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雕塑有何成就?对后世有何影响?

中国古代雕塑前后几千年发展从秦汉形成发展时期到魏晋的成熟期，隋唐鼎盛时期，再到宋元明清停滞和衰落期。艺术风格不断包容外来文化，民族化，世俗化。

　　中国每个时期都有其不同的风格。唐代在经历了战争和动荡以后，在一次得到统一和安定，达到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最繁荣的历史时期，也带动雕塑艺术的发展出现转折和发展高峰。雕塑在隋朝和初唐进入转折阶段，在融汇了西域艺术之后到了盛唐时期雕塑艺术发展进入新的高峰，制作了许多不朽佳作。这一时期设有专门的机构，可以集合全中国的人力，物力来建设石窟，庙堂，陵墓等大型工程,在这些工程中，雕塑当然就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唐代因社会风气开放，人们思想活跃，精神相对开放，雕塑艺术因此十分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及外来文化的大量传入。政治长期稳定，各民族各地区，各国家间的文化艺术频繁交流，相互融合，使唐代雕塑艺术风格能够在不失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其他民族丰富优秀的经验，不断的丰富自己。雕塑艺术的发展由此而获得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雕塑的门类发展有了陵墓雕刻、随葬俑群、宗教造像等，在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是后来各个时期未能企及的。现就唐代雕塑艺术的民族化、世俗化、包容性细谈如下:

　　1 唐代雕塑艺术的民族化的过程

　　唐代初期刚刚结束了战争局面，雕塑艺术在风格上既有南北朝的延续，又结合了新的因素，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雕塑艺术开始民族化。例如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唐代献陵石犀体形庞大，两眼看着前方，四肢粗壮有力，整体造型单纯简洁明快。有明显的中国写意的风格，又在细节上雕刻有鳞片以表现粗糙厚硬的皮肤做出犀牛皮肤的质感。具有整理综合前朝以来雕塑的特点，又在细节上加以修饰是中国自己的风格特点，受写意风格影响，反映了初唐大型石雕在过渡期的风格。盛唐雕塑雕塑风格更加民族化。主要因为盛唐时代的文化发展昌盛，政治，经济发展到最高峰在这种环境下雕塑艺术出现了“曹吴二体，学者所宗，雕塑铸像，亦本曹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1）等说法。意思就是说吴道子和曹仲达在雕塑上的成就，也是后人无可比拟得。据说这时期汴州相国寺排云阁的文殊，维摩菩萨就是吴道子所塑。《松高僧传·慧云侍》称“天宝四载造大阁，号排云……文殊，维摩是王府友吴子装塑。”（2）

　　而中国佛教造像的形式与内容早期大有以印度人的形象出现的，魏晋南北朝以前中国在佛教造像上几乎没有自己的东西，是以印度人的形像作为佛教造像。自己的雕塑造像都趋于写意，如西汉茂陵外的马踏匈奴，卧虎，卧牛，人抱熊……都是大写意的手法做的，不适合用在佛像上。在佛像雕塑创作上没有中国本土的东西都是照搬印度人的形象。中国佛教雕塑风格最早来自印度笈多造像的薄衣贴体风格，自从北齐画家曹仲达在不改变外来佛教基本面貌的前提下，将外国人的形象改造成中国人的样子开始，这种雕塑风格逐步代替了外国人形象的雕塑。到了唐代，又由于社会风气开放，雕塑艺术因此十分富以想象力和创造性，工匠们把这种表现方式用在雕塑的制作上。雕塑在融入外国的风格后就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曹衣出水”。

　　唐代佛教雕塑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发展起来，在开元四十年出现了玄宗赐《御注金刚般若经》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敕海州各以廊下定形胜寺观，改以开元为额……天宝载三月，两京及天下诸郡，于开元观，开元寺，以金铜铸元宗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躯。”（3）可见当时佛教雕塑的兴旺。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唐代佛教雕塑艺术对外来式样更加民族化。新传入的佛像图本总能很快被融入本土的造像中去。

　　再加上在武则天的提倡下，大部分的人相信佛教，相信开窟造像是积功德是百姓们做的“福田”，种善因得善果死后就会有好的结果。所以许多人出资请人建寺开凿造像，在石窟雕塑中也可以开凿自己的形象与佛像一起出现。有的出资供养人单独做出供养人像置于佛像旁边。皇室或贵戚的供养人像一般都以列队出行式的礼佛场面出现。

