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元晖是谁？

谢朓，原字玄晖，因避讳改元辉。

谢朓(464～499),南朝齐诗人。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高祖据为谢安之兄，父纬，官散骑侍郎。母为宋文帝之女长城公主。谢朓家世既贵，少又好学，为南齐藩王所重。初为太尉豫章王萧嶷行参军，迁随王萧子隆东中郎府，转王俭卫军东阁祭酒，后为随王镇西功曹，转文学。

永明九年(491)，随王为荆州刺史,“亲府州事”,谢朓也跟着到了荆州，“以文才尤被赏爱”。后调还京都，任新安王中军记室，兼尚书殿中郎，又为骠骑谘议，领记室，掌霸府文笔,又掌中书诏诰。建武二年(495)出为宣城太守，后迁尚书吏部郎。

东昏侯永元元年(499)，始安王萧遥光谋夺帝位，谢朓不预其谋，反遭诬陷，下狱而死。谢朓青年时代即以文学知名，曾参与竟陵王萧子良西邸的文学活动，是“竟陵八友”之一。谢朓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是发展了山水诗。

《隋书·经籍志》有《谢朓集》12卷，《谢朓逸集》1卷，均佚。明人收集遗佚,重为编定，刻本甚多。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明抄本。今人郝立权有《谢宣城诗注》(1936)。

