或方形或圆形，主室内多装柏木护墙板，葬具多用刻有四神的石棺。法库叶茂台辽墓石棺外，还置以歇山式顶木屋外椁。哲盟陈国公主墓为砖砌多室墓，由前后室和东西耳室组成，雕砖施彩仿木结构门楼十分复杂，墓道、墓门及长方形前室两壁均绘有彩色壁画，内容有男侍女婢、祥云花卉、日月星辰等，圆形主室也围以柏木板。

早期辽墓随葬品极为丰富，特有的鸡冠壶数量多，保存着模仿皮囊的平底单孔的原始形态，同时还常伴出有成套武器及完备的马具。驸马墓出土马具多达八组，反映出这个时期契丹贵族的游牧生活方式还很典型。该墓还随葬了短流注子和碗、盘等瓷器，以及大批鎏金银器、铜镜、丝织物等，造型和纹饰都具有唐代风格，反映了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叶茂台辽墓随葬以陶瓷器、铁器和马具、武器为主，其中“官”款白瓷和越窑青瓷出土数量较多，引人注目。陈国公主墓是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契丹大贵族墓，不仅随葬了大量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金银器、铜器、陶瓷器、木器、玉器、玛瑙、水晶等，同时还有中原、南方生产的精美瓷器，以及来自西亚的伊斯兰玻璃珍品。

早期契丹贵族的殡葬习俗也很有特色，陈国公主夫妇墓出土两套完整的殡葬服饰，是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公主和驸马头枕金花银枕，面部覆盖金面具，脚穿金花银靴。除面部外，全身罩银丝网络，颈饰琥珀璎珞下垂至腹部。女尸头部上方置高翅鎏金银冠，双耳戴珍珠、琥珀耳坠，颈佩珍珠项链，两腕戴金镯两对，双手套金戒指11枚，腰上原束金绔丝带。

辽宁朝阳发掘的刘宇杰墓和其父刘承嗣、其子刘日泳等墓共6座，出土的刘承嗣祖孙三代的墓志，记载了五代时期燕王刘仁恭之三子刘守奇降辽，其后子孙在辽为官，家族繁衍，不仅终辽之世，并且下延至金，依据墓志可列其族系。

早期汉人墓葬以北京发现的应历八年（958）赵德钧墓为代表，有前、中、后3室及左右6个耳室，平面均为圆形，壁上有仿木建筑结构及庖厨、伎乐壁画，壁画的题材和布局尚保存着唐墓的遗风，特点与山西唐代壁画墓颇多相似之处，仿木建筑较为复杂。墓中随葬物以瓷器为主，其中有定窑、越窑精品，契丹式瓷器极为罕见。较为重要的还有北京门头沟辽壁画墓、八宝山辽韩佚墓、河北迁安韩相墓等。

中期辽墓契丹贵族墓中，大型双室墓有河北平泉重熙十四年（1045）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单室墓有辽宁阜新重熙七年（1038）晋国夫人萧氏墓、义县清河门1号墓等。墓葬形制和随葬物都与早期的大致相同，唯墓内宋式仿木建筑和壁画增多。随葬品中出现了黄釉瓷器，鸡冠壶由皮囊式演变为提梁式，并附加圈足，定居生活使携用的器物固定到居室中来，不少辽墓中已出现廊柱、斗栱壁画，反映了汉族木结构建筑的影响和契丹民族生活方式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汉人墓，有北京丰台重熙二十二年（1053）王泽墓，壁画虽然残缺，但墓壁上已砌出雕砖桌椅，说明壁画与墓内装饰开始出现新的题材。

晚期辽墓契丹贵族墓中大型双室墓发现较少，单室墓占绝大多数。墓室平面开始出现八角或六角形的，墓门上都有比较复杂的仿木建筑结构。辽宁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用粗大柏木枋构成的八角形叠涩顶大型木椁，是有关辽墓木椁结构第一次发现的完整资料，墓内还出土有保存较好的木床、木桌、木椅。晚期墓墓室内皆置棺床，流行戴铜面具和穿铜丝网络或戴铜丝手套、铜铁马具以及三彩釉陶器等富有民族色彩的随葬物，典型墓葬如内蒙古宁城小刘仗子发掘的5座辽墓、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库伦旗一号墓发现10具尸骨，有男有女，除墓主夫妇外，其余有可能是殉葬者。除在墓室画壁画外，仍流行在木椁内画各种生活情景画。随葬物中景德镇影青瓷的比例大大增加。辽代特有的黄釉瓷器的数目也显著增多，大安以后流行三彩器。随葬品中，马具简化，武器消失，契丹人特有的生活用器鸡冠壶也不复存在。

晚期汉人墓数量较前大为增加，墓主多是一些地主和中级官吏，以砖筑的单室墓为多，也有少数是双室的，与中原地区北宋末年墓的形制相同。墓室平面或圆或方或多角形，四壁砌雕砖仿木建筑和桌椅，并画彩色壁画。壁画题材风格与同期北宋墓相同。该期墓葬几乎全是火葬墓，以随葬陶器为主，也有较精美的白瓷和影青瓷。典型材料如内蒙古宁城尚墓、北京大兴马直温夫妇墓、门头沟辽墓等，以及辽中京城外的一批汉族中小型墓葬。

2016年1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盖志庸证实，去年在内蒙古多伦县发现的辽代贵妃墓主人出自辽朝开国皇后弟弟萧阿古只一系，是辽圣宗耶律隆绪第一任皇后，后由于宫廷斗争被贬为贵妃。