　　唐代敦煌莫高窟是佛教雕塑规模最大的地方，据说盛唐时莫高窟开凿数量多达1000余窟。现在我们到莫高窟可以看到的唐代雕塑也占所有雕塑的三分之一。我们从敦煌飞天的发展其实也可以看出唐代雕塑艺术的越来越民族化。比如敦煌北魏飞天形体玲珑，在石窟上空势如飞鹤，但线条粗犷愚钝。而到了隋朝，飞天基本上都是头戴宝冠，上半身半裸，身上披彩带，虽然飞天的肤色，已经由红变黑，但可以看出姿态多样，绕窟飞翔最典型的是天女散花型。到了唐代飞天已经了将外来艺术形式巧妙的融如自己民族的风格，形成自己艺术上独特的风格，飞天飞绕在洞窟周围犹如在天空飞翔，有的脚踏祥云，如同从天而将；也继承隋朝天女散花式样，手托花盘，将花瓣洒落天空。她们的衣裙朝一个方向有动感，显得那么轻盈、美丽动人。与前代相比风格更加民族化从而推动雕塑艺术的民族化的风格发展。

　　2 唐代佛教雕塑艺术的世俗化

　　佛教雕塑艺术的世俗化指雕塑所表现的宗教性的东西减弱，而艺术性的东西加强。在大家把佛教人物作为可以救助自己的神以后，发现神的形象离普通人太远了，为了拉近佛教与普通人的距离，使大家觉得菩萨就在大家身边并使佛教的形象更加的亲切便将神的形象拟人化，这样创作出来的雕塑形象本身似曾相识。在佛教雕塑中以神的美好幻想来表现人间的生活，也就形成了这一时期佛教造像写实的制作方法。这样使雕塑更符合人们的愿望，使普通人更容易接受佛教中的“神”。例如莫高窟第432窟是北魏的彩塑，做的是一佛二肋侍菩萨这种佛教雕塑基本模式。佛为坐式，而肋侍菩萨为立式。从图2彩塑已经可以明显看到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融合,图中佛坐在中间内穿僧衣，但外面却套以汉式的对襟大袍。在左右各有一肋侍菩萨立于旁边,左右两个肋侍菩萨都头戴宝冠，面部表情丰满，头后面的壁画有火焰纹背光，其整体动态成明显的S形，上身半裸披着彩带，含笑俯视众生，表情生动。左肋侍披巾披肩，右肋侍披巾相交于腹前，披巾是青绿前叠晕染。这一造像没有了早期佛教造像的苦涩，而有的是如同生活在尘世生活一般的宁静祥和。这种将菩萨造像拟人化的制作方式开始打破宗教禁锢的气氛。世俗化的造像使参拜者更容易接受宗教的观念。

　　到了唐代由于统治阶级依附佛教控制百姓思想，与佛教形成了长期的凝固的同盟关系。因此，佛教雕塑世俗化也是从那时兴旺的，“武后之世，在政治方面，为害之烈，人所共知;然在美术方面，则提倡不遗余力，于佛像雕刻,尤极热心。出内努以建寺塔，且造像供养焉。就初唐遗物观之，唐代造像多在武周。其中精品甚多”（4）龙门石窟现今最大的一个窟得菩萨造像据说就是按武则天的原貌铸造的。从这起佛教雕塑世俗化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情感，也可以是佛像创作的材料。

　　梁思成说过菩萨造像“日常生活精形殪已渐渐侵入宗教观念之中，于是美术，其先完全受宗教之驱使者，亦与俗世发生较密之接触。故道宣于其《感通录》论造像梵相，谓自唐以来佛像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儿，而宫娃乃以菩萨自夸也。”（5）