电视剧《龙飞相公》中雪精灵的扮演者是中国大陆影视女演员谢元真。

中文名字：谢元真

国       籍：中国

星       座：天秤座

出生地点：浙江

出生日期：1984923

职       业：影视演员

毕业院校：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

代表作品：龙飞相公 梁山伯与祝英台

张学良的产业起源于其父张作霖。张作霖在东北创业之初，曾经在黑山八道壕煤矿有一份股产。后来矿主刘甲山无力偿还越来越多的债务，便将该煤矿兑给张作霖。从1922年开始，张作霖委托阎廷瑞和王正福先后代为管理这家煤矿。由于张家不断地向煤矿投资，使八道壕煤矿日产原煤数十吨，利润丰厚，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止。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张作霖的产业已从东北向华北扩展。1919年张作霖在英租界购得一所小楼。是年，张作霖发现天津恒源纺织有限公司是一处可供联合经营的产业，当时这家华北最大的纺织公司面临资金短缺、产品供销紧张的局面，张作霖见有利可图，遂出一笔巨资入股。不久，由于该公司中绝大多数的股份均为张家持有，恒源公司很快就由张作霖来独家经营。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将天津恒源纺织有限公司的股产抽出，独自回东北，在沈阳建成了东北第一家奉天纺纱厂。张作霖主政东北期间，还分别在大亨铁工厂、东北银行、大通铁路、奉海铁路、惠临火柴公司等大小企业中有股份和投资。张作霖晚期在注重发家和积蓄财产的同时，也进行必要的房地产开发。除沈阳大南门、小河沿、北陵、等处的房产之外，在他兴兵进关、问鼎中原以前，还分别在大连老虎滩、辽宁杨岗子等处购买了消夏别墅。1925年他在天津购得别墅一所，1926年在北京购得顺承郡王府(今全国政协所在地)作为自己到京时的临时行辕。这些房地产大多系张作霖在世时置下的家业。 张学良将军于1928年秋子承父业以后，由于其性格使然，与其父亲的敛财嗜好截然不同，他注重的是东北财政之盈亏，而决不计较私产的有无。张学良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每年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应得的俸薪，以及父亲生前留下来的资产。他本人在位主政期间，从不肯以权力来谋取张氏家族的私利，甚至连父亲从前留给他的一些商产实业也疏于管理，一些房地产也被他丢在脑后。 1920年春天，张作霖在东北黑龙江的太来县又购得新地400万公顷，并与日本财团首脑大仓喜八郎合资开办中日兴发公司，这家合营公司主要经营东北的粮食和土特产及东北地区所特有的畜牧业，成为当时张氏家族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此项经营在1928年张作霖死去以后，张学良出于对日本的义愤，下令抽回所有张家股份，决然中止与日本公司的合作。少帅宁可放弃丰厚的收入，也决不与日本商人做生意，此事受到东北各界人士的赞许。 此外，张作霖主政东北时，也注重依靠关东临海地区的优势做生意。1919年，张本政在辽宁经营的营口轮船公司发生经济亏损，张作霖慨然借资三十万东北币，支持该公司度过难关。此后张作霖即将他所资助的二十万东北币作为入股该轮船公司的投资，成为张氏家族另一经济收入。直至1928年张作霖逝世，张本政的政记轮船公司始终向张氏家族分红。但张学良在1929年执政以后，中止了与这家轮船公司的关系，收回了当年父亲的投资。 1930年以后，张学良虽然手中握有东北和华北的军政大权，但他除了为赵一荻女士和幼儿张闾琳在天津租界购买居所外，很少置办私人财产。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关东军闯入位于沈阳市大南门的张氏帅府，将张学良存在这所旧宅里的贵重物品及他多年精心珍藏的古董及名人字画劫夺而尽。不久，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大将，派兵用两列火车将张学良本人的私产装运至北平。这是因为早在十年前本庄繁即在东北奉系军阀中充任东北军队的顾问，在此期间本庄繁与张氏父子私交甚笃。所以，当那批属于张学良的私人财产运到北平前门火车站时，马上就有一日本特使前往顺承郡王府张学良官邸求见。张学良马上怒斥本庄繁的特使，并严厉要求日本特使将那两车属于他的私人财产运回沈阳，否则他将下令将那些财产在火车站上焚烧以示抗议。数十年后，张学良对此事仍然耿耿于怀。1990年夏天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采访时，说了下面一段话： “本庄繁把我的私人财产送来两火车，他派一个人来，给我写了一封私人信。我收到信，跟那个人说:我的东西我不收，我绝不收。我们两个人虽然过去是朋友，关系很不错，但是现在就等于敌人一样。我是军人，作战不是为了保护我自己的财产，他这样对我，等于羞辱我。我对来人说，你务必将东西运回去，我家里怎么摆的，你给我怎么摆上。假如你不拿回去，我就在北京火车站放火烧了……” 后来，本庄繁只好命令前来北平运送张学良私产的官员原封不动地将两火车财产运回沈阳。可是，这批属于张学良的私人财产，后来却被日本关东军瓜分劫取。虽然这批东西最后被日本军人所窃夺，但张学良不为自己的私人财产而牺牲民族大义的品格，在当时的确威震敌胆，令日寇不得不另眼相看。 清理私产，不计多寡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学良在北平的一批旧部朋友，鉴于张氏财产在日本投降后无人接收的现况，决定由彭相庭向在南京的宋子文写信，请求由宋出面向蒋介石恳请发还张学良。这本来就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加之有宋子文等人从中斡旋，所以，很快就得到了蒋氏的首肯。1946年2月，彭相庭托东北元老莫德惠亲往张学良当时的幽禁地贵州息烽，转达归还北平财产的意思。当时，张学良已被蒋介石幽禁了整整十年。对外界所发生的事情知之不详。这位一生视金钱和财富为身外之物的爱国将军，对于在北平的产业本是视若等闲，但出于对朋友们的盛情隆意不易拂逆，便执笔给当时正在西安居住的胞姐张冠英(又一名首芳)写了一封家书。从中不难看出张学良对待财富的态度: 首芳大姐: ……关于财产清理委员会的事，现在详细说明一点:这件事是平津的前辈朋友们，承他们的好意发起的，亦曾向最高当局申明，由彭相庭、来贵田、胡若愚给我来信，问我可否办和如何办。我已回信他们，并指告明白。组织一个委员会，选定几个人与此事有关或办事方便的故旧为委员，并已指定宋子文、张辅帅为最后负责有决定权之人。宋是我的最好朋友，张为咱们的父执辈。以宋为委员长，并且授予全权处理。另设一些列席委员，指定了家人和几个亲戚，这是我叫大家全知道内容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无发言权或干涉清理委员会的事，以免七嘴八舌，妨碍负责之人，您也是列席委员之一。 陕西的房地产业蒙您劳神，我得谢谢您，我要说明的:咸阳和平凉城外有一块地是我私人的，现在请您也不必查询。平凉的地，那不是我的私产，是我准备给东北流亡关内的眷属住宅和生产的，如同西安城外的村子一样，那钱也不是公款，也不是我的私产。另外，他们有一个委员会，负责人高子钦，请您注意。 财产多少，在何处，我是弄不十分清楚的。除了爸爸给留下来的，我自己买的房子、地，或者股票等等，不是为了好玩，就是为了帮朋友忙。我从来不十分注意它们的。