去年9月，考古人员在内蒙古多伦县发现罕见的辽代贵妃墓，墓室为青砖砌墓，平面呈圆形，穹庐式顶。墓门上覆有彩绘，唐风浓郁，色彩艳丽。

考古人员在墓室中央清理出一方墓盒，墓盒表面有阴刻篆体“故贵妃萧氏玄堂志铭”九个字。但在棺木中，只发现了指骨，经过四次过筛，也没有发现其他骨头。

据墓志可知，墓主人于统和四年（986年）嫁给圣宗，并被立为皇后，育有两女一男，后由于宫廷斗争，被贬为贵妃，是辽代后族最为显赫的开国皇后弟弟萧阿古只一系。

分布在华北、内蒙古和东北各地的辽代墓葬可分为两类：一是契丹贵族墓，二是汉族官吏和地主墓。前者多分布在燕山以北辽代的上京道和中京道内，东京道的西北部也有发现，而且多聚族而葬；后者则多集中在燕山以南辽代的南京、西京和东京附近。辽墓可分为三期：早期自穆宗应历八年（958）至圣宗太平十一年（1031）；中期为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5）；晚期自道宗清宁元年至辽亡（1055—1125）。 早期辽墓以赤峰应历九年（959）驸马卫国王墓为代表，有前后两室及左、右、后3个小室，平面都呈方形，后室四壁围柏木板，置带木栏杆的棺床。稍晚的契丹贵族墓也多筑有前后两室，或在双室墓的前室或单室墓的甬道两侧建左右耳室，平面或方形或圆形，主室内多装柏木护墙板，葬具多用刻有四神的石棺。法库叶茂台辽墓石棺外，还置以歇山式顶木屋外椁。哲盟陈国公主墓为砖砌多室墓，由前后室和东西耳室组成，雕砖施彩仿木结构门楼十分复杂，墓道、墓门及长方形前室两壁均绘有彩色壁画，内容有男侍女婢、祥云花卉、日月星辰等，圆形主室也围以柏木板。 早期辽墓随葬品极为丰富，特有的鸡冠壶数量多，保存着模仿皮囊的平底单孔的原始形态，同时还常伴出有成套武器及完备的马具。驸马墓出土马具多达八组，反映出这个时期契丹贵族的游牧生活方式还很典型。该墓还随葬了短流注子和碗、盘等瓷器，以及大批鎏金银器、铜镜、丝织物等，造型和纹饰都具有唐代风格，反映了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叶茂台辽墓随葬以陶瓷器、铁器和马具、武器为主，其中“官”款白瓷和越窑青瓷出土数量较多，引人注目。陈国公主墓是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契丹大贵族墓，不仅随葬了大量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金银器、铜器、陶瓷器、木器、玉器、玛瑙、水晶等，同时还有中原、南方生产的精美瓷器，以及来自西亚的伊斯兰玻璃珍品。 早期契丹贵族的殡葬习俗也很有特色，陈国公主夫妇墓出土两套完整的殡葬服饰，是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公主和驸马头枕金花银枕，面部覆盖金面具，脚穿金花银靴。除面部外，全身罩银丝网络，颈饰琥珀璎珞下垂至腹部。女尸头部上方置高翅鎏金银冠，双耳戴珍珠、琥珀耳坠，颈佩珍珠项链，两腕戴金镯两对，双手套金戒指11枚，腰上原束金绔丝带。 辽宁朝阳发掘的刘宇杰墓和其父刘承嗣、其子刘日泳等墓共6座，出土的刘承嗣祖孙三代的墓志，记载了五代时期燕王刘仁恭之三子刘守奇降辽，其后子孙在辽为官，家族繁衍，不仅终辽之世，并且下延至金，依据墓志可列其族系。 早期汉人墓葬以北京发现的应历八年（958）赵德钧墓为代表，有前、中、后3室及左右6个耳室，平面均为圆形，壁上有仿木建筑结构及庖厨、伎乐壁画，壁画的题材和布局尚保存着唐墓的遗风，特点与山西唐代壁画墓颇多相似之处，仿木建筑较为复杂。墓中随葬物以瓷器为主，其中有定窑、越窑精品，契丹式瓷器极为罕见。较为重要的还有北京门头沟辽壁画墓、八宝山辽韩佚墓、河北迁安韩相墓等。 中期辽墓契丹贵族墓中，大型双室墓有河北平泉重熙十四年（1045）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单室墓有辽宁阜新重熙七年（1038）晋国夫人萧氏墓、义县清河门1号墓等。墓葬形制和随葬物都与早期的大致相同，唯墓内宋式仿木建筑和壁画增多。随葬品中出现了黄釉瓷器，鸡冠壶由皮囊式演变为提梁式，并附加圈足，定居生活使携用的器物固定到居室中来，不少辽墓中已出现廊柱、斗栱壁画，反映了汉族木结构建筑的影响和契丹民族生活方式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汉人墓，有北京丰台重熙二十二年（1053）王泽墓，壁画虽然残缺，但墓壁上已砌出雕砖桌椅，说明壁画与墓内装饰开始出现新的题材。 晚期辽墓契丹贵族墓中大型双室墓发现较少，单室墓占绝大多数。墓室平面开始出现八角或六角形的，墓门上都有比较复杂的仿木建筑结构。辽宁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用粗大柏木枋构成的八角形叠涩顶大型木椁，是有关辽墓木椁结构第一次发现的完整资料，墓内还出土有保存较好的木床、木桌、木椅。晚期墓墓室内皆置棺床，流行戴铜面具和穿铜丝网络或戴铜丝手套、铜铁马具以及三彩釉陶器等富有民族色彩的随葬物，典型墓葬如内蒙古宁城小刘仗子发掘的5座辽墓、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库伦旗一号墓发现10具尸骨，有男有女，除墓主夫妇外，其余有可能是殉葬者。除在墓室画壁画外，仍流行在木椁内画各种生活情景画。随葬物中景德镇影青瓷的比例大大增加。辽代特有的黄釉瓷器的数目也显著增多，大安以后流行三彩器。随葬品中，马具简化，武器消失，契丹人特有的生活用器鸡冠壶也不复存在。 晚期汉人墓数量较前大为增加，墓主多是一些地主和中级官吏，以砖筑的单室墓为多，也有少数是双室的，与中原地区北宋末年墓的形制相同。墓室平面或圆或方或多角形，四壁砌雕砖仿木建筑和桌椅，并画彩色壁画。壁画题材风格与同期北宋墓相同。该期墓葬几乎全是火葬墓，以随葬陶器为主，也有较精美的白瓷和影青瓷。典型材料如内蒙古宁城尚墓、北京大兴马直温夫妇墓、门头沟辽墓等，以及辽中京城外的一批汉族中小型墓葬。

巍巍贺兰山，在广袤沙海中绵亘逶迤，阻拦南下的寒流；奔腾黄河水，在苍茫戈壁间迂回蜿蜒，灌溉沿岸的土地。正因为这样的“呵护”与“关爱”，西北大地上造就出一方 “塞上江南” 。

这便是宁夏，中国最“迷你”的省区之一，它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存在感”，却是一个极为 宝藏的地方 。

远古先民 在这里繁衍生息，以山石为纸笔记录下生活的点滴； 丝绸之路 由此经过，留下一个个文明交融的印记； 神秘王朝 在此崛起，却又很快湮没在历史长河……

这是一个充满传奇却长期被人忽视的王朝，它始于大唐、穿行五代、和两宋擦肩、与辽金并立；它励志雄起、能征善战、铁腕治国、尊崇佛教；它发明文字、倾心汉化、东西交融、开陵造塔；它有战神般的首领、冷血强权的女人、坚韧不屈的斗志，最终却去向成谜……

