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人指点〔印章的来历〕

　　秦以前，无论官，私印都称“玺”，秦统一六国后，规定皇帝的印独称“玺”，臣民只称“印”。汉代也有诸侯王、王太后称为“玺”的。唐武则天时因觉得“玺”与“死”近音（也有说法是与“息”同音），遂改称为“宝”。唐至清沿旧制而“玺”“宝”并用。汉将军印称“章”。之后，印章根据历代人民的习惯有：“印章”、“印信”、“记”、“朱记”、“合同”、“关防”、“图章”、“符”、“契”、“押”、“戳子”等各种称呼。先秦及秦汉的印章多用作封发对象、简牍之用，把印盖于封泥之上，以防私拆，并作信验。而官印又像征权力。后筒简牍易为纸帛，封泥之用渐废。印章用朱色钤盖，除日常应用外，又多用于书画题识，遂成为我国特有的艺术品之一。古代多用铜、银、金、玉、琉璃等为印材，后有牙、角、木、水晶等，元代以后盛行石章。

　　古代印章的起源

　　中国的雕刻文字，最古的有殷的甲骨文，周的钟鼎文，秦的刻石等，凡在金铜玉石等素材上雕刻的文字通称“金石”。玺印即包括在“金石”里。玺印的起源或说商代，或说殷代，至今尚无定论。根据遗物和历史记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出现，战国时代已普遍使用。起初只是作为商业上交流货物时的凭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印章范围扩大为证明当权者权益的法物，为当权者掌握，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

　　传世的古代玺印，多数出于古城废墟、河流和古墓中。有的是战争中战败者流亡时所遗弃，也有在战争中殉职者遗弃在战场上的，而当时发动机惯例，凡在战场上虏获的印章必须上交，而官吏迁职、死后也须脱解印绶上交。其它有不少如官职连姓名的，以及吉语印、肖形印等一般是殉葬之物，而不是实品。其它在战国时代的陶器和标准量器上，以及有些诸侯国的金币上，都用印章盖上名称和记录上制造工匠的名姓或图记性质的符号，也被流传下来。

　　古玺是先秦印章的通称。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印章大多是战国古玺。这些古玺的许多文字，现在我们还下认识。朱文古玺大都配上宽边。印文笔划细如毫发，都出于铸造。白文古玺大多加边栏，或在中间加一竖界格，文字有铸有凿。官玺的印文内容有“司马”、“司徒”等名称外，还有各种不规则的形状，内容还刻有吉语和生动的物图案。

　　印章的历史与鉴定

　　走过你征我伐、割据政权多如牛毛的南北朝，历史终于又一次挣脱窄狭的瓶颈，豁然开朗。但古代印章艺术并未随历史的前进而再度辉煌。以典淳平正的缪篆为基础的秦汉印风在劲吹印坛800年后，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九叠文主宰了公印，公印也因之丧失了管领印艺风骚的地位，几百年在实用道路上机械盘曲，终为明清兴起的文人篆刻的光焰所掩盖。

　　※隋唐印章的创新

　　隋代继秦代之后，开启了中国古代印章制度与风格的又一新的历史阶段。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简牍早巳全面退出日常生活，纸张在政府公文等方面的普遍使用，公印不再局限于简牍上所能取得的狭小平面，边长从23厘米左右(秦汉一寸)猛然增大到54厘米左右(约合隋二寸)。由于印体加大，公印不像秦汉时代那样刊刻职官名而发给官吏本人佩带，而是转为发给以官吏为代表的官署，完成了由职官印向官署印的转变。公印不再佩带而变为匣装，置诸衙署。

　　其次，由于印章不再钤抑封泥而转为钤于纸帛，封泥时代结束，钤朱时代到来。印泥(一般为红色)出现了。同样出于追求醒目的实用目的，公印也由秦汉的阴文转为阳文。

　　第三，秦汉印主要分铸、凿两种，故所用缪篆平正谨严。隋代公印是用薄铜片盘曲成印文再焊于印面上，故又称蟠条印。其印文盘曲，多为圆曲笔道。后世为将宽大的印面填满，更将文字笔画任意重叠折绕，发展为九叠文。