如果有人存心欺我骗我，那!我是不甘心的，余者我向来抱着‘楚弓楚得’的原则，我希望您也是这样。咱们不会饿死的，就是饿死亦是应该了，‘暴民暴物’，也不晓得做过多少罪孽事，‘披发冠缨’为义，吾愿为之。如果因为钱财事，和人争长争短，那，我是不肯做的。如果我知道他是胡花，就是亲兄亲弟，我一毛也不拔的。我这脾气，想您会晓得的，我希望您也这样做! 财富意味着富裕的生活、尊贵的地位、出众的能力和成功，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人生价值的体现。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对财富孜孜以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来换取金钱。与此相反,“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过眼云烟”是世人对金钱名利的另一常用的说词。1995年1月28日，张学良写下一首抒怀诗:“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富贵如浮云。”纵观张学良的一生，视“富贵如浮云”乃是其对待财富的真实写照，它揭示了张学良人生的另一面。 子承父业，重义轻利 张学良的产业起源于其父张作霖。张作霖在东北创业之初，曾经在黑山八道壕煤矿有一份股产。后来矿主刘甲山无力偿还越来越多的债务，便将该煤矿兑给张作霖。从1922年开始，张作霖委托阎廷瑞和王正福先后代为管理这家煤矿。由于张家不断地向煤矿投资，使八道壕煤矿日产原煤数十吨，利润丰厚，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止。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张作霖的产业已从东北向华北扩展。1919年张作霖在英租界购得一所小楼。是年，张作霖发现天津恒源纺织有限公司是一处可供联合经营的产业，当时这家华北最大的纺织公司面临资金短缺、产品供销紧张的局面，张作霖见有利可图，遂出一笔巨资入股。不久，由于该公司中绝大多数的股份均为张家持有，恒源公司很快就由张作霖来独家经营。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将天津恒源纺织有限公司的股产抽出，独自回东北，在沈阳建成了东北第一家奉天纺纱厂。张作霖主政东北期间，还分别在大亨铁工厂、东北银行、大通铁路、奉海铁路、惠临火柴公司等大小企业中有股份和投资。张作霖晚期在注重发家和积蓄财产的同时，也进行必要的房地产开发。除沈阳大南门、小河沿、北陵、等处的房产之外，在他兴兵进关、问鼎中原以前，还分别在大连老虎滩、辽宁杨岗子等处购买了消夏别墅。1925年他在天津购得别墅一所，1926年在北京购得顺承郡王府(今全国政协所在地)作为自己到京时的临时行辕。这些房地产大多系张作霖在世时置下的家业。 张学良将军于1928年秋子承父业以后，由于其性格使然，与其父亲的敛财嗜好截然不同，他注重的是东北财政之盈亏，而决不计较私产的有无。张学良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每年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应得的俸薪，以及父亲生前留下来的资产。他本人在位主政期间，从不肯以权力来谋取张氏家族的私利，甚至连父亲从前留给他的一些商产实业也疏于管理，一些房地产也被他丢在脑后。 1920年春天，张作霖在东北黑龙江的太来县又购得新地400万公顷，并与日本财团首脑大仓喜八郎合资开办中日兴发公司，这家合营公司主要经营东北的粮食和土特产及东北地区所特有的畜牧业，成为当时张氏家族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此项经营在1928年张作霖死去以后，张学良出于对日本的义愤，下令抽回所有张家股份，决然中止与日本公司的合作。少帅宁可放弃丰厚的收入，也决不与日本商人做生意，此事受到东北各界人士的赞许。 此外，张作霖主政东北时，也注重依靠关东临海地区的优势做生意。1919年，张本政在辽宁经营的营口轮船公司发生经济亏损，张作霖慨然借资三十万东北币，支持该公司度过难关。此后张作霖即将他所资助的二十万东北币作为入股该轮船公司的投资，成为张氏家族另一经济收入。直至1928年张作霖逝世，张本政的政记轮船公司始终向张氏家族分红。但张学良在1929年执政以后，中止了与这家轮船公司的关系，收回了当年父亲的投资。 1930年以后，张学良虽然手中握有东北和华北的军政大权，但他除了为赵一荻女士和幼儿张闾琳在天津租界购买居所外，很少置办私人财产。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关东军闯入位于沈阳市大南门的张氏帅府，将张学良存在这所旧宅里的贵重物品及他多年精心珍藏的古董及名人字画劫夺而尽。不久，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大将，派兵用两列火车将张学良本人的私产装运至北平。这是因为早在十年前本庄繁即在东北奉系军阀中充任东北军队的顾问，在此期间本庄繁与张氏父子私交甚笃。所以，当那批属于张学良的私人财产运到北平前门火车站时，马上就有一日本特使前往顺承郡王府张学良官邸求见。张学良马上怒斥本庄繁的特使，并严厉要求日本特使将那两车属于他的私人财产运回沈阳，否则他将下令将那些财产在火车站上焚烧以示抗议。数十年后，张学良对此事仍然耿耿于怀。1990年夏天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采访时，说了下面一段话： “本庄繁把我的私人财产送来两火车，他派一个人来，给我写了一封私人信。我收到信，跟那个人说:我的东西我不收，我绝不收。我们两个人虽然过去是朋友，关系很不错，但是现在就等于敌人一样。我是军人，作战不是为了保护我自己的财产，他这样对我，等于羞辱我。我对来人说，你务必将东西运回去，我家里怎么摆的，你给我怎么摆上。假如你不拿回去，我就在北京火车站放火烧了……” 后来，本庄繁只好命令前来北平运送张学良私产的官员原封不动地将两火车财产运回沈阳。可是，这批属于张学良的私人财产，后来却被日本关东军瓜分劫取。虽然这批东西最后被日本军人所窃夺，但张学良不为自己的私人财产而牺牲民族大义的品格，在当时的确威震敌胆，令日寇不得不另眼相看。 清理私产，不计多寡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学良在北平的一批旧部朋友，鉴于张氏财产在日本投降后无人接收的现况，决定由彭相庭向在南京的宋子文写信，请求由宋出面向蒋介石恳请发还张学良。这本来就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加之有宋子文等人从中斡旋，所以，很快就得到了蒋氏的首肯。1946年2月，彭相庭托东北元老莫德惠亲往张学良当时的幽禁地贵州息烽，转达归还北平财产的意思。当时，张学良已被蒋介石幽禁了整整十年。对外界所发生的事情知之不详。这位一生视金钱和财富为身外之物的爱国将军，对于在北平的产业本是视若等闲，但出于对朋友们的盛情隆意不易拂逆，便执笔给当时正在西安居住的胞姐张冠英(又一名首芳)写了一封家书。从中不难看出张学良对待财富的态度: 首芳大姐: ……关于财产清理委员会的事，现在详细说明一点:这件事是平津的前辈朋友们，承他们的好意发起的，亦曾向最高当局申明，由彭相庭、来贵田、胡若愚给我来信，问我可否办和如何办。我已回信他们，并指告明白。