　　唐代敦煌石窟所塑造得菩萨造像，基本上依据当时以胖为美的典型形象例如盛唐－中唐莫高窟194窟菩萨就是以女性形象出现，对于衣饰的刻画与描绘也符合女性的身份样式。而且身体修长，裙带飘逸，衣摺样式自然下垂，与腰部彩绘相衬，充分表露出整个体躯的形象美。这一雕塑姿体挺秀，丰满，面部表情生动，而且造型比例准确,姿态非常生动,轮廓曲线富于变化。感觉是富有才能的唐代雕塑家将菩萨雕塑的栩栩如生来表达人世间的美的典型。体现出当时流行的“以胖为美”的风格，佛教雕塑的主流风格趋于世俗化，到中唐以后佛教艺术明显走向世俗化，雕塑从题材到样式更符合老百姓的心理需要与宗教禁锢人们思想的意愿渐渐不同，在风格上表现为雕塑的神的气质削弱更接近与普通人的形象及服饰越来越琐细化，很多雕塑作品直接就是雕刻普通人的形象出现。

　　与北魏的宗教雕塑艺术的肃穆相比，唐代的佛教造像更加注重人物雕塑的生动性和人物的性格，在制作处理佛教群雕人物关系时，把握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例如唐代敦煌的第45窟就是以群雕人物出现的，佛祖与弟子伽叶，阿难，两菩萨两护法七者的塑造就有多种形象的变化。佛坐正中，佛祖的两个弟子一老一少，一个汉族人的形象，一个印度人的形象，站在佛的左右，尽管都表露出忠诚的神态，但仍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情不同。旁边两菩萨含笑俯视，上半身裸露披巾披肩，两护法力像，四肢肌肉发达感觉凶狠，更加衬托出菩萨的慈祥。不同人物塑像是群雕人物关系，将心中的神拟人化的表现也是世俗化的特点。

　　梁思成在《中国雕塑史》中也说“玄宗之世为中国美术史之黄金时代。开元间，玄宗励精图治，国泰民安，史称盛世。帝对于诗画音乐尤有兴趣，长安遂成艺术中心，梨园音乐，首帝创始。唐代美术最精作品诒皆此期作品，李林之诗，龟年之乐，道子之画，惠子之塑，皆开元天宝间之作品也。”（6）

　　他所指的“惠子”就是杨惠之。据说他参与制作了长安，洛阳两地很多雕塑。还总结过雕塑经验，写成《塑决》一书，但最后失传，后人誉他为“塑圣”。千手观音就是他的首创，手拿许多法器救助百姓的神以女人形象出现，使人们更加容易接受佛教的教诲，更加相信佛教的善意。

　　到了晚唐时期，虽然政权分裂。但是这一时期雕塑艺术风格更加世俗化，更加写实，材料使用也更加广泛，这样一直延续。

　　3 唐代雕塑艺术的巨大的包容性

　　唐代开放的政治环境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唐代的外交空前的繁荣，唐王朝同世界各国进行着经济文化交流。其规模、层次和力度都堪称中国古代之最，把外国文化融入中国自己的风格，大唐文化也因此而显示其强烈的包容性，对此在雕塑上尤为明显。

　　唐代的唐三彩俑人雕塑可说是反映了当时百姓生活的典型，达到了中国古代写实人物雕塑艺术的高峰。这与当时的丧葬风密不可分。唐代是中国封建王朝最早对陵墓制造的等级，随葬品的摆放顺序与主人的身份划分有明确规定的时代。大批贵族、大臣、王室人员死后，厚葬成风，人佣动物佣成为陪葬的最主要物品这种风俗影响到百姓 。唐三彩釉色主要就以褐黄、 土红、翠绿、为主。夹杂白、蓝、红、淡青和黑等色彩。造型精致，釉色斑澜，其所反映人物动物的生气勃勃的形象，为古代雕塑艺术的珍品。因此，唐三彩俑塑在我国雕塑艺术史上是非常的重要的。

　　唐三彩雕塑中对人物，动物的造型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唐三彩表现各种动态的骆驼、牛、马、羊等等动物和仕女、普通百姓甚至胡人，雕塑者了解掌握动物人物的结构比例，赋予创作的雕塑作品更高的精神气质。在丝绸之路开放以前骆驼是西域的交通工具，中国没有骆驼这种动物，而骆驼在唐代在对外交流中是主要的运载工具。因此骆驼这种外来物与马一起成了唐三彩中经常出现的动物，而且将骆驼形象做的形神兼备。