神奇斑斓但带着悲怆的历史脉络，这就是 西夏 。

#贺兰寻踪

领略历史长河里的塞上江南

★宁夏博物馆

来宁夏必去的博物馆。它是宁夏区域收藏藏品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馆藏文物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深度再现了西夏曾经的历史与辉煌，在全国博物馆中独树一帜。

馆内每一件展品都是国之重器， 石刻胡旋舞墓门、鎏金铜牛、力士志文支座 被鉴定确认为国宝级文物；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为我国首批“195”文物（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当然，不能错过的还有：狩猎纹金方奇、鎏金文殊菩萨铜造像、彩绘泥塑佛头像、灰陶迦陵频伽……

除此之外，博物馆外墙建筑装饰所运用的力士志文支座等构件形象，以及墙面使用的迦陵频伽等装饰图案，都是西夏历史文化遗存的代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宏佛塔

塔通高约25米，为砖筑三层八角形楼阁式与覆钵式兼构的复合体建筑， 最大的特点是塔身和塔刹高度大致相等 ，这是宁夏众多佛塔中独特的结构。

宏佛塔最上层为天宫，内藏大批西夏文物： 彩绘绢质佛画 线条流畅、笔法娴熟，具有藏传佛教绘画特点； 彩绘泥塑像 ，均丰满健壮，塑造得极为传神，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海宝塔

塔通高539米，为方形九层十一级楼阁式砖塔，由塔基、塔座、塔身、塔刹四部分组成，全部由青砖砌筑。建筑结构严谨缜密，线条明快、层次丰富、觚梭秀削、挺拔粗犷。

海宝塔设计精巧、造型奇特，是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建筑形式相互融合，并吸收当地伊斯兰教传统建筑特色而产生的，显示了中国古代汉、藏、回各族劳动人民的才能和智慧。

#大白高的王

观古塔、看岩画、访王陵

★拜寺口双塔

西夏时期境内佛教盛行，开国皇帝李元昊在贺兰山拜寺口修建佛祖院，寺庙规模宏大，随寺庙而建立双塔。

双塔均为皆为 十三层八角密檐式空心砖塔 ，相距仅百米，东塔稍显清秀俊逸、玉树临风，西塔则显粗壮魁伟、气势雄浑。

双塔塔身华丽，每层均用各色琉璃瓦装饰，塔顶上仰的莲花瓣刹座，承托着13层相轮作为塔刹。每面塔檐下中间各砌进一个浅佛龛，龛内有砖雕佛像一尊。在佛龛的两侧均饰有直径30厘米的 圆形砖雕兽头，口含串珠 ，形象奇特，实属鲜见。

明清时期，银川地区地震频繁，双塔附近的建筑、房屋均被震毁，可是双塔却仍傲然挺立于崇山峻岭之中，这充分体现了当时西夏建筑业的高超技术。

拜寺口双塔塔院内散落着大量与西夏王陵风格相同的琉璃构件残块。据考证，这些遗迹属西夏时期佛寺，为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离宫建筑的部分。

拜寺口双塔的十公里外，还曾经有过一座拜寺沟方塔，这里出土了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为中国印刷术发明时间的断代发挥重要作用。可惜，该塔于1990年被不法分子炸毁，仅剩拜寺口双塔遥相矗立，默默守望着千年前的西夏记忆。

★贺兰山岩画

贺兰山岩画，画面艺术造型粗犷浑厚，构图朴实，姿态自然，写实性较强，以人首像为主的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并记录了先民放牧、狩猎、祭祀、争战、娱舞、交媾等生活场景，以及羊、牛、马、驼、虎、豹等多种动物图案和抽象符号，揭示了原始氏族部落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文化内涵。

其中，最著名的 “太阳神”图腾 在所有岩画中位于最高处常年太阳光照射的地方，光芒四射，环眼圆睁。其头部有三圈芒线，从外至内分别是24、12、6根芒线，被认为同历法相关。

★西夏陵

西夏王陵是 西夏历代帝王陵以及皇家陵墓 ，营建年代约自11世纪初至13世纪初，承接着鲜卑拓跋氏从北魏平城到党项西夏的拓跋氏历史。

在中国119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西夏陵是唯一的以单一的帝王陵墓构成的景区，9座帝王陵墓，200余座王侯勋戚的陪葬墓分布在贺兰山下，规模宏伟，布局严整。

每座帝陵都是坐北向南，呈纵长方形的独立建筑群体。西夏王陵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形式上仿巩义宋陵，又带有强烈的西夏特色，是汉族文化、佛教文化、党项族文化有机结合，构成了我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故有 “东方金字塔” 之称。

其中，1号和2号的双陵为夏太祖李继迁、夏太宗李德明的嘉陵，3号则为景宗李元昊的泰陵。

★西夏博物馆

西夏博物馆新馆是一座以西夏陵为背景，全面集中展示西夏历史文化的专题博物馆。

馆内珍藏着西夏文物3000多件，有反映当时高超建筑水平的国宝级文物木缘塔；具有典型民族特色的西夏铜壶、金碗、金链；全国现存唯一的西夏容量器具金撮；记载西夏经济发展状况的西夏文书；反映西夏佛教发展的西夏泥活字版本佛经《维摩诘所说经》及各类西夏文经卷；记载西夏商业活动情况的西夏卜辞；反映当时贵族生活的西夏木版画；还有大量的西夏木器、瓷器、金属器皿和西夏文书，等等。

#金石鸿篇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青铜峡一百零八塔

塔群随山势凿石分阶而建，共分十二阶梯式平台，由下而上逐层增高，依山势自上而下，按1、3、3、5、5、7、9······的奇数排列成十二行，形成总体平面呈三角形的巨大塔群，总计一百零八座，因塔数而得名。

最上面一座形体较大，塔基呈方型，为过洞式喇嘛塔；2～12层均为实心喇嘛塔。塔体分为4种类型：第 1 层塔身覆钵式，2～4 层为八角鼓腹锥顶状，5～6 层呈葫芦状，7～12层呈宝瓶状。