组织一个委员会，选定几个人与此事有关或办事方便的故旧为委员，并已指定宋子文、张辅帅为最后负责有决定权之人。宋是我的最好朋友，张为咱们的父执辈。以宋为委员长，并且授予全权处理。另设一些列席委员，指定了家人和几个亲戚，这是我叫大家全知道内容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无发言权或干涉清理委员会的事，以免七嘴八舌，妨碍负责之人，您也是列席委员之一。 陕西的房地产业蒙您劳神，我得谢谢您，我要说明的:咸阳和平凉城外有一块地是我私人的，现在请您也不必查询。平凉的地，那不是我的私产，是我准备给东北流亡关内的眷属住宅和生产的，如同西安城外的村子一样，那钱也不是公款，也不是我的私产。另外，他们有一个委员会，负责人高子钦，请您注意。 财产多少，在何处，我是弄不十分清楚的。除了爸爸给留下来的，我自己买的房子、地，或者股票等等，不是为了好玩，就是为了帮朋友忙。我从来不十分注意它们的。如果有人存心欺我骗我，那!我是不甘心的，余者我向来抱着‘楚弓楚得’的原则，我希望您也是这样。咱们不会饿死的，就是饿死亦是应该了，‘暴民暴物’，也不晓得做过多少罪孽事，‘披发冠缨’为义，吾愿为之。如果因为钱财事，和人争长争短，那，我是不肯做的。如果我知道他是胡花，就是亲兄亲弟，我一毛也不拔的。我这脾气，想您会晓得的，我希望您也这样做! 我现在想起了张江陵的一首诗，录于您，您看多么大气!‘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几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人当如此…… 弟良手奏 五月三十日 从这封在贵州幽禁时写给胞姐张首芳的信，足以看出张学良对家产的豁达态度。 济贫捐藏，告老归终 张学良在沈阳和北平期间，非但不注重私产的增值，而且还不时用自己家中的钱款接济民众，如捐款建立同泽中学、新民小学和投资东北大学的扩建等。一次，东北大学一名赴美参加奥运会的普通运动员没有路费，张学良得知后便捐了款。到西安后，他为流亡在外的东北大学用私人的钱款代为购买地皮，以建立临时校舍。诸如此类，张学良私人捐款的事不胜枚举。 张学良爱好收藏古今字画，这是他个人花费中最大的开支，也是他唯一乐于花钱的地方，倘若发现了散失在民间的古画国宝真迹，他甚至不惜重金加以收买。张学良将军多年来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所羁押，六十年代他以上将军衔退役时，本来应得一笔巨额退休金，可是却被军统特务当局无理扣发。由于没有经济来源，他的身边自然不会有值钱的金银珠宝。但是，虽然数十年受到严厉的“管束”和监禁，张学良仍然带有一些他看得比生命还珍贵的书籍和古代字画等等。这是张学良在人生最困难的时期，相依作伴的珍贵文物，其中大部分系张学良当年从东北家乡辗转西安、北平、奉化、重庆、湖南、贵州等地，万里迢迢带到台湾的。这些书籍中包括历史、宗教、美术、哲学各类，还有一些日本学者研究其父张作霖的著作，尤其其中有张学良对中国历史、特别是《明史》和王阳明哲学研究的成果、心得笔记、野史稗钞之类，价值十分珍贵。 1994年，张学良决定在夏威夷永久性居住以后，于4月委托在台湾的侄女张闾芝，代他将保留在台北旧居里的一批收藏品带到索思比文物拍卖会上进行拍卖。这是张学良幽居半个世纪以后，首次对自己的多年随身藏品进行公开处理。张学良之所以处理这些跟随自己历经艰险后幸存下来的珍贵文物，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将用于赴美定居以后的生活之资。因为张学良自从1936年失去自由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活中，他是没有一分钱收入的，只能依靠着自己从前的一些积蓄度日，而一旦去美国那种高消费的国家生活，没有生活费是不行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张学良晚年生活的状况。 张学良多年收藏的字画、书法、诗稿等文物，大多出自于明清和民国的中国著名画家文人之手，包括他收藏了七十年之久的历代画师谢元、吴道子、徐渭、郑板桥等名家的绢本手卷真迹。藏书中明朝思想家王阳明和黄宗羲的著作为数最丰，都是当今罕见的孤本。在近半个世纪的流放迁徙中，张学良克服种种世人难以想像的危险困境才将这些稀世文物保存迄今。在张学良幽居期间随身带着的这一批无价财产之中，许多明代书籍上面，几乎都有张学良亲笔所作的眉批。一些心得笔记字迹工整，见解独具慧眼。在一些英文书刊上还可见到张学良对一些字、词阅后所加的详细注解。圣经、明儒、宋元学案上张氏所加的注释都是用工整的毛笔小楷，本身就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在阳明哲学等书籍中，张学良甚至整理出可供后人披阅的人名、地名目录索引。以上这些弥足珍贵的图书，在1993年张学良即将第二次赴美前夕，被无偿地捐献给台湾东海大学图书馆，约计2000册之多。东海大学在接到张学良的这批捐赠后不久，即做出在该校开办“张学良图书纪念室”的决定，以便让这批珍贵的藏书向海内外研究者开放。 张学良将军在夏威夷海滨定居以后，他的身边仍然保存有最后一些珍贵的藏品。这是他一生中最喜爱的收藏，所以，即便到了美国有许多地方急需用钱，他也没有舍得卖掉。1995年，当张学良将军在夏威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对他进行的“口述历史”采访期间，获悉该校有为他与赵一荻女士开设一处“书斋”式展馆的计划时，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将带在身边最后的一批收藏品，也无偿地捐献给哥伦比亚大学，作为开办展览馆之用。这些收藏品多为张学良幽禁期间所读阅的《明史》各种珍贵孤本、善本；他在贵州阳明洞时期所写的许多学习《明史》的心得笔记、对所搜集到的《明代野史》进行加工整理的文稿；国民党一些军政要人给张学良的亲笔信函；张群、张大千、何世礼等在台密友之间互赠的诗词书画；家书；收藏的古今名家印章；张学良各历史时期的珍贵照片册等等。还有赵一荻女士的各种珍藏品：照片集；她协助张学良在贵州幽禁时期整理的《明史》文稿；她代为搜集的《明代野史》手稿；1959年以后信仰基督教所写的《好消息》、《新生命》和《真自由》等宗教著作的手稿，以及晚年代替张学良给国内友人执笔写成的文电手稿等等。这些珍贵的藏品送交给哥伦比亚大学以后，受到了该校的重视，遂决定马上在该校的图书馆内成立“张学良和赵一荻书斋”，以便将上述重要文物公开展出。1996年10月21日，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书斋的开馆仪式。该馆由张学良题写了“毅荻书斋”的馆名。来自旧金山、洛杉矶和华盛顿等地的中外学者千余人参加了在哥伦比亚图书馆所举行的开馆仪式。至此，张学良身边最后一批私人藏品也不再归属于私人。 2006年12月6日，为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暨张学良逝世5周年，张氏帅府首次展出张学良将军生前的生活用品。由于大量珍贵藏品在张学良生前早已捐出，在推出的“张学良遗物展”区内仅有30件左右张学良的遗物，包括张将军晚年喜欢的圣诞树，陪伴张学良将军度过晚年的一架黑色轮椅，及轮椅后面装有血压器、安全带、扇子等生活用品的挂兜。另一件张学良晚年健身穿的运动服，还是当年百岁生日时，张学良弟妹谢雪萍在北京为学良将军挑选的礼物。这些都是张学良去世后，张氏帅府通过与其子女张闾瑛、张闾琳联系后赴夏威夷征集到的物品。 视财富如浮云的张学良 李军强

