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的八旗子弟：晚清八旗子弟的最终结局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 只允诺付给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每年400万元，清朝 以往发给八旗贵族的俸银、禄米一律停发。对于满洲八旗贵族来说，长期以来的一大笔固定收入突然之间化为乌有，使昔日的王公贵族失去了经济来源，陷入坐吃山空的境地。

政治权力的丧失，也使王公贵族们失去了大量收受贿赂机会。过去有权有势时，朝中百官争相阿谀逢迎，奉送金银财宝，如今的王爷失去了权势，变成了平民，不仅没有人来送礼，往往还要反过来给民国新贵们行贿纳银，以求得到军阀 的庇护。

清代的王公贵族都拥有大量土地，每年可以向耕种这些土地的佃户收取巨额地租以及各种农副产品，这些土地被称为庄地，是清初八旗跑马圈地从农民手中抢占来的。辛亥革命后，王公贵族失去了政权，广大佃户、农民乘此时机拒不交租，展开了抗租夺地的斗争，其结果使王公贵族失去了巨额的地租收入。袁世凯虽然下达了大总统令，逼迫佃农交纳庄粮地租，广大佃户依然抗租、占地，王公贵族既然收不到租银，王府中的开支又很大，只得变卖庄地。这些庄地大多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了一些地主、官僚和军阀。

清代北京城内仅王府就有几十座，贝勒、贝子府也有许多。王公们只有这些府邸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到了民国时期，清王朝一倒台，这些府邸成了王公贵族的私产，连同大量金银珠宝，本来可以使贵族子弟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但由于贵族们的后代过惯了挥霍浪费的日子，在没有了俸禄之后仍然不知道节省，依然讲排场、比阔气，造成坐吃山空、入不敷出的状况，最后只能靠变卖家产打发日子。再加上一些王府的管事、庄头乘机盗窃主人的财产，或吞没租银，或偷卖庄地，贵族子弟们又是十分懦弱无能，使得王府的财产大量流失。北京城里的各大王府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就迅速败落了。

赫赫有名的睿王府，在民国时期，每年减少7900两俸银，1500石禄米，地租收入也急剧减少，后来王府将东北、河北的庄地都卖出去了，每亩只卖了3角5分钱，尽管固定收入几乎断绝，王府的开支却比清朝时还要大。因为过去对八旗贵族有种种限制，不准随便外出交结部院大臣、封疆大员，不准没事串亲戚，不准无故离京。民国时期这些限制都没有了，贵族子弟们就玩得更痛快了。睿亲王魁斌死于1915年，他的两个20来岁的儿子中铨、中铭过惯了花天酒地的生活，老子死后更没人管了。为了比阔，哥俩儿花费巨款修建新房、花园，每个房间都安上电话，又添了西餐厨房，出门不坐轿，而要坐马车、汽车。王府里预备下两辆汽车、八辆马车，家里还买了大量洋货，价格十分昂贵。这两个少爷还经常和一群豪门子弟在前门外聚赌。1919年，兄弟二人卖掉了西郊的别墅，拿着两万元钱，带着 到天津去玩。两天的工夫，连花带赌，钱就全没了。

如此大肆挥霍，一掷千金，靠的是变卖家产。过了还不到10年，家里值钱的东西卖得差不多了，于是又靠典当房屋借钱。王府中的500多间房屋典出去后借了10万元，过了没多久又花完了，只得把王府附近家人居住的20多间小房卖掉，后来又把祖坟墓园中的建筑和树林全都卖掉。

到了1924年，由于交不起借款的利息，被债权人告到京师审判厅，翌年法院把王府的房屋查封了。本来这些房屋能卖几十万元，足可还上欠债，但是懦弱无能的中辁听说法院查封了房屋和家产，吓得躲了起来。家人也以为一贴封条，房子和东西都属于人家的了，于是匆忙搬家，将府中的汽车、马车等物品都送给司机、车夫作为工钱。王府中物品只运走了六七十车，因无处存放，暂时寄放在当铺里。40多个箱子的衣服只开了一张200多元的当票。可笑的是，40多箱的衣服后来居然无人过问，以至于两年以后，这些衣服都成了死当，全归当铺所有了。王公贵族后代的无能和懒惰真是令人吃惊。睿亲王的后人又将看坟的养身地1000多亩卖给了看坟人，每亩仅8元。再往后就靠当衣服、首饰混日子。原来雇用的十几个人也雇不起了。到了1931年，由于穷得没办法，中铨想借移灵的机会把祖宗棺材里的陪葬珠宝取出来卖钱，因为和县衙门分赃不均，被人告发，法院判了中铨7年徒刑。他坐了5年监狱，于1939年去世。他的三个侄儿只得靠摆小摊维持生活。昔日豪华富贵、炙手可热的睿王府还不到30年，就一败涂地了。