　　自从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中亚西亚诸国的人，纷纷来到中国。在古代的诗文中，我们常常能看到“胡儿”，“胡姬”一类的字眼。“依椅将军势，调笑洒家胡”（7）据说，从北魏开始洛阳的胡人就有万家之多。唐代全国各地都有胡商。安禄山就是胡人大将。李白有写到“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8）诗中对胡姬美貌的描绘，非常的生动传神。而唐人眼中胡人的形象是脸方、大眼、高鼻、厚厚的胡子、戴高帽。在唐代的雕塑中，就有许多胡人为对象创作的作品。著名的有《骆驼载乐佣》、《持杖老人佣》、《黑人佣》、《胡人头像》等都是做的胡人形象。例如唐代青瓷·《胡人头像》

　　是这类雕塑作品中形象最为生动传神的。头像中的胡人脸呈方形，头带高帽，帽上有花纹，双眼深陷，眼瞪的很大，鼻子也是经过夸张处理的，大而且高。鼻左右是两端向上翘起的胡子，胡子用细浅刻画。下颌胡须浓密，而且呈卷曲状，与嘴一起，整个头像造型夸张，但又有严格的写实手法。将西方的写实，细节，融入中国的雕塑作品中，融以自己的元素，从而体现唐代雕塑艺术的包容性。

　　一、中西雕塑文化内涵之区别　　中国文化自成一体，源远流长。自周始，宗法已备，其后商君，始皇封疆设陌，使中华文化世代相承，虽多次历经文化的整合和外来文化的入侵，但均以融会贯通和发展为最终结果。尧舜禹的宗教改革，奠定了奴隶制，也为中国古代政治的统一、文化的整合奠定了基础；殷商之时，“巫师文化”盛行不仅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连续起到了稳固作用，还成为隐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而后，儒道互补的思想与秦汉大一统的统治也都为两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延续起到了主导建筑作用。所以，中国的文化是遵循一条主脉络，以累积或叠加的途径发展的，是统一连续的。

　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罗马，而古希腊文化的产生又源于对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借鉴。xxx产生之后，将上帝、人和自然分离，形成了与古埃及、罗马文化的宇宙整体论不同的宇宙观。此外，西方文化以生产技术与贸易输入的积累为基础，最终促成了西方走向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并在历史进程中形成文化的破裂性与阶段性特质，而科学的方式也使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化一直以一种圆心的发展模式向外逐渐扩散。

　对比中西不同的文化模式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追求合二为一，把宇宙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是综合的一元论；西方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则以分析为手段，把世界视为不同的部分，追求一分为二，是解析的二元论。

　在中西思维模式发展过程中，西方形成了注重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并结合古希腊的理想主义和科学主义为雕塑艺术的典范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则强调直观意象，通过感觉来直观体验、感悟并把握对象的特征，由此形成了儒、道、释三家合一的理学思维，促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创作的基本观念和表现方式。这种直观、意象的思维方式侧重从特殊、具体的直观领域中去把握真理，它超越了概念、逻辑，成为一种创造性思维，显示了中国人在思维过程中活泼不滞、长于悟性的高度智慧。因此，也就形成了与西方注重分析、偏重抽象的思维方式所不同的文化特质。表现在造型艺术上，就形成了中国雕塑注重意和象的融合，注重通过意象之后的表现，营造写意艺术的观念。这种偏重象征、表现、写意、追求美与善统一的独特思维方式异于西方艺术注重比例、解剖、透视的精确、追求美与真的思维模式，造成了中西雕塑的差异。

　二、弘扬个性，追寻真实――自由国度下对美的探索

　在古希腊的艺术长廊中，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深深地打上了追求个性的印记，这自然离不开古希腊的社会背景。然而，艺术家们在雕塑创作中对艺术个性的刻意追求则起着直接的作用。罗丹认为：“在艺术中，有性格的作品，才是美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古希腊雕塑作品几乎都是个性鲜明的例证。在这其中，对人体美的发现与赞美既是古希腊伟大的艺术成就，也是显著的艺术特征，并成为表现个性的审美意识和传统。因为，大多古希腊的雕刻家们都精于解剖，他们对人体的比例、骨骼、肌肉的起伏，都谙熟于心，所以雕塑时才能得心应手。