我国的书信史源远流长，战国时期乐毅的《报燕惠王书》、鲁仲连的《遗燕将书》、李斯的《谏逐客书》等，都已是传诵千古的名篇。但先秦两汉人写信，形式比较随便。至迟到魏晋时期，开始有人撰作"书仪"，就是各类书信的格式，以供他人写信时套用。这类文字在魏晋到隋唐之际非常流行，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谢元撰有《内外书仪》四卷，蔡超撰有《书仪》二卷。《崇文总目》称王宏、王俭、唐瑾，以及唐裴茝、郑余庆，宋杜有、刘岳尚等都有《书仪》传世。此外还有专供夫人、僧侣使用的《妇人书仪》、《僧家书仪》等。有学者敦煌文献中发现了上百件"书仪"类文书，比较著名的有郑余庆书仪、杜友晋书仪等。迄今所知最早的书信格式，是晋代书法家索靖书写的《月仪》。

春秋战国时期的信是写在竹简上的，为了防止别人偷看，就在上面用木板覆盖起来，用绳子扎好，那个绳子就叫做“缄”。我们现在说“三缄其口”就是封好扎好的意思。后来用封泥把信封好，再在封泥上盖章，表明这封信没有被拆开过。封泥上的文字就是现在的文字学家研究的封泥文字。

书信有许多叫法，如书札、手札、书牍、尺牍、尺翰等。对唐以前的名人书信，后人称之为帖，是重视它的书法。故宫博物院曾为院庆80周年展出的镇院之宝《平复帖》，就是西晋陆机问候患病的朋友的书信，这9行84字的草书，是中国存世最早的书法真迹和名人手札。

《史记》：“说楚王发信臣。”《世说新语·雅量》：“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古乐府诗句：“有信数寄书，无信心相忆。”《资治通鉴》：“宜急追信改书。”《越绝书》：“越绝粮，使素忠为信，告祟于吴。”等等。上文中的“信”都是使者，即送信人的意思。文中的“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

“家书抵万金”，“答友人书”，以及鲁迅先生的《两地书》，还有今天仍在用的成语“鸿雁传书”中的“书”，都是信的意思。

既然“书”是信的意思，那么古代的书一般是用什么代替的呢？

古代的“书”是刻在竹片上或木片上的，刻在竹片上的书叫“简”，刻在木片上的书叫“牍”，这里的“简”“牍”以及把它们装订成册的“册”就是古代的书。

古人写信，一开始也写在木板上，写信的木板长约一尺，故称“尺牍”，“尺牍”就是古代的书信。为了与“简牍”区别开来，人们把作为书信的“尺牍”叫做“检”，在“检”上签字称为“署”，现在的“署名”就是由此而来。有的“检”上还有一块凹陷的装饰叫做“函”，这就是今天“信函”“函件”的来源。

书信的传递，是人类交往的重要手段，古代书信的传递有以下这些方式：

羽檄就是插有羽毛的书信。颜师古注解：“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急也。”意思是古代战事紧急时，把羽毛插在书信上，称之为“羽檄”。

羽书古时征调军队的文书。古人认为鸟能飞翔，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快莫过于飞，所以在书信上插或粘上鸟的羽毛，表示此乃急件，必须飞快递送。

鸡毛信古代羽书的一种，就是在书信上粘插鸡毛，因此又叫“鸡毛信”。这种传递书信的方式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仍在沿用。我国西南地区的佤族、拉祜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直到民主改革前夕，仍然使用这种方式传信。

信鸽传书古代用信鸽传递书信的方式。这种传递书信的方式历史悠久，西汉的张骞、东汉的班超先后出使西域时，都曾用信鸽传递消息。

传竹筒古代用竹筒传递书信的方式。这种方式始于唐代，据《唐语林》记载，白居易在杭州当刺史时，与朋友各居一方，往来不便，就把写好的诗稿装入竹筒中互相寄送，这种竹筒又叫“邮筒”，从唐代一直到明、清时期，相沿成俗，竹筒起着保护和传递书信的作用，类似今天的信封。

急脚递古代传递紧急军事情报的一种方式，俗称“传金牌”。始于宋代，元代称为“急脚铺”。相传岳飞一日接连接到宋高宗的十二道金牌令他退兵，这就是金字牌急脚递。

在中国古代书信有别，书指函札，信指使人。泛称书札为书信是后来的事。换句话说，现代所说的书信古代通称为“书”。《左传》记载：“叔向使诒子产书。”著名的书信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在现代汉语中“书”仍保留了“书信”的意思，如“家书”等。现将古代书信的别称介绍如下：

