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贵(阳)毕(节)公路以桥梁数量之多创下世界“之最”。全路长仅179.05公里,竟有151座桥,平均1.186公里1座。其中最大的“六广河大桥”长564.2米,桥面高305米,桥墩高90米,桥高、墩高均居全国榜首。“贵毕公路”所经之地,古称“水西地区”。明洪武年间,奢香开辟“龙场九驿”,修建“水西十桥”,其路线与“贵毕公路”大致吻合,此乃说明,奢香是开发水西交通的先行者。
所谓“水西”,指的是贵州西部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广大地区。其地“桥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彝族土司十分重视桥梁建设,至今留下的许多古桥,多是彝族土司主持修建甚至捐资修建的。如黔西境内的“朵尼桥”、黔西与大方交界处的“西溪桥”和大方境内的“落折河桥”等等,即是摄贵州宣慰使奢香主持修建的。奢香之后,又有贵州宣慰使安贵荣倡建的“长春桥”、彝族土目安邦母子捐资修建的“水西大渡河桥”等等。修建水西大渡河桥,用去安邦母子白银“壹仟壹佰伍拾两整”。时任贵州宣慰使安国亨特意为其撰写修建碑记。
水西地区的许多建桥碑记是用彝文撰写的,内容十分丰富。刻于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用彝文撰写的《拦龙桥建桥碑记》,开宗明义叙述家史:“论及六祖的根本,不是寻常的啦!自德施以来,到阿哲其时代,首先从嘎勒分支往妥太聚居,再迁徙到古阿勒掖的施默耿佑姆来定居。在这以后,阿其家就兴盛如挺拔参天的一株大树,伫立荫盖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又如春天嫩绿的芳草,遍及原野。”“只直阿里的权威与俸禄来自于百姓,如同河水的源头永远没有穷尽;君长的威名也远扬于四方。积攒的丰裕财富,多如夜间的繁星,珠宝往来,连绵不断。”
为何要建“拦龙桥”?碑文说:“由于这块肥沃的土地横着一条河,德赫布诺、阿洛育梅、娄则阿姆、堵莫阿嘎四人共同建议道:‘山中的野兽尚有狮子来驯服,栖息于林中的禽鸟能频频地高飞。如今我们居住的南北两面和中部地带,都有辽阔的田地,可谓良田千顷。但还有一条很宽的河蜿蜒流经其间。河上乃运输租赋必经之路,如果不在上面建好一座桥梁,虽然有显赫的官爵,创造了大业,可受到交通的梗阻,所得到的享受仍然是很微薄的呀!’因此,在开庆己未年五月初三日开始兴工建桥,到庚申年十月初三日竣工。”
彝族土司何以如此热衷架桥?刻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何家桥修建碑记》如是说:“桥像高天与大地接壤的形状一样,往来经过的人,如鳞甲累累,络绎不绝,运送的粮食赋税,像江河的水,流个不停。”刻于清嘉庆七年(1802年)的《蚂蚁河桥修建碑记》将征收到手的租谷和赋税运往何处,记得一清二楚:“我和伯父俩,到这地方定居后,从白索过渡,征收租谷和赋税,往‘龙濮恒舍’君长住的地方输送。财源必须从远方来,但受东方河水的阻隔。河大潭水深,用马来驮运,心已到对岸,脚却难迈过。面对这种情景,凡经过这里的人,举目对直插霄汉的九重山在考虑,低头向地下的川流在深思:计划要实现这项伟大的基业。”即在蚂蚁河上修建一座桥。
看来,“运送粮食赋税”是修桥铺路的主要动因。据文献记载,洪武年间,水西地区的田赋负担极为繁重,“每岁定输赋三万石”。比水西富庶的播州地区(今遵义一带),“每岁纳粮二千五百万石”。弘治年间,水西输粮增至五万石。
用彝文镌刻的建桥碑记,其本身就是极为珍贵的民族文化典籍。此类历史文献,从一个侧面丰富了“水西桥文化”的文物价值和旅游价值。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建桥碑记,后人得以知晓,许多古桥的修建,凝结各族人民的心血,是民族团结的颂歌。比如修建蚂蚁河桥,除彝族土司和彝族民众捐资投劳外,还有汉族、苗族和回族村民参与其事。功德碑上有如下记载:“执事郎,李朝宝,一两二钱。”“法迭赫苗寨,银一两四钱五分。”“苗族阿育宗,银二钱七分。”“工匠是不吃猪肉的回族张三虎。”
俗话说,“桥是桥、路是路”,似乎桥与路毫不相干。其实不然。桥也是路,而且是道路中最为关键的部位。要开发一个地方,首先必须修桥铺路。水西地区于工程告竣后“刻碑勒石”,从而留下大量石质文献。水西地区古往今来的道路桥梁、修建碑记、相关文献和民间传说,是乌蒙山区十分精彩的文化资源。如以照片、图纸、模型、声像及相关资料将水西地区新老桥梁精心组成一个《水西桥文化展》,在水西文化中心——奢香博物馆内陈列展出,定会受到公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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