塔内出土有砖雕佛像、西夏绢质彩画、泥塔模、彩塑西夏文残经页等文物，推断始建于西夏时期。

★窨子梁唐墓

六座墓皆为依山开凿的平底墓道石室墓。墓室门开凿于山丘的横断面上，小墓门，墓室平面多方形。墓主为何氏，是内徙的粟特人后裔，为昭武九姓之一。

6号墓出土的雕刻胡旋舞图案的石门扇被定为国宝，该门制作刀法娴熟，做工细腻，画面线条流畅，人物表情生动，体态优美，写实性很强，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此外还出土有木质武士俑、马俑、玻璃球、石鼎等。

#丝路重镇

到固原体会多文化交融

★须弥山石窟

须弥山石窟开凿于北魏, 经西魏、北周的连续造凿而盛于唐，是古代固原规模最大的一处佛寺禅院，也是 丝路北道规模最大、雕凿最为壮美的石窟群 。

须弥山石窟中无论是佛教人物造像，还是彩绘壁画和佛教传说故事，都各自保留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既有浮雕，又有近似于圆雕的高浮雕，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须弥山的石刻造像艺术手法处于泥塑与石刻的过渡期，为云冈、龙门的石窟造像奠定了基础。 第5窟的大佛楼是一尊高206米的露天弥勒佛坐像，大佛仪态端庄而安详，为唐代武则天时期所开凿，高度在中国仅次于乐山大佛。虽是砂崖雕凿，但造型和雕凿的刀法却给人以泥塑一样的柔美感。

北周后期开凿的 第51号窟 ，是须弥山形制独特、规模最大的洞窟，被誉为 “须弥之光” 。它由前后主室和两个耳室组成，方形塔柱上左、右、后三面各开一龛，每龛有一佛二菩萨。让人称奇的是后壁长方形的佛龛上，并列着三尊身高6米的盘腿大坐佛，造型精美，气势雄伟。

★固原博物馆

历史上的固原，自泰汉始就是通往西域的要道，控扼着丝绸之路，它既是“关中门户”，又是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到长安的必经之地。

固原博物馆藏品 以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系青铜器和北魏、北周、隋唐时期丝路文物最具特色。

馆藏文物反映了固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承载着固原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缩影。其中， 北魏漆棺画，北周鎏金银壶、凸钉玻璃碗 为国之瑰宝，镶宝石金戒指、环首铁刀、波斯银币、罗马金币等均为中亚、西亚传入我国外来品，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依据。

在塞上江南，看风沙中沉默的苍凉遗迹，品千年后永生的党项历史，“打开”这个低调的自治区，看看它究竟掩藏多少千古之谜和文化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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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艺旅文化