简在没有发明造纸术之前，我国曾用削成狭长的竹片作为书写材料，人们把这种竹片称为简。用于写信的竹片便称为竹简。

牍古代书写用的薄而小的木片称为牍，汉代对简和牍串起来写字时，诏书律令宽不超过3尺，一般书信宽不过1尺，故将书信称为尺牍。

柬在古代，柬与简通用，是信件、名片、贴子之类的统称，如请柬、贺柬、书柬等。

素古代称白绢为素。用白绢（或绸）写成的书信称为尺素，后来“素”成为书信的代称。

笺笺原是精美的小竹片，供人们题诗或作画用。一般信纸也叫笺，后引申为书信的代称。

函函原指信的封套。古代寄信用木匣子邮递，这种匣子叫函。后来就称信件为函，如函件、来函、公函等。

札札在古代指书信，公私文书。据《文选》“古诗十九首之十七”有这样的诗句：“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札原意为古代书写用的小木简。现仍通用“信札”一词。

书信的上述别称都和我国古代写信用的材料有关。除了上述别称外，古代书信还有一些别称。古代传说鸿雁能传书，这个典故出自《汉书·苏武传》：“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所以，后来用鸿雁代称书信。

鲤鱼也代指书信，这个典故出自汉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以鲤鱼代称书信有几种说法，一种称为“双鱼”，如宋人《蝶恋花》词“蝶去莺飞无处问，隔水高楼，望断双鱼信。”另一种称为“双鲤”，刘禹锡《洛中送崔司业》诗：“相思望淮水，双鲤不应稀。”韩愈《寄卢仝》诗中也有“更遣长须致双鲤”的诗句。李商隐《寄令狐郎中》诗中有“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有的直接说成“鱼书”，唐代诗人韦杲《忆玉箫》诗：“长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如秦。”因为常用鲤鱼代替书信，所以古人往往把书信结成鲤鱼形状，汉乐府诗中有“尺素如残雪，结成双鲤鱼，要知心中事，看取幔中书。”

书简也代指书信。书简原指盛书信的邮筒，古代书信写好后常找一个竹筒或木筒装好再捎寄。李白诗中便有“桃竹书筒绮秀文”之句。后来书筒也成了书信的代称。如宋赵蕃诗中有这样一句：“但恐衡阳无过雁，书筒不至费人思。”

八行书也是信札的代称。旧时信件每页八行，故称为八行书。《后汉书·窦章传》李贤注引马融《与窦章书》：“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温庭筠词曰：“八行书，千里梦，雁南飞。”

在古代的水墨地图上，以青铜时代的东周王都洛阳为中心，东至齐鲁，西到关中，北抵燕赵，南达吴楚，四通八达，驿道相通。长于说辞的谋士，带着鱼肠剑，简朴的青衣，一骑绝尘，携着简书与符信，往来于诸侯国的城池之间，穿山岭，越栈道，快马加鞭。八百里加急信书，赤红的朱印，五彩的羽翎，苍劲的笔法，宛如飞鸟白羽，翩跹飞舞，流星马飞蹄嘶哮。官吏奏报，说客上书，白羽倒插，那是砂笔，青玉纸，火烧连营三千里飞报。骑马的信使飞出燕国的城门，转过护城河，王府宅邸酒楼茶肆闹市里巷一路上黍麦绿映，云霞青山，直奔东南。

古代千里传书，战国时期把书信或文章刻写在竹木简上，亟传檄告，简书与符信往来传送于燕赵秦晋之间。齐鲁的谋士，门客或写文书，作檄文，传将令，长袖抚案，磨墨疾书，青玉笔头，狼毫挥舞，取了水陆通行符节，信使披青衣，佩袖箭，千里单骑，驿馆传舍之间，片刻不得停息。秦朝简册用大篆小篆，符传用刻符，印玺用缪篆，幡书用鸟书。山间飞奔的火红毛色的骏马，插着不同色彩的云旗，蹄声如沙场锣鼓，山野城郭农田桑园，官道街驿行人纷纷躲避，乱作一团。五彩锦书，火龙驹，风云蹄，烽火狼烟中信使轻装上马，将插着孔雀紫羽的帛书送到行军大营。

从巴蜀到关中，米仓山、大巴山沟壑起伏，关山阻隔。信使纵马山道，要经过都江堰，险峻的剑阁，葭萌关，阳平关，沃野千里，崇山峻岭。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一路上夹竹桃，水稻的清香从河谷丘陵里飘来，信使怀里的书和行囊的剑，都浸渍这种芬芳。关中的稻谷香，江南的莲子红，一名古代的信使永远穿梭在秦岭与大禹陵之间的山地，关寨和城塞。蝉翼般的帛书，情意绵绵的家书，就像飞出窗阁厢房的纸鸢，五彩翅膀，轻盈的羽翼，在汉代的地图上飞舞。孔雀翎衬着信笺上华丽的彩衣，飘逸的线条，古雅的剪裁，明月照在骑马飞驰的信使身上，周围是澄**的稻子、深**的油菜花、柑桔果。饥饿的时候驻马饮水，嚼块干粮，千里山路走完，信使整整衣冠，策马进京。遥远的驿路上，信使已经中了花草的毒，被山色里飞翔的鸟儿蛊惑。交付书信，受赏了汉家粮仓里的稻米，银两，买来酒食花椒、姜块、薤菜，一醉三日。