民国时期庆王奕退出了政治舞台，长期在天津租界里定居。奕和其长子载振把大量现金存入东交民巷的各家外国银行，这样既能收取利息，又不会被军阀抢去。父子俩还进行商业投资，并且向民国的一些新贵赠送古玩、珠宝，以此来保证自家生命财产的安全。

1917年奕病故，两年后载振三兄弟分了家。1924年载振迁居天津，并投资商业、旅馆业，办起了新业公司。他还利用巨额资金做黄金、美元的投机生意，还买了一些股票。载振三兄弟迁居天津后，留下一些佣人看管北京的庆王府。1927年国民军方振武将他的司令部设在庆王府内，一年后离去时，将府中的家具物品都拿走了。日军占领北京时期，载振兄弟将庆王府卖给了日伪华北行政委员会。

载振一家平时的生活异常奢侈，加上妻妾成群，鸦片烟瘾又很大，庆王府的日用开支浩大。日军占领天津时期，新业公司经营不力，业绩一落千丈，载振只得靠变卖古玩、珠宝、玉器维持生计。1948年，载振病死在天津。

载振的三弟也是个吃喝嫖赌样样都会的 ，在赌场上常常一晚上就输掉一两所房子。他的妻子、儿子、儿媳也跟他一样吃喝玩乐抽大烟，几年下来，把卖王府时分到的十几万元财产挥霍一空，然后就卖珠宝、玉器、古玩、首饰、衣物，最后终于陷入贫病交加的境地，于1925年死去。他的两个儿子后来靠捡破烂或向亲友乞讨为生。

醇亲王府在清末出了光绪、宣统两个皇帝，并长期领取亲王双俸。民国时期，其他王府的俸银禄米都停发了，唯独醇亲王载沣每年可以从清廷内务府领42万两岁费。直到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这笔岁费才停发。载沣父子不会理财，家里的财产都交给管家处理。因坐吃山空造成家境逐年衰落，后来只得变卖家产，将府中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都拿去典当、出卖。1939年，载沣将宣武门内太平湖的府邸卖给了日伪政权，得款20多万元，存入银行吃利息。抗日战争胜利后，位于后海北沿的醇王府的境遇比起其他王府来要好一些，还没有当卖一空。

民国时期的八旗贵族子弟中，一些人因饥寒交迫而死，一些人逐步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还有那个肃亲王的女儿、知名度很高的金璧辉，投靠日本军阀，摇身一变成为日本间谍川岛芳子，曾在北京城作威作福，抗战胜利后在北京被处以死刑。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go-vern-ment只允诺付给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每年400万元，清朝go-vern-ment以往发给八旗贵族的俸银、禄米一律停发。对于满洲八旗贵族来说，长期以来的一大笔固定收入突然之间化为乌有，使昔日的王公贵族失去了经济来源，陷入坐吃山空的境地，而政治权力的丧失，也使他们变成了一介平民，身份顿时变得尴尬起来。

这些八旗贵族子弟，在失去了手上拥有的权力和经济来源之后，过着怎样的生活？

北京各大王府二三十年里迅速败落

清代的王公贵族都拥有大量土地，每年可以向耕种这些土地的佃户收取巨额地租以及各种农副产品，这些土地被称为“庄地”，是清初八旗跑马圈地从农民手中抢占来的。辛亥革命后，王公贵族失去了政权，广大佃户、农民趁此时机拒不交租，展开了抗租夺地的斗争，其结果使王公贵族失去了巨额的地租收入。袁世凯虽然下达了大总统令，逼迫佃农交纳庄粮地租，广大佃户依然抗租、占地，王公贵族既收不到租银，府中的开支又很大，只得变卖庄地。这些庄地大多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了一些地主、官僚和军阀。

清代北京城内仅王府就有几十座，贝勒、贝子府也有许多。本来王公们只有这些府邸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到了民国时期，清王朝一倒台，这些府邸成了王公贵族的私产，连同大量金银珠宝，本来可以使贵族子弟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但由于贵族们的后代过惯了挥霍浪费的日子，在没有了俸禄之后仍然不知道节省，依然讲排场、比阔气，造成坐吃山空、入不敷出的状况，最后只能靠变卖家产打发日子。再加上一些王府的管事、庄头乘机盗窃主人的财产，或吞没租银，或偷卖庄地，贵族子弟们又是十分懦弱无能，使得王府的财产大量流失。北京城里的各大王府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就迅速败落了。

睿亲王儿子想挖自家祖坟里的财宝

赫赫有名的睿王府，在民国时期，每年减少7900两俸银、1500石禄米，地租收入也急剧减少，后来王府将东北、河北的庄地都卖出去了，每亩只卖了3角5分钱，尽管固定收入几乎断绝，王府的开支却比清朝时还要大。因为过去对八旗贵族有种种限制，不准随便外出交结部院大臣、封疆大员，不准没事串亲戚，不准无故离京。民国时期这些限制都没有了，贵族子弟们就玩得更痛快了。