　雕塑家们在注意面部表情的同时更注重描绘人体动态构成的曲线美，观察受到感情影响的运动中的肉体的真实反映。他们感到面部动作往往会破坏和扭曲头像单纯的端正感，因此，把人体理解为活的肌体、通过肌肉的运动来表现人物复杂的性格。罗丹说：“实际上，没有一条人体的肌肉不表达内心的变化，一切肌肉都在表示快乐和悲哀、兴奋和失望、静穆和狂怒，……。伸着两臂、斜倚的躯干是和眼睛与嘴唇同样能温柔地微笑”。古希腊的雕刻家把这种技艺运用得出神入化。

　《拉奥孔》被誉为是“希腊化”雕刻的典型代表作。在这个雕塑中，拉奥孔神情处于极度的恐怖和痛苦之中，正在极力使自己和他的孩子从两条蛇的缠绕中挣脱出来。他抓住了一条蛇，但同时臀部被咬住了；他左侧的长子似乎还没有受伤，但被惊呆了，正在奋力想把腿从蛇的缠绕中挣脱出来；父亲右侧的次子已被蛇紧紧缠住，绝望地高高举起他的右臂。三个由于痛苦而扭曲的身体，所有的肌肉运动都已达到了极限，甚至到了痉挛的地步，表达出在痛苦和反抗状态下的强大力量和极度的紧张，让人感觉到似乎痛苦流经了所有的肌肉、神经和血管，紧张而惨烈的气氛弥漫着整个作品。该雕塑中人物刻画非常逼真，表现了雕塑家对人体解剖学的精通和对自然的精确观察，以及纯熟的艺术表现力和雕塑技巧。这是一组忠实地再现自然并进行美的加工的典范之作，被誉为是古希腊最著名、最经典的雕塑杰作之一（见图1）。著名的米洛斯的维纳斯雕像也是通过女神那丰腴饱满的躯体和端正大方的容貌，体现着内在的教养和美德（见图2）。帕特农神庙外部回檐上的饰带浮雕《向雅典娜献新衣》，全长160米，高1米，约刻绘三百五十余人体和二百余五十动物。画面有坐着交谈的，有肩负祭品而行的，有策马而驱的，画面错落有致。即使是骑马的，每匹马都各有姿态，绝不雷同（见图3）。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充分显示了希腊雕像作品的个性和其对人体美的探索。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人类智慧的象征。作为西方文化的渊源之一，它以独特的风采和卓越的成就享誉世界，以至于“言必称希腊”。古希腊文化和作为希腊文化继承者的罗马文化，启迪了14―17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西方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而深远的推动作用。古希腊雕塑艺术的高贵单纯和静穆美丽同时也在整个西方美术传统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西方美术崇尚的典范模式，庄重的艺术品格和严谨的写实精神，都是从古希腊开始的。多年来,这种艺术精髓滋润着西方的美术精神生生不息。

　三、气势浩荡，显示威德――帝国统治之初地位的象征

　在中国，一直有“事死如事生”的传统。古人认为，人死后其灵魂是不朽的，在阴间也会有在阳间的各种需要，也会有你争我斗。因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社会地位，个人都会对自己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进行不同的安排。作为至尊无上的封建帝王，秦始皇为自己死后建立的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帝国。这个帝国的布局和设置，完全模拟生前的王国，有衣食住行之备，更有保卫这个地下王国的部队――秦兵马俑（见图4）。

　兵马俑是帝王陵墓的陪葬品，虽是用以慰藉死者的在天之灵，但其更重要的是宣扬帝王威德。这支被埋于地下两千余年，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秦代军人，是秦始皇的精锐部队。站在这气势浩荡的军阵前，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秦始皇当年指挥千军万马统一六国的磅礴气势。工匠们按照秦始皇的意志，以写实的手法塑造了这批对皇帝尽忠尽力的军人，整个军阵给人以威武、雄壮之感，无处不显示着秦始皇强权的存在和丰功伟绩。

　“在古希腊人看来，美是造型艺术的最高法律”。一方面，进行雕塑制作活动就是美化生活、追求艺术享受的过程；另一方面，在创作活动中，美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创作准则。即便是对神的塑像，也是人格化了的，体现着善与美。而秦俑的创作目的是建造一支为帝王守灵的卫戍部队，以显示帝王个人及其皇家的威严。在制作过程中，受皇权的支配，反映帝王意志的目的是高于艺术性的。古希腊雕塑与秦俑的一个明显差别就是前者以弘扬个性为本，后者表现气势宏伟以及整体上的协调统一。可以说，古希腊以弘扬个性见长，秦俑以表现宏大取胜。