出土文物中粟特人的形象。固原南塬唐代墓群出土的镇墓兽俑。固原南塬唐代墓群出土的镇墓兽俑。图为保存完好的铁勒人墓志实物。 其实，白种人在固原潇洒走一回的那点事儿，地球人都知道。 之所以要再热这锅冷剩饭，是因为考古学者罗丰考释的粟特白种人史氏墓志有点味道，白人在固原折腾的那些事儿还值得说说。 把您想象的空间定格到海纳百川的隋唐，听我给您说一段白人在固原风流韵事，顺便探究一下这些白人最终去向。最直接的证据是7具白种人骨架 还得说说点背景。 原因是，按照人民创造历史的观念，史氏家族有名有姓者只是白人在固原历史天空中闪烁的几颗星，那些白人无名氏才是那段历史的书写者。 《固原南塬汉唐墓地》考古报告说：“固原南塬隋唐墓地发现的M21、M25、M29、M48墓葬的6具有西方人种族特征的人骨架，经人骨鉴定确认为白种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康信先生鉴定认为，这6具骨架的头骨颅面形态具有白种人的鲜明特征：眶角锐、骨收缩较弱、鼻根凹陷较深、鼻骨突起强烈、鼻棘发达、面部水平方向突度强烈等特征明显不同于蒙古人种的华人，具有鲜明的高加索人种的白人特征。 除了这6具白人骨架外，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固原南塬出土的史道洛人骨，“鉴定的主要数据与蒙古人种有较大差异，其头骨背向蒙古人种而与西方高加索人种趋近。”也就是说史道洛是个白人或者近似白人。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考古发现。6具白种人骨架从种族人类学的角度，直观、真实地反映了隋唐时期流寓在原州的异族居民的事实。 在南北朝到隋唐，有一群人叫胡。胡人与汉人长得很不一样：深目、高鼻、多须。汉人用一个“胡”字，便把毗邻而居的北方民族、西域各族、中亚人、西亚人、欧洲人都给统称了。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故乡在远方”，这可以描述当时白人千里来华的心情，而且他们的确是“为了梦中的橄榄枝”：避难、升官、发财。 南北朝至隋唐，也就是公元七至八世纪，中亚的政治形势不大好，强势阿拉伯帝国步步进逼中亚两河流域，“圣战”浪潮席卷粟特人城邦。于是乎，胡人统治者怀着卫国和复国的梦想来到了中国，胡人为了躲避战乱来到了中国。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也是这么说的：“其远因为隋季丧乱，其中因为东突厥之败亡，其近因或主因为东突厥之复兴”。 东逃的白人中，有一个人群脑子灵会做买卖，那就是著名的粟特人。他们做的主要是奢侈品生意，东罗马、波斯的鎏金银瓶、玻璃制品、金银制品等从他们的驼背输入中国，中国的丝绸、瓷器等源源不断地从他们手中运往西域以及中亚、欧洲地区。 丰厚的贸易逆差，让粟特人赚大发了，为后代升官打下了坚实物质基础。 粟特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创造出一条连接东西方的大通道——丝绸之路，各种文明因此而碰撞，而交融。 到了盛唐，因经商、传教、留学和人质来到中国的白人已不知其数。可能是为了保持种族血统的纯正，这些白人胡人维持一种生前聚族而居、族内通婚、死后聚族而葬的习惯。 这一点，固原南塬出土的史氏墓志可以为证。 上世纪八十年代，宁夏考古研究所在固原南塬发现了粟特史氏墓葬群，在5座墓葬出土了墓志，墓志中显示史氏聚族而居的处所：“万福里第”“招远里私第”“劝善里舍”“延寿里第”等。而且，史索岩之妻安娘为中亚安国人后裔；史道洛妻康氏出身于萨马尔罕，为中亚康国人后裔。史、安、康等都是中亚“昭武九姓”白人的一组典型姓氏。 史氏墓志记载白人老外的显贵 在史氏墓葬发掘前，很少有文献显示固原曾生活着一群白种人。史氏墓志和白种人骨架的发现，告诉今人，在南北朝至隋唐，白人不仅路过固原，还在这里生活过，而且生活得蛮滋润，不是一个白人在固原生活，是很多群白人在固原生活过。 但只有五名白人或者其后裔以墓志的形式留下了姓名，其他如6具白人骨架一样成了无名氏。不是这些白人过好日子不留名，而是墓志这玩意非名门望族不能有。 这五名白人都姓史，但不属于一个家族。 先说隋代史勿射家族。 据史勿射墓志记载，北魏中期，史勿射祖先就告别了中亚粟特城邦来到了中国，老祖先妙尼、波波匿还当过国家宗教局局长（萨宝）这类的大官，管理着祆教、摩尼教、景教等。 史勿射本人也是一个能折腾的角色，跟着北周重臣宇文护讨伐过北齐，随固原人、北周开国元勋李贤儿子李询镇守过河东，参加过固原人、北周大将李穆指挥的轵关战役，追随宇文惠掩讨过稽胡。 这是史勿射在北朝的砍人史。 到了隋朝，史勿射更猛。 和李贤的儿子李轨、史万岁、姚辩、杨素等打过突厥人，最为耀眼的一件事是，跟着隋炀帝下过扬州，成为隋炀帝集团成员之一。 史勿射，这个白人不简单，凭着自己的生猛，手把红旗勇立潮头而旗不湿，成为历经两朝的不倒翁。坐着直升飞机升官，帅都督、大都督、骠骑大将军一路飙升。 史勿射有7个儿子，目前只知道大儿子史诃耽的事迹。 史诃耽是个识时务的俊杰，在隋代固原人还没有投降李唐王朝时，就历经艰难险阻赶到长安干投降事业去了。善于养马，就被留在宫中给皇室养马；懂点外语，就给皇帝当起了资深翻译。干了30年翻译工作，皇帝过意不去，下了个诏书表彰了一下。 史诃耽前妻也是中亚白人后裔，姓康。 在固原南塬出土了史勿射孙子、史诃耽侄子的墓志。 到了史铁棒这一辈，史勿射家族达到了鼎盛时期。史铁棒给皇帝当过贴身保镖，这一职务是皇亲贵族子弟的专利，普通老百姓想都别想。后担当起为朝廷养马的重任，“牧养妙尽其方，复习不违其性，害群斯去，逸足无遗”。 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史勿射家族点滴家史，只有三人：史勿射、史诃耽、史铁棒。 再说唐代史索岩这一门子白人。 这一门子白人只有史索岩及其侄子史道德墓出土了墓志。从墓志来看，史索岩祖先不是因为当官才到固原居住生活，而是在北魏破灭北凉后，被迫迁徙到固原的。祖先都是公家人，是将军类二三品官员。 很多人对隋炀帝即位很不满意，在地位并不稳固的情况下，隋炀帝大肆提拔东宫亲信，掌握兵权。史索岩是个亲信，被破格提升了二级四阶，从正六品大都督直升为骠骑大将军。 后来，又被任命为隋代平凉郡军区司令（都尉）。在这个岗位上，史索岩表现出了极高的一根筋演技。 在风卷残云的反隋革命浪潮中，那些脑浆中水分大的人，忙着称王称帝申请年号。而史索岩表现出了隋朝铁杆粉丝坚挺态度，对摇摇欲坠的隋朝大厦的热爱可以用一个现在很流行的字——“顶”来形容。“公资忠殉节，固守危城，耻面伪庭，确乎不拔”。 对隋朝的忠诚，是史索岩一次成功的作秀。一是起哄反对老领导隋炀帝，会被社会舆论骂成狗屎不如；而是待贾而沽，用自己的忠节、自己的坚持为自己换一个锦绣前程。 因此，最终还是举城投唐了。如愿以偿地用平凉城给自己换了个右一军头，与跟李渊起兵闹革命的亲信享受同一待遇。 史索岩老婆叫安娘，也是中亚“昭武九姓”白人的后裔。 史索岩的侄子史道德，是个高干子弟，靠着老先人打拼的功劳进入官场（门荫入仕），给太子当护卫。 粟特人的老窝——中亚是个出产良马的地区，牧马的特殊技能根治在血液里，还能遗传。史道德也有这方面天赋，皇帝看重这一点，派他管理养马事业。但史道德养马业绩不咋地，他在任期间，监管的河曲一带死失马184900匹、牛11600头，一塌糊涂。 从目前在固原出土的白人及其后裔的墓志中看得出，这些白人老外在隋唐吃得很开，有名有姓的白人基本都在朝廷做官，而且都很得宠。 在灯红酒绿中消融 历史和墓志记载有名有姓的白人是显要，完成了光宗耀祖的使命。 但那些默默无名的白人，才是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国第二国门——固原风貌的书写者，才是生活的真实。当官的白人进京干大事去了，留守的白人在固原挥洒着喜怒哀乐。 当满载着波斯、罗马奢侈品的驼队驶入固原城市，驼队瞬间成为一个城市的中心。北周忠臣李贤的家眷从中淘到了鎏金银瓶、玻璃丁碗、西洋戒指等，北周大将军田弘家属从粟特商人手中收购了很多东罗马金币，驼队还给从故乡史姓、康姓、安姓等白人带来了信物，一件鎏金水晶饰品，或者一个喇叭型玻璃花…… 随驼队而来的还有僧侣和传道士。祆教、摩尼教、景教在波斯、东罗马受到了排挤，这些有着顽强生存发展意识的教派，历经千难万险，赶集似地来到中国，来到固原，寻找自己发展的乐土和空间。这是一个自由的年代，各式各样的庙宇比邻而建却相安无事，信徒们心中有各自的精神领袖，有各自的教义。 信仰不同没有成为他们交流、甚至成为朋友的障碍。 走出寺庙，他们成群结伙地扑入胡姬酒肆。端着夜光杯，喝着葡萄美酒，眼睛馋馋地盯着舞台上疯狂起舞的胡旋女，有时借酒兴调笑酒吧里的黄头发蓝眼睛的白人美女，有时还会为舞女争风吃醋大打出手，还可能勾引人家的二奶，上演决斗、私奔、殉情等最浪漫的事，（固原南塬男女双拥合葬墓可以为证，那名男子头颅中的铁箭头也许是为情决斗而留下的吧!）…… 宣泄完自己的痛快与痛苦，走出酒吧，常常会遇见达官贵人衣锦还乡的车队，醉醺醺的白人还会嘟囔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在这个欢乐的时代，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有一群白人有钱有势有尊严地活着。 后来的后来，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有的出国玩美了耍好了，老了就回国了。 有的白人，尤其是那些把遗骨都埋葬在固原的白人，他们把自己交给了这片土地，让自己的血脉融汇到中华民族中去了。他们是一股清澈的溪流，当流入中华民族大河中时，他们特有的风貌就不那么明显了。 据考古学者罗丰考证，流寓中国的“昭武九姓”白人，大多数进行内部联姻，但这其中似乎也并不完全排除与汉族人通婚，只不过是粟特人之间的婚姻占的比例较大，持续时间更长。史诃耽的后老婆张氏就是一名汉族妇女。

