亥进在什么朝代当官？

去什么朝代当官，这个选择很重要。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皇帝年幼任你玩弄于股掌之间，结果一睁眼发现自己站在海船上，怀里抱着小皇帝，这就太坑爹了。

首先，当然要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尽量不要选择战乱的时代，否则一不小心被大字不识的兵砍了，不划算。接下来，就要选择和平时期的不同朝代了。

秦代之前，当官以世袭为主，有个好爸爸比什么都重要，这个主要靠投胎，请出门左转找宗教局，看看他们有没有相关文件。当然如果你很有学问，周游列国，用你的三寸不烂之舌征服诸侯，也可以求官，比如百里奚，秦穆公听说他是个贤人，派人以五张黑公羊皮把他从楚国换回，拜为上大夫。

秦代命短，不考虑。汉时代做官就不用非得拼爹了，有了察举制度，地方官会在地方上考察贤人，推举当官。考察的科目以孝廉、茂才、察廉、光禄四科为主。总的来看，这种选官方式最看重的是思想品德，比如孝廉就是孝顺、正直，光禄是质朴、敦厚、逊让、有行，察廉是清廉，只有茂才，大概就是说是个人才，具体人才在什么地方，也语焉不详。所以，这时候要当官，一靠在当地的名声，二靠跟地方官的关系。

在墨家盛极一时的年月，很多墨家的门人弟子都被推举到各国做官。但是,做官的墨者都必须忠实于墨家的学说, 如果不能推行墨家的主张,就要依据“背禄而向义”的精神，自动辞职。所以, 墨子的弟子高石子因卫国君主不采用他的意见，便辞官返回,而得到墨子的赞扬。

在《韩非子》五蠹篇中记载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鲁国人跟随君主作战，多次战斗他都从战场上逃跑。孔子问这个鲁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说自己家有老父，如果自己死了就没有人供养老人了。孔子认为这个人很孝顺，于是向鲁君推举他做官。（原文：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

孔子为什么要推荐一个多次从战场上逃跑的人做官呢？按照我们今天的观点，这样的逃兵简直可以在战场上直接就地正法，至少也得送上军事法庭审判发落。难道孔子这次发烧犯错了？难道孔子鼓励临阵逃脱？难道孔子受了这个鲁国人的贿赂？不是的，都不是的，孔子待人接物从不马虎，从来都是明察秋毫的，“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

孔子这么做自有他的道理，这样做恰恰体现了孔子的世界观和人格，也是由孔子当时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决定的，概括起来说就是由孔子极度重视孝悌的道德观，不好征战、不尚勇武的性格，以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的社会图像一起决定的。

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其核心就是希望通过建立清明的礼义道德秩序来实现社会和国家的和谐健康发展，孔子主张“克己复仁为礼”。如何克己？孔子以及他的弟子最为倡导的就是孝悌，孔子在评点自己的弟子时，排在德行前列的四位弟子--颜回、闵子骞、冉伯牛和冉雍都是孝悌典范。《论语》的开篇部分记载了孔子的得意弟子有若一段非常经典的儒家语录“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孔子和他的门徒对孝悌的推崇，由此也不难理解孔子在得知这个逃兵是因为想尽孝而逃后，非但不加怪罪，反而大加褒赏了。

我们都知道孔子主张以德王天下，非常反对以武力讨伐压服。在孔子眼中，即使是一般的争执也是很文明的，比如孔子曾以射箭来比喻君子之争，“揖让而升，下而饮”，又是打揖又是饮酒，竞争简直就是非常和谐文明的活动。孔子曾说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句话一点都不符合军事常识，但是很有平民豪气，所以常被引用，从上面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读出，这句话里的匹夫之志其实是指孝悌之类的正义心愿。子贡曾经问孔子如何处理政事，孔子回答“足食，足兵，民政”，子贡接着问它们谁最重要，谁最不重要，孔子回答说三者中军备最不重要，这也充分体现了孔子对征战的反对。卫灵公曾向孔子请教军队如何排兵布阵的问题，孔子大为反感，“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并且很快就离开了卫国。孔子极力反对征战，自然也就不象一个主张以武力征讨天下的人一样对逃兵严厉。

孔子主张为人要温良恭俭让，要温柔敦厚，对好勇斗狠极不赞成，对于勇而无礼最不赞成。子路曾问孔子君子是否崇尚勇敢，孔子回答说君子最崇尚的是礼义，“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孔子反对盲勇，反对有勇无谋，“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并就此告诫子路“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孔子不尚勇武，自然也不以战场逃跑一票否决这个鲁国人。

最后，我们也应该看到，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四分五裂、诸侯纷争的年代，虽然有五霸七雄的说法，其实更多的是些小地盘的诸侯国，这些国家的社会、政事、人民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野，孔子就说过“鲁、卫之政，兄弟也”，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国家和民族心理图式还没有真正形成，因此也就没有后来岳飞那个时代所谓的“精忠报国”的意识，也没有今天我们这样强烈的国家与民族意识，孔子也曾经在别的国家辅助过政治。所以孔子也不会产生“这个人连国都不爱还会爱家吗”这样的思想矛盾，是以在我们今天看来孔子似乎是责罚不明，甚至责罚混乱的做法，其实只是今人的误解而已。

著名哲学家克罗齐曾说过一句经典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里包含许多深刻的哲学道理，其中有一点就是，由于历史都是过去的，但铭记和考察这个过去的历史的是生长在后世今天的人们，而今人的眼光意识是在当今的环境社会中形成的，对于在过去的环境社会中形成的事实，我们的理解往往是有偏差甚至是很大偏差的。克服这种偏差的办法就是结合当时的环境社会去思考历史，对待孔子奖赏逃兵这样的史事，我们就要用这样的办法。