　在塑造秦俑的过程中，工匠们只有执行严厉的命令而无表现和创造的权力，统治者的目的就是他们的目的。严格的写实是建造秦俑军阵的最高标准，这一标准贯穿始终。大到军阵的排列、小到发丝、甲钉都充分体现了写实精神（见图5、图6、图7）。但是，由于工匠们是被动的在实现帝王的目的，这种目的性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他们创作中的行为自觉。而艺术自有政治权力所不能替代和左右的规律，它总是在深层发挥着其本质作用，帝王的目的最终还是要通过工匠的创作才能实现，工匠们进行艺术创造所固有的目的曲折含蓄地流露出来并潜伏在作品的深层，这种矛盾对立的结果是帝王的目的不能真正实现。统治者的本意是让俑阵守灵，而不是赞美秦军。秦俑在这里不是为它自己而创作出来的，只是宗教的一种工具，它对自己所创造的感性形象更看重的是它的意义而不是美。然而，工匠们在创作秦俑的过程中，在写实的要求下，仍然坚持了美的准则。尽管创作目的不是表现美，但艺术规律即美的规律仍然发挥着作用，这成为秦俑高度写实性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古拙朴厚，意在形先――社会发展期对美和生活的追求

　汉代也是中国雕塑艺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是建立在统一的政治基础上，以及繁荣的经济生产基础上的，它出色地继承并发扬了前代的优良传统，使各种类型的雕塑创作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汉代雕塑成就首先表现在纪念碑式的群雕上，如霍去病墓石刻群雕在中国雕塑史上就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打破了汉代以前的雕刻模式，建立了更加成熟的中国式纪念碑雕刻风格，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现存霍去病墓石刻共有14件，均以花岗岩雕成，以动物形象为主，雕塑风格质朴自然，气魄沉雄博大，是西汉大型石刻的代表作。又如《马踏匈奴》，作者运用了浮雕与线刻相结合的手法，造型古劲朴拙，风格沉着浑厚，尤其是象征手法的运用使之极具艺术感染力（见图8）。而《跃马》的作者非常熟悉马的造型，他更善于利用巨形原石的自然形态，筹划马的图形于开动刀斧之先，并能在关键处施以斧凿，结合圆雕、浮雕及线刻等手法，去粗取精，以精湛的表现技巧刻画出高度提炼概括的汉代骏马形象。石马腿下部并不凿，客观上强化了跃马的雄浑与厚重（见图9），值得一提的还有《伏虎》、《石人》以及各种动物的石刻。

　霍去病墓纪念性石刻的重要特点是因石而得形，因形而造意，因意而施工。雕刻工匠们充分利用石块的自然形态，稍加雕凿，充分调动观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其实主要是道家的思想，不破坏自然本身，要天人合一，要顺乎自然，融为一体，这点和古希腊传统截然相反。他们都是把石头雕成人所需要的样子，而我们保留天然的形状，稍微人工雕凿，意在保留自然美，这个原则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雕刻艺术史。

　此外，“汉承秦制”，秦俑殉葬之制，也被汉代继承下来，虽是承袭前代传统，但在手法的多样化、艺术视野的拓展、时代特有的审美倾向上，无不展示出两汉陶俑的独特艺术特征。汉代的陶俑种类除兵马俑、侍者俑（见图10）、说唱歌舞俑外，还有家禽、家畜等动物陶塑和仓灶、井、磨、楼阁、田园等模型明器。虽较之兵马俑形制大大缩小，但形制精巧，面部表情自然生动，姿态更为丰富，并更贴近生活现实，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这其中尤以“说唱”、“杂耍”俑尤为突出（见图11）。