中国古代在原始社会就有戒指了。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已有骨戒指出土，有的戒指上还嵌有绿松石。 甘肃的齐家文化类型遗址中也已发现了铜戒指[2]。此后在考古发掘中续有戒指出土， 值得注意的是新疆自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纪年开始，沿丝绸之路，多有铜戒指出土[3]。公元1世纪， 在新疆昭苏县夏台乌孙墓曾出土过一枚嵌宝石金戒指[4]。 此后似乎在西北和东北地区出土的戒指要多于其他地区。比如著名的宁夏固原地区，北周李贤墓曾出土过一枚金戒指[5]，隋史射勿墓也出土了一枚金戒指[6]。在东北， 辽宁朝阳市田草沟晋墓（鲜卑墓）一个墓就出土了金戒指19件[7]。这些墓的墓主人大多是少数族， 出土的金戒指中有一些已经专家鉴定为西方传入的手工业制品。

那么，戒指的使用在唐代以前具有何种意义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里只想指出以下几点。

一、《太平御览》卷718《服用部．指环》引《五经要义》说：“古者后妃群妾礼御于君所。女史书曰授其环以进退之。有娠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著以银环进之”。许多学者都以此作为中国古代戒指出现的最初的含义。但这是十分可疑的。首先，如上所述，戒指早在有君主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而且男女都戴[8]。 其次，我们从文献记载上还找不到第二条证明，不知《五经要义》的根据何在，并且考古发现也不能支持这一说法。最后，《五经要义》此段文字只说是“环”也并没有明确说是“指环”。因此我以为，关于戒指用途的这一说法也许是不能成立的。

二、戒指在汉代可能使用的不多，或许仍被视为宝物并用于奖赏。前述《太平御览》又引《后汉书》云：“孙程等十九人立顺帝有功，各赐金钏指环[9]”。 查范晔《后汉书》卷78《孙程传》，没有上段引文，只说给孙程他们“加赐车马金银钱帛各有差”。但是我们知道，当时以《后汉书》名书者，除范晔《后汉书》外尚有四家，即华峤《后汉书》、谢承《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薛莹《后汉书》。这五家《后汉书》，《太平御览》都引用过。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现存范晔《后汉书》中没有这一记载就轻易地否定这条史料。特别是将戒指用作赏物，符合戒指出现后所具有的一种文化意义。据布兰奇．佩尼的《世界服装史》，在罗马帝国时期，金戒指“一变而为国家荣誉的象征，作为献给作战有功的官员的一种奖赏”[10]。因此《太平御览》所引《后汉书》的那段话还是有可能成立的。戒指作为赏物的用法可能为南北朝时的北方朝廷所沿袭。前述北周李贤墓中的金戒指，有学者就认为“可能是北周皇室对李贤的赏物”[11]。

因此有一种推测：在汉代，除北方少数族外，戒指还不是一般人日常使用的装饰品。孙机作《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12]没有将戒指归入“服饰”类，而是归入了“金银器”类，恐怕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吧。

三、戒指在唐代以前似乎还具有一种神秘意义[13]。这在汉代已经是这样了。《西京杂记》卷1记“戚姬以百炼金为■环，照见指骨，上恶之”。这种能照见指骨的戒指不知是用什么材料什么工艺制作的（也可能是国外传入的），仅其“照见指骨”一点，就已经透出了十分的神秘。或者正是由于戒指所具有的这种神秘意义，因而我们看到关于戒指的记载，大都与神鬼有关。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移动大融合的时代。这时文献中有关戒指的记载激增，并且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与神鬼与死人有关，有些则与少数族有关。由此或可推知，戒指所具有的神秘意义和胡族[14]色彩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我们举文献上的一例。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8“鲜卑女”条记：“晋有士人买得鲜卑女，名怀顺。自说其姑女为赤苋所魅。始见一丈夫，容质妍净，著赤衣，自云家在厕北。女于是恒歌谣自得，每至将夕，辄结束去屋后。其家伺候，唯见有一株赤苋，女手指环挂其苋上。芟之而女号泣，经宿遂死”。鲜卑人戴戒指，前述辽宁朝阳晋墓出土的戒指可与文献互证。此段史料及其他记载告诉我们，在当时人的观念中，戒指隐含有一种胡族色彩和神秘的意义。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外来文化影响，戒指与婚姻发生了某种关系。前述《太平御览》又引《外国杂俗》云：“诸问妇许婚，下全[15]同心指环，保同志不改”；引《胡俗传》云：“始结婚姻，相然许，便下金同心指环”。此二条史料当为同源，所述应是中亚习俗，《晋书》卷97《大宛国传》云：“其俗娶妇先以金同心指环为聘”即可为证[16]。我们知道，西方至迟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戒指已经和婚姻有了固定的关系。前述《世界服装史》就指出，当时金戒指已代替了铁戒指，成为婚礼上新婚夫妇佩戴的装饰[17]。这一习俗经中亚作为“外国习俗”传到了我国（此外可能还有其他途径，详下文），所以在汉魏以后，戒指与婚姻有了某种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不确定的（即不一定用于定婚，详后），而且仍然只是一种“胡俗”。

以上所述唐代以前戒指所具有的非装饰品性质、神秘性质、胡族性质，以及与婚姻之间产生的不确定关系，到唐代变得如何了呢？

二

我们先看一下唐代史籍中的记载以及考古资料情况。

唐代史籍中有关戒指的记载极少，且有数的几条也只出现在笔记小说中。例如有：

A、晚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中“玉箫化”条记韦皋与玉箫相约，约定五至七年后来娶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并诗一首”。后来韦皋违约不至，玉箫绝食而死。再后来韦皋成为西川节度使，知此事后“广修佛像”。最后玉箫托生为歌姬，又回到了韦皋的身旁。

B、《太平广记》卷340“李章武”条记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李章武与华州王氏子妇相爱，临别时“子妇答白玉指环一，又赠诗”云云。后来李章武再去华州，王氏子妇已死，二人遂神会于王氏宅中。