　　第四，秦汉时代，官印从不署款。从隋代开始，官署印有了刻款的习惯。有印款隋公印凡见三例，皆刻铸造时间，如“观阳县印”，背部凿款“开皇十六年(596年)十月十五日造”。

　　唐代公印主要继承了隋印的特点而略有发展。

　　首先，出现了“宝…‘记”“朱记”等新的印章自名。

　　其次，唐初印章钮式从隋代接近汉魏的鼻钮向宋以后的橛钮又跨进了一步，鼻钮升高，钮穿渐向竖长方形发展。唐代后期印穿已消失，完全演化为橛钮，如西安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唐“千牛府印”。

　　第三，印背多刻楷书印文，如唐“武夷县之印”背款刻“武夷县之印”5字，不再像隋公印印背凿刻造印时间。

　　第四，出现了新的印章门类鉴藏印和斋馆印。

　　※宋代公印的演变

　　宋初百废待兴，官印一度袭用五代旧印。不久重铸公印时，印文多嵌“新”或“新铸”字样，以区别于五代公印，如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东关县新铸印”等。百官印一律用铜铸造，大小依官阶高低而有所区别。

　　宋早期公印印文与印边粗细相若，以后印边逐渐加宽，如989年铸“拱圣七都虞侯朱记”印边已比印文宽近1倍，达0．1厘米。到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铸“嘉兴府金山防海水军统领印”，印边已宽达0．3厘米。

　　宋公印印文不再如隋印那样用蟠条法制造，而是直接铸造，印文笔画间已不似隋唐印疏阔。方长形柄钮已不见穿孔。

　　与隋唐公印偶有背款不同，北宋早期公印多刻有年款，标明铸印年月，如“东关县新铸印”背凿“太平兴国五年九月铸”。中期以后，在刻凿年款的同时，还凿有兼管颁发铸造的机构“少府监”的名称。如“保捷弟一百三弟六指挥使朱记”。南宋公印转由文思院统管，背款中“少府监”遂为“文思院”取代。

　　靖康元年(1126年)靖康之难后，宋代官员仓皇南渡，印信多有遗失。南宋又重铸公印，不过在印文前“加‘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别新旧”(《宋史•舆服志》)。

　　※夏辽金元公印的样式

　　两宋时期，与中原汉族政权对峙的皆为少数民族政权，北方有辽，西北有夏，东北有金。后来辽为金灭，后来居上的蒙古人又毫不客气地收拾了西夏、金，最后灭宋建立了元朝。这四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和朝代，在公印制度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宋朝公印制度的影响，但又创造了自己一些别具一格的特点，在印文上出现了有趣的现象。西夏公印用西夏文，辽、元公印有的用汉文；有的用契丹文或八思巴文，金公印则全用汉文。

　　1．西夏公印

　　西夏(1038—1227年)是由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其文字吸收了汉字笔画的一些特点，但与汉字完全不同。西夏公印有以下几个特色。

　　第一，中国古代公印基本上皆为正方形，宋辽金元亦莫能外，西夏公印却独用圆角形式。

　　第二，隋唐以来，朱文公印已流行了400年，但西夏公印皆为满白文，笔画极粗，而且使用边框。其印文吸收了宋朝流行的九叠文特点，印面安排匀整饱满。

　　第三，印文从二字到六字不等。其中二-二字的“首领”印最多，占现存西夏公印的九成。“首领”二字西夏文为上下安排，与汉人两字印多作左右安排不同。

　　第四，两宋公印一般背款中只刻铸印年月(有的还精确到日)和机构。西夏公印却在印背左边刻铸印年代，不记月日，更不见铸印机构。而在钮右印背刻执印者姓名，这在汉人公印制度上是从来不见的。有时西夏公印在背钮顶端还用西夏文刻•“上”字，这显然是受到宋印的影响。