汉代的家书，秦朝的诏文都用隶书抄写，高堂上一声令下，传讯官直奔东城。古雅的竹简和帛书则用丝线包裹，若是皇帝亲笔诏书则是用金黄的绸布小心翼翼的装。三更造饭，五更上路，有经验的壮年信使骑着星月飞马，背插小黄旗借着清晨的月色，穿过京城车水马龙卖早点的油茶铺，烧卖摊，古玩店，绕过街角，日行四百里，将书信传到东南的州府。至于家书，则是笔法各异，用墨千奇百怪，点点穿穿，涂涂抹抹，有笔走龙蛇的矫健，有飘若飞凤的清逸。有潦草的家书，仓促的结语，杂乱的笔画，让人联想到写信人的焦急心情，左顾右盼蹙眉而思。云梦睡虎地的木牍家书，像信鸽一样直飞云霄，由武关经南阳抵达江陵，一路颠簸，风尘仆仆。

古人写书信，讲求寄情千里，字句真切。街巷之间，忽有飞马来报，登科及第，亲友传书，互道平安。信笺上的行草，大小如雨点，勾连如蛛网，一笔一划或如痴如醉，或酒热耳酣。魏晋书法家文笔遒劲，心领神会，写就的家书用红丝带缠绕，仿佛自己就能飞到千里之外。纸张里的汉字或如粒米，或如鱼鳞，或如云朵，有翅羽，有耳目。信使纵马飞驰，呼啸而过，怀里的帛书像小兔子一样惴惴不安，上蹿下跳，躲在信使的衣衫内。从京城到边塞的路上征尘滚滚，从黄河到南方的驿道则是侠盗迷踪，虎狼横行。

战乱时期，箭矢满地，揭竿而起占山为王凶神恶煞的山大王专门拦截商旅行客，搜银两，夺珠宝，不容分说招呼喽啰一哄而上，将客商五花大绑押回山寨。荒山里山道艰险野兽出没，喽啰来报，青衣信使一骑过岭，山大王便招呼众人吆喝呼啸着冲下来拦住信使去路。但愚笨凶狠的山大王却是从不拦截飞马传家书的信使，问了壮士去路，拱手抱拳满怀敬意，杯酒相赠。信使一饮而尽，众人豪爽大笑，纷纷回寨。壮士拍马加鞭，带着家书就直奔东南。来年回京带来江浙的坛装陈酿女儿红，众喽啰接住，一醉方休。

唐元和三年戊子科状元柳公权，小楷体势劲媚，骨力道健，内敛外拓，干净利落。柳公权的小楷家书情深意切，韵味长远。朴雅的纸张上，用笔取匀衡瘦硬，追魏碑斩钉截铁势，点画爽利挺秀，有柔软的力量，也有劲挺的神气。家书上面有朱砂红印，吩咐书童急行军，回乡报喜。明清的状元郎酸书生传递书信则是更喜欢红鬃马，草行书，笔下春风得意，急忙要把高中的消息传到家乡，回到驿馆就赶忙唤迷糊的书童笔墨伺候，卷起袖子，整整衣装，长袖的书生秉烛疾笔。新进状元受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喝下一坛十八年的状元红，醉醺醺的挥毫直下，墨色氤氲，满室清香，雪青色的纸笺，新鲜的楷书带着野外露水的青涩，笔痕质朴古厚，如蠹鱼，雨燕，令人眼花缭乱的点横撇钠，缠绕在一团。纸张上笔迹十分潦草，勾连走风，七横八竖，让人能感受到古代的书生在挥毫之间快哉十足。四蹄疾驰的枣红马，玻璃眼，珠玉毛色，闪闪动人。马儿筋骨健壮，宽大，神采飞扬，风驰电掣，在山道上掀起一阵尘烟，远远的只能看到它的影子。一路上伴着他的是山野里的大雁，红狐，跟着马儿一起飞跑，嬉闹，跳跃，吵闹，临安城外，嘶哮的马匹背上的信使冲进城门，滚鞍下马，上书报喜，动作已经像燕子一样灵巧，犀利。书信抵达南方，春天来临，草木萌芽，才子们登科及第的消息传遍乡里，亲朋好友奔走相告，拱手作揖，杯盏往来。

汉代的家书，是一只纸鸢。汉代开始以竹篾扎作成鸟禽状骨架，长方形硬竹板，从背后勒成瓦形，或竖或横，绘画简洁明快，背缚弓弦，凭借强风，飞上天空，左冲右突，嗡嗡作响。纸鸢有着孔雀翎，紫金装，它飘过松亭关都畿道，随着候鸟飞向长满桃花和水稻的南方。一封暖暖的家书写毕，便是洋洋洒洒的佳人音书，鸿雁之约。古代的夜晚烛火满院，沐浴之后的书生们焚香净手磨墨提笔，卷着袖子想着在紫荆关，桃源山的书肆里抄写书信的红粉知己。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书信就像纸鸢一样，飞过驿馆客舍。云中锦书，雁行千里，秀才的信笺就像汉代的纸鸢，在云雾中舞动身姿。

纸鸢用的是红丝绦，青竹篾撑起骨架，选细细的薄薄的砂纸或者印花的碎布装饰羽翼。古人飞鸽传书，多用红丝线困扎信笺，字条。鹞子翻身，笔锋侧转，叙说身前人后得失，家里长短。不论流言蜚语还是流水账簿，由骑枣红马大青马的信使穿山越岭送到。红丝线，杏**的信纸，从京城到金陵顺天府，寒霜雨露，秋风冰雪，几案上的纸鸢断了线，折了翅，纸笔春色也是几番枯荣。山道艰险，饥肠辘辘的信使被拦路打劫，迷失方向，濡湿了信纸，也有无奈而返的时候。或问路村夫野老，或投宿荒山古寺，驿马丢失，财物遗弃，那怀里的信笺似乎也啁啾着叹气，嘀咕着这驿路的漫长。家书失散，正如断了线的纸鸢，杳无音讯。