C、晚唐谷神子[18]《博异志》“杨知春”条记杨知春与群贼盗墓，为取得墓主人指上玉环，“竞以刀断其指”，结果群贼突然“皆不相识，九人自相斫俱死”。

D、《太平广记》卷339“崔书生”条[19]记唐德宗贞元年间崔书生误入北周赵王女玉姨之墓，与玉姨的外甥女欢爱。又与玉姨赌博，“嬴玉指环二枚”云云。

文献资料之外，考古文物资料中有关戒指者亦少。首先，在唐墓壁画和传世绘画中似乎没有见到戒指的图像。其次，出土文物中，戒指也较其他钗、 簪等为少[20]。笔者限于条件，没能详尽搜罗，仅对《文物》《考古》杂志1990－1997共八年间公布的唐墓随葬品做了个简单统计。结果是，在公布的127座唐代墓葬中，出土有钗者共11座墓、有簪者5座墓，而出土有戒指者只有3座墓。下面是这3座墓的情况：

甲、河南偃师市杏园村YD1902号唐墓出土有金戒指一件，“环体厚重，上嵌椭圆形紫色水晶。水晶上浅刻两字，文字为中古时期的巴列维语”。墓的年代推测为盛唐墓[21]。

乙、辽宁朝阳市双塔区一号唐墓出土铜戒指5件；三号墓出土金戒指一枚，同墓还出土有东罗马帝国金币一枚。墓的年代推测在唐中期以前[22]。

丙、江苏徐州市花马庄唐墓出土金戒指一件。墓的年代推测为唐前期[23]。

上述三墓均无墓志出土，因此墓主人的情况不甚明了。

根据以上有限的资料，我们来看看唐代戒指使用上的几个问题。

一、从文献中有关戒指的记载奇少，以及考古出土实物也不多的情况看，戒指在唐代大部分地区、对大部分人来说，还不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装饰品。作为珍宝作为信物使用而并不戴在手指上的可能性很大。例如D条史料中即以玉戒指为赌资，赢了戒指从墓中出来后，“其赢玉指环犹在衣带”，并没有戴在手指上。同样的例子我们在南北朝时也能看到。前举《异苑》卷6有一条记载说沛郡人秦树在冢墓中与一女子婚合，临别时，“女泣曰：与君一睹，后面无期，以指环一双赠之，结置衣带，相送出门”。请注意，女子没有将戒指戴在男子的手指上，而是结置于衣带上。说明自南北朝到隋唐，虽也使用戒指，但大部分人并不把它戴在手指上，换句话说，就是当时还没有戴戒指的习惯。前述甲墓出土的金戒指，据发掘报告称，墓主人就是“右手握一金戒指”云云，可见也并没有戴在手指上。当然，不能否认当时也有将戒指戴在手指上的。估计这主要是北边少数族的习俗。前述乙墓出土的铜戒指，发掘报告说就是戴在墓主人手指上的。

二、于是又可指出，戒指在唐代似乎仍是带有浓郁少数族或外来文化色彩的装饰品。前引乙墓除出土了金戒指外还出土有东罗马帝国的金币，可知墓主人或是少数族或受外来文化影响甚大。汉代以来，从西北到东北，某些少数族的成员有戴戒指的习俗已为考古发现证明。乙墓所处的辽宁省朝阳市在唐属营州，是与契丹、奚族活动区域相交叉的地区，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还曾“为契丹所陷”[24]，开元以后又是“商胡”云集处[25]。我们知道，契丹族可能是戴戒指的。1992年发掘的辽耶律羽之墓，墓主人死于离唐代不远的会同四年（941年，亦即五代后晋的天福六年），墓中就出土有金戒指5枚[26]。而1986年发掘的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的墓主人陈国公主“十指戴戒指十一枚（有一指上两枚套叠在一起），驸马戴戒指六枚，均为金质”[27]。这些资料或者可以作为契丹族戴戒指的旁证吧。因此，乙墓的墓主人很有可能属于契丹族当然也有可能属于“商胡”[28]。此外，甲墓出土的金戒指上刻有中古波斯语，无疑也是西方传入的外域工艺品。文献中也能看出些许痕迹。比如《新唐书》卷83《定安公主传》记定安公主回到太原，“诏使劳问系涂，以黠戛斯所献白貂皮、玉指环往赐”。我们知道，黠戛斯“赤发、皙面、绿瞳”（《新唐书》卷217《黠戛斯传》），是唐代西北的少数族。又，前述C条史料说墓中戴戒指的女子是“绿发稠直，皓齿编贝”，显然也是一位少数族或外国的女子。总之无论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资料都说明，唐代的戒指仍主要为胡族或受胡族文化较深的人所佩戴。而在其他人的眼中，将其视为一种外域文化色彩浓郁的珍宝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三、戒指在唐代，似乎还是具有某种神秘色彩。前述汉高祖恶戚姬“■环照见指骨”的说法在唐代仍然流行。假托牛僧孺撰写的《周秦行纪》，说牛在洛阳附近碰见了戚夫人，“夫人约指玉环，光照于座”。刘禹锡更说杨贵妃“指环照骨明，首饰敌连城。将入咸阳市，犹得贾胡惊”[29]。其实史籍中只有杨贵妃戴臂钏而没有戴戒指的记载[30]，刘禹锡这里说“指环照骨明”，不过是借用戚夫人的故事说杨贵妃的首饰珍奇而已。与前代一样，戒指具有的这种神秘性反映在文献中，就是涉及戒指的记载绝大多数都与神鬼与死人有关。前引A、B、C、D四条史料无一例外。这或者也可以间接证明唐代戒指所具有的某种神秘性质。

四、唐代有关戒指的记载又仍然多与婚姻相关。这除了前面所云胡俗的影响外，或者还有佛教的影响在内。现存敦煌文书中有一种被称为《太子成道经》的变文，内容叙净饭王太子的成佛经过。文中说太子长大，净饭王想为他娶妻以使他依恋人间，“太子闻说，遂奏大王，若（与）儿取其新妇，令巧匠造一金指环，（儿）手上带之，父母及儿三人知，余人不知。若与儿有缘，知儿手上金指环者，则为夫妇”。后来摩诃那摩女耶输陀罗说了出来，于是“太子当时脱指环”， 娶耶输为妻[31]。《太子成道经》系根据《佛本行集经》演绎而成[32]，在敦煌文书中有八个卷子，可见在当时广为流传。加上变文那种连说带唱的讲经方式，相信这一故事在大众中一定比较普及。因而我猜测，在唐代戒指与婚姻关系的结合中，佛教可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33]。