　　2．辽印

　　辽(916～1125年)是契丹人建立的政权。其子民分为以农业为主的汉人和渤海人，以及以畜牧业为主的契丹和奚等族人。为此，辽本着因地制宜，“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史•百官制》)的原则，实行南面官、北面官并行的制度。公印也分别采用汉篆文和契丹文。契丹文又分为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

　　契丹文为辽神册五年(920年)根据汉字隶书之半增损得之。1125年金灭辽后，仍继续使用，直到金明昌二年(1191年)才废止，前后通行300年。明清以来已无人认识，成了真正的“绝学”。

　　3．金朝公印

　　金朝(1115—1234年)是由我国东北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女真族所建，曾与南宋、西夏鼎足而立，对峙百余年。

　　金建国之初，使用在征辽伐宋过程中掠去的辽、宋官印。正隆元年(1156年)海陵王改革金朝官印，追缴袭用之辽、宋旧印。海陵王和金世宗时期(1149—1189年)成为金代公印的典范时期，公印铸造精工，外观平整光滑，很少见到气孔和毛刺。金印一般印背左侧刻造印机构名称，如少府监、礼部、尚书礼部、行宫礼部等。右侧刻铸印年及月。印台侧面刻印文名或兼印章的编号。如公元1200年的金“库普里根必刺谋克印”，印台左侧面刻“库普里根必刺谋克印”，印背右侧刻铸印年月“永安五年闰二月”，左侧刻造印机构“礼部造”。

　　金朝晚期内忧外患，金廷只好扩大军队，增设军官，致使同—•军职和同…‘级军事机构的公印数量激增，同一‘名称公印只好按顺序编号。编号有两个系统，即五行(金、木、水、火、土)系统和千字文(天、地、玄、黄，宇……)系统。这种编号印主要流行于金末卫绍王至哀宗时代(1209～1234年)。

　　4．元朝公印

　　元朝(1271—1368年)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其公印有汉文印和八思巴文印两类。前者行用于八思巴文颁行以前的了元代早期，如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辽中京大名城遗址出土的至元—：—：年(1265午)“武平县尉司印”，印文即为标准汉文九叠篆。

　　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命令国师八思巴创立拼音文字一—八思巴文，即所谓“蒙古新字”，以后汉字九叠文公印就越来越少了。八思巴原为西藏喇嘛教萨逊派法王，他创立的新字不像辽、金、夏文字皆与汉字有一定渊源，而是从藏文发展而来。其八思巴文印吸收了宋印九叠文的特点，极为匀称整齐，棱角分明。元八思巴文公印的一大特点就是背款皆为汉字，这也是今天我们识别八思巴文的最重要依据。

　　元公印印面构成的一大特点是印边加宽，有时竟达印文笔画宽度的6—10倍。而隋唐宋初，印文与印边往往等宽，以后印边不断加宽。

　　※明清公印的特点

　　明代(1368～1644年)皇帝、王府之宝用玉箸篆玉印。这种篆书“笔画两头肥瘦均匀，末不出锋”，乃“篆书正宗也”(清•陈沣《摹印述》)。御宝舍两宋九叠文而直溯唐以上之玉箸篆，意味着九叠文禁锢公印的冰山已经松动。

　　此外，明代内阁印用玉箸文银印，直钮，方一寸七分，厚六分；将军印用柳叶文，平羌、平蛮、征西、镇朔等将军印用螭鼎文，皆银印虎

　　钮，方三寸三分，厚九分；其余百官印都用九叠文，铜印直钮，这类印比重最大。如故宫博物院藏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造“朵颜卫都指挥使司之印”。