纸鸢折断了羽翎，被正在描红的女子拣去用针线缝补，古代私塾里嬉戏的富家千金，糊弄老先生，玩风筝爬墙角，抽屉里藏的就是精致的竹骨纸鸢，苏州刺绣手帕，还有一叠叠桃花印纸，有莲子的青色和酸杏的鹅黄。明代的京城有许多书肆和酒楼，碧雪青色的城墙内，有擅长刺绣手工艺的女子，也有代写家书的穷酸秀才。

穿着蓝色长袍和印花布鞋的富家子弟在聚宝斋里读书，玩赏着蜀绣绫罗缎，鎏金壶、玻璃碗、青金石，在后院里斗蟋蟀踢毽子，看着闹市的花花草草，翻着丝绸装裱的卷轴，笑看着吃酸菜鱼喝花雕。京城求学的清贫书生则躲在书斋里闭门不出，磨墨抄书。抄写的信纸一般是水墨色的，纸张和笔记有胭脂色，褐青色，柔软的像江南的柳枝，字里行间，揖让进退，或写着薄酒一杯，聊表芹献，或敬颂颐安，文不加点，字里行间快意恩愁少年意气，轩辕台，万仞山。或讽谏，或拜祭，或问亲，或嘘寒，一封彩云笺，笔墨清雅细腻，半个时辰之后，月光当窗之时，顿笔收锋，差人送往千里之外的绍兴府走马桥石板街花溪楼某某处。而私塾里的女孩子则吃着菱角，咬着酸酸的杏儿，写小楷，刺苏绣，扯着红丝线的纸鸢，从屋顶上看着酒楼茶肆银铺米店的灰色整齐的屋瓦。

左冯翊，玉壁城，朱雀航，春天的时候总会有满腹诗书的才女做纸鸢，写书信。晋人写雨后帖，快雪时晴帖，快哉之意畅酣淋漓，然而闺阁女子的秀气小楷亦是墨法精丽，生动无比。信笺夹在线装书里，用蓝印花布，苏州刺绣的手帕包裹着。线装书里藏着桃木书简，那是青梅竹马的定情之物。明清内府图书常用黄绫作衣，以示尊贵，而秀才和江南闺阁里的梳着红妆的女子小楷书信则字迹柔和，纤细，欹斜相依，肥瘦相间，有竹马青梅的灵犀。用不着象牙笏板，传旨罚俸官衙拘束，即使是脂粉气的草书，却也天真质朴，情意绵绵。桃木书简夹在书信里，彩色的花瓣和衣袖的绿色有萱草的清新。清代的老夫子，宋朝的桃木匠他们不懂得这蜀绣小笺乱针、钉线、圈金、掺针、滚针、接针绣，一针一线包裹着线装书和草书纸张桃木书简的情分。扬州的闺房少女不思宫廷厨子的手艺，只读酒牌红字，绞着手帕儿，在城墙和宅院内牵着纸鸢的细线，思慕着飘在城外的纸风筝。

春去春又来，蜀绣织锦做的纸鸢，落在芳草斋，玉华楼，斗蛐蛐的子弟目光越过亲王府清宫御苑杏**的琉璃屋瓦，看着纸鸢飞过村落孤烟。这种陌生的纸鸢对于他们来说是娇媚的燕子，轻盈的飞过扬州盐道，王府高高的墙壁。韧性的竹子，砂纸，密密的针线，五色金翠线，孔雀翎，杜鹃翼，黑蜈蚣，美女蛇，迷蝴蝶，玉麒麟，盘蛟龙，形状各异的纸鸢飞过客栈，茶楼，银铺，米店，梁都建邺，王公贵族们的花花世界。它有五彩翅膀，百丈游丝，只食蘑菇、嫩草、树叶，翡翠绿的纸鸢，云彩是它的霓裳，水草鲤鱼。它生活在绿衣黄裳的信笺里，抛媚眼，送春风，过田垄，采莲子。

云彩中的纸鸢，那是唐朝的纸鸢还是汉代的青鸟，彩色头冠，明丽的蓝色或绿色羽毛，在古老的城墙和飞檐翼角、斗供彩画、朱柱金顶的宫殿外，五色绣衣，缛绣罗纨、素绨冰锦的纸鸢，梧桐杨柳如烟的春风里，它是蜀绣上的鸳鸯。黄绮乘云绣，凤鸟纹刺绣，纸鸢的翅膀上被心灵手巧的女子刺上了金色纹线，那就是线装书里面如春海棠的孔雀。遥远的京城，它带来少年来心上人的书信。白云间的红丝带，那是信使怀里揣着的女儿锦书。丝条或竹笛作成的响器，风吹声鸣，那是纸鸢的啼叫。纸鸢做的珠玉孔雀被细细的手指牵着，在府斋的柳树上空飞舞，飘向疾马飞驰的山里。缀着京绣飘带的书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达京城，也不知道京城的读书郎什么时候才写完清秀小楷，飞鸢传信。

送你一封五彩锦云书，一只雪青碧纸鸢，绘上鸳鸯绣，描上红丝线；插上孔雀翎，写上小楷字，直飞千里东南，锦书盟誓，今生今世永不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