但是戒指在唐代的大部分时期似乎还不具备西方文化中所有的“定婚”意义。因为戒指在当时虽然成了某些男女交往的一种信物，但却被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前代如《太平御览》所引《后魏书》，说元树从梁归魏后，将爱妹玉儿给他的金指环“寄以还梁，表必还之意”。这是取指环的“环”与“还”同音。唐代也是这样。B条史料说王氏子妇赠李章武白玉指环，并赠诗曰：“捻指环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玩，循环无终极”。这是取指环的“循环”之意。这样，无论“还”还是“循环”，含义都与西方习俗中的“定婚”不同。这或者可以说明，戒指在唐代虽与婚姻有联系，但相对而言，似乎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

五、但是到晚唐，可能一些了解西方习俗的士人知道或接受了西方戒指所具有的“定婚”意义。前述A条史料就是典型的一例。史料说韦皋与玉箫告别，“遂为言约，少则五载，多则七年，取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这里的指环就有了比较明确的“定婚”的含义。不仅如此。我们知道西方戴戒指的习俗是戴在中指上表示已经定婚（也有说表示热恋者）、戴在无名指上表示已经结婚。古罗马庞培城壁画中画的已婚妇女，已将戒指戴在无名指上了[34]。这种习俗晚唐的某些士人可能也已经知道。前述韦皋与玉箫定婚后，韦皋违约不至，玉箫绝食而死。史记玉箫的主人姜氏“愍其节操，以玉环着于中指而同殡焉”，即视玉箫为已定婚之人，所以才将戒指戴在她的中指上。前述C条史料说墓中的女子“左手无名指有玉环”，说明这位女子是一位已婚妇女。如果说C条史料的作者谷神子（郑怀古）记墓中女子无名指戴戒指尚属不知其所以然的话，A条史料的作者范摅则应该是懂得将戒指戴在中指上所具有的意义的。当然，具有这种知识的人在唐代可能很少见（比如前述乙墓的墓主人就是左手戴2个右手戴3个铜戒指），但文献中明确有将戒指戴在中指和无名指上的记载，还是说明晚唐人对戴戒指的外国习俗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

综上所述，戒指在唐代仍然具有神秘性、胡族性的特点。它虽然可能在北方某些少数族中流行，但就唐朝大部分地区而言，仍然不是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装饰品。此外，戒指在唐代依然与婚姻有关，但其含义仍不固定，传统文化意义可能仍然大于外国文化意义。只是到了唐代晚期，才似乎有些士人对外国习俗中戴戒指的意义（如定婚）以及佩戴方式（如戴于中指或无名指等）有了一定的了解。

三、

现在的问题是，戒指在中国可说是起源甚早，但是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装饰习俗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里只想就与婚姻发生关系的侧面来谈一谈。按中国古代的戒指很早便与婚姻联系起来了，那么为何到唐代为止，戴戒指却一直没有在社会中流行、并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婚姻习俗呢？我想，其根本原因或者在于，戒指与婚姻发生联系的习俗来自外国，而这一习俗与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格格不入。按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很早即已形成，其基本特征之一是婚姻的结成需要媒人，《诗．豳风．伐柯》云：“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即是明证。此外，结婚过程的“六礼”也早在《仪礼》中已经有了明确规定，而“六礼”中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每一礼，都需要中间人（使者、宾）来完成，其中没有给新婚男女直接见面的机会。上述婚姻制度在后代虽有繁简之分，但却大致为历代所遵守。唐代也是如此，“为婚之法，必有行媒”[35]，婚姻的成立要靠媒人。一般而言，唐代民间的婚姻过程首先是媒人牵头，然后男方提出《通婚书》，由媒人传给女方，若女方也有《答婚书》，婚姻就成立了，一般也就不许悔婚了。《唐律疏议》卷13《户婚律》云：“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36]，“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这就是说，唐代婚姻成立有两种办法：一是女方回报《婚书》，一是女方接受聘财。这两种方法实际都是由媒人穿线，在男女双方家长中进行的。在这过程中，没有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和自由恋爱，恐怕也就没有了男女之间直接交换戒指以定婚的可能。因此我们在笔记小说中看到的有关戒指的故事，就只能与死人有关了。这实际上是当时人对男女自由恋爱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现实生活中婚姻状况的无奈。或者可以这样说，戒指与婚姻的联系是以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自由恋爱为基础的，只要中国古代的社会不允许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只要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没有根本的改变，具有定婚意义的戒指的使用就不会发展起来。也许正因为此，因而戒指虽然常出现在文献和考古资料中，但它归根结蒂属于外国文化范畴，不能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由此或者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任何一种外来事物及其运用，乃至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如果与接受它的社会的传统制度传统文化相冲突，它就很难融入那个社会中去。但是如果它本身存在有合理的进步的因素，它又能断续存在于那个社会（甚至只在观念上），而不会彻底消亡。据说，戒指起源于古时的中国宫廷，女性戴戒指是用以记事，戒指一种“禁戒”“戒止”的标志。当时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在后宫被皇帝看上者，宦官就记下她陪伴君王的日期，并在她右手上戴一枚银戒指作为记号。当后妃妊娠，告知宦官，就给戴一枚金戒指在左手上，以示戒身。

◇ 后来戒指变成婚姻的信物。14世纪后，欧洲女性戴戒指普遍起来。戴在哪个指头上，也逐渐变成一种约定的习俗：

◆◇ 戴在食指上，表示想结婚即表示求婚；

◆◇ 戴在中指上，表示正在恋爱中；

◆◇ 戴在无名指上，表示已经订婚或已经结婚；

◆◇ 戴在小手指上，表示独身。

◆◇ 大拇指一般是不戴戒指的，戒指一般应戴在左手上，这种习俗为世界各国所接受。

至于右手，在传统上也有一个手指戴戒指时是有意义的：那就是无名指。据说戴在这里，表示具有修女的心性。

当然，当你戴一种戒指的时候，无论你戴在那里都不具备任何意义，这种戒指就是一般的花戒，这种戒指是起一种装饰的作用，可以戴在任何你想戴的手指上，没有任何拘束。

说明：

1）结婚戒指不能用合金制造，必须用纯金，铂金或白银制成，表示爱情是纯洁的。双方的姓名一定要刻在戒指上，作为永久的纪念。

2）按我国的传统风俗习惯，男女一般都把戒指戴在左手的无名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