　　明代直钮已由两宋长方形板状钮变为上小下大的椭圆柱状，加高到8厘米左右，形成后世俗称的“印把子”。明代官印背款皆凿年款及编号。

　　应该指出，两宋之时，九叠文中所谓的“九”是—‘个概数，极言其多，不一定确有九叠，也可能只有五叠、七叠，叠即一字中横画的层数。但明代九叠文中绝大多数确有九层横画。

　　清代百官印等级区分同样十分严格，印章普遍有所增大。其字体有蒙古文楷书、满文、汉篆等。最常见的是汉满文对照同时出现在印面上，这也是清公印的一大特点。其中汉篆中，九叠文不太兴盛，出现了玉箸篆、悬针篆、柳叶篆、芝英篆等等。

　　印章的种类

　　印章种类繁多,基本上可分为官印和私印两类。

　　官印：官方所用之印章。历代官印，各有制度，不仅名称不同，形状、大小、印文、纽式也有差异。印章由皇家颁发，代表权力，以区别官阶和显示爵秩。官印一般比私印大，谨严稳重，多四方形，有鼻纽。

　　私印：官印以外印章之统称。私印体制复杂，可以从字意，文字安排，制作方法，治印材料以及构成形式上分成各种类别。

　　1从字义上分有：

　　姓名字号印：印纹刻人姓名，表字或号。汉人名多一字，其三字印，无“印”字者即字印。字印自唐宋后始以朱文二字为正格，也有于姓下加“氏”字的。现代人也有刻笔名的，也属此类。

　　斋馆印：古人常为自己的居室，书斋命名，并常以之制成印章。唐李沁有“端居室”一印，约为此类印章的最早者。

　　书简印：印文在姓名后加“启事”，“白事”，“言事”者。今人有“再拜”，“谨封”，“顿首”者。此种印专用于书简往来。

　　收藏鉴赏印：此种印多用于钤盖书画文物之用。它兴于唐而胜于宋。唐太宗有“贞观”，玄宗有“开元”，宋徽宗有“宣和”，皆用于御藏书画。收藏类印多加“收藏”，“珍藏”，“藏书”，“藏画”，“珍玩”，“密玩”，“图书”等字样。鉴赏类多加“鉴赏”，“珍赏”，“清赏”，“心赏”，“过目”，“眼福”等字样。校订类印多加“校订”，“考定”，“审定”，“鉴定”等字样。

　　吉语印：印文刻吉祥的语言。如汉印中常见的“大利”，“日利”，“大幸”，“长乐”，“长幸”，“长富”，“宜子孙”，“长康寿”，“永安宁”，“日入千石”，“日利千万”等，皆属此类。秦代小玺有作“？疾除，永康休，万寿宁”。也有在姓名上下附加吉语者，多见于汉代两面印中。

　　成语印：属于闲章之类。印文刻以成语、诗词，或牢骚、风月、佛道等语，一般钤盖在书画上。成语印盛行于宋元，传贾似道有“贤者而后乐此”，文嘉有“肇锡余以嘉名”，文彭有“窃比于我老彭”，皆《离骚》中语，令忍忍俊不禁。成语入印是从秦汉吉语印演变而来的，随一时游戏，然当求其隽永笃雅，不能信手臆造。

　　肖形印：也称“象形印”，“图案印”，刻有图案印章的统称。古代的肖形印，一般刻有人物，动物等的图象，取材多样，有龙、凤、虎、犬、马、鱼、鸟等，以古朴取胜。肖形印多白文，有的纯图画，有的加有文字，汉印中多有于姓名四周附以龙虎，或“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署押印：也称“花押印”，系雕刻花写姓名的所签之押，使人不易摹仿，因作为取信的凭记。这种印信，始于宋代，一般没有外框。元代盛行的多为长方形，一般上刻姓氏，下刻八思巴文或花押，又称“元押”，“元戳”。

　　2从文字安排上分有：

　　白文印、朱文印、朱白相间印、回文印

　　3从制作方法上分有：

　　铸印、凿印、琢印、喷印

　　4从治印材料上分有：

　　金印、玉印、银印、铜印、铁印、象牙印、犀角印、水晶印、石印等，今人尚有木质印、塑料印、有机玻璃印等。

　　5从构成形式上分有：

　　一面印、二面印、六面印、子母印、套印

　　印章的鉴赏

　　印章的美学价值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印章的艺术美和印章的材质美。印艺之美则可分化成四个部分：印文、印款、印谱以及印饰。