睿亲王魁斌死于1915年，他两个20来岁的儿子中铨、中铭过惯了花天酒地的生活，老子死后更没人管了。为了比阔，哥俩儿花费巨款修建新房、花园，每个房间都安上电话，又添了西餐厨房，出门不坐轿，而要坐马车、汽车。王府里预备下两辆汽车、八辆马车，家里还买了大量洋货，价格十分昂贵。这两个少爷还经常和一群豪门子弟在前门外聚赌。1919年，兄弟二人卖掉了西郊的别墅，拿着两万元钱，带着妓 女到天津去玩。两天的工夫，连花带赌，钱就全没了。

如此大肆挥霍，一掷千金，靠的是变卖家产。过了还不到10年，家里值钱的东西卖得差不多了，于是又靠典当房屋借钱。王府中的500多间房屋典出去后借了10万元，过了没多久又花完了，只得把王府附近家人居住的20多间小房卖掉，后来又把祖坟墓园中的建筑和树林全都卖掉。

到了1924年，由于交不起借款的利息，被债权人告到京师审判厅，翌年法院把王府的房屋查封了。本来这些房屋能卖几十万元，足可还上欠债，但是懦弱无能的中铨听说法院查封了房屋和家产，吓得躲了起来。家人也以为一贴封条，房子和东西都属于人家的了，于是匆忙搬家，将府中的汽车、马车等物品都送给司机、车夫作为工钱。王府中物品只运走了六七十车，因无处存放，暂时寄放在当铺里。40多个箱子的衣服只开了一张200多元的当票。可笑的是，40多箱的衣服后来居然无人过问，以至于两年以后，这些衣服都成了死当，全归当铺所有了。王公贵族后代的无能和懒惰真是令人吃惊。

到了1931年，由于穷得没办法，中铨想借移灵的机会把祖宗棺材里的陪葬珠宝取出来卖钱，因为和县衙门分赃不均，被人告发，法院判了中铨7年徒刑。他坐了5年监狱，于1939年去世。他的三个侄儿只得靠摆小摊维持生活。昔日豪华富贵、炙手可热的睿王府还不到30年，就一败涂地了。

庆王府后人靠捡破烂乞讨为生

民国时期庆王奕劻退出了政治舞台，长期在天津租界里定居。奕劻和其长子载振把大量现金存入东交民巷的各家外国银行，这样既能收取利息，又不会被军阀抢去。父子俩还进行商业投资，并且向民国的一些新贵赠送古玩、珠宝，以此来保证自家生命财产的安全。

1917年奕劻病故，两年后载振三兄弟分了家。1924年载振迁居天津，并投资商业、旅馆业，办起了新业公司。他还利用巨额资金做黄金、美元的投机生意，还买了一些股票。载振三兄弟迁居天津后，留下一些佣人看管北京的庆王府。1927年国民军方振武将他的司令部设在庆王府内，一年后离去时，将府中的家具物品都拿走了。日军占领北京时期，载振兄弟将庆王府卖给了日伪华北行政委员会。

载振一家平时的生活异常奢侈，加上妻妾成群，鸦片烟瘾又很大，庆王府的日用开支浩大。日军占领天津时期，新业公司经营不力，业绩一落千丈，载振只得靠变卖古玩、珠宝、玉器维持生计。1948年，载振病死在天津。

载振的三弟也是个吃喝嫖赌样样都会的花花公子，在赌场上常常一晚上就输掉一两所房子。他的妻子、儿子、儿媳也跟他一样吃喝玩乐抽大烟，几年下来，把卖王府时分到的十几万元财产挥霍一空，然后就卖珠宝、玉器、古玩、首饰、衣物，最后终于陷入贫病交加的境地。载振于1925年死去，他的两个儿子后来靠捡破烂或向亲友乞讨为生。

醇亲王府在清末出了光绪、宣统两个皇帝，并长期领取亲王双俸。民国时期，其他王府的俸银禄米都停发了，唯独醇亲王载沣每年可以从清廷内务府领42万两“岁费”。直到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这笔岁费才停发。载沣父子不会理财，家里的财产都交给管家处理。因坐吃山空造成家境逐年衰落，后来只得变卖家产，将府中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都拿去典当、出卖。1939年，载沣将宣武门内太平湖的府邸卖给了日伪政权，得款20多万元，存入银行吃利息。抗日战争胜利后，位于后海北沿的醇王府的境遇比起其他王府来要好一些，还没有当卖一空。

民国时期的八旗贵族子弟中，一些人因饥寒交迫而死，一些人逐步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还有那个肃亲王的女儿、知名度很高的金璧辉，投靠日本军阀，摇身一变成为日本间谍川岛芳子，曾在北京城作威作福，抗战胜利后在北京被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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