　四川省出土的东汉“说唱俑”（见图12）， 这件陶塑在人物动作及面部表情的刻画方面十分杰出，以大幅度的动作和丰富的表情展现了说书人的幽默神态。此说唱俑身材作短胖处理，头冠软帽，上身裸露，两肩微上耸，腹呈鼓状，下着戏装。左赤足曲蹲，右足赤着翘起，腹部前伸，背部向后倾，脸部颅圆额高，额前数道皱纹，眉眼呈似闭还睁之状，嘴半张，微笑吐舌。在夸张的眉宇间，蕴含着一股栩栩如生般的朴实和善的诙谐滑稽，似正说到一段极为精彩之处，脸部的表情显得眉飞色舞，极富想象力和感染力。整体塑像毫无繁琐雕琢，简约流畅、神形兼备、气势非凡，其绝妙之处便是汉代雕塑师善于抓住人物的瞬间动态，并配合以夸张的肢体动作，加强了人物的神态动势，刻画出说书人典型的瞬间情感特征，重在传神，质朴自然。在动势中表现人物的内在神韵，传达了古代先民对生活乐观豁达的人生状态。古代雕塑师借助酣畅淋漓的线条把人物形象塑造得如此逼真传神，当属汉代艺术家的杰作。

　五、小结

　雕塑艺术产生之初并不是作为艺术品，而是人们对神的敬畏和崇拜的产物，使用雕塑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追求美，而是统治阶级意志和权力的象征。不同的哲学观和政治制度下孕育出来的艺术形式也是千差万别的。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美学和艺术创作中广泛而长久流行的观念。中国人亲和地接近自然、认识自然，使之有效地指导实践的方法论，与西方人从论证入手进行逻辑分析，最后达到对事物本体精神的揭示有着本质的区别。把握了两种文化内涵的不同之处，也就把握住了中西雕塑艺术的主体发展方向。

　　中国的秦汉时期，上起秦始皇灭六国（前221年），下至曹丕代汉（220年），一共四百四十年的历史。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发展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空前发展和繁荣。在雕塑领域出现了以秦始皇兵马俑为代表的秦汉陶俑。我国的秦汉时期对应于西方，正是古希腊和罗马的黄金时期，这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蒸蒸日上的时代，在艺术领域也达到了颠峰。其雕塑作品，如雅典娜雕像、断臂的维纳斯等等，都是艺术殿堂中不朽的经典。然而，把中西黄金时期的雕塑艺术作一下对比，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在这些差异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邃的原因。

　　一、秦汉时期中西雕塑艺术的差异

　　秦汉时期，中国的雕塑在内容和主题上以人物为主，兼有动物和事物的雕塑。举两个例子，秦始皇兵马俑是以人物为主的军阵，中间夹杂着战车和马匹。汉文帝的阳陵中也出土了大量的人俑，如军人俑、文官俑和仪仗队俑等；另外，动物俑和事物雕塑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猪、狗、羊、房屋等等。而古希腊罗马的雕塑在内容上同中国有明显的区别。古希腊罗马的雕塑几乎全部以人物为主，而且这些人物不像中国雕塑中的人物，他们全是神话人物和英雄人物，如美神阿芙罗狄特、智慧女神雅典娜、亚历山大大帝、罗马皇帝屋大维等等。更有甚者，在古希腊罗马的雕塑中“一些抽象的思想——成了艺术的主题。”[1]这就是说这些人物雕塑不仅仅表现着人物本身，而是在人物雕塑的背后隐藏着诸如胜利、和平、疯狂等一些抽象的观念。比如说阿帕农神庙中的雅典娜雕像就是胜利的象征。这在中国的雕塑中是没有的，中国的雕塑都是表现着活生生的、实实在在、普普通通的人物。

　　在雕塑的风格方面，秦汉时期中西雕塑也存在着很大差异。总体说来，中国雕塑的风格是朴实、庄重的；而西方雕塑的风格是奔放和外向的。比如，秦始皇兵马俑，从将军俑到士兵俑，脸上的神色都是深沉而朴实的，“具有典型的古代中国人的气概。”[2]汉俑也基本如此。但是古希腊罗马的雕像却不是如此。比如，在著名雕塑《拉奥孔》中，三个人物赤身裸体被两条巨蟒缠住，脸上的神情恐惧得十分夸张，这是作者有意为之。又如，卡普亚的阿芙罗狄特，作者故意把她塑造成半裸的形态，以展示美神完美的体形。而且这些元素在古希腊罗马的大部分作品中都能看到。但是，这些外向、夸张的因子不存在于中国的雕塑中。