　　※印文的鉴赏

　　鉴赏印章文字，先要把握艺术表现手法的特征，如书法、章法、刀法，再要体会印文内容中蕴含的情趣、意味，综合起来细细品鉴、慢慢欣赏。

　　书法

　　历来有成就的印艺家对书法都十分重视，我们在前面一章中已经有所了解，“无一讹笔”是保证印文具备鉴赏价值的重要前提。大家知道，书法是写字的艺术，如果连字都不能识读，还有什么艺术鉴赏可言。印章之所以被历代知识阶层推崇、喜爱，也正是由于他的难能、他的艰涩所带来的挑战已 经诱惑。垂手可得的东西不具备挑战性，也没有诱惑力，更谈不上鉴赏价值。而对于鉴赏者来说，识篆就成了一件首要任务。 篆字初看起来，是有点陌生，其实学起来很容易上手，要精通却很难。篆字是以“形”为中心发展而成，虽然后来已经变为“意象”，但探其本源，总有形的影迹可循，所以篆字从一开始就具备美术性。

　　章法

　　印文章法就是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位置安排和整体布局的方法。符合情理的章法能给人以高品位的享受，不合情理的章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底蕴不足甚至是冒牌货。章法的基本要求是平衡、老实、大方、端正，汉印章法大多根基于此，进一步要求自然生动、别饶情趣，这样才可供协商、玩味。

　　刀法

　　古人凿铜刻玉，力艰功深，其过程较为复杂。佳石极宜受力，一如良纸之受笔墨，铁笔所行之处，石屑纷披，呈现出天然崩裂的效果，留下的线条痕迹具有古拙苍劲的金石气息。刀法大致可分为两种：冲刀和切刀。冲刀行进爽快，一泻千里，很像书法中一拓直下的笔法，能表现出雄健淋漓的气势；切刀则行进较慢，用短程碎刀连续切成，一步一个脚印，犹如书法中的涩笔，能表现出遒劲凝炼、厚实稳健的气象。有时两种刀法结合起来使用，效果更佳。

　　情趣和意味

　　我们知道，历代许多文学家、诗人、书画家都对印章情有独钟，许多印人同时也兼工诗书画，他们常常取用一些典故成语、诗词佳句或者俚俗语言作为闲章内容，往往能出奇制胜，饶有情趣和意味。当我们鉴赏到这类语句时，也会觉得分外的有滋有味、兴趣盎然。

　　※边款的鉴赏

　　边款，就是铭刻在印章面或周面的姓名、年月等文字记录。按照钟鼎等铭文的称法，“款是阴字凹入者，识是阳字挺出者”，但是在印章领域，不论阴阳，通常统称为边款或款识，很少有把印章阳文款识称为“边识”的。

　　上古印章极少署款，文彭以双刀行书款开了风气，此后的印家各显身手，使印章边款迅速上升为印章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像绘画题跋一样的作用。在款识的刻制上，也同样显示出印家们精彩的刀法和高超美妙的书法境界，值得我们细加品鉴和赏析。

　　印章款识除了可作书法碑帖艺术品来鉴赏外，有些款识还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它可以或记事或抒情，或谈艺或品味，读之令人神往，发思古之幽情。所谓“方寸之间，气象万千”，不单是指印文，而且也适合款识，两者都具有金铸玉琢的微 妙感觉，同样引人入胜，唤起我们不尽的联想，带给我们无穷的意味。

　　※印谱的鉴赏

　　印谱是印文以及款识的载体。钤拓精美的印谱不仅可以让我们尽情欣赏其中的佳作，而且它本身也是一件艺术品。印谱的钤拓，在清道光之前，都是只用印泥朱拓印章，并不墨拓款识，直到西泠印章艺术昌盛繁荣的晚期，才有林云楼以拓碑帖的方法为赵之深墨拓印款，置于印谱后面。此后大家都来仿效，蔚然成风。印谱的钤拓分为二个步骤，一是印底文字的钤朱，一是印章款识的墨拓。濡朱钤印必须选用优质印泥，好的印泥细腻光泽、不走油、不变质、厚而匀，具有立体感，钤出的印谱持久如新、光艳可人。墨拓印款操作起来比较复杂，一方面要有熟练的技艺，一方面要把握时间，需要细心和经验。印谱的制作，一般先拓墨款，后钤朱印，墨款又分为墨拓和蜡拓，蜡拓不如墨拓精微清晰，只能应付一时急需，不宜制谱。墨拓根据墨色浓淡，又有“乌金拓”和“蝉翼拓”之分，前者对比强烈、富有光泽，后者素淡清和，别饶雅趣。印谱传拓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印文、印款的表达，故有“刻之功六、拓之功四”的说法，可见印谱钤拓的重要性。考究的印谱装帧素雅，纸选用净皮绵宣、单宣或连史纸，每业每印每款，主但选摸、朱丹玄墨，交相辉映，令人赏心悦目，除了观赏，还可临习、研讨，因而成为人们鉴赏收藏的宝贵之物。

　　首先，皇帝用的印叫玺，而臣民所用只能称为印，题干错误。

　　其次，汉文帝的文是谥号的缩写（汉代皇帝谥号都已孝开头，故省略），不是名讳，谥号是皇帝崩逝后才取的，不可能生前就刻在玺之上。

　　最后，玺的作用分为：权玺（权杖），国玺（御印），令玺（金牌）。

　　衍生知识点——玺

　　故宫博物院资深专家朱家溍先生讲：宝玺者何？天子所佩曰玺，臣下所佩曰印。无玺书则王言无以达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于所属，此秦汉以来之事也。（《明清帝后宝玺》弁言 ）

　　皇帝、皇后、皇太后所佩谓玺，印是大臣所用。是有规矩，不然是会被砍头的。明朝玺24方，清朝玺25方。

　　“玺”是印章最早的名称。秦以前，无论官，私印都称“玺”。不过这“玺”的写法或为[金尔]、或为[土尔]，因材料为铜、土不同而名。秦统一六国后，制定一系列等级制度，在少府中设置了专门掌管印章制度的“符节令丞”。当时规定皇帝独称“玺”（从这时[金尔]都写作“玺”），其材料用玉，臣民只称“印”，且不能用玉。汉代基本沿袭秦制，但制度已略放宽，也有诸侯王、王太后称为“玺”的。

　　在古战国时期的官印印章来看，都只是书写其官职，并未出现“玺”或“印”之称，当然这在秦以前是应用比较普遍。但随着始皇帝的改革，如“朕”仅为皇帝专用，“玺”为皇帝印章。自此延承至后代王朝。事实上，皇帝印章有时称“玺”和“印”，二者都有出现在历朝的皇帝印章之中。

出土“文帝行玺”龙钮金印。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的“文帝行玺”金印出土于该南越王墓。被考古队员发现时，该金印位于墓主人赵眜的胸部。金印的印面阴刻有篆书“文帝行玺”四个字，刚健有力。

金印的印钮是一条游龙，盘曲成“S”形，龙头伸向一角，龙身上的鳞片和爪是铸成后凿刻的，龙腰隆起可以用来穿印绶。经电子探针测定该印印台部位可知，印章含金量约为98%。

“文帝行玺”金印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关键物证。考古学家正是通过金印中“文帝行玺”四字得知，该墓墓主为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他是南越国开国君主赵佗之孙，自称南越文帝。

西汉金印：

根据史料记载，秦汉时期的帝玺以白玉为材料，以螭（chī）虎为印钮。然而，目前秦汉皇帝的帝玺皆已丢失，可作参考的物证仅有1968年出土于咸阳的白玉螭虎钮“皇后之玺”（西汉早期）和传世的“皇帝信玺”（秦朝）封泥，这两件文物的边长皆是28厘米。