　　在雕塑时，使用的材料，中西也不尽相同。中国主要用陶塑、木刻，或者铁、铜铸。长沙马王堆汉墓、汉文帝、景帝等的墓葬中都出土了大批的陶人和木偶人。用金属铸造的雕塑以铜铁为主，如长信宫铜人、马踏飞燕等雕塑都是以铜为原料。但是少量的也用铁，毕竟铁是一种重要的军事物资。贾谊这样描述道：“（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3]相比之下，古希腊罗马的雕塑主要以大理石为原料，兼有少量的铜质雕塑。

　　二、秦汉时期中西雕塑艺术差异形成的原因

　　秦汉时期中西雕塑艺术差异的形成，直接原因当然是中西审美观的不同。中国的审美观强调的是一种集体之美。不论秦始皇兵马俑还是汉俑，展现的都是强大阵列的威严、庄重之美。这种美是在众多的人俑的排列、组合、相互联系当中显现出来的。而古希腊罗马的雕塑强调的是个人所展示出来的美。例如创作于前19年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雕像：目光炯炯，好像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右手举起，仿佛指挥着自己的军队；左手持矛，似乎时刻准备着武力征服；胜利之神在他脚下，给予他无尽的力量。即使是群体像，希腊和罗马人也不希望在整体中展现美。再如帕加马祭坛上表现宙斯和雅典娜与举人战斗的浮雕，一共有几十个人物，但作者主要想表现的是宙斯和雅典娜，所以刻意地表现这两个主人公，使之在整个浮雕中占支配地位。这种情况在秦始皇兵马俑和汉俑中是找不到的。

　　另外，西方的审美观强调直白、明晰、奔放；而中国则强调委婉、内敛、保守。比如在西方的雕塑中，男子和女子多为半裸或全裸的姿态，给人一种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这是因为希腊罗马人欣赏人类魁梧、圆润的体格，“希腊大师们则把这种不松弛、没有多余脂肪的造型赋予他们的雕像。”[4]但是，这在中国的雕塑中是绝对找不到的。这并不是说明中国的雕塑家不重视人体之美——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只是表现的方式有不同。例如，秦始皇兵马俑的士兵在盔甲覆盖之下的肌肉非常饱满，使人联想到他们孔武有力的体格。但是和西方直观就可以感觉的效果不同，中国的雕塑家希望间接、婉转地去表达这种美，希望观众去联想、去感受。

　　在中西审美观的不同，这个造成秦汉时期中西方雕塑艺术差异直接原因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最主要的，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埃及、巴比伦、印度的文化，比较上皆在一个小地面上产生。独有中国文化，产生在特别大的地面上。”[5]具体来说，中国的文化是在东亚这片广大的大陆上产生的，是一种典型的大陆型文化。其显著的特点就是产生了农耕文明。由于从事农业生产要把农民牢固的束缚在土地上，并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发展并战胜自然灾害，所以产生了以崇尚内敛、信仰集体力量为核心的审美观。这种文化意蕴在秦始皇兵马俑和汉俑等雕塑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而西方文化则是在尼罗河三角洲、巴尔干半岛南部和亚平宁半岛这些分布在沿地中海狭小的地域上产生的，是一种典型的海洋文化。这种文化和我们以农耕为核心的大陆型文化不同，它强调冒险和征服，极具扩张性。因此，特别推重个人的力量、英雄主义的行为和侵略性的气质。所以，这种文化反映在雕塑艺术之中就会特别突出个人的英雄气质和外向、奔放的审美情趣。

　　三、结论

　　文化，是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表露和展现，并会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等领域表现出来。雕塑作为一门艺术，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秦汉时期的雕塑艺术和古希腊罗马的雕塑艺术，虽然大体上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但是表现出很大差异的根本原因。由于中国的雕塑艺术受到中国特有的大陆型文化的影响，显现出崇尚群体之美、内敛、保守的审美气质；而西方的雕塑艺术受到其海洋文化的影响，展现出强调个人主义、外向、奔放的审美情趣。从而导致了中西雕塑艺术的种种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秦汉时期的中西雕塑作品中，而且影响了整个中西雕塑艺术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