至于诸侯王、外藩首领的印章，目前所见的材质多为金，边长介于22-24厘米，属于典型的“方寸之印”（汉代一寸约等于今23厘米）。

这枚“文帝行玺”，印面长31、宽3厘米，材质为金，有别于秦汉帝玺和汉诸侯王的规制，反映了南越王逾越汉制、僭越称帝的性质。经观测，金印印面沟槽及印台四壁都有碰撞的痕迹与划伤，说明它是墓主生前的实用物。

汉代印章制度从艺术价值来说，汉代是我国印章制度的鼎盛时期，而“广陵王玺”是汉印精品中的精品，被视作文物断代的标准器物。印文是篆书，但隶书的意味明显，转折和收笔很方正，字迹苍劲古朴，端庄凝重。同时，它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汉代诸侯王的印章，在尺寸、重量和形制上都有严格规定，“广陵王玺”的发现印证了典籍的记载，起到了“证史”和“补史”的作用。

“妾莫书”银印长19厘米、宽19厘米、高17厘米。此印为方形、龟钮、银质，龟昂首匍匐状，龟甲纹饰清晰，印文“妾莫书”三字为白文篆体。对于研究广陵国王宫中内官的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此外，汉代一些高级官员印章还采用铜质鎏金的方式，如湖南长沙马王堆2号西汉墓出土的铜质鎏金“长沙丞相”印与“轪侯之印”等。

长沙马王堆2号汉墓主人是利苍，“长沙丞相”印与“轪侯之印”都是利苍的官印。他早年随汉高祖刘邦打拼天下，后分封为轪侯。利苍为长沙国丞相。所任职的长沙国，即为汉初的吴芮长沙国。

汉代官印均由中央官署制造颁发，免职后要予以上交。所以，在墓葬中所出官印大多为复制品，而非实用官印。而在遗址中发现的官印则有可能是实用品。

汉代官印不仅具有迷人的艺术魅力，它所反映的史学价值，体现了当时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秦代以后，皇帝的印章专用名称为“玺”，又专以玉质，称为“玉玺”，共有六方，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在皇帝的印玺中，有一方玉玺不在这六方之内，这就是“传国玉玺”。“传国玉玺”又称“传国玺”，为秦以后历代帝王相传之印玺，乃奉秦始皇之命所镌。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篆字，以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之信物。嗣后，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也。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被讥为“白版皇帝”，显得底气不足而为世人所轻蔑。由此便促使欲谋大宝之辈你争我夺，致使该传国玉玺屡易其主，辗转于神州赤县凡二千余年。然终于销声匿迹，至今杳无踪影，辄令人扼腕叹息。

汉印中的“皇后之玺”等；列侯、丞相、太尉、前后左右将军、乡亭侯，将军部属、郡邑令长等所用皆称“印”，将军所用多称“章”。

东汉后期出现了印文连称“印章”的新款式，如“裨将军印章”，这类印章往往是在行军中急于临时任命，在仓促之间以刀在印面上刻凿成的，所以又称“急就章”。

汉印以铜为主，其次还有金、银、玉石等材质。印纽分鼻纽、瓦纽、桥纽、龟钮、驼纽等，随着汉代与西域交流的不断加强，也出现了以狮、辟邪等动物形制的印钮。汉代官印制度，对印的材料和钮制都有严格规定。在汉代，龟纽官印与质地关系十分密切。

如汉王、侯等有爵号者、秩比二千石以上者，均用龟纽，王、侯、后及丞相、大将军用金质印，相、中郎将和武猛校尉等用银质印，秩比二千石的“校尉之印”、“奉车都尉”、“驸马都尉”等用铜质印。千石、六百石以下中下级官员用鼻纽铜质印。

但在新莽时期使用铜质龟纽印的秩级要比西汉略低，现今遗存的新莽县宰印不少为龟纽。

从制造方法上看，两汉官印一般为铸造，用的白文（阴文）；只有少数急就印或给少数民族的官印，凿而不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